《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的优莠

　　    一

　　 

　　    除作者是悬案外，《金瓶梅》（下简称《金》）的版本，不像《红楼梦》的版本那般复杂，但并非就没有话题。就现在一般的认知，《金》主要由两个（另说三个）版本构成的。一是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金瓶梅词话》，一是在清初流传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前者，据说初刻在明万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金》的最早版本为庚戌本即1610年），后者初刻在明崇祯。如果这些可以坐实，那么，《金》的版本可以简化为《金》万历本与崇祯本。但问题是，这两个版本孰先孰后？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刚发现《金瓶梅词话》的当时）认定《金瓶梅词话》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后，并未形成统一意见。特别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这种认知遭遇挑战。一派继续肯定前者先于后者，如戴鸿森、王汝梅等便认为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另一派则反对这种说法，叶桂桐（2015）推翻鲁迅、郑振铎等的认定，认为两者不仅不是母子关系，而且前者还晚于后者。第三种看法比较中庸，认为两者是兄弟关系。本文不讨论两个版本的先后关系，主要讨论两个版本的文本优莠。因此，前者不标“万历本”而标“词话本”，同理，后者不标“崇祯本”而标“绣像本”。

　　 

　　    “词话本”在相当一个时期，至少是在它发现以后到整个二十世纪，都被看成是一个较为完整而又成熟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992年第一次印刷的由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即是这种认知的表现。戴本是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印行的最为完备（除删掉涉性描写近2万字外）的版本，也是具有共识的最为规范的版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印简明《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用的即是万历丁巳即1617年本作底本，补以崇祯本。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出版梅节的校注本《金瓶梅词话》也是这一系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王汝梅校点的《金瓶梅》则属“绣像本”系统。这一系统，随着抑“词话本”扬“绣像本”的思潮，特别是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2014年同上简称《秋》）的传播，两个版本系统的平静被打破。即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金瓶梅》也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秋》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词话本”过重过多的伦理说教（即“教化”）妨碍了小说人物人性的复杂叙事（《秋》5页、63页等），一条是“绣像本”的叙事与描写比“词话本”干净（《秋》7页、160页等）。前一条说的是小说的主旨趣味，后一条说的是文本本身。其实，这一“词莠绣优”之说，并非今天新论。“文革”结束，禁区不禁。1980年，吴星在梳理历代版本时，就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吴星讲，就连在题目上，“万历本题目”比绣像本“文字粗俗”（吴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南洋本的前言，董玉振多次提及“绣像本”比“词话本”高明。而且就单一回目看，董说“就第五十四回来看，崇祯本也比词话本高明”。本文所述即以第五十四回展开。

　　 

　　    二

　　 

　　    五十四回回目，词话本作“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绣像本”作“应伯爵隔花戏金钏，任医官垂帐诊瓶儿”（本文所引《金》文字，“词话本”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戴本，“绣像本”引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即康煕三十四年影松軒藏本PDF扫描本）。清人张竹坡对此回的总评“此一回既影瓶作死，复遥影莲摧梅谢”。张竹坡评点的《金》的底本是“绣像本”（清初的张竹坡也许没有看到过1932年才发现的“词话本”）。因此，张的评点完全依托于绣像本。100回的《金》里，其文字、叙事与题旨差别最大的有两回：第一回与第五十四回。第一回，词话本（“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依托于当时《水浒传》的市民基础与社会影响，由《水浒传》的第二十二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到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直接契入或导入到《金》。“绣像本”则完全抛开了这一楔子，直接进入到西门庆（绣像本作“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哥”）叙事。“词话本”的文字长度大于“绣像本”（第五十四回的文字长度类同），抑“词”扬“绣”者认为，“词话本”比“绣像本”多了许多冗赘而使行文不干净。从《金》的成书过程来看，即以这种以说书的方式展开的文本，“词话本”或许更接近《金瓶梅》的成书缘由与过程。由此，“绣像本”不以武松打虎、与亲哥相认、与潘金莲纠葛等的“水浒传”根由出发，是说不过去的。尽管“绣像本”在第一回里似乎比“词话本”更直接进入西门庆叙事，但是“词话本”的“伏脉千里”这一影响清以降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至深的构思和技巧，则在第一回里率先使用，并在后文里不断得到回应。如果没有第一回武松与潘金莲之关系、武松与武大郎之关系的交待，我们就会对八十七回（“词话本”作“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绣像本”作“王婆子贪财忘祸/武都头杀嫂祭兄”）里的武松大开杀戒一事莫名其妙。而在“绣像本”里便没有这样的铺垫和“伏脉”。

　　 

　　    第五十四回，前半节写西门庆的首席狐朋狗友应伯爵，后半节写任医生为瓶儿看病。无论从文字的长度还是叙事的方式，“绣像本”与“词话本”差异甚大。在“词话本”里，详尽地叙述和描写了应伯爵作东聚会的场景。几乎可以断定的说，在这一章里，应伯爵是主人公。词话本此回把一个依附于西门庆的无赖和市侩，写得鲜活无比。没有哪一回像这一回写的应伯爵，极尽声色犬马，又极尽人情世故。这日，应氏请诸友一聚，先是在城里花天酒地，还不尽兴，便带上两妓女，与众友买船郊外，到刘太监的园子里再吃。“词话本”写这两地、写置身于两地的各色人物，细细写来，移步换景，张驰有序，不动声色，且又暗藏“杀机”。依附于西门庆的这伙滥友，看似温情，实则各怀主意。譬如，吃酒之前，应伯爵就对诸友说，我做主人当然可以，不过“你们也着东道来凑凑”。意思就是我应伯爵一人虽行，但也得要大家来凑，也就是今天AA制。应伯爵的小气与精明，在随口一说中毕现。于是有了白来创用扇子抵银两、常时节用绒绣汗巾凑份子的趣事。应伯爵本就是一个超级混混，“词话本”写得清楚：“原来应伯爵在各家吃转来”。“词话本”还补充写道，正是这种“各家吃转”，应伯爵才做到了“色色俱精”。这为后来西门庆死时众狗友作鸟兽散埋下伏笔。“词话本”第八十回（“陈经济窃玉偷香/李娇儿盗财归院”）写道“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兄弟，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绣像本”第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李娇儿盗财归丽院”）也有这段描写（虽然“绣像本”比“词话本”简略些）。如果不在第五十四回对应伯爵这般极尽的铺陈，我们怎么会在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看到应伯爵的行为和嘴脸如此地秽臭不堪！同样，也看到西门庆一类人的行为是那样的不堪却又那样地悲凉！而“绣像本”对此的描写与叙事则简单多了。

　　 

　　    诚然，第八十回对应伯爵的这段描写与叙事，有如《秋》不太认同的“词话本”里过多的“说教”。但当我们把第八十回的这段“说教”与第五十四回的细节场景描写联系在一起来读，那么，“词话本”的说教，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事出有因”。我们知道《金瓶梅》是一部披露社会黑暗和人性黑暗的杰出小说，如果一部《金》只有披露和揭橥黑暗，没有作家的“亮色”，那《金》一书一定少了许多色彩。这是其一。其二，明清以降的中国古典小说，发端于市民社会，如果仅有花哨的故事和带有色情的情节而没有说教，除了它的传播会出现问题和阻碍外，再就是它的历史意义会受到削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其“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而且“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从鲁迅的这些评价看来，鲁迅非但没有指责《金瓶梅》里的“教化”，反而对此“教化”给予肯定。所以鲁迅说，《金》“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事实上，明清以降的小说，无论明代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还是《西游记》，无论清代的《红楼梦》，还是《聊斋志异》，“教化”一旨，无不在这些小说里得以显现。就以这第五十四回的楔子诗作例，也可见一斑。“绣像本”的楔子诗，是一小令《浪淘沙》：“美酒斗十千，更对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闲？起舞酬花花不语，似解人怜。不醉莫言还，请看枝间。已飘零一片减婵娟。花落明年犹自好，可惜朱颜”。“词话本”的楔子诗，是一首七律：“来日阴晴未可商，常言极乐起忧惶。浪游年少担红陌，薄命娇娥怨绿窗。乍入杏村沽美酒，还从橘井问奇方。人生多少悲欢事，几度春风几度霜。”尽管小令里的“花落明年犹自好，可惜朱颜”有预言的作用，即张竹坡对此回的总评“近影瓶儿死、远影莲摧梅谢”。但是整个词与第五十四回没有多大关联，倒是“词话本”的这首“七律”，几乎丝丝入扣于“词话本”第五十四回的叙事。即劝告西门庆应伯爵等一干人物，其行为其下场“极乐处时便是极悲”。这教化，一源于佛教的因果，二源于儒家的劝善。无论因果还是劝善，这首七律用于暗喻第五十四回的场景与叙事，十分吻合。“绣像本”的小令，倒显得有也可无也可似的。随便说一句，关于楔子诗，“词话本”与“绣像本”有很大的不同。“词话本”多为诗，“绣像本”大都是词。从诗与词的关系和先后来看，词是诗的“诗余”，词与诗相比，词比诗可能更加感性，如词的正脉“婉约”以及词的先声与发轫《花间集》。有趣的还有，“绣像本”的楔子诗多是词，但在第一回则用的是诗；“词话本”的楔子诗多用的是诗，但第一回则用的是词。“词话本”词作：“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与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绣像本”诗作：“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两本两诗词意思相近，但两两比较，“词话本”因其“教化”更具其历史的厚度；反倒是，“绣像本”的诗有些飘浮的“教化”罢了。

　　 

　　    三

　　 

　　    “绣像本”与“词话本”在这一回里，有一个细节得专门一说。那就是“绣像本”作为回目的“应伯爵隔花戏金钏”。这一细节，两本都有，即应伯爵调戏妓女金钏一事。“绣像本”比“词话本”多一细节：“不防常时节从背后又影来，猛力把伯爵一推，扑的向前倒了一交，险些儿不曾溅了一脸子的尿。”“词话本”没有这一细节。应伯爵作为西门庆的食客和跟班，其秽行其丑德，不比西门庆差。但毕竟，《金》不是主写应伯爵的。或者说是从写应伯爵的秽行，从其他角度影射西门庆的秽行。像这种秽行以及由应引发的另一种秽行（即《秋》所说“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即是”），确实是《金》的主叙事，但并非一定是这节的主叙事。“绣像本”把应伯爵调戏金钏的这一秽行写进回目，显然小题大做，远不如“词话本”的回目“应伯爵郊园会诸友”那样，更能呈现西门庆及西门庆诸友的种种秽行，而不只是应伯爵一人，更不当是应伯爵此回的所谓“隔花戏金钏”一事。随便一说，对于这一细节，张竹坡有两段旁批，一段是“情理必至，却写得出”，一段是“一转更奇”。前一段表扬《金》敢于写男性在女性小解时调戏一事，后一段指应伯爵差一点跌交吃金钏小便一事。在我看来，张竹坡于此的两段旁批，过于看重这节的调戏文本，忽略了对整回文本“教化”的叙事。因此，甚至有可能放松了我们对《金》的整个文本的认知。《秋》批评《词话本》的一些回目“毫无含蓄与体面可言”，恰恰在这第五十四回，“绣像本”的回目，太过于淫秽，而“词话本”的回目，倒比“绣像本”的回目含蓄体面多了。

　　 

　　    四

　　 

　　    第五十四回，上半段写应伯爵郊外聚友，下半段写李瓶儿就诊。李瓶儿生了官哥儿后，似乎一直有病。就在西门庆与应伯爵一伙在郊外花天就地时，家人来报，李瓶儿急需看医生。与应伯爵聚友一样，“绣像本”比“词话本”简单得多。“词话本”在任医官进府看病之前，有很长一段（近400字）关于西门庆与病中的李瓶儿交流的描写。“绣像本”则不足100字。重要的是，“绣像本”里请任医官到府上看病，好像只是西门庆的一桩例行公事。而在“词话本”却是另外一种叙事：听说李瓶儿病了，“西门庆来家，两步做一步走，一直走到六娘房里”，走到床边，“只见李瓶儿咿嘤的叫疼”，于是“词话本”写道：“西门庆听他叫得苦楚，连忙道，‘快去请任医官来看你’”，接着“西门庆攒着眉，皱着眼，叹了几口气”。“绣像本”把“词话本”所写的这些一律省去，只写作：“西门庆见他掉下泪来，便道：‘我去请任医官来，看你脉息，吃些丸药，管就好了。’便叫书童写个帖儿，去请任医官来”。凡读《金》都知道，官哥儿走，预示李瓶儿大限在即。在李瓶儿大限即至和李瓶儿死后托梦的第五十九回、六十回、六十一回、六十二回、六十三回，以及七十一回里，我们看到了《金》的另一种叙事，那就是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同情、怜惜与真情（是不是爱情也很难说，此说可参阅笔者《李瓶儿在幸福中死去》，载《湖南文学》2017年第9期）。这在整部《金》中是罕见的。或者说，用了整整六回的文字，极详尽地描写西门庆与李瓶儿的这种关系，是不同寻常的。甚至可以看成是在这一部专写社会及人性黑暗的《金瓶梅》里一丝人性的微光。而这光亮，正表现在这第五十四回里西门庆听说李瓶儿病后“两步做一步走”的叙事及它的衍生叙事里。而这在“绣像本”是看不到的。关于扬“绣像本”叙述的简洁干净与关于抑“词话本”叙述的冗长累赘，许多时候得具体来观察。譬如这一节里的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关系交待与叙事。再举另外一例。“词话本”里的服饰叙事与描写比“绣像本”丰富多了。“词话本”第五十九回“西门庆摔死雪狮子，李瓶儿痛哭官哥儿”（“绣像本”作“西门庆露阳惊爱月，李瓶儿痛哭官哥儿”）写郑爱香儿的服饰是“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两本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或“冗赘”，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因太简，文字的意味便寡谈了许多。

　　 

　　    另外，“绣像本”在应伯爵聚友与西门庆请医生给李瓶儿看病的中间，插入了陈经济与潘金莲乘机偷情一事。张竹坡对此一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西门/金莲/经济三人于此的关系与勾当，以及潘/陈二人在西门生前身后售奸“文字用地步如此，人乌之有”。事实上，“绣像本”的这节叙事在“词话本”里已经出现在第五十三回。“词话本”第五十三回陈/潘私情的描写与“绣像本”大同小异，“绣像本”在第五十四回重复，而“词话本”没有。“词话本”为什么没有将陈/潘二人的这段私情重现第五十四回，显然是不想让这种“乱伦”（潘/与陈，名义上是丈母与女婿的关系）的场景与秽行，搅了西门庆照看李瓶儿的大事。或许，这是《金》于“教化”的另一种叙事。如果这种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词话本”可能比“绣像本”更接近事件叙述的文本真实与人性真实，也有可能更接近《金瓶梅》的写作（或说书时的）初衷。

　　 

　　    不过，“绣像本”的第五十四回有一段猜令的叙事，却写得非常的精彩。这段叙事，“词话本”没有：

　　 

　　    众人都笑起来。三人又吃了数杯，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钟酒，要西门庆行令。西门庆道：“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门庆道：“我要一个风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钏姐。但说的出来，只吃这一杯。若说不出，罚一杯，还要讲十个笑话。讲得好便休；不好，从头再讲。如今先是我了。”拿起令钟，一饮而尽，就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如今该常二哥了。”常峙节接过酒来吃了，便道：“傍花随柳过前川。──如今该主人家了。”应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讲不出来。西门庆道：“应二哥请受罚。”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迟了一回，被西门庆催逼得紧，便道：“泄漏春光有几分。”……西门庆笑道：“难道秀才也识别字？”常时节道：“应二哥该罚十大杯。”伯爵失惊道：“却怎的便罚十杯？”常时节道：“你且自家去想。”原来西门庆是山东第一个财主，却被伯爵说了“贼形”，可不骂他了！西门庆先没理会，到被常时节这句话提醒了。伯爵觉失言，取酒罚了两杯，便求方便。西门庆笑道：“你若不该，一杯也不强你；若该罚时，却饶你不的。”伯爵满面不安。

　　 

　　    这一节文字生动又有趣。《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启发、借鉴，甚至有些情节、场景，《红楼梦》直接从《金瓶梅》中化出。其实，新文化的先驱之一陈独秀在1917年就说过“《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四期）。那种把《金》贬到地下，把《红》捧到天上的观念，不应再是《金瓶梅》的欣赏与研究的禁区与障碍。就此，我们看到，“绣像本”这一节描写与立意，就是《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里猜令的描写与立意的蓝本！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模板中刻印出来的。但这一节却没有出现在“词话本”里，这大约应算是“词话本”的遗憾与可惜！

　　 

　　    《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到第五十七回，据说“祖本”有缺漏，有观点认为，现成的这些章回里有些文字为后人所补。更有甚者，另有观点认为这几回尤其是这第五十四回“不堪卒读”。从以上的简要评说来看，完全不是这码事，相反的倒是，正是有了“词话本”的这第五十四回，我们才可以由此继续看下去。看下去的原由至少两个方面：其一，西门庆与西门庆诸友的最后走向，已经在此郊园聚友时成形；其二，李瓶儿的大限将止，而李瓶儿的死期，则预示着西门府上的开始败落。虽然，第五十四回在整部《金》中谈不上重要关节，但设想，倘若没有了这第五十四回，《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校点“绣像本”的王汝梅对此也说过：“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

　　 

　　    五

　　 

　　    文本的优莠，并非黑白那般分明。就如《红楼梦》120回与80回、《水浒传》100回与70回那样，以及它们各自体系里的若干个版本，特别是《红楼梦》的版本勘误、校点等，均是专家和学者的事，与一般读者并没有太大关系。对于阅读者而言，文本的优莠，尽管经历过若干是非或者若干不为人知的故事，但它的重要性在于阅读者的趣味和价值。文学的阅读、接受与欣赏，从认可的文本角度上讲，与版本并无太大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