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郝苗苗，刘子昱｜应用民族音乐学

栏目：热点资讯时间：2023-08-09

　　应用民族音乐学

　　郝苗苗，刘子昱

　　摘要：应用民族音乐学主要突出民族音乐学对社会与文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及其社会有用性。在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民间音乐的采录与保存实践，后发展成为有关民间音乐的记录、复兴、展演、相关回馈活动及涉及前述活动之操作路径与工作方法的策划、记述与思考，并于2000年前后进一步扩展至民族音乐学者基于自身知识与工作服务于社会和民众，推动有关健康、政治、人权、环境等领域变革的所有工作和研究。近十年来，中国在应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呈爆发式增长态势，但尚缺乏标杆式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演进；视域变迁；本土实践

　　作者简介：郝苗苗，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子昱，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意大利维琴察国立音乐学院硕士。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教改面上项目“艺术硕士民族音乐研究与实践方向特色课程组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YJSJG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时白林对黄梅戏音乐的改革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1YJC760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2年第1期“民族音乐学关键词研究——学术话语的中国实践（一）”专题刊出 2022年2月28日出刊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近年国内音乐学术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之一，该术语直译自西方术语“Applied ethnomusicology”。作为新千年前后崛起的民族音乐学分支学科之一，其充分证明了民族音乐学相关工作对社会与文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然而，随着学术同行对应用民族音乐学及其工作策略的更多关注，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纷争，如应用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是应用实践与学术研究的截然对立吗？应用音乐学、公共部门民族音乐学与应用民族音乐学及其各子范畴有何异同又有何关联？应用民族音乐学为何在新千年前后崛起，有何学术渊源？它有哪些比较独特的视角？故有必要对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相关文献开展进一步的学术性梳理，厘清其思想发展体系。

　　一、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先驱及其相关工作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 ethnomusicology）作为独立的学术术语，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西方学界被首度使用。然而，据笔者查证，这并不意味应用民族音乐学及其理念方法只是在那一阶段才突然出现，因为在此前很多民族音乐学先驱的理论构想和社会实践中都已涉及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相关工作。正如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在美国民族音乐学会50周年纪念刊上所言“我们理应庆祝所取得的成就，但我觉得我们没能认识到某些重要人物，也缺少对我们的一些同行及过往从事相关工作的学者所做工作的认可与感谢。”[1]回溯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北美的萌芽，最远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三个有关音乐文化保护的实践个案——人类学者杰西·费克斯（Jesse Fewkes）主持的帕萨马科迪社群濒危音乐文化的搜集整理、音乐学家弗朗西斯·丹斯摩尔（Frances Densmore）采用爱迪生筒式留声机对美国印第安社群活态音响档案的录制保存及约翰·洛马克斯（John Lomax）对美国西部民歌的收集与出版。尽管三位学者在参与这些工作时，应用民族音乐学还未诞生，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社群音乐、民间音乐被完整留存和表达的意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洛马克斯。他深入美国民间，以持之以恒地努力对民间音乐进行收集。当时的美国社会正盛行否定民众文化的观念，而他却坚信普通民众音乐文化的审美价值，并在1910年出版了《牛仔歌曲和其他边远地区民谣》[2]。这是第一本向全世界介绍美国本土民歌的著述，也是洛马克斯试图通过自身的音乐实践为改变美国社会对一般民众及其音乐文化的偏见所做出的努力。在西方学界，首度提出应用（民族）音乐学[3] 的是民族音乐学先驱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了重新界定音乐学学科的倡议，并明确提出了关于应用音乐学（Applied musicology）的基本构想——期待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影响民众，服务社群。进入40年代，他继续撰文论述了应用音乐学的相关观点，并在1936年于纽约召开的国际音乐学大会上论及了音乐家投身于政府大型音乐项目的倡议与思考[4]。亦如有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在美国民族音乐协会成立的十多年前，查尔斯·西格就已提出了开展类似于当今应用民族音乐学活动的倡议”[5]。此外，西格亦将其有关应用音乐学的构想落实于实践之中，他通过传播音乐及相关知识，致力于提高国际善意与理解[6]，筹办了系列音乐研讨会和演出……正因如此，他也被视作“专门探讨践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先驱之一”[7]。然而，在西格提出“应用音乐学”倡议之后的近20年中，并没有引发西方学者与美国社会的更多关注。就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而言，尽管该学科已于50年代在美国确立，但学科奠基人阿兰·梅里亚姆等学者更多隶属于学院派，更倾向于倡导“纯粹研究”。其中，除了受部分学科传统的影响，更多是因为学者们身在高等院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体系之内，评价机制及研究资金更多由外部因素操控，使得他们必须尽可能发表相关成果，并需要做到民族音乐学课程与高等教育机构其他课程相协调。这些情况直接导致了学者们的工作重心更多被置于纯粹研究。但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考量，也不难发现，北美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对纯粹与应用的二元对立认识。早在1923年，学者伊诺克·卡勒（Enoch Karrer）已指出“美国社会中将科学分类为纯粹和应用已是相当常见的观点”[8]，当时的社会共识是理论重于应用。而这种形势的蔓延，无疑使得查尔斯·西格所提出的应用工作在萌芽阶段便被排斥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边界以外。尽管在那一阶段中，大多数北美音乐学者漠视着应用音乐学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对安东尼·西格的倡议及实践也没有做出更多的认可与反应，但这一阶段在欧洲其他国家已有很多自觉践行着后来被视作应用民族音乐学活动的学者。例如芬兰学者阿玛斯·瓦萨宁（Armas V?is?nen）已带着其在田野考察中遇到的优秀乐手到城市中进行民间文化演出，并在30至40年代举办了以现场民间音乐表演为特色的广播节目。埃尔基·阿拉-孔尼（Erkki Ala-K?nni）在开展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经常以评委身份参与到地方组织所举办的民间器乐比赛展演中[9]。当然，在北美，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位自觉践行应用音乐学理念、被西方学界铭记的学者，他便是阿兰·洛马克斯（Alan Lomax）。洛马克斯自30年代开始采录民间音乐，先后录制田野录音唱片800余张，并努力推动所录制民间音乐的传播工作，在后续的20年间，他与多家大型唱片公司合作发行民间音乐唱片50余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边缘群体音乐文化的坚定守护者，他坚信录制民间歌手的音乐并让普通民众从唱片中亲耳听到自身的杰作，是对其价值的最大肯定。显然，洛马克斯在保存和传播民间音乐的同时，还在致力于帮助民众发现并理解自身音乐的意义、作为个体的意义及其所生活的社群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而这也是民族音乐学先驱查尔斯·西格所倡导的应用音乐学之重要面向。从前述情况不难看出，应用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萌芽阶段，更多是一种学者自发性的个人实践，其关注点集中于对民间音乐的收集、保存及传播工作，多位民族音乐学先驱及同行在该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正如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也有发觉：“可以被称为‘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东西作为一种保存方法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得到了发展”[10]，而这种工作已与学院派所坚持的“纯粹研究”有了本质差异。

　　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正式出现及其初期发展

　　20世纪中叶，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北美正式确立，在这一阶段中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倡导文化的平等性渐趋发展成为学术界的核心话语。然而，对于这个新成立的学科而言，专业化、学科化注定是头等大事，这更要求学者们有客观纯粹的学术态度及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而以查尔斯·西格为首所倡导的应用工作显然是与此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似乎没有直接采纳民族音乐学知识，更是无法直接贡献于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因此，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北美确立之初，并未将应用工作纳入学科视域。然而，同样是在这一阶段，在民族音乐学的姊妹学科民俗学和人类学中，两个下属分支学科——公共部门民俗学（Public-sector folklore）[11] 和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却在迅猛发展。其中，公共部门民俗学更多指向民俗学者作为顾问或雇员参与联邦政府、州或地方及非营利性文化保护组织的文化保护实践项目[12]。在这些工作中，民俗学者基于田野考察了解社群的民俗传统及相关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保护方案，举办让民众接受民间艺术教育的项目、材料或展览，或指导和帮助民众获取维系传统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不难看出，公共部门民俗学强调着民俗学的公共服务及其与所谓的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13] ，它更加注重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这一时期应用人类学的任务与公共部门民俗学非常近似——“主要是以人类学视角为辅助，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紧随现代化和西方化而来的急速文化变化所引发的那些问题”，以“增进学科知识与推进社群福祉为共同目标”[14]。但较之公共部门民俗学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应用人类学因行动方式和最终目标的差异发展出了很多子领域，如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倡护人类学（Advocacy anthropology）等。其中，行动人类学相对激进，多采用直接介入的方式协助社群完成自由选择下的改变与发展，而倡护人类学则致力于快速有效地回馈社群的信息需求，帮助社群发现并理解自身，更重视效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不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第一要务，进而将应用人类学与纯理论人类学之间的差距鲜明展现[15]。长期以来对民族音乐学影响最大的姊妹学科中的这些现象，对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民族音乐学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学者查尔斯·凯尔（Charles Keil）提出了“创造服务于民众的音乐”[16]，肯尼斯·吉尔利（Kenneth Gourlay）则倡导发展“人性化的民族音乐学”[17]。这种源自学者群体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该阶段民族音乐学的一个新焦点——关注“田野回馈（field back）”或“回归（give back）”，致力于艺术知识等回归文化持有社群，进而体现民族音乐学学者在纯粹研究以外的社会价值。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基于自身掌握的知识、资源、影响力致力于纯粹研究以外的工作。例如安东尼·西格已作为里约热内卢印第安人权力委员会主席，在紧张的政局中发挥自身影响力与协调力辅助政策的制定及土著人相关政策的改进；戴夫·达吉（Dave Dargie）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投身于南非本土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发展及社会重构[18]。此外，欧洲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更是明确追寻着公共民俗学的脚步，例如当时的芬兰民间音乐学院以支持民间音乐运动、组织国际民间音乐节等为突出特质[19]。又如80年代末芬兰全球音乐中心及相关学者的重心已从民族音乐学研究转向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背景下对民间音乐进行多轨录音、制作留声机唱片及组织音乐展演[20]。90年代，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为独立的学术术语，正式见于两篇文献《应用民族音乐学思想体系及策略模式的一些思考》[21] 及《城乡移民对乡村音乐文化的影响：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启示》[22]。其中，丹尼尔·希伊（Daniel Sheey）在其成果中提出了“四步”应用民族音乐学应用策略：“1.形成新的音乐表演框架模式；2.将新生的音乐表演框架模式回馈于被研究群体；3.帮助被研究群体掌握这种模式与持续方式；4.针对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寻求结构性解决方法”[23]。戴维斯则进一步明确论述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来源及归属问题——对应民俗学的“公共部门民俗学”及人类学的“应用人类学”[24]。此后，1994年维萨·库尔克拉（Vesa Kurkela）等学者发表了《历史方法与应用民族音乐学》等系列文章，论述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在欧洲国家尤其是芬兰的发展情况，明确指出芬兰的很多民族音乐学者一直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这正是小型民族国家知识分子的典型行为活动。小型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学者们很难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术界的象牙塔，而是更多参与了社会活动[25]。整体而言，民族音乐学学科于北美确立之后，已有部分民族音乐学者率先走出了学院派的纯粹研究，投身于创造、理解和改善生活，并在逐步认识自身工作之特殊意义的基础上，促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时更多作为一种实践领域而正式出现。而其初期发展中的工作也主要涉及两方面：第一，泛指针对民族音乐的记录、保存、复兴、展演及相关田野回馈活动。第二，亦指对展开上述活动的具体路径与工作策略所进行的策划、记述与思考。这些相关成果及工作的累积，引发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为新千年后其在西方的勃兴奠基。

　　三、应用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勃兴及其视域拓充

　　2000年前后，在姊妹学科人类学“表述危机”的影响下，民族音乐学者也开始反思音乐民族志的信度、效度问题，后现代主义音乐民族志随之强势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音乐学者们反思田野工作的伦理原则、自身之于他者的意义以及自身工作的意义。法尔琼（J.Fargion）反思了田野录音档案的初衷应该是为了未来的群体，而非简单为“自身的研究目的”[26]。巴尔茨（G. Barz）也在其著述《为生命而歌唱》中论及民族音乐学家应为人民服务、应有担当精神。[27] 里克·阿尔维索（Ric Alviso）则呼吁民族音乐学者应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参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强调研究选题应更注重真实的人及其现实问题。[28]与此同步的，是美国学者皮科克（James Peacock）在《人类学的未来》[29] 中指出了社会对人类学的日益疏离并反思了西方人类学的当代困境。而博罗夫斯基（Robert Borofsky）则批判了人类学陷入自我设定的学科边界无法突破的问题，并指出公共人类学应涉入自我设置的学科边界以外的更广议题与民众……让学科以外的人明白人类学者即便不能解决，也至少可以重构与缓和当下社会矛盾。[30] 在学科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应用民族音乐学部（2001年）”开始在美国民族音乐协会中正式设立。与此同时，其工作范畴也第一次得到表述：“应用民族音乐学部主要负责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中那些超出了典型的学术视域和研究目以外的那部分工作。它与民俗学领域中的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的任务基本一致，主要涉及音乐节、关于音乐会的组织工作、博物馆的展出工作、教育培训工作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不久之后的2003年，“第一届应用民族音乐学会议”在美国布朗大学召开。安东尼·西格做了主旨发言《应用及学术工作的有机融合：承载起研究层面与行为层面的双重责任》，学者们也针对音乐档案的制作与获取、声音档案的回归以及不同地区、社群的音乐倡护工作（Musical Advocacy）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研讨[31]。2006年，安东尼·西格继续发表了《被遗失的“血统”及被忽视的同行：学术界以外的民族音乐学家》[32]，并按照工作中需要运用到的三种知识类别（从被研究区域获取的知识；源于研究者自身社会内部的知识；前两方面知识以及关于世界的综合知识体系）进一步拓宽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工作范畴。2007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开始设立应用民族音乐学小组，并于2008年召开了第一届应用民族音乐学研讨会，较之于过往的应用民族音乐学视域，这次会议最突出的特点是将“冲突之中的应用民族音乐学”纳入了视野。会议期间，还对处在危险境地的音乐与群体、民族音乐学对濒临音乐文化的职责、音乐医疗与应用民族音乐路径探索等议题开展了讨论。此外，还进一步阐述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内涵：“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一种以社会责任原则为指导的方法，该方法扩充了通常（注重）拓展和深化知识理解的学术目标，旨在解决具体问题，在典型学术环境内外开展工作”[33]。相关参会论文也结集形成西方学界第一部应用民族音乐学论文集《应用民族音乐学——历史和现实的方法》[34]，这可被视作为应用民族音乐学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对应用民族音乐学被排斥于民族音乐学学术领域之外、实践与理论研究相互对立的误解也开始被逐渐澄清：2008年，安东尼·西格指出：“理论民族音乐”与“公共（或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二分法是错误的，非常抽象的研究可以带来现实效益，而非常具有实践性的项目同样可以激发抽象思考。”[35] 凯瑟琳·范布伦（K. Van Buren）基于自身所组织的艾滋病问题改善活动论述了应用与学术的关系：“始于应用（并非因研究而始，但却导致研究）……学术可与行动齐头并进，且可对行动产生影响。”[36] 戴夫·达吉则认识到理论取向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和应用民族音乐学学者的身份可以叠置[37]。可以说，经过时间的洗礼，应用民族音乐学与学院派民族音乐学的那种隔阂已慢慢消逝。时至2013年，应用民族音乐学小组再度修订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基本范畴：“致力于将音乐投入到各种语境、学术环境以及其他包罗教育、文化政策、解决冲突、医疗、艺术设计和社区音乐在内的背景中加以使用”[38]。2015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应用民族音乐学小组主任斯凡尼伯·帕顿（Svanibor Pettan）重新概述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四个主要发展方向：“1.行动民族音乐学（Action ethnomusicology），地方文化组织成员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来进行有计划的改变；2.调节民族音乐学（Adjustment ethnomusicology），不同文化符码的群体基于对民族音乐学知识的运用来使相互间的社会互动更可预见；3.管理民族音乐学（Administrative ethnomusicology），当地文化群体之外的人运用民族音乐学知识所进行的有计划的改变；4.倡护民族音乐学（Advocate 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知识来增强某个特定文化群体的自决能力。”[39] 这些发展方向，明确标志着应用民族音乐学在过往视域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综观当下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及相关工作成果，可以发现，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工作范畴及实践策略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态势。有的学者继续将对民间传统音乐的保存、传播及致力于其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工作视为应用民族音乐学，例如文献《关于音乐的可操作性持续发展》[40]，这是本文开头所述的应用民族音乐学先驱们所做工作的重要面向；有的学者将音乐档案的遣返归位、回馈本土的工作视作应用民族音乐学，如文献《公开化档案：恭敬的遣返归位》[41]等，这是对前述应用民族音乐学在西方初期发展阶段主要工作的当代继承；有的学者将自身涉入所研究社群的社会生活，为满足社群的权力需求、自决意愿而做出的努力视作应用民族音乐学，这其中有学者更倡导行动的重要性，以组织音乐项目等实际行动直接参与到社群贫困问题、疾病泛滥等问题的改善[42]，还有的学者将借由音乐阻止文化冲突、调整社群矛盾达成社群融合视作应用民族音乐学[43]，这些均与新千年以来应用民族音乐学视域拓充后的工作紧密相关。整体而言，近十年来的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不再被既定的工作范畴所限制，学者们也不再致力于给应用民族音乐学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理解应用民族音乐学，并更加致力于广泛挖掘和充分发挥应用民族音乐学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及有用性。

　　四、应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

　　应用民族音乐学于近十年间引入中国，张伯瑜的《何为应用民族音乐学？》（2017年）、杨沐的《西方音乐人类学最新动态评述》（2016年）、郝苗苗《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演进与发展动态研究》（2015年）均从西方学术视野出发译介过应用民族音乐学的部分文献，引发了音乐学术同行的持续关注，国内重要音乐学术会议也相继将“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核心议题之一，应用民族音乐学视角下的相关探索也一时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其中，田青、杨民康、萧梅、张伯瑜、齐易、杨曦帆、赵书峰等学者都为传统音乐文化的收集整理及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群或国家民族文化政策制定提供了很多可操作性的智力支持。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田青和杨民康先生早在应用民族音乐学被译介入国内之前，就已自觉践行对被研究社群的回馈。张伯瑜先生综合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相关情况及自身所参与的中国传统音乐保护传承工作，提出了“以音乐组织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民族音乐学”，进而与“以音乐声音和表演行为为研究对象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相区别。赵书峰先生不仅通过田野工作收集形成了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录音录像和调查报告，而且从社群需求出发以多重形式落实了田野回馈工作，可谓中青年音乐学者的楷模。前述学者的当代应用民族音乐学工作是我国音乐学者勇于担当的体现，也是对本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传统的进一步继承。如若反观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传统，并不难发现，这门学科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实践性与公共性极强的学问，一直致力于服务国家和民众的应用性需求。从五四歌谣运动到民间音乐普查，到中国大众文艺实践，再到《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活态传承等，这些工作都为国家及民众的文化事业和音乐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比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以应用民族音乐学为标签的学术成果……以应用民族音乐学为视角的文献凤毛麟角。”[44] 而本文考察应用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发展，是为了启发国内学术同行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来记录和思考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史上的诸多实践工作，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积累更多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同时，也进一步为本土的民族音乐学建设提供相关反思与启示：如何与田野中的他者共生，如何与万物共存，与世界和谐相处。这个时代呼唤更有担当的民族音乐学者。

　　(责任编辑何婷婷)

　　注释：

　　[1] Anthony Seeger. “Lost Lineages and Neglected Peers: Ethnomusicologists outside Academia”. Ethnomusicology, 2006, Vol.50, p.215.

　　[2] John Lomax. Cowboy Songs and Other Frontier Ballads. NYC: Sturgis, 1922.

　　[3] 20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学学科在西方学术界尚未正式确立。

　　[4] Charles Seeger. “Music and Government: Field for an Applied Musicology”.Sept. 11th, 1939.

　　[5] Anthony Seeger. “Lost Lineages and Neglected Peers: Ethnomusicologists outside Academia”. Ethnomusicology, 2006, Vol.50, p.228

　　[6] Richard Reuss. Folk Music and Social Conscience,Western Folklore,Vol.38,1979, p.238

　　[7] Anthony Seeger. “Lost Lineages and Neglected Peers: Ethnomusicologists outside Academia”. Ethnomusicology, 2006, Vol.50, p227

　　[8] Enoch Carrer.“On Applied and Pure Science”, Science New Series,1923,Vo1.58,pp.19-23．

　　[9] Erkki Pekkil.“Nationalism, Regionalism, Leftism, and Individualism”. Ethnomusicology,Vol.38,1994,p.406

　　[10] Bruno Nettle.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p.273

　　[11] 后来发展中，去掉了“部门”。

　　[12] Archie Green. “A Keynote: Stitching Patchwork in Public”,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8.

　　[13] Archie Green. “ Public Folklores Name” in Robert Baron ed. Public Folklor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7, pp.49-63.

　　[14] Brbara Bauer.“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6,Vol.108, pp.180-181．

　　[15] John Willigen. Applied Anthropology. CT:Bergin&Garvey,1993,p113.

　　[16] C.Keil.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nd a Rebirth of Music from the Spirit of Tragedy.” Ethnomusicology, Vol.26,1982,p.409.

　　[17] K.Gourlay. “Towards a Humanizing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1982, Vol.26, pp.411- 420

　　[18] Dave Dargie. Building on Heritage, Preserving Heritage. Helsinki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2016.

　　[19] Vesa Kurkela.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1994, Vol. 38, p.404

　　[20] Bruno Nettle.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p.405

　　[21] Daniel Sheehy. “A Few Notions about Philosophy and Strategy i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1992,Vol.36, No.3, pp.323-336

　　[22] Daniel Avorgbedor.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a Village Music Culture: Some Implications for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frican Music,1992, Vol.7, pp.45-57

　　[23] 曹本冶、洛秦：《Ethnomusicology理论与方法英文文献导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24] Martha Davis. “Careers, Alternative Careers and the Unit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1992, Vol.36, p.362

　　[25] Vesa Kurkela.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1994, Vol. 38,p.403

　　[26] J. Fargion. “For My Own Research Purposes? Examining Ethnomusicology Field Methods for a Sustainable Music”. The World of Music,2009,Vol.51,p.86

　　[27] G.Barz. Singing for Life. HIV/AIDS and Music in Uganda. NYC: Routledge. 2006

　　[28] J. Ric Alviso. “A Social Workers Perspective o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The 4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2000

　　[29] J. Peacock.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y,1997,Vol.99，p.10

　　[30] R. Borofsky. “Public Anthropology Where to? what Next?”. Anthropology News.2000,Vol.41,pp.9-10

　　[31] http://dl.lib.brown.edu/invested_in_community/030803_keynote.html (Accessed 20 Dec.2020)

　　[32] Anthony Seeger. “Lost Lineages and Neglected Peers: Ethnomusicologists outside Academia”. Ethnomusicology, 2006, Vol.50, p.215

　　[33] http://www.ictmusic.org/group/applied-ethnomusicology.

　　[34] 张伯瑜:《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35] Anthony Seeger.“Theories Forged in the Crucible of Action” In G. Barz ed. Shadows in the Field, 200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71–88.

　　[36] K. Van Buren.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nd HIV and AIDS, Ethnomusicology, Vol. 54, 2010, pp. 216-219, p.203

　　[37] Vesa Kurkela.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1994, Vol. 38, p.404

　　[38] Http://www. Ethnomusicology.org/? Groups_ Sections-AE (Accessed 12 Oct.2021)

　　[39] Svanibor Pett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16 ”

　　[40] Huib Schippers. “Operationalising Sustainability in Music”. In Klisala Harrison ed. Applied Ethnomusicology.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0

　　[41] K. Christen. “Opening Archives: Respectful Repatriation”. The American Archivist, Vol.74, 2011, pp.185-210.

　　[42] K.Van Buren. “Responsibility, Ability and action”. Ethnomusicology, Vol.54, 2010, pp.202-223.

　　[43] K. Skyllstad. “Managing conflicts through music”. In O. Urbain ed. Music and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NYC: Tauris. 2008, pp.172-183.

　　[44] 张伯瑜：《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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