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高考1977”背景及思考？

　　电影，高考1977

　　立意

　　《高考1977》是一部独特的影片，它表现的是一件封存已久的往事，即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制度，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对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对人才压抑的一次呐喊。

　　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任何被突然回忆起而又得到广泛传颂的历史在本质上都应该被看作是当代史。《高考1977》具有一种现代化意识，是在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国策的国内环境中，实行人才兴国战略的必然产物，适应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全面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必然趋势。同时在影片的历史情节中传达出一种道德伦理层面的“感恩”概念，提示我们不管是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实践者或是受惠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现存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状态会是不自由的、压抑的。

　　《高考1977》是一段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美好记忆。任何记忆对于历史而言都是重构而非再现，正是这些重构，透露出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和幻想。但是任何个人化的想象都不值得通过电影表现，任何单纯抽象的理念的形象化，都难以持久地凝聚观众的视线，一部成功影片折射出的观念必然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它必须暗含观众的心理需要。

　　影片将观众的心理需求设定为组织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关系向相互协调统一关系的转化过程的情感认同。这部影片表现历史的一个特定视角是组织与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通过老迟和陈甫德两个父辈人物对待高考的迥异态度，来反映知青的生存状态，这也是影片独辟蹊径之处，避免了直接反映知青复习、考试这样的俗套。故事将背景置于黑龙江省的一个三分场，三分场属一级组织，而组织的代表是老迟，这个僵化、保守甚至有点粗暴的场长管理他底下的所有知青。影片开始将他的性格刻画为不讲感情的、组织至上的人物。而“对手人物”陈甫德属于“历史反革命”——被打压的人物，影片却将他表现为亲情至上，没有组织概念，甚至可以为女儿私刻公章，以身犯险。编导的设计是：老迟和陈甫德，一个是有权有势的当权派，一个是一无所有的历史反革命，让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成为时代的化身，观众与他们认同，就会产生亲切感，只有与他们认同，时代的记忆才会如开闸的江水释放出来。

　　支持叙事的影像

　　尽管影像可以不为叙事服务并有其自身价值（如在更近似于诗而不是小说的电影中），但在一般的叙事影片中，影像与叙事的结合状态，可以说是检验与分析影片艺术内容的主要着眼点。

　　影片中的公章不仅暗示出老迟的身份地位（三分场场长），而且也为全片的色彩构成定下了基调（偏红的暖调）。与偏黄的暖调（怀旧的、伤感的）不同，更与冷调（严峻的、梦魇般的——《南京！南京！》则直接用黑白片拍摄）不同，《高考1977》的暖调向观众传达了一种安全的信息，即老迟在组织里具有决定命运的大权，但他内心却像父亲一样爱护他的孩子。

　　在影片中，公章更多的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叙事载体，影像与叙事的匹配意义可称之为“视觉主题”。老迟场长地位的体现、他对潘志友的善意警告、对陈甫德之于女儿无私的爱的理解都很具体地以事件和细节的方式在公章上生发出来。我们可以看出，组织的外延就是公章，公章就象征着组织。做为三分场场长，老迟时刻将公章挂在裤腰上，他以告诫的口气劝说潘志友放弃成分不好的陈琼——“将来你递结婚申请，小心我不给你盖戳”。而当陈甫德因爱女心切，早假章反使陈琼面临不被录取的危险时，正是老迟的公章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化解了危机。这些影像片段刻画出老迟并不是强权势力，为老迟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事实依据，从而使这种思想的转变不与影片叙事结构冲突。

　　影片的另一视觉主题是传通工具。在影片第一场看露天电影的戏中，知青们是通过看电影前面的“新闻简报”而得知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从而引起心中的触动，为“恢复高考”这一大事造势。而老迟则是以高音喇叭维持秩序，灌输组织思想。可以说新闻简报和喇叭再现了农场的感觉、时代的感觉。喇叭是现实生活的“索引”，新闻简报是梦幻的象征，它们构成了社会生活中亦真亦幻的两方面。新闻简报是知青们获取外界情况的重要手段，这是对时代的真实反映，十年文革造成人才的大量荒废，知青们期待社会变革，渴望远离组织生活，获得追求个人理想生活的权利。现实生活中是高音喇叭做为一种权威的声音轻而易举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使他们丧失掉自我。知青们在这两者的夹缝中压抑地生活着。

　　视觉主题的选择以及它们的呈现与复现是叙事影片常用的创作策略和技巧，它们使影片的整体影像成为一个环绕影片叙事的意义系统，而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故事环境。

　　人物设计

　　老迟的形象是这部影片的关键所在，整部影片的众多人物形象，是以他为中心设置的，这显示出作者的创造性。在组织上，老迟是一个拥有权力的、思想僵化的、坚持组织至上的一个偏执性格的人物，但是随着影片故事情节的开展，他被设计为一位重义气、有人情味的人物。

　　他的性格设计颇具电影化，他是一个东北大汉，做事风风火火，讲话率直豪爽，在关键时刻总会有所行动，而且是一种解围式的行动、关爱式的精神状态。因此，影片在丰富老迟形象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角色形象的饱满。

　　老迟与潘志友的关系是按照不打不成交的模式设置的。在组织利益与个人追求发生冲突时，他们各自展现了性格中最具魅力的一面。老迟的性格设计是，他不赞同潘志友为追求陈琼而放弃前程，但当潘志友表明自己的心思且提出参加高考的意愿时（实则是送女友上考场），老迟尽管气愤，但仍显示出包容晚辈的大气度——将公章给潘志友，同意高考。潘志友曾向老迟承诺会留在三分场，但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他内心的考验是巨大的。最后时刻，他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权利，按照老迟的意愿或者说组织的意愿留下，承担起一份社会责任。

　　老迟和陈甫德是组织和反组织的关系。做为父辈人物，两人展现出对亲情、组织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最大的矛盾是组织与个人的矛盾，具体体现在对待高考的态度上。陈甫德为了让孩子们拥有上大学的机会，不惜以身犯险，冒充国家干部；为了解除女儿心中的压抑，安心高考，甚至私刻图章，在当时，这中间任何一条都是要命的。观众在为他们担忧是否能顺利高考时，也确实被陈甫德的精神感动了一把。在影片内，老迟也有所触动，这也为他从僵化、粗暴到理解、宽容的人物形象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老迟和强子等知青是组织上层与组织底层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是“我要参加高考但组织不愿意”的内部矛盾。老迟以分场测验的名义，抵制高考，知青们以绝食抗议的行动力争高考。“他们一直在闹革命，他们从来没有好好教育我”，这是时代的悲剧；“一枚公章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时代的笑柄。这个核心唱段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戏剧冲突，与影片最后知青们追赶火车那场戏形成强烈的呼应——人物内心的渴望通过行动得到充分舒展。这列火车象征了他们追求的时代列车，搭乘这列车到达个人理想生活的终点站，影片通过追逐火车这一段将知青们的时代精神面貌展现的淋漓尽致。作为情感载体的火车最后采取一种“变奏”的形式出现，即老迟的农用机车。老迟、潘志友、强子等知青一同搭载机车，驶向高考考点。老迟在道德上的回归弥合了他与知青们的冲突，老迟体会到年轻人的渴望，并像父亲般爱护他的孩子。从电影上讲，这是一个体现变化与发展的叙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