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分享】徐桑奕：18世纪英法南太平洋探险及其形象建构

　　15、16世纪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开始尝试涉足远洋殖民地探索，浩瀚无垠的大洋正是他们所竭力去了解、迎合并适应的场域。1513年，西班牙冒险家巴尔博亚(Balboa)在探险和征服行动中翻越了巴拿马地峡，发现了西边的汪洋大海，他称之为“大南海”(the Great South Sea)。此后，“海”就成了欧洲人对这片广袤海域的称谓，在“太平洋”(Pacific Ocean)一词问世后，“南海”的指称依然被广泛使用。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各大海域纷争不已，遂双双将目光投向太平洋。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结束后的十余年中，以英法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太平洋探索和认知程度都进入了一个高峰，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则是这一时期与欧洲人交往的主力，他们的形象在欧洲经历了从初建、发展到解构、幻灭的过程。就现有研究成果看，我国学者对近代太平洋国家历史的研究主要以具体事件或地点的关切为主，从历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等不同视角进行观察和解读。国外学者则较早地意识到了太平洋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对18世纪欧洲人航海活动的相关细节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仍有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一 18世纪欧洲对太平洋的认知和探索动因16世纪以来，伊比利亚人一步步向南探航，希望找到通向“大南海”的海峡，然后横渡“大南海”到达亚洲东部。1519年，航海家麦哲伦组建的由5艘小型船只和约270人构成的探险队伍，从西班牙启航，开始了其意在前往亚洲的远洋之旅。在穿越了南美洲的万圣海峡(All Saint Strait)和火地岛(Land of Fire)后，船队于1520年年底进入“大南海”。此后，航途中一直风平浪静，未受极端天气或水文状况的过多影响，海员们遂将“大南海”易名为“太平洋”，以示庆幸。当时麦哲伦船队中的一位随行人员曾记述道：“我们在这三个月又二十天中航行了约四千里格(leguas)，穿越了一片广袤的海洋即太平洋；说真的，它很平静，因为在此期间我们没有遭遇任何风暴……”后经证实，麦哲伦的航行路线是从南美洲南端至檀香山的一条上佳路线；此外，麦氏一行还在途中发现了若干不知名的小岛，可用于船队停泊和寻找补给，随行船员也在航行日志或日记中对它们的方位和物产作了记载，虽然有些许记录不甚周详，但仍是欧洲人记录中关于太平洋的早期映像。麦哲伦之后，欧洲各国的航海家竞相开始了穿越太平洋的航行活动，有关太平洋的发现和认知开始出现井喷之势。1568年，西班牙航海家阿尔瓦罗·门达纳(Alvaro de Mendana)在航行中发现并命名了所罗门群岛(Islas Salomon)；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一行为躲避西班牙船只追击，进入了火地岛以南的广阔海域，在历经了一系列波折之后，横渡太平洋并于1580年9月回国，成为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英国人；1615年，荷兰人威廉·斯考滕(Willem Schouten)和勒梅尔(Jacob Le Maire)率领船队，绕过了火地岛最南端，将此地命名为“合恩角”(Cape Horn)，他们还在此后的航程中到达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等地；1700年，英国人威廉·丹彼尔(William Dampier)登上了澳大利亚大陆西陲，并依据已有知识和经验绘制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南太平洋地图，甚至还留存下一些关于新几内亚(New Guinea)沿岸的一些信风、洋流资料。这些航行及相关记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欧洲人对于太平洋的认知水平，也是往后大规模海洋探索的基础。虽然有关太平洋的知识在不断累积，但后人仍有足够的动机因循前进。有学者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早期伟大航海家名字被一一列出，乍一看非常振奋人心，然而他们的航行在具有启发意义的同时，却抛出了更多令人困惑的问题。”随着各类轶闻的风靡和启蒙学者的宣扬，欧洲人对太平洋的种种疑问最终在18世纪中期达到顶点，并由航海家与学者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求证之旅。当时，葡、西、荷等国的海洋影响已今非昔比，英法之间的较量贯穿了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从当时情况看，两国社会都具备了一定的太平洋地理知识，不少人对太平洋的轮廓和其中岛屿的大致情况都有一定的概念，且产生了进行远洋探索的愿望。应该说，这种趋势首先受到了英国海军将领乔治·安森环球航行及其行纪的影响。1740年，安森率舰队试图绕过合恩角，前往南美沿岸突袭西班牙船队，但极端天气和海上疫情令他不得不改道航行。他遂率众横渡太平洋，先后到达关岛、澳门、广州等地，并在劫掠了西班牙商船上的巨额财宝后返回英国。载誉而归后，安森撰写并出版了《环球航行记》一书，其内容在迎合英国人尚武热情的同时，也为欧洲带去了关于太平洋的详实记录。与此同时，1744年，英国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修订了前辈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的《航海旅行纪事集》(Navigantium atque Itinerantium)一书，并呼吁英国应尝试在南太平洋建立起一个新的商业帝国。根据他的设想，这个帝国西起东印度群岛，东至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andez)，向南则囊括了“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可谓雄心勃勃。坎贝尔认为，这一贸易网的效率必定极高，将带来“空前的财富与价值”，因为“在那一纬度，集中了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土地”。1756年，法国学者查理·布霍斯(Charles de Brosses)完成巨著《澳大拉西亚地区航海的历史》(Histoire des Navigations aux Terres Australes)，是对历史上太平洋航海历程的一次学术整理，且在其中首度提出了“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概念，昭示了时人对太平洋史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接着，英国人约翰·卡伦德(John Callender)在其付梓于1766年的三卷本《南方之土》(Terra Australis Cognita)中照搬了布霍斯的研究模式，也对16世纪以来欧洲人太平洋探索的历次尝试进行了历史学考察。可以看出，尽管著述颇多，但它们多数是对既往历史经验的梳理，不少实际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岛屿在不同版本地图上的位置标示大相径庭，火山项时常与大陆块的海角混淆，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海峡和海湾的区分中。有学者指出，在1750年前后，太平洋地图中的岛屿位置通常是依据制图业的潮流而随性标注，陆地的海岸线也绘制得难以辨别，这都给航海活动增加了难度，因此亟待航海家的实地考察加以解决。虽然地理和制图上的需要较为迫切，但英法对太平洋的探索，首先仍是被政治、军事需求所定义的，这也是实际执行任务的军方和航海者的首要关切。一方面，长期以来，欧洲主要国家在“南亚-亚太”一线的资源投入激增，荷兰、西班牙在东南亚地区的经略已颇具规模，而拥有庞大海上力量的英法两国，在南亚次大陆的争夺日趋激烈，七年战争甚至已将战线推进到了亚洲。这表明，世界各地区之间的沟通已愈加紧密，各大海域及航线将是新一轮争夺的焦点。另一方面，尽管英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欧洲及美洲的力量对比和势力范围划分已趋于稳定，短期内难有大的动荡和突破；而法国则一心期待洗刷战败的耻辱，并图东山再起。故而在战后，英法均将视线投向了未被染指的“新世界”；其中，太平洋分隔亚、美两大洲，是地表最广阔的大洋，而传统的航海技术又必须在跨洋航行过程中进行淡水与食物的补给，对于太平洋岛屿的占领遂成为欧洲列强维持海洋霸权的必要条件。从经济因素看，英法汲汲于探索太平洋，亦是出于对贸易、原料和市场的需要。早先的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就曾令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向大西洋沿岸转移，大量金银的流入，使得西、葡因之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作为后晋的海洋强国，英法自然希望把握机会，在“新世界”的角逐中占得先机。有学者就此指出，“征服”从不是英国的主要目的，占有金银等硬通货也并非英国人制订计划的主要动机；它的目标是以新的方式取代旧殖民者在南美大陆的地位，直接的征服和统治都是“多余的”，对当地的自由贸易和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与之相呼应的是，当时英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太平洋海域打击西班牙势力，以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从而吸引本国商贾贸易和投资上的热情，并扩大本国食品、毛纺产品和其他工业化产品的销路。

　　二 英法航海者与南太平洋居民的早期互动：以塔希提为中心七年战争结束后，英法两国均派遣了船队前往太平洋深处进行航路探索、文明发掘和科学研究等活动，无论从航行范围、时间，抑或取得的进展来看，都是空前的。在这一时期，法国的航行主要是在布干维尔的领导下，自1766年开始，结束于1769年。在另一边，英国从1764年开始，陆续由约翰·拜伦(John Byron)、塞缪尔·沃利斯(Samuel Wallis)和菲利普·卡特莱特(Philip Carteret)领导完成了航行，库克则自1768年开始了他前后跨度约12年的3次远洋航行。综观这些航行所留下的书面记录可知，沃利斯、布干维尔和库克等人先后登上塔希提岛，与岛上土著展开了交流和互动，使其自然和社会状况逐渐见闻于欧洲社会。此后，围绕该地人情风物，英法知识界都进行了后续探讨和思考，并加以沟通、互鉴，在两国社会中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8世纪形形色色的自然与浪漫思想中，“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说法产生了较大影响，引起了英吉利海峡两岸学界的长期关注。这个渊源古老的称谓犹如一个“标靶”，在英法同时进军太平洋的政治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卢梭在其《爱弥儿》《忏悔录》等作品中对“高贵野蛮人”进行了高度美化。他认为，人类越是远离他们原始善良的本质，就越容易陷入诱惑和堕落的陷阱；为此，他试图在一个道德渐渐败坏和社会日益不平等的世界，重新树立起道德的典范和对人类良知的信仰。在卢梭看来，退回古代社会或许并不现实，但可以通过延续“原始人”的谦逊和温和，消除现代社会追名逐利的丑恶风俗。随着感性、情感等自然相关的转向在文艺领域的兴起，“高贵野蛮人”等表述的受众也不断扩散，影响了众多英法学人，像詹姆斯·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约翰·卡伦(John Cullum)等都是卢梭学说的拥趸。而彼时南太平洋的航海发现，又进一步推动了相关讨论。塔希提，今又译“大溪地”，是学会群岛(Society Islands)中的一个岛屿，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旖旎的风光更是为欧洲人所流恋不已。在被纳入世界体系之前，土著居民或已在岛上生活了逾千年，而欧洲人的经过却阴差阳错地使这里成为交往互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第一，学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中心地带，是船只进入太平洋腹地的必经之路，塔希提又是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随着沃利斯、布干维尔之行对其周边海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它遂成为后来各路船只共同经停的一个重要中转地。第二，航海者日志中的热烈讴歌令塔希提在欧洲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并成为“人间乐园”的代名词。沃利斯、班克斯等人在岛上的“艳遇”见闻付梓后皆一炮而红，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其销量远甚于其他“正经”言说。第三，岛上典型的原始社会权力秩序亦引发了欧洲人的兴趣，他们试图对此展开深入剖析，以揭示文明演进的线索。当时，以系谱阶序为权力基础的酋邦是塔希提主要的政治单位，不同阶位的酋长(chief)次第而下，形成对于酋邦的控制，并通过联姻而形成更大的政治联盟。基本酋邦由酋长与其亲属组织所控制，权力体系分散。由此可见，相对欧洲而言，塔希提乃至整个波利尼西亚地区还处在政治初始化阶段，未形成系统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规章和机构，一切要事决断和人民生杀大权，均要听凭酋长及其僚属处置。对原始社会形态的分析毕竟超出了18世纪航海家们的认知范围，而他们的坚船利炮终究打破了这个闭合社会系统的宁静。1767年6月，沃利斯的“海豚”号(Dolphin)作为首次邂逅塔希提的欧洲船只，在登岛时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岛民们对英国人的到来抱持疑惧的态度，继而以数百艘独木舟严阵以待，紧随其后的是盗窃和乱石抛射行为。此举显然激怒了英国人，他们随后回之以滑膛枪和大炮的火力，最终酿成了一场屠杀。实际上，英方对此应有所准备，正如海军部在此前给拜伦的指示中提到的，虽然远洋船队应“在征得当地居民同意的前提下获得给养”，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占据主动，确立英王的权威”。在流血事件之后，双方的互动开始以和平方式为主，贸易活动也逐渐展开。同时，或许是出于畏惧和示好，土著开始将部族中的女子献给海员们。她们的“性感”“温柔”以及“头戴花环”的美丽模样令人沉醉，乃至成为了日后欧洲人提及太平洋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此，“海豚”号上的乔治·罗伯森(George Robertson)记述道：我们的海员发誓，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性。他们纷纷表示，为得到一个这样的女子，愿意少拿三分之一的薪……（可以得到土著女子的消息让）他们疯狂爱上了这片海滩，即使是几周前被医生确诊的病号们，似乎也可以为此奋不顾身……10个月之后，布干维尔一行在对英方动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抵达了塔希提。与目的性很强的英国人所不同的是，他此行主要着眼于岛上的自然和社会状况。甫一近岛，布干维尔就被塔希提的美丽风光所深深折服，同时也对岛民的淳朴赞不绝口。他观察到，岛民们普遍身体健康，较为长寿，只食用很少的肉食，也不沾染烟酒。布氏还形容说，他在岛上的每一天都能发现“友善、安宁、无忧无虑的快乐和幸福”的情景。虽然也和周边岛屿发生战争，但在塔希提岛内部，社会的气氛是“温和及有益的”，绝少有冲突与仇恨发生。1768年，在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支持下，詹姆斯·库克率领“努力”(Endeavour)号开始了他的首次环球航行之旅，同行的有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等人，加深了此行的科考色彩。在航程中，库克将他邂逅的一组南太平洋岛链命名为“学会群岛”，以示感念。随后，他成功完成了环新西兰航行，绘制了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海图，还穿越了托雷斯海峡。1769年4月，库克船队抵达塔希提。在岛上，库克一行与土著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还在岛上架设了观察台，并于6月初尝试观测“金星凌日”(Transit of Venus)现象。尽管该次观察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在海外岛屿上开展科学研究，也不失为一次壮举。在库克的第二次航行中，尽管仍要分神寻找“南方大陆”，但在航路开辟方面的业绩却更值得一书。他的船队一路东进至太平洋中部，在途中发现了很多岛屿，并掌握了南太平洋的水文、信风等信息，为未来船只能够高效往来于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域奠定了基础。随后，他又在第三次远航中掌握了北太平洋的航海规律，并试图寻找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北通道”，但无功而返。即便如此，这些努力和尝试，使英国在放弃殖民福克兰群岛的情况下，依然获得了丰富的航海和地理知识，从而提升了英国人对太平洋的了解程度。英法两国的介入与停驻，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塔希提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生态。自1767年开始，英法相继登岛，该地区政治体系与权力发展日渐被纳入两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竞争格局中，土著酋邦与英法开始彼此利用，来扩大各自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某些政治手腕较高的酋长，利用欧洲人的支持，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这其中最重要的酋长当属塔希提岛帕帕拉(Papara)地区的波玛尔一世(Pomare I)。在库克船长到达之际，波玛尔即对其提供补给、赞助等，企图借由库克船长的关系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从而成为统治整个塔希提以及邻近岛屿默欧瑞阿(Mo‘orea)的酋长。此类举措果然奏效，英法的支持令波玛尔的权力地位更为巩固，他虽然不具有绝对的中央集权，但已经被公认为是塔希提与默欧瑞阿岛屿最高阶序的统治者。与欧洲传教士合作的深化，实现了波玛尔一世与外国开展贸易往来的愿景，且与英法乃至后来的美国都建立了外交领事关系，甚至邀请外国官员作为顾问，这些举动逐步使他的权力得到更大范围的承认。其继任者波玛尔二世(Pomare II)则更进一步，先是开府称制，建立“塔希提王国”并任“国王”，随后又在1797年改宗基督教，由此得到英国教会势力的支持，也为其日后统一塔希提和默欧瑞阿奠定了基础。

　　三 知识界与18世纪中后期太平洋形象的建构囿于物质条件等因素，近代以来的欧洲对“新世界”及其子民知之甚少，但知识界人士一直在通过有限的信息建构后者形象，并在其中对不同文明间的代差及其后果产生了若干警觉。英格兰文学家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完成于17世纪60年代的诗剧《印第安皇帝》(The Indian Emperor)，塑造了阿兹特克(Aztec)皇帝蒙特祖玛(Montezuma)庄严、深情而又睿智的形象，且与他身死国灭的悲剧性结局产生了戏剧性碰撞，表达了德莱登对欧洲介入下原始世界境况的担忧。18世纪前期，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也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对此进行了讽喻。例如，他在第3卷中所描绘的场景，正是现代政治实践在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所出现的科学主宰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放弃了美德，放弃了古典的价值判断，放弃了对自然的正当理解，而企图通过科学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从后来的发展看，有关“高贵野蛮人”和“野蛮文明人”的互文也不在少数。肯默生在回到法国后，将他一路的见闻先后写成两篇文章，并付梓发表。其中，他以热烈而激越的笔触对塔希提的人情风土进行了高规格的赞美：塔希提的原住民大多皮肤白净，相貌不俗，身高约在六尺左右。女好全身披一层白纱，声音曼妙，足以吸引任何一个欧洲人。这个岛面积与法国相仿，由1位国王和12名酋长治理……的确存在人祭制度；一切财富均为居民所共有……（岛民是）一群自然的人，本性纯良，毫无偏见……遵循本能所带来的温和的冲动(gentle impulse)，而不受理性的污染……这是一个幸福的岛屿，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由于夹杂了鲜明的个人情感，肯默生观点的可信度成疑。客观地看，其中的确有部分表述不够严谨，信息传递也略欠准确，虽然他曾亲身到达过塔希提，但由于主观倾向太过明显，对塔希提的一切均大加赞美，而对若干原始风俗只是一笔带过。即便如此，法国的“塔希提热”并没有因此而立刻衰退。1772年，“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撰写的《布干维尔航次补编》一书问世，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对欧洲与塔希提之间的文明鸿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狄德罗呼吁法国人向塔希提人看齐，提倡性宽容，并卸下有碍于此的传统道德包袱，一些“离经叛道”的性伦理都是可以被鼓励的；接下来，他特别指责了布干维尔，指出正是后者的作为使得来自欧洲的种种弊端开始在塔希提等地传播，令土著人沾染了欧洲的某些堕落习性；最后，狄德罗重申，塔希提以及太平洋诸岛都不应被欧洲人的活动所“污染”，它们应当遗世独立，保有其原本面貌。基于他们的纯洁心灵和简单快乐，卢梭将太平洋土著称为“高贵野蛮人”。对此，有学者认为，当时正值北美战争打响，欧洲的利益争夺逐渐扩展到全球，狄德罗、卢梭等人的观点代表了部分欧洲学者对原始社会的同情感和愧疚感；还有学者指出，塔希提人“不应为布干维尔的离去而哭泣”，而“应该为他的到来哭泣”。在海峡的另一边，英国社会的关注领域则更为综合，班克斯等人的宣传使得太平洋的“热度”一直比较高涨。作为名噪一时的学者，班克斯的观点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由于只参加了库克的首次航行，在塔希提的经历遂成为他太平洋印象的主要部分之一。在其著述中，他对塔希提的气候、景致以及岛民的热情赞不绝口，但他也不避讳对土著“猎头”(cannibalism)等习俗进行详尽叙述。班克斯还直言，这让他想到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剥头皮”(scalps)行为。为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班克斯甚至准备学习塔希提的土语，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其中部分词汇的用法实在太过特殊。1773年，蒙博多勋爵在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一书里肯定了布封、杜尔哥和卢梭等人的社会进化观，强调了研究原始部落族群的重要性。他认为，想要了解人类的本源及社会演化进程，就必须深入发掘“野蛮人”(barbarous nations)的行为和组织方式，而非单纯观察文明社会的运行。但是，与当时的一些原始主义(primitivism)思想所不同的是，蒙博多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下的阶段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一种堕落或衰败；同时，“理性”是一项后天习得的能力，而不是自然或天生的，是在不断的应用中发展出来的，就如同某种艺术或科学。1773—1779年，库克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航行显然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经过首航中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以东海域等地的经验积累，他的船队已能在南太平洋进行更加稳健的航行；而在学者的随行下，库克本人的人文气质和实证精神也得到了培养，故在承担探寻“南方大陆”的政治任务之外，他亦对南太平洋社会和岛民的状况作了更多的思考。1777年，库克的《航海日志》(Vosage toruardsthe South Pole)再度出版。这部约七百页的著作体现了他日渐成熟的观察方式和思考形态。其中，他参考了布干维尔的记述，并对后者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作了一些勘误。此外，同时代的些学者对太平洋知识的整理和书写进展迅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太平洋研究的学术成色，博物学者约翰·福斯特是该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多年来，福斯特一直致力于将布干维尔的著作译成英文，库克的部分手稿也是由他编辑的。在亲历了远洋航行活动后，他于1778年出版了《环球航行中的观察》(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其中，福斯特试图对“太平洋岛屿中的人类进行细致观察”，亦即要“仔细考察他们的习惯、礼仪、庆典、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服饰、政治组织……”等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社会要素。从中可见，福斯特的研究已将我们所说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相融汇，同时以实证手段提供佐证。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科学著作和游记，涉猎了约十七种语言。基于已知的线索，他猜测太平洋岛民可能来自亚洲，并且在向南漂流的过程中失却了“礼节和羞耻感”；而塔希提，则是一个“以特权为手段，将每个阶层都安排妥帖的地方”，由此，“幸福快乐就有了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随着英法知识界对塔希提和太平洋的知识日益丰富和了解的日益加深，最初发现新大陆般的欣喜之情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分析与评估；岛屿、岛民和海岛社会被不断解构和认知，最终导致这个“乌托邦”的幻灭。幻灭的端倪首先出自布干维尔。作为塔希提的忠实拥趸，布干维尔在回程时还带了一位名为阿胡托鲁(Ahu-toru)的当地土著，后者是塔希提的一名贵族。虽然他们之间的交流略显艰涩，但布干维尔还是从中了解到，风光旖旎的塔希提岛并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天堂”。他曾就此写道：我被误导了。实际上，塔希提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社会分化现象，而且它的专制制度也是如此。王公权贵们极有权势，他们的奴仆们不得不接受殉葬和献祭的命运。我越来越认为，对普通民众，他们也一样拥有野蛮的特权。在肯默生等人的著述中，也隐约能看到塔希提的原始社会痕迹，英国人的观察则进一步揭开了岛屿社会的特性。拜伦、沃利斯、库克等军方背景的探险家一直试图从太平洋岛屿中寻找近代欧洲政治体制的痕迹，如“国王”“政府”“法庭”等，但鲜有收获。不难理解，在信息、交通闭塞的背景下，这种社会形态能满足岛民御寒果腹的要求已是甚好，侈谈其他“自我实现”的需要，恐怕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即便缺乏政治权力伸张的实体机构，酋长们仍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威权、为数众多的亲信以及严密的人身依附制度实行有效的统治。在塔看提等地的政治模式中，原始烙印依旧深刻，“最高酋长”拥有绝对排他的权力，殉葬、人祭等制度普遍存在，是为特权阶层尊崇地位的表现。库克在通过观察后也指出，“一切财产共有”的说法是荒谬的，种植耕作所得均为私人所有；更有甚者，岛上一切高产树木都归一人所有，而此人极有可能就是“最高酋长”。凡此种种，以“文明人”自诩的欧洲人必深恶痛绝，深受启蒙思想浸淫的布干维尔的观念转变即是佐证。塔希提“乌托邦”式的图景既已坍塌，太平洋形象的整体崩溃也接踵而至。1772年，法国探险家迪弗伦(Marion du Fresne)和他的数十名海员在新西兰殒命；1779年，库克在夏威夷凯阿拉凯夸湾与当地土著人发生纠纷后身亡。一再发生的欧洲人死亡事件，令太平洋在欧洲社会中的好感和受关注程度骤然降低。著名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猛烈抨击了“高贵野蛮人”之说。在他看来，将理性人和原始人在价值上等同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他本人虽然一贯善待自己的黑人仆从，但依然坚持认为人种有优劣之分。约翰逊对卢梭见解的攻击甚至升级为“人身攻击”：“卢梭明知自己在胡说八道，却嘲笑世人为何都在盯着他看。”此后，当博斯威尔试图让他明白原始生活中蕴含的“极大幸福感”(superior happiness)时，约翰逊辛辣地回应道：“先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和文明人相比，野蛮人毫无优点。他们既没有健康的身体，也没办法控制(负面)情绪，而是会被情绪操控，就像是熊一样。”文明互动中迭出的极端事件亦促使学者进行深层思考。第一，“文明”和“野蛮”究竟缘何分异？时人认为，气候带、经度等自然条件或许是决定“文明”与否的因素，但这种一味将原因归于天赋的说法显然无法服众。第二，塔希提印象的建构与幻灭，是被具体实践、抑或既往认识中的偏差所左右的吗？在库克的首次航行中，班克斯曾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接触过当地土著，并在后来的记述中提到，在考察太平洋岛民时，应该把他们置于其本来的社会背景中，而不能以同时代欧洲的标准来衡量。在一些人看来，欧洲与塔希提，一度远隔重洋，毫无关联，然欧洲人驾船而来，不顾环境差异，以自身标准和好恶对土著品评一番，再给后者冠以“野蛮”“蒙昧”等标签，本身就是一种来自先进文明的强权与霸凌。有学者在1780年如是写道：“欧洲的积弊已经渗入塔希提的血液中……以后任何土著部落若被我们遇到，我都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国与之相反，“我即文明”“我即正义”的思想在18世纪欧洲颇有市场，在库克遇难后，此类思想更是一度甚嚣尘上。而从政府的角度看，幅员辽阔的太平洋是未来世界争夺的重要战场，所以探索和考察都是必要、且将被一以贯之的。无论如何，当时欧洲多数知识界人士对南太平洋岛屿和岛民都持关切和同情的态度，班克斯此前的观点也得到了其同侪的呼应与发展。约翰·福斯特提出，不应忽视太平洋土著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尽管这或许还没被欧洲人意识到：一切观念，人类在科学、艺术、制造业、社会生活甚至道德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该被认为是自人类诞生起的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子乔治·福斯特注意到，文明、技术的先进与否与民众是否幸福并无直接联系。在他看来，塔希提岛民显然要比英法民众更加幸福，英法社会实则也充斥着各类弊端和不足。总之，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天堂”般如塔希提，亦存在战争、人祭和等级制度。它之所以在欧洲人眼中呈现出美好祥和的样子，既是气候、位置、移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是因欧洲人的主观臆想所致。因此，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易碎的”；它拥有的美丽和宁静，是当时波诡云谲战乱频仍的欧洲所最为渴望的。

　　四 结语综观18世纪六七十年代英法的航海探索活动，可发现以下特点。第一，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的数次远洋航行都曾经过政府的缜密策划和论证，可说是一项预设的长期规划。法国则在1763年后紧随宿敌的脚步，继续发展海上力量，投入太平洋的争夺中。第二，欧洲知识界对太平洋特别是其中南太平洋认知水准的提升存在两面性。其一，塔希提美丽恬静的环境，是英法学者认同和赞美的，也很大程度上是部分人为其“美化”或“辩护”的出发点。同时，先进的欧洲文明在面对落后的原始文明时，也不免产生同情之心，这也是多数学者的倾向。其二，对太平洋知识的不断累积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欧洲中心”等思想的演进。安森的《环球航行记》一经出版，就沉重打击了欧洲风靡一时的“中国热”，令欧洲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往后的太平洋，欧洲船只往来的规模和频次都开始增长，各个岛屿社会却并未从中得到实质性的裨益，反而成为欧洲国家牟利和博弈的又一前沿地带。第三，英法在如何对待太平洋岛屿文明的问题上有所差异。在“我即文明”这一共同前提下，英法秉持的初衷有所差异，也因此采取了不同的参与模式。对英国而言，发现“南方大陆”及其航线，再与之建立贸易关系无疑是关键性的，也是遏制西班牙的有效手段。当时曾有人设想在美洲西海岸建立一个“自由港”，并将其打造成商业中心，同时开发周边岛屿或大陆的潜力。这一想法一度得到海军部的首肯，故而在某种意义上，拜伦、沃利斯和库克的航行都是为在太平洋开辟航线和开展贸易而服务的，殖民地的绝对控制不是英国的首要考量。而作为宿敌，无论在势力范围还是贸易上，法国都必然要与英国一争高下；此前在西印度、南亚和北美的铩羽，使它可将更多的资源向太平洋地区倾斜。在后世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一直在试图用武力夺取塔希提的控制权。1880年，塔希提岛最终沦为法国殖民地。时至今日，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的法属波利尼西亚仍属联合国非自治领士，依然和法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述中回顾了历史，并提出了“太平洋时代”来临的必然性。他们指出，经济重心的转移会导致大西洋地区的衰落，人类将迎来“太平洋时代”。另外，《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都明确提出，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西方与中国互动加深，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心将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由此观之，18世纪欧洲航海家和学者对太平洋的探索，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一定意义上助推了“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无论如何，包括塔希提在内的太平洋诸岛的命运还是因欧洲船队的到来而被全部改写，不少18世纪的学者都曾为此感到愧疚。乔治·福斯特亦不无悲悯地写道：“如果一些人获取的知识，要以另一些族群的福祉为代价，那我情愿太平洋对欧洲和欧洲人永远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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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1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