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挖掘与零度干扰

　　小悦悦走了，但话题还在持续。当社会痛定思痛之后，现在该是轮到媒体进行“自我反思”的时候。笔者以为：因媒体报道偏差给“小悦悦事件”新闻当事人造成的负面影响或留下的新闻败笔是值得媒体人共同反思的。

　　一、控制传播环流，正面宣传应当“零干扰”

　　现代大众传播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信息从当事人出发，经过各种媒介，以倍增的反馈量、高速回输到信源本身，信息流回原点，形成所谓“传播环流”，高强度的传播环流，会产生舆论漩涡。被动卷入舆论漩涡的人们往往会承受意想不到的精神压力和不胜其烦超负荷的媒体骚扰。

　　且看施救小悦悦的陈贤妹：起先是铺天盖地的正面评论，诸如：“陈贤妹是一位朴实的老人，身体瘦小，看起来弱不禁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老人，却用她最平凡、最真实的善举‘拾’起了中国人的良心，这在人们普遍感觉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当下，陈贤妹的行为无疑是一声呐喊，唤醒了人们麻木的灵魂，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人间自有真情在”（见《人民网》）。

　　接踵而至的是，有媒体挖空心思地寻找噱头。正像鲁迅先生所言“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在媒体报道陈贤妹救人之后，有眼红的人爆出质疑之声，怀疑陈贤妹的举动不过是为了炒作自己，有媒体跟风不加甑别的做出报道。

　　这真是“德高而谤至，事修而毁兴”（韩愈《毁论》）。陈贤妹处于“莫须有”的道德讨论漩涡之中，无法抽离。她尝试一次次地重复自己的心声——总要有人去帮助，但声音最终越来越微弱。人言可畏，众口铄金。陈贤妹在遭到媒体的“狂轰滥炸”后，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还特别去看了医生，终被儿子送回清远阳山老家（消息来源《羊城晚报》）。

　　信息处理是对信息进行再创造的过程，是信息流运行非常重要的环节。新闻报道宣事明理，应当遵从一定的价值标准有理性的筛选。

　　现代传媒以人文关怀为己任，应倡导尊重新闻当事人的“零度干扰理论”，如同服务礼仪一样，在传媒提供具体服务的一系列过程之中，必须主动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不愿接受采访报道的当事人尽可能排除一切有形或无形的干扰，使之减少到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也就是要力争达到干扰为零的程度。给当事人创造一个宽松、舒畅、安全、自由、随性的环境，并维持信任距离和脱离公共视线的回避空间。

　　二、优化信息模式，媒体需要改善“信噪比”

　　从文本构造的角度来分析，任何文本均可以一分为二，有如下的表达式：

　　文本=信息＋噪声

　　或者：

　　信息=文本－噪声

　　维纳在《控制论》中阐述“滤波与信息量”的理论时指出：“来自独立信源的信息量是可加的”,“于是，在无噪声存在时，正确消息带来的信息量为无限大，有噪声存在时，信息量则是有限的，随着噪声强度的增加，它非常迅速的趋于0”，“信息量是一个可以看作几率的量的负数的对数，它实质上就是负熵。”（《控制论》）

　　这里，维纳的信息理论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如果我们把与主题立意相关联素材作为文本主信息，那么一些枝节性的、派生的不良信息应当通过滤波机制剔除杂芜，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信息处理，如果被哗众取宠的素材所干扰，造成暄宾夺主，所强化的只不过是冲淡主旨的噪声。庞杂的背景因素对于突出主题报道是不利的、是耗损信息量的。因此优化信噪比，也是实现零干扰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控制论揭示的信息原理讲，似乎并不难理解。但实际传播活动和行为，却因价值标准的偏离而出现偏差。下面，我们还是以“小悦悦事件”为例，来观察媒体行为的不足之处。

　　无独有偶，陈贤妹的境遇其实在小悦悦父母的身上几乎同时上演。广受热议的“小悦悦被碾”事件后，媒体一度关注起儿童交通安全问题，在网友纷纷指责路人冷漠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小悦悦的父母负有监护不力的责任，后又转向拷问小悦悦父母“善款去向”，甚至被部分民众质疑为敛财。

　　10月18日，在小悦悦仍在救治之时，小悦悦父亲王持昌在媒体陪同下到银行开设公开账户，当时收到超过27万元（人民币）捐款。

　　据CCTV报道，王持昌不断接到电话与手机短信，质问他善款去向，甚至直接质疑他是不是在敛财，“卷款跑了”。对这些话语，王持昌表示不能接受，也不去评价，他形容手中的善款已像是“烫手山芋”，强调“小悦悦用不完的钱，一分钱也不会要”，同时也表示自己将用行动去证明。CCTV形容这些质疑“带有暴力色彩”，并加以评论。

　　正如物种的遗传与变异一样，纯正的基因信息会因外在的环境污染而突变，产生特质上的病态。从人文关怀角度讲，小悦悦父母本是一个需要社会同情的对象，几经传媒报道后，被强大的“舆论场”扭曲成一个要持续暴晒、无所遁形的敛财人。这种传播异化，是值得发人深省的。

　　三、坚守价值底线，新闻传播务必彰显“人本位”

　　新闻是被感知的存在，难免会揉入媒体人的倾向和色彩。异化的新闻传播容易导致传播行为符号化、主观化，导致新闻事件或人物所承载的事实与价值发生冲突与流变。

　　由于受众与媒体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中，媒体以其机构的集合力量取得相对于分散的受众个体而言的信息优势，在重复的社会博弈过程中往往居于主导的地位，从而左右舆论和新闻导向，掌握话语权。

　　尽管大众传媒往往怀着良好的社会动机与初衷，有着很高的宏观视域及社会责任的考量，但也有基于媒体自身的利益，而利用信息博弈的强势地位，传播扭曲或失真的新闻，而形成一种操弄或新闻异化，从而悖于新闻本质。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借题发挥式的炒作策划是屡见不鲜、俯拾即是的。新闻人物的一言一行异化为新闻噱头。如陈贤妹沦为“被写体”，被大量的媒体报道、以“乘数效应”放大，铺天盖地般给予其始料不及的各种毁誉，一夜之间被符号化为公众人物、不堪其扰。

　　这样的“知名”人物，异化为新闻传播的无形资产，其产生的后续新闻似乎具有了可作为资源再开发的潜质。或自发或人为策划的传播过程，使被写体、媒体包括受众形成了一种食物链式的舆情生态，形成冬虫夏草般的宿生与共生关系。

　　就新闻价值视角而言，一个客观存在或发生的事实，能否成为新闻并随之被传播，主要取决于：一是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与公众的利益相关联，二是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在这里，所谓的公众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安全、公正、道德、荣誉、审美等社会价值利益，而心理感官需求则是人们对事物的好奇、趣味等的正当心理满足。

　　可是，不排除非主流媒体会遵从伪劣、猎奇、低俗、媚俗、粗俗化路径，在迎合少数人需要的感官刺激中寻找卖点。传播者有意识地介入、引导、炒作、策划，甚至对部分新闻要素片面强化，借鉴市场营销方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作预谋性的商业化运作，以增强所谓的“卖点”为目的，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或利益。

　　显而易见，为“卖点”而做文章，矛盾的焦点是“受众本位”与“媒体本位”的冲突。新闻价值中最基本的、也是第一性的新闻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价值要素被弱化，而第二性的诸如新闻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变价值要素却因非新闻动机而被过度强化，从而形成新闻价值的悖论。

　　正是由于新闻价值从根本上产生了偏差，理想与功利产生背反，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作为新闻热门人物的“被写体”沦为媒体的传播符号或“卖点”标签，被作为媒体、节目或专栏下的某种符号而成为资源开发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代传媒是文化先锋，应秉承彻底的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保持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权的敬畏之心，打造最密实的“信息筛”，将噪声滤去，将骚扰摈弃，传播进步与文明，这是作为传媒人需要永恒修练和不断反思的新闻伦理和价值命题。

　　（孝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