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有 ｜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

　　原标题：陈东有 |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

　　对《金瓶梅》美学意义的探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由于传统文化的局限，作者自己以完全的等式把道德感与审美感重合起来去规定自己的创作动机，

　　读者和评论者们也同样以道德的尺度去衡量并接受这部作品。

　　美学意义中应该有道德的内涵，但正如不能用美去替代善一样，善也不能替代美，真、善、美各有其所。

　　否则，只以道德善恶来评价作品，其结果不仅使《金瓶梅》一书的审美价值被贬低和缩小到以道德功利为目的的伦理范围，而且也会使这部名著因此受到道

　　德的攻击乃至完全被否定了它自身的全部美学意义。

　　因此，我们对《金瓶梅》美学意义的探讨，就不得不把作品自身、作品的创作同直接相关联的某些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

　　这里，将探讨作者创作动机中的审美理想追求及其文化背景，将探讨这种追求与作者以写实手法创造出来的审美价值之间的矛盾，将探讨这种矛盾给中国古、近代小说创作带来的重大意义，从而显示出《金瓶梅》一书的美学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文人的“虚”“实”社会观及其审美观念中的道德意向

　　中国古代的文人，特别是那些忠实于孔子先师而又被封建统治者指定的经书注疏灌输培养出来的文人，一生都在努力地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即孟子所说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这种人生观实际上是一种“虚”“实”相和的社会观的个人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具体表现。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一生都在“议”，可见天下无道。

　　孔子只是从先人那里听说过以前曾有过那么一种礼仪井然的“有道”邦国，可自己却偏偏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无道世界，于是读书人的“良心”和责任感

　　便促使这位先生坐着牛车奔波在交错于诸侯列国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四方游说，力图恢复周礼，重建礼仪之邦。

　　历史的发展却是天下有道之时越来越少，越来越短；天下无道之日越来越多，越来越长。

　　孔子感叹周礼逝去，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身上。从此，孔子的精神深深扎根于文人儒士之心。位卑之文人儒士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

　　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觉地担负起挽“道”于倾颓的重任。

　　他们一直面临着的和一直忧患着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现实世界，这是他们社会观中“实”的一面，他们又一直忆想曾经存在过的“礼仪”之邦，并以此

　　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必须重新建立的“礼义”理想王国，这则是他们社会观中“虚”的一面。

　　“虚”“实”社会观同存于文人儒士大脑之中，形成了他们这样的思维方法乃至积淀成一种思维习惯：不理想的现实是仁人志士应该去实现理想王国的前

　　提，而理想王国则是仁人志士可能改变不理想的现实的动力。

　　每个人都要为“天下有道”而“菩”，不论其时，其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实现“天下有道”。

　　当然，如果后来的文人儒士的社会观能全然不走样地继承孔子和孟子的社会观，情况可能会好些。

　　因为相对后来的“道’来说，孔孟之“道”还是多元的、开放性的，至少它还保留了对统治者及其政策的批判性，就其读书人自身价值来看，虽然得不到统

　　治者的欣赏和承认，但毕竟还有“游说”和“教育”的自由。

　　随着封建帝国建立，这种自由日渐失去。有意识自觉地担负起“道”的重任的文人儒士们则又由于“道”的变异而实际上把自己置于受玩弄的位置。

　　封建专制统治者就像对待“俳优侏儒”一样来使用和摆弄那些“善”养得颇有八九分“憨气”的文人：

　　一方面用君臣关系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在他们全心遵奉和身体力行的“道”中不断施行“阉割”和修正的手术，灌进自己所需要的用以巩固自己王权统治的

　　东西。

　　随着“道”的变异，文人儒士们自己的虚实社会观也完全被纳入了封建王权的轨道，现实的内容在变，理想的内容也在变，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变异成了现实

　　与幻想的关系。

　　社会依然矛盾重重，冲突四起；理想日益渺茫，完全成了一种虚幻的海市蜃楼，除了产生对文人儒士的精神刺激和思想麻痹作用外，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文人儒士们的思维习惯和人生观没有变，正是这种不变，更使得文人天生的自身自由和应有的自我价值日益丧失而成为封建王权的附庸。

　　中国古代文人社会观的发展变化及其自身价值的变异，形成了他们审美观念中的道德意向特征。

　　“道”，儒家经典作家们最先指为礼仪道德，核心在于仁政、仁义之政，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特征。而后来被阉割了的“道”，核心变移到君臣纲常，具有

　　鲜明的伦理政治特征，其实质由对王权的选择变成了王权对臣民的约束。

　　于是，维护“道”，就是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被维护；实现“道”，就是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实施，“天下有道”，则成了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笼罩天

　　下。

　　全心遵奉并身体力行“道”的文人儒士们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滴热血都与这种“道”相联系相融化。

　　唐宋古文家和宋明理学家便是这样的文人儒士的代表，虽然他们的学术领域不同，自我标榜的“道统”有异，他们“道”的实质并没有逃出统治者的规定。

　　殊途同归，他们分别从文学和哲学上虔诚而又积极地为整个封建王权效力。

　　古文家们直言不讳，宣称“文者，贯道之器也”。倡扬“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认为“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道”成了文章的目的，文

　　章只不过是“道”表现和实现的手段。

　　理学家们在哲学的范畴内融儒、道、佛三教为一，极力强调“道”的绝对先天性质，“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

　　先有父子之理”。 要求人们存天理去人欲，变化人的气质之性，恢复人的义理之性。

　　伦理道德成了社会全部生活的杠杆。道德范畴中最主要的一对概念“善”和“恶”便成了人们社会观念中的砝码。

　　它们在社会生活的天平上出现，也在作家的创作和评论者的评论、读者的欣赏天平上出现。在人们审美观念中，道德论便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位置，成了万能

　　的批判武器。

　　与文人儒士虚实社会观直接相关，作家的审美观念在创作过程中“一分为二”：道德的“善”“恶”成为评判现实的价值尺度，“善”者为美，美者一定是

　　善的，“恶”者为丑，丑者一定是恶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又导致了唯心的主观理想追求，即道德的“善”“恶”成为理想境界的构思标准，“善”者为追

　　求之目标。

　　直至“尽善尽美”，“恶”者为唾弃之对象，直至“十恶不赦”。

　　理想毕竟不能替代现实，“虚”“实”社会观之间的矛盾关系往往把作家放到创作过程中的现实社会与理想境界的矛盾漩涡里。

　　作家一旦发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天堑沟壑时，从一般理论来说，要么回到现实之中，要么沉浸于理想里面。但传统的文学实践却告诉了作家们，“中和”思

　　想可以在两者之间搭起桥梁。

　　这种桥梁作用当然不是调和二者，因为二者是不可能调和的，而是按照“善”的审美标准来恰到好处地处理二者的矛盾关系。

　　比如，以自己坦荡的胸襟和崇高理想来俯瞰丑恶的现实，最终把丑恶踩在脚下以实现情感美的创造，李白一类的作家是也。以忠君之诚和忧民之心来面对丑

　　恶的现实，最终溶丑恶于“怨而不怒”的慨叹哀怨之中，实现人格美的创造，杜甫一类的作家是也。

　　以弃欲绝俗来避开丑恶的现实，最终将丑恶遗忘在山水花鸟的陶醉之中，实现意趣美的创造，陶潜一类作家是也。

　　以塑造尽善尽美的人物来反抗又丑又恶的现实，最终使丑恶败亡于道德的高尚之中，实现社会美的创造，罗贯中、施耐庵一类作家是也。

　　必须指出的是，传统的“中和之美”在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时，仍然只是一种理想中的善的境界，只不过这种理想的境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适度批判之上

　　的。

　　诗歌创作中的“怨而不怒”，戏曲创作中的患难之后的团圆结局，小说中正面人物由于性格完美而实现的精神升华，它们都是“中和之美”这一善的境界的

　　具体表现。

　　那么，《金瓶梅》呢？兰陵笑笑生呢？

　　可以这样说：《金瓶梅》的作者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但是，《金瓶梅》所特有的审美价值却突破了传统审美观的圈子。

　　二、“真”对“善”的突破——审美价值与审美理想的冲突

　　《金瓶梅》的作者同最广大的封建文人儒士一样，没有逃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没有卸掉传统的道德责任重担，在创作这部世情小说时，动机就是告诫世人弃恶从善。

　　正如“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言中所说：“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也。”又如“廿公”在该书跋

　　言中提醒读者：

　　“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也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

　　作者创作动机中的这种道德责任感便促使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了以“善”为美的审美理想。

　　这是种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它的“善”更多地具有了宋明理学的观念特征，它不仅以儒教的“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而且融合了道教、儒家弃

　　欲向善、禁欲求道的思想。

　　《金瓶梅词话》开篇的“四贪词”既是对“恶”人“恶”行的批判，也是对一种由清心寡欲而获得的“善”的境界的描绘，是作者对理想王国的一种追求。

　　而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和小妾孟玉楼则是作者这种审美理想的形象体现。作者在《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终卷诗中对这两个人物作了“善”的肯定：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作者在小说中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叙述，也多是从表现她们的“善”行出发的。不过，这种表现决不是脱离生活自身规律的夸饰、虚构，而是在客观写实的

　　前提下，用对比的手法，烘托、映衬。

　　潘金莲是作者执意批判的“恶”女人，在其批判之中，作者时常将吴月娘的“善”行同潘金莲的“恶”行对比，以突出月娘的善良、忠贞。

　　吴月娘对西门庆的态度、对家中成群的小妾、丫环、家人、仆妇的态度、对妓女的态度，无不显示出她宽坦的胸怀，她多次虔诚听佛，她雪夜拜斗，她对官

　　哥儿的喜爱，她碧霞宫、清风寨遇强人却能坚贞不屈地完节而归，以及她对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等“恶”人的处置都显示出她贤惠的品质。

　　孟玉楼进了西门庆家门，知足而乐，清心寡欲，可谓温柔敦厚。连潘金莲也图她少言寡语、善良温存、不讲两面话而拉她为伴。

　　这一对伴当的德行相伴相比，更显示出孟玉楼的“善良”来。小说中有几处相面算命，惟有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算是相得准确算得灵验，这是作

　　者在情节结构上的精心安排。

　　吴神仙先后给西门庆及其妻妾女儿共8人相面，8人的命语中只有吴月娘与孟玉楼是完美的。

　　果然，待全书终了，我们可以看到8人之中只有吴月娘“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孟玉楼“爱嫁李衙内，夫妻恩爱，如鱼得水，寿终正寝”。

　　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追求，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了有效手法。

　　首先是创作上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本来面目的写实方法，其次是在结构安排上采用情节对比的方法，第三是用回首诗（词）和回尾诗（词）及叙述中插入议

　　论的方法对人物事件进行评判说教。这三者中，对比和议论的方法为创作动机的实现和审美理想的追求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善与恶的对比，各自的特征将更加鲜明突出，像刚才所说到的表现吴月娘、孟玉楼的善良时那样。议论说教无疑起到了告诫人们明辨善恶、弃恶扬善的现场

　　说教的作用。

　　惟有这写实的创作方法却在给对比、议论提供材料的同时使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作者的审美理想追求产生冲突，也就是说，作品再现出来的现实的“真”突破

　　了作者理想的“善”对自己的规定而揭示了“善”的对立面。

　　道德活动是文学艺术活动的内容和实质，这是封建社会中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命题。

　　《金瓶梅》的作者和他的同行们一样，是带着这个命题来鸟瞰现实素材并开始自己的审美活动的。但是不要忘记，与这一重大命题紧密相关的，则是封建专

　　制政治对文学，尤其是对写实叙述文学的严格约束，明代首创的文字狱更是把这种专制推向了极端。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按照生活自身规律来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必定会同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内容特征的审美理想追求产生矛盾冲突。

　　因为此时的“善”实质上是一种强加于人的绝对理念。即使是人类社会应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染上了专制政治的色彩；而“真”偏偏又是与这种绝对理

　　念格格不入的现实生活世界；感情、欲望及其行为，即使有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和行为，也是对“真”的遮掩、扭曲甚至牺牲的结果。

　　就在封建专制最严重的情况下，新兴的商品经济的力量也在想方设法地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在封建伦理道德被宣扬到众多的忠臣烈士、贞女节妇为了

　　一块牌坊可以自觉地走向死亡的环境中，商业小社会也出现了与传统伦理观念、时代道德规范背道而驰的现象：重利轻义、好色非节、纵情娱乐、无一知足。

　　就连朝廷命官、央央重臣一旦走进“真”的现实世界，也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索贿卖爵。

　　这种社会的动荡与转折中的这一切的“真”，在封建伦理道德看来，无一不是“善”的对立面——“恶”行“丑”态。

　　在“真”与“善”的冲突面前，作者并没有沿袭前人的做法，创作的实践也限制了他去沿袭。

　　这毕竟是在写一部小说史上无前例的世情小说，他可以向以前问世的所有文学艺术学习借鉴，却不可以沿袭，否则便不可能实现自己新的创作。

　　作者没有舍弃传统的“中和”原则，但“中和之美”在这里却是另一派景象：作者不否认人的七情六欲，但他在表现人的七情六欲的同时告诫人们：“人能

　　寡欲寿长年”，“免使身心昼夜愁”，“劝君凡事放宽情”。

　　于是，“中和”没有成为结果，而只是一个过程中的插曲，没有成为作品主体自身，而只是作品的附属。因此，作者在描写人物时，全是真实再现。

　　无论是理想人物还是否定对象，不仅不以夸饰渲染，而且还真实地写出善者非善之处、恶者非恶之行，以表现出善者在清心寡欲过程中向善从善的真实性格

　　和善报结局，恶者在侈心贪欲的过程中弃善从恶的真实性格和可悲结局。

　　也正因为如此，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应是认定了一批予以否定的对象，但这些对象实际上不是人，而是“恶”事、“恶”行。

　　这是作者在小说创作上迈出的一大步，使人物的塑造在多重性格上有了一个自由而又真正的天地，把“人”从类型化的塑造中解放出来，放入到性格化的塑

　　造中去了。

　　作者对自己的审美理想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这正是按照生活的自身规律真实地再现生活、再现各种人物、再现人的复杂性格、矛盾性格的重要前提。

　　历来评论界对《金瓶梅》中的各等人物，尤其是所谓的“反面人物”，诸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的评论采取片面否定，甚至指责作者在塑造人物时

　　自相矛盾，或者猜测此书非出自一人之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总是把“人”与“事”或“人物”与“情节”的逻辑关系绝对化、形而上学化，把生活自身规

　　律完全等同于逻辑分析，把人物的性格发展放到逻辑推理直线上去衡量。

　　只凭几件“事”或几段“情节”便认定人物的善恶美丑，甚至要求作者为塑造人物去“选择”几件按逻辑推理直线单向发展的“事件”， 即所谓足以表现

　　（实际是证明）这个人物某种性格的“事件”去大写特写，全然不顾及人的复杂性和时空属性，更不去正视现实生活和人自身也有不合逻辑的现象，把文学评论

　　等同于庸俗的人事鉴定，把文学创作等同于演绎推理。

　　作者采用写实的方法，并非有意同自己的审美理想追求为难。在创作动机上来看，写实的方法再现人间世情外，依然同他的审美理想追求有一致之处。

　　在作者的审美理想追求中，“善”是功利目标，作者在叙写审美理想人物的“善”行并用对比手法来突出其“善”时，并不去遮掩这些人物非“善”之言行

　　和思想情绪，这里的写实手法目的在于表现这些人物由非全善向全善转化的艰难历程及其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性格和“高尚品格”。

　　在叙写否定对象的“恶”行的同时，作者也同样没有把他们“善”的闪光和“恶”行的根源抹去，甚至还把李瓶儿性格思想行为的大转变如实地全部地再现

　　出来，这里的写实手法目的在于揭示这些人物因侈心贪欲而弃善为恶的倒行逆施及其因果报应的必然趋势。

　　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作者的审美理想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其道德内容具有儒、道、佛三教观念色彩。

　　在作者的审美活动中，不仅以因果报应来诫人为善，完美自己的道德，而且也去发现人自身“善”的因素，劝其发扬光大，发现人的“恶”行根源，劝其斩

　　根去欲，对那知迷而返的人，自是善恶分明的，这正是“作者也大慈悲”之所在。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对现实和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审美趣味，是作者能完全真实地再现人生尘世的根本原因。

　　作者审美活动结束，审美价值便具有了其相对独立的属性。创作动机对审美理想的追求虽然在作者的审美活动中能产生作用，但它只能决定艺术或文学的一

　　个方面。作者一旦在审美活动中按照生活的自身规律去再现生活，他一定会遵循这个规律去调整自己的审美活动。

　　于是，具有“真”的美学原则的审美价值往往突破原先属于作者创作动机和审美理想追求中的“善”的观念限制，独立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不可否认的是，“善”是具有时间与空间特征的观念形态，即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的行为准则或这个社会对主客观关系的认识。即使是广义的“善”，

　　也只是时空的有限延长和扩大而已，相对“真”来说，是短暂的、片面的，是难以完全与“真”直接发生关系的，其审美的力量与时间性和空间性是远远不如

　　“真”的。

　　因此，以写实方法创作出来的写实作品在其诞生之初或在若干年后其价值显示出令作者自己吃惊的尺度就不会令人们奇怪了。

　　《金瓶梅》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过了作者的道德审美理想。它从政治、经济、市民生活各个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16世纪和17世纪初时的横断

　　面；

　　它对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商业小社会人情风貌的细致描写，对商人和官吏、帮闲和媒婆、主人与奴仆、丈夫与妻妾等等人物及其间种种关系的尽情描画，

　　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任何正史野史都难以提供或不可能如此生动提供的形象材料；

　　它对各等人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不同心理状态的描述，是我们研究明代社会传统伦理观念与时代道德规范同近代思想发生冲突从而探讨中国伦理观念

　　发展变化的珍贵材料。

　　至此，作为世情写实作品的《金瓶梅》的贡献已经是巨大的了。但是，这还没有将它的贡献说够，尤其是还没有把它的美学意义全部揭示出来。

　　生活是什么？抒情诗人说生活是鲜花，哲理诗人说生活是大海。前者是站在生活之外去欣赏大千世界；后者则是一只眼睛在观察现实，一只眼睛仰望蓝天，

　　教育人们如何对待生活。

　　只有写实的诗人，只有身披人世风尘的诗人才会真实地把生活的本质告诉人们：是冲突和拼搏。说“美是生活”失之于抽象笼统。

　　生活美在何处？美在于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人的挣扎与抗争的命运轨迹。

　　大概只有自然界中的群山与花草能给我们带来短暂的静态的美，人类社会给人的审美感受只能是动态的，因为生活本身具有动态属性和冲突的本质特征。

　　《金瓶梅》审美价值的最重大部分，或者说是审美价值实现的根本所在就在于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活的冲突本质特征，展现了生活中的人拼力挣扎和抗

　　争的命运轨迹。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因此才显得格外突出。

　　在作品中，每次的“善”与“恶”的冲突，正是生活中的某个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抗争，是具有本能属性的人的七情六欲与反人性的社会的伦理道

　　德的抗争，是人的自我意识对社会整体意识的抗争。

　　西门庆娶妻纳妾，并非“非善”之举，从封建宗法观念来看，为了子嗣后继，这还是“大善”的行为。他的“恶”在于纵情淫佚，在于不能克制自己的情感

　　性欲。

　　这种“善”“恶”冲突，一方面表露了封建伦理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也揭示了明代中叶始已经“巨富”起来的商人极情追求享乐、蔑视伦理道德规范并与之

　　冲突的现实。

　　西门庆买官受爵，以官促商，以权谋利，有时还见利枉法，这相对封建社会中的清官廉政口号来说，皆为“非善”之举。但它却极深刻地揭露了：

　　一、封建官僚政治已经脱离了封建政治自我标榜的清明宗旨，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冲突；

　　二、封建王权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本来与封建制度相反动的商品经济却不得不向封建王权购买通行证，这正说明了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的矛

　　盾冲突。西门庆不是一个“正派”商人，也不是一个“正派”官员。

　　官、商结合，权、利互进已经使两方面都失去了“正派”的意义。但是如果他要“正派”的话，他不仅不可能达到他死之前的那种地位、财势、荣誉，很可

　　能连生药铺也开不成，再做一个破落户。

　　发生在西门庆身上的商场、官场的“善”“恶”冲突，形象地再现了在封建王权高压之下，在小农自然经济包围之中，在宗法伦理道德约束里，一个普通商

　　人与社会的抗争。

　　西门庆虽然在这个抗争中是“缺德”者，有不少的“恶”行，然而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作者按照生活的自身规律和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了他的胜利、他的

　　成功，这是作者写实巨笔最成功的地方。

　　生活并没有按照人为的道德逻辑发展，而是按照冲突和抗争的规律前进，“真’对“善”的突破在这里最富有典型意义。这也是西门庆这个人物美学意义所

　　在，是这个人物最重大的审美价值。

　　生活让强者通过抗争的狭道而获得成功，并不去过多地责备他之所以强的原因和手段。

　　脱离了这一关键问题，只是从作者以对丑的否定来实现对美的肯定层次上去承认这一人物的美学意义是远远不够的，那还只是局限在作者的创作动机的道德

　　小圈之中，还没有走到作品的实际中来，至少还没有在审美价值中去全面把握人物的美学意义。

　　作品把发生在潘金莲身上的“善”“恶”冲突更多的是置于人自身情欲的实现与伦理道德规范的压抑的矛盾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的一场抗争：

　　一个承受各种精神压迫的有独特个性的妇女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争取最基本的人生需求，向这一切的精神压迫进行了反抗，向无人身自由反抗，向妻妾制

　　度反抗，向子嗣制度反抗。虽然这些反抗显得那么盲目，又是那样不择手段，以至于伤害无辜。

　　但是反抗的残酷程度越深，说明矛盾越激烈，冲突越厉害。潘金莲是全书中所有的已受报应而死的女人中下场最惨的一个，这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在强大的社会压迫，特别是精神压迫下，潘金莲如果能像吴月娘那样信佛宽怀、贤惠通达，或像孟玉楼那样温柔敦厚、知足而乐，自己可能会有好的结局，

　　西门庆也可能不会中年而夭；潘金莲又有与李瓶儿类似的“前科”，如果她能像李瓶儿那样知足止恶、回心向善，整个西门家院会显得和气平静、一派生机。

　　然而，她的性格偏偏是与时代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压迫的张力场和自身个性的张力场相互施压对抗，终于将这个聪明美丽的肉体挤碎了。

　　从表面上看，以道德为前提的因果报应是潘金莲悲剧的原因，即恶行带来的恶果。但是从实质上看，社会压迫与个人的反抗之间的冲突才是她的悲剧的真正

　　根源。

　　这便是潘金莲这个颇有争议的“女人”的审美价值。

　　既然生活之中充满矛盾、充满冲突，既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像潘金莲那样的执意反抗也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那么避开矛盾冲突、承受社会给自己的压

　　迫是否能生存下去呢？回答是“否”。

　　这是《金瓶梅》中另一个女性以她的悲剧结局给我们的回答。

　　李瓶儿几经曲折成了西门庆的最后一个小妾，她开始知足了，也对自己过去的“恶”行知迷而返，心理和性格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生下官哥儿后，她受到了除潘金莲外所有人的敬重和奉承，生活似乎给她专门铺开了一条平坦大道，世界似乎为她特意送来了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生活的实质，因为在敬重和奉承后面隐藏着嫉妒和虚伪，在光明中闪烁着利剑的光芒，在坦途上埋伏着陷阱。

　　李瓶儿的死似乎是潘金莲的嫉恨和花子虚梦中索命的精神恐吓而致，但事实告诉我们：金莲只不过是个刽子手角色而已，花子虚数次梦中索命也不过是瓶儿

　　精神受压迫的反应，断送李瓶儿年轻生命的是封建社会对全体妇女的种种肉体玩弄和精神重压以及人格的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潘金莲为求生存而将反抗的目标对准了一出生就肩负着宗法制度的重托而引起新的不平衡、不平等和生活冲突但又是无辜的婴儿官哥儿，使

　　李瓶儿失去了生存的主要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李瓶儿知足礼让，改变自己过去的行为，以伦理女德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约束自己在生活中的抗争，形成

　　了悲剧性格；在这种情况下，李瓶儿在精神上再也承受不了失子的打击和气死花子虚的罪恶自责，终于告别了这个世界。

　　退缩、顺从、知迷而返，依然落得悲剧的下场，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生活的实质，瓶儿这个悲剧女性的美学意义正在这儿。

　　要指出的是，生活的实质是冲突、是抗争，那么抗争就在于强者胜。

　　生活强弱的范围领域是多方面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经济的、肉体的、心理的，等等。任何物质的生存发展，都有它自己强的范围或领域。

　　西门庆在经济、政治上是时代的强者，然而却败在肉体的过分纵欲上；潘金莲与瓶儿相比，前者心理之强与后者心理之弱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败在社会的

　　压迫和他人的复仇之上，后者则曾经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和人们的赞誉。

　　而吴月娘、孟玉楼的善终，则主要取决于她们精神和心理上不断寻求的平衡。

　　《金瓶梅》十分恰当地再现了生活中这些既复杂而又有规律性的现象，并因此展现出各个人物不同的命运轨迹。

　　总之，按照生活自身规律去真实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以及人在其中拼力抗争的命运轨迹是《金瓶梅》这部世情写实小说的美学意

　　义，是这部作品由于写实而突破作者审美理想的追求呈现出来的巨大的审美价值所在。

　　正因为这样，《金瓶梅》这部作品的审美力量才突破了时空限制历300余年而不衰，受历代禁毁而不止。

　　三、《金瓶梅》美学意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中国小说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和秦汉的史传文学，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小说萌芽应是六朝志怪志人笔记小说。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受以入世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再杂以中古以来道教、佛教精神，中国的文人与平民百姓的思想观念中一

　　方面肩负着“习惯成自然”而不是自觉的社会道德责任感，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天道无常、生死有命。

　　他们在封建政治和王权的统治下，在小农的自然经济包围中，一面不得不经受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磨难，一面又真诚地期待着宗教意义上的上天的恩赐，

　　这种恩赐既包括对来世的好运的实现和今世困境的改变，也包括自然界的去灾避邪和社会界的惩恶扬善。

　　这种思想观念转为审美趣味时，就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征：

　　（一）不否认现实，甚至是残酷的现实也能正视。

　　不过正视的方法不一样，有人是期待中的忍受，有人是麻木般的承受，有人用泪水模糊自己的眼睛，有人则以超然的态度来对待。

　　（二）期望着理想，甚至是代代相传的理想。

　　画饼充饥也好，以水代酒也好，阶段性实现也好，要求的是心灵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满足。

　　这样的审美趣味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尤其是面对更广大的平民百姓的俗文学艺术的创作。

　　古代说唱艺术和戏曲的审美价值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结晶。奸佞小人当道，忠臣君子或才子佳人受难，几经曲折，善恶有报，于是平反昭雪或金榜题名，合

　　家团圆或洞房花烛。这已是最广大的作者和欣赏者都赞同的“程式”。

　　小说的创作从六朝志怪志人那里起步，经过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两个小高潮，在元杂剧和元明南戏、传奇的直接影响下，步入了成熟的章回体和拟话本的时

　　期，上述两个特征也转化成小说的主要审美价值特征了。

　　经过长时间的民众与文人共同创作过程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就是这样的三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作为中国长篇章回体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展现历史的真实时，不可不谓是大胆和深刻的。

　　战争灾难，兵荒马乱，赤地千里，尸横遍野，朝廷内乱，饥民揭竿，诸侯逞雄，生民涂炭，乃至天子重臣也朝不保夕。

　　生活的矛盾冲突，在宏观上把握得十分恰当；但由于传统审美趣味的影响，创作者们在面对残酷历史现实的同时，抬起头来，将期待和企求的目光投向青

　　天，投向理想中的明君贤臣，于是，一批明君贤臣的塑造便将这深刻的历史现实拉入到虚幻的理想之境。

　　从艺术的创作上看，我们可以说它代表了一种观念，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无论是汉魏时期还是元明之交）的人们历经战乱灾荒之后企求和平生存的心理状

　　态；从审美价值上看，它以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的结合，构成了这部历史演义小说的美学价值。

　　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差不多同时或稍晚一点的英雄传奇开山杰作《水浒传》，无论是作品前大半部的造反经过的描述，还是后面起义军受招安之后去征剿

　　别的造反者以及梁山好汉们的消亡，都真实地再现了“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由于作品中的故事、人物离人们更近，并且是从造反者个人遭遇的微观角度来展现的，因此作品的“真实”，不论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都更具有成

　　功意义，审美价值较之《三国志通俗演义》要重大多了。

　　然而，创作者们具有同样传统的审美趣味，他们要用自己精神上的理想去抓住现实中难得的一两点闪光，用夸张、渲染的手法将它们铸造成解决现实冲突的

　　光环。于是救世主被塑造出来。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同的是，这里的救世主不是明君贤臣，而是受昏君佞臣逼迫造反的一帮英雄好汉。

　　从作品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意义来看，把解决现实矛盾冲突的希望从救世君主身上移到救世英雄身上，无疑是进了一大步。

　　从审美价值的体现上来看，救世君主和救世英雄的塑造实质上虽然有区别，但它把再现现实的写实作品引进了非现实的境界之中，原本重大的美学价值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削弱。

　　作为长篇章回体小说开创时期和元末明初战乱不定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民众与文人合作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审美价值中有这些特征不

　　足为怪，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演史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或深或浅地带有这些特征正说明传统的审美趣味的广泛性与深刻性。

　　当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过去之后，这种传统的审美趣味依然如故。但是，儒、道、佛三教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同时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内容的王学思想，尤其是王学左派的理论主张在民众之中，在文学艺术界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

　　给一批直接或间接写实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思想素材，一批文人作者的审美趣味也受到了程度不一的影响，他们的审美活动在完成道德使命的同时，也能够真

　　实地按照生活的自身规律去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揭示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和人物真实命运。这确实是近代小说的滥觞。

　　《西游记》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这是第一部描写神魔妖怪与佛教徒生活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题材是一回事，审美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孙悟空能七十二变，这是被夸张和神化了，但是孙悟空的对手同样是被夸张和神魔化了的对象，在审美感受上，他

　　们是一个世界中的同等层次的人物形象。

　　这里已经没有救世主，玉皇大帝、南海观音、如来大佛虽然不时地拿出绝招来帮助师徒四人，但那是为神化唐僧服务的。

　　况且，他们自己也都是九九八十一难诸因素中的活跃分子，克服灾难主要还是依靠取经者自己。取经者们不仅是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而且在努力地显

　　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

　　《西游记》的最后编定者能在佛教僧徒和民间艺人数百年创作的基础上，在传统的审美趣味中加进近代思想意识，使作品获得更大的审美价值，功劳可谓巨

　　大，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遗憾的是，虽然小说把神魔世界与现实世界打通来展现，并通过神魔世界的故事把现实世界揭示得淋离尽致，但这毕竟是一部以神魔世界为主的作品，与现

　　实毕竟隔了一层，相对大多数欣赏者来说，佛家教义和道教神魔是他们的首先的审美信息。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刮目看待与《西游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金瓶梅》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视角对准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一个令传统和时代伦理规范都皱起眉头的商人家庭，而且全然以写实的手法将他认为的

　　“善”、“恶”，“美”、“丑”和盘托出，并且还是比较准确地按生活自身规律把人物命运的轨迹客观地描绘出来。

　　这里没有一个救世主，连救世主的影子也不见有，只有生活中的人在生活的急流里依靠自己的求生本能和本领去实现自己的企求。

　　于是完美的人格和崇高的形象失去了站立的空间，善良的人是带着“恶”的痕迹在向善走去，丑恶的人则是闪着“善”的光点陷入恶的深渊。

　　不要说是平民百姓，即使是朝中大臣，也须苦心经营，以免败北；不要说是行商坐贾，即使是清官廉吏，也无奈上司和人情不何，只得中庸处事。

　　因果报应是作者在写实创作时实现创作动机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过，我们把这层因果报应的色布揭去，依然可以看到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结局是合乎生活自身

　　的规律的。

　　吴月娘的长寿、孟玉楼的善终，并无夸饰之笔；西门庆的夭亡、李瓶儿的病死、潘金莲的被杀，无论从社会学和生理学上分析，都是偶然中的必然。

　　至于说到人物活动及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其历史的真实足以令史学家叹服，艺术的真实，除了因为书中大量的性行为描写引起各界人士的大争论之外，人

　　们褒多于贬，而且一致肯定《金瓶梅》为我国世情写实长篇小说的开拓杰作。

　　这里有必要简略说一说性行为描写的问题。作品中有数十次对“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的“房中之事”（见《金瓶梅词话》欣

　　欣子序）的客观描写。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它为社会风气的影响或说它是作者有意自我欣赏甚至责它是书坊商贾为赚取金银而为，实在是失之偏颇。

　　我们在分析评述这部作品时，是否总是把作者的审美理想追求与作者的写实手法对立起来呢？本文在前面已经论述到，这二者实际上是对立又统一的。

　　二者相互统一于作者的审美活动过程中，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力图以写实的手法来实现他的审美理想，以真正的现实来完成道德说教动机；

　　二者矛盾对立于作品的审美价值实现之中，即写实手法创作出来的艺术真实在实际上已经站到了作者审美理想追求的对立面，具有了不合乎甚至违背于作者

　　审美理想追求的美学意义。

　　性行为描写作为作品写实内容，在作者创作过程中实是与作者的创作动机一致的。

　　《金瓶梅》一书，是作者“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

　　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见《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性行为描写与“四贪词”中对“色”的批判和全书叙述中插

　　入的对“淫佚”之人的言行结果的批判紧密配合，旨在证明贪女色、贪男色者恶报之因。

　　性行为描写中的人物自我欣赏色彩和玩弄特征都在于展现“淫佚”人自己的无度之“淫”状“淫”情。这些描写，客观、真实，是全书以写实方法再现生活

　　本来面目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实质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性的位置。

　　在作品中，它是人物性格、思想的形成和表现的重要因素，是人物命运轨迹的印记，是作品美学意义不可缺少的内容。

　　不少人认为若将这些描写删去，全书价值与意义不变，甚至由于“清洁”了而更重大。这种意见，若不是道学家的想法，便是掩耳盗铃之举，至少是“家丑

　　不可外扬”的一条诠释。

　　删节甚至删改作品应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删去性行为描写，目的在于不让读者特别是不适宜阅读的未成年人读者受到这些描写的影响。

　　作品被删节、删改了，怎么不受到变异呢？事实上，人们阅读删过的《金瓶梅》，会发现生活的连续性有刀砍的痕迹，生活本质特征的揭示缺少了重要环

　　节，人物行为的轨迹连连中断，其命运的结局失去了必然的原因。

　　作品的美学意义是就作品的整体来说的。对一部优秀作品来说，任何一部分的肢解都有损其审美价值。 就《金瓶梅》来说，性行为描写被删去后，书是很

　　干净了，然而这已不是原来的《金瓶梅》了。

　　正如一个人，生殖器被阉割之后不会再犯道德错误，但是他已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任意肢解、阉割作品，为道德所用，将因道德的暂时获得而失去作品丰富的美感。一旦美感失去，道德也将失去善和美的内涵而变质。

　　综上所述，以写实方法创作出来的《金瓶梅》所具有的美学意义给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世情写实小说的天地，它的创作方法和审美价值又直接影响了

　　后来的小说创作，导引出一大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按照生活自身规律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揭示生活本质特征和人的命运轨迹的写实小说，

　　把中国小说的发展推向近代，推向创作的高峰，这就是《金瓶梅》一书美学意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高度称赞过《红楼梦》：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

　　如果鲁迅先生这里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指的是“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

　　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那么鲁迅先生的赞词应归属于《金瓶梅》，即： 自有《金瓶梅》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而《红楼梦》是在《金瓶梅》的巨大影响下，把这一“打破”作为入口，登上了世情写实长篇小说的巅峰。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本文完稿于1989年8月，收入1990年4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本人专著《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后收入《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