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零度》:投身于“形式”:关于语言的伦理学

栏目:热点资讯  时间: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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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抚仙湖(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review/12957979

  罗兰·巴尔特在1973年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本写于20年前的著作,“那时我将马克思主义与萨特主义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两个伟大的哲学可说为知识分子的反抗奠定了基础。但是两人的思路,虽然都致力投身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一般来说,投身于观念和行为方式,却都从来没有投身于形式。”

  这给我们指明了阅读《写作的零度》的态度,那便是,巴尔特首先并不具有和布朗肖一样的神秘主义倾向和绝对唯美主义立场,反而是遵循着存在主义式的“介入”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受益于萨特而又挑战他的书,其中的部分篇章来自于《战斗报》。而我们也绝不能先入为主地将这本书看成结构主义的典范,因为当时的他还并没有接受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尽管文中时常透露出这种联系。

  巴尔特总是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他为《年鉴》杂志写过稿,他为米什莱写过专著,像他之后接受采访时说,“从某种方式上讲,我从那时以来做的,就是有关写作的一种历史。问题是,在《写作的零度》那个年代,我考虑的是一种更为传统的历史,我当时对于历史并没有一种新观念。” 这种朴素的历史观念被卡勒形容为“历史有用”,因为它能提供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时代的背景图式。

  开篇那句“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习惯”源自于布龙达尔,与结构主义别无二致,巴尔特表明,历史是无法选择的,它以一种边界线的方式而存在,就像《文之悦》中所说的, “一条是正规、从众、因袭的边线(着重摹写处于典范状态下的整体语言结构,譬如由学校、规范用语、文学、文化所确立者),而另一条边线则是变幻不定,空白(可采用任何外形),它仅是其发生作用的空间而已”,这对应着《写作的零度》中所描述的“语言结构在文学之内,而风格几乎在文学之外”,两条边线画出的中间地带,就是文学生成的地方。作者从语言结构的稳固出发,以内在的躯体本能实现越界的先锋性尝试,然而最终又要在绝对的风格面前止步,“写作恰恰就是这种自由与记忆之间的妥协”。巴尔特通过勾勒出这样的历史,来点明一种不同于存在主义的知识分子责任。

  作家的任务便在于理解自身的自由,并唤起他人的自由,萨特如是说。他用一种马克思式的经济决定论将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写作,而先锋派则表达了一种文学转向以不明晰为骄傲、憎恶被理解的异化,格雷厄姆·艾伦说“对于萨特来说,介入式的写作必须传达一种信息,一种世界的景象和对人的存在以及可能的意义的理解”。但尽管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在同一时期写作,二者采用的形式却是完全不同的。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的导言开篇写道,“埃贝尔在开始编写每一期《迪谢纳神父》的时候总要用一些见鬼!和妈的!字眼。这类粗俗字眼并不意指着什么,但却指示着什么。”这种语言外之物便是超越意指内容的隐含,这些是纯粹的形式装饰,但却形成了一种厚质,巴尔特也是以此作为反驳,即革命也可以投身于形式,正是作者在当下所作的选择,因而“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于是巴尔特设想了为形式梳理一条路线,它不是朗松主义的文学作品序列,而是在转折中的断裂,只有这样才可能作为写作的历史。正如他在《文本的产生》中所说的,“应该是写作,而不是写出,二者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巴尔特这样一种意义上为“写作”赋予了转瞬即逝的特性,作家应该关注写作本身,而不是时代所凝结的作品,投身于“形式”就是与这种文学史的体制对抗,与语言结构的历史搏斗,这就是巴特想说的写作的责任,也就是处于一种零度和中性之中,而昂加尔也在现实意义上确证了这一点,巴尔特夹在“萨特动员作家参与倒社会活动的号召,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完全麻痹之间”。

  巴尔特说自己的领域一直就是语言,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他曾因为布莱希特沉溺于一种政治性话语而对其严厉批评。因为,一旦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已经沦为一套陋习积弊,从事的文学生产也不过是循规蹈矩,那作家必须狠下心来将语言杀死。这便是作家面临的两难困境,或者说语言的伦理学。语言自身的道德观念,应该是不断求新探索的,对文学经典和传统的反抗和叛逆根植于此,只不过巴特语气更激烈一些,他用俄尔甫斯的比喻,为了拯救所爱,他不能转身对视,否则便前功尽弃,但作者最终会踏出那一步,他们绝不忍心,也必定终究不能狠下心来。

  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写作的零度》纵然提出了一种语言的乌托邦,但更深层次上它是带有悲剧性的,即任何先锋性写作最终都将成为一种陈规性,福楼拜的“辛勤工作”的精雕细镂造就了“现实效果”,而加缪新闻式的“白色写作”也堕落成了“文学经典”。如隆巴多所说,“没有语言能保持最初爆发时的新鲜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注意到了巴尔特的这一悖论,即任何反抗历史的写作都是以成为一种历史为目标的。“它既是对抗制度与传统的斗争,同时又是一种要成为这些传统与制度一部分的意志”,写作就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荒谬,无可避免的失落中,作为一次次回眸而精神分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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