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国度》读书笔记

栏目:热点资讯  时间: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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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作者:V·S·奈保尔,英国印度裔作家,与石黑一雄、拉什迪被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0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颁奖词中说: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关于本书:《幽暗国度》是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书中,奈保尔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再到他外祖父的故乡进行游历探访,可是他所见到的印度充满了贫困与丑陋,他眼中的印度人有着“神经分裂”的人格特质。

  核心内容: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僵化导致人民对贫穷视而不见,人们失去了改变的动力,麻木不仁。另一方面,象征行为导致了对现实的脏乱熟视无睹。甘地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是,在现实层面的改革上,他却彻底失败了。印度人擅长接纳外国文化,但同时内心又抗拒它们的文化价值,这就造成了印度人啼笑皆非的模仿式生活方式。另外,印度的宗教一方面把人生看作幻觉,一方面却非常务实。印度人过分依赖宗教仪式和象征,缺乏自我反省,没有历史意识。印度被英国殖民后留下的只是一套所谓的英国性格和行为方式,而这一切都只是在演戏和模仿。殖民过程中的印度就像失根的兰花,丧失了它原本的创造力和元气,既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的积极世界观,又无法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以至于它只能在幽暗的世界中徘徊。

  核心收获:

  一、印度的社会阶级

  奈保尔从小在乌拉圭特立尼达长大,没有去过印度。因此对他而言,印度并不真实,只存在于书本、童年的背景和老人的讲述之中,就像一个幽暗国度,神秘、朦胧,笼罩着一层浓雾。直到他1963年正式来到印度,这个面目模糊的国家,才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作者眼前。

  最先让奈保尔发出感叹的,是印度的贫穷。奈保尔发现贫穷是最能体现印度精神的一个面向,贫穷在印度人心里引起的不是愤怒、耻辱,也不是改革的冲动,而是既伤感又动人的眼泪。人们说起贫穷的时候,几乎是带着一种甜美的情感,一种最清纯的情操。在印度,乞丐是一种神圣的职业。

  何以如此?这是由于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的社会层级制度。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每个等级的人该做什么事,该过怎样的生活都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种分级制已经渗透到印度人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融为一体了。印度人最根本的心理需求便是界定自己,区分他人。事实上这种需求在全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但是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印度教的圣经之一《薄伽梵歌》中的一段经文说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由于这种心理机制,每一个印度人都缺乏积极向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从高级官员到清洁工,从打字员到妓女,每个阶层都安于他们自己的分位,而绝不试图做任何超越他们阶级的努力。

  这里有一个与分工制有关的小故事: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公务员马贺楚,让他手下的文员蓝纳士记下一份公函,并帮他用打字机打出来。结果蓝纳士只负责速记的部分,并没有帮马贺楚打字。因为他的职务是速记员,而不是打字员。当马贺楚命令他打字的时候,蓝纳士非常自然地拒绝了,即使打字员很忙而他很空,他也不会去做打字员的工作。马贺楚声言要到上级那里告状,蓝纳士也没有立即屈服,直到马贺楚下令开除他,他才突然跪倒在马贺楚面前,并将那份文件打出来。但同时,蓝纳士的内心受到了巨大无比的屈辱。这个故事里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事实上,马贺楚的做法在印度是行不通的,他虽然让蓝纳士做了打字员的工作,但他无法让蓝纳士从内心认为自己应该打字,他也无法撼动印度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分工观念。所以,马贺楚也处处碰壁,感到无力。

  对印度的贫穷感到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印度人自己看不见贫穷,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逃避的窍门,让自己忘记现实。而在印度,现实也是最被视若无睹的东西。

  其次,奈保尔看到的是令人恶心的脏乱差。印度人随地大小便。不管是妇女还是老人,他们都会随时随地蹲下来,在当街拉屎拉尿。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没人有谴责,更没人禁止。但奇怪的是,在印度,没有人会提起这件事,不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电影或者文学作品中。而这是因为印度人对污染有着巨大的恐惧。很矛盾是吗?其实不然。在印度人心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清洁,最爱干净的民族。他们拉屎、沐浴、做爱全都严格遵从教规,吃饭只能使用右手,做爱只能使用左手,连拉屎也有一套“正规、纯洁”的程序,一切活动都被严格规范、净化。印度人穿过表面现象,看到的是行为内在隐藏的意义。它是经过净化的,纯洁的行为。因此不管行为本身多么肮脏,物质层面多么令人恶心,但只要在精神上,程序上是符合净化规律的,看在印度人眼中那就是纯净无暇的。这就是印度的辩证法。

  印度有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就是甘地。甘地年轻时在伦敦留学,之后又曾在英国殖民的南非住了20年,回到印度时已经46岁了。甘地身上同时有东方和西方、印度教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他着眼于显著的现实,比如他要求民众注意到公共卫生问题,注意到在走廊上随便拉屎的问题,他认为公共卫生牵扯到种姓制度,种姓制度造成印度人的麻木不仁,欠缺效率和勇于内斗;勇于内斗使印度积弱不振,积弱不振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这就是甘地眼中看到的印度,然而这个印度对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印度人无法从外部客观看待现实,他们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甘地曾经向印度民众阐释西方基督教的真理:在上帝面前,我们受到审判的依据,不是生前吃过什么东西,结识过什么人,而是我们到底帮助过谁,以什么方式帮助过他们。然而甘地的这些教义在印度《薄伽梵歌》里找不到对应,印度人试图接受这些观念,最后却加以摧毁、废弃。甘地倡导的无私行为于是被象征性的行为所替代。举例来说,印度政府设立植树周,却只是做做样子,种下的树苗不久便枯死了;设立消灭天花周,而却有中央政府官员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种疫苗,人们花几个卢比,去购买接种证书,如此等等。行为一旦沦为象征,重要的就只有标签了。在作者看来,象征性的行动是一种诅咒,给印度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印度人的种姓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也许一个印度人能够稍微有点越轨,冒点险,可是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他的种姓根源。奈保尔在印度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举个例子,一个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到做了整个公司的总经理,有钱买计程车,做投资,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却每天仍像一无所有时那样睡在大街上,只因为他出身低贱,已经习惯了睡在大街上,即便有了钱,他也没觉得自己睡在大街上有什么不妥。再比如,出身高贵的婆罗门种姓的富商,靠做皮具起家,却不让儿女介入这个行业,因为它是低等的,污秽的。

  需要改革的是种姓制度本身,是种姓阶级的心态,而甘地不断提醒人们注意的琐碎,狭隘的事实正是他改革的出发点。可惜印度毁了甘地,如今,甘地被奉为圣雄,国父,成了老百姓心中的神,被顶礼膜拜,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他所指出的社会病根却被有效地忽略不计了。

  二、印度人的心理结构。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宗教发达的国家,而印度人的心理结构也与宗教息息相关。对印度人来说,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是难以区分的,印度人看上去心胸狭窄,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束缚特别多,可他们却能够毫无障碍地接纳和理解复杂、巨大的事物。换句话说,印度人把神话当作史实来接受,也常常把史实变成神话故事。眼前的具体形式根本不重要,他们活在宗教神话的世界里。

  在印度一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不时有外敌入侵,但是内心深处,印度人却从没有把内部精神世界和外部真实世界进行过区分,也没有发展出历史意识来。那么,印度人如何对待入侵者呢?这就要说到印度人特有的模仿本领了,他可以在外部模仿16世纪征服并统治他们的莫卧儿人,也可以模仿殖民他们的英国人,看似被征服的假象之下,他们的内心深处完全不受打扰,内在的世界永远不变,这正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

  奈保尔有时候会用“模仿”来描述印度社会,但有时候又觉得“精神分裂”这个词更恰当。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是不自觉的。奈保尔时常陷入困惑,难道印度人不知道自己在演戏吗?印度人会模仿英国人的一举一动,模仿英国人的品位和生活方式。奈保尔在印度遇到一位陆军军官,他乍看之下和英国军官简直一模一样,一言一行全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的品位也是。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印度人模仿的不是真正的英国,而是产生于印度人想象中童话式的英国。奈保尔把这称为“盎格鲁印度”,这些人操着满口英国俚语,说着怪腔怪调的英国话,把这种语言变成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但是内心深处却不以为意。

  印度人张开双手接纳西方的东西,但同时内部又不自觉地排斥这些东西所蕴含的价值观。印度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模仿,或者说“精神分裂”之中。一个印度科学家在就任新职位前,会去请占星师替他选择一个良辰吉日。

  而另一方面,印度的神话和宗教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凸显精神价值,相反,印度的神话和宗教都是非常务实的。举例来说,印度的《爱经》就是一本实用手册。虽然宗教把人生看成幻觉,但《爱经》却鼓励人们在世俗的男女关系中采取务实的态度。以下是引自《爱经》的一段话:“上钩之后,她就应该施展浑身解数取悦他;一发现他迷恋上自己,她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吸干他的钱财,然后把他甩掉,这是青楼女子的职责。”印度人眼中青楼女子的职责和商人的职责没有差别,在《爱经》中,有十五种情况中,通奸是被允许的,其中有一种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是安全的,而且能为当事人带来一笔财富”。《爱经》中所反对的是仅仅用以满足个人情欲的通奸,而如果能带来切实的利益,则就要另作考虑。而《爱经》的教义和其他印度的修身指南的宗旨是一致的,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不会危害来生,不会损害钱财,但同时又能带来快乐的各种活动”。

  《薄伽梵歌》中推行的种姓制度,也是古代印度务实主义的一部分。它起初确实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分工,有助于促进效率,但是如今它却分隔了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了职位和责任,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最糟的是,它造成了印度人沉溺于象征性行动的心态。

  除了印度教徒之外,印度还有大量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地位仅次于印度教,信奉者约有1.2亿左右。而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奈保尔在喀什米尔的哈桑巴德城参观过一次穆斯林什叶派的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奈保尔目睹了一群乩童的游行。所谓的乩童跟儿童没什么关系,而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天神跟人或鬼魂跟人之间的媒介,类似西方宗教所称的“灵媒”。许多宗教中都有乩童,并非伊斯兰教特有。这些乩童身上沾满鲜血,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却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故意碰撞路人。他们越是流血,越是能引起人们的掌声。这一触目惊心的游行在印度的大街上却显得那么自然,乩童血淋淋的身躯把单调的修行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

  这就是印度人对宗教的认知:宗教就是庆典和仪式。而这些仪式,并不是经过千百年发展出来的,只是征服者一夕之间套在喀什米尔人身上的。喀什米尔人早已经忘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因为印度人欠缺历史意识,因此改换宗教信仰才那么容易。但是,喀什米尔人信仰的又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可喀什米尔人却会在寺庙里供奉穆罕默德留下的一根胡须。因此奈保尔断言,“如果今天有一位征服者,就像数百年前的那位,强迫喀什米尔人改信他的宗教,把一整套律法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敢说,再过一百年,没有一个喀什米尔人会记得伊斯兰教是什么东西。”

  三、殖民对印度的影响

  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叶,印度有很长一段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并且殖民得很彻底。当作者来到印度之后,他眼中所见到的英国所留下的殖民痕迹,却带着几分虚幻不实的色彩。

  在他初来乍到之时,在码头上看到的起重机展示的全是英国名字,这让他意识到其实印度人每天都在接触异质的文化,最后完全融入其中,并被改变。对于印度人来说,被殖民的历史没有被刻意淹没、打压,而是被全部接受,但又全部被漠视。这就是印度人的处世态度: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若无睹。印度人用一种博大精深、超脱、强调消极和接受的哲学加以消化。于是作者发现,印度人一直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

  在印度有两个英国存在,其一是“印度的英国”,也就是在印度作为历史,也已死亡的英国。印度到处可见英国风味的建筑,照理说这些建筑在印度应该显得很突兀,因为统治印度的英国,是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东西,它跟印度的传统格格不入,但是却不,它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遗迹的国家,变成了它的一部分。 而另一个英国则是依然存活在当今印度的英国。这个英国是制度层面的,或者说文化的英国,它仍然活跃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印度的行政区域就是按英国人的方式划分的,印度军官的俱乐部是英式的,城市舞池是英式的,人们的服装、语言也夹杂着英国风味。在作者看来,这个英国并不真实,显得荒谬可笑,虽然这个英国更有生命力,更有气派,然而这个英国和印度的结合是对印度的一种侵犯和亵渎,显得很诡异。这是任由一个文化凌驾于另一个文化之上的结果,两者之间欠缺互动和竞争。

  在作者看来,印度殖民政治最诡谲的一个特质是:矫揉造作。就仿佛整个国家都在演戏,演出的是一出狂想曲。有人说,硕果仅存的真正英国人其实是印度人。这句话很发人深省,说明所谓的“英国性格”其实是幻想的产物,是一套固定的行为准则,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这套行为准则慢慢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英国性格就是骑士作风加上法制观念,而那个作为殖民者的英国,则与之切割开来了。在印度人心中这种英国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与他们自己的信念结构不发生关系,这种英国精神是一种表演,一套把戏。作者调侃,“英国性格”在印度会永远存活下去,因为它是民族艺术的一件作品,它会比英国这个国家活得更久。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因为如果有了历史意识,印度人如何还能在废墟和古迹中照常生活呢?如果有了历史意识,哪个印度人不会为他的国家在最近一千年的历史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对此,印度人只能逃到幻想中去,躲进宿命论的安全岛。

  因此,印度人是这样看待历史的:虽然18世纪的印度内政紊乱,引起列强入侵,但是印度人会告诉你,在英国人来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正面临重大突破,文化欣欣向荣。印度人随意歪曲历史以让自己满意,以至于今天的印度仍然是一片乱象,印度内部为了语言、宗教、种姓和行政区划分争吵不休,似乎历史从未进步。无怪作者发出感慨: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作者并不是在为殖民者辩护,而是从印度内部去寻找它如此容易被殖民的原因所在。作者的落点还是印度本身,他坦承,由于印度的历史就像沙滩上的城堡,海浪冲刷之下,城堡就消失无踪,因此征服者也无法真正驱动它内在的改变。

  印度人不在意自己的文化历史,印度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废墟中,印度到处遍布着古迹和雕像,伊斯兰清真寺建在印度教神庙遗址上,造成了层层叠叠的废墟。在印度人眼中,废墟中更有价值的是用铁皮造的厕所,而作为有文化价值的废墟,印度人则要通过欧洲人的眼睛去发现,只有那些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废墟才会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维修。

  作者感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适合接纳征服者。作为印度教国家,印度具有丰富的和征服者打交道的经验,它总是有办法迎合入侵者,最后,将他们吸纳进印度社会中,把他们全部同化。一开始,印度是很欢迎英国人的,曾经有一本印度人所著书的卷首题词可以证明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种融洽:“纪念在印度的大英帝国。它把我们视为子民,但我们并不满足,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

  作者认为,英国人曾经是以上帝的选民姿态来管理和统治印度的,英国本可以融入印度文化,产生好的影响。不幸这并没有发生,作者认为问题出在英国人的情操和价值观突然间改变了。英国殖民政府彻底背离了过去的英国价值观,不再有兼济天下的心怀。结果是,英国开始对印度表示轻蔑。于是,印度人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到他们的精神文化传统,回归印度古代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抛入一个新世界中,这里只能看到它的形式,却抓不住它的精神,于是印度人成了失根的兰花。模仿西方制度,也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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