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篇

　　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

　　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

　　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

　　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

　　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

　　从“去杠杆”到“稳杠杆”

　　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政治学篇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协商民主地位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

　　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

　　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

　　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

　　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

　　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

　　伦理学篇

　　把握新时代机遇

　　彰显新伦理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

　　挖掘儒家道德文化

　　助力当代社会发展

　　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

　　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

　　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

　　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

　　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

　　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

　　叩问生命科学技术

　　维护人类根本尊严

　　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

　　（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