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简论：性与暴力的狂欢

　　       许多年后，如果我们的文学史还有最起码的良知的话（请原谅我吧，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正在梦游），它将会这样记载发生在这一年的文坛盛事：2012年，中国的某三流作家凭借其恶俗的语言、做作的手法以及对暴力、色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赤裸裸的歌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鉴于某重量级评委是该作家为数不多的瑞典语翻译者之一，我们祝贺他在公布名单之后迅速出手，并赚得大量版税收益。新年到了，恭喜发财！也感谢不甘寂寞的诺奖评委会的倾情演出，在克努茨?安隆德院士抨击2004年的诺奖得主耶利内克写作令人作呕的情节并愤而退出评委会之后，为我们奉献了一场末日前的文坛丑剧。

　　    如今，当我们回头去看克努茨?安隆德院士对耶利内克的那些批评，你会发现这些话放在莫言的身上依然适用：其作品充满空洞的思想和偏见，语言单一，缺少艺术雕琢；用自我钟爱的笔法描述下流和恐怖的情节，书中充斥着令人生厌的暴力和淫秽。

　　    这位新晋的诺奖得主似乎对于女性的乳房和臀部有一种近于偏执的喜好，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斥着诸如“乳房坚挺”、“乳房一样的山峰”，“肥胖得像丰满的臀部一样的脸”之类的字眼。在《红高粱家族》中，大奶奶是“乳房挺拔傲岸”、“鲜嫩茂盛，水分充足”，有“粉团一样的胸脯”，二奶奶也是“双乳高耸”、 “曲线流觞”，有“鼓蓬蓬的胸脯子”。

　　    这位“永垂不朽”、在作家笔下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大奶据说是“个性解放的先驱”，是“妇女自立的典范”，而她只要闻到男人的气味就性欲勃发，亢奋得不能自已，当她十几岁还坐在花轿里面准备出嫁的时候，轿夫身上散发出的汗酸味就令她无比沉醉，“奶奶有点痴迷地呼吸着这男人的气味，她老人家心中肯定漾起一圈圈春情荡漾”，“奶奶猜想着轿夫粗壮的上身，忍不住把脚尖上移，身体前倾”，我猜想她此刻私处一定果不其然的“鲜嫩茂盛，水分充足”，否则怎么对得起作家呕心沥血的歌颂呢？

　　    这位大奶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白日宣淫”之后，经过“十五年风雨狂心魂激荡”，已经由“黄花姑娘变成了风流少妇”，她甚至当着儿子的面，堂而皇之地搂着管家罗汉大爷的肩膀，勾引他跟她上床，还说什么“你就像我的爹一样”，我不知道女主人公潜意识里是否一直有着乱伦的冲动，但是如果有，作家也会为之大肆渲染一笔的，因为“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这就是所谓诺奖得主的创新逻辑：一个骚货或者荡妇，只要她敢想敢做，敢于尝试跟不同的男人在各种场合交配苟合，她就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和“妇女自立的典范”。而我们这些无能孱弱的不肖子孙，在文明的束缚下不敢冲破世俗的藩篱，不敢乱搞男女关系，所以就只能对先辈们顶礼膜拜了，并且应该像作者一样把心肝剖出来“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如果说偷情淫乱就是个性解放，那么杀人放火就是英雄好汉。“我”的爷爷余占鳌带着他的队伍“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种的退化”是贯穿莫言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和叙事情结，它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而衡量种群是否退化的重要标准就是你敢不敢效法祖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因为杀人和强奸体现的是人的原始的、野蛮的、昂扬的、勃发的生命力，这样的人无疑是“有种”的。你看，“你爹多能干，十五岁就杀人”，二十四岁就为了女人把跟他无冤无仇的单氏父子全部杀光。然后，作者再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下余占鳌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这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不就具有合法性和浪漫色彩了吗？但是，杀人就是杀人，行恶就是行恶，即使西门庆后来参加了抗金运动，也不代表他屠杀武大郎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不错，武大郎是五短身材，单扁郎也得了麻风病，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罪”该至死。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容许他人随意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如果打着“抗日战争”和“人性解放”的旗帜就可以随意杀人，那么这跟日本打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侵略中国又有何本质不同？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弱肉强食的法西斯主义强权逻辑而已，是对暴力和强权的赤裸裸的膜拜。这种所谓的生命意识、人性解放背后“隐藏的是即将到来的一个巧取豪夺时代的精神实质——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不论善恶，强者为王。”（陈捷《〈红高粱〉：生命的礼赞还是强者的喧嚣？》）

　　    而被作者抨击为思想中“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的“我”的父亲豆官，恰恰是一个对人性有着深刻悲悯的人物，当日本战俘哭着拿出家人的照片哀求“我”的爷爷和父亲留下他这个活口的时候，父亲豆官还会忽然动了恻隐之心，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祈求着他的杀人如满、心如铁石的爹”，可惜他爹却毫不容情，一脚将父亲踢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提起马刀把日本兵砍成了两半， “那些花花绿绿的内脏，活泼地跳动着，散着热烘烘的腥臭。”虽然父亲也参加了抗日，但是很不幸的是，他杀人不够心狠手辣，对待敌人过于仁慈，他赶不上“我”英雄的爷爷，在种群的历史链条上他是退化的，“他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就这样，莫言顺利地完成了一次主题上的偷天换日的大逆转，爷爷的“兽性”成了“人性”，而父亲的“人性”则成了“兽性”，善恶混淆，是非颠倒，伦理道德完全被打翻在地，并踩在脚下。

　　    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形式上是将叙述视角定位在第一人称“我”的位置上，以“我”的口吻叙述祖父母余占鳌、戴凤莲和父亲豆官的抗战经历，但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视角。奶奶戴凤莲在临死前的心理活动和二奶奶恋儿被日本兵轮奸的种种场景，都是“我”完全不可能亲见的，其背后完全还是那个中国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在默默地操纵着这一切。莫言想要从西方的创作技巧中汲取经验，但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除了使人感觉到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之外，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内视角有何作用。它给人的重要意义就是既然要学西方现代派的创造手法，那就要学好一点，学像一点，别给人当成猴子一样来观赏。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既无技巧又无思想的所谓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什么，反正歌颂强权和暴力也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世界的审美水准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说了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