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默夫妇 ｜ 美国式婚姻教科书

　　看惯了悲欢离合，奇幻追梦，人类发明电影还多了一个用途，那就是延长生命。这段来自资深影迷杨德昌的对电影的理解，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生延长了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美丽，而是这三倍的人生，就要承受三倍的轮回之苦。我们除了要去生活，甚至也得以在电影里看到另一种“真实”——这些真实组成了已发生的和未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过去和未来的某个片段，让人本来应该迷失在柴米油盐中的麻木重新变为对生活的审视之苦。中学时期，课外读本上看到了《克莱默夫妇》的剧本导读，一对夫妻生活美满，却因为妻子追求自我，而丢下丈夫孩子，丈夫从而在单亲家庭里抚养孩子从而理解妻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有多种解读，依托于《玩偶之家》的妇女解放意识，可以是70年代美国女权宣言，也可以是离婚率升高之后的社会现实，也可以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探讨，甚至是单亲家庭的责任归属，还有种种发生在美国普通家庭中最常见也最司空见惯的生活悲剧，这就是电影所延长的部分。种种的痕迹与解读，都只是这一部平凡又伟大电影的诸多侧面。要理解这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不得不从社会谈起。

　　1七十年代的末尾，美国经历了战后的辉煌，土星五号登陆月球，苏联疲软，同中国建交的时刻，然而经济腾飞的隐患也正在显现出来，嬉皮士运动崛起，年轻一代开始反思种族主义与越南战争，做出了消极甚至是堕落的不抵抗运动。要知道，上一代人刚刚经历美国梦，这一代人出生起便享受了房子车子和收音机电视机，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梦想，那些努力工作都是资本家的阴谋，那么人应该去追求什么呢？ 垮掉的一代人，间接地击垮了美国经济。为了生存，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面临双重打击，传统的白人社会种族结构与性别结构，被冲击的思想解放击垮，黑人与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年轻一代的拒绝工作与放纵堕落，造成了社会的停滞，而冷战的阴霾尚未结束，人们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70年代秀》中，年轻人开始反思，是否美国才是冷战中邪恶的一方？所有的社会变化全部转嫁到了美国中坚一代中产阶级身上。 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一线城市开始成为价值观和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而在美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产生一线城市的国家，伦理的意义也开始被拿到台面上解剖，如同电影中所探讨的那样，女人是否就应该做一个家庭主妇？男人是否就不会带孩子？这在我们早几年看来，美国人早几十年看来，都是自古以来牢不可破的社会价值观，如今，一切都成了实验，所谓的准则，应该重新规划了。 所以，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克莱默女士在片头，郑重地和自己仅有七岁的儿子告别。她是高材生，她也是女性。1979年，她开始明白，我不是天生的家庭主妇，我不应该在丈夫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的生活中只拥有孩子母亲这一种身份，她也可以追求更多的身份，虽然她胆怯，恐惧，但是她毅然决定改变命运的时候，不仅仅是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而是冲破所有婚姻设下的陷阱，在取舍中选择，自我比家庭更为重要。

　　这既是七十年代的思潮，也是女性独立的一种社会现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很多人这里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会比孩子更为重要，难道身为母亲，再怎么爱自由，也应该给孩子多一些空间吧，即使不用离开家，也是可以找到自由的吧？这就要说到美国作为伦理试验场的作用了。鲁迅先生在最早的时候就探讨过——《娜拉走后怎样》。娜拉离开玩偶之家，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呢？什么都不会，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社会是对女性不公平的，只要在社会中她的形象是女人，她的身份还是女人，那她就只能是女人。只要靠男人的施舍和重组家庭，她就走不出舒适圈。所以出走这个议题，最重要的不是走出去，而是做“人”。所以鲁迅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社会制度不变，女性依旧没有出路。而美国，一个处在变革，解放，冲突的时代里，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走上街头，寻找自己身为人的身份。这个种族混杂组成的国家，不断地自我内省，不断地改变着。伦理在美国只是一场实验，而不是一种文化，和统治工具。伦理道德，正在经历尼采梦想的重构瞬间。对于乔安娜来讲，只有摆脱女人的身份和成见，她才能重新成为母亲，只有走出这个家，才能理解职责与义务，才能理解爱，理解成为人做需要的一切准备和行为。 对于“父亲”来讲，也是一样。只有回来，才能理解身为男人和父亲的职责与义务。 2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克莱默，影片一开始便是升职加薪，并且前途光明。虽然每天辛苦赚钱，但是家庭美满，总是让人欣慰的，直到妻子突然说，自己要离开这个家，他也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是觉得被人蛊惑了，久久难以释怀。作为主角视角的男性思维，观众也是不理解的，女人何苦要多此一举，想要自由我可以给你车子，给你房子，你在家，总是自由的，为什么非要抛弃家庭，爱情和孩子呢？但事实就是妻子离家出走了，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而他根本无暇顾及这件事情，只要临阵磨枪，开始带孩子，经历了一系列的笨手笨脚和辛苦奔波，他开始理解女性在生活中为何要选择逃避了，忙碌的生活中，人的痛苦在于努力并不会有回报，我们可以看到克莱默悲惨的生活：带孩子是身为人父的职责，但是工作却开始挤压他。领导开始不信任他，即使他许下我会24小时工作，一周八天都上班，最终还是丢掉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当初美国七十年代的社会图景，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中产阶级，和我们的“韭菜”如出一辙——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是靠韭菜撑起来的。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年轻人垮掉，国家需要刺激，韭菜的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然而韭菜和女性都是无辜的，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经济要发展，冷战要持续，只要孩子一出生，那么韭菜的生活就必须成为某种既定的准则，自我的舒适圈都可以突破，一个可以离家出走，一个可以接受底薪，但是只有孩子不能跟着他们受苦。然而，韭菜的命运并非只需要钱就可以解决，最终在努力奋斗中，彼此冷落对方，失去了爱情。只剩下孩子是唯一的纽带，但是“回来的父亲”与“出走的母亲”，已经都将孩子视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互不相让。那就对簿公堂。

　　3后半段电影发生在法庭上，正是双方在思考了，理解了对方之后，从开始互相诘难和到最后互相理解的过程。法庭的陈述从乔安娜开始，为什么离开孩子？因为逐渐在生活中迷失自我，所以决定找人帮助但却没有得到关注，于是到达极限，离开家去寻找自我。律师指责她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并问她，你承认你的这段关系是失败的吗？虽然克莱默先生拼命示意摇头，但是崩溃的乔安娜流下泪水，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虽然她执意用母亲的身份唤起法官的同情，但是克莱默的陈词更加有力，在乔安娜离开的日子里，他已经学到了作为一名家长应该有的责任感，难道一名父亲带孩子，就一定比女性差吗？所有的交锋，其实都在指向一个主题——身份的转变与伦理的重构，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去工作，男性可以和女性一样去带孩子，任何成见都是不可取的。至于如何平衡时间与空间，不应该用过去传统的观念来束缚任何一个人，作为夫妻双方，本来是应该平等的探讨这个问题的。 最后法官还是将孩子判给了乔安娜，律师想让孩子出庭作证，但是克莱默也拒绝了，两个人都不想伤害孩子，毕竟他们的爱都是同等的。所以最后，乔安娜反思了自己，也将自己的身份重新认识，将孩子留给了克莱默。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转变了，乔安娜是总监，但是即将开始繁忙；克莱默降职减薪，但也能更好地照顾孩子，那些束缚和成见在这个重构的过程里就这样消失了，所以这样的结局，已经是比较完美的相互理解了。这部电影最后的意义，就是双方不再囿于社会结构与传统价值的束缚，做出了向前进的一步。这也是美国式生活教科书给我们很沉重的一课。没有生活是完美的，也没有谁必须为单亲家庭负责的说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很多人怎么挽回都无法解决的。并且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身份互换，悲剧依旧存在的家庭，孩子依然是唯一的受害者。男人不应该辞职带孩子，女人不应该上班独立的观点，也正是这些悲剧持续发生的源头，直到今天，还在被人津津乐道，甚是可怕。这部电影并没有探讨男人和女人，而是两个人。 4这么一部超级闷的故事片，既不文艺也不玄幻，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在于评委们认可了电影所探讨的社会现实，银幕与真实正在同时发生，也揭示了时代的特征。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看到剧本时本人正在经历离婚之苦，看完剧本只觉得这本子太过幼稚，而且实在是影响心情，拍不出来。对于已经看完的观众来讲，这片子的确是带了很多说教和虚假的成分，现实没那么温馨，也没那么坦然，然而你又不得不说，既然是造梦，现实的隐痛同样是梦境里不可或缺的成分，霍夫曼也许正是想通了这一点，当作为一个演员，去理解一种虚构故事中同样经历这种处境的人，或许更能在短时间内思考，这些幼稚的故事情节，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离开，回来，双方的身份不断发生转变，“出走的父亲”和“回来的母亲”也许仍会继续发生，在现实中，这就是是悲剧的审视之苦，轮回只会一直发生。但在电影中，一切都只能点到为止了。 《克莱默夫妇》是很完整的，具有强烈时效性的一个社会片段。背后其实是70年代美国大量的离婚率，单亲家庭，996现象的社会现实。四十年前的美国韭菜生活图景，也预示着我们未来也要步此后尘。作为一种实验模型，克莱默夫妇是现实主义作者们的一次理想化表达，也是那个年代人们反思的现实投影，电影不仅仅可以延长生命，也希望着可以改变社会。改变社会不是豆瓣热炒的改变法律，而是改变人心的价值观，腐朽的观念和对爱与情感的认同。这种认同应该超越性别与成见，并且期望彼此能够相互理解，这是《克莱默夫妇》成为美国电影教科书的又一个伟大意义。试着抛去成见，带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去看待这样的故事，也许总会理解一种身为父母的心情——不是什么都是完整的就是健康的，而只有健康的，才能实现完整。这也是一部短短的电影，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