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视野中的正义 ——猩球系列电影中类智人的伦理考察
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作者 黄鸣奋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导
类智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人类的近亲,在心理学意义具备和人类相近的智能,在社会学意义上拥有可和人类相比的自组织形态。在科幻语境中,类智人可能是人类的实验对象、助手、挑战者、统治者或终结者。美国“猩球”系列电影以猿类作为类智人的样板加以描写,从伦理的角度扩展了“正义”的适用范围、时间跨度和思维机制,在人兽混淆、人兽冲突和人兽共生等情节中展示了后人类时代对正义的新定位
人类属于生物学所说的“智人”,其分类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科,人属。猩猩是人的近亲,同属于灵长目,不过是简鼻亚目,人科,猩猩亚科,猩猩属。若就自然定位而言,猩猩与人类在基因构成方面的相似度高达96.4%。在社会定位方面,猩猩和人类一样具备群居特性,虽然未发展出严格的规训机制。至于心理定位,猩猩在智力上肯定不如人类,但是,在与人类共处的情况下,可以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和语言。根据上述定位,我们称之为“类智人”,因为它们虽然属于人科却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智人,在智力发展方面虽然和人类存在相似之处却达不到人类的高度。下文选取“正义”作为从伦理角度对类智人加以考察的切入点。从字面上看,所谓“正义”可以理解为公正和道义的统称。它大致包含了如下要旨:一是公平、公开(“公”),二是正确、无邪(“正”);三是合乎自然、有原则(“道”);四是合乎规范、重情谊(“义”)。正义和人类共同体的建设密切相关。“正”的本义是为统一天下而战,由此衍化出天下统一和基准等引申义;“义”的本义是天下合宜之理,其后派生出合乎情谊、被认为是亲属的(如“义父”)等含意。在后人类语境下,“正义”观念出现了如下演变:(1)其适用范围从人类逐渐扩展到各种类人生物;(2)其指导观念由人类中心主义逐渐向生态伦理主义过渡;(3)其贯彻途径由各种意义上的战争逐渐向共生、调适、多赢过渡。就此而言,美国“猩球”系列电影提供了例证。它们肇始于法国作家皮埃尔小说《人猿星球》(1963)的英译,原创系列已经发行了5部(1968,1970,1971,1972,1973),重制的有1部(2001),重启的有3部(2011,2014,2017)。就创意而言,这9部电影大多采取如下做法:一是将当下人类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种族问题置换为人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关系问题;二是将当下核冲突的潜在威胁推演为核浩劫的实际后果;三是将人性、人情、人心等内向审视变形为异类(猿)心理的外向审视。经过上述加工,对于“正义”范畴的探讨形成了如下新特点:一是将“正义”的适用范围由人类拓展为灵长目;二是将“正义”起作用的时间跨度由以过去-现在为主拓展到涵盖遥远的未来;三是将“正义”所依托的意识活动从客体思维、主体思维拓展到整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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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混淆与正义的族类定位
“猩球”系列电影从一开始就将人猿关系置于社会系统来加以考察。在社会系统中,正义的精髓首先是通过体系正义的要旨呈现出来的。在现阶段的地球上,人类是万物之灵,由人类对其他物种实施统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换言之,凡是有利于巩固人类在地球上统治地位的,便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邪恶或非正义的。然而,“猩球”系列电影彻底颠倒了这个体系的根基,引导观众对“正义”的本质和依据加以思考。它通过特殊情境的设置混淆了人与兽的界限,一方面是人类由于遭到重大变故而兽化(表现为丧失语言能力等);另一方面是兽类由于抓住重大机遇而人化(人猿就是这样来的)。以此为背景,在以人为本的正义之外出现了以猿为本的正义。
(一)颠倒文明:猿类正义VS.人类正义
“猩球”系列电影的第一部是《人猿星球》(1968)。它描写宇航员泰勒等人1978年出发往太空,3978年坠毁于陌生星球。他们为那儿的猿所捕获,发现那儿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害虫而遭到猎杀。经过一番周折,他们在该星球禁区内找到存在过技术上高度先进的人类社会的证据,并明白是人类自己将天堂变成了沙漠。原来这个陌生的星球是核战之后的地球,泰勒绝望而愤怒地谴责那些毁灭了地球的人。
根据笔者所提出的人性六要素原理,人类将自身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是通过运用工具制造工具、发明语言实现自我意识、强化规制保证身体与身份一致性实现的。“猩球”系列电影关于人兽混淆的情境设置与上述原理不谋而合,虽然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具体地说,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1)泰勒等宇航员所驾驶的飞船在降落时沉入水中,所携带的高科技设备(特别是武器)几乎都派不上用场;与之相反,这个星球上的人猿却有效地运用了人类所发明的各种工具(包括枪支)。(2)人类(包括归来的宇航员)由于遭遇变故、受伤、被阉割等原因而暂时或永久丧失语言能力,猿类却利用人类所发明的语言(以英语为代表)从事交往,甚至著书立说。(3)地球上的人类已经退化为没有系统性分工协作的乌合之众,而猿类却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系统。
本片塑造了颠倒的文明,其特点是反转人类对于其他生物的支配地位,从而以猿类正义取代人类正义。人猿“伟大的立法者”(指后续影片中出现的凯撒)在被后世视为经典的《圣书》中谴责人类是“魔鬼的属下”,倒行逆施;猿城科学部长对人类和人猿的由来相当清楚,义愤填膺地谴责人类将这个星球上本是天堂的地方变成了沙漠。作为人类代表、仅存的宇航员泰勒在明白自己不是来到外星而是回到地球之后,痛苦而绝望地感叹:“你们破坏了一切,该下地狱!”
师法人类却又虐待人类,人猿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邪恶的。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所谓“人猿正义”不过是异类的歪理。但是人猿拥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们的智能之所以取得飞跃,并非由于人类出自善意的精心培养,因此并不存在值得感恩之处。从生态伦理的角度看,是人类一意孤行、作恶在先。如今人类被人猿踩在脚下,完全是罪有应得。当然,这部影片毕竟仍是人所拍摄的,自然有必要说明人猿毕竟还存在理亏的一面。因此,影片末尾让猿城科学部长下令炸毁足以证明人类文化曾比猿类文化先进的考古遗存。
(二)核弹上帝:现实正义VS.终极正义
有关大约2000年之后人类的情况,美国《失陷猩球》(1970)做了较详细的描写。该片中,太空人布伦特为寻找失踪的同事泰勒,在3955年来到核战后由人猿统治的地球,发现纽约地铁站废墟中生活着一些靠心灵感应进行交流的变种人。这些人利用其心理能力来审问布伦特,得知人猿军队正在向他们进攻,便试图用心灵幻觉加以阻止,但未奏效。于是,变种人决定使用人类残留的一颗被视为上帝的核弹。这时,泰勒见到了布伦特,从他那儿得知这是一颗“末日炸弹”。在发现无法取得来袭的人猿(哪怕是其中最有学问者)的理解和同情之后,泰勒按下核弹开关,从而毁灭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本片所设想的未来人类大致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像宇航员泰勒、布伦特这样的时间旅行者。他们在各方面和生活于20世纪末的地球人比较接近,虽然可以穿越到2000年之后,但因为人数太少,无法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而且,在回到地球之际,其飞船因溅落而损坏,他们随之丧失了掌握高科技武器的优势。第二类是由于不明原因丧失言语能力的退化人,生活在40世纪末猿城管辖范围内。第三类是40世纪末生活在禁区的变种人。他们是核战幸存者的后裔。核微粒通过去除皮肤层而使他们变异,但是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心理能力。他们能够讲话,但更倾向于通过心灵感应影响别人。他们是核浩劫的受害者,但又崇拜古代核弹,将它当成自己的守护神或上帝。这三类人虽然在体貌上仍然颇为相似,但在文化上相距甚远,彼此几乎无法进行沟通,这令泰勒感到绝望。
就影片的描写而言,心理感应人所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或者是正义的战争。他们的首领在危难时期向核弹上帝的祈祷充满了悲壮的意味,如说:“敌人只会找到一个死亡之城,袭击我们这天将成为永恒”等。宇航员泰勒引爆核弹,在反迫害、反奴役等意义上似乎也是正义的。但是,上述正义都属于现实正义。若站在终极正义的立场看,为某个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种族毁灭整个地球上的生命,引爆核弹的行为无论如何应当遭受谴责。当然,在更大的范围内,终极正义是否存在,却又成了问题。因此,本片的结尾是这样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在宇宙中数十亿个星系之中,一个中等大小的星星,它的一颗卫星,一颗绿色和微不足道的星球,现在已经死了。”
(三)无辜幼猴:已然正义VS.未然正义
美国《逃离猩球》(1971)掉转镜头,对准20世纪的世界,揭示来自未来、会说话的猩猩在融入人类社会方面所遇到的障碍。同情人类的猿类科学家吉拉、考耐利斯夫妇和米洛博士(都是黑猩猩)修好泰勒的飞船,穿过时间隧道逃到1973年的美国,被送到洛杉矶动物园。米洛博士被动物园大猩猩杀死。吉拉和考耐利斯不想让人类知道自己会说话,也不想让人类知道猿类将统治地球,但最后还是在受审中透露出上述信息。某些人类科学家没有因此敌视他们,甚至试图帮助他们融入当时的社会。不过,他们仍然被迫逃离洛杉矶,因为有一位人类科学家发现吉拉怀孕,担心猿类新生命将给人类带来悲剧。在影片的末尾,这两个猿类科学家死于非命,但其宝宝降生,由马戏团团长抚养长大,这就是具有高度智能的凯撒的由来。
如果当今杀掉一只小猴子,可以使作为整体的人类在2000年后避免沦为智猿奴隶的厄运,那么,该不该做?赞成方当然可以给出若干理由,比如,这只小猴子的母亲作为动物心理学家,曾经在未来时空内解剖过许多人类(甚至做活体实验),它的父亲来到当下时空内仅仅因为端早餐的勤务兵语涉轻慢就打翻盘子、甚至使之送命,等等。尽管如此,最主要的理由仍是不言而喻的,在正义的天平上,一只猴子所占分量怎么说也无法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相比。反对方当然也可以补充若干理由,例如,这只小猴子的父母在未来时空曾经友善地对待两名美国宇航员,并且帮助过他们;它的母亲相对坦诚地向当下人类说明自己的见闻和经历,从所见到的人猿之战、地球毁灭,到最难启齿的自己过去所做的解剖人体工作(似乎坦白可以从宽)。尽管如此,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这只小猴子才刚刚来到世间、本身完全是无辜的。
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政府当局持慎重态度,一方面考虑到这对黑猩猩夫妇(他们不喜欢被称为“猴子”)已经通过富有幽默的谈吐表明其智力和人不相上下,虽然其权利在法律上没有依据,但应当得到比照人的对待;另一方面考虑到民主国家的决策应顾及民众的意愿,而民众对他们是表示欢迎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证据说小猴子本身在1973年的当下构成了什么威胁。不过,以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哈斯霖博士为代表的一些人感受到了智猿兴起可能造成的危害,决定要夺走可能是祸根的小猩猩。当它的母亲拒绝交出孩子时,哈斯霖向小猩猩开枪,而它的母亲又朝哈斯霖开枪,结果这三位都死了。然而,由于它的母亲事先玩了调包计,真正的智猿娃娃还活着,在马戏团中成长起来。马戏团的老板知道这当中的奥妙,但他早就表示“最恨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影片为我们设计的情节正是如此。哈斯霖博士虽然有胆有识,甚至牺牲了生命,但仍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在正义观的视野中,哈斯霖所持的是典型的“防患未然”的立场,据此决定务必除掉智猿从未来到当下后所生的小猩猩。和这对智猿夫妇交好的科学家斯蒂芬妮、刘易斯则将他们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刘易斯甚至给了他们一把手枪作为防身之用。正是这把手枪射出的子弹要了哈斯霖的命。这两位科学家在帮助智猿夫妇时并没有觉得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换句话说,他们觉得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因为他们对智猿夫妇所持的态度是从当下出发的。这是一种有别于未然正义的实然正义,并不以千百年后或许可能的某种事态为根据。
“猩球”系列电影最先推出的这三部电影在时间上彼此相续,在内容上彼此衔接,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物种体系正义的认识。第三部影片所设定的事件年代为1973年,但通过考耐利斯之口交代了智猿1983年以后兴起的背景,从而和其后推出的新影片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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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冲突与正义的原则定位
从1972年到2001年,“猩球”系统电影推出了三部新作。它们表现出对奴隶制问题的共同关切,在科幻语境中将它转换为猿奴隶制的起源与废除、人奴隶制的缘起与演变、新奴隶制的危险与威胁。它们都和下述正义原则相关:对等原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付出与所得之间的平衡;平等原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地位方面的去差异化;担当原则,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履行角色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勇于作为。为避免重复起见,下文对这三部电影分别选取了一种原则作为分析角度,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参照。
(一)正义的对等原则:猿奴隶制的起源与废除
正义的对等原则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对个人而言,权利一般意味着有所收获,义务通常意味着有所付出。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对社会而言,如果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对一致,那么,就形成了和谐、有序的基础;如果某些成员享有特权而不承担应尽的义务,另一些成员虽然承担各种义务却未获得应有的权利,那么,动乱、革命便可能不期而至。美国《猩球征服》(1972)通过科幻语境的设置体现了上述原则。
在这部电影中,1983年爆发的流行病使猫与狗在世界范围内荡然无存,人们于是将猿当成家养宠物,并训练它们从事家务。1991年,美国文化已经转而以猿奴隶制为基础。马戏团负责人阿曼多警告所收养的凯撒别暴露自己作为智猿后代的身份,以免被政府当局察觉。但是,凯撒因为目睹同类被人凌辱忍不住骂了一句粗口,马上成为警察跟踪搜捕的对象,在逃亡中被卖到地方长官布莱克手下。阿曼多因为不堪忍受当局就收养外星智猿后代(违法)一事对他的盘问,坠窗而死。凯撒闻讯而有谋反之心。当布莱克怀疑他的身份并让人对他上刑时,凯撒杀死施刑者而逃脱。他率领人猿造反,首先将矛头对准布莱克,宣称将以暴抗暴。
凯撒举事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和他个人聪明异常(单单能够开口说话就非其他猿类所可比)有关,但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火种就会炽热地燃烧起来。根据影片的描写,当时猿承担了人类所不愿干、不屑干的各种工作,从城市清扫到办公室杂役。他们的智力已经和人类相近,身手比人类矫健,只是语言能力不及人而已。人类要求猿服从自己的指令,稍有怠慢或违抗,便加以责罚,甚至施加酷刑。猿类虽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却不享有任何权利,不仅其劳动成果被剥夺,自身也成为买卖的对象。正因为如此,猿类满怀怨恨,经过长期酝酿,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人的统治,从而废除了猿奴隶制。
(二)正义的平等原则:人奴隶制的缘起与演变
根据美国《决战猩球》(1973)的描写,凯撒领导的猿类革命取得胜利,结果是以人奴隶制取代了猿奴隶制。正如“凯撒”这个名字在古希腊历史上代表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罗马帝国的奠基者)那样,这只第一个会说话的人猿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猿类社会体制,以保证人猿相对于人类的统治地位;同时又建立了全部由人猿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国会),以协调人猿内部的矛盾。西方近现代社会在规制上的进步主要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观点是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为法制原则确定下来的,见于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和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它否定了封建主的特权。人猿凯撒也领头制定了人猿社会的神圣法律,第一条就是“人猿永远不杀人猿”。这条法律并不适用于人类。
征服地球十年后,凯撒想让作为统治者的猿类与作为奴隶的人类和平共处。但不同猿类派系与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平衡,经过冲突才获得调适。具体地说,核战之后,凯撒试图培育猿类与人类之间的和平,手下大将奥尔多反对,并密谋推翻他。凯撒与利莎结婚并育有一子,名为科尼利厄斯。凯撒想了解自己的身世及未来,于是深入由人类首领科尔普控制的禁区,找到相关材料,并回来向猿类报告。科尔普将凯撒进入自己的领地当成侵犯,因此召集变种人进攻猿类聚居区。野心勃勃的阿尔多借此扩张势力,将辖区内的人类都赶入围栏。科尔普先胜后败,被阿尔多的部下所杀。阿尔多因凯撒制止他杀戮被关入栏中的人类而宣称要杀了凯撒,但这违背猿类禁止自相残杀的最神圣的法律。知情者还揭露阿尔多先前曾蓄意谋杀偶然知悉其叛乱阴谋的科尼利厄斯。阿尔多因此丧失猿心,被凯撒从树上逐下摔死。
阿尔多事变使凯撒多少明白了如下道理:并非只有人类才倾向暴力、制造死亡,人猿内部同样存在善恶之分。换言之,物种差别并不是区分善恶的依据。在博学而明智的人猿维吉尔、人类助理麦克唐纳等人的帮助下,凯撒反省自己的行为,认识到人猿不能像以前人类奴隶主那样行事,朝人、猿平等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下令释放被关押在围栏中的人类。据说从此这两个物种得以和平共存,不过,由于“猩球”系列电影的原创作品在1973年之后没有接着拍下去,人奴隶制的演变语焉不详。
(三)正义的责任原则:新奴隶制的危险与威胁
美国《决战猩球》(2001)作为这个系列电影的重启,和作为这个系列电影开端的《人猿星球》(1968)相似。本片以美国空军宇航员戴维森迫降由会说话的猿统治原始人类的神秘星球开头,讲述他带领人类和人猿军队首领撒德将军及阿塔尔上校展开战斗,并揭开星球秘密的故事。
就社会制度而言,2001年上映的这部影片用时空旅行的手法揭示了三种不同的定位:一是作为起点的21世纪初人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早就已经废除奴隶制,科技昌明,猿类处于从属于人类的地位。作为此等人类社会的延伸,在美国空军天卫四太空站,戴维森与经过训练承担太空任务的灵长类动物密切合作。2029年,当发现他所训练的猩猩伯克利里奉命侦察电磁风暴状况遇险时,他违抗其指挥官的命令,擅自驾驶太空艇去营救。二是作为故事主要发生地的未来人猿社会。戴维森为救伯克利里而进入风暴,与空间站失去联系,在5021年坠毁于“方石堆”星球。在那儿,他发现人类沦为人猿的家奴,境遇相当悲惨。对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人猿将军撒德。这家伙率领部下准备一举歼灭聚集在坠毁的太空站的人类幸存者,但其狼子野心被戴维森挫败。三是作为归宿的时段不明的社会。戴维森归心似箭,一有机会就想离开方石堆回到21世纪初的地球。他好容易重登太空艇,利用同一次电磁风暴启程,在地球上的华盛顿特区降落,看到似乎是林肯纪念堂的建筑,但它原来是为给撒德将军建的纪念碑。撒德将军高大的塑像之后刻着:“在这个纪念堂,以及在人们心中,拯救了这个星球的撒德将军永垂不朽。”一群警察、消防员和新闻记者乘车而至,用镜头、灯光和武器等对准戴维森,他们都是人猿!原来,戴维森还在地球上,但不是回到21世纪初,而是到了比5021年更晚的新世纪。
影片使人联想到:戴维森本来完全可以有另一种人生,人类也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命运,如果他在将撒德将军关起来之后接受方石堆人类群体的拥戴,留下来领导他们继续开展斗争的话。但是,这个曾经表现出英勇气概、斗争策略与组织能力的宇航员缺乏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责任感,在小胜之后想到的只是自己一走了事,结果仍然是流落于人猿星球,改变不了成为奴隶的命运。当年一心维护人奴隶制但败在戴维森手下的撒德将军却以对人类穷追猛打修成正果,为人猿世代崇拜。本片的结尾看似对美国历史上废奴运动的反讽,但也包含了对正义的责任原则的思考。显而易见,如果正义只是一种空谈(甚至是某种可以逃避的牺牲),那么,它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除戴维森之外,本片还塑造了作为开明人猿之代表的阿里的形象。她主张人类和人猿“各自独立,享有自由,平等相待”,在猩球上和多数同类的看法不一致,这使之成为“边缘猩猩”。虽然阿里几次挽救戴维森、对他很好,并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仍然清醒地意识到她是异类,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尽管如此,阿里的上述主张却代表了“猩球”系列电影中最有价值的观念。这一点从下文所述的2011年以来重启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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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共生与正义的领域定位
与大致延续固有思路的“重制”相比,所谓“重启”表现出相对鲜明的新意。2011年以来上映的三部“猩球”系列电影描绘了相对独立于人类社会的人猿社会的产生、延续与发展的过程,在人兽共生的情境设置中为我们反思跨物种世界正义提供了样本。
(一)科技正义:益智实验对人伦底线的挑战
人类所开展的科技研究,是以人和自然有别为前提的。这种区别固然包含诸多方面,但有一条是最根本的,即人有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而人以外的其他生物(遑论非生物)没有。科技正义蕴含了这样的观念:为了保障人类的福祉,可以让其他生物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生物学、制药学等领域的动物实验正是以此为根据的。在科幻情境下,上述前提和观念受到了挑战,《猩球崛起》(2011)可以为例。
本片是第38届土星奖最佳科幻电影,主要描写一种旨在帮助大脑修复自身的物质如何造就一只聪明到足以领导起义的黑猩猩,被视为猩球系列影片的前传。在内容上,它是对这个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人猿星球》(1968)所描写的未来智猿拿人类进行实验的反转。根据本片的描写,旧金山基因科学家威尔在名为“基因系统”的生物科技公司工作。他研发出基于病毒的基因药物ALZ-112,准备用于治疗人类神经萎缩类疾病。在动物实验时,黑猩猩亮眸因服用此药而智力大增。她为护崽而与公司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被射杀。老板史蒂文下令终止本项目,对收容所余下的黑猩猩执行安乐死。不过,威尔将猩崽带到自己家中喂养,其父查尔斯为之起名凯撒。查尔斯是老年痴呆症患者,初服ALZ-112有效,后病情转重,幻想自己仍是飞行员,要开车去机场,因此和邻居汽车产生刮擦。道格拉斯冲出来揪打他。凯撒出手相救,伤了邻居,被警察送往灵长目动物收容所关了起来,并遭到管理员虐待,因此对人类心生忌恨。威尔来领它回家,它拒绝了。凯撒体型虽小,但智力出众,居然能开口讲话,成了猩猩们的头领。威尔为治疗父亲之病,劝说老板同意开发药性更强烈的ALZ-113。不料凯撒从管理员身上窃得钥匙溜出来,到威尔家中偷得药品,用以提高收容所其他灵长类同伴的智力,由此组成反叛队伍,将前来围堵的人类警察打得落花流水,占领了旧金山附近的红树林。
本片中的威尔先以治疗疾病、后以智力增强为效益所在,说服史蒂文同意投资进行新药开发。动物实验是将这类药物应用于人类患者之前所必需的。但是,从科技正义的角度看,上述开发触碰了科技伦理的底线,因为它促进了动物心理的意识化。如果说亮眸因服过药而产下具有异禀的幼猩而为动物自我意识的萌芽准备了必要的遗传条件的话,那么,威尔将幼猩带回家中抚养,又为它在与人类互动过程中习得语言、获得命名、实现社会化铺平了道路。作为动物与人类之中介的人猿由此产生。动物智能化(尽管是作为人类近亲的黑猩猩)进程挑战了既有的人类伦理。威尔的邻居也许能理解(甚至包容)人类幼童的顽皮,但对凯撒的顽皮只是感到恐惧和愤慨;灵长目动物收容所的管理员也许能理解正常人被禁闭的感受,但对被关进笼子里的凯撒却只是一味欺压;接到报警蜂拥而至的警察也许能对啸聚的人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对扰乱秩序的猩群却只有加以镇压这一招……所有这一切都成为猩球崛起的诱因。换言之,旧金山一家基因科技公司在动物身上进行看似简单的药物实验,居然通过造就人猿而改变了人类命运,最终使人类沦为人猿的奴隶。
(二)经济正义:报复心理对互惠安排的挑战
美国《猩球崛起:黎明之战》(2014)在情节上和《决战猩球》(1973)存在某些类似之处,例如,人猿首领凯撒都是经历了麾下大将叛变而认识到自己的族类内部同样可能存在暴力与恶行。不过,本片中人类与人猿产生交集的起因是猿流感为虐后的幸存者面临能源短缺的危机,需要到森林中修复与启动水坝发电装置。以此为背景,本片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经济正义或资源正义的问题。
作为伦理范畴,“经济正义”本是指人的经济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科幻电影将伦理视野从人伦扩展到物伦,从而为从生态的角度把握经济正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片中那些灾难幸存者为恢复电力供应而深入人猿控制区以和平方式请求修复水力发电设备,只要此举不破坏森林生态、不危及人猿生存,那么,应当说是符合经济正义要求的。从程序的角度看,负责办理此事的青年科学家马尔科姆遵循了协商原则,其请求获得了人猿领袖凯撒的理解和支持。
经济正义的基本精神是互惠,而互惠的重要前提是互信。修复水坝电站在一定意义上是互惠的。在作为人类定居点的城市,所有的电器设备得以恢复正常运转;在作为动物定居点的森林,夜空也因为电灯亮起的缘故灿烂起来,让凯撒觉得开心。尽管如此,作为这种互惠之前提的互信很快被人类和猿类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所打破。前往大坝修复电站的人类当中,有个叫卡弗的人对人猿恨之入骨,私藏枪支;留在定居点的领导人德雷福斯也不信任人猿,打开军械库武装其社区;人猿当中则有个勇猛的科巴因为曾在人类实验室遭受虐待而心怀敌意,从军械库中劫取步枪,刺杀凯撒,嫁祸卡弗,进而率领人猿进攻人类城市,酿成了腥风血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正义受到了经济以外因素的干扰和破坏。所幸的是马尔科姆一家及时抢救了受重伤的凯撒,而凯撒恢复体力后又神勇地战胜科巴,旧金山这场人类与人猿之间的恶斗才暂告一段落。
(三)军事正义:种族冲突对生态繁荣的挑战
军事正义是人类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它通过战争性质得以表现,其要求是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毛泽东说:“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是军事正义的第一条标准,指战争性质与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相一致;毛泽东又说:“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这是军事正义的第二条标准,指战争性质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就精神实质而言,上述观点完全可以移用于分析科幻电影所描写的战争。当然,科幻语境不同于现实语境,因此,在对相关叙事加以评价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在猩球系列电影中,人、猿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是在人类军队介入和人猿的冲突之后爆发的。在此之前,人猿虽然占山为王,甚至进攻城市,但只是和警察、民兵有过交锋。旧金山废墟的人类定居者利用电力供应恢复的机遇,通过无线电和残存的某军事基地取得联系。由上校率领的大军因此前来围剿智猿。这成为该系列电影最近一部《猩球大战》(2017)的背景。本片描写了人类内部北方军队和南方军队的战争。若结合美国历史加以考察的话,不难发现猿类成为奴隶的转化形态。南方军队对猿类的奴役,实际上是影射美国当年所实施的奴隶制。北方军队消灭南方军队,则是废奴运动的胜利。由此看来,毛泽东论及军事正义时所说的“进步”似乎可以用来评介上述战争。不过,从影片中的直接描写(而非间接影射)看,北方军队的行动目标并非解放为奴之猿,而且是为了惩罚自行其是的南方军队首领——神秘的上校。上校自认为打击智猿是一场人类的圣战,为了制止猿流感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他甚至不惜杀了其独生子,并要求其他人也按这样的态度对待感染者。他因为处决军中感染者而惹恼了上司(美军的首脑在北方),这是南北战争的起因。如果用毛泽东在论及军事正义时所说的“大多数(人)”的标准来评价,上校似乎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假设猿流感确实已经威胁到大多数人类成员,除了杀掉感染者之外没有别的制止疫情扩展的方法(例如,单纯隔离不起作用)。这样,《猩球之战》就触及了军事正义的某种悖论:政治上错误(上校主张奴役智猿),道义上却正确(为人类打圣战)。不过,本片并没有交代是否存在其他制止疫情扩展的方法。这无疑给本片主题的伦理定位增加了困难。
本片将剧情定位于猿类进化能说话、人类染病变哑巴,凯撒主和、上校主战,从而涉及军事正义的生态标准。这部电影将美国军方对智猿开火当成非正义战争来描写。美军上校穷兵黩武,先是派遣部下进攻猿类聚集区,后来不顾凯撒通过释放战俘所表达的和解善意、和平愿望,偷袭凯撒之家,杀了其妻子和长子。他奴役所捕获的猿群,要众猿为自己修防御工事,却又不给食物和水,相当残暴。他要求部下效忠自己,每日高唱“这世界由我们始,由我们终”,俨然是末世君主。相比之下,智猿对美军的反抗构成了正义战争。智猿同样端起枪作战,但不是为了将人类赶尽杀绝,而只是为了自卫。凯撒不仅处决了主张向人类寻仇的猩猩柯巴,而且尽力压抑自己因为亲属被美军上校杀害而萌生的报复心理,贯彻与人类和平共处的主张。在影片的末尾,好战的上校感染了猿流感病毒而变哑、自杀,人类南、北方军队都因雪崩而灭亡,只有主和的凯撒和他的属下逃过劫难。通过上述描写,本片宣传了军事正义的生态标准。
科幻电影中的类智人目前估计仍不存在,但与人类朝夕相处的宠物在智能提高方面也许已经取得某种进展,在实验室被当成对象的动物也许真的有可能在认知上获得某种突破,地球在未来也许会面临让动物智慧大有用武之地的情景。就此而言,人类社会也许有一天必须将关系到类智人的正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即使没有这样一天,我们照样可以将科幻电影当成娱乐产品来欣赏,玩味它有关类智能的虚拟前提和由此演化出来的精彩情节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将科幻电影当成索隐考订的对象,从中反映人类社会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就此而言,科幻电影是我们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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