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玛德国到魏玛美国：魏玛民主的失败给我们时代留下怎样的启示？

　　(《外交政策》杂志：“美国已进入魏玛时代？”)

　　“魏玛美国（Weimar American）”，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说法，但美国有评论说，只要再加上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构成要件，美国就可能像魏玛共和国那样覆灭。无独有偶，2019年英国Guardian刊物指出自由民主危机的范围早就不止在魏玛德国，而是延伸到了当代英国，比如英国脱欧政治与魏玛共和国的相似之处就是，议会之外的民粹主义政治过程发挥着更加巨大的影响。指责英国政府背叛民族的右翼言论增强，英国种族主义势力在壮大。

　　在因全球新冠疫情而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2021年1月美国发生的冲击国会山事件，更为美式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出现了压迫性的乃至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一论断提供了铁证。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就公开呼吁，要警惕纳粹以合法形式瓦解魏玛议会民主体制这样的旧事在美国上演。仅从2018到2021的重大公共事件看，美国公共领域出现“魏玛美国”之讨论不全是无稽之谈，而是事出有因，人们有感而发。

　　因此可以说，让魏玛与当代世界产生历史联结的一个根本现实问题是，即使在最重要的两个民主政体中，人们对自由民主政治的信任也出现了陷入瓦解的风险信号；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的信任危机。只不过，在不同国家，这种危机的程度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各有不同。而魏玛德国，恰恰是民主建构与民主失败的双重象征符号。

　　巨大政治变革、严重经济危机、深度社会焦虑、极端多元文化、新兴传媒技术、煽动的大众宣传，当一个共和国同时具备这几项指征时，情况会怎样？魏玛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悲剧，值得深思的是，这个共和国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在一片漆黑压抑的社会文化景象中走向灭亡的。相反，这个速朽的共和国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均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并取得巨大成就。

　　在其稳定发展的那几年，柏林等德国主要城市展现出丝毫不亚于巴黎纽约的现代时尚气息，商品琳琅满目，市民的文化休闲娱乐生活也比较丰富。也许这种复杂性正是魏玛德国被称为一个全局性悲剧的重要缘由，因为从历史审美讲，悲剧主要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

　　(《巴比伦柏林》剧照。该剧展示了魏玛德国时期的社会与艺术，刻画了当时盘根错节的政党势力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描摹了政治狂潮来临之前的德国全景图)

　　埃里克·韦茨将魏玛时代人们身体与性观念的变迁置于战争、革命、政治构筑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去解释。所谓拿起武器、进行革命、参与政治、投入罢工游行辩论，所有这些都打破了德意志人在传统价值下日常行为规范的界限。革命与民主，不仅指向政治上的解放，而且指向身体与爱欲的解放。

　　但本文必须回到魏玛语境来具体阐述一个基本脉络和一个历史结论，即与共和国的建立和政治民主化相伴相随的是，魏玛德国出现过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张性解放与性自由的先锋文化潮流。韦茨认为，摧枯拉朽的一战对德国造成的扭曲性影响是这种文化潮流的诱因。魏玛时代澎湃的激情、艺术的实验、对性与不伦之爱的夸耀等一切刺耳或刺眼的现象的出现，都源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和革命的无限创造。战争的惨烈让人切身感受到生命的稍纵即逝，于是反向刺激人们渴望从各个方面去掌握生命、去体验爱情、权力、文化、艺术等一切领域的新潮流。战争又摧毁了德国人传统上那种对当权者的尊重与信任，无数归国士兵构成德国迷失的一代，很多士兵甚至没有根据命令放下武器。在某种程度上，魏玛德国是民间充满着武装的一个社会。战败刺激了现世及时行乐主义，革命引发潮水般的大众抗议运动，这是魏玛共和国诞生时世态民情的基调。

　　战争与革命，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生命的短暂易逝，何不纵情享受生活的快乐？为何要被一纸婚书束缚？为何离婚必然是对上帝的背叛？为何要像父辈们那样压抑地生活？曾经的德意志帝国由皇室、贵族、官僚和军队主宰，是一个保守刻板和专制的社会，奉行着虚伪而拘谨的旧道德，如今战争与革命来了，就让这一切都结束了。

　　德国进入一个看上去全新但同时也是人心破散的魏玛时代，到魏玛时期，尤其是在德国社民党管理的地区，人们在道德与性问题上的价值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性解放与新女性运动，就像魏玛宪法一样，成为魏玛共和国的重要冲突爆发点，一度引起大众反响，也引起保守力量的敌意，但无论如何，在公共传媒与生活世界，这些问题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到1930年，魏玛街头、立法机构、剧院和报纸上出现了大规模的要求堕胎合法化的群众运动，在那个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而高度撕裂的德国社会，据说这是极少数跨越了阶级、性别与政治路线分歧的群众运动，数十万人德国人主张女性有权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实施堕胎。这场运动虽然没有导致刑法条文的修改，但从侧面反映了魏玛时代德国人在身体和性道德上的强烈变革意识。

　　各种新思想在魏玛交织汇合，人的身体被组织、被解放，韦茨认为这是魏玛时代社会经验的典型特征之一。以严谨刻板著称的德国人，不仅穿衣戴帽不像1900年之前那样拘谨保守，而且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对很多城市青年来说，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追求身体的解放似乎都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强有力表达方式，是对1918年前第二帝国那个旧世界的否定。而新兴的摄影、电影和留声机收音机等大众传媒技术形式的出现，则有力呼应满足着这些需求。

　　(魏玛时代的歌剧表演)

　　换言之，个人的、身体的，如麦金农所言，一度成为政治的。在日益极化的魏玛各政党各派系的宣传战中，政治对手对身体的关注可能都掩盖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魏玛政治与魏玛文化的深度非理性纠缠由此亦可见一斑。一切都高度政治化了，连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都概莫能外。这种非理性连接的后果，当然也是明显的。反对新潮流的一切旧道德楷模和一切反魏玛体制的政治势力，认为正是魏玛共和国与魏玛的民主体制导致德国世风时下，共和国与自由民主有原罪。

　　身体领域的新伦理运动，首先激怒了德国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机制即德国各级教会，这也造成魏玛共和国与魏玛民主一开始就失去最重要的社会基础。魏玛时代德国新教与天主教彼此势不两立，但在厌恶魏玛政治与文化上二者高度趋同。对发生在身体领域的自由化运动，教会明确反对并且认为魏玛的流行文化，无论是激进社会主义还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都是道德沦丧和破坏现存婚姻家庭秩序的根源。宗教领袖呼吁，只有巩固和延续传统婚姻与家庭生活，才能重振德意志民族。

　　在虔诚的基督徒眼中，魏玛共和国缺乏道德内核，社会道德沦丧，魏玛成为性解放、反传统家庭、新女性主义和持续走高的堕胎率离婚率的代名词。秉持保守主义价值观的阵营，无论其政治立场内部差异多大，对这些社会潮流深恶痛绝，并将享乐主义、无神论、物质至上主义等世界观领域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魏玛共和国的原罪，将道德堕落现象归咎于共和国与自由民主本身。

　　于是，无论是媒体评论还是学术文章，对身体伦理的讨论最后难逃政治化命运。一方面，先锋派与变革派希望共和国能够为德国人的身体与性的解放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比如要求堕胎合法化和去刑罚化，共和国在其相对稳定的发展期曾展开医疗与福利立法、数百个半公半私的私人诊所的出现，也的确为德国人追求身体自由与堕胎自由提供了制度性平台。另一方面，保守势力与仇视魏玛体制的极端右翼则将共和国视为道德堕落的渊薮。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追求独立自主健康性感身体的新女性形象成了右翼媒体笔下魏玛精神的化身，遭到强大的德国保守势力的蔑视，新女性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被放在一起成为右翼攻击的对象。

　　而魏玛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恰恰就是分布在德国各行各业的右翼势力。右翼思潮与势力，不仅深藏在广阔的市民社会，而且还渗透在魏玛德国的国家机构包括司法系统中。可以说，在当时实际上包括纳粹党在内的右翼阵营的倾向代表“政治正确”，而自由主义与左翼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反对与仇视魏玛的右翼政治力量看来，魏玛共和国摧毁了所有高贵健康的生活，整个德国都被柏林带坏了。柏林是一个怎样的所在？1928年掌握了柏林纳粹党领导权的戈培尔对这座城市非常不满，这里灯火通明太过喧嚣、充斥着各种堕落气息，到处是拒绝生育的现代女性，到处能听到东欧犹太人的语言，这是德国礼崩乐坏腐朽堕落的标志，因此必须有新的力量来改造之。纳粹对魏玛的攻击与教会这样重要的组织对魏玛文化及社会风气的不满，逐渐显示出惊人的交集——尽管教会本身是反对一切激进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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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为后来极端势力将属于伦理、审美与社会范畴的诸多议题非理性地政治化提供了社会与文化心理基础。当然，这不仅仅是魏玛德国出现过的现象。纵观最近几年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诸“政治正确”现象，是不是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尽管价值观世界观领域的问题与政治存在一定关系，有时的确需要政治与法律手段去协助，但这绝不意味着应将其过度政治化。

　　魏玛民主的失败和纳粹12年的统治，深深铭刻在了法兰克福学派四代人物的思想之中。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该所由一个犹太裔富商1923年捐资建立，它此后成长为德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韦茨认为，就这个研究所的本源而论，它绝对是魏玛的产物，因为魏玛共和国激烈的介入性政治和思想生活，为法兰克福学派复兴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开辟通向未来解放的理论道路提供了创造性源泉。数年之后这些思想处于流亡之中，并在日内瓦、巴黎、纽约、洛杉矶开出硕果。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都有魏玛生活经历，在他们眼里，魏玛时代以来德国历史发展揭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在德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不仅人道主义思想陨落与自由民主被唾弃，而且也没有像马克思乐观估计的那样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激进的纳粹法西斯主义能依循民主程序合法上台？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他们往前追溯，认定之前那种充满乐观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总体上力量不足，其发展出来的制度机制不足以使人类个体避免沦为维持统治现状的工具或手段。无论在自由民主化的美国还是纳粹当权的德国，人都被异化了，只不过异化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埃里克·韦茨提到马尔库塞的理论。马尔库塞既有魏玛生活背景，又是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在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这种影响力，既得益于马尔库塞很早就开始用英语写作，从而英美读者能接触到他在魏玛时期就提出的思想，又因为他提出的批判理论既包含对德国纳粹极权的反思，也直指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层问题，因而其批判理论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合影)

　　这个普遍的深层问题，就是科学技术理性的双重属性，亦即技术理性统治的非理性。一方面，人类社会财富与自由的增长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另一方面，技术理性的统治带来奴役的扩展，会造成人的异化，技术由此可能变为解放的桎梏。

　　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既借鉴了马克思的思想，又源于魏玛经验。他深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像马克思那样思考人与劳动、人与自己、人与类存在物之间的异化，也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之一。一个基本理由就在于，再发达的资本主义也无法解决劳动的压迫性，任何形式的劳动都不能将人解放于自由王国，而是将人囚禁在必然王国。

　　在他的认识中，魏玛时代科技在德国的发展就曾呈现过组织性与政治支配特征，为第三帝国的独裁提供了巨大的技术资源，用以操纵和统治民众。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一样，马尔库塞认为被如此利用的技术将从根本上摧毁个人自由。马尔库塞描绘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社会比较残酷的那些画面，这是他与韦伯及法兰克福第四代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不同之处。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体制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这两种发达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技术作为一个社会过程，都客观上消灭了自由领域。于是，他在1940年代提出了新自由阶段的可能性理论——回归所谓生命的爱欲与新感性，回归所谓生活的艺术。

　　往后看，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也是喜忧参半的。它在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媒体因而蕴含着一种平等主义价值的同时，也让人陷入被互联网世界的主权者与各种巨头及平台进行信息投喂的陷阱。在这个背后，是权力、资本与技术的三方角逐，它们联合起来创造它们各自想展现给人们看到的世界。在民主政体下，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等极端势力，可利用民主体制及这些便利的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放大对立、制造仇恨，影响选举，非民主政体下情况则呈现另一种复杂性。

　　互联网看上去是实现了全世界互联，但似乎又在制造很多信息孤岛与某种新型的封闭。这种情形会不会让人想到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孤立的标志是无能——个体的无能，因此个体感到特别需要通过向共同体寻求共同一致的行动去弥补力量的匮乏感。这种状态久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第一现实与第二现实、事实与虚构、真与伪的区别就不复存在，也不再重要。阿伦特曾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最理想主体，并非那些虔诚的纳粹党人，而是被各种统治技术无形中孤立起来的原子化大众。

　　值得当代世界思考的是，互联网信息技术要怎样发展，才能避免制造这样的大众和新的单向度的人？互联网技术会不会如一些思想家所担忧的那样，可能成为当今世界的万恶之源？会不会成为极权主义的新技术基础？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风险，人类世界该何去何从？如哈贝马斯提出的，科学家、政治家与全社会该如何理性地行动，以便克服科学技术在使用中的危险性？从这个视角看，从魏玛一路走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确还有意义。

　　本文节选自“燕京书评”，原题为“从魏玛德国到魏玛美国：魏玛民主的失败给我们时代留下怎样的启示？”。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