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与女乱小说范文

　　老张与女乱小说篇1

　　摘要：本文以老舍创作过程中产生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选取老舍的叙事视角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老舍长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出发点多是中国现代城市底层，以它为切入点，在多重视角下完成了典型形象的刻画。

　　关键词：老舍 长篇小说 底层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老舍一生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大明湖》（原稿丢失）《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选民》（未完成）《小人物自述》（未完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无名高地有了名》《正红旗下》（未完成）共16部长篇小说，时间跨度40年左右。他的大部分长篇小说都是贫苦中国人的史诗，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里所阐述：“长篇小说自然是有个主要之点，从而建设起一切的穿插，但是究以材料多，领域广，可以任意发挥，而往往以副笔引起兴趣。”从叙事视角这一角度来分析老舍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不难看出看，其故事的出发点都是中国现代城市底层。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底层阶级的概念，包含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广泛的受压迫阶级或阶层，服务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刘旭在《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梳理了底层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指出底层是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划分标准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底层概念的提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底层形象，关注中国底层群体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和评判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阶级性批评空缺的局限。刘旭在书中对“底层叙述”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认为“底层叙述”话语体系呈现了“现代性话语的裂隙”，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展现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最下层”问题。①

　　老舍则在“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老舍在底层叙述与文学审美想象之间找到了一条从日常生活体验切入城市底层灵魂世界的审美之门。这得益于老舍独特的日常生活审美想象视角。即老舍在创作中注意从平时积累的经验中寻找灵感，抑或将自己置于城市底层，选取日常生活片段进行深思。描写城市底层形象及其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在常态化的生活来展现底层人物每天发生的悲喜剧。

　　一、广泛的底层人物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几乎都是底层人物。其中活跃着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都在阐释着某种文化内涵，在老舍的长篇小说里塑造的最好的就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然有着浓重的乡土观念。这些人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保守闭塞的。如在《老张的哲学》中一开始就提到“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二马》中的老马同样也散发着暮气，懒惰，不思进取和事事顺人的特质。② 《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惬意”生活的人，他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他的哲学就是不能失去平衡，因此待人处事时“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我们在他的故事中看到了可笑、讽刺、墨守成规，那句“我的罪过谁？招惹过谁？”又何不是老中国儿女因循守旧的用人哲学的破产的真实写照呢？这就是老舍观察到的底层人物的无奈与呐喊。

　　城市贫民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的深刻的精神联系，代表人物是《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小说的基本线索是祥子与车。祥子历经艰辛，饱尝屈辱，三起三落，买车失车。老舍把旧北京城里受人歧视的贫民车夫塑造成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在这个充满悲剧意义的车夫的故事中，读者得到的是穿透心灵的震撼和通向现实的反思。祥子的悲剧首先指向那个强大的，罪恶的，病态的社会，是具有深广的历史和社会冲突的产物。祥子的悲剧也是其自身固有缺陷极度膨胀的结果。这是对那个不合理的制度，畸形的文明社会的深刻控诉，也是对一个个人主义奋斗者沉沦于逆境悲怆的哀叹。从祥子满怀希望，独自挣扎苦斗，直至意志崩溃，不断堕落，滑向深渊的悲剧人生图卷中，能体味到老舍对现代城市文明病以及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给贫民带来肉体精神双重伤害的深深的忧虑和警醒，它凝聚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艺术思考，文化批判和道德审视。

　　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

　　老舍总是能在宽泛，宏伟的主题下截取具体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平凡中反映问题，抒发感情。如在《四世同堂》里，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在爆炸声连连并越来越接近小羊圈的过程中，祁老太爷作为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怯懦地回避一切政治与纷争，他不顾外部环境怎样紧张，一定要过自己的生日。并发话“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祁瑞宣作为祁氏大家族的长孙，受过现代教育，心中多是墨水和新观念，然而在北京文化的熏陶下，在家族文化的浸染下，他总是在选择中生活，在顺从但违背爱国心和反抗但违背孝心中徘徊。通过对新旧两派市民对战争和在生活中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现象正是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

　　《骆驼祥子》这篇小说最初创作的理由就源于老舍与朋友的闲谈，他朋友曾经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这位朋友还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因祸得福，他乘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牵回三匹骆驼。”老舍因此抓住了创作契机，就像老舍所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的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并不探求生活原型，而是关注故事本身。从而小说中的三起三落带领读者回到军阀统治、社会黑暗的年代。这来源于作者善于观察生活的心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

　　参考文献

　　[1]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李标晶，《中国现代作家文体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4]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王荣，《叙事学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老舍，《老舍文集》（第四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7]老舍，《现代中国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3第273页

　　[8]吴小美、魏韶华，《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第237～238页

　　[9]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文集》第15卷第250页

　　[10]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国文月刊》第14、15期（1942.7.8）

　　[11]费德林（苏），《老舍及其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8卷第1期（1999.1）

　　老张与女乱小说篇2

　　论文摘要：老舍始终关注着“文化”问题，特别注重对俗文化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老舍在小说中对北平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的批判，涉及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消遣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方面。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学科，对“文化”的界定各有不同。总体来说，文化应该包括社会风俗、个体趋同性的行为习惯、个体内在的心理以及反映这些风俗习惯的物质形态。文化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分为物态文化、规范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四个层面。老舍始终关注“文化”问题，特别注重对俗文化进行冷静的审视与反思。他的小说在表现北平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作品中，老舍真实地描摹世态，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老派市民”的精神惰性与病态。

　　老舍在小说中对北平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涉及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消遣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方面。

　　1　饮食文化

　　物态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饮食文化。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对饮食的过分重视和依赖，导致了一种畸形的市民文化心理——存在是为了饮食，似乎生存仅仅是为了吃的实现，生命中许多时光虚掷在“食”上。这种畸形心态带来了种种落后的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老舍在小说中尽情地展现这些文化现象，解剖批判了仅仅以“吃”为人生目的的饮食文化观。

　　在老舍笔下，与“食”相关的东西可谓洋洋大观。例如，《离婚》中令老张沉醉的“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老张的哲学》中饭店的“老字号的酒，冬天的黄瓜绿豆，隔岁的炸年糕，压阵的烧鸭或焖鸡”；《四世同堂》中的“小白梨，白海棠，海棠木瓜，香槟，枕形西瓜，……肥嫩的羊肉，高粱红的河蟹”；《正红旗下》写到“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一点黄花的王瓜……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的大樱桃”。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物质性的东西最能从侧面反映这种文化的特征。从北平底层百姓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个群体似乎全沉浸于吃的构思制作品尝当中，生活的粘糊迷住了他们的双眼，心脑中除了这些俗而下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其它。他们不再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不再有骨气、热血、力量。如《正红旗下》里的大姐的婆婆，“有她的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在北平沦陷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寿席”，做了亡国奴还要庆寿．而庆寿的主要内容还是一个“吃”字，吃炒菜面，喝酒划拳。冠晓荷和祁瑞丰更是等而下之。祁瑞丰完全堕落为口欲主义，完全变为肉体器官的抚慰和满足，“永远不和现实为敌，亡国就是亡国，他须在亡了国的时候设法去吃、喝、玩与看热闹。即使吃完就杀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小说这样评价冠晓荷：“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况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冠晓荷沉溺于吃喝玩中，精神完全麻木了，除了吃喝他就不会去想其它，“简直是个无聊的疯子”。其他一些人，当了亡国奴还忘不掉正月初五，“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蜂拥北海参加节庆，他们忘了南苑的将士被飞机炸飞的血肉，忘记了多少在监狱中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索，而要痛痛快快地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对他们而言，吃喝在其生命中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在这些尘俗的东西上用心过多，生命的硬气豪气自然少了。习俗最终也成了生活的麻醉剂，这使他们沉醉在“活着”的“乐趣”中，而同时却“把惊心动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如此这般，这些人，或者丧失了非曲直的判断力，丧失了激情．更丧失了追求更高生命价值的上进心．迷迷糊糊地沉溺在现实的满足中，老老少少都一样的成为“小老儿、窝窝头”，成了善良、质朴、憨厚、热心然而又不思进取的老好人，或者蜕变为毫无是非观念的冠晓荷之流，只要能让他们感观上舒服．干什么都行。

　　2　礼仪文化

　　规范文化最好的代表是礼仪文化。北平长期作为帝都，市民在其特有的文化熏染之下，非常注重礼仪。老舍对此也进行了揭示、嘲讽和批判。《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的儿子出狱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样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当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之礼。

　　由于北平老百姓视“食”为人生第一要义，于是乎与“食”相关的繁杂的风俗礼仪便产生了。如《牛天赐传》中写给小孩“办三天”，而这往往与“吃”又搅和在一起，老舍对此以不无苦涩的调侃的笔墨写道：“关于食的内容之多，就够写一本书的．几件小烧，几个饭菜，几件冷荤，几道点心，几个大件，哎哟，太太像是要开饭馆子。”吃的内容讲究，吃的方式——礼节则更讲究。不同的来客，不同座席的招待是微言大义，曲尽其妙。桌子怎样摆，谁该坐哪，都是有讲究的，决不能坏了规矩。人们沉溺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上，“食”的习俗礼仪迷住人的双眼，锁住人的双脚，填满了人的心脑，受它束缚的人只能因循于祖辈遗留下来的生活规范，专注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最终成为生活的傀儡。

　　礼仪习俗生活规范最致命的还不在于它给一代人带来什么，而在于它的因循性，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深处其中的芸芸众生。老北平自身的人文地理特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文化的守旧性，即使轻微的调整都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在老舍的小说中，无论是“北平”，还是北平的化身“猫城”、“文城”，给读者整体性的空间意象都是一座封闭的“死城”——“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城池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城内寂静得像一座古坟。”这样，顽固的礼仪习俗天天如此的生活成规便深深地扎根了，形成了一种难以变动的规范文化。

　　对这些，老舍极其痛心地写道：“这是个极伟大的亡国的文化!”当然这其中不无老舍对“食”文化与市民灵魂人格构建关系理解中的偏激绝对。但我们必须承认，老舍却是借此发现了常人所未发现的东西，切中了中国规范文化以及跟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饮食”文化的弊病。

　　3　消遣文化

　　行为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消遣文化。老舍小说中很能表现行为文化的就是北平人的清闲消遣——“玩”的行为。经济只要稍宽裕点就不会忘记喝茶、听曲、闲聊等等，似乎他们永远不急，总是那么悠闲自在。这些在《正红旗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北平人养鸟、养蝈蝈，小孩玩的游戏到最后成了大老爷们享受生活的玩物。书中，大姐的公公“无论冬夏，他总是提着四个鸟笼，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在他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与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它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沉溺于这些无聊的“玩”当中，他们最终蜕变为不谙世事浑浑噩噩的多余人，几十岁的长辈“在我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的，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姐姐的公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更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语句中用的“艺术性”及语气很明显地传达了作者的批判倾向。

　　再看看另一个典型的嗜好——喝茶听戏。《正红旗下》里，“他且姐的公公)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了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四世同堂》中，即便亡了国也不妨碍人们学戏、吊嗓子，更不妨碍大赤包、瑞丰、兰东阳这伙人热心地参加日本人举办的游艺活动。他们沉溺于这些而不能自拔，跳不出这个蜜罐，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沉于其中忘记了自谴也忘记了自励。到最后日本人攻进城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坐以待毙，或四处逃窜。

　　4　心态文化

　　北平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的观念心态文化。看遍老舍的小说，你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男女老幼的普遍心理是“想当官”．个个都是官迷。观念的狭隘顽固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离婚》中北京人对儿子的希望是有“一官半职”。《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直到临死前还要立下让儿子随身携带外祖父做官时的“图章，小印”的遗嘱。还嘱咐“要读书，做个一官半职，我在地下喜欢”。《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当了汉奸科长，原本是一种耻辱，但祁家“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作者写官迷心窍的冠晓荷，笔法更绝。日本人设了“里长”，只不过是替日本人跑腿的。“还没等李四爷表示出谦让，冠晓荷已经告诉了白巡长，里长必须由他充任。他已等了两年多，还没等上一官半职，现在不能再把作里长的机会放过去。虽然里长不是官，但是有个‘长’字在头上，多少也过点瘾。……冠晓荷可是急于摆起里长的架子。他首先去印了一盒名片，除了一大串的‘前任’的官衔之外，也印上了北平小羊圈里正里长。……他赶快地做了一面楠木本色的牌子，上刻‘里长办事处’．涂上深蓝的油漆，挂在门外。”

　　一种心态观念的出现总有它产生的根基。“官”意识的产生来源于它背后隐藏的人心理上的满足。《四世同堂》中。招弟当了日本人的特务，冠晓荷点化给人，人们产生的畏惧诚服的心理让他感到无比荣尚尊贵。当官确实太具诱惑力，虽然自己虚弱但可以借助权势来弥补。除此，当官的另一魅力是可以不劳而获，大把榨取钱财。从《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到《四世同堂》中的妓女所长大赤包，无一不如此，想尽办法搜刮钱财。

　　作者对北平市民心理特征的揭示，有时采用很含蓄的手法来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如上文中谈到的写牛老太太、冠晓荷浓烈的官意识，简直就是漫画式的笔法。有时作者又用议论的方式直接批判传统文化，如《四世同堂》总结说：“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思想、家庭制度、教育方法，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地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

　　老张与女乱小说篇3

　　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属撞击器，中空，敲时发声。通常作为一种军事或宗教建筑的附设器具，用于报时或召集人群、消息等，宫廷所用的钟都刻有铭文，以祈求天神保佑。

　　表，古时指具有一定高度竖直安置用来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标杆，现代指一种轻便的可以戴在手腕上或放在口袋内的计时器。

　　【素材格解析】

　　钟和表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器具，但是，当它们作为作文素材出现的时候，就需要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抵达心灵的思考。钟，大气而庄重，声音洪亮悠远，除了计时之外还有警醒世人、唤醒精神的作用。而表是私人的收藏，小巧而体现人的个性。可以从钟和表的内涵出发，写入文章。

　　作家写作示范

　　钟和表

　　肖复兴

　　钟表，一个词，两个意思：表是戴在腕上的或揣在怀里的，肌肤之亲，形影相随，属于私人；钟是摆在外面的，哪怕只是一只床头的闹钟，和人也有距离。如果悬挂在大街的钟楼之上，其公共性明显地区别于私人性的表。

　　一般而言，表是一夫一妻的配置（很少见一人戴两块手表的），钟则是大众情人，你什么时候走到大街上，它们都如同打开电视就能够蹦出来的主持人一样，老远就候着你呢。当然，钟的性别并不见得一定非女性莫属，如果把手表比作小家碧玉，那种屹立在钟楼上的大钟，则是巍峨凛然的壮汉。钟和表的搭配，是阴阳匹配，对位在时间之河的此岸与彼岸。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这样的说法，我是确信不疑的。先不说表，单只说钟，最初的感觉源于到故宫的钟表馆，小时候看里面陈列着各国进贡清廷的各式钟表，突然之间，乱钟齐鸣，那金属质感一般脆生生的响声回荡在钟表馆里的时候，真是吓了我一跳。那时候，我家住在前门附近，从故宫出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抬头看一眼前门火车站钟楼上的钟和西交民巷银行大楼上的钟，钟高高在上的感觉，尤其是回荡在空气中的响亮的钟声，随尘埃一起飘散落定，有一种洞悉世事与俯视苍生的威严。

　　这种感觉，一直到20年前我第一次出国，蓦然重新兜上心头。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我见到了梦中久违的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已经是晚上八点，夕阳还辉煌在红场上空，多明戈男高音一样的钟声在阳光中激情四溢地荡漾。想起“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曾经写下过“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点亮，要把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重新敲响”的诗句，如今真的听见了它的钟声，并没有经过我们的重新敲打，就在旁若无人地回荡，心里对它的感觉忽然有一种畏惧，那是对时间的畏惧。逝者如斯，克里姆林宫的大钟还在，而一代人的青春已经不再。

　　和钟邂逅相逢，最神奇的一次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天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而且午饭的时间已到，主人坚持一定要去看看老城广场的一座老钟。那是市政大厅的塔楼上中古时代的一座天文老钟，钟楼非常别致，由上下两个大钟组成，上面的钟代表着年月日，下面的钟上由十二个月不同的画面围成一圈，两侧各有一扇蓝色的窗户，每当正点到来的时候，钟的顶端会出现一个骷髅敲钟，两扇蓝色的窗户里次第走出十二个信徒，代表着手里举着的各自的象征物品十字架、书、剑……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纷纷向人们鞠躬退去之后，会跳出一只公鸡仰着脖子来打鸣。据说，骷髅的出现是要告诉人们死亡对任何人是一律平等的；公鸡打鸣象征着希望，提醒人们谁也不要放弃希望。

　　被主人疾步匆匆地拉着赶到这座钟楼下面，是中午十二点刚刚要到之前，为的就是看这座天文钟的表演。雨越下越大，这里仍然是人山人海。据说，当时将这座奇特的古钟造好之后，市政府派人将造钟的钟表匠的眼睛扎瞎，为的是让这座古钟绝无仅有。钟表匠气愤之极，便将钟的装置破坏，使得好长时间钟无法走时。几个世纪过去了，钟依然生机盎然摆动在我们的面前，面对战争，或者强权，钟都是这样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到了该敲钟的时候，布拉格老城广场的古钟一样跳出骷髅、公鸡来敲钟、打鸣，稍稍提醒我们一下关于死亡和希望这样永恒的话题。

　　如果说表是属于我们私人的珍藏，吻合着我们的心跳脉搏，悄悄地滴答着我们生命的谱线；那么，钟，无论和你邂逅相逢的钟是新是老，则是属于我们生存的背景空间，既敲响出现在进行时态，也回荡在历史的苍茫回忆之中。手表也许是你的红颜知己，相伴你的终生；钟可能是你的智慧老人，指点你的迷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钟自鸣。

　　腕上风云，可以花香灯影，柳暗烟笼；空中钟声，却可以是日照江山，星垂平野。更何况，再名贵的手表，可以属于你自己；再破旧的老钟，纵使你花钱买下，也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表，属于时间；钟，属于岁月。是的，它们的区别就是这样，就像一个明喻一个暗喻一样，就像一个散文一个诗一样。

　　【素材格解析】

　　作家取材于钟和表的公共和私人寓意，结合自己的旅行经验和生活感悟，表达了对钟和表的哲理思考。先从生活中的钟和表谈起，然后写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和布拉格听到的钟声，自然引出了钟的寓意和哲理，接着表的哲理和寓意，最后总结。正是借钟和表这两个事物将复杂的哲理和情感阐释得生动形象。

　　【精彩文题】（2011年高考上海卷作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两句话，按要求作文。

　　1．犹太王大卫在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

　　2．契诃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戒指上也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

　　这两句寓有深意的铭文，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文章。

　　作家写作示范

　　钟和表

　　刘德福

　　自从小张成为局长以来，身上的行头自然渐渐地鲜亮起来。每次回到农村的老家，小张总是要把自己“伪装”一番，因为他的家中有一位严厉的父亲――老张。

　　老张在村小干杂活儿，也敲钟，这个活儿老张已经干了一辈子，每一天早晨，老张总是早早地来到学校，先敲钟，再给教师做饭。这个时候，村民们就开始喊着自己的娃儿，“张爷爷都开始敲钟了，快点起床上学了！”张爷爷是现在的称谓，原来叫张伯伯。钟声是村子的时间表，以前村子穷，人们没有手表，现在村子富了，手表多的是，还不乏名表，但人们还是愿意大声地跟孩子说，张爷爷敲钟了，你们应该如何如何了！

　　小张回到家，老张已经把饭做好了。当然要喝几杯白酒，老张还是喝“二锅头”，在老张的眼中这是最好的白酒。老张也给小张倒了一杯，小张每次喝这样的酒，都很勉强，这些年，在城里这样的酒他是不喝的，而城里家中的好酒，他从来不敢给父亲看见，当然也不给父亲带回来。老张时刻警告小张，做人尤其做官要有官德，人的地位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不能变。

　　几杯高度的“二锅头”下肚，小张头有点晕了，父亲还要给小张倒，小张不想喝了，就伸出胳臂阻拦，这一伸胳臂不要紧，自己手臂上的一块名表露了出来。老张的眼睛马上就盯在儿子的胳臂上了。小张一看，汗水马上就下来了。坏了，走的时候，化装不彻底，人家送的名表没摘下来！

　　老张说：“娃呀，你的表很值钱吧！那次电视上说的那个腐败的官员，手臂上的名表就和你这块很像呀。你说说，这表是你自己买的吗？你可不能变质呀，你的手表再好有什么用，你做官是要为老百姓好呀！”

　　饭吃到一半，老张放下了筷子。“走，你个兔崽子跟我去一趟学校！”

　　到了学校，小张站在那个高挂着钟的大树下，老张用力地拉动了钟绳。虽然是星期日，学校空无一人，但是，浑厚的钟声在村庄上空飘荡。小张肃立在操场上，仿佛看到自己做小学生的时候，每天早晨，爸爸都把自己第一个带到学校，当老爸拉响上学钟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站立在树下。现在，他醉蒙蒙的双眼看着风吹动的父亲的白发，心中感慨万千。那时候，父亲总是告诫自己好好读书，做有出息的人；好好做事，做不贬值的人。小张学习很勤奋，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成了有出息的人……

　　老张的钟声更响了，声声都敲打在小张的心上。老张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小张：这个世界上也许很多东西都会消失，但是，也会有很多东西永远不能消失！

　　【素材格解析】

　　文章要表达的是人生的地位和角色可以变化，而人的品格不能变化，选取的素材是钟和表。钟代表着公共利益，不能消逝，而手表代表着私人利益，容易消逝。然后选择了老张和小张，老张敲钟，小张戴表，由此构思了小张回家喝酒以及老张敲钟这两个情节，使文章意蕴飞动，形象生动。

　　学生习作

　　古钟不古

　　冯钧璋

　　抬阶而上的时候，一阵幽渺而厚重的钟声自山顶的灵隐寺缓缓传来，仿佛是透过悠远的千古岁月，令人心神震撼。“滴滴滴……”我手腕上的电子表，整点报时了。

　　“咚，咚，咚……”“滴，滴，滴……”

　　一下子，我有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觉。

　　寺庙朱漆墨瓦，金佛银汉，古色古香中却也瞧得出翻新的端倪。满目的新鲜中，我的目光却被一幢古钟所吸引。

　　古钟约有一人高，被粗绳悬于寺梁。我抬首一看，钟内锈迹斑斑。可表面手托之处，却是光滑如镜。

　　“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翻新了，而唯有这……”我喃喃道。

　　“总有东西，会过去。而留下的，必有缘由。”我蓦地一惊，转身看到一须眉泛白的和尚手执竹帚，正俯身扫地。抬首片刻，我看到一双历经沧桑却清澈如泉的眼睛。

　　“嘀嗒，嘀嗒……”手表闹铃响了。老和尚的眼光落在我的手表上，说，好漂亮的表啊!

　　这时，我的脑海中忽然产生疑惑：手表换了多次，钟却悬在这儿历经多年，这之间……

　　和尚抚了抚光滑的钟面，说，手表虽好，唯你抬腕可观；青钟虽古，一旦响起，遍山可闻。说罢，转身去别处了。

　　老和尚的话，仿佛一道禅语，语清意重，一石投掷，却激起三千风浪！

　　手表再名贵，做工再精巧，只戴在个人手腕。青钟再古，却能响彻山头，众人聆听。

　　我蓦地想起那座沉睡于历史梦幻的阿房宫，为私之物，必化焦土；反观那砖瓦所砌的万里长城，为公之物，屹立不倒。斑斓如锦的历史画面交错重叠，老和尚的话在耳畔轰然炸响，我脑海电光舞耀：为图一己之乐，为谋一己之利，如同帆破桅折的朽船，无论曾何等风光，终得被滔滔历史大河吞没。唯有造之为公，与民同乐，方能如百丈灯塔，无论底下淘尽多少黄沙，终旧巍巍屹立，千古不朽。

　　手表易换，古钟不古！

　　下山的时候，清悠和厚重的钟声自身后传来，我回首仰望，晚霞漫天，寺庙灿然，天地间回想着雄浑的钟声……

　　【素材格解析】

　　老张与女乱小说篇4

　　关键词：老舍；儒家文化；仁；礼；中庸；生命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70-00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一直传承在中华儿女的血脉和精神世界之中。老舍，这位最具儒雅风范的作家，其思想及创作均蕴涵着较浓郁的儒家文化精神特质。

　　一

　　儒家文化思想最早进入老舍的精神世界是在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文化熏陶，培育了老舍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首先，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培育了老舍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他说北京“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1]北京是五代帝都，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深深蕴藏在皇城的每个角落，深深影响了世世代代人们的思想行为，即使是满族入关后，“八旗弟子”的行为方式、风俗俚情浸透到市民阶层的生活中，也丝毫动摇不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厚积存，更何况满汉文化合流后的北京文化，仍然保持着儒家文化的精神风态。老舍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还“几乎天天看见”像《离婚》中的张大哥式的人物：“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2]这种“稳”、“太稳”的气度和文化心理，正是儒家文化中“合和”、“中庸”观念的体现。这种“稳”、“太稳”的文化环境自然会培养出老舍温文尔雅的儒雅风范，使他没有向潇洒浪漫方向发展。

　　其次，老舍早年的家庭教养也培育了他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老舍说他童年的生命教育来自他的母亲，母亲把她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那一面传给了他。“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3]她教会了老舍好客、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正直、温厚的性格，她节俭朴实、吃苦耐劳、尊老慈幼、助人为乐和重道贵义的传统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也传给了老舍。除了母亲的“生命教育”，还有一个在他脑海里永远抹不去的是他的父亲为保护皇城而牺牲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这也是对老舍进行儒家文化精神的“生命教育”。《老舍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像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哪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4]对八国联军侵略罪行的痛恨，对父亲为国捐躯精神的永久记忆，一直是培育老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文化精神的主体内涵。

　　再次，老舍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据老舍在《宗月大师》一文中的记述，因为家贫上不起学，是宗月大师刘寿绵资助他上了改良私塾，而后又上了公立小学。在私塾和小学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文化教育，除熟读四书五经外，还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施公案》、《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这些小说中所宣扬的儒家传统思想，对老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老舍小学毕业后先考入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后来才考入花费少的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偏重教育与国文，校长方唯一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5]。这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期间所受的教育，更加固了他在私塾和小学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增强了他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

　　老舍深谙儒家的“礼”、“仁”道德观，他不仅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讲“礼”行“仁”，而且以“礼”和“仁”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人、描写人。老舍也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使他“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原先尊崇孔圣人的心灵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6]这使他在创作中对儒家的文化思想尤其对旧的“礼教”作了批判，对愚昧落后、因遁守旧、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批判，但在批判中留有温情，留有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眷念成分。老舍用道德的眼光去审视人、描写人，形成了他作品中的“坏人”与“好人”的对立系列。在《老张的哲学》中，他把“坏人”形象老张、蓝小山钉在道德败坏的耻辱柱上，揭露批判了老张的封建买卖婚姻、纳妾思想和行为，否定了蓝小山打着“西法恋爱”旗号而把女人当玩物的思想和行为。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在以后的小说中出现的“坏人”形象，大都是道德败坏者，像《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离婚》中的小赵、《月牙儿》中的胖校长侄儿、《鼓书艺人》中的张文，都以欺骗、玩弄的手腕对待女性，制造了女性失身的悲剧。应该说，老舍对这类道德败坏者“坏人”形象的批判是不留温情的，而对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老人形象的批判，则留下了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眷念成分。像《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以对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种族繁衍负责的精神对待儿女的婚姻，她从传统的“礼教”出发，认为儿女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决定，“儿女的爱情就是对于父母尽责”，她不允许侄女李静“有什么心目中人”，反对李静嫁给王德，“因为他们现在住在一处，何况又住在自己家里。设若结婚，人家一定说他们‘先有后嫁’，是谓有辱家风”。老舍在小说中还特别提示：赵姑母“她也自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7]58。正是基于社会道德、家庭伦理、对祖宗负责的处世立身准则，她才那么辛辛苦苦为李静操心，规劝李静嫁老张救叔父，并且还与王德母亲商量对策，要其管束王德，收敛所谓对李静的自由恋情。老舍尽管对赵姑母的思想行为带有几分讥讽：“有我们孔夫子活着，对于赵姑母也要说‘贤哉妇人’！我们周公在赵姑母的梦里也得伸出大指夸道‘贤哉赵姑母’！”[7]159但讥讽中也含有对赵姑母的热心善良、讲“礼”行“礼”、对祖宗负责精神的眷念。正因为有这种眷念的成分，才使这位老太太显得那么可爱而不可厌。同样，王德的母亲也在儒家的礼教传家思想规范下，给王德娶了陈姑娘。王德娶了能洗能做能操持家务的陈姑娘后，安心做活，“现在他不是要为自己活着了，是要对妻子负责了”[7]192。王德对妻子、对家庭、对祖宗负责而形成的和谐静穆的婚姻形态，既顺应了王德母亲的心愿，又适应了儒家“礼”和“仁”的道德行为规范。

　　老舍说：“中国是天字第一号的礼教之邦。”[7]129他所塑造的老人形象尤其是老太太形象，大都像赵姑母那样讲规矩、讲礼节，热心维护家庭伦理、祖宗纲纪。《离婚》里的马老太太，不仅守着儿媳妇一起过安稳日子，而且还关心、照顾老李家的大人小孩。张大嫂一方面劝说李太太要看着老李，不要让老李向“浪漫”方向发展，她的话多入情入理：“大妹妹，您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就得对他们留点神！”[8]204另一方面，她又去劝说老李，说老李你娶了一位俊俏小媳妇，又安稳，又老实，“又有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可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张大嫂自称是“守旧的老娘们”，而她守的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厌恶的是城里那些“狐狸精”式的男女乱“勾搭”，有伤社会风化。从作家的情感表现看，老舍对这类讲规矩、守礼节的“守旧的老娘们”，多怀有温情。发展到《四世同堂》，对讲规矩、守礼节的钱老太太、天佑太太、马老寡妇等，则更多的是赞赏，不仅赞赏她们恪守家道、遵守礼法，而且高扬她们的爱国情操、民族精神。

　　在老舍笔下，除了那些“守旧的老娘们”讲规矩、守礼节，还有一些中年男女也讲究规矩礼节、行仁尚义，堪称道德模范。像《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即是儒家文化教养下的长房长孙形象中最理想的道德典型，他的思想行为处处体现了孝悌恭亲、信义和平的儒家精神风范。韵梅是贤妻良母式的人物、道德美的化身。尽管她的举止不大文雅，服装不大摩登，说话做事总离不开家长里短，但在国难之中，她一心操持全家大小事务，忍辱负重，艰辛耐劳，老舍赞扬了她敬老抚幼、任劳任怨、朴实善良和温顺厚道的美好性格。当这种忍辱负重、勤苦耐劳的韵梅走进《正红旗下》即化为大姐形象，老舍对大姐更怀有赞扬、欣赏深情：她把“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包下来，她越努力，婆婆越给她增添活儿，受了委屈“可不敢对丈夫说，怕挑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也不敢对母亲说，怕母亲伤心”[9]192。大姐又是极讲规矩礼节的女人，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9]197，装烟、端茶、递水，忙个不停，从来不敢多说话。《正红旗下》还有一位“熟透了的旗人”福海二哥，更懂规矩更讲礼节，行仁仗义，言谈举动，均让人称赞，“他请安好看，坐着好看，走道儿好看，骑马好看，随便给孩子们摆个金鸡独立，或骑马蹲裆式就特别好看”[9]207。福海二哥的思想行为不仅满载着旗人风范，而且满汉合流后，他更有着崇尚汉文化的儒雅风范，老舍特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当他看到满汉文并用的匾额或碑碣，他总是欣赏上面的汉字的秀丽或刚劲，而对旁边的满字便只用眼角照顾一下，敬而远之。”[9]07这哪里是写福海，简直是夫子自道，它深深融入了老舍对儒雅文化的赞赏情感。

　　三

　　老舍不仅以儒家的“仁”“礼”思想、道德准则去审视人、描写人，而且又将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庸”思想，渗透到笔下人物的思想行为之中。“中庸”在孔子那里是作为实现仁与礼的最佳方法，是一种施行仁与礼的行为方式。“中庸”所规范的人的行为准则，一是过犹不及，不偏不倚；二是以和为贵。“中庸”所规范的这两方面的内容，老舍均具备了，他是一个讲道德、守秩序、正直善良、亲和仁爱、“合和”中庸的人，而“中庸”的老舍则描绘出一批“中庸”式的人物形象，以表达对儒家文化的眷念。

　　要论老舍笔下“中庸”式的人物形象，首推《离婚》中的张大哥。张大哥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凡事只要经过他的心灵滤化，一切都会显得不偏不倚、折中公允、平和稳重、井然有序。小说一开头就用幽默的笔调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他很会说媒，他“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两相抵消，上等婚姻”[8]149。张大哥的“天平”实际上是他所用的调和矛盾的“合和”工具，在他的天平上，从来没有将麻脸的姑娘说给漂亮标致的小伙子，因为那样就会失去平衡，就会闹矛盾、闹离婚，而张大哥一生就反对离婚。青年男女只要结了婚，组成家庭，就得好好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当他发现老李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怀有“浪漫”的诗意，于是立即叫老李把太太从乡下接来，接来后，他又那么热心帮助老李租房安家，培养老李与太太之间的感情。经过张大哥一番劝说、调解、合和，再加上老李“诗意”追求的破灭，最后老李没有离婚，带着太太回乡下去了。已婚的家庭经过了一番“离婚”的风波后，谁也没有离婚，一切归于平静，实现了家庭的平衡和谐。老舍以婚姻为中心审视人与家庭的关系，让人看到张大哥在处理婚姻问题上所显现的儒家“中庸”规范：“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是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8]151他的“气度与服装”以及“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的生活趣味，“稳”、“太稳”的气度和文化心理，都是儒家文化中的“合和”、“中庸”观念的体现。可以说，走“中庸”之道，成了张大哥的人生经验。

　　如果说《离婚》中的老李一家是在克服了“离婚”风波后走向“合和”平静的，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祁家则在民族灾难中表现出“和为贵”的生命形态。在“四世同堂”的祁家，祁老人以行“善”施“爱”的精神对待子孙们；瑞宣对祖父、父母尽孝，对两个弟弟尽兄长关爱之情，瑞丰闹分家，他则以“合和”的态度对待之。他与妻子韵梅，虽然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差距，平时和她没什么共同话语，但韵梅的善良温顺，默默坚忍地操持家务，贤妻良母式的美好性格，使他对妻子也怀有关爱之情，夫妻之间显得和谐、安稳。祁家除了瑞丰当了小汉奸与家人不和外，整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这就让英国人富善感到奇怪，作品写富善的体验：“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糅成了一个药丸似的。”[10]216富善不理解的，是儒家“和为贵”的中庸思想，把一个家庭一个院子糅在一起，“糅成了一个药丸”。

　　儒家讲中庸尚合和，主要是指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创造整个社会的和谐。老舍在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认识到人与社会的不合拍，社会对人的戕害造成人的生命悲剧。老舍不仅写了市民人物的人生悲剧，以表现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而且也写了市民人物对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在老舍看来，“和为贵”不单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还要社会“和”、民族“和”。《大地龙蛇》以过去 、现在和将来三个阶段全面深入地审视了国家与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一部世界“大同主义”的畅想曲。老舍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分为三个阶段：过去 、现在和将来。赵庠琛代表的是旧文化（“过去”），他自幼饱读孔孟之书，少壮满怀济世之志，做官二十几年，现隐退在家。抗战兴起后，他思想上存在严重矛盾。一方面，有可贵的民族气节，随国都迁移奔跑，甚至面对强敌可以自杀。另一方面，他过分地爱和平，决不伸出拳头去打击敌人。赵兴邦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现在”），他目光远大，具有为民族牺牲的精神。他认为抗战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在他的开导下，赵庠琛思想发生转变。他们终于在文化思想上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正“隐含着新旧文化因抗战而发生的调和”，而抗战的目的，也就在于“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11]。老舍不仅将中华新旧文化作了“调和”，而且将“调和”后所产生的“和谐”文化形态，又纳入世界文化的体系之中，进一步探寻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作品的最后，老舍对文化的将来作了畅想，他认为中华民族和东南亚各民族建立友谊，几十年后将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和谐”、精神“和谐”的“大同世界”，这正是老舍的理想世界。

　　四

　　儒家文化对老舍文化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道德准则方面的“仁”、“礼”思想，又有行为方式、为人处事之道的“中庸”观念，更有在生命价值观上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表现。

　　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虽然不反对物质的价值，但更多的强调精神优先于物质。儒家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不应该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人才，那样就会沦为物质的工具。君子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比较完美的道德要求，则是首要的。儒家追求道德的完善、精神的完美也深深地感染了老舍。如前所述，老舍不仅是一个极讲道德、追求道德完善的人，而且他还善于从道德的标准、精神的感化方面去评价别人。比如，他称赞白涤州的“肯吃亏”、坚韧要强的精神[12]；赞扬何容的古道热肠、光明磊落的品质[13]；他既高度评价许地山的学识，又赞扬许地山对朋友的那颗“爱心”[14]；他甚赞“宗月大师”的救苦救难、行善积德的美好品德，说宗月大师“以佛心引领我向善”[15]，虽说他受了佛的感化，但佛家追求道德的完善与儒家追求精神的完美是融通的。老舍称赞朋友们美好的道德品质，也是他自己所具备和追求的。

　　其次，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道义和功利的关系上，强调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以“义”为主。孔子曾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和利成为区分君子、小人的界限；孔子也分析了不言利的原因：“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如果总是依据利益至上的原则来行事，就会招致怨恨，这与君子之道是相背的。孟子继承孔子思想，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甚至可以“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种生命价值观，不仅浸润于老舍的文化思想之中，而且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上。老舍重道义、讲义气，他笔下有许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人物。《老张的哲学》中的车夫赵四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物，他为保护李静而拳打流氓蓝小山；《赵子曰》中的李景纯走“教导国民”、“改善社会”的道路，他说了这样一段救国教民的话：“我常说：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教民，一是杀军阀；——是杀！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现在是人民活着还是军阀活着的问题，和平，人道，只是最好听的文学上的标题，不是真看清社会状况有志革命的实话！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16]为救民，他去刺杀军阀贺占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二马》中的李子荣以实干精神来为自己的民族“争气”，其行为规范更多地被扣在“义”、“礼”上面。《离婚》中的丁二爷为人行事“义”字当先，为保护秀贞不受侵害，为保住许多人饭碗，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恶棍小赵；《黑白李》中的黑李为保住弟弟白李的性命而牺牲自己；《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为自己的亲人不受饥饿而献身，做了暗娼。应该说，在老舍描绘的市民社会里，随时可见一些重道义、讲义气、舍生取义的人物，以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行为规范，彰显了儒家的生命价值信条。

　　再次，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上，群体优先于个体。儒家重视“群”的存在，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荀子也认为人跟动物的重要区别即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只有在人群和社会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的发展也离不开群体的发展，并且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个人的价值体现在群体的价值之中。在老舍小说中，你很难看到张扬“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扩张的人物。老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充分肯定的，但他并不十分赞成“五四”时期的“任个人”、扬自我、“个性解放”的思潮，他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一直是重群体的。他小说中的青年男女，没有一个品尝到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甜头的，像《赵子曰》中的王女士，《离婚》中的张秀贞，《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等等，她们在男性打着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的幌子下，上当、受骗、失身，在恋爱婚姻方面并没有实现个人价值。当然，老舍这样描写，不是说他完全不顾人的个人价值，而是说当老舍将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放在一起思考时，他更重视群体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像《骆驼祥子》中祥子走个人奋斗道路，他自己也逐渐发现越走越觉得孤独无力，作家还着意用车夫老马的一段话“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显示群体的威力，张扬了群体价值。

　　儒家价值观以群体为重，群体小至家庭、家族，大到国家、民族。群体不仅要顾及家庭、家族的利益，更要顾及国家、民族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老舍从小就由父亲与八国联军巷战而阵亡的事件，培育了痛恨外敌、保家卫国的朴素的爱国情感。后来在学校所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精神的教育，更使他的家国观念增添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精神，尤其是“五四”运动使他认识到：“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17]因此，在老舍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爱国思想、民族情感。《二马》通过老马、小马在英国遭受民族歧视的独特感受（同时也是老舍自身的感受），表达了“国家衰弱，抗议是没有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的民族自强意识和强烈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的民族振兴精神。老舍在英国期间时时关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18]爱国情感在国外表现强烈，回国后，30年代的小说大都以暴露、批判现实为主调，但在暴露、批判中蕴涵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民族精神。比如，老舍虽然带着悲观意识在《猫城记》中诅咒猫国（即旧中国）“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并以猫国的最后毁灭作结，但掩盖不了他的忧国之至的情感。正如胡絜青所说：“我觉得，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19]到了抗日战争时代，老舍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此间的作品一是表现为抗战而献身的民族精神。老舍此间写了不少诗篇，以抒发报国雪耻、扫荡日寇的雄心壮志和死而后已、为国捐躯爱国情感：“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死而后已同肝胆，海内飞传荡寇旗！”（《谒沔县武候祠》）短篇小说《人同此心》中的三个青年学生立下共同誓愿：“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老婆婆也满怀抗日斗志，帮助青年行刺日本兵，并对青年说：“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20]不仅老人、青年人抗日热血沸腾，而且儿童也奋起杀敌，“小木头人”要为被日本兵杀害的“泥人舅舅”报仇，勇敢报名参军“去打日本小鬼”[21]。《四世同堂》中出现一批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抗日战士：钱仲石，他开车故意出险以摔死一车日本兵，自己也壮烈牺牲；钱默吟称儿子“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10]43祁瑞全不愿作亡国奴，抛家离京，奔赴抗战前线；钱老太太为保存珍贵字画不落敌手，一头撞死在儿子的棺材上，其他几位老太太（如天佑太太、马老寡妇等）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特殊的抗争。二是表现民族气节、“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生命意识。老舍本身就具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人格精神，他在济南时，曾担忧城被攻破，作了敌人俘虏，故下定决心“赶快出走”，一定要保住“气节”，他认为“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22]。他在重庆时，准备敌人如果打进来，滚滚的嘉陵江就是他的归宿。《火葬》里的石队长为保住自己的民族气节，宁愿自燃麦秸进行“火葬”，也不作日本鬼子的俘虏。《四世同堂》中的常二爷进城买药遭受日本兵“罚跪”，不甘忍辱，回家后抑郁而死；祁天佑为保住正派商人的气节， 不甘忍受日伪政权强加于他“奸商”的罪名而投河自杀；小文夫妇为保自身不受侮辱，与凶恶的敌人一搏而亡。三是在家与国、尽孝与尽忠的选择上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操、民族精神。《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传统文人的安逸平静生活，在“家”的小院子里浇花、看书、作画、吟诗，可抗战烽火燃烧起来后，他便毅然决绝以往的生活方式，走出小家而顾大家，立下为国捐躯志，为抗战效力。他被汉奸诬告入狱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出狱后更加勇敢地作抗战宣传工作。祁瑞宣由尽孝走上尽忠的道路，他克服了在“家”的范围里“尽孝”的惶惑，“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也走出了小家而为国家出力，和钱默吟一起作抗日宣传工作。像钱默吟、祁瑞宣身上表现出的爱国行为、民族精神，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抗战年代的弘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文集·想北平（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62.

　　[2]老舍.老舍文集·我怎样写《离婚》（第1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92.

　　[3]老舍.老舍文集·我的母亲（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49.

　　[4]徐德明，编.老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6.

　　[5]老舍.老舍文集·老舍选集·自序（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19.

　　[6]老舍.老舍文集·四大皆空（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53.

　　[7]老舍.老舍文集·老张的哲学（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老舍.老舍文集·离婚（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老舍.老舍文集·正红旗下（第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老舍.老舍文集·四世同堂（第5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1]老舍.老舍文集·大地龙蛇·序（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87.

　　[12]老舍.老舍和朋友们·记涤州[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

　　[13]老舍.老舍和朋友们·何容何许人也[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

　　[14]老舍.老舍和朋友们·敬悼许地山先生 [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1.

　　[15]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宗月大师[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6.

　　[16]老舍.老舍文集·赵子曰（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81.

　　[17]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日报，1957年5月4日.

　　[18]老舍.老舍文集·我怎样写《二马》（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73.

　　[19]胡絜青.老舍论创作·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0]老舍.老舍文集·人同此心（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6.

　　[21]老舍. 老舍文集·小木头人（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83.

　　老张与女乱小说篇5

　　［关键词］ 《生活秀》；小说文本；电影文本

　　我国著名新写实主义作家池莉长久以来坚守着普通百姓隐忍的哲学，她的小说《生活秀》成功塑造了一个在吉庆街卖鸭脖的民间世俗女人来双扬的形象，以此来表现当代女性不屈不挠的生存体验。小说获得了2000年《小说月报》的“百花奖”，还获得了《十月》的文学奖。小说刚一问世就被改编成电影，并在上海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得“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三项大奖。相同的题材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魅力。

　　一、性别视角――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

　　（一）女性视角下的来双扬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而池莉小说中的女人则颠覆了莎士比亚这句至理名言,颠覆了男权话语下对于女人的书写与演绎。池莉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新审视现代生活中的男人和女人，意在展现女性的人格魅力,追求女性的自身价值,为女性书写一首首生命的赞歌。小说《生活秀》中，池莉利用全知视角和女性视角来展开故事，塑造了一个既有着女性的美丽、慈爱，又有着男性的坚强独立的理想形象来双扬。她母亲早逝，父亲抛开他们再婚。她义无反顾地挑起生活的重担，靠自己的双手养活弟妹。为了养活嗷嗷待哺的弟妹，她史无前例地在自家门口卖起了油炸臭干子，最后发展为久久酒店和卖鸭脖。她是旧有文化和改革开放杂糅而形成的新式市民文化的缔造者，是吉庆街商业化最原始的启蒙者，所以她受到了那里人们的尊重。来双扬在逆境中顽强挣扎，靠自己的生存智慧和极强的生活能力，举重若轻地处理了棘手的社会关系和各种事务。她惩治嫂子小金，摆平房管所老张要回房产，为妹妹铺平退路，安排九妹和弟弟将来的生活。在艰难的生活面前，她靠自己的坚韧和刚强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空。

　　在对待卓雄洲的关系上，作者采用全知视角和来双扬的主观视角，将卓雄洲置于来双扬的视野之下。他在吉庆街让乐队演奏打靶歌，和战友们聚会情不自禁的口误……他一次次在吉庆街这个市俗生活的大舞台上表演，来双扬作为观看者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特别是雨天湖度假村一节，作者彻底地撕开了男性的外衣，让卓雄洲完全暴露在来双扬视野里：“脱了衣服的卓雄洲与西装革履的卓雄洲竟然有如此大的反差。”作者感来双扬之所感，体验着来双扬的体验，触摸到了一个女性心中最柔软温暖的情怀。小说用这一主观视角呈现出的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主观审视，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性的女性个体自主选择生活、自主选择男性的觉醒。作者在这里告诉读者，女性是文化的孕育者，而且是生活的主导者，导演着整个生活的过程，小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女性式的社会图景。

　　（二）男性视角下的来双扬

　　霍建起作为一个男性导演，在将小说搬上银幕之时，对于小说所流露出的女性精神采取了故意或不自觉的回避，代之的是一种强势的男性视角。来双扬一开始就被置于卓雄洲的视野下，成为他观赏的对象。卓雄洲在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他坐在远远的单桌上注视着来双扬忙碌着，他把来双扬当成吉庆街的一道美丽风景来观赏。电影中对来双扬形象的刻画大都处于“被看”角度，成为男人视角消费的对象。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的形体上。女性在她们那传统裸露的角色中被人看和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1］

　　我们的文化对于社会生活分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性别角色的划分。在男性话语中，女性们被期望成被照顾者、贤妻良母，温顺、勤劳。小说中的来双扬在治服嫂子小金一节，采用以攻为守的方法，主动找上去，以泼辣对付泼辣，显得机智而又潇洒，但电影中的来双扬在嫂子的泼辣中则显得很无助，嫂子砸碎店里的东西，她却在一旁无助地站着，还等着卓雄洲出面救助，而且在面对卓雄洲、哥哥来双元、侄子多尔的注视竟然流下了委屈的泪。小说中那个性格张扬泼辣、处事游刃有余、历经磨难但坚强的来双扬不见了。来双扬在电影里也成为一个在男权话语下不断改变自己行为和话语的女性，她是在男性的视角下被动地按照男性意愿展示自己。在一个片段中，来双扬端起别人饭店为侄子做的炒面尝了一下就破口大骂，端起炒面去找老板算账，但当她看到卓雄洲从远处过来的时候，她立刻回头并把炒面扔在了垃圾箱里。按照心理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解释，来双扬在男人的注视中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的异化”。小说中那个泼辣勇敢，敢作敢为的来双扬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按男人的视角去审视、去行动的女人。电影中，来双扬在沸腾的夜里，不再是挂着似微笑又似落寞、似安静又似骚动的神态处乱不惊地坐着，而是在男性的注视中不断地变换各种各样的姿势，徘徊在风韵与风骚之间，来适合男性的眼光和审视。小说中来双扬认识到卓雄洲口中喜欢的来双扬并不是她本人，而是与别的女人的混合，就明白了和卓雄洲没有夫妻缘分了，主动结束了这段虚幻的爱情。而电影中的来双扬，导演把她塑造成一个传统意识中的“谁对我好我就要嫁给谁的女人”。传统观念中女人需要依赖男人，所以，电影安排了来双扬从戒毒所接久久乘渡江缆车回来的那场戏，姐弟两人谈完房产处理的意见后，来双扬把自己的头靠在了久久的肩上。一个坚韧而独立的女性则依赖于一个刚刚从戒毒所中出来，几乎已被社会所遗弃的来多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主观意识中的对女性意识的排斥，对男性权力和叙事的张扬。

　　二、文化视角――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

　　池莉说：“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2］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来双瑗正是由平民文化孕育长大的，但却把自己置于上层社会；她鄙视吉庆街小市民的生活，要双扬搬到郊区与她同住；她缺乏真实的生存意识，不懂得真正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常、庸俗和琐碎。精英文化试图对市民文化进行改造却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基础，因而达不成最终的契合。所以吉庆街取缔多少次就再生多少次，取缔本身成了广告。吉庆街在多次的取缔之后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映照出了作家眼中两种文化各自的命运：脱胎于市民文化的所谓精英文化，本质上脱离了生活，是无法在概念上取代市民文化的，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市民精神还将长存下去。

　　电影中则明显弱化了市民文化与精英文化两者关系的探讨和二者矛盾的展现。电影中妹妹来双瑗的整条线被删，将小说所要探讨的两种文化的冲突转移到来双扬的个人奋斗史上，将小说对市民文化强劲生命力的赞颂，转移到了对来双扬个人性格与社会发展必然之间矛盾的揭示上。吉庆街要发展 、要改建，来双扬虽然能举重若轻地处理许多事，但也有她无法改变的。古老沧桑的吉庆街将被现代的商品房所取代，来双扬只能流下两行带着苦笑的泪。小说中对市民文化生命力的讴歌，被电影中现代的精英文明所覆盖。

　　三、视角的纠结

　　小说中池莉一改传统的女性被看的地位，变成观看者，来彰显女性的解放与独立。作为个体的人，来双扬有能力兼任传统的男性和女性职责，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起主要的责任。但小说结束时仍然逃不出对男性文化的认可，最终又落入了传统的女性被看的模式。小说即将结束时，一位年轻的画家来到来双扬的跟前：

　　“我能够画你吗？”

　　来双扬淡漠地说：“画吧。”［3］

　　于是，来双扬这个可怜的女性又一次成为男性画中的尤物，仍然逃脱不了男性的审视，打破不了男权的魔镜。她到最后仍无法实现自身的独立，又成为新的男人观赏的噙着香烟的冷艳的雕塑。

　　电影一开始就以强势的男性视角叙述故事、观察人物，但在雨天湖度假村一节，则显示出女性对于自身独立性的追求。当来双扬听到卓雄洲要开发吉庆街时，她体验到了男权文化对自身的侵蚀，“停车，下车！”来双扬喊道。“我会帮你，我有钱养着你……”卓雄洲的声音被淹没在狂雨风声中，来双扬挺直了脊梁在雨中向前方走去……来双扬为了争取女性的人格、经济的独立而放弃了卓雄洲。“我再也不要见到你”表达了对男人的颠覆，对女性权力的控制完全被消解，凸显了对女性独立性的张扬。文本和电影中性别视角的纠结表明，创作者都在试图寻找一条两性对立到和谐相处的人类生存状态。“男女两性所固有的长处和短处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它们相互补充，相互补偿，形成人的完整画像。”［4］

　　四、结 语

　　著名导演张艺谋说：“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由此可见，电影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又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由文学到电影需要改编者进行既“忠实原著”又有“主观创造”的二次创作。

　　《生活秀》小说中清晰的女性视角和浓郁的女性情怀在电影中被大部分地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审视、观察和揣度，这种差异不仅是创作者生理上的差异，还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性别的差异。所以生活的内容一样，但秀出的结果却不大相同。

　　［参考文献］

　　［1］ ［美］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A］.［法］克里斯蒂安•麦茨，等.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C］.吴琼,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池莉.我［J］.花城,1997(05).

　　［3］ 池莉.生活秀［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4］ [JP2]市蓉华.两性世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1.

　　老张与女乱小说篇6

　　我没料到像我这样的人会被选中去阿尔金山。

　　当曹全问我是不是该去锻炼锻炼时，表情凝重，让阿尔金山这四个字隐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再加上锻炼。锻炼这个词好，好就好在暧昧。即可以表示马上就要重用你，也可以表示根本就是看你不顺眼，或者干脆没别的意思，不过是个偶然。我愣了一下，脑子里塞满了打游戏时看到的那些横七竖八的通道，可每一条都幽暗曲折，无法一眼看到尽头。

　　我点点头，是该去锻炼锻炼了。

　　我出过野外，晓得睡帐篷不如床舒服，炒西瓜皮不如炒冬瓜好吃。有时候，我还会对比山头上松树的形状，选择一棵模样美的，靠上去，为它诵读我喜欢的英文单词。我的书生气让我出尽洋相，我慢慢总结出在这个大家庭当好孩子的规则：大人说啥就是啥。生存在一个由诸多强悍男人组成的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机械地说完是该去锻炼锻炼了后，点起一根烟，眯起眼睛，在团团雾气中送走曹全的背影。我咧开嘴笑了起来，笑得坏坏的，很开心的样子，很草率的样子，很无所畏惧的样子。说到底，在这个地质队，没谁会多看我一眼。这就很无聊了。还很无趣，就像那些烟雾。我为自己终于学会吐烟圈而感到高兴，加上即将到来的锻炼，生活这碗白水里已滴进一滴蜜，表面看不出变化，内里的滋味已不同。

　　我二十五岁，在地质队工作的这两年，一心想考研究生，口袋里总揣着本考研词汇。有时候说话，不自觉冒出个Yes、No、Ok换来的对应词语是呆瓜、木头、笨货。他们不屑说父母和家乡，只说女人的某些部位。说完就笑。那样笑的时候他们踱着脚，喘着气，嚎叫着，能把房顶掀塌。他们的笑让我一直无法归类。我很奇怪，常周末一个人去动物园，想找到那些笑的源头。

　　我没找着。看到书摊上有本词汇书，就买了下来。我开始扮演和尚，得空就念经。我持续地向这些小蝌蚪般的字母进行投资，希望它们生出翅膀，天使一样飞起来，带我一起腾空而起。我并非那种专业很糟的人，甚至相反。可我一直以为，学好了课本就学好了一切。这就是我全部的错误。

　　新疆大地虽然也长松树柏树，可更多的地方，是青黑的戈壁和姜黄的沙漠。地貌粗砺，人也变得粗砺，连笑声也粗砺得不可理喻，几近狰狞。我像一条鲜鱼，满身潮气，可是快了，新疆的太阳早晚要把我晒得浑身起皮，发皴，干枯，老化，成灰。所以我要死死抓住词汇书，不让自己完全坠入现实。

　　我猜，在中国每个省的地质队里，都会有像我这样的人：肤白指细，满嘴书面语。我能怎么办？打小父母就教育我饭前便后要洗手，上课认真听讲，不说脏话，不看女孩子。我全都照办了。现在，他们说，这样的人是假丫头。

　　从乌鲁木齐出发时，四月的草已经绿了，杏花刚刚开过，叶片已有指头肚子大。车厢内充满浓烈的体汗和烟草味。我坐在后排中间，左边靠窗是曹全，右边靠窗是吴旗。

　　曹全身量适中，皮肤黝黑，短发根根竖起，左手握拳，右手覆盖其上，在大腿根上摇晃。手型不大，没有凸起的关节，裸露出来的指甲饱满干净。吴旗个高，嗓门大，颧骨上缀着两片晒伤，正挥动双手，眨巴眼睛，表情丰富地聊天。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大师傅老高侧扭着身子，痴迷地盯着吴旗看，国字大脸上眼珠凸出，笑时总喜欢猛拍膝盖，像抡起一团面掷在案板上。

　　上路没多久，就遇到沙尘暴，漫天黄沙遮蔽了道路，能见度仅为一米，车像蜗牛爬行。司机老张的后脑勺本来就没几根毛，被众人的目光放大后，越发显得空旷辽阔。老张黑瘦寡言，像颗矮树栽在座位上，两臂罗圈，端得平稳。老张不用嘴说话，用车说话，快起来让大家的屁股一颠一颠，慢起来让大家的心脏一揪一揪。

　　中午吃拌面时，吴旗单给老张倒了茶，老高单给老张剥了蒜，把组长曹全晾在一旁。组长到底是组长，组长有组长的涵养，曹全抬腿到土坡后方便了许久，回来刚好赶上吃面。一上车，老高脖子一仰，就扯起呼噜。呼噜有一种功能，能迅速传染。没多久，吴旗也闭上了眼睛。车厢一片沉寂。虽然沉寂，可并不寥落。曹全没睡，嘴里还哼起小调。老张明白，享受了茶水和大蒜的待遇后，这小调也是送给他的。

　　一路摇晃到库尔勒时天已透黑，下车时冷风一吹，人变得透明，伸手捏了一把，才知道是穿了裤子的。进了小旅馆，曹全让老张睡单间，其余睡四人间。老张摆手说，这样不好吧。曹全宽慰他，你睡好了大家才好。

　　这是句大实话。可大实话就是这样，听的人不同，意思也就不同。吴旗是技术员，用冷笑表示自己的无所谓。他越无所谓，脱衣服、踢鞋子、扯被子时，动作就越猛烈。

　　第二天下起了土。雨滴大小的土点子落下来后，天地一片灰蒙，到了傍晚才放晴，能看到夕阳渐渐跌落下去，天边溅起几片血团似的云朵。到达若羌县已深夜十点，路灯昏黄，街边多是土坯房，偶有几幢小楼，看上去像简易工棚。商店饭馆都打烊，大家坐在床头潦草地吃着干馍馍时，屋里的电灯突然灭了。我摸索到窗边，掀开窗帘，路灯全灭了，街道和楼房沉浸在一汪黑湖中，往下陷。

　　服务员一边说停电了，一边将手中的碗倒扣在桌上，燃起一根蜡烛，粘在碗底。她口气平静，行为迅疾，像是早就准备好了停电时拿出蜡烛。果然，女孩说，县城缺煤，每晚十一点后就停电。政策已执行了半年。

　　曹全的战前动员会就着烛光展开。一开始我并没有听明白，后来，才懂了。这根燃烧在阿尔金山脚下的蜡烛，和我的生活早已有了深刻联系。煤在哪里，蜡烛问。我们千里迢迢，就为回答这个问题。

　　煤像一个非洲姑娘，藏在深山高处，只有把她娶到手，这个县城才能像小伙子一样安心睡觉。曹全打的这个比喻很荤，可没一个人笑。大家都累了，想着能把身子骨放平就好。在这个没有一丝灯光的夜晚，我沉沉地睡着了，醒来时浑身涨疼，看到熄灭的蜡烛在碗底汪出一滩泥。

　　离开县城时，街上起了风。风从每个角落翻噪过来，在街心聚集，掴击着每一丝头发每一根骨头。慌乱中抬头一看，一丝棕褐曲线横在地平线尽头。阿尔金山那么柔和卑微，做低伏小的模样很像侍女。如果在女人身上锻炼锻炼，也没什么坏处。

　　盘山道像条黄蛇，左旋右转，渐渐逼近高处。山的模样逐渐清晰，处处显露出的陡峭，昭示着它的心机和脾气。但说到底，不过是黄土垒起的，前人走过的一座山而已。车像一枚发射出去的导弹，肆无忌惮地向深处挺进。

　　当车颠簸到海拔四千米处时，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天真了。如果我说的是童话故事，我一定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克服了高山反应，在革命意志的鼓励下完成任务，凯旋而归。我很希望这么说，但我不能。

　　2

　　第一个出事的人是老张。他端着方向盘的胳膊像被抽去了骨头，突然软了下来，车随之瘫痪。老张是老司机，要面子，想硬撑着，却手抖脚抖车抖，吓得大家直喊停。把他从驾驶位上拖下来，拽过氧气管塞进鼻孔后，这个面色冷峻的老司机哭了起来，脸上浮现出婴儿找奶吃时的绝望与粗暴。

　　如果你追着问我，高山反应到底像什么，我说，像快要死了。你问，这是经验之谈吗？我真想告诉你，但愿并非如此。你的身体突然变薄、变轻、变透，像玻璃、白纸或塑料。你不能快跑，连缓步慢走也要走三步停一下。如果你要逞能，心上就像扎了把梅花起子，转着圈地绞痛。你头晕、恶心、发烧、呕吐、脸色发紫、浑身颤抖。山不见了，只有一些黄土包，踩在上面，如踩着云朵。你晕乎了，鼻子找不到肺，嘴巴找不到胃。

　　老张一边抽泣，一边倾诉，语无伦次，唏哩呼噜。他慌乱中抓起我的手，往他头上放。摸摸，摸摸，是不是裂开了条缝，一条大缝，我的脑浆就要迸出来了，你呢，是不是也快出来了！他又揪住我的领口，让我对准他。我的脸几乎要粘上他的鼻涕眼泪了。从他嘴里喷出的股股热气，如雪崩狂泄。他的神情是严肃的，庄重的，至真，至诚，太吓人了。

　　我当然也喘不上来气，比蹲在菜窖里还难受，可我为什么要说。我说了，不就和给他倒茶剥蒜一样。我不愿献媚，尤其是在众人面前。我不想无原则地没骨头，像那汪碗底的蜡烛。我固执地一动不动。老张无趣，松开手，扭过脸，猛烈地嚎啕，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话被山峰挡回来后，听着很古怪。

　　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我的胸口挨了一拳，可我对这一袭击并不感到突兀。我的身子摇晃了几下，词汇书从口袋掉了出来。我忍痛弓下腰，一只穿翻毛皮靴压在了上面。书被皮靴踢到一旁。书像块玻璃，脚是榔头，一下下砸下来，场面有些惨不忍睹，我想掉头就走，但掉头就走似乎更能说明我的桀骜，更不妥当，我只好站在那里，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你需要花很久才能明白吴旗为什么给老张倒茶，吴旗为什么为老张挥拳，吴旗为什么为老张泄愤。事实并非如以下语言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一群男人被一辆车带到了阿尔金山的半腰处……事实上，从我们第一次听到阿尔金山这个名字时，头顶就罩上了一个光环，每个人在忍受高温的炙烤时，都发生了不动声色的改变。离开城市，抛下乡村，爬上黄土小道，和几百年前穿兽皮蹬草鞋的先人一样，我们要拆开阿尔金山送来的大礼包：高山反应。

　　你说，时代变了，我们有车。笑话。老张倒下了，车就变成了玩具，而我们只好枯坐在山腰上，像一群调皮的男生，钻入地窖的桶里不能自救。这样的时刻，一分钟像一年，三分钟像五年，五分钟像十年。我不想承认，吴旗和老高比我更懂得老张的重要性。可我居然生出了一丝悔意，觉得那茶和蒜的好处大伙儿一起享用，而我忤逆的后果，却连累了大家。高山反应让大家紧张得要爆炸，总得找个出口。这个时候，假丫头居然还要惹司机师傅生气。

　　曹全的反应仅次于老张，不能躺，不能坐，只能半蹲着干呕。当他摇晃着走过来时，吴旗并不警惕。曹全脸膛青紫，两只胳膊举起来时，吴旗笑了。吴旗不抬胳膊不举手，等着看好戏。曹全只是把胳膊拉长，用一种似有若无的力量推了他一把，让皮靴挪开。曹全俯身拾起书，在大腿上拍了拍，递给了我。

　　吴旗是谁？怎么能轻轻一推就败下来。吴旗想和曹全打一架。他一边大骂什么破山，一边捋起袖口，体态显出挑衅的模样。老高过来拽住吴旗，说别闹了。从崇拜者转变成反对者，吴旗很不适应老高的变化。老高又说，也不看看什么地方。吴旗的进一步行动打了折扣，目光变得轻飘起来。

　　曹全像是没看到吴旗的挑衅，没听到老高的说话，只一味地沉默。他沉默地捡起书，沉默地转过身，沉默地爬进车厢。再下来时，手里拎着瓶葡萄糖。他拧开瓶盖，摇晃到老张身旁，蹲下来，用胳膊撑起他的脖子，把瓶子对准他的嘴巴。这个时候，老张把头扭到一边。老张把头扭到了看不见葡萄糖瓶子的一边。

　　老张端起架子，一幅誓死不能撼动的模样。吴旗张大了嘴巴，高师傅的眼珠子几乎要凸跳出来。曹全苦笑了一下。是那种无声的，中年人的苦笑。他手端瓶子的模样，很像妈妈端着饭碗。他俯下头，低低地对着老张耳语。奇迹发生了――老张变成了听话的孩子，挺起身子，柔顺地看着他。曹全又说了一句。老张的眼神晶亮起来，伸出手，抓过瓶子，乖乖地喝了下去，喉咙中冒出响亮的咕嘟声。

　　当车爬到四千两百米后，能清楚地俯瞰到山沟深处的积雪。四月的山里还在过冬。曹全选定一处山南的阳坡，吆喝我们扯起帆布扎帐篷。这时候的老张来了精神，提着一桶十公斤的汽油走走停停。曹全到底是组长，就那么耳语了两句，把一个滩在地上的人催活了。

　　老张歪歪扭扭地走到车厢，一使劲，桶子对准油箱，憋着劲，油一小股一小股流了进去。倒完，气力全被抽空，手一撒，空桶在地上打起了滚，人也一屁股坐在地上，蜷缩成团，紫嘴唇边留出许多白沫。曹全丢下手中的帆布，摇晃着走过去，将老张扶到氧气管旁。老张吸了两下，脸皱了起来，掉转脑袋，对着地面呕吐起来。大半天没吃什么东西，吐出来的都是酸水。老张的眼泪鼻涕粘了曹全一身，可曹全还是搂着他的脑袋，哄他，一遍一遍地说没事了没事了。

　　我们再次扯起帆布，一人一个角，撑开，再牢牢扎进地里。我们把车上的家伙都搬进新家。我们还争论着谁睡哪一边晚饭吃什么。我们都认为好日子就要来了――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一切都到位了，只需开工干活。

　　一声汽车的轰鸣惊醒了美梦。冲出帐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老张正坐在加满油的汽车上，踩着油门，一个人，往―山―下―冲！老张并不想和我们说什么告别的话。什么都不用说，我们彼此都是透明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肠子有几道弯。

　　我们的目光阻止不了车轮子的转动，却可以向曹全射去逼问的箭。可曹全的脸像块水泥砖，抹得格外平展，没有一丝波纹。我觉得要出事，还没来得及干什么，爆炸性的场面就出现了，耳边突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嚎叫。严格地说，是叫骂，我X你妈，回来！

　　吴旗的屁股像坐在烙铁上，一蹦三尺高，甩开手，追在汽车后面，不顾黄尘和尾气呛进嘴巴。他扯开喉咙喊，逃兵，你给我回来！逃兵，我害死我们了！曹全追上来解释，是我让他走的。吴旗僵硬地把脖子拧到后面。曹全说趁他还能开车，让他下山，换别人上来也好。

　　这时，风从山后吹来，一阵紧似一阵。吼声夹杂着呼啸，低低地盘旋而来。风里夹杂着沙尘和盐碱，还有细小的石头。打在脖子上，很疼。吴旗摇摆在风中，大笑起来。风声将笑声拧成一截一截，落到耳朵里时，有股裹在厚被子里的窒息味。吴旗终于看不见汽车了，面部狰狞。笑声拐了弯，带出哭腔。傻X,他手指曹全，山里没车就没命！你他妈这是拿大伙的命在开玩笑！

　　曹全只是安静地收拾着杂物，无论吴旗多么嚣张尖刻，他都像没听见。高师傅已开始搬东西做饭，我赶忙从尿素袋里掏出木柴，折碎，堆在灶底，压上几块黑煤，搽着火柴引火。木柴是着了，煤却一直冒白烟。柴全烧完了，还不见煤上有火星。

　　高师傅把汽油发电机抱出帐篷，发动了半天，仍不见动静，急得直往机器上踹。踹也没用。山里空气薄得点不着火，想吃上热乎饭肯定没戏了。高师傅急得眼珠生疼，听到吴旗不间断的咒骂，抄起长柄铁勺，走了过去。

　　嘭――一勺子打在了遮挡脑袋的手骨上。吴旗抱着头，跳了起来，高声尖叫打死了打死人了。老高提着勺子大吼闭嘴，还想不想吃饭！空气中有股嘎吱嘎吱的声响，好像空气长了牙齿，替老高冲到吴旗面前咬他。吴旗像开小差的学生听到上课铃响，浑身零件瞬间归位，一下子变得驯服起来。

　　静默中，突然传来似有若无的突突声。四个男人狼一样竖起耳朵，绷紧神经，搜索道路。山路上盘旋下一辆卡车，装满黑煤。曹全伸手挡车，上前和司机攀谈，得知离这三公里处有个小煤矿，有十几号人住在那里，他们能点着火。

　　吴旗不知什么时候转到车厢后，蜘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