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扳着猴腿看大姨妈

　　SARS结束后，我的研究生导师搞到一种化学试剂“K”，据说具有事后避孕药的潜能——即“K”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毓婷。导师申请到了课题经费后，便把我派到河南农村——我要在那里进行一场动物临床预实验，测试“K”的效力。

　　所谓动物临床预实验，就是拿动物来代替人去测试新药。听起来合乎情理，但问题是许多人患的疾病（比如梅毒或酒精肝），动物根本就不得。好在生物医学发展到现今，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动物进行改造，让它们染上人类才会有的奇病怪症。这些经过改造的动物被称为“动物模型”，被饲养在实验室，专门为人类开发测试各种新药而降生、发情、交配、繁育，直到死亡。

　　如果所测新药把实验动物的病治好了，且没有副作用，那就再往临床病人身上试；如果治不好，动物们死了（这种情况往往占绝大多数），那也没关系，换个课题，用别的新药和动物模型重新来过就是。反正，人要治病，公司要赚钱，导师要晋级，学生要毕业——人类文明的前进绝不会因为死了几个动物而停下。

　　我们的实验相对简单：只是测测日本人搞出来的“K”到底能不能当事后避孕药。它不需要实验动物患上什么耸人听闻的怪病，只要雌性动物交配后，即可用来实验。

　　问题是，我们该选哪种动物做实验。简单讲，跟人类越相似的动物，就越适合做疾病模型。照这逻辑，我们似乎应该用课题经费去非洲买几只大猩猩。但现实上却行不通：我们只是一个省属医学院，导师设计实验课题时，须把经费、成本、周期这些科学以外的因素都纳入考虑。最后的结果便是，我们将用河南省农村的一群猕猴来做这实验。

　　猕猴，雌性体长不过半米，就身形而言，与人类幼孩相差无几。这种屁股下长了两个红肉垫的猕猴，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整件事的荒谬就在于，这项以折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主的实验，同时又受国家课题经费的资助。

　　比实验更荒谬的，是当时才二十三岁的我。

　　留着乱蓬蓬的长发，套一件满是窟窿的T恤，T恤反面印着“二十五岁还不是诗人就把自己干掉”，正面是呲牙咧嘴的大门乐队主唱。

　　推开导师办公室的门，我主动要求去河南。导师痛快地答应了，我很快就搭上从东北省城开往古城南阳的绿皮火车。最便宜的顶层卧铺，狭长，逼仄，活像一口棺材，把我二十三岁的躯体塞了进去。

　　吃着温水泡胀的碗面，胃里一阵阵泛起恶心，幸好我还有个随身听。耳塞里面的嗓音是已被酒精毒品毁蚀的鲍勃迪伦，“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随身听很快就没电了，鲍勃迪伦寂然无声。我想给我的爱人——远在省城的单身母亲发条短信，可惜直板Nokia没信号，我只好把目光投向窗外。

　　滚滚黄河漫掠而过。

　　在轮番搭乘火车、出租车、长途客车、三轮摩托后，我来到南阳市附近的赵湖村。猴场就在村头的国道边上，门口立着白漆的木牌：“南阳市野生猕猴养殖基地”。我们实验用的猴子都养在这里。猴场主人姓赵，醉醺醺地把经营执照亮给我看。

　　实际上，这猴场其实就是二三十个监牢般的猴圈的集合，每个圈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小屋，泥土地面，三面砖墙，一面铁栅栏向外。栅栏上嵌个小铁门，平时上锁，开了门人就可以猫腰钻进去，给里面的猴子喂食，打针，或套上麻袋拎出去。圈里还放了两个小铁盆：一个漏了，用来装猴食；一个还没漏，用来盛水。

　　负责猴子吃喝拉撒的是一年轻小伙，叫小张，一头细碎卷发，来自附近村镇。当时，他正在备考南阳城某个兽医专科学校，照顾猴子很不上心。比如，他经常忘记给猴子换水，忘得多了，干脆就把铁盆挪到栅栏外接雨水，猴子们只好把小脑瓜从铁栅栏里伸出来喝雨水。若赶上久旱无雨，铁盆里就会生出一层黄恹恹的东西。猴子便呆呆地望着那铁盆，伸爪去抓一抓那黄东西，放嘴里舔舔，怪叫一声，便缩回墙角的阴影里抓虱子去了。

　　猴子的食料是一种由面粉、玉米粉、土豆、鸡蛋配制的混合物，做起来跟盖房时用沙子拌水泥差不多。在阳光晴好的午后，小张在猴场当院摆上一个黑塑料大盆，拎一大袋面粉，倒进盆里，太阳底下暖暖地晒着。

　　我问：“为啥要晒？”他说，“这面粉是便宜货，混了耗子屎尿，不是潮就是霉的，好好晒晒太阳，消毒。”

　　除此以外，小张还常常使一柄两三斤沉的大菜刀，刷刷刷削出一堆土豆皮，再把土豆剁成小块，丢大坛子里，用棒槌狂捣成泥。赶上他心情不好，便会省掉削皮这步，连带着土豆泥也没捣透。

　　小张的眼睛没长开，嘿嘿一笑就没了，再配上一脑袋卷发，活脱脱一个农村“堕落”青年。捣完土豆泥，面粉也被太阳消毒差不多了，赶一赶嗡嗡的苍蝇，就开始下玉米粉，浇上两瓢水，和一大铁锹土豆泥，使出吃奶力气去搅。不然等玉米粉面粉粘成了疙瘩，就和不开了。

　　这是一个良心活儿。只要小张和食的时候偷一下懒，猴子们就得拉个把星期肚子。很不幸，小张满脑子都是南阳城的兽医专科学校，猴子们上吐下泻就成了常事。

　　赵场长则是一名奇男子。孑然一身，整天喝的五迷三道，骑着越野摩托在国道上窜来窜去。他也拿整天想入非非的小张没招，只好让我帮忙看着点。

　　看着小张把食料和完了。他把铁锹往地下一撇，抽起白鹭牌香烟。我要了一支，见烟盒上是展翅高飞的白鹭，便问：“所以你们河南产白鹭？”

　　小张恶狠狠地骂：“产个鸡娃子俅！”

　　我和小张，一个东北话，一个河南腔，半通不通地聊天。他反复跟我讲他的复习计划，说他最恨“鸡娃子俅的傻B英语”，更搞不懂一个南阳市的烂学校，兽医专科，考英语用来“日他娘个俅的俅”。

　　我俩胡扯一阵，猴子们怪叫几声，日头也就渐渐斜了。猴圈栅栏的影子一点点伸长，在猴子们红扑扑的毛脸上，在空空如也的小铁盆里。塑料大盆里的食料还没干透，变成了一堆暧昧不清的糊状物。可小张已没了耐心。依照他的逻辑，“反正猴子吃肚里也要拉出来，是干是糊又有啥区别？”

　　我无从辩驳，只好随了他。这小子当下拎来水桶，把大盆里的食料一点点往猴子们的小饭盆里倒腾。猴子们先是狐疑地看着这一坨粘糊糊，到底还是受了新鲜土豆味道的蛊惑，弯下腰，撅起屁股上的两个肉垫，把小脑瓜探铁盆里去吃。

　　小张叼着烟，眯了眼，一桶一桶地往外倒腾，眼看大盆里的食料要没了，他却突然叫道：“我日，鸡蛋忘俅下哩！”

　　鸡蛋是猴子食料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在和土豆泥时往里加。我不知该如何补救，却见小张撇掉烟头，搬来两盒白皮鸡蛋，总共有四十八个。二十二个猴圈，他往每个圈里再弯腰钻一次，伸脚把正吃的专心的猴子踢开，每个铁盆里打俩鸡蛋，棍子搅和几下，算亡羊补牢了。

　　猴子们呆呆地看着一铁盆的乱糟糟，茫然无措。

　　还剩四个蛋，我和小张分了。他白水烫熟了蘸酱油干噎，我煮方便面往里下。我说大学里都这么吃蛋。他眨眨小眼，半信半疑。

　　时间一久，村里的耍猴人对赵场长抱怨：“恁家的猴子骨头咋都恁软呢？是不是你们和料的那个鸡娃子吐唾沫了？”

　　这些以耍猴为生的赵姓男人常年走南闯北，一路山高水长，所依所凭者无它，就是那只脖上拴了铁链的猴子。猴子来自猴场，或租或买，经训练会做出各种供人取笑的动作，比如突然跳起来腾空给耍猴人一个嘴巴，或用打火机给耍猴人点烟。

　　依照耍猴人的抱怨，猴子搭档表现不佳，“骨头发软”就是因为小张往食料里吐了口水。

　　我承认小张对猴子没啥爱心，但绝不苟同他的口水会有那么可怕的效力。以前我曾给实验室配过鼠料，用的也是面粉玉米粉，再配上鱼骨粉作添加剂，防止笼养的老鼠缺钙爬不动。所以，我建议赵场长买些鱼骨粉给猴子吃。

　　我费尽唇舌，跟他解释鱼骨粉是鱼骨头鱼刺磨成的粉，富含各种金属盐分，可增强骨质。赵场长瞪起醉眼，不禁大笑，拍拍我肩膀，把我领到国道边上他的养鱼池。

　　“鱼骨头对吧？我这全是鱼！把鱼捞出来炖了，剩下骨头再喂猴子，不就完俅了？” 赵场长说。

　　说回我的实验。

　　既然“K”具有事后避孕的潜能，其效力就须在已怀孕的母猴身上检测。所以整个实验的关键是母猴：它们必须按照我们安排的时间怀孕。简单地说，就是对的母猴，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见对的公猴，以对的心情，办对的“事儿”。

　　但如何确保母猴事发当天处于非安全期？这就要依据母猴的月经周期进行推测。猕猴和人类一样，也是单胎灵长类动物，每隔28天也有大姨妈。所以我得挨个儿钻它们的圈，把猴摁在地上，扯起尾巴看。

　　猴场的条件粗陋不堪，母猴们的大姨妈很不规律，时长时短，根本无法依据单个周期推测排卵期。导师在电话里吩咐：“你小子至少得连续观察三个周期，才能走下一步实验。”所以我在村里头仨月，不干别的，整天出入母猴圈，记录它们的大姨妈。为此，我置办了一套迷彩服，一双大头鞋，一副白线手套，拎了带铁柄的圆网，像贼一样钻进圈里。

　　刚开始，母猴看来者不是平时添水喂食的小张，都吓坏了，墙上地上栅栏上到处乱窜。我只能瞠目结舌地站着，看它们像一道道土黄色的闪电，在眼前飞过。

　　时日一久，母猴便不再逃窜了。缩成一团伏着，小脸紧贴在地上，背部土黄色的体毛急剧起伏。我上前扣住它脖子，掀起短而粗的尾巴，便露出两个鲜血淋漓的肉垫。我一松手，它就窜入墙角，毛茸的手臂护住胸前，棕红色的脸上呲露尖牙，发出愤怒的呼呼声。

　　这副凶相，我早见怪不怪。从迷彩服中掏出铅笔，在笔记簿上写道：“母猴3-A，月经出血连续9天，异常，不可用”。

　　从生物进化来讲，猕猴要比我低好几个级别。然而从动作上的反应速度来看，我和猴子们的地位刚好相反。我拎着大铁网，满心都是荒唐：这个倒霉的预实验让我和猴子们都陷入一种极度缺乏尊严的境地。

　　我在赵湖村从夏捱到冬，入秋赶上两个星期的雨，鬼天气活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丧事，伴着雨，一截一截凉下去。

　　我就住在猴圈前面的小屋，屋外是没割完的棉花地，灰黄灰黄的泡在雨里连接成片，满眼瘆得慌。猴子们则在圈里缩聚成团，互相搂抱取暖。

　　可我还得按照实验进程钻去折磨它们。它们见我来了，略微迟疑，还是四散逃开，估计也是出于习惯。我拎着网，默默站着等它们停下来。我心说：“这样也好，你们和我在冷雨天里都能动弹动弹暖和暖和。”

　　我从圈里出来，猴子们又缩一起取暖，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入夜，我听着屋外风和雨，在潮湿阴凉的床上辗转反侧，盼望明天赶紧放晴，晒晒被子衣服什么的。后面的猴子们被也雨浇毛了，呼呼呼叫个不停。它们这一闹，我更睡不着了。

　　场里的这些猴本是山里的野猴。遇上这种没完没了的秋雨，它们本该躲进树丛或山洞，可赵场长却雇佣大队人马，带了兽夹铁网，把它们活生生捉了过来。

　　打断肢体，塞进麻袋，猴子们就这么被扔进这戳了市局领导章印的猴场，变成了赵场长的私人财产。用配制的食料喂个一年半载，要么被我们租来做预实验，要么被耍猴人带到大江南北供人类嬉笑取乐，每只至少能赚三五千块。

　　入冬时，一个广东人开着大卡来到赵湖村，笑嘻嘻地用含混不清的普通话和赵场长称兄道弟，还塞给我和小张一人一包万宝路香烟。我问这人是干嘛的，小张用那双细细的眼睛盯着广东人说：“鸡娃子是来杀猴的。”

　　据说有一道菜叫“醉猴脑”：先用烈酒灌醉猴子，捆绑结实，脑袋壳卡在桌上的一个小洞里，刀斧凿开，食客纷纷伸箸夹取鲜脑，蘸了酱油芥末，送到嘴里大口去嚼。

　　十几只老残不堪的猴子被关进铁笼，装进了广东人的大卡。

　　这算作猴们的第三种用途。

　　我刚到赵湖村还是八月，浑身一层层冒汗，两天不洗澡就馊了。猴场有个水泵，在小张指导下，我脱光衣服，战战兢兢地站在猴子们住的小屋中间，拎起龙头往身上冲，圈里猴子们吱吱乱叫。

　　这冲法并不长远。一入秋，从地下泵出来的水就像铁棍般冰硬。小张见我可怜，便说十里外的镇子有个“人民浴池”。

　　“人民浴池”其实是一个大棚子，外面还拴着头黄牛。成人两块，不满一米高的儿童半价。没有莲蓬头，只有两根黑铁管子，一根开水，一根冷水，我只好在集市上买个塑料盆，把冷水和开水兑温了往身上浇。

　　一个冬日午后我洗得正高兴，几乎要忘记自己的处境，忽然外面那黄牛怪吼一嗓，就把脸塞进窗子，嘴嚼干草，鼻喷白气，一双牛眼盯着我。我还没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牛又吼一声，牛脸又从窗子挪出去了。

　　我发现村里人好像也不怎么洗澡，没见谁家有能洗澡的卫生间。一到日落黄昏，每人都捧一大碗热乎乎的面条，在猴场门口挨排一蹲，稀溜稀溜地吃，还用河南话张家长李家短。混熟了，我也盛碗自己煮的方便面，蹲着加入他们，用刚学会的河南腔问：“恁们都咋个洗澡？”

　　老乡们嘿嘿笑了。

　　原来他们是进南阳城去洗，有两星期去一次，有人一个月一次，具体情况视年龄及贫富而定。我大喜过望，穿上破烂不堪的迷彩服和变了形的大头皮鞋，把百十块现金往袜筒里一塞，就出发进南阳城了。

　　我喜欢赶早上五点钟头一趟的短途客运进城，再坐晚上六点末班回村，这样就能在城里转悠一整天。在国道边睡眼惺忪地等着中巴来，塞给售票员十块现金，发票也不要。车里虽挤了点，但乡里乡亲，透着股亲热，甭管土路国道，只要有人喊一嗓撒尿，车就会在哄笑声中停了下来。有尿没尿的都下去溜达，司机就歪在驾驶座上抽烟。

　　我的随身听丢在从省城开往南阳的绿皮火车上了，只能在怅然间掏出直板Nokia，给单身母亲发短信。不回。想打个电话过去，又想她那边可能还没起来，只好作罢。

　　颠颠簸簸，迷迷糊糊进了城。下车就直奔烩面馆，两大碗羊肉烩面，一碗充饥，一碗解馋。然后找地儿洗澡。我一般去火车站旁的“洗浴会馆”，每回给我搓澡的都是一个瘦巴巴的少年，沉默寡言，手劲奇重无比。

　　洗完澡就心急火燎去网吧，还是为了远在省城的单身母亲。她头发很短，堪比《重庆森林》里的王菲，总是在她老爸开的校园仓买柜台后面对我笑。和她热恋那阵，我一下课就跑去跟她聊天。她家小卖部很小，下课人多且闹，上课就很安静。我问她：“要是我上课去了，剩下你一个人会不会没意思？”她用手指了指柜台上的黑色录音机，还有纸盒箱里的旧磁带。可是她那录音机老是绞带，每次都是我拿她女儿画画用的彩铅笔把带子重新卷好。可问题是，带子虽能卷好，音质却没法复原。

　　我那时刚拿到研究生录取的通知书，又在实验室里写了一篇关于不孕不育的小综述，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拿了几百块稿酬，外加导师奖励的几百块，心头一热，就买了个随身听。我把随身听放在她店里：“我上课时你听，可甭浪费这一千块。”一下课我就跑过来，塞进一盘鲍勃迪伦，和她一人一个耳塞坐柜台后面听，柜台下面手握着手……

　　在洗澡之前我又掏Nokia给她发短信。她总算回了，说咱们上网聊，手机打字太慢。我坐在网吧里等，结果她又不上线。当下拨了长途过去，她也不接。再发短信催，半天才回：“今天有事，改天吧，咱们有的是时间。”

　　她的措辞残酷里还透着暧昧。我很想发句狠话过去，可手指却乖乖地敲出这样一行字：“嗯，咱们有的是时间，等你。”

　　没有回复。

　　离回村的末班车还有段时间，我百无聊赖中点开了热播电影，枪版《无间道》，连梁朝伟那两撇小胡子都看不清。肚子毫不客气地又饿了。

　　离开网吧，我又去南阳站附近吃烩面，吃恶心了，又赶紧去小卖店买一包硬装哈德门。烟盒上落了一层灰，无人问津久矣，可在单身母亲家的小卖部，哈德门却卖得最好。

　　南阳站门口还有几个小摊，摆满各式旧书。日落黄昏，我大步流星地往南阳站口走去。回村的末班车开出南阳城，上了国道。打开车窗，乱蓬蓬的长发已经干透。妈的，至少身上那层老泥卸掉了。

　　回到国道边的小屋，第一件事就是拾起床底那半截砖头，在墙上一排排的“正”字上边再新添一道。第二件就是重启Nokia，给单身母亲发短信：“我回村了。一切都好，只是少你。”

　　第三件才是跑后面看猴子。

　　城里逛了一天，我把这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彻底忘在了脑后。

　　刚认识单身母亲的时候，非典闹得正凶。那种令人心烦的暮春时节，风闷气燥的，校领导还下令停课封校，所有人都憋在校园里。

　　女生一天到晚在主楼前那台大屏幕电视底下结队跳兔子舞，男生就不断在球场上打架滋事。有人闲极无聊，干脆在那两排白桦树中间摆起了书摊，我在那儿第一次读了村上春树。

　　单身母亲家的小卖部在校南门大学生浴池对面。那天傍晚我踢完球，光着膀子进去买可乐。当时，她女儿正骑着一个塑料大乌龟，她穿一条水磨印的牛仔裤，露脚背的皮凉鞋。她递给我一听可乐，铝罐上挂满水珠，像是得了瘟疫的人在高烧发汗。

　　我想再跟她搭句话，又找不着话茬，只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可爱？”

　　她笑着问我：“像不像我家的孩子？”

　　小卖部很小，本来由她父亲经营。一个老头柜台后站着，原本很寥落，可非典封校，生意竟红火起来。眼见来人太多，老头看不过来，就叫女儿过来帮忙。

　　第二次见面，我便和她一起喝酒了。封校以来学生闹事层出不穷，有人用酒瓶砸窗子，有人用蜡烛烧被单。校领导发狠下令禁烟禁酒，所以当我站在月光下的操场，看到她自行车后架上竟是一箱易拉罐啤酒，不禁又惊又喜。

　　“刚从咱家冷柜出来，趁凉喝吧。”她打开一罐，递给了我。

　　那晚我们连开了十多罐。我不胜酒力，她却酒量惊人。我捏着手里的空罐，发出古怪的吱吱声。她说来爸店里帮忙，其实是为了散心，忘掉她的前夫，一个在她的描述中残酷无比的男人。

　　顺着月光她又带我去了小卖部，接她父亲的班。那晚我陪了她很久，酒劲起来，浑身燥热，顾不上进出的同学，拧开她那台黑色录音机，总是绞带，只好改听广播，省里的点歌台。

　　单身母亲问：“要不明晚熄灯过来帮个忙？”

　　我点点头。

　　她从小卖部柜台底下拿出一个纸盒箱。果不其然，里面是花花绿绿的各式香烟。

　　“挑一包吧，就当是订金。”

　　因为禁烟，我颇有段时日无烟可抽。单身母亲看着我在大纸盒里挑烟，她女儿已趴在塑料乌龟上睡着了。我挑的是哈德门。单身母亲捏了我肩膀一下：“你就这点出息？哈德门是咱家最便宜的。”

　　第二天夜里刚一熄灯，我便套上大门乐队头像的白棉T恤，从宿舍二楼的窗子跳了下去。脚后跟麻嗖嗖一下，落在地上。非典的那些夜里大家都睡不着。对面的女生楼正跟我们男生楼开窗拉着情歌，有几个姐儿们见我从楼里跳出来，就在夜空下放声喊道：“没瞅清，给姐重跳一遍！”我没理她们，径直奔着黑夜去了。

　　单身母亲站在小卖部门口等我，换了条裙子。月光下我也看不清是黄色还是粉色。我问她女儿睡没睡，她没回答，把我带到了学校的西围墙。

　　墙上有个豁口，一个大步就能跨出去。豁口外站着她的父亲，那个常年累月用微波炉给大学生煮方便面的老头。他身旁是小卖部的那辆三轮自行车。

　　我本想打个招呼，但这老头的目光有点凶狠。他女儿解释说，我是她找过来“帮咱家忙的”。我这才看清那三轮车上拉的是一箱箱的啤酒。我把啤酒都抬过豁口，还把那辆三轮车也扛了过去，然后骑上去，啤酒、穿裙子的她、还有她的父亲都坐在我身后。啤酒瓶的撞击声在午夜显得格外清脆。我们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很淡，不分彼此。

　　啤酒被塞进了小卖部的冷柜，我出了一身汗。老人的目光温和下来，给我开了一瓶啤酒，吩咐他女儿早点回家，就骑着三轮车走了。

　　单身母亲锁上店门，拉起我的手，又把我领回那围墙豁口。火车呼啸而过，她那条裙子在月光下一片雪白。我跟在后面，她说，“我从小在这铁路边上玩儿到大。”我跟着她七绕八转，来到一处路灯下。她喝掉那半瓶酒，丢下瓶子，叫了出租车，带我去了江边。

　　我现在还记得江边夜市的烧烤摊卖两种扎啤：青枣和黑麦。我们每样点了三扎。一直喝到后半夜，就着烤鱿鱼和卤花生，她跟我说了许多那男人的事。我默然无语，盯着她那条裙子，大口大口地喝着冰镇扎啤。等酒劲返上来，我已经站不稳了。

　　她叫了出租，坐副驾上指路，我脑袋被酒精烧得发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出租车开进一栋家属楼。她没醉，把我扶上四楼。“房子是朋友的，留钥匙给我，帮忙看家。”

　　她只打开客厅的灯。我跌跌撞撞奔洗手间去了。她说里面没灯，开门才有光亮。我浑身是汗，脱掉T恤。她进来用毛巾帮我擦了身子，还问我想不想吐。我摇头说不知道。她说咱俩别睡人家床了，弄脏不好。她去里边卧室把床垫拖出来，铺在客厅地板上，关了灯。我又套上T恤，与她和衣躺下。

　　窗子被她打开了，窗帘被夜风撩起。地板上，床垫上，月光一点点地挪着。她的短发让我脖子发痒。我扳过她的头，她坚决推开了我。她说不行，喝多了弄这事儿难受。

　　那夜我并没有吐，只是被酒精烧得口干舌燥，汗一层一层地往外冒。我起来去卫生间，拧开笼头喝自来水，不知何时她也醒了，一下从身后抱住我。天亮时她伏在我身上，俩人一丝不挂。

　　再撩起窗帘的，便是晨风了。朝阳跟着探了进来。我睁开眼，卧室的门半开半掩，里面墙上挂的大幅婚纱照，只能看清一半：单身母亲穿了一身火红的婚裙，正在墙上对我微笑。床垫上的单身母亲正用短发蹭着我的肩，地上是她昨夜的裙子。我总算看清了它的颜色。

　　到了河南，我才发现这里的秋要比东北滞后一个月。

　　东北的八月十五，已打下霜来。河南到了中秋还是一片晴好。小张说一年到头也就这几天阳光最好，说完他便从赵场长那领了工资，回家过节去了。赵场长则跨上摩托跑南阳城送礼。所以这年中秋我是独自在猴场过的。

　　我在河南美好的秋阳下给单身母亲发短信，祝她和她女儿还有她老爸中秋快乐。我还让她帮我多吃一块我最喜欢的枣泥月饼。她照例只回一条：“知道了。”那天我很想听听她声音，就拨了电话。没接，只在短信上说：“别闹，我得去接孩子。”

　　我只好独自混过白天。一到晚上，月亮出来，冷白冷白的。我给自己炖了一锅牛肉，去村头打了一斤黄酒。小屋的炉灶劲儿小，蓝色火苗摇摇摆摆，随时随地要灭。那锅牛肉怎么也炖不烂。我捱不住天冷，就先喝黄酒。

　　这酒跟以前我和单身母亲喝的扎啤不一样，装在一个小塑料桶里，灌一大口下去，甜滋滋的，带点酸，好像小孩喝的饮料。牛肉还没出锅，我倒把酒喝得差不多了。

　　黄酒返后劲，我上了头，晕呼呼把锅放地上，人趴在床上，伸筷去锅里夹牛肉，不管生熟，大口大口吃起来。

　　酒和牛肉在肚里翻滚，我横卧在床上，又拿起那款Nokia。临从省城出发，我特意买了长途套餐卡，为了和单身母亲谈情说爱。我忍不住又拨她电话，还是没人接。连拨三次，没人接。她在干什么？过中秋么？和谁过？她难道觉得我离不开她？

　　一阵酒劲顶上来，我把Nokia丢到地上。黑色机身与银色电池顿时在水泥地上弹开，分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