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教教材很不错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家教教材的编写，这些教材大致分为综合性的字书如《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百家姓》、《三字经》等；专门进行伦理教育的教材如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吕德胜的小儿语》等；

　　历史故事书如李瀚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陈标的《历代蒙求》等；诗歌或辞赋类的教材如《神童诗》、《千家诗》、《训蒙诗》、《小学诗礼》等；专讲名物制度和实用知识的教材如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等。

　　这些家教教材，又称家训、家诫、家规、家仪、家约、帝范、庭训、内训等，是封建帝王及士大夫阶层教育后代如何立身处世的道德读本。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蕴藏着强制性、约束性和训诫性等特点。

　　一、修身处世、修德、为善、谨言、淡泊、存养、持敬、自省、慎独；二、读书治学、立志、求学、尊师、勤奋、惜时、渐进；三、克己笃行、力行、自强、诚信、改过、名实；

　　四、恭俭齐家、治家、教子、孝慈、和睦、理财、勤俭；五、清政为官、贤达、敬业、廉洁、刚正；六、治平天下、德治、教化、用人；七、明察择交、知人、交友、谦敬；八、平和养生、节欲、和气、起居。

　　教材对少儿进行教育，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主要表现为：一是著名学者直接或间接参与教材编写，提高了蒙学教材的权威性，确保了教材的高质量。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继承汉代重视家教的基础上，自订教材《家训》，它将古代治家的事迹分门编类以教育子女。

　　以宋代为例，当时著名学者朱熹，吕本中、吕祖谦、王应麟等都曾亲自编写蒙学教材，如流传非常广远、被誉为“千古一奇书”、“袖里通鉴纲目”的中国古代启蒙教材《三字经》即为南宋大学者王应麟所编。

　　司马光编著了《家范》10卷，列举了名儒治家的格言语录，作为家教的大纲，朱熹也著《朱子家礼》以教育后人。

　　二是在内容上，幼儿教材把识字与伦理道德规范紧密结合起来。如南朝周光嗣编写的《千字文》寓信用教育于识字之中，其云；“信可使覆，器欲难量”，“笃初诚美，慎终宜令”。李毓秀编纂的《训蒙文》（后改名《弟子规》）提出：“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

　　《笠翁对韵》则推崇：“管鲍相知，能交忘形胶漆友；蔺廉有隙，终为刎颈死生交”。即使是专讲名物常识的蒙童读物，也往往融进信用教育的内容，如《名物蒙求》即有。人生而群，不可无教……信而有朋”之语。

　　三是在形式上，蒙学教材切合儿童个性特点，善于将深奥的思想学说与儿童的生活日用相结合，言简意赅，通俗易晓，便于记诵。如吕得胜编写的《小儿语》在其《序》中立其宗旨：“以立身要务，谐之音声，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义现身心之孚。”

　　历史类蒙养教材融教育于历史故事之中，极富感染力。《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是以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一些蒙学读物还带有图画，如陶赞廷的《蒙养图说》与现今的“连环图画”或“小人书”颇似，形象生动。诗歌或辞赋类的教材，往往选择适合儿童特点和水平的诗歌辞赋，或五言，或七言，参为对偶，联以音韵，读来琅琅上口，好诵好记。

　　除个别家庭自编教材外，大都是通用教材，由官方制定。最早的通用家教教材当推《礼记》，其中的《内则篇》教育家庭各成员因应怎样做，对后代的各种家教教材的制订有指导意义。

　　此外有宋代的《三字经》等均为通用教材。通用教材一般分三类，一是识字的，二是为人处事的，三是经书，如四书五经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家教教材越来越多。这些古籍的精华部分对优良性格和高尚品质的形成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与现代观念和培养方法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