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的天赋》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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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异类的天赋

　　作者

　　（英）凯文·达顿（Kevin Dutton）

　　译者

　　金九菊 / 程亚克

　　豆瓣

　　http://douban.com/book/subject/27624387/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毒如蛇蝎

　　第二章 真正的精神病态者愿意站出来吗？

　　第三章 把握时机

　　第四章 疯子们的智慧

　　第五章 把我变成精神病人

　　第六章 取得成功的七个精神法宝

　　第七章 极度镇定

　　中文版附录：趣味心理测试

　　测一测：你自己的心理阴暗面

　　测一测：你是不是比精神病态者更聪明？

　　测一测：你有精神病态吗？

　　精神障碍虽然会给患者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但它有时候也会带来很多非同寻常的好处，当然这种说法算不得新奇。

　　相似的例子就是，人们总是认为天才艺术家们神神道道，这也并非毫无根据。即便是抑郁症也有对人有益的一面。最近的研究显示，抑郁有助于思考，能让人更专注，并能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像焦虑、抑郁和许多其他精神障碍一样，有时候精神病对现实极具适应性。我们也会发现，精神病态者具有多种特性——个人魅力和伪装天分只是工具——如果你知道如何驾驭和控制它们，那么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你都会受益颇丰。精神病就像阳光，暴晒可能会致癌，加速一个人的死亡，但是有规律地晒晒太阳，合理地接受日光照射，对健康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那天莫里森的话点醒了我，“行为上的结构性变化”使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的故事。黑尔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世界精神病研究的顶尖权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向一家学术期刊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其中就包括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辨识词汇时的脑电图成像。黑尔让他的实验对象看了一系列的字符串，让他们尽快判断这些字符串里是否包含某个单词。

　　结果令人惊讶。非精神病态者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比如cancer（癌症）或rape（强奸）的识别速度远远快于中性词，比如tree（树）和plate（盘子），然而这一现象并不存在于精神病态者身上。于他们而言，情感未参与其中。

　　那家学术期刊拒绝刊登这篇论文。据审稿人说，拒绝的原因并不在于论文的结论，而是一些脑电图成像很反常，不可能来自真实的人。然而，它们确实是真实的人的脑电图成像。和莫里森的谈话激发了我对精神病态者谜一样的大脑的兴趣，于是我又去温哥华访问了黑尔。我问他那个传言是真的吗，论文是否真的被打回来了，如果是，那是为什么。

　　“大脑一共有四种波段，”他对我说，“β波是高警戒状态，从α波到δ波是深度睡眠状态，其间不同的波段显示了大脑在不同时间脑电波的波动水平。我们正常人处于昏昏欲睡、思考或睡着的状态中，大脑处于θ波段，而精神病态者则是在清醒状态甚至亢奋激动的时候也会出现θ波……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语言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感情参与其中。一个精神病态者也许会说‘我爱你’，可实际上对他而言，这句话与‘我想要一杯咖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精神病态者也能保持冷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追逐报酬和敢于冒险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大脑‘开启’得比我们少。”

　　为了证实这一点，布克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她向47名男大学生分发了《精神病态自测表》（Self-Report Psychopathy Scale），这是一份专门用来评估一般人精神病特征的问卷调查表，与监狱和医院的不同。布克根据他们的作答结果将这些男大学生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接着，她让另外12名志愿者沿着走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并录下他们的步态，再让他们填写标准的人口统计调查表。这份调查表包括两项：（1）你过去受到过伤害吗（有还是没有）？（2）如果有，这类伤害发生过几次？

　　最后，布克让最初的47名志愿者观看录制的12段录像，并要求他们按照1到10的等级对每个目标的易受伤害程度进行评级。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布克推测，如果邦迪说的是真的，即他确实能够通过受害者走路的姿势发现他们的弱点，那么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高的人会比得分低的人更擅长判断另外12名志愿者的弱点。

　　结果与她的推测完全相符。此外，当布克将这一实验重复应用于被囚禁在一家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的精神病态者身上时，她得到了新的发现。第一个研究中“精神病”得分高的大学生可能很擅长识别他人的弱点，然而这些临床上的精神病人却更胜一筹。他们明确地说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人们走路的姿势。他们跟邦迪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要寻找的对象。

　　精神病态者具有无畏、自信、魅力非凡、冷酷、专注等特质。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精神病态者并不一定有暴力倾向。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者可不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要么有精神病，要么是正常人”那么简单，而是像地铁地图上的收费区段那样，存在着内区、外区等不同情况。精神病态的程度，如你们将在第二章看到的，可以用一张“精神病态图”来表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对应于图上的某一点，只有极少数人属于“非正常”人群。

　　我们可以把精神病态的各种特性想象成混音台上的旋钮。如果你把所有的旋钮都调到最大，那么所得到的声音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但如果各声道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某些成分如无畏、专注、冷酷、坚韧不拔等调得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极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外科医生。

　　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高的学生，70%以上认出了那个身上藏有手帕的家伙，而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低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30%。善于看出他人弱点可能是连环杀手的必备特质之一，不过它同样能在机场海关找到用武之地。

　　为了找到答案，梅洛伊追溯到了暗黑、混沌的史前时代，考察了精神病态的起源，相关理论我们稍后将进行探讨。这涉及病原学说的庞杂问题，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它：是从临床角度看，把它当作一种人格障碍，还是从博弈论角度看，把它当成情理之中的生存策略，一种早期原始环境中的重要生存优势？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临床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肯特·贝利（Kent Bailey）赞同后一种说法，他还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博弈是精神病态最初的发展病因。

　　贝利说：“在原始社会，在跟踪和捕杀大型动物时，人必然会与动物展开激烈残暴的厮杀。”所以人类通常另外组织一支彪悍的“战鹰”分遣队，专门负责跟踪和捕杀动物，同时他们还可作为击退其他部落分遣队袭击的主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进化到现代社会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呢？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也支持贝利的说法。邓巴回溯到公元9世纪至12世纪的古北欧人时代，用了“狂武士”（berserkers，又译作“巴萨卡”）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据传说、诗歌和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生活在部落杀戮中的好斗的维京武士在战斗中异常残暴、野蛮。而当他对文献进行进一步研究时，一个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出现了：一个对敌人造成威胁的维京武士精英也会转而对他誓死保护的种群同胞干出同样残暴的事。

　　梅洛伊认为，人的“精神病雷达”经过长期进化会练就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思维，肯特·贝利也认为具有残暴掠夺本性的原始人类具有病态特征。但如果是这样，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在群体的自然进化过程中，病态特征应该是双方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单方面形成。群体中那些性情更加平和的成员会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隐性的神经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一旦某位成员感知到危险或者威胁，它就会发出信号和危险警示。这样，凭借这种隐形的预警系统，他们可以迅速避开危险。

　　安杰拉·布克对受攻击的受害者的研究和我本人对红手帕问题的调查证实，这一机制可以准确解释梅洛伊实验中的性别和身份差异问题。就如一个阴险的情绪识别师，精神病态者非常擅长在深奥的“低音阶”中嗅出受害者的弱点。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女性在身体上的脆弱性使得她们在面临危险时会更紧张，从而更快地做出反应。同理，心理素质低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

　　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你越是感觉到威胁，遇到危险的风险就越大，加强安全保护就显得越重要。

　　当然，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混沌时代，冷酷无情的猎人更深谙黑暗捕食之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拥有预警能力的猎人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病态者，还有待商榷。要确定这一点，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尚且不能真正了解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也许你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原始时代，收获最丰富和狩猎技术最高超的猎人，并不是最嗜血和最强势的人。相反，他们最冷静，心思最敏锐。他们能够感受猎物的心思，看透猎物的内心，能够准确地预测出猎物构思巧妙的躲避路线和逃跑计划。

　　要想弄清个中缘由，我们只需观察一下婴儿蹒跚学步即可。直立行走让人具备了流线型的身躯，预示着人能够更高效地移动，也使得我们的祖先摆脱了四肢爬行的局限，能够更长时间地从事捕猎活动。

　　但是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穷追狩猎”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羚牛和羚羊轻轻松松就可以跑过人类，在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观察它们奔逃时留下的线索或者猜测它们的心思，来准确地预测出它们要去哪儿，那么你的速度就可以比它们快，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可以提高生存概率。

　　所以如果“捕食者”具有很强的共情心，他们怎么可能是精神病态者呢？如果对于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一件事，精神病态者无动于衷，严重缺乏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对此认知神经科学也许能够提供一点帮助，只是还需要借助一点伦理学知识。

　　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然后向你提出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病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病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对里德·梅洛伊和肯特·贝利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区别出了“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们观察别人时“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对别人的感受进行机械、客观的推算——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前者过于感性，精神病态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后一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观、冷静的判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符号处理，而不是情感共生——这也是老练的猎人和读心者都具备的认知技能。不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类的竞技场上也是一样，但精神病态者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凭借一个共情引擎，就能比拥有两个共情引擎的人飞得更好。当然，这只是他们具有超强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巴特尔斯和康奈尔大学的戴维·皮萨罗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还拿出了研究结论来证实这一点。研究显示，90%的人都不会将陌生人推下天桥，虽然他们很清楚只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洁癖，死亡人数就会只有原来的1/5。还有10%的人是没有道德洁癖的少数派，他们主宰他人的生死却少有悔意。

　　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很想知道，精神病和功利主义，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分析显示，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解决火车问题（将胖子推下天桥）和一种重要的病态人格类型有非常显著的关联。至少根据罗宾·邓巴的预测，从金钱方面来考量，还是很划算的。然而，就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从总体上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又译J.S.密尔）这两位19世纪确立了功利主义理论的英国哲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好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道德与立法之根本。”这是边沁的一句名言。

　　而继续深入研究，一个更棘手、更怪异、更黑暗的画面就会出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选择，一种危险的道德激流。例如，起草法律、发掘其中的道德准则都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使是简简单单的彩票抽奖，某些团体或组织也要为了“更大的利益”勒紧腰带。

　　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弄明白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领袖脱颖而出。她们想弄清楚，决定某个人是坐头等舱还是坐经济舱的关键个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里松考察了三类群体——企业主管、精神病态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病态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比较他们在接受心理分析测试时的表现。

　　她们的分析揭示，精神病态的许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为中心、具有非凡的说服力、缺乏共情能力、独立、专注等，在企业主管身上其实比在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更为常见。这两个群体的主要差别在于，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的那些“反社会”要素，即无法无天、暴力、冲动等特质的旋钮被调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混音台”理论：功能正常型精神病态与功能失常型精神病态之间的界限，与精神病态的诸种特质是否存在无关，而与这些特质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关。悉尼麦考瑞大学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及其同事不久前证明，犯罪型精神病态者与非犯罪型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功能失常模式（即他们在做出决策时，情感输入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模式）之间的差异仅在于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穆罕默德认为，此发现意味着这两组人不应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群体，而应被视为同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两个法宝之一，”一位事业有成的CEO告诉我，“记住，人们把成功比喻成难啃的硬骨头是有道理的。通向巅峰的道路非常艰难。如果你善于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如果你认定这一点的话，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乔恩·莫尔顿对此表示赞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把决断力、好奇心和镇定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

　　前两项素质的价值不言自明，但镇定真有那么重要吗？莫尔顿解释说：“镇定的最有力之处在于，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之时安然入睡。”

　　如果说精神病态者的这些特征能够助商界人士一臂之力，这并不出人意料，那么这种优势在太空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你可能会认为如果把精神病态者送上太空，别说让他们发挥在地球上的优势了，那时他们吓都吓破胆了。你兴许也认为，相对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独有的、让人望而却步的宇航员选拔标准，精神病态者拥有的“优势”特征根本是无稽之谈。但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形象地解释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精神病特征中的冷漠、超然确实具有优势，这在罗伯特·黑尔的脑部扫描中显示出来过。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杰拉蒂那种缺乏人情味的专注和绝对的超然，有时预示着他不仅能够在会议室、法庭和手术室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可以。

　　以上发生在太空中的不可思议的事件正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的缩影，在这里，成功和灾难只有一线之隔。然而这一次通往灾难的道路被封锁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在压力之下的冷静，挽救了一场宇宙开发史上的灾难，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壮举。不仅如此，随后的报告显示他的心率正常，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流一滴汗。也许对他来说，宇宙飞船在月球上着陆与在加油站加油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是一个心脑血管产生了异变的天才吗？科学显示，并非如此。

　　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斯坦利·拉赫曼对拆弹专家进行了研究，他想知道在这个高风险行业里，到底是什么把人们区分出了优秀和平庸。所有的拆弹专家都不是平庸之辈，否则他们早就死掉了。但拆弹专家到底具备哪些普通技工不具备的品质呢？

　　研究结果令人惊讶。虽然所有专家的心率都很平稳，但获得过勋章的人身上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差异——他们的心率居然降低了。一旦进入危险区域，他们就会处于更加冷静的、冥想般的专注中——这是一种人和设备合而为一的意识状态。

　　接下来，拉赫曼揭示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自信。测试发现，获得过勋章的专家比没有获得过勋章的专家更有自信。是自信激励了他们。

　　斯坦利·拉赫曼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理学家，他的调查结果引起了爆炸性轰动，就连他自己都表现出了担忧：我们是不是应该密切留意下拆弹专家？不过，他的结论似乎也非常明确：“拆弹专家因勇敢无畏而获得表彰，所以他们不会产生心理异常行为或反社会行为。”他指出精神病态者比较重要的特征包括不负责任和冲动，但在他的研究中，拆弹专家们没有这些表现。

　　然而，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2005年的调查证实，患精神病的罪犯的一些特征在商界更为普遍。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未被驯服，野性未改。在一系列精神病态特征中，只有“反社会”的方面，包括冲动和不负责任等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造就或毁灭了精神病态者。例如这些特征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他们坠入深渊，或者取得成功。

　　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拆弹专家在工作时心率会下降。畅销书《当男人对女人动手》的作者、两性关系专家尼尔·雅各布森和约翰·戈特曼发现，这些拆弹专家在工作时心血管的状况与某些施虐者相同。与闭上双眼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相比，施虐者在殴打他们的配偶时感觉更放松。

　　雅各布森和戈特曼把这种施虐者比喻为“眼镜蛇”，与“眼镜蛇”对应的是“比特犬”。与“比特犬”不同的是，“眼镜蛇”能迅速而残忍地发起攻击，并保持控制力。“眼镜蛇”型的人大多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有权力为所欲为。另外，就像其名字一样，他们在发动攻击前会变得冷静而专注。“比特犬”型的人在情绪上则不稳定，更容易把事情搞砸，一发不可收拾。

　　表1.1具体列出了这两种人的不同。

　　表1.1　“眼镜蛇”型与“比特犬”型的比较 图片发自简书App 图片发自简书App

　　正如拉赫曼在拆弹专家实验中提到的，无所畏惧很可能源于勇气，这种勇气使他们习惯了从事危险的工作。不过有人声称，他们的生物基础与我们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即使是最小的焦虑抗原，他们也能自动将其抵制并扼杀于摇篮之中。

　　精神病态者在压力之下一向泰然自若，那他们对其他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否也具有免疫力？安杰拉·布克发现，精神病态者能够在视觉上轻易识别出他人的弱点，那么在嗅觉上，通过嗅闻志愿者的汗液，他们是否也能够识别出受到惊吓的志愿者？

　　实验结果与穆希卡-帕罗蒂的预测完全一致，无精神病态的志愿者接触过“恐惧汗液”后越发谨小慎微，赌注也会下得更低。而精神病态者则仍然泰然自若。他们自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大胆，闻再多的“恐惧汗液”也阻挡不了他们下大赌注，冒大风险。他们的神经免疫系统似乎压制了“传染病毒”，无视焦虑，而我们呢，只会让焦虑肆意蔓延。

　　如果把“精神病态”和“智慧”放在一起，你肯定会感到怪异，但是从科学和逻辑上讲，它们的组合意义广博。

　　精神病态者具有某种特殊智慧这一看法十分重要。在这里，“智慧”这个词并不是其传统意思，不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而是指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言喻的能力。

　　也许“有病”的人唯一的特点，也即精神病态人格与“正常”人格最根本、最关键的区别，就是精神病态者毫不在乎周围的人甚至整个社会怎么看待他们。毋庸置疑，不在乎社会的看法也是精神病态者屡屡陷入麻烦的一个根本原因。自然，这也就成为我们认为他们吸引人的地方。

　　不过有些精神病态者也拥有种种英勇的行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有一些可敬的品质，如勇敢、正直和善良——冲进熊熊燃烧的建筑物抢救困在大火里的生命，或者将大块头陌生人推下天桥，阻拦轨道上呼啸而来的火车。

　　精神病态者就像一辆高性能跑车，精神病是一把双刃剑，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双重后果。

　　在这把“双刃剑”的两边，都有为数众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达默、莱克特和邦迪这些人是典型的开膛手、砍刀手和扼杀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崇尚精神修炼的僧徒，他们年复一年，进行最高境界的冥想，满怀怜悯之心。事实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显示，精神病态谱系可能是环形的。越过神经学上理智和疯狂的分界线，精神病态者和天才之间触手可及。

　　作为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心理学教授、世界顶尖的精神病专家之一，斯科特·利林菲尔德（Scott Lilienfeld）说，成功的“精神病态者”更有可能在股市上有所斩获，大赚一笔，而不是在垃圾遍地的黑暗巷子里杀人。

　　个性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仅仅通过一个一次性的室内游戏，不可能揭开其中的奥秘。事实上，该领域的专家们多年来已经数次论战，只是近些年，才休战握手言和。

　　现在的职业心理学家和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应该庆幸后来的理论家们继续推进了这一理论的研究。1961年，美国空军研究员欧内斯特·图佩斯和雷蒙德·克里斯特尔成功地将卡特尔的16种人格特征浓缩为5种。他们将其称为外倾性、宜人性、可靠性、情绪稳定性和世故性。最近的20年里，保罗·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制作出了NEO人格调查表。此时该理论已完全成熟，心理学家们终于达成共识。人格的五种特质，即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性（Neuroticism），也就是OCEAN（海洋），组成了人类的人格基因组。帕特里克·麦古恩曾经在《囚徒》里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不是数字代码。”但事实上，我们就是一系列的数字集群。在人格空间的无限算法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坐标，而这个坐标的具体位置，则取决于我们在五大人格维度中的具体数值，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五人格”（Big Five）。

　　对于外行来说，人格显得模糊不清、没有界限。只有通过数学方法这面多棱镜仔细筛选，人格才能最终被清晰地划分成五个部分。你也许会说，“大五人格”就相当于心理学上的“人格色彩”：两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格特质，中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一个能区别我们所有人的人格图谱。

　　麦克雷和科斯塔总结出了“大五人格”中每一种人格的特质，见表2.2。

　　表2.2　“大五人格”特质 图片发自简书App

　　职业心理学家从NEO人格调查表和其他类似的“大五人格”测试中受益颇丰。他们将其应用于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人的性格与工作性质及工作环境有极大关系。

　　事实证明，经验开放性人格非常适合那些强调创新或情商的行业，例如咨询工作、仲裁和广告业，而在这个方面得分低的人可能更擅长制造或机械方面的工作。在尽责性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容易“做过头”，拥有强迫心理或者完美主义倾向，而那些得分较低的人情况正好相反。拥有外倾性人格的人在需要社会互动的行业中表现优异，而拥有内向性人格的人在更需要“单干”或“思考”的职业中做得更好，例如平面设计和会计。与尽责性类似，宜人性总体来说能够促进执行力，这一点在强调团队协作或顾客服务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看护和武装部队。与尽责性不同的是，宜人性水平较低的人也会有用武之地，例如在竞争激烈的竞技场上和媒体行业。在媒体行业里经常会发生碰撞，对创意、新闻和佣金等资源的抢夺往往非常激烈。

　　最后，我们对神经质性进行了研究，这很可能是NEO五个维度中最不确定的一个。然而，毫无疑问，在需要专注和冷静的职业中，情绪稳定和冷静举足轻重，比如在战场上和手术室中。需要记住的是，情绪稳定性和创造性之间一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年代久远的伟大文学和艺术遗产所闪烁的不是大脑浅层的思考，而是灵魂迷宫深处的智慧。

　　如果职业心理学家会根据工作表现区分人的气质差异，即工作成功与否与人格的关联，那么，精神病态者的情况又会怎样？为了找到答案，2001年，唐纳德·莱纳姆（Donald Lynam）和他肯塔基大学的同事展开了一项研究，他们邀请多位世界顶级的精神病专家按照1到5的等级（1代表极低，5代表极高）对精神病态者的30个人格特征进行评级，这些特征是构成“大五人格”的要素。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3　专家们对精神病态者的人格特征进行评级 图片发自简书App

　　从中可以看出，精神病态者极其缺乏亲和力。如果专家们说爱说谎、强势、无情和自大是精神病态者的“职业特征”，也不足为奇。同样，在尽责性方面，精神病态者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在精神病态者的人格列表中，冲动、缺乏长期目标、不负责任等，都毫无意外地包含在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态者的强大“能力”让他们的人格分值转负为正，也正是因为能力超群，他们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和对逆境漠不关心的魄力。此外，精神病态者的能力与神经质性有着微妙而密切的联系。焦虑、抑郁、害羞和脆弱都被认为是负面的人格特质，但是当它们与外倾性（独断性和寻求刺激）和经验开放性（尝试）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独特的魅力。

　　精神病态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而又瞬息万变的人格特质，一边是魅力四射的无情，另一边是不可预料的冷酷。

　　说到人格障碍，我们需要格外注意，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点人格障碍。有人激怒了你，并不代表这个人有人格障碍。这种错误观念，是自恋型人格才有的。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的定义，人格障碍是“个体长期偏离其所属文化期待的一种内在经验和行为模式”。

　　这里的关键词是“长期”，说明人格障碍不是单单发生在圣诞节期间的（无可否认，圣诞节期间为典型的发作期）。人格障碍是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思考障碍、感受障碍或沟通障碍，甚至是不能控制和调整冲动，从而给自身带来痛苦或造成人格功能损害。所以说，人格障碍并不只是那些惹火你的人才有。不过患上了这种病的人都可能惹恼你。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人格障碍分为三类。分别是奇特/怪癖类、戏剧/多变类和焦虑/抑制类。这些人格障碍其实在生活中处处可见。人格障碍不只会给生活带来种种麻烦，在临床心理学上也引发了争议。

　　2004年，莉萨·索斯曼和安德鲁·佩奇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们认同后者，反对将人格障碍与“大五人格”分离开来。索斯曼和佩奇一方面阅遍无数临床文献，依次对《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所列的10种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逐个进行检查，然后将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提到的10种人格障碍都可以在“大五人格”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其中，最关键的两项是神经质性和宜人性。

　　索斯曼和佩奇发现，精神受损害型人格障碍（如偏执型、精神分裂型、边缘型、回避型和依赖型）最可能有神经质性特征，人际困难型人格障碍（如偏执型、精神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和自恋型）宜人性差。研究显示，人格障碍还与外倾性和尽责性有关。位于名流-隐士分界线两边的人格障碍（一边是戏剧型和自恋型，另一边是精神分裂型、偏执型和回避型）是外倾性极高和极低的两端，而对应的寄生虫-控制狂人格障碍（一边是反社会型和边缘型，另一边是强迫型）则位于尽责性的两端。

　　这种情况看似让人信服。如果说万能的“大五人格”维度构成了我们人格的太阳系，那么人格障碍的星群则是太阳系中的一部分。

　　佐治亚医学院的美国医师赫维·克莱克利更详细地列举了精神病态者的特征。他说，精神病态者很有智慧，其主要特点是情感贫乏、没有羞耻感、以自我为中心、外表迷人、缺乏内疚感、没有焦虑感、不计后果、反复无常、不负责任、操纵欲强以及人际关系无常，这些描述与21世纪的今天临床医生对人格障碍的定义大体相当。不过克莱克利的每一个词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精神病态者被描述成“机灵敏捷”“风趣幽默”而且“魅力非凡”。

　　精神病态者的说服能力无与伦比，他们打开他人心理缺口的能力也堪称传奇。乔当然也不例外，他有着北极雪地般冰冷的蓝眼睛和天才般的高智商，他是杀人凶手和强奸犯。所以在现实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你与一个精神病态者交谈的时候，如果你不知就里，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学术界难以对人格障碍的分类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

　　最近一些临床心理学研究显示，人格空间确实存在着五种主要维度，其中隐藏着精神病态谱系的四种主要因素（见表2.4）。

　　表2.4　精神病态的四种主要因素 图片发自简书App

　　换句话说，精神病态是一种复合型人格障碍，它们由许多分散而又相互独立的谱系组成——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它就像人格这个女巫在酿造魔法药水时产生的边料。

　　在监狱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像感冒一样普通，等同于精神病态。对患有精神病的罪犯和没有精神病的罪犯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之间是不对应的。被诊断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每四个人中，可能只有一个是精神病态者。但每一个精神病态者都可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假如你是临床医生，伊恩和吉米是同屋狱友，他们都坐在走廊里等着咨询。你认为你可以辨别出他们两个谁是精神病态者吗？从表面上看，也许很难区分。不过再看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吧。他们两个人都无法遵守社会准则，行为控制能力都很差——冲动性、攻击性和不负责任。我会说，这个诊断准确无误。

　　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查看一下对精神病的表述：寻求刺激和寄生的生活方式。我会说，伊恩的问题比吉米多。然而当我们说到感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感情的缺乏时，伊恩“理智的面具”才真正开始脱落。富有魅力，自以为是，善于控制他人，缺乏共情和内疚感——伊恩的品性与精神病的特征如此相符，就好像他一直在亲身实践这些标准，好像他刚从一家秘密的精神病态者精修学校出来一样，而且成绩优异。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是有感情的精神病，而精神病是不带任何感情的真空状态。

　　调查结果显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的“精神病态者”，尤其是来自商界、学术界和执法机关的成功的“精神病态者”，与以往的调查一样都被描述为有“邪恶和卑鄙的本性”。在那些不成功的同行眼里，他们“不诚实，利用他人，缺乏悔意，从不自责，傲慢自大，浅薄”。

　　《病态人格检测表》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提出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标准，“犯罪行为的多样性”和“多次做出可遭受拘捕的行为”分别构成了被诊断为精神病的决定性因素。然而，马林斯-斯韦特的研究却表明，以上两条都不一定适用于成功的精神病态者。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一名精神病态者却不是一个罪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1996年，斯科特·利林菲尔德和搭档布赖恩·安德鲁斯正在争分夺秒攻克这个难题。多年以来，利林菲尔德认识到，诊断精神病的关注点已经变得很宽泛了。最初的关注点集中在人格障碍的基础，也就是人格特征上，而现在的重点则在反社会行为上。精神病就像一个热闹的马戏团，现在已经陷入取证的泥潭里了。

　　利林菲尔德还发现，“临床派”和精神病态研究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断层——定性的心理学方法和定量的行为结果。

　　这两个阵营一边是克莱克利派，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人格的深层方面，另一边则是行动主义学派，他们坚持《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中的标准，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犯罪记录。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我们需要融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利林菲尔德和安德鲁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精神病态特质量表》（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简称PPI）包括187个问题，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心理测试表之一。其中包括8个相互独立的精神病维度：不择手段地以自我为中心（ME），冲动且不遵守规则（IN），责任外在化（BE），无忧无虑无计划性（CN），无畏（F），社会效能（SOP），对压力的免疫力（STI）和无情（C）。将其重新划分为三种更高级的轴线为：

　　1.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性（ME+IN+BE+CN）

　　2.无畏的操纵性（SOP+F+STI）

　　3.无情（C）

　　在统计学中，一旦通过数学方法使其得到确定，最后就呈现出了精神病纯粹的DNA结构。这就是克莱克利最初得到的“基因组”。

　　利林菲尔德根据核心人格，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态者。他列举了《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产生的基本原理：“这个问题与现有的对这种综合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多数都应用于罪犯和违法群体上。不过，我们知道，从外部看来，精神病态者的表现一切正常，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非常成功。可以这么说，无情、意志坚定、魅力非凡、专注、有说服力和处变不惊，是区分强者和弱者的品质，而且覆盖也相当全面。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弥合监狱中的精神病态者和精英精神病态者之间的差距。通往精神病态的阳关道已经建好，但是独木桥……

　　“我们推论出精神病是一个谱系。毫无疑问，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某些特征上得分高，而在其他一些特征上的得分则不那么高。我们可以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取得同样高的总分，而我们在这8个维度中的情况则可能完全不同。你可能在无忧无虑无计划性上得分更高，在无情上得分低，而我的情况恰恰相反。”

　　利林菲尔德认为精神病是一个谱系，这种观念意义重大。如果将精神病定义为正常人格的延展，那么从逻辑上说，精神病本身就是一个标量，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多多少少都可能带来一定的优势。

　　传统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无法体会到恐惧、共情等多种情绪，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认知被麻痹，相应地他们也就无法将这些情绪与他们所做的事联系起来。

　　纽曼却不这么认为。他不相信精神病态者无法感受到恐惧，相反，纽曼提出，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蜘蛛恐惧症患者，那么就算是想一想一只有八条腿的东西，你都会出一身冷汗。可想而知，如果有一只塔兰图拉毒蜘蛛在你头顶几厘米的地方摇摆，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在那里，你就不会害怕，对吧？在你的头脑中，它根本就不存在。

　　纽曼通过一个非常具有独创性的实验证明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者没有感觉到痛苦，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感觉，而是因为当他们全神贯注于一件可能获得即时回报的工作时，他们将所有“不相干的事情”都过滤了。

　　纽曼及其合作者们向一组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展示了一系列贴错标签的图画，如图所示。

　　这是认知心理学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实验，而且这个任务简单至极：说出图画的名称，而忽略掉与图画不相符的文字——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连续不断地进行实验。

　　事实是，最后多数人都会发现这个实验并不那么简单。说出位于焦点上的图画的名字这个明确的指令，与读出同图画不相符的文字的强烈欲望产生了冲突，这种不吻合让人犹豫不决。这种犹豫，或者大家所谓的“斯特鲁普效应”，是一种衡量注意焦点的方法。你说得越快，你注意的焦点就越狭窄；你说得越慢，你注意光束的弧度就越大。

　　如果说纽曼的理论有道理，精神病态者确实存在着某种信息处理缺陷（或才能），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测试就会很简单。他们说出图画的名字的速度会比非精神病态者快。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图片发自简书App

　　斯特鲁普图

　　这个研究结果非常完美。纽曼经过反复实验发现，没有精神病的志愿者因为图画和文字不相符而完全无法完成任务，他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说出图画的名字。精神病态者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任务，完全不受图画和文字不对应的影响。纽曼还在这些数据中发现了异常——在《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得分较低的人情况都一样，在任务过程中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但一旦得分达到某个阈值，也就是28～30分时，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至极。对于其他人清清楚楚看到的那些信息，他们似乎完全感觉不到。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信息具有免疫力。在一个独立研究中，纽曼在电脑屏幕上向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展示了一系列字母串。其中一些字母串是红色的，一些是绿色的。另外还有一个规则：红色数字在电脑屏幕上随机显示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们就会遭到电击。正如预料的那样，当字母并不暗示会遭到电击时（例如当他们被问及出现在屏幕中的字母是大写还是小写时），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表现出较少的焦虑。但是，当字母的颜色表明会遭到电击时（例如当志愿者被要求明确地说出字母的颜色是红色还是绿色时），两组志愿者的焦虑程度就与纽曼和他的合作者们的预料正好相反。这一次，轮到精神病态者更加紧张不安了。

　　“人们认为精神病态者冷酷无情，不会害怕，”他说，“但事实远不是这样。当聚焦于情绪时，他们的情绪反应很正常。但是当关注其他事情时，他们就对情绪完全不敏感。”

　　不过不久以后，我找到机会问乔·纽曼了。我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假设确实存在谱系的话，从神经病学角度来讲，你得到的精神病态谱系越长，就越可能看到渐变的发生？比如说，根据大脑的注意机制或奖励系统的不同，一个人越变态，他们的关注就越像雷达，也就越倾向于获得即时满足？虽然一个人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和《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可能呈现出直线型，但是当其已经证实大脑活动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得分非常高时，情况会不会就大不相同了？在实际情况中有没有可能呈指数变化？”

　　他眯起了眼睛。这位足智多谋的专家并没有心情开玩笑。“当然，”他说，“有可能。但是精神病态在临床上的分界线是30分。而且在实验室中，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根据大多数时候的经验，即便大脑活动是较低水平，也会造成认知上的困境。”

　　“不管怎么说，”他说，“你怎么看都没有太大关系。每一个临床精神病态者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他们各不相同。不是吗？”

　　在精神病指数较低的20名大学男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了裁决，其他人都还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而精神病指数较高的20名大学男生则无一例外地做出了裁决，并且结果惊人地一致：霍姆斯应该获得自由。

　　顺从是人类及动物的本性，这一特性在进化过程中一代代沿袭。当一只群居动物受到捕食者的威胁时，它会靠近群体，与同类挤成一团。个体的个性减少，生存机会就会增加。这一规则在动物界及人类社会普遍适用。从史前血雨腥风的蛮荒时代起，进化机制就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大脑。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最新的社交网络与最初的生物本性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当网络聊天室的用户感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显示出“团结一致”的迹象。他们让自己的观点逐渐趋同，从而更容易与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达成一致。不过有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善于打破社会惯例、有着“非群体思维”的人才能够救人于水火。1952年，社会学家威廉·怀特提出了“群体思维”的概念，用以解释将不同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机制。这一机制使个体迅速形成规范、“正确”的定位，从而免受外界的影响：对群体外部的反对无所顾忌，对群体内部的异议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自身的公正性无懈可击，非常自信。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多实证工作，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当人们处于紧密的内群体中时，群体成员为了达成一致，会置他们的个人目标于不顾，这是一种从现实的角度对备选行动方案进行评估的思维模式。”但这样并不一定就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举例为证，比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事件。当时的总统里根下令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罗杰斯委员会（The Rogers Commission），负责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证实了当时全世界社会心理学家难以言喻的担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组织文化和决策程序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其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压力、对警告的不加重视、自我感觉良好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那么，独立于社会规范之外，站出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能力也是人类固有的吗？证据表明确实如此。勇敢无畏、无拘无束的少数派早已形成。

　　精神病的基因是如何成形并被遗传下来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这种“变异”在人类基因的发展中适应性不强，那么为什么其发生率一直如此稳定，一直有1%～2%的人有精神病？莱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科尔曼（Andrew Coleman）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趣。

　　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博弈个体的行动，而是博弈双方行动的交互作用，它是一个将最优决策程序量化的过程（见表3.1）。

　　表3.1　精神病演变的博弈论模型 图片发自简书App

　　数学世界的这个微观缩影解释的各种可能性与社会学世界里真正的精神病态者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我们在实验室里反复对这个游戏进行实验，从生物学的角度预先运用电脑程序对几种响应策略进行编码，之后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以进化论的标准设置结果的时候，假设获得更好结果的玩家有更多的子孙受其影响采取同样的策略，这些人的进化最终就会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即他们会保持祖先的精神病态特征。这个结果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格障碍的发病率（1%～2%）。

　　也就是说，那些脚踩油门的人，那些“疯狂”的人，如果他们的对手是正常人，他们终究会是胜出者。有时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可能才是真正正确的行为。

　　2010年，名古屋大学心理学家大平英树和他的博士生大隅尚广证实了科尔曼的理论。他们发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相比正常人，精神病态者能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方式确实显得有点荒谬。

　　英树和尚广设置了一个“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这是一个神经经济学领域广泛采用的范例，从广义上说，它主要对我们评估货币以及其他类型的收益方式进行研究。游戏中有两名参与者，他们共同选择如何对他们得到的一笔钱进行分配。第一个人提出一种分配方案，第二个人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提议。如果第二个人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两个人都得不到这笔钱。如果第二个人接受这个方案，那么这笔钱就按照第一个人的提议进行分配。 图片发自简书App

　　最后通牒博弈（1=游戏参与者一；2=游戏参与者二；F=公平的分配方案；U=不公平的分配方案；A=接受分配方案；R=拒绝分配方案）

　　英树和尚广发现，精神病态者玩这个游戏的方式与常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在处于吃亏、应该自我保护的紧急状况下，他们也会按照简单的经济效益原则选择分配方案，并且更少为分配方案的不公平而烦恼。“皮电反应”（GSR，一种根据汗腺的自然反应测出压力指数的方法）实验显示了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差异。当对方占便宜时，与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明显更不容易烦恼，而且研究结果表明，他们银行账户里的钱千真万确是多了起来，是没心没肺让他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所以说“傻人有福”“吃亏是福”这些话，可能蕴含着有趣的心理学真理。

　　英树和尚广总结说，有时候成为精神病态者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安德鲁·科尔曼的不同。科尔曼证实的结果是采取果断措施（换句话说，在他的案例中就是放弃），而英树和尚广的发现结果却恰恰相反。

　　“洛克”，也就是雅利安兄弟会，是美国联邦监狱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之一。洛克是监狱世界里的“特种部队”，其成员都是些心狠手辣的角色。尽管很多帮派成员都被关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而且经常是23个小时都被单独关押，他们仍然能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协调行动，例如用尿液制成看不见的墨水，使用由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培根爵士发明的、有400年历史的二进制密码系统……各种奇妙精绝的方法层出不穷。洛克组织冷酷无情，时至今日还保留着其简单而邪恶的会规：“流血进，流血出”（Blood in, blood out）。“天不怕，地不怕”是他们的准则。他们在人数上的缺陷，用无所畏惧的残忍得到了弥补。毫无疑问，这一点在被高度激发的精神病态者中很常见，而无情也有利于他们行事。洛克成员会进行大量的研修工作，比如锒铛入狱后在监狱图书馆阅览图书，通过其他途径也能弄到一些资料来看，他们把这当成“毕业”前的学习模块。他们知道，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应该怎么做，这一点非常重要。

　　洛克前成员巴里说，在联邦监狱幽暗的角落里，潜藏着一面不可理解的道德高墙，你看不到它，也无法控制它。然而这种策略也许非常适合监狱这种环境，它能灭火而不是引火上身。从长远来看，它能够控制局势，而不是煽风点火。

　　“在监狱里，”巴里解释说，“环境复杂恶劣。与外面的世界相比，它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监狱是社会中的社会。如果你不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就随时会有人找上门来，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你要靠近人群，但不必太过，因为一两次后就会有人警告你：不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与其补救已然，不如防患未然。”

　　巴里关于解决冲突的观点很有意思，并且得到了被监禁的沉默寡言的音乐制作人菲尔·斯佩克特的认同。这个携带玛格努姆手枪的怪人曾经这样阐述：“一枪在手而不发，胜过用时没枪在手。”至于他今天是不是还这样认为，我们不得而知。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坚持这样一个更为微妙的立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至高境界，与我们刚才在吉姆和巴兹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都很难伪装出来。而且很显然，它们都必须根植于自信——不是虚张声势的虚假的自信，而是一种源自信仰的真正意义上的自信。

　　曾是特种部队战士、现为武术指导的迪安·彼得森说：“有时候，当你处于劣势时，最好的办法是迎合对方对你的攻击意图，然后先他一步而动。刺激他，就像打扑克那样。一旦你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就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你才能一举将他拿下。”

　　巴里的话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不仅包含了冷酷无情，还与无畏和迷人的外表等其他精神病特征有关。现在看来，冲突并不是在自然界确立统治地位的唯一方法。回溯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那时的生存与在监狱里一样并非易事。虽然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群体还是给予了挑起事端的冒险者极大的奖励。

　　有人发现，时至今日，在猴群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雄性黑猩猩（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亲，有96%的基因与我们相同）通过采取有利于下属的举动，也就是“慷慨”来取胜。这种慷慨主要体现在食物上：它们承受着向群体提供食物而自己长期面临食物匮乏的危险，慷慨地分配自己的猎食成果，并将其他成员的成果没收，进而将食物重新分配。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指出：“首领并不是通过获得什么东西脱颖而出的，相反，它们是通过给予群体东西来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的。”

　　同时，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或者“领导能力”来与同类争夺地位，例如促进群体间的合作，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们是通过非凡的领导力、说服力和魅力获胜的。占统治地位的黑猩猩、短尾猴和大猩猩都是通过干预下属之间的争斗进行竞争的。然而，与我们的想象不同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干预并不是偏向亲属和朋友。如德·瓦尔所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平”。

　　德·瓦尔接着说：“因此，它们并不是采取分散的方式解决冲突。大猩猩们会在它们中间找出一个最有效的仲裁人，然后全力支持这个人，使之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以此取得和平和秩序。”

　　冷酷无情、无惧无畏、具有非凡的说服力、富有魅力，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是致命的，然而有时候也可以救命。如果说在进化过程中，现在的杀手渐渐背负了曾经的冲突调节者所拥有的英勇，那么结果又会怎样？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暴力是稀松平常的事。

　　与刚才描述的关于“背负说”的论点相反，精神病态者在传统演变中主要体现在人格障碍的掠夺性和攻击性方面。在《利文森自评量表》（the Levenson Self-Report Scale）中，有下面这样一个典型的测试项目：

　　“适者生存，我不关心那些失败者。”在从1到4的4个等级中，1表示“强烈反对”，4表示“非常赞同”，请你对这一表述进行评级。

　　多数精神病态者都对这一说法表示出强烈的赞同——当然，这也不总是坏事。

　　不过在谱系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规劝，例如宗教上、精神上和哲学文本中信奉的信条，有很多关于节制、忍耐和善待地球之类的典故。

　　那么你属于哪一种？精神病态者、圣人，还是介于两者之间？从概率上来说很可能是后者，这可是有充分的生物学依据的。

　　博弈论作为应用数学的分支有助于战略形势的研究，使我们在成本与收益可控的情况下，制定出理想的行为策略。相比较而言，博弈论从本质上设置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场景。它更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模式和理论下，我们能够了解到多种行为或生活策略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安德鲁·科尔曼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实，精神病态也不例外。

　　在囚徒困境这样的一次性例子中，你可能会认为，采取果断行为（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背叛）就可以抢占先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放手去做呢？

　　原因很简单。生活并不是一次性的，它有其复杂性。如果生活真像一次性筷子那样用一次之后就可以随意丢弃，那么人类生存的全部不过就是无穷无尽的船只在黑夜里行驶，那么，精神病态者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会统治这个地球。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生活这面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填充着成千上万的像素点，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更大的图景。我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历史。与囚徒困境中的角色不同的是，我们能够相互交流。这一点点的不同会造就多大的不同啊！如果我们能够来一次囚徒困境的话，我们能够重复进行很多次，可以反反复复地进行下去。利用奖惩制度中的分数得失来代替刑期，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采用与吉姆和巴兹故事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就能够模拟出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

　　好人与小人，究竟谁能统治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想象一个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稍微有点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就像过去的西方社会，工人们每个周末都会从老板手里接过棕色信封，里面装着自己一周的工资。设想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工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诚实、勤奋，把整整一周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之中，我们暂且称他们为好人；另一种人不但不诚实、懒惰，而且还会在周五的时候打劫走在回家路上的同事，或者等在工厂大门外伏击他们，将他们的辛劳所得据为己有，我们权且称他们为小人。

　　刚开始的时候，小人们似乎得手了：至少在短期内，他们的恶行换来了回报。好人们打卡上班，维持群体的运转，小人们却得到双重好处。他们不仅充分享受着繁荣社会的悠闲生活，并且打劫同事还让他们不劳而获。行得通的话，这样生活似乎也不错。

　　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一直持续下去会怎样？好人开始变得疲乏，进而病倒。然而他们的收入并不足以供他们自由支配并照顾自己。好人开始慢慢消亡，随之而来的是“劳动”人群结构的逐渐改变，小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显然，这并不是小人们希望看到的情况。一周又一周，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小人偷小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小人遇到好人的次数屈指可数，并且就算遇到，也很可能毫无收获——其他小人比他先一步下手。如果这个游戏一直玩下去，其动力平衡就会兜一个圈子，回到最初，钟摆又会摇摆到有利于好人的一边，社会也会恢复到以工作为生的状态。历史就是这样，不断重演。只有当经济衰退时，好人才会起决定性作用。只要好人能让小人免于破产，那么小人也会努力维持局面。繁荣与衰退就这样循环往复，像不停旋转的木马。

　　退一步说，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道德的简短刻画，是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动态过程简化了。然而，正是这种简化和行为上的两极化，赋予了这种模式以力量。在社会分工精细而各行各业又相互联系的复杂社会结构中，纯粹的无条件的暴力行为和纯粹的无条件的妥协行为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本质上说，在不断变化的拉锯效应中，一旦一方占上风，那么其每一种策略都很容易被另一方所利用——直到这种策略的支持者不断壮大，壮大到能够依靠竞争策略存活下去。借用社会生物学中的一个词来说：所谓生存策略，不论是绝对的合作还是绝对的竞争，都不能形成进化稳定模式，它们都可能因为遭遇相应的对策或突发情况而失败。

　　我们能对这个迭代过程的实际运行，也就是囚徒困境的动态演变进行观察吗？毕竟这一切都属于思想实验的范畴。这些抽象的假设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吗？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现实”这个词。如果我们把“虚拟”也纳入“现实”之内，那么我们很幸运，确实如此，假设会在现实中出现。

　　“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程序是由出生于俄罗斯的数学家兼生物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的，他在社会互动和系统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正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其成果都在解决冲突和裁军事务方面发挥着全面性的作用。“一报还一报”程序以合作开始，然后需要准确反映对手的最后反应。比如在实验一中，如果开始时对手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就将持续下去。相反，如果对方的程序展开竞争，那么在后续实验里，它就会自食其果……直到它改变策略，开始合作。

　　实验证明，“一报还一报”程序具有完美的实用性和富有弹性的优异表现。随便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出个中缘由。在没有组织管理和突触感应的情况下，它奇异而又惊人地向人们展示：正是感恩、愤怒和宽恕的基本特性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采取合作的态度，对方也会与你合作，从而使整个集体获利。而与对方竞争，他就会与你干戈相向，让你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双方又会逐渐放弃相互指责，转而相互利用。这样，那些可能造成持久破坏性的竞争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与进化论中老生常谈的群体选择——有利于群体的特性会被保存在个体中——没有关系。如果说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还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利他主义是构成群体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它必然会引起一些更高层面上的差异，例如它有利于种族甚至整个部落，但是个体之间还是存在着生存差异的。

　　这样看来，宏观的和谐和微观的个人主义就组成了“进化”这枚硬币的两面。神秘主义者的言论已经过时。“施”并不比“受”更高尚，施予反而就是得到。并且，也没有什么“良药”能够挽回“付出”这一道德标杆的江湖地位。

　　与之前的好人和小人的例子不同的是，一旦拉锯效应中的一方取得一定优势，就会出现一个“临界点”，“一报还一报”策略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能够将竞争策略永远地从这个领域中剔除出去。获胜只是第一步。“一报还一报”不只是赢家，一旦继续下去，它将所向披靡。

　　阿克塞尔罗德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反映了人类和前人类的进化过程。“个体”经过了几十轮有规律的交互作用，那么这种情形与早期群体的真实情况非常接近。同样，每个程序都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能力：不仅要记住此前的遭遇，还要相应地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整。所以说这个观念和这种道德进化的理论都很有趣。不仅如此，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结果，还存在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适者生存”并不像之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不加选择地鼓励竞争，它是有选择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可能敞开暴力行为的大门（你可能会想起吉姆和巴兹）。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更有可能关上这扇大门，比如在好人和小人的例子中出现的情况。

　　现在看来，关于精神病态者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残酷无情与野蛮确实存在，“适者生存”也确实是自然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有做到残酷与野蛮方能立足于世。实际上，尽管自古以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存在着诸多杀戮与伤害，但妥协才是真正掌控地球的生存法则。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今天，多亏了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我们才最终用数学方法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精神病态特征，这是独立于数学平衡之外的一种生物谱系属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造物主通过自然选择赋予了精神病态者一个进化庇护所。当然，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好人和小人的道德品性可能一直都是一成不变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将各自的道德打倒在地，最终人类也将不复存在。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增强道德感。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冷静地“选择我们的立场”。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阿克塞尔罗德的虚拟竞赛。“一报还一报”在无休无止、永不停歇的洪流中被保留下来，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机制，原因是在微笑的外表下潜伏着一颗钢铁般的心。如果形势需要，它绝对会毫不迟疑地补上一脚。而在实际中则正好相反。一有机会，它就会将分数拉平。“一报还一报”起作用的秘诀在于，冷酷无情的黑暗面与它默认的光明面同样多；一旦情况有变，它就能迅速行动，将黑暗和光明融合在一起。

　　这种结论很明显，虽然也可能令人感到不安。“一报还一报”这个成功的蓝图中当然还包括精神病态的成分。一方面，他们魅力十足，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进行无情报复，而后还自信十足，并且能恢复常态，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以看出，这个程序中没有洛克组织的特点。但是在这种互相转换和突触反应的无情挣扎间，却荡漾着贪婪的回声。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正是如此。如果你想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这倒是个金玉良言。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精神病态者依然行走在地球上，并没有因为可能对基因库构成威胁而随着致命的进化论的洪流销声匿迹。

　　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冒险家，正如永远有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和伤心欲绝的人。如果没有他们，10岁男孩掉进池塘溺亡的情况就会随处可见。在海上的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大副和一等水兵没有鼓足勇气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那么，1841年那个毁灭性的夜晚，在风暴肆虐的北大西洋上，在距离纽芬兰250英里的冰冷海面上，“威廉·布朗”号惨剧中还有没有幸存者就不得而知了。

　　你可能很想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我到底为什么还要跟约翰尼做朋友。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可是，不要忘了，约翰尼是个精神病态者。约翰尼的一个长处就是，他几乎可以把任何情况都变得有利于他自己，这一点在跟他一样拥有高智商的人群中并不罕见。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一些世界顶尖的骗子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着非凡说服力的神童。

　　在生活的每个转折点，约翰尼都有讨价还价的本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能随机应变、扭转局面，把事情导向有利于他的方向。他因此能够左右逢源，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他加入了情报机构。

　　如果我们让詹姆斯·邦德做一下《精神病态特质量表》，相信他会在谱系中得到很高的分数。问题是这种推测有什么依据呢？推测是一方面，而看到幻想如何在现实中实现是另一方面的事。约翰尼也是个精神病态者，又碰巧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纯粹是巧合吗？

　　2010年，心理学家彼得·乔纳森（Peter Jonaso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名为《詹姆斯·邦德何许人也？间谍人际交往中的“黑暗三性格”》的论文，这篇论文显示，具有以下三种特别人格特质的男人能够在某种社会阶层中游刃有余：

　　高度自信、自恋；

　　精神病态式的无畏、冷酷、冲动和渴求刺激；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欺诈和利用。

　　不仅如此，与在这些方面水平较低的男人相比，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性伴侣，经历过更多短暂的风流韵事。乔纳森坚信，“黑暗三性格”在处理异性关系上并不存在障碍，恰恰相反，它更可能让女性心跳加快，并且由于提高了基因繁殖的可能性，它还代表着一种成功率更高的繁衍策略。

　　你只需迅速瞥一眼小报标题和八卦专栏，就会相信，这个理论也许是合乎逻辑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很有可信度。不过乔纳森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詹姆斯·邦德。

　　“他确实招人喜欢，非常外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说，“包括杀人和找女人。”

　　乔纳森对200名大学生进行研究，让他们填写人格问卷表，以此对“黑暗三性格”的特征进行评定。研究问到了这些学生对两性关系，包括对露水情缘和一夜情的态度。结果不出所料，与得分较低的人相比，那些在“黑暗三性格”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倾向于有更多的性行为，这就意味着这三种性格类型——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弗利主义——促进了“阿尔法男”的交配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殖潜能：

　　1.使尽可能多的女性怀孕；

　　2.在有人叫你爸爸前抽身离去。

　　这些年来，这一策略看起来进展顺利。否则，正如乔纳森所说，为什么带有这些特征的人还在四处游荡呢？

　　有趣的是，精神病态者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生殖能力上。进化心理学家如彼得·乔纳森的研究结果证明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他们也获益匪浅。精神病态策略不仅让他们情场得意，而且在会议室里，他们同样能够如鱼得水。

　　2005年，由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艾奥瓦大学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

　　“这也许是第一个证明了在某种情况下，大脑受损的人能够做出比普通人更好的财务决策的研究。”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兼心理学教授乔治·列文斯坦说。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兼神经科学教授安托万·贝沙拉更胜一筹。“研究需要确定在何种情况下情绪是有利的或具有破坏性，‘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引导，”他指出，“最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很可能被称为‘功能性精神病态者’，一方面，这些人更擅长控制自身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感受不到与其他人同等程度的紧张。”

　　巴巴·希夫赞同这种观点。“很多首席执行官，”他颇为气馁地补充说，“还有很多顶级律师，很可能也具有这种特性。”

　　经济学家卡里·弗里德曼和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这并不是随机选择的问题，结果显示，有一小部分志愿者远比其他人聪明，他们能够冒着风险不断做出最佳选择。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金融奇才，也不是经济学家、数学家或世界级扑克大赛冠军。他们不过是携带了“斗士基因”——单胺氧化酶A基因L型变种（MAOA-L），这种基因之前被认为与危险的“精神病态”行为有关。

　　“与之前文献中的讨论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行为模式并不一定不好，”弗里德曼团队写道，“因为在做财务决策时，这些人只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才会做出冒险行为。”

　　弗里德曼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两个赌徒在玩牌，其中一个下了很大的赌注。”他说，“看起来似乎他更暴力或冲动，但是你并不知道他手中的牌，他也许有更好的机会呢。”

　　另外，鲍勃·黑尔及其同事在2010年所做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黑尔向200多名美国企业高管分发了《病态人格检测表》，对企业高管与一般人群的精神病态特性进行了比较。企业高管们不仅在得分上遥遥领先，而且他们的精神病态与个人魅力和演讲方式正相关：他们拥有创造力、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力和高超的沟通技巧。

　　随后证实这一点的还有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进行的调查。博德和弗里松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Broadmoor Hospital）——英国一家高安全级别的鉴定机构——的住院者的心理特征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在精神病态特征方面，首席执行官们胜出。要知道，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里关押的可是英国最危险的犯人。

　　我对黑尔说，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缩小、改组和并购，企业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为精神病态者提供了更好的温床。而且，政治的动荡和不稳定性也为精神病态者的“培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贸易与工业的自由空间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他点头表示赞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不在监狱里研究精神病态者，我就一定会到股票交易市场上去研究的，”他兴奋地说道，“毫无疑问，在商界名流大腕中，精神病态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人群。你在任何组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在那里，他们有相应的地位和身份，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还有获得物质财富的机会。”

　　与他共同撰写企业中的精神病态人格相关论文的合著者、纽约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保罗·巴比亚克对此表示赞同。

　　“精神病态者在处理突发情况方面几乎毫无困难。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游刃有余，”他解释说，“组织内部的混乱既为精神病态者寻求刺激这一特性提供了条件，又为其强烈的控制欲和滥用行为提供了足够的庇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热衷冒险和寻求刺激的人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他们与废墟上的崛起者拥有完全相同的个性。正如弗兰克·阿巴内尔所说，他们是掉进奶油里的老鼠，通过不断抗争，最终将奶油搅拌成了黄油。

　　巴比亚克和黑尔的说法，与博德和弗里松的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从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为精神病态提供了研究素材。这里又将更多从实际中得来的观察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神经经济学家巴巴·希夫和他的合作者——提出“黑暗三性格”的彼得·乔纳森，还有坚持数学方法的博弈论学者安德鲁·科尔曼，他们都明确证实，在这个社会里，确实有精神病态者的一席之地。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精神病态者能在社会中长期存在，他们黑暗且永恒不变的基因流势不可当。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职位和工作——人们可以利用自己本性中的竞争性、残酷或冷漠的强制性，在职场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他们那些精神病态特征都躺在光鲜的神经文件夹里待价而沽。他们与生俱来的压力和危险，回报他们以地位和声誉，而且这类职业还常常伴随着更多的财富。正如彼得·乔纳森所说，坏男孩似乎对某一类女孩有一套，无怪乎他们的基因会四处散播。你可能会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增加了自身的筹码。

　　当然，诸如魅力超凡和处变不惊之类的特征，都可以在那些善于利用社会的人身上找到，例如世界顶尖的行骗高手。当这些特征与欺诈这种天分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以格雷格·莫兰特为例。莫兰特是美国最成功和最令人难以捉摸的骗子之一。

　　“对骗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极强的判断力，他能够准确地探测出别人的弱点。”莫兰特解释道。他的这番话不禁让我回想起心理学家安杰拉·布克。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布克的发现，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在实施暴力前，精神病态者仅仅凭借走路的姿势，就能识别出受害者。“你遇到的大多数人，他们在与你交谈时都不会留意自己说的话。话一说出口，他们就忘了。但是如果你是骗子，你会留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就像在开药方之前医生需要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一样，你要想欺骗某个人，就得先了解这个人。通过各种小细节去了解，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一开始你可以先谈谈你自己，一个称职的骗子要会讲故事。然后迅速而自然地变换话题，打断刚才滔滔不绝的交谈。那么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了——不是现在开始，而是一两个月以后，你得耐心点。不管他们跟你说过什么，你都可以随便编造，找准重点，改点什么内容，然后就像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然后，你想要什么，就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拿走了。”

　　然而，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从莫兰特的话里发现了一种简单而无情的真理。他的做法符合严格的科学原理。调查显示，让其他人开口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谈论你自己，自我表露是相互的。研究还显示，如果你不希望别人想起什么事，就要分散他的注意力。总而言之，行动要迅速。在临床心理学中几乎每一次进行治疗性干预时，都会有一个临界点，临床医学家往往在此有所收获：在一段时间内，通过一个固定的时刻或事件，你就可以揭开潜在的问题，或者将其封藏。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功能性障碍。核心的人格结构、交际风格、个人价值，所有这一切往往都能够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当你与人交谈时，你总是会对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保持警惕。”诺丁汉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约瑟夫说，“比如，10年前因为账户问题，你与布莱恩的矛盾在办公室里一触即发；老师说你迟到了，不能参加考试；或者你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个默默无闻的人却来享受成果；你要找的是针，而不是稻草……生活的弹片都深深地埋在大脑里。”

　　你做了所有的工作，而别人来享受成果？没门！

　　如果说与我交谈的那名英国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的观点颇有几分道理，那么行骗高手和间谍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她还指出，这还要看他们冒充别人的能力、思维敏捷的程度和迅速识别圈套的水平。

　　2011年，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后埃亚尔·阿哈罗尼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如果在某些条件下，精神病态是有益的，那么它能够让人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罪犯吗？为此，他向全州多家中等安全级别监狱里的囚犯发出了300多份调查表。通过对每名囚犯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总量与他们未被定罪的案件数量进行比较，计算他们的“犯罪能力”。例如，10次犯罪行为中有7次未被定罪，那么成功率为70%。调查结果非常有意思：精神病态确实能提高犯罪成功率。但存在着一个极限。重度精神病态（各项精神病态特征都趋向极致）与极低水平的精神病态成功率都低，而中等水平的精神病态成功率格外高。至于精神病态如何让犯罪更成功还存在争议。一方面，精神病态者是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的高手，这就很可能为他们驾车逃跑或者在会面室里掌控局面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冷酷，可能会威胁目击者不得做证。不过同样是冷酷和无畏，与间谍和骗子之类不同的是，精神病态者还拥有另一种更为完善的人格优势。与世界顶级的扑克玩家完全相同，赌注的风险很高、无路可退时，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不仅为他们在法庭外取得一定的优势，比如实施穷凶极恶的方案和行动，而且在法庭上也是如此。

　　截至2011年，这类证据多数都是间接的。赫尔辛基大学的心理学家赫莉娜·哈卡宁-尼霍姆与鲍勃·黑尔合作发现，有精神病态的罪犯比没有精神病态的罪犯在表示悔恨时更可信——出现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办法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得出这种结论的具体环境：出庭时，宣判前；出庭时，上诉前；假释委员会的心理学家和监狱长在出席听证会前——这些引起了心理学家斯蒂芬·波特的怀疑。这属于“情感真实性”问题。波特想知道，比起感到悔恨，精神病态者是不是更擅长假装悔恨？

　　波特想知道，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参与者是不是比那些精神病态水平较低的参与者更擅长掩饰真实情感。实验结果证实了他的设想。有无精神病态特征可以预示其做出虚假表情的逼真程度。当向精神病态者展示表示高兴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悲伤，或向他们展示表示悲伤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高兴时，他们表现得远比非精神病态者更令人信服。不仅如此，他们的表现与在情商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志愿者一样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如果你能够假装真诚，那么你就是真诚的。

　　认知神经科学家艾哈迈德·卡里姆进一步借助电磁的神奇功能，大幅度提高了骗子和间谍的职业发展前景。卡里姆和他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团队能让你说谎说得更高明。在一个实验中，志愿者们玩了一个游戏：从一间办公室里偷钱，然后由一个扮演警探的调查者对他们进行询问。为了激励他们努力欺骗警探，游戏规定充当小偷的志愿者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拿走所偷的钱。卡里姆发现，当一种被称为经颅磁刺激的技术作用于大脑中与道德抉择相关的前额叶皮层时，参与者的撒谎商数（Lie Q）就能够提高。也就是说他们的谎言商数更高。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还不清楚，研究者正在对其可能性进行研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经颅磁刺激对前额叶皮层产生了抑制作用，限制了神经禁区对意识的反应，这就使说谎者免于受到道德冲突的干扰。这种假设与对精神病态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我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可以知道，精神病态者的前额叶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而且最近由迈克尔·克雷格和他位于伦敦的精神病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同事们采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简称DTI）所做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了钩束完整性下降：轴突束（一种神经导管）与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连通性降低。

　　换句话说，精神病态者不仅天生不诚实，而且他们感受到“道德痛苦”的时间也比其他人少得多。在不得不做决定的紧要关头，拥有这样的特质也许并不是坏事。

　　当然，不仅仅是骗子从道德缺失中受益。除了赌场和法庭，“违反道德”而捞到好处的事在各行各业中都随处可见。

　　里克森这样的角色并不只存在于电影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多名特种部队战士做过测试，他们所有的人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测试中的得分都很高。不过鉴于有些对常人来说骇人听闻的事他们都习以为常，所以得高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其中一个战士轻描淡写地说：“击毙本·拉登的那帮伙计不过是在玩周末的彩弹射击游戏。”

　　精神病态者在危险之下的冷静和专注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该项研究是由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兼神经系统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雷恩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一项简单的学习任务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如果犯错就会遭受一下痛苦的电击，精神病态者掌握学习规则的速度就比非精神病态者慢。不过这只是其一。如果成功了不仅可以避免遭受电击，还能获得经济奖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就是精神病态者领会得更快了。

　　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能够“摆脱”某种境遇，获得奖励，精神病态者就会努力争取，而完全不管会有什么风险或负面影响。他们不仅能够在受到威胁和遭遇困境时保持冷静，而且在不祥预感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激光一样专注，会“倾尽全力”。

　　那么精神病态者像捕食者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专注在大脑中是如何映射的呢？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精神病态者的感觉，并为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精神病态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志愿者们按照精神病态水平的高低被分为两组，研究人员分别向他们分发了一剂兴奋剂（也就是所谓的安非他明），然后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仔细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

　　“我们的实验假设是，某些精神病态特征，比如冲动、被奖励激发和敢于冒险，与多巴胺奖赏回路的功能不全有关，”该研究的首席作者乔舒亚·巴克霍尔兹说道，“而且由于多巴胺的过度反应，一旦精神病态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得奖励上，他们就无法转移注意力，直到得到他们追求的东西。”

　　此言不假。研究结果与这个假设一致。在对这种刺激做出反应时，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所释放的多巴胺几乎是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的4倍。在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人员对志愿者类似的大脑活动模式进行观察，他们告诉志愿者，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就可以得到金钱奖赏。果不其然，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与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相比，具有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的伏隔核，也就是大脑的多巴胺奖赏区域的活动明显更活跃。

　　研究人员通过对健康而极具创造性的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多巴胺D2受体和发散性思维的测试研究，发现二者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的密度比低创造能力的人低，这表明精神病与创造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另外，多巴胺受体基因同发散性思维能力、推理和认知能力有一定联系。

　　“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对精神病态的研究集中在对惩罚的敏感性和畏惧感的缺乏上，”该研究的合著者、心理学兼精神病学副教授戴维·萨尔德（David Zald）说道，“但是这些特征并不完全预示着暴力或犯罪行为……奖励、诱饵对这些人看似有很强的吸引力，它压倒了对受到惩罚的担心……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而是对奖赏的期待或奖赏的刺激压倒了他们的那些担心。”

　　对此还存在着来自法律语言学方面的确凿证据。研究显示，一名犯人对自己罪行的表述取决于他是什么类型的犯人。康奈尔大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教授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和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们，通过对14名患有精神病的男性犯人和38名非精神病男性犯人的资料进行对比，揭示了其中存在着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情绪失常有关（精神病态者使用的与生理需求有关的词，比如食物、性或者金钱，是非精神病态者的两倍，而非精神病态者更强调社会需求，比如家庭、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