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绝人寰！被日军指名抓成性奴的美女

　　

　　核心提示：从此噩梦开始了，在据点里，只要日军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日本兵就会野蛮地强暴她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四十多天后，侯东娥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

　　

　　（张双兵和“慰安妇”受害者在八路军纪念馆。 来源：《时代周报》）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37期，作者：吴娟，原题为：《小学教师编写口述史披露：“慰安妇”老无所依》

　　张双兵第一次见到侯东娥的时候，仍然能从她饱受摧残的身上看到当年“盖山西”的影子。

　　因为她的美貌，当地人送了一个这样的称呼。而这称呼带来的耻辱和悲痛，也跟随一生。

　　直到去世，侯东娥也未能等来历史给予她—一个被迫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女人—人道的赔偿。

　　因为这个原因，使调查研究“山西慰安妇”的张双兵不胜唏嘘，“我让她回忆当年屈辱的历史，向日本政府诉讼赔偿，给了她希望，但希望又落空了……”

　　在长达29年的时间里，张双兵一共详细调查了123位女性，日军侵华期间，她们分别在山西盂县一带，被强迫成为日军的“慰安妇”，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如果不是张双兵，这些伤痛，或者说这些宝贵的民间受害人的证词，大概永远不会大白天下。

　　就在6月初，小学教师张双兵经过多年的调查和采访，编写的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炮楼里的女人》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60余位“慰安妇”的亲身讲述披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在山西黄土村庄里制造的一系列人间惨剧。

　　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暴行

　　日本的大辞典《广辞苑》里对于“慰安妇”一词的注释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本报，所谓的“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军事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逼为军事性奴隶，遭受旷古未闻的苦难。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就在于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运用国家的力量，有计划实施的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暴行，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它严重地侵犯受害妇女的人权，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记录。”苏智良说。

　　以张双兵调查的山西为例，他告诉本报，山西盂县进圭社据点最多时达到十六七个女人。少的关押十来天，多的关押一到两个月，特殊情况也有1-2年，以每个据点每次抓捕五到六个女人，每20天换一批女人计算，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有100多人，一个县十个据点计算所得到的数据至少是1000人。

　　他所采访的受害者刘乃妮的讲述，同时也被日军战犯冈义一证实。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冈承认，1943年在山西阳曲县南温川据点任分队长的时候，从两个村抓了刘乃妮等十名女人。

　　因为这样的经历，使受害者遭受巨大的痛苦，她们的身体被日军殴打蹂躏后，多数都有严重的后遗症，失去劳动能力，或者未能再生育，成为农村里孤苦无依的老人。张双兵第一次见到侯东娥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能跪在田里干活，激起他深深的同情，并开始关注老人的身世。

　　“一开始就打不住了，觉得她们太可怜。”很多受害者都已成为老人，一辈子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靠别人的施舍度日，也没有子嗣关照她们的生活。“每当病痛发作，老无所依就只有等死。受害者中的大多数都已死去，一小部分活到现在，她们冲破传统的枷锁，不顾亲人们的极力反对，顶住精神上和舆论上的压力，站出来指控日军的暴行。”

　　等待了十年的讲述

　　而这一切又是那么困难。张双兵等待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侯东娥，对他剥掉伤疤，讲述噩梦一般的经历，整整等了十年。

　　1982年，第一次来到侯东娥的家，“日子很不好过”：石窑洞，炕上铺着一张破席片，两卷很小的铺盖，地上只有一个木头墩子，一个木头红柜子，就是全部家当。

　　张双兵坐在木头墩子找她拉家常，当绕到战争年代的话题，侯东娥非常警觉地把话题扯回到邻里纠纷上面。她似乎看出了张双兵的来意，“你是一个好人，我相信你，但我自己不能说。”

　　张双兵这才觉得，自己想的太简单，“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告诉别人的事。”

　　张双兵仍然常来看望她，给她带四分钱一包的大槐树烟抽，陪她拉家常，也会谈到战争，谈到其他人的故事，只要不谈到自己的经历，侯东娥都会有声有色地讲。侯东娥的记忆力非常好，当年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

　　这样的交往一直过了十年。

　　有一天，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日军战争赔偿的报道，他想到了受到战争灾难的侯东娥，她终于有了诉苦申冤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帮助她，让她不要错过能讨公道的好机会。”

　　而侯东娥还是不相信，张双兵反复劝说，侯东娥才慢慢开了窍。等待故事开始讲的时候，侯东娥开始沉默，然后哭起来，情绪波动越来越大，从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把张双兵感染了，也哭起来，这一天，老人什么也没有讲，哭了一天。

　　经过情绪的宣泄，直到第三天，老人开始平静了，她把信任全部交给张双兵，详细讲述了自己作为“慰安妇”的经历。

　　1939年，背着有刺刀的长枪，耳朵旁盖着两个黄片片，穿着走路咚咚响的牛皮靴子的日本侵略军部队在伊藤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寻“盖山西”。

　　这时，侯东娥才16岁，刚刚嫁人生了一个儿子，还加入了共产党，分管村里的妇女工作，搞宣传，给八路军做军鞋。

　　战战兢兢的她和同村姐妹一样，用锅灰烟抹满脸，到处东躲西藏。

　　直到有一天，再也藏不住，日军根据她家土豆窖新翻的泥土痕迹，把她像拧小鸡一样从里面抓出来。从此噩梦开始了，在据点里，只要日军没有出发扫荡，没有战斗。日本兵就会野蛮地强暴她和姐妹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没有休息，最多的一次，她身上过去了五十多个日本鬼子。四十多天后，侯东娥刚生产完的身体，无休止地大量出血，完全垮了下来。

　　不堪蹂躏，她想到了自杀。从高高的崖上跳了下来，却侥幸没有死。于是，她好像想通了，为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定要活下去。她说之后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勇敢地挺了过去。

　　即使被亲人想方设法救出来，她仍然先后三次被抓到据点蹂躏，然后怀孕了，这使她更加不安起来。侯东娥怕人们知道，她怀了日本鬼子的孩子。她白天想办法搬大石头，担水、上山割柴做最苦最累的活儿，想把肚子里的“小杂种”打掉。晚上愁得一夜一夜睡不着。

　　经过超强劳动量的折磨，侯东娥终于让这个孩子从肚子里掉出来，伴随大量的出血，她晕倒了。从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身体受到摧残，也失去了劳动能力。

　　官司打到日本

　　侯东娥的故事，激起了张双兵深深的同情，老人饱受战争的灾难，却无依无靠。张双兵希望能帮助她们，向日本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

　　在张的提议下，侯东娥和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四人才组成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 ，把积聚了五十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通过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赔礼道歉；提供每人十二万美金的赔偿款。

　　张双兵成为当地有名气的替“大娘”申冤的人，从刚开始的闭口不谈，到很多受害者开始主动找他，希望讲述自己的故事。

　　老人刘面换也是诉讼人之一，她是张双兵遇到的最坚强的女性。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之前，她是父母十几岁的独生女儿。因为坚决不从，她被日本兵打断了手脚。

　　律师康健带着刘面换去窑洞指认犯罪地点时，刘浑身哆嗦，一下就认出了当年被蹂躏后，只能爬出去的厕所。这些被康健拿着DV拍了下来，加上照片，成为法庭的呈堂证供。

　　199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中国慰安妇”案。至此，刘面换先后五次到日本出庭作证。

　　出庭前后，日本都召开较大的记者招待会，老人们诉说来日本打官司的目的和希望达到的要求。她们没有放弃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机会，在每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都对媒体指控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开庭审理时，刘面换陈述自己的经历，遭受蹂躏的残酷过程令她悲从中来，越说越激动，一下子晕倒了。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20分钟。

　　案子一级级审理上去，2004年的审判，天下大雪，刘面换胃部大出血，她仍然强烈要求去日本打官司，她说：“这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和日本把官司打下去。”

　　在日本，老人们受到了日本律师团的热诚款待，受到了民间团体的支持和帮助。有一个当年在路城、阳泉等地参加过战事、搞人体活体解剖的日本军医汤浅，一找到刘面换和老人们，就在她们面前鞠躬认错。并一直照顾她们在日本的生活，送来各种各样治疗的药品。汤浅说，他要以此减轻自己的罪过。

　　日本的媒体也对老人们做了各种专题报道，《朝日新闻》的女记者从老人们一到日本，就和她们吃住一起，跟踪采访了十几天。

　　据张双兵介绍，日本两个律师团为中国的受害者打官司付出了很多，每年至少往来盂县两次，大森典子、板口贞彦等律师，花费资金100多万。两个日本支援会十几年间，至少有80多批人员来往盂县，花费至少在600万人民币以上。以及各类旅日华侨，支援老人生活医药费及各种活动经费100万元以上。

　　败诉

　　直到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中国“慰安妇”在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分别以“赔偿请求权的时效已过”和“《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中国人的个人赔偿请求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苏智良认为，日本法庭宣布的两条败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中日联合声明》，条约签订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而没有包含中国公民放弃赔偿，所以不能成立。关于时效问题，时效只对国内法有效，这是战争犯罪，是对人权的践踏，没有时效的问题。”

　　此时，侯东娥已经去世。败诉的结果，令张双兵无颜以对老人的希望。

　　他想起三十年风雨维权中的一个片段，那是第一次带老人们来到北京递交申诉的情景：深秋萧瑟的寒风中，衣衫破旧、神情疲惫的他带着几个腿脚不利索的小脚老太太来回奔波，引起他人的围观。

　　为了打官司和调查取证，身为小学教师的他耽误了给学生们上课，学校不满意。从1992年起，再没有拿到过一次奖金。打官司的同时，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

　　1994年日本律师介入以后，村子里认为他破坏中日团结，很长一段时间对他进行封锁。被村里的领导和村民看得很严，连出村子都很困难，日本律师调查取证也进不了村，只能偷偷摸摸地和外界联系。

　　领着老太太去北京见律师和记者，也只能趁夜深人静，领着她们逃出来，坐火车到北京。偌大个北京城，该去哪里落脚呢？一面担心村里人找过来，一面摸着干瘪的裤兜，只好领着老太太们住阴暗的地下室。

　　屡败屡诉，他也曾产生怀疑，每当想要放弃时，想到被战争摧残的老人，她们要为自己洗刷耻辱，讨回公道，在晚年得到一点点的欣慰，张双兵又继续努力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