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女人女人，如是如是！

　　但实迹虽然如此之多，表面上却仍要维持着一个礼法门风的形象，嫁娶双方才会满意。嫁者得了实利、娶者满足了虚荣。

　　这实利与虚荣，就是生活社会实然的逻辑。满足了这些，是运用了规范的语言而得，故而在心理上也获得了符合正义满足了伦理规范的道德感，故大家心照不宣、乐此不疲。

　　但是，五，这样的游戏，不是人人有资格玩的。世家大族可如此表演着礼法门风（请注意礼法门风的表演性质），一般庶民却无力如此。家中贫窘，仅靠丈夫一个人工作，岂足以养家活口？凡是女人，多不免要出来工作，谁又能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来卖茶、卖酒、卖衫布、卖胡粉，又怎能男女授受不亲，头脸不轻易让人得见？

　　过去做妇女史的朋友，利用那些女诫及道德规箴时，忘了做阶级分析，没追问那些材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说的话。所以才会把特殊阶层或群体为巩固其利益而发的言说，视为整个社会共许共遵的伦理原则。

　　要改善这种情况，除了在研究方法上要再仔细斟酌外，材料也应改采较足以反映其社会生活的文献。例如收录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就比《温公家礼》《袁氏世范》一类书更能显示宋代妇女生活状况。

　　《清明集》明刊本第七卷《立继有据不为户绝》条，载吴琛有四女一子，四女为亲生，一子是收养的义子。吴琛死后，女儿告官，说义子不应继承财产，所以诸女要按“户绝法”分财产。官府则认为收养在三岁以下视同亲子。且女儿未嫁可得嫁资，已嫁便不能承分。

　　可见宋代与现代一样也争遗产。但女儿基本上以置嫁妆的方式早已事先分得了，儿子却要待亲亡后才可以继承遗产方式得财。何况妻子的嫁妆，在婚后，所有权仍归她所有，夫家不能使用呢！

　　可知妇女在保障或争取财产权方面的活动，与现代社会相同或相近，绝不像一些人所以为的：女人毫无财产权，甚至连她自己都只是男人（丈夫、儿子）的财产，任人支配，毫无保障，也无“法”去争取。

　　同理，一些道德话语，例如男女授受不亲之类，在实际运作中，反而可以形成对妇女的保卫网。

　　《清明集》卷十四《卖卦人打刀镊妇》的判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刀镊妇，是替人挽面的职业妇女，被一个算命的在酒醉后打了，官府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正欲其别嫌也。男不许共女争，亦惧其以强凌弱也”，算命的找女妇挽面，已属不当（因为他大可以找男的），该妇不肯，“又从而辱骂之，其情理可谓强暴”，所以判他有罪。

　　在这里，女性以其性别差异及体能生理上先天的弱势，在法律上反而占居优势；儒家男女授受不亲之说，则在道德上给予法律一种道德解释。故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究竟是种禁制束缚，还是对女性的优遇与保障，应在动态的关系中看。

　　另外，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也反而对女人较好。例如宋律规定犯罪者缘坐时，女并得免（见《宋刑统》卷六?杂条）。户籍脱漏者，家长徒三年；户内无课役者减二等；若户内无男子，以女人为户，又减三等，只杖一百（见卷十二?脱漏增减户口条）。收养子时，养杂户男为子孙时，徒一年半；可是若收女养，只杖一百（同上，养子条）。婚嫁时，若女方违约妄冒，徒一年；男方如妄冒，罪加一等（卷十三，婚嫁妄冒条）。女子论罪，都比男的轻。

　　至于离婚，两方可协议离婚。但女方若随便离去，徒二年；男方随便休妻，徒一年半。什么叫不能随便休妻？休妻有要件，即所谓“七出之条”。但纵犯七出，若曾持舅姑之丧、娶时贫贱后来贵了，或离婚后女方无娘家可归，也都不可休。这叫做“三不去”。如果休了，要杖一百，且勒令复合。凡此，则可见男女并不完全平等，但法律上对女性也并不特别歧视或压抑。

　　诸如此类。要重建古代妇女生活史，显然就应由社会生活而非理念世界去理解古人。底下，我还准备用法律文书之外的另一种材料，来介绍宋代妇女，那就是笔记小说。兹以洪迈《夷坚志》为例。

　　二、鬼狐仙怪之外：自媒自献的妇女

　　《夷坚志》卷一第一篇《张相公夫人》就是讲一个世家大族内眷偷情的故事。说京兆人钱嘉贞迷路，逢一大官宅第，乃河中府尹张相公居所。相公薨，惟夫人在。留宴留宿之外，夫人竟来荐枕席。令他欢忭不已，如游仙都。“一夕，正欢饮间，闻户外传呼呵导之声，云相公且至。夫人遽起，诸妾皆奔忙而散”。钱窜伏暗室，怖不敢喘，睡去，醒来时才发现身在棘丛古冢间。

　　我在上文说过，礼教云云，从来不是古代社会的实况；高门巨族之所谓礼法门风，其中多有不可闻问者，此即其一也。这是典型的“一夜情”。前则借口相公已卒，夫人孀居，以便恣意偷情；后则借口相公归来，把小白脸迷昏了，弃诸郊外，让他以为遇了鬼。

　　卷三《西湖女子》则说某官人游西湖，见一女，慕之。女亦与相绸缪。但去她家提聘却遭她父母拒绝了，怏怏返乡。五年后再赴西湖，于途中又碰到该女。该女自称已嫁人，丈夫作库务事，暂系狱，因出外求援，所以遇到。与其人同至其旅店，遂相狎。留了半年，其人想带她一齐返乡，她才“敛祍颦蹙”说当年分手后即已相思而死，现在已不是人；只因与该生有宿缘未尽，故来相从，现要分开了。并说该生与她相处久，阴气入体已深，此后当吃平胃散以补安精血。天亮后，恸哭而别。

　　这也是诓傻子的话。该女子或许真嫁了人，但夫系狱外出求援云云，必为谎言。或许她是逃了婚或是逃了家，或者成了逃妾，恰好踫上了老情人，赖上他，缱绻了半年。一旦他想带她回家，她就要再托词遁走了。阴气入体、宜服平胃散，只是编出来的鬼话。平胃散能驱什么阴气呢？

　　卷廿七《暨彦颖女子》是个类似的故事。谓暨彦颖入一邸店，一女推户而入，自称南邻京氏处女。留与共宿，并随归里。经岁而忽自谓为鬼，请别去。

　　卷六《茶仆崔三》不再说鬼而讲怪。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其仆崔三。夜中有人来叩门，崔三开门看，乃一少女，云左侧孙家新妇也，因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无所归，乞留宿。崔好心收留了。夜中妇挑崔，遂共宿。鸡鸣而去。后常来，且常拿出官券来资助崔。崔三之兄崔二知其事，虑为鬼魅，布卷网待之。三更后，戞然有声，果然逮到一头斑狸，烹杀了牠。但半夜女子仍然来了，且大骂崔三，说幸好只杀了她的婢女。崔谢罪，女子也原谅了他，和好如初。

　　这是暗示该女为狐狸。而其实乃女子设局，弄一只死狸来让崔三相信她有异禀。她之前托词云为左侧孙家新妇，当然也是假的。淫奔之女，时窃家中物以资助情郎罢了。

　　像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均无确证女子为鬼为狐，只是女子自称或陡遭艳遇的男子心中蓄疑，故以鬼以狐为其解释。如卷十六《小陈留旅舍女》说黄寅进京赴考，抵小陈留旅舍，夜中有女叩户，说住在附近，少好文笔，颇知书，闻君读书声，欢喜来就。“微言挑谑，略不羞避”，遂共寝，鸡鸣而去。来往半个月，黄寅友人来，拉他入都，女子才来告别，携手而泣。黄寅送了她五两银子。后黄寅走到二十里外柳林，见一庙座侍女，很像所遇到的女子，“详观之，其色赧赧然，若自愧之状”。这不是黄寅对自己飞来艳福的心理解释吗？既疑其来，复恋其去，见神座侍女而认定我遇上的应该就是她。这种心理，其实老早即被这些女子洞悉了，所以妆神弄鬼，让那些男人昏头转向，以为真遇着了神仙、鬼魅、木客、花妖，或是狐狸等精怪。

　　综括这些故事来看，偷情或淫奔者，包括了处女、逃妾、寡妇等各色女子。有不少托称出身高门第，如张相公夫人、吕使君夫人、王知县女。也有些虽不如此自称，但由其行为，例如可以赡给男人，或拿钱物给情人，亦可知其出身是较高的。她们找的对象，往往是比自己低一点的，如茶仆、酒保、小官，要不就是士子书生。

　　书呆子好骗，与读书人交往也较无后遗症，这些女人以他们为对象，很容易理解。地位低一点的男人，逢着这般艳遇，自以为他们碰着了高门第的女子甚或仙姑，更符合男人在两性交往时喜欢自认占便宜的心理。女人也善于运用这种心理，在男人既疑且喜之际，说神说鬼说妖说怪。

　　而她们既是淫奔、既是偷情，当然不欲人知，假托神怪，正是个好方法，更可合理化淫奔偷情的情境。在男人认起真来以后，假托神怪，还能让她们保留一个退路，使她们可以藉此别去。

　　当然，要不要走，仍要看她们自己。西湖女子、小陈留旅舍女、南陵仙隐客都趁机走了；茶仆崔三、吕使君宅的女人则留了下来，吕使君娘子甚至与男人共同生活到男人死了才走。而不论来或走，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女人都握着主动权，男人只是被摆布被利用的，利用他们来满足欲望或生小孩而已。

　　这不是宋代特殊的景况，大家只要想想六朝的遇仙故事、唐人传奇《游仙窟》《会真记》，就可明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绵延若干朝代的事例。早期多说女仙，后渐说鬼，继而说狐为盛，直到《聊斋》以后。

　　传奇或笔记小说，具有史笔的性质；其纪载，有时也接近现今社会的八卦社会新闻，故亦可用为史料。就算不由征实的、历史的角度看，纵或小说具有虚构、想象的成分，这些遇仙遇鬼遇狐故事，也在它高度类型化之际，显示了它折射社会真相的意义，类聚了共同的主题。

　　这些主题或征象，都告诉了我们：只用男尊女卑、女子是男性及其家族之生育工具、夫为妻纲等几个观念，或“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劝酬，庶几有别”“无故不出中门，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年及八岁者，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郑绮?郑氏规范）一类女诫家范资料来看宋代妇女生活，是拿错了地图。宋代一向被认为是道学礼教对妇女压迫增强的时代，可是由这些故事中女性情欲自主的状况，她们受了什么礼教的压迫？

　　三、家事劳动之外：社会场域的妇女

　　《夷坚志》又载妇女营生事甚多。卷五十《吴六竞渡》条云：“初永年监兵方五死，孀妻独居，营私酿酒。每用中夜，雇鱼艇运致，传入街市酒店，隔数日始取其值”，看来生意做得不小，所以也雇了人帮忙。

　　卷四六《薛湘潭》条，说薛某出外访案，在路边一小店，“一老媪在焉，入座将买酒。媪曰：‘此间村酒，二十四钱一升耳，我家却无’。薛取百钱，求买二升。媪利其所嬴，挈瓶去。少顷，得酒来。与媪共饮。媪喜甚，献其熟牛肉一盘酒斟”，遂谈及一椿凶杀案，说“某家小娘子，与东家第三个儿郎通奸，后来却被杀了”。这妇人也是开酒店的，只是店小，不似前者做卖酒大盘商。

　　卷四三《罗山道人》也是妇人开小店的。罗山县“有沈媪者，启杂店于市，然亦甚微”，有道人来求食，媪说：“别无好蔬菜伴饭，少俟碾面可乎？”遂进面。道人感荷，送了她一付造酒方。后乃以善酒闻名。

　　除卖酒开店外，还有一些别的营生，如乳娘、接生婆、医生等。为医者，如卷三七《屈老娘》云：“武陵城东宋氏妇女，产蓐所用乳医，曰屈老娘。年已八十余，尝以满月洗儿”。卷八《张小娘子》记：“秀州外科张生，其妻遇神人，自称皮场大王，授以痈疽异方一册，且诲以手法大概。遂用医著名。俗呼为张小娘子，又转以教其夫”。卷廿七《宗立本小儿》则说宗氏世世为行商，绍兴间“与妻贩缣帛抵潍州”。又《支友璋鬼狂》云涟水支氏，营客邸于沙家堰侧，“夫妇自主之。遇商贾持货物来，则使其子左璋作牙侩”。卷廿一《王彦谟妻》亦载王氏“樵妻子处僧堂后，以典质取息自给”，这些都是夫妻两人共同营生的。

　　卷六《翟八姐》则载另一特殊行当：“江维闽楚间，商贾涉历远道，经月日久者，挟妇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则共榻而寝，如妾然。谓之婶子。大抵皆末娼也”。其中，被记录的这位翟八姐，“身手雄健，膂力过人，其在途荷担推车，頳肩茧足，弗以为劳，壮男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营逐什一，买贱贸贵，王获息愈益富。缁铢收拾，私所蓄，亦过千缗”，是位能干且精明的女性。

　　以上这些开店、做生意的，或夫死，不得不独自营生，如方五之妻，或卷五《鄂渚王媪》条云：“鄂渚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王翁死，媪独居，不改其故”。也有些是夫妻一同营业做买卖的，或自己去做乳娘、产医、行医。类别差异甚大，但叙述者描述这些事况时，是把它当成普遍寻常之事业来讲说的，夫妇共同营生时，也不把妻妇放在依附男子的地位。可见此类事况，殊属平常，乃当时社会之一般状态。女人并不是仅在家中纺绩、做女工、主中馈而已。

　　《翟八姐》故事较为特殊，其事殆为当时游娼之一种。女子为娼，乃古老行业，《夷坚志》所载甚多，但不必录，因为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女人会有这种行业。可是宋代之所谓娼妓，有许多类别、许多等级。有时“娼妓”只是“倡伎”、指在社会上奔走，以技艺讨生活者，吞刀吐火、跳绳击丸、唱曲说书，靡不有之。我们现代社会中从事演艺业、服务业的许多女子，在宋代就都被称为倡伎。

　　《夷坚志》支庚六《双港富民》条：“俄有推户者，状如倡女，服饰华丽，而遍体沾湿。来曰：我乃路歧散乐子弟也”，补二十：“女童皆踏索踢弄倡，先系索于屋角兽头上，践之以行”，讲的都是这种倡伎。甚至从事饮食业者也称为伎。百岁翁《枫窗小牍》上：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索七儿……之类，皆当行不数者。宋五嫂，余家苍头嫂也。

　　曹婆、宋五嫂都是工伎著名者。其他娱乐业，瓦舍伎艺人则如《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载：

　　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俏枝儿……奴称心。……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董十五……朱婆儿……俎六姐。……文八娘叫果子……﹝注五﹞。

　　上述诸倡伎中，自有等级。《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说：“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札客’，亦谓之‘打酒坐’”。

　　有正当技艺者，地位较高；仅服劳役，可有可无，或提供小娱乐者，地位较低。翟八姐之所以为末娼，就是因为她从事的是炊爨薪水之劳役，夜来还要提供性服务。

　　除此之外，“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綼妮”（梦梁录·卷十九）者亦甚多。

　　在这方面，我要提醒大家：

　　一、早期全汉升已有《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一文，由实业，游艺、杂役、妓女四个方面讨论过宋代妇女职业问题，本文此处仅以《夷坚志》为范围，做了些补充，当然仍不够全面。但宋代社会上女人从事的工作，现在也还多是这些，古今并无想象中差异之大。

　　二、现代社会中越是下层政经位阶家庭，女子越多从事此类工作。因此，社会压迫与不公之原因，可能不在性别压迫，而更在阶级剥削。东坡《志林》载：“近闻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江南尤甚。闻之不忍”，即指此类事，贫者不只溺女，也溺男。其子女长大后能干什么事，也可想而知。

　　三、公不公义，也非绝对之关系或性质。廖莹中《江行杂录》有云：“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中下人户，不重生男重生女，当然是因为女性在阶级剥削的情境中，看起来惨，实际上好。对家庭好，因为出路广、价钱高；对她自己好，因为可藉此达成阶层流动，改变其原属社经地位。穷人家男孩当然也卖，但卖去只能做佣仆厮隶，终是劳工，价钱也不会高。

　　因此，妇女遭买卖这件事，既是社会的不公义，同时也显示着对低下阶层男性的双重压迫，须要做较细致的深入分析。

　　四、情欲幽闭之外：自主交际的男女

　　在男女关系方面，《夷坚志》卷三《游节妇》条：“建昌南城近郭南村民宁六，素蠢朴，一意农圃。其弟妇游氏，在侪辈中稍腴泽，悍戾淫佚，与并舍少年奸。宁每侧目唾骂，无如之何”。

　　同卷《高周二妇》条：“南城邓札生子，雇田佣周仆妻高氏为乳母，时其夫已亡，高与恶少年通奸，至于孕育”。

　　卷四《哮张二》条：“鄂州大吏丁某死，妻年方三七，与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于成立。朱略无忌惮，白昼宣淫”。

　　卷十二《王武功妻》条：“京师人王武功，居鞿拗巷。妻有美色，募缘僧过门，见而悦之，阴设挑致之策”，后来终被此僧设局弄到了手。同卷《西湖庵尼》条则说临安某士人妻，为少年所慕，请一尼帮忙。“尼持钱犒轿仆遣归，设酒连饮两婢，妇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时始醒，则一男子卧于旁”。这是尼姑替人拉皮条，以成就奸情。

　　卷十三《临安吏高生》条：“朱思彦则，淳熙初知临安县，因钩校官物，得押录高生盗侵之过。其妻尤贪冒，每揽乡民纳官钱，诈给印钞，而私其值”。

　　卷十五《郑二杀子》条：“武陵民张二，嫁女，招邻里会饮，郑二夫妇预焉。郑妻素与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偶堕箸于地。张妻戏曰：‘定有好事’，郑妻笑问故，曰：‘别无好事，只是个光头子，’一座哗然”，结果两家提刀杀成一团。

　　卷二五《衡山氏》条：“衡山氏某氏，以社日祀神饮酒跌死，魂回到家中，只见“妻在床绩麻，二子戏于前。妻时时咄骂其夫暮夜不还舍”。同卷《苦竹郎君》条则载善化苦竹县祀苦竹郎君神，里中余生妻唐氏去其庙中，“唐氏素淫冶，见土偶素衣美容，悦慕之，瞻玩不能已。众已出，犹恋恋迟留”。后来神遂来找她媟欢。

　　卷三十四《王上舍》说王氏与友人去观灯，见一美姬。两人看对了眼，逐渐走入小巷，“王托如厕，狎身相蹑，情思飞扬”，姬也有意，约以他日。王氏却说：我现在就想得很哩，哪能等到改天？“吾方寸已乱，何暇迁延？携手将与绸缪。四顾巷陌，灯烛车马，略无可驻之地。念市桥下甃石处差可偷期，乃野合而别”。

　　以上这些纪载，表现了一幅什么样的景观？男女防嫌守礼、授受不亲？妇女不预外事？妇人专以柔顺为德，奉夫纲若帝命？女性在性关系中处于被动、委屈或受虐的地位？男性一贯表现其攻击性与支配性，占有女性？

　　都不是！这些，显示宋代男女社交基本上是公开、自由且频繁的。《东京梦华录》诸书所载妇女逛街、游夜市、跟男人杂在一块儿聚赌、结社等等就甚多。女性，并不是想象中被幽闭的性别。她们会出到家门外活动、消费、社交；她们自己有许多也从事工伎职业，或自家之中有生意，要与人交际往来、做买卖，情况与现今妇女无大差异。

　　女人既跟男人交往，也自己结伴去玩。妇女结社，现在发现最早的资料是北朝东魏武定三年。敦煌遗书还有两件唐五代的“女人社”社约文书。宋元明清女人结社，则广及宗教、技艺、经济、游戏等各方面。

　　把她们想象成被幽闭的性别，一部分出于男性对女性情欲发舒的畏惧，故提出其理想，想象或希望女性可被幽闭。一部分源于西方对中国社会的误解，把所谓“东方专制社会”的想象，用在男女关系的理解上。被幽闭的女性，委屈、柔顺地处在家庭（且是父权制专制家庭）中，即如臣民委屈柔顺地生活在专制帝王权威之下。

　　还有一部分，则是现代人对于跟“现代”有革命性断裂的“古代社会”的想象。

　　这，一称为异性的想象，以为异性是什么。就如女人常误以为男人如何如何那样。

　　二称为异邦人的想象。我们常把远方异邦人想象为神仙、救星、启蒙者，或头生角、性淫乱，彷佛跟我们不同的妖怪，把远方异域想象成香格里拉或地狱。

　　三称为革命的想象。革命者必须把被革命的对象妖魔化，革命才有正当性。现代女权运动革命的真正对象，固然是当时的女性压迫者，但做为现代化整体革命运动的一环，古代的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解放的反面材料，被塑造成幽闭于父权宰制之家庭中的性别。

　　可是想象的编织并不难核验。《衡山氏》载那村民跌死回家，在窗下看见老婆在做事、小孩在玩，老婆嘴里还絮絮咄咄责骂老公：不知又死到哪里去了，这么晚还不回来！这不是现在男人回家站在门外或窗口也都会看到的景象吗？什么父权制、性压迫，这些概念，在碰到这类具体状况时有什么解析力？

　　《临安吏高生》云高生侵盗。可是他侵盗的源头，恐怕更在于他老婆“尤贪冒，每揽乡民纳官钱，诈给印钞，而私其值”。这不也是许多结了婚男人贪婪犯罪的原因吗？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固然不能说是女性占了主导地位，男人就只是帖耳听命而已。但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夫妻相处，也绝对不是先生发号施令，妻子则一切柔顺听从、臣服于下的。

　　在夫妻相处的动态权力关系中，有的先生强势，有的妻子强势，如俗语所谓：“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游节妇》条说宁六之妻“悍戾”，跟人通奸，宁六每侧目唾骂，但无如之何。就是雌风盛于雄风之例。《郑二杀子》条又说郑二老婆“素与和尚通，人多知之”。人多知之，她老公焉能不知？既知而隐忍之，其妻之势必有以压之。被人当众讥嘲老婆偷了和尚，觉得不堪后，也不是回头来责备妻子，而是怪别人为什么要讲这种丑话，提了刀去打架、杀人。这种行为，更能让我们体会其夫妻的实质权力关系。

　　在权力关系中不受压抑的一方，才较能自主地申张或表达其情欲，《上饶徐氏女》《游节妇》《哮张二》《余干民妻》诸条所说的那些妇人“淫佚”“性颇淫冶”“性淫荡”，都表现了这一点。

　　淫，是过分的意思。若不过分，男女都有情欲，就更没什么可说的。男追求女，女挑逗男，今以为常态，古亦不会有啥不同，否则中国人不会繁衍到现在十五亿。但志怪之书对非常态的淫佚现象当然更感兴趣。像男人在路上看见美女，尾随搭讪，乃是常态。女子有意，约期再见，也是常见之事。但双方猴急到立刻要找地方解决，就不寻常了。一时没找到宾馆，两人竟拉着到桥下甃石处野合。这便可称为淫。情欲之发，过分了些。

　　五、宋代社会的顺欲与禁欲

　　近人有个常见的想法，认为宋代理学兴盛，所以禁欲、对妇女也严酷了起来。

　　可是这类想象实在可笑，宋代哪是如此？《武林旧事》曾载宋代杭州“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柜坊赌局、水官德局，不一而足”（卷六）。美人局者，利用女子设局诈欺之谓也。包括仙人跳、找妓女诈为人家姬妾、诈为神鬼狐怪之类，《癸辛杂识》后集载一事，亦属美人局：

　　闽中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凡觉面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见也。或男子不知而误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知其说，则多方诡诈以误往来之客。杭人有稽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独行，颇有姿色，问所自来，乃言为父母所逐，无所归。因同至邸中。至夜，甫与交际，而其家声言捕奸，遂急窜而免。及归，遂苦此疾，至于堕身、塌鼻、断手足而殂。

　　由疾病的角度看，这是转移巫术的应用。女方家族共谋设计诈骗男人做替死鬼。由神话分析看，则女子生的是什么病呢？疾病的寓意，只是指女人有了性需求，面泛桃花，想找男人，故托辞以遂其意罢了。

　　但不论如何，设局行骗者不只杭州，各地都有，千奇百怪。据《随隐漫录》云：“钱塘游手数万，以骗局为业”，则光是杭州就有这么多人依此为业，各地各类美人局之多，可想而知。

　　我们现在并不是要谈设局行诈的问题，而是想藉此类资料来辅助说明本文第二节所录那些《夷坚志》中女子假托精怪鬼神，或自云为逃妾孀妇室女的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其次，要建议大家想想：这些故事之所以可以发生、那些骗局之所以能进行，须有什么社会条件？一个男女授受不亲、女子受礼教束缚着的社会，能发生这些事吗。

　　试想：这些故事，多半是见到女子（男子）独行，男人（女人）即上前挑逗，或即邀共宿乃至野合。或入一人家，见人家男主人不在，便与女主人苟合。或女子径去找单身男子敲门叩户。或一女来访，随即留宿与合。这样“随便”的男女关系及其社会，不正是故事之所以能成立的基础吗？

　　把这种情况跟现在比一比，例如你现在敢不敢在路上一看见美女即上前挑逗且立刻邀去性交？就知道宋代男女交往情境绝非想象中那么僵化保守、窒扼女性。

　　宋代还有一些地方风俗，让男女交往及性需求得以满足，例如《癸辛杂识续集》载：

　　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于每岁七月，聚于州主之厅，铺大球于地。女衣青衣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仆于球。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

　　这是典型的“送作堆”，乃该地之正式婚制。女人用头盖遮住头脸，是避免男方以貌取人，要全凭拥抱亲吻以定合否。想结婚，而又无交往能力或机会者，以此法令其有配，取不以目，而听之以气，未尝不是个好办法。

　　正因整个社会是鼓励“窕窈淑女，君子好逑”，也积极促进男女匹配，提供男女交往空间的，所以某些大家族高官门宦或理学家，才会在男女防嫌方面着意，刻意矫厉以为高，让人在道德上产生“难能可贵”的崇高感，增进其妇女的身价地位。强调贞节，亦属其中之一端。提倡者亦有藉此矫厉风俗之意。

　　那时，整个社会，女人就学、参政、从事公共事务之权利及机会，还比不上男性，是无庸置疑的。但只从性压抑、男女防嫌、授受不亲；女性缺乏社会生活，只活在家庭及家事劳动中；受礼教束缚、片面贞操观宰制等角度去看宋代妇女生活，显然也是大错特错。

　　龚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