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门！周五晚3309的概论课火了！

　　小编说有人说，大学里所谓最难上的课，是思政课的核心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然而就是这么一门“最难讲的课”，竟然在复旦大学火到了每学期学生必须“秒杀”的程度。这课到底是怎么上的？最近几天，“复旦‘最年轻’的教学团队把‘最难讲的课’上得最精彩”这一消息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连上海市政府网站的“上海要闻”也报道了这则消息。有图为证。

　　

　　3月20日晚6时30分，复旦大学管院大一学生曾浩钊走进3309教室第二排坐下，手里除了上课要用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本，还有一本刚买的《基督教神学范畴》，那是主讲老师陈琳上一堂课推介的参考书。来之前有同学问他，怎么选周末晚上的课，他回答，“我觉得她讲得好”。放眼看去，偌大的阶梯教室坐满了学生，他们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学生不爱听，老师讲得累，这是思想政治课给人的刻板印象。怎样把这门“最难讲”的必修课上好？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一支“最年轻”的教学团队，平均年龄43.5岁，他们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活跃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讲台上。经济学专业老师陈琳，就是其中之一。

　　小曾记得上周第一节概论课时，陈老师那出乎意料的“导论”，不是照本宣科，而更像一段内心独白。他说，“她像一位朋友，与我们交流自己的心灵成长史”。

　　陈老师说：“起初读到这本《沉默的动物》的时候，有种莫名的抵抗——如此骄傲的我的灵魂，怎么会是动物本性呢？但后来发现，作者的观点并不孤单——我们体内这个沉默的动物，既可能展现出贪婪、自私和残暴这些所谓的‘兽性’，却也是璀璨的文明史的创造者。我们这门课所关注的，就是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建设，让这个‘小动物’更多地展现‘文明’，而非‘兽性’；而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鲜活的当代中国。”

　　之所以如此开启概论课，还有一段故事。2012年9月，刚刚留校的她上这门课，向同学提问，“如果你是复旦校长，你想做什么？”有位男生站起来说，“我想取消思政课”。“当时有点蒙，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正是那一刻的无措，促使她更投入钻研，也才有了这段被不少学生津津乐道的开场白。

　　“我想，这是我对3年前那位男生的回答，更是对3年前自己的回答。”陈琳认识到，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的难度在于课程本身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很强，照本宣科学生很容易产生枯燥感，而且其中一些基本原理和中学课本的内容也有相似，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兴趣。在如今信息爆炸的社会，学生发现教材理论内容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反差，也使学生产生怀疑感。种种因素，造成一种“概论课不好上”的成见。而在讲台上，与上百位学生分享自己的阅读、经历和思考，成为她选择的教学方式。思想教育润物无声，心灵互动拉近了师生距离。

　　“陈老师的课很特别，说理严密，也很坦诚。”杨正圆说，“我是医学生，我喜欢这样的老师”。他早早抢好了第一排的位置，奋笔疾书。

　　《周易》、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杨绛的《我们仨》、葛兆光的《中国十大经典》、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琼·罗宾逊的《经济哲学》、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各时代、各领域的经典出现在陈琳老师的一次课中，她带着自己的思考娓娓道来。如今在黑板前自如宣讲的陈琳，也曾经害怕上这门课，因为“需要面对的学生的问题太多了”。她选择扩展学习、阅读。看三个版本的毛泽东传、邓小平传，看其他学科对社会问题的解读和方法论研究，向教学团队的前辈请教，成为她备课的底气。

　　陈琳是经济学专业的，专注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擅长采用经济学方法进行教学。在她看来，《概论》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为主线，以讲解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为内容，尝试回答“通过怎样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让当代中国社会更可爱”这一问题。要回答好这个问题、讲好这门课程，需要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和部分人文学科，经济学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实证计量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结合专业研究的讲述，有助于树立一种认识，即公共政策的制定既要有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也离不开严谨学术分析。她更鼓励学生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理性争论。

　　很多学生对陈老师强调学术分析的重要性记忆犹新。已经旁听了两个学期的大二学生小梁说，“她用恋人吵架打比方，恋人吵架处于‘聋人交流模式’，彼此宣泄情绪却回避理解对方，不少社会问题的争论也是如此。只有客观冷静的学术分析，才能沟通彼此，真正解决问题。”

　　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概论》课教学团队，像陈琳这样的青年教学达人不少。他们都是学术上的牛人，而且40岁以下的老师占到四成，最年轻的还不到30岁。老师们虽然年轻，却师出名门，成果斐然，深受学生喜爱。

　　不久前，由副院长顾钰民教授领衔的“基于实效性的《概论》课教学改革和建设整体推进探索”教学改革项目，获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是思政课程项目中的最高奖项。

　　顾钰民介绍，提高教学实效性，是《概论》课教学的基本立足点。经过深入调研和筛选，从教材的每一章中提炼若干大学生关心的理论热点和思想上存在的疑点等问题，作为教学的重点加以展开，通过讲问题，讲清楚现象背后的理论，并与现实有机联系，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为了使学生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李冉教授会拓展视角，讲西方、讲中国，谈古代、话今天，“让学生从历史当中得出这个结论”。“不能说80后、90后的学生不关心政治，”李冉总结任教的最大感受，“只要激发起学生的钻研动力，消除以往的看法成见，学生自然会参与到课堂中来。”不但不回避对敏感话题的讨论，还把遇到的问题编入辅助教材，进一步解答。

　　复旦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刘承功说，这个团队中学科背景各异，有经济、政治、法学等，不同专业的思考角度相互碰撞，共同来为年轻学子传授理论知识，人生引航。

　　来源：上海市政府网站

　　

　　1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浅谈我的理解。

　　从哪儿开始说起呢？从我们自己说起吧。坐在这里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人”。我们的祖先说人是天地之灵，但是英国作家John Gray 不这么看。他看到“人”这个字时想到的是“动物”。2013年3月，他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Silence of Animals的书，指出，“人类自以为已经跨出远离动物状态的伟大一步，其实是一种现代的傲慢之姿”，他追问，“我们在饥饿、争斗和被囚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费尽苦心用各种神话和理想来巧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而这么拐弯抹角的做法，只是为了尽力掩饰和避免承认我们实际上兽性犹存”。

　　起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有种莫名的抵抗——如此骄傲的我的灵魂，怎么会是动物本性呢？但后来发现，Gray的观点并不孤单。比如，大家熟悉的电影里，《1942》对特殊时期的人性的展现、《星际穿越》中塑造的那位极其聪明、却为了求生而撒谎的星球探索者、《狼图腾》中作为“神”的狼性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性的潜台词，都有类似的视角。是的，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故事。

　　而最近两年，我还对“动物本性”有了深刻的直接体验。这主要来自刚刚1岁的儿子。伴随着新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成长，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人类原来距离自然这么近。看着用滴溜溜的眼睛充满好奇地观察着周围一切的他，看着从只会“哭和吃”到慢慢对语言、社会有所反应的他，常常会不由地想，我们大家，这些平日里看习惯了的身边的一个个大人，怎么就从这么一个看似纯粹的大自然里的一员、成长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了呢？一代代这样成长起来的小人儿，又怎么创造了如此灿烂的人类文明呢？

　　于是体会到林语堂所言。林语堂的话让我想起大学的学科分类：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学科和艺术、宗教，确实，所有的知识和文明，都是人类对生命的献礼，只是角度有所不同。如果说，右半轴的人文学科是对既有生命的赞赏、欣赏和感悟的话，那么，左半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是想要了解生命、进而让人类更好地生活。其中，自然科学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所处的外部环境，探讨人与自然如何更好地相处；而社会科学则从群居的人类社会内部着眼，探讨人与人如何更好地相处。所有的人类文明都在这个箭头上闪烁，它太绚烂了。

　　

　　在这样耀眼的绚烂里想着Gray关于“兽性犹存”的警示，我明白了：我们体内这个沉默的动物，既可能展现出John Gray眼中贪婪、自私和残暴这些所谓的“兽性”，却也是璀璨的文明史的创造者。究竟展现出哪一面，则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既包括在自然中的环境和位置，也包括在人类社会中的环境和位置。而我们这门课所关注的，就是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和文化的建设，让这个“小动物”更多地展现“文明”，而非“兽性”；而它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鲜活的当代中国。或者说，这门课想要尝试回答下述问题：通过怎样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才能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更加可爱？这就是我对这门课的宏观理解和把握。

　　恩，我们终于说到了这门课。哈哈，这是门什么课呢？晚饭时候碰到同学，你可能会说，哎，又要上政治课了。对，政治课，那么政治是什么呢？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有马基雅维利认为的政治就是权术和统治术，也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就是追求至善”和“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两种说法，一个完全从人的自私性出发，得出极端厚黑学的结论；另一个则在目的论的框架内，指出人类通过政治活动摆脱兽性、走向至善的可能。哪一种正确？可能很难有确切答案，但是，现实政治并非要等我们做好了这个选择题才开始运行。如果从这个人性争论的“天”掉到现实政治运作的“地”上来，我更愿意同意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治是众人相处之道和管理众人之事。

　　众人如何相处，众人之事如何管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观念形成不同的主义和政策。而我们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就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的“众人如何相处，众人之事如何管理？”这个问题的官方解答。而“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公共政策的普及和解读”，就是我对课程的具体理解。

　　2价值立场与独立思考

　　事实上，大家所有的课程、尤其是人文社科方面的课程，当把书本上的知识落脚于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应用时，都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随着课程的展开，大家就会发现，这本教材的解读需要运用到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哲学等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与方法，这是这门课的挑战所在，也是魅力所在。那么，它和大家的专业课区别何在？在内容上，课程是通过两次飞跃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把“关注中国现实”串起来的，这是第一个区别。其他呢？有同学可能会说，区别就在于，政治课想要给大家洗脑。这个说法对吗？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理解：

　　

　　处处不在的价值立场

　　确实，我们的课堂具有价值立场，但是这并不是政治课与其他专业课的区别。我们回到学科分类的箭头：在最左边，看看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一部自然科学史都难免与价值立场的纠葛，但在人类理性代替了宗教地位的今天，我们可以认为自然科学具有相对较大的中立的可能；在最右边，人文学科则具有天然的不中立性，艺术和文学依赖于人的审美，其中必然充满了对各种价值观的直接或间接表达，哲学和宗教更是以回答“我们应该怎样活着”为直接任务。最为模糊的可能在箭头中间，经济、政治、社会、法律这些尝试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呢？近代以来，这些学科殚精竭力，只为争取中立的“科学”地位，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无一不是意识形态和科学方法的混合体。

　　其中的困难可以被总结为：社会科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独立于价值立场的概念和语言体系。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由于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其讨论的议题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味，所以必然涉及到价值取向；其二，由于涉及到伦理问题，对人类实验进行控制的困难使得我们的结论不得不依赖于对观测到现象的解释，而解释，就必然牵涉到评价。后面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详细展开，在导论这里，我们以经济学这门目前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科学性”的学科为例进行简单的说明：借用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其著作《经济哲学》中的几段话，对此进行一些简单介绍。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渊源，而后者则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中对此再进行详细解读，大家会发现，不同经济体制的选择不仅仅是个技术选择问题，更是价值选择问题。

　　社会思潮的风云变幻

　　罗宾逊夫人的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道出了在内容之外、政治课与专业课真正区别的另一个方面：是“大鸣大放”还是“默默地”宣传其价值取向。那些认为西方国家不存在政治价值宣传的观点太幼稚了。如果大家去深入研读自己手中一本本译自西方的专业课教材、去用心体会各大西方媒体的所谓专业报道和一部部美剧、英剧的台词、情节，就能感到，西方的价值宣传已经深深融入在其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甚至深深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文化氛围。

　　有同学可能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对的，西方的价值观宣传犹如处处不在的“软广告”。2014-2015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双年展的卷首语引用了一段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其（小说）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这段话直接针对文学，但双年展的题目“社会工厂”很好地阐释了其更广的含义。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社会工厂的产品。这个工厂里用于塑造我们思想的机器，有好比“嵌入知乎的广告”的无形价值宣传，也有犹如“硬广告”的我们的政治课。而这两种方式，我更喜欢直接而明显的宣传、以及由此引起的充分讨论，在我看来，这正是政治课存在的意义和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因为其直面价值选择，他也就天然地不能躲在理论的象牙塔里，天然地要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这个其实非常难。而当代艺术领域的先锋艺术家们所策划的双年展，似乎也把此作为其目标。

　　

　　这个展出犹如真实世界价值观战斗的一个缩影。如果大家用心观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里的语言和信息体系，就会发现，西方与东方，左派与右派，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影响力，仿佛不同的裙子在不同的时代交替流行，也仿佛变幻莫测的江湖，风起云涌。

　　左派曾经是西方思想界最流行的元素，但凡文人，曾经都恨不得见人就表明自己的左派立场，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还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政治流派；但短短十年之后，左派却几乎完全失势；

　　然后，随着2008全球经济危机，人们又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有深层的结构问题与道德性缺陷：美联储掌门人格林斯潘接受公开审判，并承认自己错了，承认“那些看起来非常坚实的大厦以及事实上是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关键支柱的东西倒塌了”；

　　随后，资本论在全世界空前火爆销售，各国学者、政要、金融家企业家争相购买和阅读，西方媒体调侃，如果马克思还在世，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能轻松让他步入福布斯富豪榜，但是当年，这部巨著的稿费还不够马克思写作期间买烟的钱；

　　紧接着，哈佛学生罢课当代主流经济学巨匠萨缪尔森、百姓们占领华尔街，开始用切实的行动抵抗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思潮；更近的，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的资本论》中证明，除了大规模“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或者通过暴力革命的社会大洗牌，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无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再次掀起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论战热潮。

　　是的，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江湖之中，它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价值观的广告与争斗，而你们，可爱的年轻人，就是这各个流派想要争取的对象。有同学可能问，我们可以自绝于江湖吗？是的，中国文人向来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出世梦想。我也曾经有。但是十多年的成长让我深深体会到，个人选择紧紧依赖于社会选择，中国文人的所谓出世，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绝于江湖，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参与而已。

　　事实上，对于还未了解“世”、“政治”究竟是什么的我们这些年轻人，根本无从谈“出或者入”，也就无从谈“冷漠与否”。我们刚刚对各个学科的分析也表明，除非拒绝语言与思考——也就是选择不再为人，那么，价值立场的选择就无法避免。

　　理性交流，独立思考

　　我们的课堂就是这无休止论战的一个战场。不可否认，也无需否认，站在这里的我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但是同时，当然，我的选择权在我，你的选择权在你，在这个课堂上，我们尝试，看我的理性，是否能说服你的理性，还是相反。有同学说，那就是，老师是有洗脑的倾向的，对的，但是其实我们一旦开始交流，彼此就是都有这个倾向的。我想，唯一的不被洗脑的方法，就是独立思考。其实，在课堂上是否被洗脑，不取决于有没有这样的课程，不取决于老师的态度，而取决于大家是否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经独立思考而接纳或否定，就不是洗脑，否则，大家被人人网和朋友圈儿洗脑的程度一定大于任何一门政治课。不想被洗脑的同学，就开动脑筋一起思考吧。

　　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因为我们似乎有从众的天性。《乌合之众》里举例说明人类为什么会有从众心理：在原始社会，如果有人大吼“狮子来了”，那么，是选择从众奔跑的人存活的概率大、还是选择独立思考（站在原地努力思考）的人存活的概率大呢？很可能是前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独立思考了呢？

　　

　　确实，原始社会里的生存可能需要盲从，但今天不行，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年代，已经不再是那个茹毛饮血、依靠原始体力在自然中求生存的原始社会。与之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目标多元化、手段多元化、信息泛滥化的快速变化的社会里。不独立思考，不仅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而且，几乎就等于失去自由和自我。听起来可能有些残酷，但是事实就是，在充斥着各种有形和无形价值宣传的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在双年展的一个作品中所描述的“被切断了脑部思维能力”的、“流行观点”的“繁殖者”。

　　我们需要独立思考的另一个独特原因是，在西方价值主导的情况下，独立思考对于中国尤为重要。西方的经验教训是重要的，但是听信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已经证明，真正的决策，不应该由时髦的外国顾问、而是由了解一国现实的本国人民做出。和友邦人士建立深厚友谊毋庸置疑是可行的，但是在国家的层面上，这世界大同在短期看来依然是梦想。对于这片土地，生我们于斯、长于斯，血浓于水，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独立思考。这不是要煽动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只是客观地道出我们目前所生活世界的事实。我不想对此详细展开，看双年展中陈界仁的另一部作品、想一下很多同学都已经有的经历，相信大家就可以有所体会。

　　放在国际视角下，我想到，我们，当代中国年轻人尤其需要独立思考，还有其特有的原因。对于生活在社会大变革之后的我们，在中国的80和90后身上，我觉得我们有着深深的“历史断裂感”。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给大家讲两句话：其一，一位法国学者在其介绍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中记载，“当问及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法国革命的积极性有何评价时，据说这位总理曾这样回答：‘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尚早’；其二，今年和法国的导师交流时，我问“是不是欧洲建筑用大块石头，比较容易保存，所以欧洲的房子大都比较old？”，这位已经退休的老教授笑着回答：“呵呵，这取决于对old的定义，我们而言，超过400年的房子才算是old”。

　　在我听到教授回答和看到书中记载周总理回答的时候，深深为自己的缺乏历史感而感到惭愧。静下心来想，会发现，也许因为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所以在我的脑子里，真正与自己有关的历史似乎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而之前，封建中国太遥远，近代中国太不可思议，似乎都与自己无关。和国外的老师同学聊起来时候，发现他们对于历史的传承和我脑子里的断裂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历史的断裂感之外，中国不同于西方的，还有知识本身的断裂。除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同学，大家看看自己所用的教科书和参考书，是不是十之八九都是由西方人所著？而我们回到现实生活时，我们的家庭伦理、我们的政府行为，是不是又十之八九依然深深刻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痕迹？我们不断想从西方引进，想学习西方，却一次次看到引进来的制度或者水土不服而无法存活、或者在中国独特的环境下走了形。

　　时间的断裂带来我们的历史缺失感，而知识的断裂使得我们的价值观面临现实茫然感，并时时面临现实操作性的挑战。这样的断裂，在西方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独特断裂感，可能是导致我们政治冷漠的原因之一，同时，如果想的透彻，也是我们这代人绝对不能再继续政治冷漠的原因。这样的断裂，也可能是在当代的中国，这样超脱于专业课、专门讲述大概念的政治课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另一个原因——不同于西方只需要专业课就可以建构一个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我们这里，我们需要想的更多。

　　可以说，从两百年前我们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被迫学习西方算起，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改变这些的希望和重任就在在座每个同学的肩上，而我们这门课，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关于百年中国社会的鸟瞰图，给大家提供思考的背景、改变的起点。

　　3如何清醒认识自己的观点？

　　“认识自己的观念”，看似简单——我们难道还会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吗？但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因为，认识自己的观念，不仅仅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明确其在整个人类知识图谱中所处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的自大和自卑，就是因为未能了解和坦然面对自己的所知所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地位。那么怎么做到对自己的观点自知和坦然呢？我觉得主要方法有两点：

　　第一，广泛阅读，不局限于某一派、某一专业，而是集百家之长。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提倡通识教育的原因之一，如果一直在某个专业内被其方法完全浸染，可能就很难达到对自己的观点自知。虽然通识教育今天也受到不少批评，但是从本科开始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我觉得不是坏事。只有拥有了跨学科的视野，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独立自由的思考和畅游，才能更接近对自己的观点实现自知。

　　第二，打破宗教和神的权威之后，当我们把最后的依赖定位于人的理性时，要认清自己的观点，还需要不断反思，敢于挑战，不仅是挑战权威，更需要挑战自己的那份舒适感。

　　

　　在一定程度上，理论是人的一种需要。正如格林斯潘在接受关于金融危机的审判时所说，“一种思想仅是处理真实世界的个概念性框架，但是人存于世，你需要一种思想，不管它正确与否”。

　　葛兆光老师在他的《中国十大经典》一书里也对此进行了非常棒的说明。他说，人需要理论，就好比一个人处在黑洞洞的大楼里需要灯光：如果有人在黑洞洞的大楼里既不熟悉路，又开不了灯，就会觉得孤立无援和恐惧；但是如果有一份大楼的结构图，知道每个角落的用途和他们之间的关联，就会不再害怕；如果又再有一串各个房门的钥匙，可以随时打开和观赏各个门，那么就可以放心大胆，有了主人的自信。

　　他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古典文学的发展史来对此进行解释：中国最早的经典著作是《周易》，在上古，我们对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感，只能靠占卜的完全随机性来做所有决策，而随着人类智慧的发达，我们开始不仅靠“天意”，而且靠“人事”来做决策。

　　这样的理性给我们提供了安全感。但是，这样的安全感可能部分的来自于理性的自我陶醉。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时刻警惕那个作为工具的、为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基础的理性，也就是说，我们要尝试脱离自身的生物利益来反思和建立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不断追问下去，并不容易。甚至可能带来茫然。如何“绕道行”？我的想法是：“不持成见，不守固见”，发展自己的观点。

　　如何发展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词：学术方法。

　　英国著名哲学和教育学家怀特海曾说：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剩下的东西才是教育。周国平在阐释他对这句话的理解：一个人从此成了不可救药的思想者、学者，不管今后从事什么职业，再也改不掉学习、思考、研究的习惯和爱好了，方可承认他是受过了大学教育。具体到我们这门课，我希望我们在这门课上能尽量做到如微信“政见”所言——靠谱的谈论中国。

　　学术思维就是走向靠谱的重要途径。学术方法并不是只有留在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和以学术为生的人才用得到，而是一种习惯，在生活和工作中都用得到——因为，学术其实不玄乎，就是真诚而负责面对问题的态度，以及在提出对策之前先做好功课的充分准备而已。学术方法不一定是枯燥的，相反，他应该是非常有趣的。比如双年展的策划与展出，比如关于环保的片子，都是学术的方法，学术不仅是严谨的，而且在严谨之中，有着无限的创新和活力，有着打破一切常规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方法和独立思考是相联系在一起的。

　　在大家采用批判性的学术思维反思已有的理论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现现存的每个理论都不完美，但是这个时候要想到，这些理论都踩在前一个不完美理论的基础之上，正确和深入理解一个个不完美的理论，是走向可能真理的必经之路。就像不了解地心说，就不能真正理解日心说。而不少大家都指出，在面对别人的理论的时候，要首先假设其是正确的来理解。

　　如何回到现实推动其实现呢？

　　确实，所有的学术思想基本上都有着其独特的时代印记。但反过来，知识和思想又是推动现实的有力武器。有人纯粹享受思考的乐趣，有人说，知识是有闲阶级的玩物。我觉得这里有个在哪个层面上说话的问题。在个人层面上，知识帮助我们享受命运，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学术还是回到现实才真的有趣。

　　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我更不赞同把学术纯粹作为娱乐的思路。因为失去了与现实土壤联系的学术，必将走向空谈，对于还有着一亿多贫困人口的我们，还玩不起。我们必须明确现实是一切思考的落脚点，或者更进一步，要具有发自肺腑的现实关怀。一起读梁启超所著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开头，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术与现实的这层关系。

　　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我们，注定不可能完全地深入的融入西方了，“两头至少要靠一个”，对中国的了解，基于中国立场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在这里，现实关怀和独立思考也融合在了一起。

　　

　　所有知识都首先是对历史的考察。然而，事实复杂，弄清事实并不容易。

　　有人说真理犹如一个城市，每个人都是到此一游的游记撰写者，所以大家看到的并非不真实，而是不全面；事实往往也是如此，有时候甚至不是因为有人想要隐瞒什么，而是现实本身往往复杂多面，我们知道的往往只是一面。就像了解一个人，除了真正有机会深交的几个朋友，没有几个是知道这个人比较全面的真实的（就像大家只看到站在讲台上的这个我一样）。而历史，除非深入和全面的亲历，也难以认识全面。其实，这也是我们在面对各种人描述的各种事实要保持镇静、并在需要时候用智慧尝试拼接和发现事实的原因。【推荐电影《控方证人》】

　　我们有不少专业课程是教大家发现事实的，比如历史考证，教大家从现存的遗迹中发现曾经的真实；比如统计学，教大家如何从数据中发现现实；再比如新闻学院的很多课程，可能也在教大家如何通过对人的采访发现现实。但是遗憾的是对于如何发现现实，这门课能给予大家的有限——最主要的，是我会用一些计量经济学的内容非常简单的展示如何用这个技术挖掘现实。其他能分享的就有限了。

　　那怎么办？我的想法是：第一步，区分清楚，这个观点需要哪些事实的支撑，而这些事实中哪些是自己有确切知识和判断的，哪些是自己并不清楚而需要进一步确认的，在脑海中把这个理清楚；第二步，在涉及到自己并不清楚而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尽量根据自己目前能够达到的阅读量给出我们目前认为最为合理的事实；第三步，在无法判断出什么最为合理时，根据不同的状况，给出不同的后续分析。

　　提醒不纠结于事实这一点，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出于对大家所处年龄的特点的感触。现实的不满容易激起我们的情绪波动。年轻的理想主义热情是人类最美好的精神之一，但是不能盲目，盲目之下，热情就成了肤浅。比如看到的“the end of Chinese dream（pic）”对中国露骨却并不太有说服力的批判，又比如近期有研究表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三一八学生遇难当日，却干预挽留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许广平 。

　　二是觉得在大家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到“不得不选择立场”的时候，这时候，多想、多读，对所有的指向性观点都批判性的独立思考，剥离利益、现实情况和学说学理，把问题想个透彻，到了不得不选择立场和行动的时候，所做的决策的利弊正误，就取决于现在的积累了，也取决于大家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让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更深刻

　　青春的美好，在于我们的理想主义。曾在一篇关于育儿经验的分享中看到一句话“我喜欢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为乐见的，是理想主义可以落地，而且还落得非常踏实和漂亮”。从我们一个个个体的微观生活，到整个社会的宏观架构，这句话，都非常激励人心。但是，理想主义落地，并不容易。

　　怎么才能如此呢？需要前面“推动实现”之前的所有思考：先以出世之胸襟，脱身于现实政治纠葛，深探其背后之理，再以入世之情怀，细考俗世，终得改善现实之道，最终，以赤子之心推动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绚烂的理想扎根于朴素的现实。”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依然太理想主义？确实，达到这一点本身，就非常理想主义。要让每个人都能这么做，需要好的社会环境。而如何在中国构建这样让人为善的社会环境，正是我们这门课要讨论的。

　　

　　来源：文汇教育

　　部分照片摄影：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