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综合征

　　全球化综合征 ──抗拒与变迁 詹姆斯·米特尔曼 中文版序言 一本书总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它永远都不会真正完成。作者通常对他们的主题还有另外的想法。不断展开的各类事件都会影响到书的写作，尤其是它伴随着一系列动态的过程，例如全球化，速度就是它的基本要素，而速度本身又是时间与空间的一种压缩。反过来，技术创新进一步加快了这些过程。 在《全球化综合征》在美国出版11个月后写这篇序言，我想回顾一下这本书的起源。这本书是以不同于关于全球化的大多数文献的视角进行构思的。在研究中，我集中关注于那些受到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伤害的人。当然，对这些阶层的研究涉及到对占优势的社会力量的分析，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本书还提供了对东亚和南非的跨区域分析，它们分别处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高低两端，而许多不同的细微差别和不均衡是这个结构的基本特征。 尽管《全球化综合征》不是关于中国本身，但是，在我对中国进行访问的1986、1988和2000年间，我见证了全球化给它带来的实际益处以及风险。1988年在深圳，我看到了一个新城市惊人的发展，受外商直接投资和大量内部移民的刺激，这个建立在一个村庄上的城市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但是，相伴而来的是社会混乱的困难。后来，当我在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作讲演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上海周围，尤其是浦东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还有天津失业的加剧，相比之下，天津的发展成效不如上海显著。 这种模式，包括进来和排除在外，就是全球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今，在互联网和CNN的时代，外资、就业和新技术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但是，尽管全球化有它美好的一面，全球仍有30亿人每天以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存。在最贫穷的国家，有半数的儿童不能上学；15亿多人喝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在全世界的死亡人数中传染病引起的死亡占了1/4。当然，全球化没有造成世界各区域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划分，但是，单靠全球市场一体化不能解决世界不平等的问题。 寻找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的实际努力正在进行之中。《全球化综合征》（第9、10、11和部分12章）详述了抗拒──不仅仅只谈到了对全球化的反对，而且还谈到了其积极的、受肯定的一面。我是在1999年对抗世贸组织政策的“西雅图之战”之前写作关于抗拒全球化这些章节的。随后，2000年在华盛顿和布拉格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集会以及在汉城举行的亚欧会议期间都出现了示威游行。在这些场所，由不同社会运动发起的集体行动引起了对全球化阴暗面的注意，尤其是它的不平等、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在日益增加的市场权力方面缺少透明度，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文化尊严的侵害或侮辱。由此，“西雅图之战”已经成为一种标志着全球化中一股新动力的令人振奋的比喻：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由各种各样的公民组织结成的一个联盟所进行的政治干预。 街头事件使全球化的害处戏剧化了。这个戏剧突出了公众和公开宣布的问题。不过，某些国家（日本就是其中之一）不曾经历街头勇士抗议全球化的场面。在这种情势下，就值得思考日本的情况。在1990年代和进入新千年这段时期，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市场加快一体化，伴随经济的急剧衰退，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和其他资产被外资收购、过去的有些保护主义壁垒瓦解了，社会分裂日益加剧──凡此种种，被认为是在面对强劲的全球竞争中不可避免的。而惹人注目的是那里不曾发生对抗市场一体化的公众游行示威，但不能忽视普通人私下里已经浮现了对市场和国家权力的抗拒。 仔细观察就可能发现“日本消费者联盟”和乳牛场主对从遗传学上加以改变的食物的抗拒，它不是大张旗鼓而是静悄悄表达出来的（这种结论是由参加我的《全球化》这一课程的学生研究者得出来的，《全球化》是2000年9-12月间我在京都立命馆大学讲授的一门课）。日本的水稻生产者也反对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因为他们不想面对来自食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向全球市场开放被视为对他们的身份、与自然的联系以及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威胁，而水稻是这一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直接影响妇女的全球流动，其中包括诸如大阪等地的跨国的性产业和童妓。每一种问题都涉及人体的生命力，这是米歇尔·福考尔特采用的一条理论途径，也是一种启发，它强烈暗示了作为《全球化综合征》的其他探讨途径的一种补充。 为了推动全球化研究的议程，应该注意到我在第12章中提到但没有详述的主题：全球化的伦理学。鉴于全球化的不均衡性，以及大块的边缘化地区（不仅在空间意义上，而且从人种、种族、性别和上没上互联网等方面来说），要紧的就是要抓住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从道义上是可持续的吗？哪一个当代的韦伯将站出来写一本《新自由主义伦理和全球化精神》呢？ 另一个迫切的需要是在教学方面。除单独的有些关于全球化的课程之外，我们对于全球化对学界具有什么样的纲领性的含义还缺乏系统思考。全球性重构能够确保以为了学生而安排讲授的知识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重构吗？全球化对课程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大学──和那些在大学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将处在世界秩序变化的前沿还是尾随其后？它们将真正地接受创新性的全球化研究吗？ 实事求是地讲，我认为不存在一种最好的用于适应和管理全球化的世界性战略。在各自拥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不同地方所显示出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的，为这些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寻找一个单一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实际上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时期和地方的可实现的替代方案。相反，一项关于替代政策的议程必须考虑到平衡全球化的收益和减少它的损害。这项议程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在扩大全球进程的参与机会、享用权和责任感的同时去维持或者增加全球化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这将意味着有必要调和全球化带来的许多实际成就和引发的各种对其后果的真正担忧，正如在无数抗拒形式中所显示出的那样。 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同仁在迎接这种挑战中将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已经坚定地面对我们时代的这种不均衡特征，而且它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因此，在对全球化作出一种公正而合理的反应过程中中国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 詹姆斯·米特尔曼 马里兰州毕士大 2001年4月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导论 第一章 全球化的动力 第一部分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第二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再思考 第三章 全球化与移民 第四章 全球贫困与性别 第五章 边缘化：打开莫桑比克市场 第二部分 区域主义与全球化 第六章 “新区域主义” 第七章 全球霸权与区域主义 第八章 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 第三部分 对全球化的抗拒 第九章 定义对全球化的抗拒 第十章 环保抗拒政治 第十一章 全球性有组织犯罪 第十二章 结论：满意形式和不满意形式 附录： 访谈问题单 导论 这本书主要研究不断全球化的（有时由国家推进的）市场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与社会需求引起的反作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辨明全球化的满意形式，即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历史性变迁和因而产生的不满意形式。包含在这些基本问题内的具体问题将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出。 与以往许多对全球化问题的解释不同，这本书尝试提供一种独到的和多层次的分析，即将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相联系，将代理人与多重结构相结合，并且使不同的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场所彼此关联。当然，由于这本书的论题所涉及的范围广，因此，对这些论题所做的任何一项独立的研究本身都不可能是十分完整的，而本书只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一步。迄今为止，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其中一种类型的研究具有经济主义的倾向（单方面强调物质因素以至于达到忽视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程度，尽管政治义务与文化价值可能隐含在分析之中）。另一种研究类型是以国家为中心，这种研究方法在大量跨国研究中也有明显表现，它假定公共政策是全球化的驱动力。此外，还有一些锲而不舍的区域研究形式，它们坚持强调某一特定地方的特性和有关它的各种变迁的详细描述，而没有把握这个地方的变化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之间的联系。纵然这三种类型不能覆盖所有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但是，它们当然在其中占很大比重。 由于大多数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献是基于西方的经验，我的研究成果则主要来自于非西方世界。与其他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著作不同，这本书以绝非理想化的手法研究全球化主体的心声，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抗击全球化潮流的人的心音。我并不是假定自己代表他们发言，那样做未免是一个未经许可而妄自尊大的借口，而我是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害者的角度来探讨全球化的进程，这些受害者包括：工会运动、处于社会边缘（在某些情况下，这里是民粹主义政客的温床）的人们、世界各地的失业者和未充分就业者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边缘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这些群体直接或者更经常是间接地遭遇这些全球化的推动者：国际流动资本及其在国内的支持者、在限制性贸易惯例面前畏缩不前的出口商、地方的实业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能力与国外的企业竞争）和那些为了从自由化和增加的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中受益而设立的国内金融结构。这些群体反过来与民族主义政客、内向的官员及其他引人注目的保护主义者抗争，后者中的一些人鼓吹跨国流动对国内商业具有不利影响。在这场竞争中，不存在恶徒或者英雄，他们只是怀着具体的相互冲突的利益的群体行动者，置身于现行的全球性变迁的侵袭之中，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变迁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尽管这些抗拒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孤立、统一的现象，相反，它是各种过程与活动的综合征。在此使用“综合征”一词意在表明在人类生存条件中，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全球政治经济内部相关特征的一种模式。尽管左、右两派批评家中都有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病症，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综合征”一词并不表达医学意义上的一种疾病的症状，因为全球化决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恰恰相反，全球化作一系列占优势地位的观念和政策框架已经变得很正常了，同时正如我将表明的那样，全球化作为一种错误的普世主义而正在受到质疑。“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新区域主义和抗拒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全球化综合征所不可缺少的。尽管这些并不是仅有的要素，但它们作为世界秩序中各种变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引人注目。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是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剖析。它包括世界各区域之间生产的空间重组、各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大规模的移民潮、将生产过程、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的复杂网络以及在这些过程之间起协调作用的跨国文化结构的出现。而且，全球化通过各国和各种经济力量为寻求打开更大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大的竞争力而倡导的宏观区域主义、包括亚洲的“增长三角”（该词1989年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明）和“增长多角”在内的次区域跨边界安排和诸如各种出口加工区等微观区域计划向前推进。“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和在新区域主义中的权力部分有一个对应物，因为它引发了抗拒政治。更具体地说，必将受到限制的权力的某种具体配置引起了作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的抗拒运动，尽管这些抗拒运动是以不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权力的配置也会促使加快寻求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可能使全球化的生产性潜能服务于公平的目标而不是使社会隶属于超级竞争的需要，这种超级竞争是由（加强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它体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共社会政策退化。 因此，全球化具有矛盾的性质：它带来各种主要的好处，包括生产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较高的生活水平、就业机会的扩大、以更低的价格享用更多的消费品、信息与知识的广泛传播、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减少贫困，以及使许多国家人民从长期的社会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然而，融入全球化所建构的这一全球框架并采纳它的做法就需要付出代价。明确地或者默许地接受被包围在全球化之中的事实都将导致被包围的一方所实施的政治控制受到削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控制被根本取消，这种情况在全球政治经济最脆弱、最贫穷的地区尤其容易发生。此外，世界市场的渗透和全世界分化的加剧还侵蚀了文化传统，导致新的混合文化形式。 全球化的概念 在预示了这本书的主题之后，让我给出一个全球化的概念，至少将它初步地提出来，以便使其在随后的各章中得到发展。尽管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但它们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 其中的一类定义表明相互联系或者说相互依存的增加、跨国流动势头的上升，以及诸如从某些方面来说，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的加剧。这类定义的典型表述如下：“全球化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和鼓励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Tabb1999，1）。福特基金会总裁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而基本上与此类似的定义： 这个术语[全球化]反映了一个比以往发生的更全面的相互作用，这表明了“全球化”有别于“国际”一词。它暗示了国家边界重要性的缩小和超越那些植根于某一特定地区或国家的各种特性的加强。（Berresford1997，1） 就这个定义抓住了全球化的重要特征──跨边界流动、特性和社会关系而言，它是特别有用的，但是它没有明确社会关系的本质，也未谈及触及权力的等级体系问题。 第二类定义的理论性更强，它强调的是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关于这类定义，尽管也应该提到其他人的作用，但无疑在这方面作出特别重要贡献的有三个人。其中，安东尼·吉登斯对地方与空间做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一个场所的概念，或者说是社会活动进行的一个地理（从有形的意义上理解的）背景，但就全球化而言，后者则是由不在现场的社会影响构成的。空间日益与地方分离，而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同时，古老的时间形式（比如，季节或者农业社会的日升和日落）也开始与空间分离，它本身正在进行各种可能性的重新组合（Giddens，1990，18-19）。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由此可以被定义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本地所发生的事情受遥远的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Giddens1990，64）。 戴维·哈维沿着相似的思路，他还注意到时间缩短了，而且当涉及确定原因和结果的时候很难说出所处的是什么空间，由此，他假定“穿越时间的隧道空间湮没了”（Harvey1990，299）。由迄今为止最遥远天际支撑的空间形成了一所大学，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各种文化表象，就如艺术展览反映出的那样，而且它还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品构成。例如，食品市场就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随着本地的产品被全国性的、继之全球性的食品所取代，消费模式和价格结构也发生了改变，逐渐与国际贸易融为一体。罗兰·罗伯逊依照同样宽泛的探究途径，他强调在将各种文化实践与全球化相联系的情况下，它们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在他看来，全球化的各种文化进程是由全球意识推动的，但他不如吉登斯的学说体系那么强调技术的作用（lobertson1992，142-45，Albrow1996，98）。上述这三种解释都以时-空关系概念为轴心，并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对于吉登斯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个结果。吉登斯对时-空压缩的分析基本与社会技术相联系；哈维与罗伯逊则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分别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变化和文化领域相联系。 在不完全抛弃这种做法而尝试使其进一步深化的同时，我提出了一个有所不同的概念。“就如从以下的论述中所体验到的那样，全球化的占优势的形式意指一种历史变迁：在经济领域中体现为谋生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在政治领域，地方所实施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不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切最初表现得多么微不足道，都将逐渐导致权力中心在领土国家的上、下两个层面上不同程度地发生转移；在文化领域，贬低一种集体的成就或者对这些成就的认识。反过来，这种结构可能导致和解或者抗拒”。大多数代理人表示默认，但另一些代理人则尝试拟订一个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各种宏观经济增长过程和新技术，同时还使它们与社会公平和各种改革计划联系起来。在这个方案中，变迁伴随各种市场力量的运作开始，然而，对这种变迁的各种政治反应是最为重要的。鉴于市场显然将继续充当全球化的发动机，那么，在推动和维持或者削弱这种趋势的相互作用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政治与各种市场关系之间总是紧密关联的，但全球化是作为“一种对市场权力扩张的政治反应”而出现的，它既作为一种支配的形式，也作为一种解放的可能性。 此外，全球化是“一个知识领域”，尽管它不是一种成熟的范式，但是，它是一种有助于解释世界构成方式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的批判方法，进一步地说，它还有助于灵活地估价社会学家在研究一体化和解体化过程两者之间特殊的相互关系时所运用的范畴。一个标题下面包含大量的现象，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使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层面的分析相互联系”。因此，这种框架阐明了“一个由各种不同的跨国的和国内的结构而形成的统一体”，它允许一个场所的经济、政体、社团和文化向另一个场所渗透。 与此相关，有必要强调的是某些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它的一些贬抑者同样都热衷于经济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结构已经重现了，而这一次它是由那些不加批评地称赞新自由主义重构的全球化的传播者提出的。那些全球趋势观念的普及者（例如，Ohmae1990；Naisbitt1996）倾向于假定单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受技术进步推动，市场化本身正在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我认为，不要通过一种经济主义的分析或者政治决定论（象那些认为是国家而不是市场在推动全球化的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这所做的那样）而过度地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和模糊这些联系，人们必须识别出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之间的具体相互作用。实际上，全球化是一系列多层面的过程，它具有内在的对自身能力和潜能的限制，因为它产生了对自我的抗拒。换言之，全球化造成的种种不满不仅仅体现为潜在的和不公开的抗拒，而有时这些不满已具体化为公开的反抗。 方法 从理论上来说，卡尔·波拉尼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就是，为探讨全球化的基础和将各种从实际经验得来的数据结合起来以免一系列复杂的资料失控而寻找一个有用的切入点，人们不必怀着一种赞许的心态去阅读他的著作也会发现，不仅他提出的关于全球重构的独到方法，而且他所提出的关于概念重构的基础都具有启发性。尽管我得转到其他的一些经典作家，诸如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安东尼奥·葛兰西，而不能单独地或主要地集中于波拉尼的框架，但是，这一框架是我所进行的各种探讨的轴心是统帅我在几种情况下反复提到、批判和试图扩展的各种概念的试金石。 在《大变迁》（1957，1994年第一版）一书中，波拉尼探讨了在世界经济中由他称之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推动的社会分裂和分化倾向，一个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乌托邦观念所发挥的强制性力量所导致的结果。他描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各种倾向，从中揭示出3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所造成的局面和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结构的崩溃而导致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失业和复活的民族主义等现象，他指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集体否定导致了世界大战。波拉尼的“双重运动”观点包括，前所未有的市场扩大导致了极度的社会混乱和强烈的政治反应，后者以社会要求国家抵制市场的有害影响的方式而体现出来。大概与30年代的全球经济相似，当代的全球化似乎正接近于一种局面，其中更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将产生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分裂以及对自保产生的持久压力。在下面各章中所分析的各种具体过程是这种矛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考察这些过程，超越波拉尼1994年出版的那本著名的著作而精选他那些并不太为人所知的著述，从中梳理出市场的扩大与那些同“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新区域主义和各种抗拒政治最相关的具体问题之间结合的含义是有助益的。 为了集中于这种分析，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必须限定“全球化的本体论”。如果不首先表明构成现行秩序的基本单位就很难由此继续探讨。在实际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是迅速变化的，因此，揭示出不同环境中各种变化的潜在动原是十分重要。尽管“本体论”这个术语来自于哲学，是指研究存在或生存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分支，但是它已经被用来意指探讨的 具体对象。这些是彼此相互作用的部分世界秩序，这种相互作用将在第一章关于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标题下更充分地论述。就如“不断演变”这个词所表示的，各种具体的研究对象不是一次定型、永远不变的，而是处于历史的运动之中。与此相关，有必要回顾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他认为应该确定出大量的“观察点”用来观察历史。具体地说，布罗代尔假定建立起了与“社会秩序”、等级体系、时间和空间相适应的一些轴。他建议沿着这些轴想象诸如分属于不同地区和空间等级体系的那些不同主张（Braudel1980，55；Helleiner1990，74）。跟随布罗代尔的思路，可以尝试捕捉到即将出现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具体研究对象，而不需以任何方式将它们作为静止的框架而固定起来： （1） 可以用布罗代尔的方式将“全球政治经济”视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系统。布罗代尔没有将世界经济作为他的分析中唯一占优势的因素，相反，他强调与世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并由此确立全球结构的各种实体。尽管有几种政治和经济实体驱动全球化过程，但塑造全球化过程的跨国公司（TNC）的作用显著增加，原因在于，即使跨国公司本身不是所有者，它也能在几个国家协调生产和控制各种运作（Dicken1998，8）。当然，无论如何，大公司绝不是推动全球化的唯一动力。尽管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但是，它们也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代理人，国家的作用尤其通过撤消管制、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框架而得到发挥。 （2） 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国家”是由虚线边界绘制成的，尽管这些边界部分是可渗透的，但是，国家能够控制各种跨边界流动—一块置于全球经济之上的摸板。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更确切地说，国家间体系，绝非象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是流行现象，因为对于政策而言，例如，那些移民政策，不论实施得多么不完善，它们确实为出入境设置了条件。在跨国流动中生产的组织一部分是在边界之内，而另一部分则是在边界之外。同样，移民运动也是一部分在边界之内，而另一部分是跨边界的。 （3） 各种“宏观区域组织”，例如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它们不仅在空间上协调资本流动，而且为进入全球化过程提供了通道。宏观区域组织的形成包含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展、现存各种政治单位的重构以及公民资格全部含义的再定位。由于由于一个人的公民资格与他的工作地点的分离而使植根于一国之内的国籍不那么有意义了。居住在自己的祖国而工作在另一个国家的劳工包括那些跨边界工作的人（例如，法国的居民在瑞士工作）和那些通过电子方法与各种跨国生产保持联系 的家庭电脑工人。各种宏观区域组织可能因此而被视为比具有某些政治文化联系的国家规模更大的松散的地理单位，无论它们之间多么不同、相互差别多么细微以及有时多么容易引起争议。尽管生产的全球化是一种同质化的力量，但本土文化仍然提供归依的中心，同时也为装配线上的生产提供灵感和创造性的来源（例如，在服装的式样、食品和玩具等方面）。文化界限也强化了各种政治经济群体的特殊性。 （4） “次区域模式”将各种交点汇集起来，贯穿各个国家，还把临近的概念扩大至包括除地理意义上的距离以外的各种因素。确实，历史遗产和经济力量能够为产业、就业机会和过剩人口转移到其他地区提供推动力和起到示范作用。将许多次区域实体联合成为一个较紧密的全球化网络的典型例子是处在跨国三角区的正在建设中的著名的阿尔卑斯钻石公司，它联合了里昂的纺织和化工业、日内瓦的金融服务业以及杜林的自动化基地。在形成了电脑联网和商业伙伴关系之后，这些城市正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使它们相互间的旅行时间缩短至不足七十分钟。同斯图加特、巴塞罗那和米兰一样，里昂也是次区域的繁荣部分，由于它们为欧洲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动力而号称为“四发动机”（Drozdiak1995）。 （5） 在主权国家的疆界之内“各种次区域模式”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卡塔卢尼亚、伦巴第和魁北克就是在相应各国的政治管辖下享有相对自治权的实体。此外，许多工业区形成了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的内部各种经济和技术力量彼此高度依存，同时，这些力量本身又深深植根于包容更广的交易网络之中。例如，中国国务院决定，微观区域组织（即出口加工区）将作为国家的改革样板，由此使它们担当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据认为，取得微观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使经济结构形成“阶梯模式”是必要的。广东省的深圳号称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它是中国吸引外资并参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四个经济特区中最大的一个。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内部移民，是深圳扩大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关键的生产要素（Mittelman1990，66）。 （6） 随着服务部门就业需求的增长，全球领先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机会，尤其是在“信息业”和低薪岗位，各战略性的“全球城市”对服务性就业的需求吸引了当地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地区工人的广泛注意。全球性城市完全依靠自己而成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它们直接与全球经济的其他参与者谈判，通常它们所从事的交易都与国家的权威无关。 （7） 各种“市民社会”也正以“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关键行为主体的面貌出现。有时，它们的活动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得到体现或者在非政府组织（NGO） 中被制度化了，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的表现是不易觉察的和没有正式组织的。市民社会对全球化结构的反应可能出于自地方或全国的层次，这种反应也可能是一种跨国的行动。在不同的条件下，市民社会对全球化的力量作出单独或集体的反应。一个重要的倾向是跨边界网络的增加。因此，一些分析家将网络描绘成一个以互惠和水平的方式联系起来的自愿的组织（Keck和Sikkink1998，8）。在此可以将这些网络理解为：它们不必采取组织的形式，从更根本上说，它们充当各种关系群体，这些关系群体中的成员或组成部分以或紧密或松散的方式相互联系，这一切在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接合点上已经实质上得到了实现。无论市民社会对全球化所作出的各种反应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不外乎是精英或大众的反应、返祖和分裂或建设性和有内聚力的反应，这些要素投射出了一种替代秩序的幻景。与全球化协调或者对抗的适当形式和规模以及公开和潜在抗拒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回过头来探讨。 从布罗代尔的同时从许多“观察点”（其中每一个观察点都提供了关于整个图画的不同细微差别）透视的观点出发，可能将全球化这个多层面的过程，或者毋宁说一系列的结构变化，分解成互不相关的联系。这本书的一个限定是“全球化和……”。在不忽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关注点，诸如“社会”（社会学的核心部分）和“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轴心）等的基础上，本书的注意力转向可能被称为人口层面的全球化：部分是为了避开国家控制的领域和起因于经济和文化（包括某些共同信仰和习俗、移民、汇款、杂居及平行经济）的人口流动。 从经验上来说，重要的是对变化的全球结构作实地研究，原因在于，各地区所经历的全球结构变化是不同的，而且它们对这些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构成某一特定意义时间和空间的许多层面的理解是不可替代的。理论为这种理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途径，而各种结构解释也应有其背景上的限制。 就方法而言，这本书尝试强调当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与当地的条件接触时所产生的变异。当然，全球化并不是将一切东西都硬塞进同一个模子。我的研究计划是，将各种不断全球化的趋势主要放在两个不同的次区域：东（即东和东南）亚和南非进行研究，前者是全球化的中心，而后者则构成了最边缘化大陆的主要中心点。东亚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快速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直至1997年经济危机的开始）连续十年取得超过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该地区体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活力。这一地区包括日本和中国，它们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国，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将在二十一世纪初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对比来看，南非十二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比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一半多一点，这个数额与芬兰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而这些国家为使自己摆脱这种状况而做出的努力必将遭遇到不断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的结构上的不利方面（Davies1996，26）。 尽管对这两个次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本书是围绕我在1991、1993、1996、1997及1998年间对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南非和津巴布韦等国所作的经验探讨而构思的，我对这些国家进行实地研究的时间长短不一，深入程度也不同。我之所以选择日本和南非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是各自所在次区域的盟主；就被包括在全球化的各种增长过程和权力机制之内或者被排除在它们的外面以及其市民社会的健全程度而言，其他国家则更呈现出了参差不齐的状况。在每一个国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包括持续时间从两个星期到一年不等的多种多样的访问。为了进行这项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我于80年代末两次去中国，随后在90年代我又到那里收集档案资料，并从事现场研究。我参加过各种抗拒群体举行的许多会议，在许多运动中与他们为伴，这些运动包括去一个有毒的废料倾倒场（Holfontein，南非，1996年7月20日），还参观了被作为“祖产”（这个词用于强调土地产权问题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而争论的地方，并且询问过市民协会成员、银行家、商人、官员、部长、议员、高级法官、记者以及当地的学者和学生。 我在上述提到的国家中进行了100多次单独的访谈。我强调“单独的”是因为，在一些情况下，令我惊喜的是，一个组织中不只一个成员未曾预料地在单为一个受访人而计划的约会中出现，并参加到已经变成对一个群体的访谈中来。这样，起初有计划的访问随之就变成自由式的论述，一般这种会谈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立刻就觉得全球化的框架显得太大，因而难于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但是，如果大家能确定一个更精确的范围，恰当的规模，更相互差别的问题，那么，全球化的各种结构就变得清楚可见了。受访者友好地与我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察，在一些情况下我要求他们署名，而另一些情况下则要求匿名。正如在第一章所陈述的（随后在第九章关于重新定义抗拒政治中将展开论述的），这些受访者是根据被视为本书理论核心的几个范畴来选择的。其中，我发现行动主义分子们直接或者间接地挑战各种全球结构，特别是，但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详尽阐述的理由而）追求环保目标的那些人，尽管他们也围绕有关社会公正的其他理由进行动员。当然，我在一种情况下向受访者所提出的问题可能与另一种情况下的不同，但在所有的场合都涉及跨边界问题。那些能够核对出其评论的受访者的名字、观点、及我们会见的时间和地点都在书后的参考目录中注明；访谈问题单参见附录。 除了进行正式的访谈之外，我还与国际的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进行了大量非正式会谈，这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菲律宾的“人民组织”和南非的“社区组织”及商界、政府、国际组织、媒体和大学。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纽约和华盛顿度过的，因此，我寻求利用这种机会对全球化的核心增长机制、重要的国际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实地探讨。 这里所采纳的方法不必然导致一种系统的次区域比较研究或者一种排他性的解释──对许多不同国家的经历的令人费解的描述。这些不是本书的目的。相反，实地采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证明或修改我的论点提供论据，而且也是为了提出关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其结果可能如何这些基本问题。最后，一些章节当然比另一些更具有理论性，而有些章节主要是为了观察分析的命题提供说明性的材料。在无法获得数据或者当不可能获得系统的或可比较的论据时，我尝试避免进行跨区域分析。如果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或者一个来自东亚和南非以外地区的异常例子，我就放弃写作中关于对称的标准而毫不犹豫地将它引入书中。 本书包括一章导论“全球化的动力”和一章结论，结论部分展开了主要的观点和思考了各种替代方案，这些问题分为与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相适应的三个宽泛的范畴。第一部分的四章考察了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与分权：劳动分工理论，继之论述了“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重要方面，即移民、贫困和性别和以莫桑比克为个案研究了边缘化问题。莫桑比克是一个处于“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底层的国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该国通过遵循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战略连续五年成为非洲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就从中吸取经验而言，莫桑比克的成就值得仔细观察。第二部分是关于新区域主义，其中各章分别论述区域主义概念的再思考、霸权和区域主义（这种探讨也集中于地缘政治，它是全球化研究中关于地缘经济学问题的补充）以及次区域对全球化的反应。第三部分探讨了对全球化的抗拒问题，其中的各章分别关于抗拒的含义、环境的反作用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它不仅损害了全球化的合法渠道，而且在制定新的规则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全球化方案这样一个宽泛的主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应该研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例如金融（Mittelman1996；Mittelman和Pasha1997，尤其在第三章中）和军事战略中的安全方面（Mittelman1994，1997a），但是，另外一些主题也值得研究。然而，我很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发现那些浮现于头脑中的问题或者超出我的专长所及，或者超出本研究项目承担的范围之外。 我尽可能简捷地概括为，以下各章试图解释全球化与当代主要问题的关系。这本书强调各种不断全球化的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结构贯穿于对极度不同（如果说不是最不同）的世界各地的不同层面的分析之中，这里所说的各地之间的差异是根据持续的经济发展活力和边缘化作出的评估。与全球政治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的幅度相吻合的图案呈之字形（象90年代后期亚洲经济危机表现出的那样）和反之字形。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全球化的系统动力、它所带来的无数后果和引起的各种各样反应。 第一章 全球化的动力 全球化的表现包括生产的空间重组、产业的跨边界相互渗透、金融市场的扩大、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主要是在南部之内的人口流动， 也包括从南部和东部向西部的流动），这一切导致了移民与由原来联系紧密的临近地方而形成的社区之间的冲突和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不是普世的）对民主的偏爱。但是，如何解释全球化？它的成因是什么，何时起源以及需要以什么来建构它的概念？这些问题引导我下面的论述，预示了我将在这本书将中使用的主要概念。 动力是什么？ 为了考察全球化模式，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探讨的途径，这是因为，探讨途径确立对所研究问题的观察点，提供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的视角。我认为一个适当的出发点是研究在全球层面上劳动过程的本质及其产品，因为，劳资间的冲突、商业和消费者的品位都反映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因此，注意力必须围绕整个社会和它们的构成群体如何试图影响生产组织中的各种变化并与它们相适应。 第一， 因果链条问题需要倍加注意。一方面，可以认为全球化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是均等的。然而，这种方法会埋没因果关系这一困难问题而仅仅形成一种循环逻辑：一切事物影响另一切事物。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所谓多重原因的外交辞令。如果这样的话，这种方法也会避开问题。并不是为了简化问题，但我认为，如果要透过表面进行探讨，那首先就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划箭头。 世界事务中结构变化的加快意味着那种更多地局限于交通和通信系统的竞争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领域的竞争呈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原本是霍布斯所认为的政治领域的特性），它使资本之间发生更直接的相互对抗。在全球竞争中存在新的紧张关系，这表现在公司对不断变化的机遇与失利等式所做的反应中。有竞争力的结构是全球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一个地方所作出的决策对其他地方的决策有直接的影响。为了寻求市场的扩大与成本的节约，企业追求技术创新。约翰·斯托普福德与苏珊·斯特兰奇强调指出，是竞争推动了技术的变化而不是别的什么（1991，65，71），他们还为此提出了大量的论据。确实，根据当代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一则古老的格言，人们可以说，竞争是发明之母。今天，竞争性或者说自由市场竞争已经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个“偶像”代表了全球化模型中的一个重要要素。 竞争中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对时间的管理。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旧福特模式向后福特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引入一个更快的生产系统。这种“刚好及时”的方法迎合适当销售，为管理提供了更多灵活性而给工人增加了不安全感。与信息通过电缆、纤维、卫星网传播密切相关，竞争的空间规模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确切地说，世界范围的竞争已经加快了技术创新的频率，改变了赢家与输家的布局。 社会研究已经帮助揭示出不断变化的竞争动力的不同方面。随着资本家之间日益直接地相互对抗，市场参与者与经营战略的心理学已经发生了有必要的改变。理查德·达文尼（1994）将这种状态称之为“超级竞争”──一种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建立运作的不确定性的协同努力，或者在我看来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类型。从政治方面来说，这种氛围是由“竞争国家”维持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发挥一种帮助的作用，防止市场失败（Cerny1990）。与此同时，国家的自治权被资本削减、限制和约束了。国家提供社会保护以对抗市场震荡的能力也削弱了，这明显地反映在不同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减少。事实上，国家本身也采纳了公司的逻辑，接受各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为社会分裂辩护，分化它的政策结果并将它自己的各部门服从于成本削减措施。 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和菲利普·库克的观点（1995），企业之间达尔文式的斗争已经导致了一种“赢者全拿”的心理，即才智上微小程度的不同就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差异。报酬集中于几个人的手中，比如那些软件业的头儿们。凭借其连锁式的产品和普及应用，微软公司控制了世界私人电脑市场85%的份额，尽管电脑杂志的评论经常安排给其他的产品。在美国，虽然一个外科医生明星、运动员明星或者总经理明星只比进逼他或她的对手强那么一点儿，但超级明星们正在得到多于其他同业者许多倍的收入。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比作一个国家篮球协会，美国的企业文化不仅美化唯物主义和自我膨胀的价值观，而且将它们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娱乐业人士、模特儿、设计师到其他业者，在本行业中处于顶峰的人士会比那些处于二流的人士获取更多的报偿，因为小小的能力差异会在由利润而产生的财富方面扩大化。赢者全拿的市场已经形成了，原因在于，颇具进攻性的撤消管制政策降低了贸易壁垒，信息技术增加了交易份额，市场也更专门化了。在这种超级竞争的环境中，新近出现的富人们享受遥摇领先的收入，中产阶级日益达到极限，大多数人陷入困境甚至更深的贫困之中。赢者全拿的市场的扩大已经导致了效率低下，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也不能增加竞争的水平或者提高产品的质量。新增加的这些业者不能获取与其工作相应的报酬，协会因此也失去它们在其他行业本应获得的报酬。人们可以调查一下，看看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是否正变得普遍化了。这似乎滋长了潜在的冲突，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是个不好的预兆。 那么，就解释全球化的呈等级结构的因果因素而言，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各种条件，尤其是以超级竞争作为动力，这一切已经创造了一个变化的环境。伴随超级竞争的是生产的重组，其中包括生产的空间重组，而反过来技术的进步与国家政策又使这一切更为便利。全球流动──包括劳工、金融、贸易、信息、知识、消费品和其他文化产品在内的流动──因此而加快了。 这些流动的文化产品都是美国的？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吗？回答是并不完全。确实，就如美国CNN、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的广泛波及所表明的那样，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但它也呈现出其他的形式，如法国的点心和西印度群岛的摇滚音乐。而且，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自己已经经历了由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而导致的分化。尽管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中美洲处于一个不同的结构位置，但它同样也受到由超级竞争的压力、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转移等带来的震荡。结果，美国城市的特性和面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也是如此。 全球化的起源 全球化的这种模式是何时出现的？对此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因此，它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当几群人起初通过征服、贸易和移民而彼此接触的时候，地球就开始变小了。城市化可被视为加快传播和经济交往这一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是这一事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据说伊斯兰教的全球化在目前全球化的惯用语构成之前的许多世纪就已经开始了（Habibul1997，111）。 产生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不同的视角认为，全球化起源于十六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关系的决定性改变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技术创新促使资本主义包围了全球。一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因此而席卷了全世界，打乱了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将它的残余并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它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竞争的市场、领工薪的工人与主要生产方法的私人所有等几个方面相结合。 第三种解释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二十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经济大衰退时期，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衰退波及面广，当然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建议，希望以此构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个愿望破灭了，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匮乏时期。固定货币兑换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转而采取促进出口的政策以图获取外汇。债务结构显著攀升，几个国家感受到了财政和其他市场约束形式带来的痛苦。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加速了从摆脱旧的福特式产业而转向更灵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运作的生产的重组。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转变趋势的加强导致了工会权力的削弱、社会开资的减少、撤消管制、私有化及强调加强竞争性：总之，一种特殊的力量均势（Cox1996c,21-23）. 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全球化的历史是五千年、四百年还是只有几十年？关于这种历史轨迹的争论归结为一系列长期的结构与中期的、更近期的结构之争吗？我想不是这样。从历史角度看，就全球化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而言，全球化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生产在时间与空间的重组确实加剧了竞争，作为资本主义特性的竞争（它本身诞生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制度）此时达到了一个新的被称为超级竞争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就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当代阶段。那就是说，十六世纪前的时期可以被诠释为“早期的全球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到二十世纪70年代，称为“过渡的全球化”时期。从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构成了“加快的全球化”阶段，它们之间的一系列联系将在下面探讨。 “全球化的神话”的论点 暗含在这个论述中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构成了一个历史的转折──更确切地说，它是世界事务中一个划时代的变迁。在此绝不是说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因为一些观察家甚至否定全球化的存在。如果他们的争论是有效的，那么这本书就不值得着手写了；因此有必要对那些将全球化视为神话，进而将其局限为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人作出反应。 如果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占优势的方法）认为国家是世界舞台上决定性的行为主体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超越国家自身的行为和国家间的相互影响的观察。暗含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背后的观点认为，研究对象是不变的。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固定和不变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考虑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非国家的政治领域。对于那些按主流观点考虑问题的人来说，通过将一系列过程转化成政策问题就可以使全球化与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相适应，但国家是如何调整的呢？他们因此将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和含义放在了一边。一些颇有历史观的学者，如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1996）也持这种否定观点，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真正全球性的，而是集中于欧洲、日本和北美，也称三方集团（G-3）。为了驳斥那些提出强有力的全球化论点的论文，赫斯特和汤普森提供了有关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和金融流动的数据，以此证明全球化活动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还强调认为目前国际化的活动水平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当今世界经济的开放性和一体化程度还不如1870-1914年间；而且现在，大的经济强国仍象它们以前一样继续协调政策，或者至少仍在总体上规范金融流动和实施经济控制。 如果他们的数据用来表明对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下层的地区的全球化持乐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那么这些数据就是有意义的。此外，对于全球化概念的这种攻击也提出了正当的警告，即夸大全球化的趋势是一个错误。然而，从经验上看，这些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强劲的上升势头而使他们的分析的说服力受到削弱。伴随90年代早期不利的经济环境而产生了延续至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衰退，接着又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向外投资的浪潮，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尽管这种投资势头被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减弱。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报告,1993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占全部外资的39%。其中80%的外资流向了十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其它国家依次是新加坡、阿根廷、墨西哥和马来西亚（UNCTAD1995，7，9）。当然，在各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1993年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很少，致使1993年非洲国家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分额下降了5%。在1996年非洲所占的比例更是猛降到3.8%，这是自80年代初期开始和从1986-1990年下降以来的最低点（UNCTAD 1997，56）。而且，非洲的石油生产国在流入这个大陆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还占了70%多。但是，至少在90年代后期，这种全球趋势仍然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流入发展中国家。在1995年它的总额达到了1000亿美元（UNCTAD 1996，xvii）。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继续扩大，比1995年增加了大约34%，达到了1290亿美元；全部投资的大部分都流向了工业化国家和亚洲（UNCTAD 1997，xx）。那一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大约三分之二流入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尽管如此，东盟（ASEAN）各国经历了该地区外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外资从1990-91的61%下降到1994-96期间的30%，部分原因是由于遭遇到了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强劲竞争（UNCTAD 1997，78，81）。 对于那些较穷的国家来说，它们进入“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关键性标志是债务不仅流入私人贷款者手中，而且也流入那些与结构调整计划有关的部门，这些计划是源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要求而制定的──说到底，这是一种约束国家的方式。这类交易是每天在全球循环的高达1.5兆美元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全球资本流动不包括实际经济，如商品和服务等，它们也构成跨边界流动。）尽管这些标志触及了金融一体化，但它们没有引起那些持全球化是一个神话这种否定论点的人的足够注意。因此，在赫斯特和汤普森对全球化的攻击中，这种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也没有得到系统探讨。福特主义（它最初从美国的汽车业的生产与消费系统开始）的衰落和向后福特主义──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的转移对人们的生活的重构及由此对他们的生存方式带来直接的影响。 人们也可以看看世界范围的旅游业，它创造了就业，提供了外汇，塑造了旅游者心目中对不同人和地方的印象，而这一切都深受低廉的饮食、便捷的交通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二十年前，当世界总人口是44亿的时候，有2.87亿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在1996年，当全球人口达到57亿的时候，有5.95亿人去旅游。据估计到202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8亿，其中16亿人将出国旅游（Crossette1998，引自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另一种表现是跨国合并和兼并。这方面的交易价值在1988-1995年间翻了一番，达到了2290亿美元（UNCTAD 1996, xiv）。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二十年，世界贸易增长额是世界产量增长率的两倍。按美元计算，世界外汇交易从70年代初的每天150亿到二十年后的每天9000亿（丹麦政府1997，14）。 除了引用其他的凭经验观察得到的各种证据来反驳那些否定全球化的分析家所使用的论据外，我这里强调的当然是一些新东西。而这并不存在对量变的否定。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重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管理体系的不断放宽。随着在生产系统、通信和交通──包括商业喷气式飞机、加大载重量的货船、集装箱化和电信化等方面大的技术突破──各种壁垒的减少已经显著地加快了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和知识的流动。这不仅使交易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各种类型的交通、电话和电脑的成本大大降低。例如，由于运用卫星技术，纽约到伦敦三分钟的电话费从1930年的244.65美元降至1970年的31.58美元和1990年的3.32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45）。而且，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只有几家国际公司购买传真机业，因为它们太昂贵了。到90年代初，传真机的成本已经降到1980年价格的四分之一。今天，哪一个大的机构不装备传真机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沟通呢？ 同样，1980年全世界只有二百万台电脑──一种全球产品的典型，实际上它们都是主机。现在，有1.5亿多台电脑正在投入使用，其中90%是私人的电脑，时下的电脑能力比早期的主机大，它能使地球上一个地方的人与世界上另一地区的人直接交流（Lopez、Smith和Pagnucco1995，35）。 鉴于这些证据表明伴随着技术创新跨边界的流动显著增加的论据，这有时会使人认为全球化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之上。例如，奥梅认为：“在一张政治地图上，国家之间的边界象以往一样清晰。但是在一张竞争性的地图上，它显示出金融和产业活动的实际流动，那些边界已经大部分消失了”（1990，18）。某些有关发展问题的专家补充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全球化将各国家变成开放的经济区，在这些经济区内为国内市场而进行生产的各行业没有竞争力。他们还认为单个发展中国家不再能够加强其国民经济（Chossudovsky1998）。反对的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边界，即便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的（大概是两个高度遗体化的经济区），仍在充当创建单一市场的主要障碍物。根据这种观点，边界不是在消失，有特色的国家市场也仍然保留着（McCallum1995；Engel和Rogers1996）。苏珊娜·伯杰和罗纳德·多尔主编的《国家的多样性与全球资本主义》（1996）一书的各位撰稿人认为，世界经济实际上不如那些全球化的煽动者（例如，奥梅）所断言的那样一体化，国家和部门仍有相当大的运作余地。同样，丹尼·Rodrik认为：“我们不曾有过真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不可能在很近的某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体系。资本主义是，而且仍将是一个国家现象”（1998，17；也参见Rodrik1997）。 但是，将成熟的全球经济与一个国家范围的经济划分为二确实有意义吗？只有两种选择吗？就全球化而言，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是大可能不意味着是全球的；全球化也必然包含不同层次的区域化过程，随着采用一个欧洲通行证和规定欧洲范围内人员自由流动时期的到来，国内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尽管全球化包含一个强有力的向心动力和集中财富，它也使活动分散和身份分裂。作为二十世纪占优势的身份，劳工与全体国民已经被分裂成一系列复杂的身份──人种和种族、宗教和性别（主观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将人与某种政体和经济相联系），前者已经被后者所取代。就观察者假定的以领土为界的“美国”或“加拿大”的经济而论，他们正在提出含蓄的关于边界的意义的假定而忽略了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后者跨越了边界并正在与那些原来远离有意义地参与跨边界流动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直接地相互影响（不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渠道或国际机构）。 实际上，对于今天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即使他们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他们的现代化之梦也正在变成现实，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实并不象社会学家所设计的那样，也不是通过那些曾经对此有过帮助的国内的、双边和多边的机构。大规模的变迁正被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几年而不是许多代，即使是通过官方控制的过程。巴基斯坦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化的速度和方向就例证了这种变迁。象许多劳动力输出国一样，若干年来巴基斯坦获得的移民汇款多于该国用于联邦和地方的国家发展拨款。从1971到1988年间，在中东的巴基斯坦工人通过官方渠道创造了200亿美元的外汇，这个数额超过了该国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GNP）。在高峰年（1982），在国外的巴勒斯坦工人通过官方渠道的汇款超过了本国的出口收益，相当于该国进口所用外汇的一半多（Addleton1992，117，120）。 上报的汇款不包括以实物支付的汇款（在海外购买和在非官方经济中销售的商品）或者黑市汇款，这类款项可被视为与国家获取流入乡村的收入所做的努力相对抗。同国外的援助不一样，这些资本流动不附带条件，也不受统治阶级的监督。通过加强地下经济，这些汇款可能逐渐削弱官方偏爱的发展模式并导致国家在一度被视为一国的或国内单位内部的管理失控（Addleton1992）。对于卷入跨国流动的个别家庭来说，它们的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于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其时诸如建筑和零售服务部门的扩大和新的对变化的社会结构的重视，这一切在巴基斯坦尤其以贫困的减少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为标志。这一连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仅仅是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一个方面。 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 全球化并不是无所不包的现象，它不包括与全球结构没有联系的行为，尽管这其中是否存在间接影响还是个可争议的问题。实际上，人们可以将不断演变的全球结构的含义概括为一系列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全球化对国家的压力、全球化与民主化及民主化与市民社会。在引入这些主题之后，我将简洁地澄清几个重要概念，但愿以此作为以下各章进一步探讨的出发点。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 最近几十年来，个别国家寻求保护国内经济免遭外部力量的冲击，为此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行动来限制纯剩余资本的外流，这些行动包括：关键工业国有化、法令本土化、要求地方合并部分外资等等。一些国家（例如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缅甸和坦桑尼亚）也声言以更激进的依靠自己的方针作为与世界体系隔绝的手段。然而，今天，经济民族主义或脱离联系的战略几乎不值得称道了，因为跨边界流动（移民、通信、知识、技术等诸如此类）已经绕过了地球，就如论述所揭示的那样，它已经渗透了国家。 国家自治权（一个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吸引了学者相当多注意力的概念）的范围被经济全球化所局限了。此外，将国家拉回到社会理论前沿的动力（Evans、Rueschemeyer和Skocpol1985）要求根据全球化作出新的解释。在“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一些国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力量中采取主动，但大多数国家则是对它们作出反应。为了从全球化中获得物质的收益，国家以全球化代理人的角色日益促进这一进程（Cox1987，253-65；cf.Palan和Abbott1996）。经常被超越其控制的非人的和无法解释的力量所包围，领导者们的领导能力被降低了（Hughes1990）。面对全球化生产和包括债务结构在内的国际金融的影响力，他们被局限于集中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形式而加强国内条件。受到非国家行为主体考验的治国之术相对于跨国力量它的效能被减少了。在不同世界经济区的民众之中，幻灭的政治是普遍的现象。 国家的概念正在重构之中，其部分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一些原来被国家所抑制的潜在的紧张爆发了。现在国家的边界常被修正（Halliday1990）。东德消失了，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两部分，构成前苏联的十五个共和国已经获得了独立，南斯拉夫现在也解散了，它被种族冲突所分裂。冷战结束前，魁北克、北爱尔兰、巴斯克地区和科西嘉的分裂主义活动正在挑战现状。虽然北朝鲜可能被并入南朝鲜，但在非洲巴尔干化总是一个危险，因为在那里，殖民者不是依据种族分布和诸如河流、山脉等自然界线而武断地划分了边界。将许多国家视为统一的实体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既然没有国家不被全球化所触及，它们中的大多数就扮演着“交际花”的角色。根据定义，“交际花”向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是向那些富裕的或者上流社会的人。一些国家简直就是在扮演这种角色，它们提供或者推动性产业，现在东亚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跨国的性产业，在那里，国家对其境内的青年男女（或儿童）不提供社会保护，相反，为了有利于市场 力量而默许放弃具有保护作用的本土文化。对另外一些国家而言，“交际花”的姿态不那么明显而是更隐讳，虽然如此，作为国家为占优势的利益服务的角色的象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交际花”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就象比如说，一个“福利”或者“发展的”国家，而是作为各种形式迥异的国家的特征的一种政策取向。 广义上说， 国家充当“交际花”的角色依靠全球政治经济中更强有力的利益，不夸张地说，国家在政策上是顺从的，因为它的选择是有限的，而且卷入的又是非法关系（尽管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更具体地说，“交际花”是一个综合结构，它是不同特点的混合物。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在全球化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附属的地位。此外，“交际花”的特点是地缘经济中的失控，这一点在从南非的最不发达国家到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都 表现明显。尽管国家充当“交际花” 的角色对未加管制的经济有帮助，但是，它们鼓励臃肿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情况一部分是源于那些最近几十年才逐步获得独立的国家中殖民主义的遗迹，另一部分源于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发展计划的残留，当然，那种认为政治权力是通向富裕的一种（有时是唯一的）途径的看法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同谋。 因此，有些国家也在“交际花”身份的伪装下与选举和民主的程序绞在一起来增加它们的强制力。警察权力因此被扩大了；在许多情况下，尽管整个政府的预算减少，但警察预算仍在增加；监禁也有了较大的扩展。最后，在某些没有明显外部敌人的国家，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国家充当“交际花”的身份正在为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和它的受益人而不是一般的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由于赞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交际花”这种身份就不单单是一种国内现象，而是凭借它自身的资格迅速成为一种跨国结构；它是一个多维的实体，植根于一种由其赞助人结成的多阶层联合体之中，并由那些被卷入这一共同参与过程的人所维系，它是由降低贸易壁垒所刺激的跨边界流动的中心，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政策框架中一个核心部分。 对国家的压力 跨国结构，当然其中的一些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它们是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被来自上层的经济全球化的拉力和来自下层的次国家主义的扯力所重组。一方面，许多政府通过区域主义在全球竞争中寻求好处；尽管以往的区域组合的失败，区域合作仍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不断变化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中实现移动的途径。另一方面，国家经常被次国家行为主体所分裂。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多元主义的激增导致历史力量的更新──一种错综复杂的宗教忠诚、种族认同、语言差异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当全球化限制国家权力的时候，出现了历史力量的重申。就如全球化赋予文化的同质化以动力一样（例如，标准的消费品在全世界传播），因此，全球的推动力也削弱了社区的结构，并释放出了隐藏的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是一个抵制定义的令人费解的概念，尤其是因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包括作为各种固定的模型（例如，“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塑造和被抗拒所塑造的要素以及作为具有一个能改变的基础的种种取向。对文化建构方式的强调可能与各种原始的文化概念相对照，这会将其内在的特征，如顺从和忠诚归因于社会，因此就否定了文化力的不断变化的历史作用。从社会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文化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同质的。事实上，东亚的文化是混杂的，它是种族群体、语言和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及其他教派的混合物。南非的文化也是五花八门的，它由不同的人种和种族群体、许多语言和种类不同的宗教所组成。更合理地将文化用作一种解释的成分就是判断在偶发条件下主观和可选择的取向，包括国家和抗拒运动在既定条件下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 尽管文化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一个接一个的阶段中文化都遭受攻击，但这个所谓的软问题与有血有肉的结构问题之间的对立还在持续。前者包括人们如何描绘他们的生活，他们如何想象生活的内容，以及他们如何表达痛苦、报答和渴望（Geertz1995，43-44）？不提出一个固定不变的文化概念，而最好是仔细地推敲它，通过建议某一个出发点以迂回的方式而达到解答的目的。那么，可以根据以利益为基础的各种社会过程来触及文化，这些社会过程形成或者削弱了总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物质生活方式（Williams1977）。在下述分析中，文化被视为一种寻求新的主题和规划命题的工具。 全球化与民主化 受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压力，国家通过采取诸如电脑监控金融系统和建立跨国警察力量（例如，欧洲警察）等措施来加强自己。虽然如此，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多元主义，许可政治改革的要求。随着东欧的革命，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和人权运动的冲劲，民主化的推动力获得了合法性。同样重要的是，赞成民主的力量已经赢得了信任。但是，什么样的民主适合于二十一世纪呢？当民主成为一个全球概念的时候，关于民主的理论却有各种相当不同的版本。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民主集中于统治权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一原则。 自由主义民主号召公众通过诸如政党、定期选举和权力轮换等制度来影响政府。从罗伯特·达尔（1971）的著作开始，美国学界发展出了一种制度主义的民主概念，即称之为多头政治：一种大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这种参与集中表现在大众在阶段选举中选择领导人，该过程由相互竞争的精英所控制。根据假定，精英们将对大多数人的利益保持敏感，但是，批评家指出，这种定义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制度主义的民主定义没有提到通向富裕和社会平等的途径问题（Moreira Alves1988，9-13）。在容许巨大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不平等的同时，现在，多头政治被美国的决策者提升到国际领域，它被视为推进新自由主义的补充。巩固多头政治或者说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制度与建立市场导向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味着二者携手同行（Robinson1996，55，319）。 另一个民主概念植根于由人民统治的经典的希腊理论，该理论也一直被称为直接民主。当代的大众运动重拾这种遗产，它们提出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民主模式，该种模式可被理解为有大众中的多数人而不是占优势的少数人统治或者精英人物之间的竞争。按着这种模式，有各种不同的渠道许可公众部门利用国家为它们自己的目的服务，其中市民社会的动员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刺激手段（Robinson1996，58-60）。在实践中，就象它会被集权主义的统治形式所取代一样，这种理想经常被新自由主义所代替。一些拉美国家，最突出的是巴西和阿根廷，都曾经历“集权主义民主”阶段（其他修饰性形容词包括“受限制的”、“被指导的”和“受保护的”等有时也被附加在“民主”一词上），这种类型的“民主”被证明是一种政治表现更为灵活的系统，是通向渐进自由化的途径。然而，不管怎样，国家肩负加强秩序的权力，在试图诱导公众一致支持的同时，国家可以运用强制手段保护自身免于陷入“混乱”。这种统治及其社会分支经常导致大量的冲突：对滥用人权的抗议和追求真正公正的要求（Mittelman1990，67；Moreira Alves1988，9-13）。 对于作为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民主的挑战正在从社会运动的动员中产生，它追求第三种模式，即“参与民主”。与经济全球化相一致，那种象征多头政治和集权主义民主的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遭到屏弃，从而赞同个人要依赖社会求发展这一信念。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概念容许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对此，参与民主的提倡者是不能容忍的。目前，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潜在的，“参与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机构，而且暗示来自社会基础的各种社会力量带来的持续压力，其目的是为了维持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变革形式，对这个问题我将在随后的各章论述（尤其在第6、10和12章中）。参与民主的替代形式于是就与最大的挑战有了联系，这种挑战就是：如何既能控制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裂的代价，又能民主化。换言之，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复兴与民主化相协调。民主化的问题也集中于参与的责任形式。选举出的官员对谁负责？就理论而言，民主意味着对被统治者负责，实际上，领导者的施政是对诸如债务结构、结构调整计划和贷款税额评估机构等市场力量负责。因此就要寻找一种替代方案。尽管没有人可以令人信服地声称参与民主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实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动员的理想形式已经成为强大的历史力量。 民主化与市民社会 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政治正在被重新定义。选举政治是传统的舞台，但是，当然不是唯一的舞台。超越国家疆界的政治比在一国之内的政治更加易变。市民社会正超越国家，即使这种超越仅以早期的方式，它也正呈现为一个大的竞争场所，在那里，不同的群体试图重铸政治，包括政治的时-空规模（Lipschutz1992）。根据布罗代尔的时间观，包括各种范式在内的思维框架正在发生改变，边界不仅以正式的方式，而且根据资本、人口、信息、知识、技术和消费品的实际流动正在被重新划定。 市民社会的概念根源于欧洲的知识传统，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和西方的政治文化。由于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经常在西方使用，因此，它也具有黑格尔的含义。在这种形式下，市民社会被视为超越个人，或者一些人会说，家庭之上和处在国家之下的社团生活领域（Wapner1996）。然而，对于许多试图建立另一种秩序的行动主义分子来说，这种解释经受住了挑战，是合适的。他们的概念大概更与葛兰西的观点相一致，后者认为，“处在经济结构和具有合法性和强制力的国家之间的是市民社会”（1971，208）。正是葛兰西洞察到了霸权不仅通过国家而且在市民社会中实施，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各种自愿结成的社团、宗教机构等诸如此类──对形成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对葛兰西来说，市民社会──群体代表他们自己的方式──既在国家之内，又在国家之外。国家自身，尤其是在它与市民社会相互作用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斗争地带。实际上，今天一些市民社会的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占据要位。这为市民社会组织的“独立”制造了一个伦理上的困境。 尽管市民社会的界限模糊，必须对此进行协商，但是在另一方面，它确实具有自己的特色。按我的理解，市民社会将成为一个竞争的政治空间，它由集体的行动所形成和扩大，并由不同于经济的各种自愿的社团所构成，它不能完全脱离国家的控制，但不管怎么说，它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外。 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被灌输到全球化的政治领域，这部分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缺乏哲学的层面，部分也是由于社会秩序解体的多种迹象。这种恶化的具体表现是作为二十世纪后期标志的环境的伤痕。作为对国家不愿或者不能有效反应这些信号的反应，市民社会可以担任一个监察者、一个信息交换机、一个各种观念的试验场和公民心声的代言人。与国家相互制衡，市民社会也能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自我；市民社会也充满了紧张关系，但是，它因多样性而充满活力（Serrano1994，309）。尽管市民社会对国家形成压力，是民主化的潜在的刺激力量，但是就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第5、10和11章），市民社会的观念和实践也能腐化，它或者被各种非法的活动所污染，或者以非法的活动去污染国家。 最后，国家-市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存在几种不同类型的市民社会。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源，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形。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近几十年前，来自市民社会的要求不是政治生活的特征；因为这个概念本身是从西方传播来的，而现在它是抗拒政治中──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键的场所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让我们转向作为全球化的对比物的抗拒政治，通过探讨它产生的环境：通过区域过程（这里观察的是东亚和南非）反映出来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情况。 第一部分 “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 第二章 国际劳动分工的再思考 今天，那种熟悉的关于核心、半外围和外围的形象描述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结构，这一新结构既包含建立在不同地区的特殊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垂直的一体化区域劳动分工，又包含作为企业的多样化和全球化战略一部分而将其活动扩展至邻国的水平的多种网络。那些旧的范畴不再能捕捉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复杂性及其将所有地区和国家都局限于同交易资本相适应的各种方式。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变迁不仅分割原有的劳动分工，在地理上重组经济活动，而且限制国家的自治权并侵占国家主权。 上升到世界的层次上，全球化则必须被视为一些难解的、未完成的和矛盾的问题，对此将在下面继续探讨。全球化是一个混杂的系统，它不仅加剧了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削弱了它们。尽管全球化经常象征着一种同质化的力量，它也以多种方式熔化当地的环境，因此导致了而不是削弱了社会结构之间的显著差异。从根本上说，资本积累的基础已经形成了，这种结构接受国际劳动分工，但在方式上与国际劳动分工（IDL）和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理论家所假定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这两种理论既提供了分析全球结构重组的切入点，又为发展替代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机会。为了考察全球结构重组的主要方面，就必须重新进行（即使是概要地进行）原来的尝试，即认真研究生产、报酬的分配和政治与社会后果等构成的新系统。简洁地评论古典国际劳动分工理论能为提出以备后面论述的相关理论问题提供有效的途径。简单地说，了解经典作家为什么和如何理解和定义国际劳动分工将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从简短的概要中也应该很明显地反映出，不仅关于劳动分工的产生原因，甚至关于它的本质特征问题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国际劳动分工的解释必须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作为补充，后者试图解释生产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生产的空间重组。在将新国际劳动分工这一论题交付批判审察之后，我建议换一个角度，也即我曾经称之为“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的角度。 我的主要论点是“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将更多的复杂性引入“劳动分工”之中，并为古典和当代的理论增加了深度。概言之，“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涉及世界各地区之间──其中包括它们的构成单位，值得注意的，如国家和城市和联系它们的网络──的重组。另一种重新排列表现在大量人口从发展中国家、东欧和前苏联向西方转移，尽管也包括在这些地区之间和南部地区内部的大规模移民。全球商品链充当吸引来劳工的磁石，它形成了联系多种生产过程以及买方和卖方的网络。在这些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中起协调作用的是植根于文化──家庭、社会和种族纽带的微观模式。文化成为劳动力市场管理和划分轨道上的转换器。 由于原来赋予“劳动分工”这一术语的含义是我的“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概念的基础，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劳动分工的概念，同时第二部分转向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假说。接着，通过集中探讨各分析层次──区域主义、移民、商品链和文化力量──之间在全球化劳动分工中的相互作用，我将对结构重组提出一种替代的解释。因此，这一章的中心目的是引入这些分析层次，随后的各章将对它们进行详细的阐述，以及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最后，在将这三种表述──国际劳动分工、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劳动分工与权力分配”并列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表明各种趋势，并指出一个等级式的然而不断迅速变化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方面，今天，它既以国家间体系的持续存在为标志，又以来自不同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挑战为特征。 古老的劳动分工学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 当劳动分工首次被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研究的时候，它是指将生产过程分成许多部分的生产专业化的新形式，其中每一个部分完成不同的任务，并在贸易中享有不同的利润率和不同含义的比较优势。斯密1776年的那篇关于劳动分工的论文涉及到所有国家的财富，成为孕育现代理论的温床。斯密假定了“买卖和物物交换的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他首次进行了研究复杂的劳动分工出现的可能性的重大尝试，事实上，这种劳动分工在随后大陆发生的工业革命期间才得以形成。 斯密认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生产形式使工匠们的技术遭到削弱，他们的技巧不仅被几个工匠的合作而且被从事专门和既定活动的大群人之间的协作所取代，这种协作使任何一个人都要去做许多人都在从事的那项工作。在一个单独工厂中劳动力的联合劳动量超过在旧的体制下所有单个工人劳动量的总和。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技巧，因为，任务被简化为不相关联的各种操作，这就节省了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损失的时间，而且创造力也从对单一职责的谙熟和专注中产生。与这种专门化并行的还有其他领域的区分──政治和社会──这正如斯密在其1759年（Smith1976）首次出版的处女作《道德情操理论》中所概括的那样。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被描述为提出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己驱动的这一假定，但在事实上，斯密也强调，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社会倾向限制利己主义和有助于防止不协调现象。斯密的《道德情操理论》包含大量对“同伴情感”、个人行为、正义原则和道德的论述。 斯密对不断演变的劳动分工将成为提高生活水平的推动力并因此而带来巨大的利益保持乐观态度，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重复和过度专门化所造成的分裂和有害的后果。不管工厂里的工作怎么非人道，就国家能够提供公共商品（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以便利商业、提供足够的公正以防止压迫及保护财产权以使之不受侵犯而言，斯密对经济社会充满乐观。当市场社会使相对自治的国家支持自由竟争和劳动分工成为必要时，国内市场的范围是一种固有的局限。尽管在内陆、分散的或者人口稀少的地区个人有必要能够做许多种工作，但是，正是贸易伸展了市场的范围。 在这一点上产生了争论，李嘉图争辩说，商品的价值是根据其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确定的，它的价值可以通过外贸得到增加，因为控制一国商品相对价值的规则不能用于控制国家间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通过有效地利用“自然赋予的特殊的权力”，每一个国家“最有效和最经济地分配劳动：通过从总体上大量增加生产，它分散总的收益，并用利益和交易这一共同纽带将“遍及文明世界的全体国家”联系在一起(Ricardo，1932，114）。因此，作为大量的当代理论的基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可以被概括如下：国际贸易的模式依赖于比较劳动成本的原则，即如果两个国家有贸易关系，每一个国家生产同一类商品，那么，其中一个国家将销售相对（而不是绝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另一个国家也销售它的成本低的商品。与斯密的劳动分工概念一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预先假定政治与经济分离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用于覆盖中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术语，而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其中的一些是群众运动。 马克思将劳动分工视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特征”，他不认同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在生产中劳动分工会导致有益结果的信念，后者认为，生产任务被划分和再划分，以致于成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劳动分工。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劳动分工使劳动者面对生产过程的物质力量，将工人弱化为一个细节的劳动者。知识、判断和意志只是为了整个工厂才得到正式运用，这也经常严重损害工人的身心。详细的劳动分工──产业内部任务的再划分──由此区别于社会劳动分工，它将社会中的所有群体彼此分开。马克思既批判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又以他们的理论为基础，因此，马克思试图重铸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明确劳动分工理论的政治方面。 社会学理论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尝试将经济理论和现在所谓的产业社会学理论紧密结合，但是，除了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杜尔海姆的介入外，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劳动分工理论进步甚微。在围绕国际劳动分工的生产力提高而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所进行的争论，社会学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已经赋予劳动分工的概念以具体的含义。韦伯强调“职责专业化”是历史的一种原动力，他认为，“职责可以根据工作的类型来区分，因此，只能通过同时或者连续地将大量人的工作合并才能制成某种产品。”（Weber1947，225）。为了发展这种命题，韦伯集中研究了由劳动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尽管不适合于劳动分工或者普遍意义的经济但适合于历史事例的社会学的类型学。尽管如此，韦伯设想的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行政手段的集中──社会生活各领域官僚政治专业化的总趋势──同行并进。 对杜尔海姆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分工中结构的分裂和各种聚合的趋势，这最终加深社会的一体化或者他称之为“有机的团结”。与以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机械社会秩序不同，现代有机社会是建立在不同的专业化职责互补的基础上。在劳动分工取代机械的团结但还没有形成用来减轻社会紧张的道德（例如，社会团结）的过渡时期，各种相互影响在量和强度上的增加会导致犯罪的蔓延、经济危机、劳资纠纷和移民。然而，这些反常的形式会减少，因为当灵活性和个人自由伴随劳动分工的日益专业化而来，反过来会推动社会的一体化（Durkheim1984，291-341）。 旧理论，新现实 从对古典作家的回顾中，显然，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理解现代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跳板，市场的扩大目前体现在经济全球化以及这些过程的社会后果之中。然而，在这一理论中所缺少的东西正反映了古典传统的总局限，这对当代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古典学派允许国家在自由竞争经济中担当劳动分工的保证者，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国家的形式必须是民主的和自由的。（功利主义者如Jeremy Bentham及此后的自由主义者如John Start Mill关注国家的形式。保守改革者如Bismarck和重商主义者，其中最突出的是Friedrich List，他将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 在突出资本与劳动力成本逻辑的同时低估国家的作用，这种作法的风险在于促使经济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断上升的势力相联系，这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被韦伯的追随者纠正，他们强调根据年龄、人种、种族和性别的劳动分工（Cohen1987，231-32）。尽管古典作家对文化的作用并非只字不提，但是他们对国际劳动分工中不同阶层的态度、信仰和习惯的论述相对较少。他们不曾在任何地方分析、谈论某些文化加诸于劳动力流动性的种种限制（例如，就象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当代的伊斯兰社会所做的那样）。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明确表达劳动分工的空间方面──一个在新国际劳动分工论题中要解决的奇怪欠缺。 新国际劳动分工 除了韦伯和杜尔海姆的贡献外，劳动分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这种状况持续到二十世纪60年代当生产的空间重组开始之时，其中涉及一个世界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场所的形成和扩大。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家有不同的强调重点：从集中于研究世界市场的变化的新斯密学派到集中于研究资本输出的新李嘉图学派，他们试图解释生产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及当大量的研究和开发(R&D)活动仍然维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却出现了生产的划分和低技术工作转移的问题。弗罗贝尔、海因里希斯和克雷认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发展中世界被贬低为从事原材料的生产，这种劳动分工形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Frobel, Heinrichs 和Kreye1980；Lipietz1985）。跨国公司依靠在低工资地区劳动力密集型输出而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和减少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关的生产是受在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构资本主义的急需的驱使。 由于各种新技术，尤其是使空间缩小的交通和通信系统，生产的场所日益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资本现在不仅寻找新的市场，而且寻求将新的人群纳入劳动力大军。起初，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通过纺织业的“全球装配线”已经成为国际劳工阶级的一部分。正是电子业发展了首批真正的一体化的世界装配线。 弗罗贝尔学派对理解劳动分工的巨大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清楚地指出了跨国资本的增长势力和复杂性以及它在全球领域通过分散生产而把握不同获利机会的能力（参见Goudon1988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论点的不足之处）。这种方法也为研究南-北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世界的大量移民，以及日益将国家区别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种具体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 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的论点夸大了廉价劳动力作为全球资本推动者的重要性。实际上，低工资原因无法解释跨国公司在劳动力相对昂贵的地方立足的决定（Fernandez Kelly1989，150-51）。跨国公司有关生产地点的决定代表了各种考虑，而且它们经常倾向于选择那些劳动力成本超过邻国的国家。因此，在一百多个成员公司的支持下，一个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非营利性私人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WEF）所提供的一份1998年度包括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竞争情况对比表就运用了评估的综合指数。这些标准包括开放的市场、节俭的政府开资、低税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衡量这些因素的基础上，1998年新加坡在众多的对手中脱颖而出，它的竞争性位居世界第一，排在它后面的分别是香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表2.1根据上面提到的各种指数显示了各国和各地区的竞争力的评估平均值。 显然，劳动力成本是竞争性模型中以及与就业的增加和减少直接有关的全球企业的估价中的一种构成因素。对于新国际劳动分工论点的另一个困难是旧的国际劳动分工（例如，在农业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与新的劳动分工并存，形成了可被视为新旧结合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劳动力的再分工。实际上，如果问题是认定连续性和间断性，那么，恰当的问题是，关于新国际劳动分工究竟新在哪里？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