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对超级能力的恐惧与驯服 ——解码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类型意义

　　一、超级英雄的意义轴：

　　从叙事功能到符号功能

　　普洛普从植物学领域借用“形态学”这一术语，首次实现了对叙事和角色的结构关系的研究。（1）以列维 - 斯特劳斯和罗兰·巴尔特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者发展了普洛普的方法，在叙事功能基础上，更多探讨了角色的符号功能。列维 - 斯特劳斯特别注重人物的符号学和表意功能，将人物看作是雅各布逊所设想的音位，将叙事中的具体人物比拟为“我们会在某一文献里遇到的、字典未收的词”，整个故事世界往往是借助这些由人物的对立特征组成的词汇建立起来的。（2）罗兰·巴尔特进一步发展了符号学的人物研究，在对电影展开的研究中，他将人物类型重新置于电影叙事的中心位置。巴尔特还将由功能主导的叙事规则和由人物主导的叙事规则分别视作“来自小农社会的想象结构”和“现代技术社会的想象结构”。（3）他认为，“影片结构不同于民间故事，它不是围绕着动作而是围绕着戏剧人物展开的”，（4）甚至邀请读者参考新闻要素的五个W的排列顺序，第一个W代表的是人物（Who）而不是行动（What）。在充分重视角色内部结构及其对于当代叙事的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本文借鉴阿蒙提出的叙事研究的符号学方法，（5）展开对超级英雄叙事背后的意义探析，分析的对象包括主要角色的类型特征，以及他们和其他人物之间的二元关系。

　　首先，确定角色内部不同的语义轴线以及轴线的相关特征。例如，对于超级英雄这一角色来说，一个基本的语义轴线是他们自身所具有的超级能力，它的基本特征是在电影故事的现实世界中超越物理和生物规律的人物禀赋，例如绿巨人相较于常人的变身，刀锋战士综合了吸血鬼和人类的体质优点，雷神借助锤子而获得的反重力能力等。第二个步骤是结合角色的行动及其语境，根据语义轴线的特征所具备的叙事“效益”（主要包括素质和功能两方面）进行分类，从而确立超级英雄电影的类型元素。例如，对于超级能力这个语义轴线来说，在素质方面可以分为超级能力的获得和超级能力的（暂时）丧失两个类别，而超级能力的获得和丧失在叙事功能上又较为稳定地发挥着特定作用，特别是在影片的高潮段落，超级英雄和反派之间的决战以及超级英雄常常经历的“殉难”段落，都是超级能力轴线的主要叙事功能。第三个步骤是研究不同的轴线在一部作品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叙事情境中相互抵消、相互置换和发生变更的情况。例如，超级能力的获得和丧失这一超级能力轴线，与正义 - 邪恶这一政治伦理价值轴线之间，在不同的情形下，常常是相互置换或相互抵消的关系。最后一个步骤是在与超级英雄这一类型角色相关的多个语义轴线的关系网络中，寻找被反复运用而形成的程式，从而完成对类型规则和意义陈述的探究。

　　

　　《超人1》海报

　　二、超级权力的期待与恐惧：

　　能力轴上的善与恶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第一部《超人》电影算起，超级英雄电影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与科幻、爱情、探险等其他题材都在场景、母题和价值观上有诸多交叉，但超级英雄的类型角色建立在“超级能力”基础上的语义轴线则相对稳定和独特，电影的叙事主要体现为能力轴线以及围绕这一轴线而展开的正邪斗争。

　　1. 能力轴线：超级能力的获取和丧失

　　超级能力是超级英雄这一类型角色的基本特征。超级英雄电影中的很多叙事桥段都在处理超级能力的获取、消失或转移，这一电影类型的表意系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级能力所提供的能指。

　　首先，在叙事功能的层面上，超级能力的获取、丧失和转移为超级英雄电影提供了常见的叙事桥段。例如，在《美国队长》系列中，超级能力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一种生物化学方面的科技发明，它能够提升普通人的体格和运动能力，二是由教会保存的、代表着未知力量的能量魔方。“二战”敌对双方对于这两种超级能力的争夺构成了基本的叙事线索。《超人》系列中的超级能力则来自于外太空，《超人4》和《超人归来》中，反派角色路德分别通过基因改造和氪星水晶的方式来获取来自氪星的超级能力，构成了对超级英雄的主要威胁，也成为电影需要解决的核心任务。并且，超级能力轴线也借助这些常见叙事桥段，和这类影片常常处理的正义与邪恶这条政治和伦理轴线发生重合。

　　2. 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 ：超级能力的现实指涉

　　超级能力的获取和丧失，不仅对应了故事情节上的正邪消长，而且还在社会场域形成了意义指涉。为了更好地研究超级能力这条轴线的符号功能，除了超级英雄本身之外，还有两类与这条轴线密切相关的角色需要纳入到符号和结构分析中 ：其一是超级坏蛋，其二是社会机构。我们可以发现，超级英雄同这两类角色之间的关系不仅奠定了剧作层面的戏剧性冲突，而且在意义表达上也承载了正义—邪恶的这条善恶价值轴线；它不仅重述了当代世界关于正义和邪恶的政治定义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指明了超级能力的现实指涉。

　　超级坏蛋是超级英雄的直接对手和人类社会的直接威胁者。为了达成自己的邪恶目标，他们往往觊觎超级英雄的超能力。他们和超级英雄之间围绕超级能力的争夺是大多数这类电影的主导情节，也是能力轴线的重要剧情载体。超级坏蛋常常是来自于社会之外的独裁者或毁灭者，如《美国队长》中的反派来自于纳粹一方，到了《复仇者联盟》时反派则来自于外太空；另一类超级坏蛋来自于社会内部，往往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试图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超人》中的反派路德被塑造为一个地产商人，《蝙蝠侠》系列中的反派则包括了商业巨头、工业界领袖和政府中的检察官。

　　与超级能力相关的第二类角色是社会机构及其代理人，他们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体制的代表，但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很多超级英雄电影中的社会机构，如警察局、国防部甚至国际组织，都被深谙体制漏洞的腐败分子和野心家控制，并和超级坏蛋一样、觊觎和试图控制超级能力。也许这些机构的本意并非作恶，但由于官僚思维、掌控欲望等原因，他们往往在大多数时间扮演了超级英雄敌人的角色。一个典型的情节段落是《美国队长2》中九头蛇针对神盾局而执行的“回形针”计划，成功地利用社会机构的弱点和大众的恐惧，几乎奴役人类社会。

　　由于超级英雄电影反映出对官方机构和官僚制度的深刻的不信任和焦虑，社会机构也因此承载了更为重要的剧情功能和文化意义，它与超级英雄和超级坏蛋之间依托剧情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复仇者联盟》的第一部中，作为社会机构的神盾局背着超级英雄制定秘密计划，包括了直升机航母上对付绿巨人的牢笼，以及利用魔方制造高级武器。社会机构的这些秘密计划代表着普通人对于超级能力展开有效控制和合理利用的欲望。例如，对于魔方秘密的使用，社会机构最初的目的是抵抗未来可能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但是，社会机构对超级能力的控制和利用往往以失控告终，神盾局开发出来的系统最终被用来监控和威胁人类自由，超级坏蛋也在神盾局这个机构中借尸还魂。

　　从上述的情节设置中可以看出，对于超级坏蛋和社会机构这两类角色来说，超级能力都是他们控制人类社会的主要手段。超级坏蛋借助超级能力而展开的社会控制是外在的社会威胁，而社会机构借助超级能力而展开的社会控制则被展示为内在的社会威胁。而当我们在正义与邪恶这条政治伦理轴线上考察超级英雄和他的敌人们围绕超级能力而展开的戏剧性冲突时，超级能力的社会指涉也浮现出来 ：它实际上对应了现实社会中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不论是暴君、恶棍还是官僚机构，都试图获取完全控制人类社会的绝对权力，这对于大众来说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威胁。

　　超级英雄电影在21世纪焕发出巨大的跨文化的影响力，正是在后“9·11”的全球反恐优先政策和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的语境下，社会大众对于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的集体焦虑在电影领域的投射和表达。并且，超级英雄电影中越来越多的科技和科幻元素呼应了观众在真实生活中对于网络技术的担忧，超级能力所指代的绝对权力在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协助下似乎正在变成现实。《黑客帝国》等电影正是直接借助网络技术讲述了一个关于疏离于体制的超级英雄的拯救叙事 ；（6）这也是与DC宇宙相比，漫威宇宙的系列电影近年来更加成功的一个原因。DC宇宙中的超级英雄主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城市社区中的财阀和犯罪，在这种语境下，绝对权力来自于商业精英、犯罪团伙和政府机构的合谋 ；而漫威宇宙则面向全球和跨国的挑战，并且更具有科技导向，更能体现21世纪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精神。当超级能力所指代的绝对权力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的焦虑，如何处理这种威胁，便成为超级英雄电影的核心任务。

　　

　　《美国队长2》海报

　　三、人性化的超级英雄：

　　身份轴与情感轴的软化功能

　　好莱坞电影的商业属性，决定了超级英雄电影并非要对超级权力展开直接批评，而要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让这种集体焦虑得到释放，让超级权力变得无害甚至可爱。从角色的叙事功能和符号功能来看，这种叙事策略建立在超级英雄的身份和情感两条轴线上，超级英雄借此区别于超级坏蛋和社会机构，他们在剧情上的胜利则代表了超级权力的威胁被成功消除。

　　1.超级能力的身份合法性与合理性：神灵·凡人·怪胎

　　相比于硬汉侦探、西部牛仔等英雄角色，超级英雄的超级能力轴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超级能力在赋予角色特定能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缺陷。例如，刀锋战士的超能力综合了吸血鬼和人类两方面的优势——既有吸血鬼的身体素质和快速愈合能力，同时还像人类一样不怕日光，因此被称为日行者；但他的缺陷在于自己嗜血的本性越来越无法控制，成为一个潜在的隐忧。在《复仇者联盟》中，绿巨人无法控制自己愤怒之下的变身，钢铁侠需要依靠技术手段给自己的心脏供电，这都属于这类超级能力和缺陷相伴相生的情况。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在这些情况下，超级能力和缺陷是同源的，超级能力来源于角色的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这种“超级能力 - 个体缺陷”的同源性，很多时候构成了角色的内在矛盾，角色的身份认同也因此成为剧情层面的一个重要元素。

　　其次，由于超级能力的获取成为核心的叙事动机，超级英雄在一些段落中被物化或者对象化了。在系列的前两集中，刀锋战士在猎杀吸血鬼的同时也成为了吸血鬼的猎杀对象，他被吸血鬼锁在床上，身体被刺穿，血液被提取用来进行DNA研究。这种情节和视觉场景的组合，让刀锋战士成为被捕获的、展开研究和利用的被动对象。对象化的叙事功能是为了发现和获得超级能量，而潜在的文化功能则是恋物，特别是对于身体的迷恋，它将超级英雄的受难转变为仪式化的景观。类似的叙事情境、身体拜物和视觉仪式化的受难场景也出现在美国队长获得超级能力的段落中。从人类学对世界各地的文化仪式研究中来看，这种受难仪式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是人向神转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视为一种身份的蜕变和通过痛苦达成神圣化的实践。物化和神化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这同样将超级能力的轴线和身份认同进行了链接。

　　综上所述，超级能力影响了超级英雄的身份定位和身份认同，体现了他们和社会之间的特殊关联，具有显著的符号功能。凡人和神灵是身份轴线的两个相对的方向，在蝙蝠侠的案例中，这种二元身份体现在与白天和夜间相对应的贵族富豪和城市守护神的双重身份 ；女性角色对于这两个身份的不同的情感态度，则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轴线，迫使超级英雄在两个身份中进行选择与整合。作为超级英雄类型中的一个特殊的叙事桥段，异性的情感激励让蝙蝠侠纠结于是否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不断地试图通过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来获得自我同一性，解决这种二元身份给自己带来的折磨和困扰。超人和蜘蛛侠系列电影同样充满了由身份轴线支撑起来的、十分类似的叙事段落和意义表达。在超人身上，这种凡人和超级英雄的身份轴线还体现在角色对自身的氪星人和地球人的认同情节中。

　　在刀锋战士这类案例中，身份轴线则通过超级能力本身所带来的缺陷而得到叙事呈现。刀锋战士的超能力给他的身份认同带来了结构性的矛盾，进而构成影片很重要的一个叙事母题。在主观意识层面，刀锋战士认同于人类，通过暴力手段阻止吸血鬼的滥杀无辜。但是，在潜意识和生理方面，刀锋战士又具有吸血鬼的特征，需要依靠药物，控制自己嗜血的本性，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母亲已经被转化为吸血鬼，对人类母亲的依恋和对吸血鬼的排斥构成了母子相遇场景的核心冲突，身份轴线的矛盾也借此得到充分表达。

　　这种与超级能力相伴的缺陷特征以及由这些特征带来的身份轴线上凡人与怪胎之间的对立，同样也存在于《复仇者联盟》系列。在若干情节段落中，身份的冲突甚至通过对白的方式直接陈述。例如，神盾局的指挥官尼克·弗瑞向当局申请开启复仇者联盟，后者质疑“是否要把人类的未来交给一群怪胎”；黑寡妇娜塔莎希望和绿巨人远走高飞，后者认为，娜塔莎和自己在生理上没有能力得到爱情，而娜塔莎则讲述了自己被绝育的经历，反问“你还觉得是团队里唯一的怪物吗”；美国队长在和奥创决战之前向同伴们号召，奥创认为“我们是怪物，会威胁世界，我们不仅要打败他，而且要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

　　可以说，超级英雄常常需要面对由超级能力带来的身份张力，游离于普通人、神灵和怪胎之间。这种剧情上的矛盾冲突与身份轴线的文化表意功能密不可分。身份轴线的二元结构来自于超级能力对于人性价值的挑战，身份轴线的“怪胎”一侧还明示了超级英雄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威胁。同样，超级能力及其所指代的超级权力对人性价值的挑战，还通过超级英雄的情感轴线在剧情上得到表达。

　　2. 超级英雄的情感有限性 ：被怜悯的超级能力

　　超级英雄和其他角色之间的情感关系，尤其和异性角色之间的爱情，同样是这个叙事类型的常规桥段。在大多数电影中，作为次要情节的爱情主要为主角提供兴趣爱好和欲望空间的展现，（7）而超级英雄的情感轴线不仅具备了类似的戏剧功能，还在叙事和表意方面融合了身份轴线以及超级能力轴线，为处理超级能力带来的身份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具体方式。

　　在80年代的《超人》系列电影中，情感轴线和超级能力轴线之间被处理为物理性的冲突关系，这尤其体现在1980年上映的《超人2》中。在这一集里，克拉克在报社的女同事终于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两人相爱并来到了北极的水晶城堡。然而，超人的父亲警告他，爱情会让他失去超级能力而变成凡人，无法服务于人类，但超人决定违背父亲的劝诫，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随着情节的发展，变成凡人的超人在失败和沮丧中重新认可了父亲和超级能力的价值，并在影片的最后通过改变时间流速而抹去了女友的爱情记忆。1983年上映的《超人3》中的爱情事务同样给超级英雄带来负面效应——超人和高中女同学之间的暧昧导致了社会责任方面的自暴自弃和反社会的行动，甚至还与反派性感女郎发生了一夜情，并在她的教唆下帮助反派作恶。超级能力和男女恋情之间的“相克属性”在《全民超人汉考克》等21世纪的超级英雄电影中得到了延续。

　　不过，80年代之后的大多数电影在处理爱情和超级能力之间关系的时候不再通过情节和对白直接处理为对立关系。在提供任务奖励和美丽褒奖的同时，女性角色和爱情段落还见证了超级英雄的成长，尤其是在“正确”地处理超级能力带来的多重身份方面的成熟。在1989年和2005年的《蝙蝠侠》与《蝙蝠侠前传》中，导演蒂姆·波顿和克里斯托弗·诺兰都使用了常见的身份秘密桥段——女性在被蝙蝠侠营救的同时，也在主动地发掘超级英雄的真实身份，在情感上游移于超级英雄的两个身份之间，难以抉择。这样一来，由女性角色主导的爱情段落将蝙蝠侠的情感与他对自身的身份和责任的认知关联起来。伴随着对异性情感的探索，蝙蝠侠还借此抚平了童年创伤和失去母亲带来的心理阴影，实现了成长母题的叙述。

　　爱情事务与成长母题之间的结合同样体现在《美国队长》系列电影的叙事中。在第一部《美国队长》中，负责超级战士项目的凯特特工以及《美国队长2冬日战士》中的战友黑寡妇，起到了诱发和见证主角的情感成熟的剧情功能。尤其是在后一部电影中，黑寡妇在一些细节方面不断地撩拨美国队长的情感，鼓励他和女孩约会，甚至在逃避追捕的途中假扮恋人，主动与他接吻。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毕业生》等青春片中熟悉的配方——控制性的成熟女性和青年男子之间的恋情以及前者对于后者在性和情感上的启蒙。而对于超级英雄来说，情感上的启蒙和个体心理的成长，都意味着对人性和人类情感的更多体验，让他们在身份轴线上从怪胎和神灵的身份返回凡人或人类的身份。

　　因此，超级英雄电影的爱情轴线并非仅仅是戏剧功能范畴内的支线情节，在表意上，也并不仅仅是饱受女性主义研究者批评的性别奖赏和性别奇观。不论是爱情和超级能力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是恋人与身份秘密的泄露，或是爱情对于心理成熟的积极效应，都与这一电影类型的价值陈述发生着紧密的关联，并由此赋予了爱情段落的表意符号价值。

　　3. 身份与情感轴线的共同编码 ：超级英雄的人性芯片

　　以上论述已经揭示出，超级英雄的能力、身份和情感轴线及其对应的一系列情节桥段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在剧情发展中相互交错和支撑。能力、身份、情感这三条轴线之间的互动不仅支撑了三条人物轴线的叙事功能，提升了影片的戏剧性强度，还共同解决了对超级权力的威胁。不论来自于情感轴线的、由女性角色提供的成长教育，还是来自于对抗超级坏蛋过程中对人类身份的重新认同，这些常见桥段构成的成长叙事都协助影片在主题陈述方面确立了人性价值和人类至上主义。

　　在身份轴线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超级英雄的神灵和佑护者的身份。当代文化研究的学者特别指出，当代美国的英雄叙事建立在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的拯救戏剧之上，在清教徒对抗土著的历史叙事和文化想象中，他们心灵中往往依赖一个外来王者，将周围的罪恶清除。（8）这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超人》系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超人的父亲在留给儿子的信息中反复明示了超人对地球和人类的拯救者身份，而且这种身份在绝大多数时候是被人类社会接纳和认可的。这一时期，几乎每一部《超人》系列影片的开头，都以一个精彩的拯救段落开始，而其中可能存在的与“保护者”身份不符的内容，如第三部中的反社会行为以及第四部中与核能超人大战带来的城市破坏，都被迅速地纠正过来。

　　不过，超级英雄对人类社会的威胁，在21世纪重新启动的超人故事中被放大成为主要问题。在《超人归来》中，关于“人类为什么不需要超人”的社论获得了普利策奖，超人自己也需要重新在前女友的心灵中确立适当的位置。到了《正义黎明》，人类社会开始尝试用法制规范超级英雄的行为，甚至做出了恩将仇报式的决定。整体来看，超级英雄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张感，或者说，作为社会秩序的威胁者的超级英雄形象，在9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这类电影的固定内容。不仅波顿和诺兰创作的两部《蝙蝠侠》系列电影都在渲染和处理这个问题，就连《美国队长3：内战》也通过剧情揭示了超级英雄联盟之间的分裂。

　　超级英雄对于社会的潜在威胁还体现在他们和超级坏蛋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体两面。（9）在《超人4》中，反派控制的核能超人是从超人的头发中克隆而来的；在《蜘蛛侠3》中，帕克的阴暗面也借助黑色蜘蛛衣被释放了出来。超级英雄和社会机构之间同样也有着复杂关联，超人、蝙蝠侠、钢铁侠等与社会机构都有着长期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但他们最终克服了自身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张感，展示出与超级坏蛋或社会机构的差异，承担了人类社会的拯救者角色。因而，如何确保超级英雄在赢得正邪之战的胜利之后不构成新的威胁，成为这类电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身份轴线和情感轴线在剧情和表征两个层面提供了解决方案。

　　首先，绝大多数超级英雄的起点身份都处于社会边缘，他们的自我认同在于，不仅是凡人，而且很多时候是弱者和需要被帮助的人，甚至类似于当下中国电影中的“屌丝”形象。超人在高中期间屡被同学欺负，暗恋“舞蹈王后”而不敢表白；美国队长在“变身”之前是个屡次参军被拒的弱小青年，在舞会上无法获得异性的舞伴；蝙蝠侠从小失去双亲，常年流浪在外……

　　因而，超级能力对于这些具体的角色来说，不仅在观众的心理上是对弱者的合理补偿，也在角色身上被赋予了人性光芒和伦理价值。正如《美国队长》中负责超级战士项目的厄斯金博士所说，“选择弱小的人，是因为弱者最能了解力量的价值和懂得怜悯”，他在临死前对美国队长的最后赠言是关于身份的，“记住你是谁，是一个好人”。从这个角度上看，超级英雄们希望融入社会，却因为超级能力和缺陷而常常陷入无法融入的困境，而情感轴线则协助他们完成了由边缘到融入的成长母题的表述。例如，在《复仇者联盟》的开始，美国队长躲在拳击馆练沙袋，完全不理睬来访的独眼龙劝说自己出去看看世界的建议；《蝙蝠侠 ：侠影之谜》的开场也为我们呈现了自我放逐到牢房里去铲除恶人的韦恩少爷形象。这两个场景都呈现出主角的反社会的性格和疏离于主流社会的位置。而恋人和爱情段落正是在这种结构性的断裂中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我们只要看看蝙蝠侠的公诉人女友或是超人的记者女友的社会角色和情感功能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理解这些女性角色和爱情故事是如何将超级英雄重新拉回社会怀抱的。

　　超级英雄的身份轴线和情感轴线所主导的成长叙事，其最终目标是正视和承担对于家人和社会的伦理责任，并将神灵和凡人的双重身份进行整合，在承担人类守护者的同时，接受人性价值观。从剧情上来看，在危机压迫下，超级英雄不断地被迫做出一系列两难选择，接受了伦理和价值观的考验，政治妥协和功利性考虑最终让位于亲情、爱情、友情等基本的个体情感。一个典型的故事段落是，在《复仇者联盟2》中，对于如何利用权杖的超级能力而产生分裂的超级英雄们，因为内讧和更强大的敌人暂时跌落谷底，为他们重新提供力量的并非是更强大的超级能力，而是这个团队中没有任何超级能力的鹰眼的家庭——他的怀孕妻子和孩子们。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国农场院落里，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在劈柴和修理拖拉机的凡人生活中，直面和解决内部的分歧和内心的恐惧。在《蝙蝠侠》系列中，替代父亲角色的阿福也起到类似的功能，他不断地以死去父亲的视角来启发和规劝陷入困境的蝙蝠侠，并在这一系列的最后一场戏中，见证了蝙蝠侠和猫女彻底变成凡人，过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因此，在表征和释放当代观众对于绝对权力的集体焦虑的过程中，超级英雄的能力轴线为焦虑对象提供了电影能指，身份轴线和情感轴线通过个体身份认同和成长母题的方式，以家庭价值、个体情感等基本人性过滤了超级能力的威胁性，将其让渡给反派角色。同时，这三条轴线也在剧情方面充分互动，相互支撑，保障了类型电影的戏剧性水平和叙事节奏。

　　

　　《复仇者联盟》海报

　　四、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启示

　　虽然对于绝对权力的焦虑在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中还缺乏土壤，但凭借精良的制作水准和精彩的故事情节，超级英雄电影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的认可。相比之下，国产的超级英雄电影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不仅在工业化水平方面还需要一定的积累，在对类型规则的把握和对当代社会文化的表达上同样具有差距。当然，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呼应和表述并非要求角色和创意的另起炉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进行当代改造同样有效。近年来，不少国产电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例如，西游题材就被很多电影人反复重述。在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反而是90年代的《大话西游》最为贴近由上述三条轴线确立的类型规则：土贼首领至尊宝变身为盖世英雄孙悟空，不仅承载了能力轴线和身份轴线，他和紫霞仙子之间的爱情纠葛也很好地贯彻了情感轴线的剧情和指代功能。另一类和超级英雄电影相似的中国电影传统类型是武侠片，影片中的侠客同样具有超级能力、个体身份和两性情感等方面的人物轴线，不过，这类电影较少建立“超级能力-绝对权力”这样的“能指-所指”关系，缺乏和当下中国乃至全球社会文化之间的精神关联，在当代中国电影创作格局中也逐渐边缘化。

　　在英雄角色甚至是常规的主角塑造方面，超级英雄同样能够为国产电影创作提供有意的启示。借用罗兰·巴尔特对于人物的小农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视角，当下中国电影的人物塑造急需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人物的多层性、复杂性在电影叙事过程中应当发挥重要甚至核心的功能。在设定角色和情节的过程中，超级英雄的三条人物轴线为我们示范出人物的独特性和普遍情节矛盾之间的完美结合及其对于电影故事的支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体的情感经历和情感成长，是大多数电影人物都具备的普遍性经历，而超级能力则是这类人物的特殊禀赋，进而为人物的普遍经历赋予了独特和极致的体验。能力、身份和情感这三条轴线不仅为超级英雄这一类型角色提供了社会文化上的表意功能，也为其他电影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设定提供了一个参照模型，有助于国产电影的艺术水准提升。

　　对于中国的超级英雄电影来说，我们需不需要这样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所具有的超级能力是否具备可信性？超级能力在一个高度规制化的社会环境中是否有英雄用武之地？英雄能不能抚慰当下中国观众真实的焦虑、恐惧？……这都是严峻的审美和社会性难题。如果说，层出不穷的孙悟空“超级英雄”形象是用一种脱离现实的想象性来回避超级英雄与现实之间的直接关联的话，那么横空出世的《战狼2》则可能是利用异域他乡的题材自由度来满足了观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象征性认同。中国式的“超级英雄”显然不可能与好莱坞一样，它需要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焦虑和渴望之中，但它又必须审慎地寻求这种表达的政治安全性和社会理解度。无论如何，超级英雄都必须完成一个悖论的转化——既要给英雄骑上超级能力的战马，又必须给这匹战马套上可以驾驭的缰绳，使之不成为脱缰的野马。类似《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身份的天注定与多情的脆弱心，可能体现的都是肩负非凡使命的超级英雄“多情未必不丈夫”的叙事宿命。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100084）

　　注释：

　　（1）V·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的定义与方法，,叶舒宪译《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第86页。

　　（2）［法］菲利普·阿蒙《建立人物的符号学分析方法》，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3）[法] 罗兰·巴尔特《电影的“创伤性单元”:研究原则》, 鲍玉珩、崔君衍译，《世界电影》1989年第2期，第31页。

　　（4）同（3），第30—31页。

　　（5）同（2），第172页

　　（6）John Shelton Lawrence. Fascist redemption or democratic hope? 80-96.

　　（7）姚睿《作为次要情节（B故事）的爱情关系》，《当代电影》2016年第12期，第35—39页。

　　（8）同（6）。

　　（9）刘康《超级英雄电影 ：由对立构筑起的当代神话》，《当代电影》 2013年第10期，第160—166页。

　　编辑：梁立志

　　校对：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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