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思考者,是检索机器
许倬云 活字文化
最新一期《十三邀》,许知远对谈历史学家许倬云,探讨在意义虚无的今天,知识分子及个体,如何重建生命价值。
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
文 " 许倬云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198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心路历程》、《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历史分光镜》、《汉代农业》、《转变中的古代中国》等。
经济危机引发全球困局
近代文明的主要动力,乃是来自于经济层面,亦即在工业革命之后,近代社会获得的巨大的生产力。经过二百年持续的成长,近代经济极度地扩张。经济动力本身发生了问题,当然会牵动全世界各处的秩序。
目前可以看得见的困难是,经济极度扩张以后的泡沫破裂,造成经济迅速地萎缩和失业人数增加,这两个现象都会牵动社会的不安。欧美各国都在努力挽救颓势,它们所采取的方略,有的是用刺激性的扩张,使得经济可以经过跳电而回升;另外一些则以节省和紧缩来制止经济进一步的衰退。这两个方面哪个能够生效,还有待观察。
牵动世界各处的秩序,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无论是民主国家或集权国家,都发生了金钱和权力的结合,也就是金钱腐蚀了政权。民主制度本来有自我监督的功能,可以靠法律和选票来矫正贪污腐败的现象,但现在的病象似乎已深入膏肓。在舆论媒体也被金钱收买以后,民主政治选民的自觉性相对地减弱,使得民主政治几乎已经失去了自我矫正的功能。集权国家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管是军人或是政团,可能更容易受金钱的引诱而被腐蚀。
在社会方面,一百多年来,迅速进展的城市化使得农村人口快速减少。以中国为例,过去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可是现在,却已有超过一半进入都市。欧美各国的城市化更早,也更彻底。过去小区和社群的结构都已经碎裂,在都市的茫茫人海中,个人迷失在其中,四周都是人群汹涌,但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和朋友。
目前世界各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如美国、欧洲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抗议的占领运动,如果没有都市中这么多的人口,很难这么快就动员上百万的群众,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这些运动都反映社会本身极度的不安和焦躁,他们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但看不见出路在哪里。这些运动大多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只是引发骚动而已。
各国都发生共同的现象:贫富悬殊,造成了愤怒;社会流动停滞,使得社会逐渐有了两极化的现象,包括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如此。这些都是社会正在面临崩溃的迹象。所以,经济恐慌造成的后果,使得政治、社会都面临同样难解的困局。
现代文明是否已经没落
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是不是现代文明已经处在没落的阶段?从启蒙时代开始,现代文明坚持的中心价值,是理性和人权。因为注重理性,所以寻求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和一个能够自我矫正的经济制度。因为要寻求理性,所以在科学方面有了可观的进展。因为追求理性,我们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在合理的讨论和试验之中逐渐找到答案。
但是,到今天,“理性”本身,似乎仅仅是一个无根的观念。在欧美基督教世界,“理性”原本是植根于人和神之间直接的关系,上帝赋予人类人权和超越其他生物的智能。现在,基督教信仰式微,在失去神圣秩序的保证之后,剩下的只有原教旨派的口号,而缺少深刻的思辨。理性已经无所依附,剩下来的就是理性另一端的实用价值。于是,科学的进展已经不是在追问宇宙秩序和宇宙意义,而是在追寻利润—从新的科技上发展出来的利润。科技得来的知识可以转化为金钱,而金钱又可以转化为权力,尤其前面提到的政治权力。科技知识的应用,逐渐集中在有利可图的若干项目。欧美学术界罕见有人追问有关终极关怀的大问题。
而在东方,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文明,终极关怀本来就是植根于“人”。儒家关怀人性和人本;佛教关怀的也是人在宇宙中怎么样安顿自己。西方文化侵入东方,东方的几个文明系统都处于叔季,难以抵拒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一百多年来,东方各地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与相应而生的城市化。西方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却没有在东方扎根。虽然在东方曾有一些人产生过复古的愿望,但寻找过去、界定过去、整理过去及重建过去的整个工作,却仍旧有待落实。也是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以信仰为主要关怀,经过长期屈辱后,诉之以报复的暴力行为,则是另一个极端。
整个世界,处处呈现的情绪乃是虚无和冷漠,这成为人类当前文明的主要征象。虚无和冷漠,无助于重建终极关怀。如果终极关怀也不过是一片空白,我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也不再问人如何跟别人相处,当然也更不知道整个宇宙与“人”的关系在哪里。没有这些重要议题,也不在乎如何回答,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了方向,也找不着真正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更无法解决生和死的困扰。
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泉源还有古代希腊文明一脉,其中又包含科学与哲学的理性部分,和追逐感官愉快及成就的酒神崇拜和奥林匹亚精神。后者延伸为积极进取、莫知其极的浮士德心态—人的一生努力追寻更多,更好,更强大。人和“天人”、“生死”这几个重要的项目,在西方没有答案,也不会有人提问。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人生就只有追逐最眼前的东西,就是舒适的生活,以及维持舒适生活的金钱,这个大概是经济扩张最根本的原因。
以科技为起点重建生活伦理
要如何重新收拾现代文明的摊子?过去一二百年来,各处都有人作过努力。社会主义提出公平合理的分配,是一个寻求解决的方案。但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呈现出权力过度集中的趋势。而在自由发展的一端,自从社会福利逐渐成为国家的责任以后,确实使贫穷无靠的百姓可以得到喘息的空间,但是个体的百姓,也不得不受到强大公权力的控制。
这两次尝试的矫正工作—尝试在现代文明发生难题的时候,努力弥补缺失的方法—都有一些成效。然而,这两项努力,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之处,没有在重建终极关怀的领域上有所着力。我们如果要预测未来世界的情况,看得最清楚的部分乃是:科技还会有更多的发展。科技已经取得了不断进展的动能,如果未来文明是以科技为主轴,我想科技本身就可以作为重建终极关怀价值的起点。
科学技术是要从实验之中取得真实,这个过程一定是从思考、假设、验证到证实,不断地反复这一整套思考程序。其中,有两点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不能说假话。虚假的假设,不能靠虚假的实验来支撑,虚假的实验要支撑虚假的假设,这是自欺欺人,不会有真正的进展。第二,在假设到验证之中,不能固执不变,任何假设都要屈服于验证的工作,也就是必须要有容纳另一种可能的胸襟和抛弃旧途、另辟新径的勇气。这些科学研究的职业伦理,就可以延伸成为诚实求真,勇于改过的生活伦理。
今天的科学关心的领域,大到外层空间的研究,小到细胞核的研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层层相叠,每一个层次都是一个网络,网络之中各部分互相依靠、互相支撑,彼此间的引力撑住了系统本身的存在和运行。而且,大系统包含小系统,小系统又串小系统,层层相叠的层次,每个层次和另一个层次之间也是互相牵制、互相支撑,没有一个系统能摆脱另一个系统而存在。任何一处的改变,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管是横向的网络或纵向的重叠,都会因为某一变动而牵动整体均衡的全局。从这一意义上看,人类社会本身是大宇宙、小宇宙层叠之中的一部分,而人类社会也属于这个宇宙的某一层次。每一个个人既是举足轻重的个体,也会牵一发动全身,引发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有了这番理解,我们就可以认为:在这大小宇宙之间,在人类网络之间,个人有其存在的价值。个体的变动会引发全体的变动,“人”在宇宙中有其无可代替的重要性。这种自觉,能够帮助我们从科技领域的知识,建构人类全体和人类个体的自我肯定。我们珍惜自己的存在,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庶几人类网络本身的均衡和和谐,不会因为一己的放任而受到损害,而人类社会本身的稳定,也会使上层、下层、外层、内层,层层系统达到和谐和稳定。这一种对人类全体的肯定,应当能够代替过去神人之间的互相呼应的神学定义。
再从人类内部网络来看,假如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以自己身受的喜怒哀乐来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将别人当做镜子中的自己,就很容易懂得中国文化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要求。我过去曾经写过一首短歌:
读北岛《青灯》有感
仲夏梦里,星陨如雨。
一颗流星是一个人。
事迹,命运,缘分,
化作疾射的光点,投入无边。
一束光的轨迹,便是一个思念。
当满天光束纵横,
投情梭,纺慧丝,
编织大网,铺天盖地,
将个人的遭遇,归与诗人青灯的回忆;
将生民的悲剧,写进不容成灰的青史。
再撒上鲛人的泪滴,
如万点露珠,
遍缀网眼;
珠珠明澈,回还映照:
一见万,万藏一。
无穷折射中,
你我他,
今昔与未来,
不需分辨,
都融入N维度的无限。
芥籽中见须弥,
刹那便是永恒—
人间在我,我在人间。
北岛的随笔集,写于世纪之交。穿行于纽约、巴黎、布拉格、拉马拉、加沙……游走于各种国际诗歌节,遭遇到身份各异的诗人、学者。北岛描写了他与世界的相遇,有见闻、有人物、有故事,信笔写来均轻松诙谐,超然跳脱,宛如简笔勾勒的素描;而他对生命与世事的慨叹却如影随形,有时尖锐的疼痛又会不期而至。我们会在书中认识个性充沛的德国学者顾彬、丹麦批评家博鲁姆、南非作家布莱顿巴赫、比利时诗人杰曼、鹿特丹诗歌节创办人马丁……但我们更会体味他深情怀念故人时的用心与笔力:师傅、家楷、刘伯伯。正是有这些人存于心底,他才能在漂泊中与世界坦诚相见。
从儒家人本思想出发的论述,加上佛教的体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作一个大网上无数的明珠,每一个明珠都可以反映别的明珠,而别的明珠又可以反映出自己。假如人心如明珠,就可以用自己的心映照别人,又映照自己。层层回影,则方寸人心,可以参透全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自己更进一步的认识: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不是意指万物的一切,“我”都可以持有,而是意指“我”都可以体会,并由同情而得到彼此一体的感受。
由此建构的往复映照网络,也许有助于我们个人从无助而微小的自我,提升到我可以看见别人,也可以看见宇宙的自信和自尊。更因为具备这种自信和自尊,我们会相信别人,尊重别人,不仅人间彼此依赖,天人之间,也是相依相辅。如此,我们可以自动自发地对生活环境关怀,对人生价值关怀,人与人之间彼此关怀。
人类经过这两条路—从科技研究的职业伦理引申出来的生活伦理,以及我心观照他心引发的共同一体的体会,我们既可体认人的尊严,也可重建“万物皆备于我”的胸襟。这两套价值彼此配合,我们就可以从科技文明出发,建构整套人文价值,不必求神,而返求诸己,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身心有所安顿,也许我们就能约束自己,抵抗贪欲,也就可以对无限扩张有所节制。无限扩张,已经导致经济膨胀的失控,导致资源的浪费,也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我们有所约束,也许就容易走到一个和谐的社会。在那个社会,自己有自由,也想到自由背后的节制;自己有权利,也想到权利背后的纪律;不妨进取,但也想到进取之时,顾及公平。
有了这些伦理观点,这三百年来近现代文明的缺陷,或许可得匡正。三百年来,世人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知节制,无意约束。整体而言,人类生产能力日日超越,生活水平不绝提升。可是,强凌弱,众暴寡,战争,革命,压迫,奴役,人类天天在侵害别人,在损伤环境。人类已到了互相吞噬的地步,我们必须重新整顿自己,捡回人类应当共有的“人权”。人权不只是个人权利,还有全体人类共同的人权。人为万物之灵,应当自觉知道,如何与万物共存。人不可以伤害寄身托命的大环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不只是对外扩张式的自强,也是自求充实的自强。从这一个科技文明的新阶段,我们应当致力发展新的经济制度,新的社会结构,新的政治体制,庶几大家共享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也建立天人之际更好的平衡。
作者从比较文化的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转变,指出中国文化在发展之初有两个特色:一是通过天命观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奥秘;二是借亲缘观念来建立社会组织。在讨论近代文化的转变时,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种种困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保守”抗拒 进步,“传统”抗拒“现代”。
原标题:《许倬云: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思考者,是检索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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