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个难画难描的野心家、阴谋家和牛皮匠

　　  孔子——一个难画难描的野心家、阴谋家和牛皮匠

　　 

　　                              探索者

　　 

　　一、             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知、无信，大有逆志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17·1》）

　　阳货，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又称阳虎。季氏几代把持鲁国国政，这时阳货又掌握了季氏的权柄。孔子说他是“陪臣执国命”。阳货是孔子所攻击的使“礼崩乐坏”，“天下无道”，“陪臣执国命”的“陪臣”的典型。他后来在内部权利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和晋国。孔子尽管自我标榜他如何对周王朝、鲁国的忠心耿耿，对“执国命”的“陪臣”如何憎恶，但仍然经受不住“执国命”的“陪臣”富贵的诱惑，愿意为其效力。此外，在此阳货亦批评了孔子的“不仁”、“不知”，孔子也接受了阳货的批评，承认自己“不仁”、“不知”。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时公元前504年（周敬王十六年，鲁定公六年），孔子48岁，早已过其自吹的“四十而不惑”，而仅差2年就是其“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然而还是如此“不仁”、“不知”！真“惑”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16·2》）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当时春秋末期诸侯、大夫、陪臣多成气候，尾大不掉，分庭抗礼，奴隶的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等，已经把腐朽的东周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打得支离破碎，代替奴隶制的封建制正在兴起。孔子对此称之为“天下无道”。对于“天下”“有道”“无道”，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孔子重操“克己复礼”之黑旗，企图把已经前进了的社会拉向后转。“天下无道”的原因在何？孔子认为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是“陪臣执国命”，是“庶民”的“议”。其实这只是结果，是“天下无道”的现象，而并非“天下无道”的原因。“天下无道”的原因在于周王朝的政治腐败。如何解决？是周王朝自身革新政治，铲除腐败？还是由外界势力对其进行革新铲除？孔子认为解决“天下无道”的办法，既不是周王朝自身革新政治铲除腐败，也不是由外界势力对其进行革新铲除，而应该是“克己复礼”，要“正名”（《论语·子路·13·3》），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12·11》)，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民不议”，就是说诸侯要还政于天子，大夫要还政于诸侯，陪臣要还政于大夫，庶民要闭上嘴巴不说话，逆来顺受。孔子认为周王朝自身革新政治铲除腐败，那是自毁其“礼”。《中庸·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仲尼燕居》：“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周礼乃天下永恒至善至美的大道，不得触动丝毫！“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悠悠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27》），了得！而由外界势力对其进行革新铲除，那是“天下无道”，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更不行！周王朝天子有病，病入膏肓，孔子却让天下人吃药。像具有这种头脑的人亦可以称之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教育家”？！真是咄咄怪事！知时务者为俊杰，顺应历史发展者为知者。孔子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者。孔子“不知”也！惑也！对此，已由奴隶制的周王朝的覆灭和封建制的秦王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作了历史的定论。

　　子曰：“主忠信……”（《论语·子罕·9·25》）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

　　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论语·八佾·3·18》）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9·3》）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13·20》）

　　孔子是一个非常自负而又虚伪的人物。他在向君王推销自己时的广告词中说则是“主忠信”、“事君以忠”。对他人作自我表白时则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5·25》）。说他“耻”于对君“足恭”。孔子“足恭”，既“耻”；“尽礼”有过于“足恭”，当然更“耻”。人们称孔子对“君”是“谄”而不是“忠”，而孔子对于这种指责，则在背后寻机以“事君尽礼，人以为谄”搪塞。孔子的搪塞欲盖弥彰。戴用麻制成的帽子，是周“礼”所要求的；当时通常戴用黑丝制成的帽子，虽俭约不及“礼”（也就是违礼），虽违礼，“吾”（孔子）亦“从众”，因其“纯”较“麻”质地做工高贵精致也。孔子是很讲究穿衣戴帽的。臣见君时，要先在堂下拜，然后升堂再拜，这是周“礼”的要求；而当时臣见君时通常在堂下就不拜了，只升堂拜，孔子认为这显得有些傲慢、不恭，虽违众，他见君时也要先在堂下拜，然后升堂再拜。在当时虽然“拜乎上”，已经成为通常的习惯了，而他孔子为了表示其对君的媚颜屈膝，他的与众不同，认为“拜乎上”，泰也；非要“拜下”不行，这样虽然“违众”，但是可以显示他比别人对“君”更加毕恭毕敬，讨得“君”的欢心，以便能让“君”对他更加宠信。孔子不是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11·16》）吗？孔子在生活奢侈、“谄上骄下”上，是不讲“过犹不及”的所谓“中庸之道”的，只有“过”而无“不及”！在此，孔子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君王面前的一副奴才像。既然孔子自己也承认他是“事君尽礼”，而非“事君以忠”；孔子要求他人是“事君”要以“忠”，而他孔子自己“事君”则不需要以“忠”，而只是“尽礼”而已！“君使臣以礼。”那么，也就是说他孔子是以“君使臣”的方式——“礼”“事君”——以“礼”“使”“君”，不过是“尽礼”而已。这样实际上，孔子是把“君”摆到“臣”的位置，而他自己则凌驾到“君”的位置。对“君”，孔子表面上是何等的卑躬屈膝，而实际上又是何等的狂妄自大！孔子对君“谄”而不“忠”也。对于孔子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大节”问题，却都被历代君王所忽视了，否则是否能把他捧上天，成为人臣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要让笔者来看还成问题。孔子做出这种“尽礼”“事君”的姿态，完全是给君王看的。孔子对君王只是竭“尽礼”，即极尽献媚取宠之能事，但绝非“忠心耿耿”。孔子教育弟子时则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4·10》）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怎么合适，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办。孔子明确地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小人”的行为特征，不言而喻是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作为“君子”的美德。孟子则说得更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8·11》）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办。可见柳下跖称孔子为“巧伪人”，真是一针见血，恰如其分。孔子无“信”，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以此来看待孔子的所言所为。孔子之所以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捧为“圣人”，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他有更大的欺骗性。至于孔子所说的什么“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论语·学而·1·7》）等，那只是因为言“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17·6》），可欺骗民众和向权势者推销自己，以获富贵。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2·7》）。孔子“无信”，“立”难也。孔子既要让统治者取“信”于民，又要让统治者不要以“信”自缚，对民那就只有欺骗。孔子既要取得“君”的“信”，又不被“信”所自缚，对“君”那也只有欺骗。《论语·公冶长·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如同孔子之“忠信”者，遍地都是。由孔子的自称，也可知其并非是一个“忠信”者。《论语·为政·2·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既然如此，那么对孔子又当何论？“不知其可也”！可见，孔子鼓吹的所谓“忠”、“信”，实际上是让统治阶级捆绑在被统治阶级身上的枷锁。“小人”、“民”的言行要有“忠”、“信”，“小人”、“民”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否则“大人”、“君子”将有行政权力和国家暴力兴师问罪；而“大人”、“君子”的言行则不必有“信”，当然更不必“忠”，“大人”、“君子”对自己的言行则不必负责任，“大人”、“君子”对“小人”、“民”的欺骗愚弄，“小人”、“民”又有什么权力、力量过问呢？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挂羊头卖狗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伪君子、大骗子。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帝王独裁专制的社会，所以那些政治上的野心家无不是阴谋家，其无不善于用表面上的“尽礼”，作为“忠信”的假象，来掩盖其卑鄙的目的，以骗取君王的信任和宠幸。孔子口口声声“主忠信”，“事君以忠”，那只是孔子给其它“事君”者套上的枷锁，也是孔子献给君王的一份见面礼；“主忠信”，“事君以忠”是指别人而不是他孔子。他孔子是“事君尽礼”，并非“忠”；“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并非“信”。他孔子是绝对不会掉入这个其自设的陷阱，而受“主忠信”，“事君以忠”之害！在这方面孔子不仅仅要比屈原、伍子胥“高超”得多，也要比庄子“高超”得多。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移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既然“谄上”有理，何必狡辩“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孔子终生都在向当政者谄媚，以谋求富贵。其徒子徒孙以及儒者大多也是一些向当权者谄媚取宠，以谋求富贵之徒。

　　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

　　《老子·第十八章》：“国家昏乱，有忠臣。”你看，邦国天下有“危”、有“乱”、有“难”、有“事”，正急需要孔子“事君以忠”、事邦国天下以“忠”的时候，他却“不入”、“不居”、“不见”，躲得远远的，藏起来。孔子对君王邦国天下“忠信”乎哉？不“忠信”也！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17·5》）

　　据锺肇鹏的《孔子年谱》，时前502年（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孔子50岁，早已过其自吹的“四十而不惑”，而正“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2·4》）的年纪。周王朝是在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当时是公元前502年，周王朝还在，孔子就要在周的东方诸侯封国鲁，再建一个周王朝，其野心昭昭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可能孔子认为此乃上天送他蹬上“天子”宝座的“好风”也！”也是孔子两年前对阳货称“诺，吾将仕矣”的落实！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17·7》）

　　据锺肇鹏的《孔子年谱》，时前490年（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孔子62岁，早已过其自吹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2·4》）的年纪。

　　由“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到“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时隔12年，孔子坐“天子”的美梦仍然不死。这也是对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最好的注脚。《论语·子罕·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要充当新王朝“天子”的美梦至死，还念念不忘。

　　孔子一方面标榜“忠孝仁义”，指责乱臣贼子，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与乱臣贼子相互勾结，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其充当帮凶。孔子一贯标榜自己对周王朝的忠心耿耿，实际上那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式的广告词，只要有可能得富贵，追随“陪臣”“犯上作乱”，也在所不惜。公山弗扰在费地反叛鲁国，这是比阳货“执国命”还要违周礼，是大逆不道，是祸灭九族之罪。至于“吾其为东周乎”，那不过是孔子的搪塞之词。试问他孔子做颠覆周朝叛臣的帮凶，而能复兴周朝吗？做反叛鲁国者的帮凶，而能重建鲁国吗？做使“天下无道”者的帮凶，而能使“天下有道”吗？当然不能。“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是叛逆之别名，亦是叛逆！什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13·3》），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13·6》），什么“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13·13》），什么“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9·7》）等等统统都是鬼话。孔子不仅不“忠”、无“信”，而且大有逆志，乃长期心存密谋犯上作乱之徒。实际上，孔子是一个以鼓吹忠孝仁义，谋求富贵者；忠孝仁义只是鼓吹，并不准备身体力行，只要能求得富贵，他是时刻准备放弃忠孝仁义，而力行其反者，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甚至犯上作乱。

　　对公山弗扰反叛作乱之“召”，尽管子路劝说，但孔子不听，仍然执意要去。后因阳虎公开反叛，很快失败奔齐，公山弗扰暂时隐蔽下来，孔子还没来得及到公山弗扰那里去，所以也没暴露而隐蔽下来，改换门庭重新钻营。第二年，鲁定公九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升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此时他又假借鲁君的势力，打击季孙、叔孙、孟孙“三卿”，搞“堕三都”，他第一个要铲除的对象就是公山弗扰。公山弗扰的作为甚至于在其“畔”未暴露的情况下也是鲁公要消灭的对象，由此也可见公山弗扰“畔”的性质和孔子“欲往”参与其“畔”的性质。当孔子在鲁国做代理宰相时，他又诛少正卯等。孔子一会儿翻手为云，一会儿覆手为雨，为“私”，为“公”；是“忠”，是“叛”，全看哪一方对他有利可图。《盐铁论·论儒》：“御史（笔者：桑弘羊）曰：《论语》云：‘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授受不亲，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出，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论衡·问孔》：“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时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谏，孔子晓之，不曰‘前戏言’，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审有，当行之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难乎？‘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肸未为不善，尚犹可入’；而曰‘坚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坚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软而易污邪？何以独不入也？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避恶去污，不以义，耻辱名也。盗泉、胜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恶实，而子欲往。不饮盗泉是，则欲对佛肸非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枉道食篡畔之禄，所谓‘浮云’者非也？或权时欲行道也？即权时行道，子路难之，当云‘行道’不言‘食’。有权时以行道，无权时以求食。（笔者：孔子善唱高调！）‘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当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系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难。子路难孔子，岂孔子不当仕也哉？当择善国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为食哉？君子不宜言也。（笔者：孔子不是称君子谋道，不谋食吗？）匏瓜系而不食，亦系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岂匏瓜也哉，系而不仕也’。今吾‘系而不食’，孔子之仕，不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贪禄也。礼义之言，为行道也。犹人之娶也，主为欲也，礼义之言，为供亲也。仕而直言食，娶而直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无依违之意，不假义理之名，是则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说孔子周流，应聘不济，闵道不行，是孔子情矣。（孔子的对上献媚，对下霸道；说的好听，做的卑鄙，与其出身和职业有关，此恰与“克己复礼”相悖！）”“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等，不仅否定了孔子自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也否定了其自吹“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仅以上三事就足以说明孔子并非“坚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缁”，而是不“坚乎”，“磨”而“磷”；不“白乎”，“涅”而“缁”。孔子自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说明孔子并非是一个学者，思想家或政治家，而是一个投机者，求富贵者，一个虚伪狡诈的骗子。

　　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为何公山弗扰和佛肸之“畔”，皆选中满口“忠孝仁义”、“克己复礼”，被看作恢复“天下有道”旧秩序的“木铎”（《论语·八佾·3·24》）的孔子作为自己“畔”之帮凶呢？答案也就在这里。他们都看透了孔子之虚伪、阴险、有谋反，当天子的野心。而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却又被当时的旧势力视为恢复“天下有道”旧秩序的“木铎”，也足以见其阴险和阴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mǐ）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呼！贶（kuàng）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墨子·非儒下》）

　　由上可见晏子关于“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的评说是很有根据的。毛泽东就曾戏说：“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夫子是革命党，他到哪里哪里就造反。”（《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人物精选》）孔子是一个周王朝的谋反者，而不是奴隶制的谋反者，是奴隶制的维护和复辟者。请特别注意其中的“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几个字！这几个字，勾画出了孔子的言行和内心的阴险。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易白沙：《孔子评议上》，《新青年》一卷六号，4页）孔子诛少正卯，给少正卯罗列的诸多罪名毫无实证，然而孔子“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等，却是孔子心怀谋反，欲参与谋反的实证。时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54岁，是“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后的第4年，“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前的第8年。在孔子给少正卯罗列的诸多罪名中，不但毫无实证，也无一条如其“欲”“畔”之重罪。孔子何不自诛以谢国人天下？并且甚至于在孔子“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后，孔子也没给少正卯明确地定个什么“罪”！孔子的弟子们也不知道孔子为何要诛少正卯，少正卯有何被诛之“罪”，直等到子贡当面追问质问孔子这个问题时，孔子才不得不谈及这个问题，可见孔子所言少正卯之“罪”，是孔子费尽心计编造的。由此，足见孔子之霸道、凶残和阴险。“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论语·颜渊·12·21》：“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实际上孔子是只“攻”少正卯“之恶”，而“无攻其恶”；只“攻人之‘恶’”，“无攻其恶”者！《孟子·万章上·9·3》：“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既然“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更何况对己！孔子诛少正卯，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是百步诛五十步！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14·21》）

　　这不仅说明孔子自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14·26》）的虚伪性，由此也可以看到孔子那一副可怜巴巴令人作呕的讨好主子的卑躬屈膝的奴才相。在朝廷中、国君前的孔子是一条动作极得体的哈巴狗。孔子在“谄上骄下”上，是不讲“过犹不及”的，只有“过”而无“不及”！由《论语·阳货·17·1》、《论语·阳货·17·5》、《论语·阳货·17·7》来看，孔子不仅对把持国政的大夫家臣的谋反不愤恨、不告发，而且还愿意充当其帮凶，欲参加他们的叛乱。因此实际上孔子是一个十分丑恶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奸臣贼子。人们称孔子为“谄”君者（《论语·八佾·3·18》）、“佞”人（《论语·宪问·14·32》）、“巧伪人”（《庄子·盗跖》），真是一点不差。“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乃“天下无道”矣！“陈成子弑简公”，孔子“告于哀公”“请讨之”；告于三子，请讨之，鲁哀公乃一“诸侯”，“三子”乃三“大夫”，皆非“天子”也，孔子说哀公、“三子”“讨”陈成子，乃唆使其“无道”也；孔子时乃已是一介草民，“议”论、干涉时政，更“无道”也。根据“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告”，也应该去“告”周天子，孔子“告于哀公”和“告于三子”都是他所“告”对象的错误。孔子终其一生既没到当时的周王朝中寻求过官做，也没给当时的周天子出过一个“救”“天下”之策，只是带着其弟子穿梭于那些使“天下无道”的“出”“礼乐征伐”的诸侯、大夫和“执国命”的陪臣之间献计献策，也就是唆使其颠覆周王朝的天下，颠覆鲁的邦国，以寻求富贵。他孔子是想“平治天下”，还是在推波助澜？其显而易见。据钟肇鹏《孔子年谱》此时当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此时孔子不仅早已过其自吹的“五十而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顺”之年，亦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仍然如此世俗，把权利富贵看得如此之重！“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同时，由此也可见孔子的“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就既没“从心所欲”，也没“不逾矩”。看看上述孔子的历史，可知孔子不仅是一个无耻之徒，不知羞耻的小丑！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大恶霸。

　　最令笔者“钦佩”者是孔子作恶之巧妙缜密，不仅不让对方知其恶，还让对方误认为其善。诸如孔子对鲁之“三桓”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3·1》），可谓恨到极点了，多次对其斥责，攻击，诽谤，对其说了那么多坏话，做了那么多坏事，但孔子师徒却竟然能照常做“三桓”的官，“三桓”竟然也不知道，照常让孔子师徒做自己的官！孔子甚至于参与了“季氏”家臣公山弗扰的谋反，却能让“季氏”至死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这次谋反的直接目的就是谋杀“季氏”，打倒“三桓”。孔子本是公山弗扰的谋反的帮凶，反而让“季氏”误认为其是帮助扑灭公山弗扰谋反的一个有功人员而念念不忘，以至于临死前还特地告诉其子季康子。因此，当孔子在卫走投无路时，季康子派专人到卫邀其归国，引狼入室，尊为“国老”，并接纳了其众多弟子参政。致使鲁国逐渐沦为小国，在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由此，不仅可见“季氏”、“三桓”之愚钝，也足见孔子之阴险。孔子不仅“匿怨而友其人”（《论语·公冶长·5·25》），而且是“匿怨而友其人”中的高手、顶级人物，是个大阴谋家！

　　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

　　子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14·35》）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

　　孔子自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生德于予”，以其知“天命”自居，以其受命于“天命”自居，以其行“天命”自居，以“天”知他自居，以其是继周新朝的开国“天子”自居。《孟子·万章上·9·8》：“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既然如此，孔子何以要“微服而过宋”？《论衡·问孔》：“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笔者：孔子大有野心！）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问曰：凤鸟、河图，审何据始起？始起之时，鸟、图未至；如据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凤鸟与河图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应，不皆凤皇为必然之瑞。于太平，凤皇未必然之应；孔子圣人也。思未必然以自伤，终不应矣。或曰：‘孔子不自伤不得王也，伤时无明主，故己不用也。凤鸟、河图，明王之瑞也。瑞应不至，时无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应，何以致之？任贤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则瑞应至矣。瑞应至后，亦不须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谓明矣，案其本纪，不见凤鸟与河图，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犹曰：‘吾已矣夫。’”孔子不仅想充当犯上作乱者帮凶，也是想做“天子”的！而充当犯上作乱者帮凶的目的，也就是想做“天子”！孔子到处鼓吹“忠孝”，其实孔子最不“忠孝”；孔子指责这个违礼、那个不轨，其实他终生都在图谋天子之位。

　　孔子终生自吹“知天命”、“志于道”、“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惦记着“凤鸟”至，河“出图”，就不可能“事君以忠”，“事君尽礼”那是虚套，“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谋图周“天子”之位乃是必然！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18·7》）

　　既然“不仕无义”，则“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入”，“不居”，焉“仕”？“不入”，“不居”，“不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是孔子师徒的自吹，也是其哀叹。孔子师徒是以知“天命”自居者，“行道”自居，其“道之行”，“行道”乃“义”，其道“不行”，“行道”乃“不义”。既然明知其“道之不行”——仍然执意偏“行”其“不行”之“道”，是违逆“天命”，还有什么“义”、“节”、“伦”可谈？！孔子执意“行”其“不行”之“道”，“其行”“不义”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3·2》）

　　孟子曰：“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13·33》）。

　　孟子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杀一无罪非仁也”，而《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于夹谷……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孔子］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孔子所“杀”的“优倡侏儒”，就是一个“不辜”者。这个“优倡侏儒”是受齐景公之命，问题出在齐景公身上，孔子不敢对齐景公，而拿一个优倡侏儒大耍淫威。不仅说明孔子的残忍和凶恶，也说明其懦弱和卑鄙。孔子枉杀无辜，不“仁”也。《论语·子罕·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孟子·滕文公下·6·9》：“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除了以上诸多的不仁、不义、非礼之行外，自己还承认犯有“乐正”、“作《春秋》”等罪行。《中庸·28》：“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子不仅是一个“愚而好自用”者，也是一个“贱而好自专”者。“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是天子吗？非也。孔子“作《春秋》”、“乐正”等，这不是“议礼”，“制度”，“考文”吗？其逆心反志昭然若揭！“《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就是说，孔子自己也明明知道他“作《春秋》”的性质，是犯上作乱。《论语·颜渊·12·1》：“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违“礼”，不“仁”也。《论语·卫灵公·15·30》：“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明知故犯，乃罪上加罪，罪加一等。照他所说，《春秋》对于当时的国君的行动，也都作了褒贬，而对于当时诸侯的褒贬，是天子的事情。孔子没有天子之位，怎么能执行天子职权？《论语·泰伯·8·14》：“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春秋》的原则是“正名”，孔子这样做是“名不正言不顺”。孔子不是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13·13》）吗？孔子一向反对“僭越”，他作《春秋》就是最大的“僭越”。其实孔子鼓吹“克己复礼”本身，就是“非礼”！照以后的公羊家的说法，孔子不但执行天子的职权，而且自封为天子。公羊家说，孔子“托王于鲁”，自命为是奉天命继承周朝的一个新的朝代。在《论语》中，孔子以知天命、受天命自居，取代当时的周王朝而自比“尧”、“舜”一类的“圣王”。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都把孔子仅仅简单地看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死心塌地的奴才，其实不然，其心大有逆志，是想当主子的，是一个类似如汉朝王莽式的人物。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中庸·13》）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14·34》）

　　孔子“以直报怨”，并非“犯而不校”（《论语·泰伯·8·5》）、“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5·23》），孔子非“恕”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孔子“不愿”“人”把“忠恕”的要求“施诸己”，他却要把“忠恕”的要求“施于人”。孔子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不愿”者强加诸于人者，与其不同者统统被其指责为异端。孔子“一贯”要求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不仅要“忠”，死心塌地，而且要“恕”，宽恕容忍无怨无恨。而对于统治阶级，孔子从来没有要求他们对被统治阶级讲什么“忠”和“恕”。孔子自己则既不“忠”，也不“恕”。这才是一个较为真实的孔子。所谓“忠恕”是孔子的“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15·3》）之道者，乃说孔子一贯是统治阶级狡诈的帮凶，被统治阶级凶恶的敌人。孔子不“忠”不“恕”，焉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4·15》）之说？《论语·宪问·14·9》：“［或］问子西。［子］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国公子申，楚昭王时令尹。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昭王欲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以“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言昭王止之。对此，孔子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故当有人问孔子子西之为人时，孔子曰：“彼哉！彼哉！”以示轻蔑，而不说其详。《墨子·非儒下》：“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huì），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子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某之诛也。”孔子对人并不“忠恕”，“违道”“远”矣！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差矣，乃吹捧之辞也。《论语·子罕·9·16》：“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子整日所为者就是或穿梭于公卿之门；或忙于丧事，熊吃熊喝，只是注意勿因贪饮误事而已。孔子也自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在此，前者是事实，后者却是孔子在说谎和开脱。首先看其“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丘生纥梁死葬于防。”看来，孔子其父纥早死，是由其母抚养长大。孔子虽不能“求乎子以事父”，但总可以“求乎子以事”母吧！《论语·为政·2·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阳货·17·25》：“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认识来源于实践。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思想观念，就是来源于孔子在与其母相处和养母的实践之中。由此可见，孔子虽有母，却并非“子以事”之。孔子不“孝”也。其次看其“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孔子“摄相”，有“君”也，焉“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孟子·滕文公下·6·3》：“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由此可知，孔子终生都处于“皇皇如也”之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孔子以“尽礼”“事君”，并非“以忠”“事君”，可知孔子也并非“臣以事君”。次之，孔子难道无兄吗？由“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5·2》），“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孔子应该有“兄”，而且他自称是“入则事父兄”，为何在此又无兄了呢？！“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是否是他虽有“兄”，却没有以“弟”“事之”吧？你看：孔子也没给“兄”商量一下，就把其“兄之子妻之”了，霸道得很！孔子对其兄不“弟”也。再次之，看“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不说别的，孔子可能无君，无父，无兄，难道终其一生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吗？！他对人讲了那么多的辩友的原则、交友之方略，诸如“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16·4》）等，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吗？！难道这些都是孔子不准备实行的“彩话”？孔子无朋友？是孔子“不能”？还是“不为”？《论语·里仁·4·25》：“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孔子“德”“孤”也！？孔子既然“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没有一个朋友，那么他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1·1》），就不是一种幸福的感受，而是一种凄凉的渴望了！“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一语道破孔子是个空话篓子。真可谓“说嘴说得光光的，尿腚尿得汪汪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看来，还多亏孔子自知“言顾行，行顾言”，“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论语·颜渊·12·5》：“子夏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庸·20》：“子曰：‘……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由此看来，所以“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是因为孔子“诚”、“信”上的工夫太差，无“诚”，无“信”。

　　综上看来，孔子尽管鼓吹“忠”、“孝”、“信”、“仁”、“义”、“礼”、“恕”、“知”，但他却不“忠”、不“孝”、无“信”、不“仁”、不“义”、不“礼”、不“恕”、不“知”，是一个大有反心逆志，想当天子的野心家、阴谋家。

　　 

　　二、             骄而霸，“谄”而“佞”，看人下菜碟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论语·阳货·17·20》）

　　原壤夷俟（sì）。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论语·宪问·14·43》）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论语·卫灵公·15·42》）

　　孺悲年轻位卑，去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就以有“疾”作“辞”。当传命之门人刚刚出门，还未来得及对孺悲回话时，孔子就已经在室中弄瑟引歌，故意让孺悲听到，以戏弄人来展示其乖巧和显示其身价。其张扬着的是流氓气。原壤，孔子的老熟人，只因原壤叉开两腿坐在地上，孔子便咒骂他“老而不死”，“为贼”，并竟然“以杖扣其胫”。其张扬着的是恶霸气。而孔子对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盲人乐师冕来见他时，走及台阶，孔子提醒他说：“小心台阶！”走及坐席，孔子又提醒他说：“到坐席了！”等都坐停当，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说：“某某在此，某某在此……”并称“这是与盲人乐师交往之道”。注意这不是孔子对一般盲人，而是对盲人乐师交往之道。其张扬着的是献媚气。不仅如此，据载孔子：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10·25》）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10·26》）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7·38》）

　　孔子见到穿孝服者，即使平日亲切随便，也必然态度突变，而显震惊和同情。见到戴礼帽者和盲人，即便是常在一起，也必然顿时严肃起来，以示恭敬和礼貌。见到送死人衣物者，乘车时，也要俯身微伏车前横木，以表悲哀和致丧。见到背负板籍者，也要俯身车前横木，以示恭敬和敬意。遇有盛大宴请，必然态度立即变得庄重起来，而且立身以表致谢。碰到迅雷大风，必然惊慌失色。孔子上车时必立正，然后，执绥而升车；在车中，不后顾，不急言，不指手画脚。人称孔子的待人举止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绝非“文温尔雅”。文温尔雅，那是孔子在求人问政时特殊情况下的装模作样。《论语·学而·1·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由上可见，孔子是如何善于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甚至竟然能随时随地按情况的需要变换其脸谱，其虚张声势的水平真是达到炉火纯青，令人咋（zé）舌！孔子善于装腔作势，令人莫测高深。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10·1》）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yín）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10·2》）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论语·乡党·10·5》）

　　孔子在乡党之中，温和恭顺，似讷于言；而在宗庙朝廷之中，虽谈吐自然，却非常谨慎。孔子在朝廷上，与下大夫言，侃侃而谈；与上大夫言，誾誾而谈；君王在，踧踖、与与而谈。孔子出使邻国，执圭时，如鞠躬，似不堪重负。上举圭时，如作揖；放下圭时，如授予。神色庄重，如颠栗；脚步细小，如有所循。享礼时，满面容光。私人拜会，轻松愉快。在乡党之中，孔子装出是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在宗庙朝廷之上，孔子是装出一副博学谦恭的样子。孔子“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是骄横跋扈；“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是谦虚谨慎；“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是卑躬屈膝。在出使邻国时，孔子是装出一本正经，神色庄重，如有所循的样子。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10·20》）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论语·乡党·10·18》）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趣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宾不顾矣。”（《论语·乡党·10·3》）

　　孔子听见君王召见，不等驾好车就走。对君王所赐谷菽之食，必当场郑重地先尝之。对君王所赐之鱼肉之食，必烹饪而供奉先祖。对君王所赐之生物，必畜而养之。侍食于君王，或君王祭，必先身尝一尝。君王命孔子接待外宾时，他态度端庄，举止敏捷。无论是向与其共立者作揖，对其位左右者拱手，还是衣服的一仰一伏，都整齐利落，襜如也。快步而进，犹如鸟儿展翅。送走宾客后，必向君王复命说：“宾客已经走了。”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10·4》）

　　孔子入朝门总是弓身而入，如同门小不容其身；不停立在朝门中间，不踏朝门之坎。经过君王的空位时，也是立即面色庄重、脚步加快起来；其言似中气不足，又似讷于言者。入朝堂，他提起朝服的下摆，屏住气息，弓身而入。出朝堂，他走下第一级时，才恢复其正常之态；下完台阶，快步前进，如鸟儿展翅飞翔；复其位后，又呈庄重谨慎之态。

　　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9·3》）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16·6》）

　　这是孔子的个人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教给弟子如何侍奉、讨好“君王”、“上者”，即上层统治者，往上爬，以求富贵的“诀窍”。孔子自称他“事君尽礼”，而实际上就是“谄”君。“拜下”，以前臣见君时的礼节。先在堂下拜，然后升堂再拜。“今拜乎上”，而今臣见君的礼节。在堂下就不拜了，只升堂拜。“泰”，显得有些傲慢、不恭。“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在当时虽然“拜乎上”，已经成为当时通常的习惯，但他孔子为了表示其对君的媚颜屈膝，他的与众不同，认为“拜乎上，泰也”；非要“拜下”不行，这样虽然“违众”，只要能让“君”一人高兴即可。孔子说：事奉君王、上者有三种容易犯的过失：言还未谈及，还不该说的话，你说了，谓之‘躁’，急躁；言已经谈及，应该说的话，你却不说，谓之‘隐’，隐瞒；不看其面部颜色、表情而言，谓之‘瞽’，瞎子。孔子虽然说“过犹不及”！实际上孔子在对“事君尽礼”上是不讲“过”的，而只惟恐“不及”。此外，孔还有一套“谄上”有理的谬论。“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他自己“谄上”还不行，他要让天下都“谄上”！

　　以上所载“圣迹”，白描了孔子在乡党、朝廷中的言谈举止的形象，勾勒出了孔子谄上骄下、虚伪造作的丑态。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人时阴时阳，从语言、举止到容貌，随机应变。为了骗取个好名声，孔子在乡党装出一副忠厚、谦逊、温和的老实的样子；在官场朝廷则板起面孔，“与下大夫言，侃侃而谈；与上大夫言，誾誾而谈；君王在，踧踖、与与而谈”，对官阶不及他者，摆出一副博学高傲的架子；对官阶高于他者，装出一副谦虚卑恭的姿态；听君王有召，竭力装出撒不迭的破鞋，惟恐不及；君王有赐，竭力装出感恩戴德，宁愿肝脑涂地；在国君面前，竭力装出温顺恭敬，局促不安，诚惶诚恐，低三下四，极尽其献媚取宠之能事。甚至于“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孔子在朝廷中，君王前，甚至君位前，也不敢“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是犹如主人前的一条极温顺、忠诚、讨其主人喜欢的哈巴狗，只有“温”、“不猛”、“恭”，而“厉”、“威”、“安”早就包好藏了起来。孔子是以亲贵、长上为是，以疏贱、卑下为非。

　　综上看来，孔子也是一个“谄”而“佞”，“骄”而“霸”，看人下菜碟，大有反心逆志的难画难描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勾结权势，霸气十足；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1·4》）

　　人殉，就是用活人殉葬。古代人们思想迷信，认为人死后还会同生前一样生活，因而在人死后，将其生前用过的物品随葬。原始社会人们只是把工具、武器、日用品等和死者埋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死后，不但用自己的妻妾、亲信等陪葬，更多的是将大量奴隶杀死或活埋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供主人役使。人殉的风气，在商代，也就是“殷代”达到了顶峰。公元前世16纪，商汤灭夏桀后，建立商朝。建都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周人改称夏为殷。在河南郑州、安阳，湖北黄陂，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中都发现有以人殉葬的墓葬。晚商时期的贵族和商王的大型墓葬的殉人可达百人之多。殷墟墓葬区的1001号大墓的殉人，多数都是青少年，其中有几个甚至是幼童。这座大墓共殉葬164人。殷墟王陵东部的武官村大墓呈“中”形，其规模虽然小于1001号墓，但仍发现殉葬79人。尽管殷墟王陵区的公共祭祀场所早曾发现1228座祭祀坑，有近两千多个人牲，近年在安阳小屯村又发现了妇好墓……。上世纪70年代在王陵区发现250座商代祭祀坑，其中的191座埋葬有被杀害者的骨架1178具。比较早期的坑18组，用人牲达千人之多，一次祭祀杀人最多的为339人，一般的10至100人不等。商王和大奴隶主贵族的陵墓，成了堆积奴隶尸骨的万人坑! 较晚的祭祀坑每组用人仅10至20人。从发展情况看，时代愈晚，用人牲的现象便愈益减少。这反映着商代社会情况正在逐渐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奴隶社会人殉，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范围之普遍，骇人听闻。充分暴露了奴隶主阶级野蛮残暴吃人的阶级本性和奴隶社会血淋淋的阶级关系。

　　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崩溃，人殉的做法越来越受到抨击，人殉现象逐渐减少，代之以泥木人形的制品，即以“俑”代替用活人殉葬。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后裔。孔子自称“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孔子的职业是“相礼”，为奴隶主贵族办理丧事。孔子强烈地反对以“俑”代替用活人殉葬，主张用活人殉葬，为此而气急败坏地诅咒那个“始作俑者”——第一个以“俑”代替活人殉葬的人断子绝孙！笔者不知道在历史上，孔子都漫骂过谁，诅咒过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13·18》）、“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是儒家的一个准则和传统。对孔子经过两千多年的美化、圣化、神化，可以说凡是认为有损于其光辉形象者统统地都被“隐”、“讳”掉了！所留下者当然都是有益于其光辉形象者了！笔者粗略地在《四书》中查了查，仍然有一大串。孔子喜欢漫骂、诅咒人，这在诸子百家中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按其出现的顺序，大致有：

　　《大学·4》：“《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中庸·7》：“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孔子漫骂人不及“黄鸟”、“禽兽”。《论语·八佾·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对“八佾舞于庭”的“季氏”，只是愤怒到极点，忍无可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并没有漫骂。《论语·公冶长·5·10》：“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先进·11·13》：“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11·25》：“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子路·13·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论语·先进· 11·23》：“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孔子漫骂“昼寝”的宰予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漫骂诅咒其言“行行如也”、问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称其“迂”的子路是“佞者”！“野哉”！“不得其死然”！咒骂“子畏于匡，颜渊后”的颜渊是“吾以女为死矣”！漫骂“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是“小人”！《论语·宪问·14·43》：“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孔子诅咒“夷俟”的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并“以杖扣其胫”！《论语·子路·13·20》：“[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漫骂与其同时代“之从政者”统统都是“斗筲之人”！“噫！”，“何足算也？”对其蔑视极了！《论语·阳货·17·15》：“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孔子漫骂与其同朝共事者统统都是“鄙夫”！《论语·颜渊·12·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阳货·17·7》：“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把“民”视为“能系而不食”的“匏瓜”！《论语·子罕·9·26》：“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季氏·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把“民”视作“困而不学”的“匏瓜”！“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诅咒“民”永远贫贱愚蠢！“民”的贫贱愚蠢之命是永远“不”可“移”、“不可夺”的！

　　“其无后乎”，可以说是中国人诅咒人至极的一句话。孔子不仅要“始作俑者”“死”，还要株连其子孙都要“死”！要其“断子绝孙”！为何？就是因为“始作俑者”“作俑”以“俑”殉葬代替用活人殉葬，破坏了奴隶主的葬礼！孔子何其恶毒！！在奴隶主贵族用活人殉葬的葬礼已早被砸得七零八落的时代，孔子仍然如此声嘶力竭、气急败坏地诅咒“始作俑者”，叫嚣恢复用活人殉葬的奴隶主葬礼，何其恶毒！！孔子恶毒至极！！！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12·19》）

　　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众。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孔子给少正卯罗列的罪名“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既然“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人家少正卯之“恶”该你孔子何事？你孔子欲往反叛之罪，远远大于少正卯之罪，更当诛之！你孔子何不自“攻其恶”？何不自诛以谢国人天下？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2·16》）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15·11》）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15·40》）

　　“谋道”是“君子”的专利，“谋道”者皆“君子”也。“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仅否定了其所谓“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15·22》）、“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13·23》）的神话，也充分说明孔子的党派性，结党营私和排他、霸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故他一旦得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捏造罪名把学术和政治上的对手少正卯杀掉，以清除政治、仕途和学术上的对手。孔子以“为政，焉用杀”否定季康子的“杀无道，以就有道”。那么，孔子为大司寇七日，诛少正卯子就是“杀有道，以就无道”。至于孔子的“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那更是无稽之谈。毛泽东说：“关于孔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甚幸。”（《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孔子是以攻乎异端、诛杀异己，实行极端的言论思想文化专政来行政！孔子不仅是“攻乎异端”，而且是“诛”乎“异端”！对于言论、学术和政治之争，孔子采取恶霸、流氓加屠夫的手段！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6·9》）

　　孔子对于对手少正卯，是把其推到统治者的对立面，借助于手中的权势诛杀之。孟子也是这种人物。孟子也是把其对手杨朱和墨翟扣上“无父无君”之罪名，借助于“父君”权势诛杀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墨学说在当时被人们所接受程度和其巨大的影响。杨朱又称阳子居，大概出生在墨子之后，是孟子的前辈，其事迹已少有可考，其思想言论散见于《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中。主张“贵生”、“重己”（《吕氏春秋》）、“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中心思想是“为我”，即为自己。他的本意是要唤起人民的觉醒，要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而不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去充当炮灰！因此，孟子恨之入骨，大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也！”统治阶级不仅为自己私利，甚至于为自己的一时好恶，而让千万百姓为其送死。对此，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子却连个屁也不放！《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忧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始学儒术，后因“以为其礼繁忧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有著作《墨子》一书传世。孔子讲“仁”而“罕言利”，墨子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上）的原则。主张互助互利互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斥责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上》）。反对孔子的天命论，针对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称颂“知命”者是“仁者”，认为“命者暴王所作”（《非命下》），“故执有命者不仁”（同上）。强调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同上）。贫富、贵贱、荣辱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反对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主张“作而且述”，认为历史上任何事物必先有所“作”（创造），然后才会有所“述”（继承）。“吾以为古之人善者则述，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反对儒家“厚葬久丧”，“繁饰礼乐以淫人”，“君子必古服古言”等思想。反对儒家“生而知之”，“正名”等的观点，主张“取实予名”和“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下》），以及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的“三表”（《非命上》）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庄子·天下》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甚至于孟子也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但就是这样一个“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夫”的人物，却被孟子骂作“是无父也……是禽兽也”。这正说明孟子是禽兽，其鼓吹的“仁义道德”，实乃禽兽道德。“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纯粹是孟子对杨墨的诽谤。孟子既然把墨子的“兼爱”说成是“无父也……是禽兽也”，也说明孔孟的“爱人”，绝非“兼爱”，当然也非“博爱”，而是与“兼爱”极端对立者，则其所谓“仁政”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孟子既然把杨子的“为我”，骂作“是无君也”，这说明孔孟的“爱人”，也并非“爱自己”。孔孟的“爱人”，既不是“兼爱”，又不是“为我”，那就只能是“爱君”、“爱父”了。何以“为我”，就“是无君也”？何以“兼爱”，就“是无父也”？何以“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也”？毫无理论可言只是霸道。孔孟口头上主张“王道”，其实“霸道”得很！鲁迅说：“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君”是社会的统治者，“父是家庭的统治者。孟子把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上的对手“杨”、“墨”一下子推到了统治者的对立面，而使自己投向统治者的怀抱，不仅借助于统治者的势力来扼杀其政敌、学敌，借刀杀人，其用心险恶；而且“以”政敌、学敌之“血染红顶子”。“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是孟子对杨子的污蔑。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不是为其一己的私利，把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孔孟之流亦一贯奉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是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打天下时找不着他；坐天下时却跑出来摘桃子、抢位子。没有兴邦治国之才，只有拍马流须之能。试问他们谁曾“拔一毛而利天下”过？没有！他们不仅没有“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坑害“天下”百姓以“利”其每“一毛”，他们是一伙满口仁义而善吃天下百姓的豺狼。他们是“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者。杨子的学说就是让百姓看清他们一伙的真面目，爱护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那时君权、父权，特别是君权至上的时代，杨子提出不“为君”而要“为我”的口号，真是破天荒、惊天动地。这是对天下被统治者最大之利。为此，不用说别的，杨子要对付来自孟子一伙迫害，也不只是“拔一毛”的问题，而是要冒“杀身成仁”之忧。孟子称杨子的行为是“贼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为天下之利，竭精极虑，跑破了鞋。墨子的行为，亦被孟子称“贼道”。在孟子眼里，只要是有利于统治阶级者说教，皆是“正道”、“圣道”；不利于统治阶级者皆是“异端”、“贼道”。凡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贼道”者，实乃皆“民贼”也。孔孟在对待学术之争上，总是把其异己之说皆诬之为“邪说”、“淫辞”，而借助于当权者的势力搞学术思想专制；指责对方有逆志、煽动造反，把对方推到当权者的对立面，利用当权者的力量以治对方于死地。这样有一举两得之功，政治、学术上的对立面被打倒了，也用对立面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红顶子。“厨房里有肥肉，厩棚中有骏马，却让百姓脸有饥色，郊野中有饿殍。此乃率野兽而食人也。”是谁“厨房里有肥肉，厩棚中有骏马，却让百姓脸有饥色，郊野中有饿殍”？是谁“率野兽食人”？是杨墨吗？非也！是天子率诸侯、大夫和诸如孔孟等“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5·4》）者“食人”也。野兽是谁？是诸侯、大夫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滕文公下·6·4》）的孔孟“食于人”者。“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杨墨之道不息”，杨墨学说的深得人心，说明杨墨学说的人民性和时代性；“孔子之道不著”，孔子学说的不得人心，说明孔子学说的反人民性和反时代性。孔孟与杨墨的敌对，说明孔孟，即仁义之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时代的！其与人民、时代之道水火不相容！孔孟之道是反人民的！反时代的！“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反人民、反时代，是孔子未竟之志。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孔子之道不息，杨墨之道不著”。孔孟之道不息，让“仁义”泛滥，是邪说诬民。孔孟的皇权独裁专制、封建迷信之谬说不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先进新文化就不著。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14·36》）

　　据说公伯寮曾经向季氏“谗诉”子路。鲁大夫服景伯把此事告诉了孔子，并表示有力量杀掉他，以陈尸于市。只因公伯僚向季氏“谗诉”子路，就要把其杀掉陈尸于市。由此可见，孔子一伙在当时已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团体，可能是与“黑白两道”皆有勾结的社会黑帮，其依仗官府权势，结党营私，横行霸道，甚至于“力犹能”把对手不必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可私自杀掉“肆诸市朝”！这确实非同寻常，不可小视。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11·17》）

　　鲁国的三家，曾于公元前562年，将鲁国公室，即鲁国国君直辖土地和附属其上的奴隶瓜分，季氏得三分之一，并用封建制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公元前484年许，由于冉求协助季氏推行新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即封建制的剥削方式，按田亩数征收军赋，来聚集和收敛钱财，所以很快地就富了起来，甚至于“富于”鲁国国君。孔子鼓吹“克己复礼”，主张统治阶级采用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聚敛财富，而反对采用新的政治和经济措施聚敛财富，大夫的季氏不能富有于鲁国的国君，富有于国君就是僭越。“小子鸣鼓而攻之”！因此，孔子鼓动其弟子们对冉求进行讨伐。

　　注意：公伯僚、冉求都是孔子的弟子。《论语·雍也·6·8》：“季康子问：……‘求也可使从政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孔子还曾极力向季氏推荐冉求。可见孔子不仅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对其内部的控制也是相当严格的，不听话可不行。可能孔子就是一个犹如现在社会黑帮的老大！由此看来，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很可能也并没有经过什么司法程序。否则何以“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王充云：《论衡·讲瑞》）少正卯被杀之后，连孔子的弟子们也不知孔子何以杀少正卯，少正卯有何罪被杀！而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甚至孔子还不准弟子问及！而曰：“非尔所及。”

　　孔孟就远远不及墨子的大度。《墨子·公孟》载：“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称于孔子乎？’”墨子认为：虽然孔子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孔子的一切言行都是错误的。人从鸟鱼的活动中尚可取得教益，何况孔子呢？

　　《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pián）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吕氏春秋·用众》：“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承认诸子都是天下出类拔萃的人物，各有所长。主张对诸子进行综合思考。撰写该书者是秦宰相吕不韦。由此看来，儒者所称的秦之文化专制要远远逊色于儒者的文化独裁。

　　马克思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形式。”（《六月革命》）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11·25》）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13·3》）

　　只因子路对孔子的话稍有疑问，说了一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就立即被其责骂为“佞者”。只因子路对孔子的“必也正名乎”，说了句“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就被孔子骂作“野哉”，放肆。由此，也可见孔子霸道之一斑。据钟肇鹏《孔子年谱》，此时当公元前488年（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六十四岁。此时孔子早过其自吹的“五十而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顺”之年，然而仍然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焉称“耳顺”？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12·21》）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孔子对于自己的行为有过什么检讨，所以“攻其恶”只是他的虚晃一枪。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

　　由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和儒家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等可见，实际上两者的结合，一打一拉，就是结党营私，依仗权势打击异己！“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继承，是其结党营私、互相包庇、狼狈为奸、欺骗视听，愚弄被统治阶级的信条。《左传·隐公四年》：石厚参与州吁弑其君桓公，其父石碏（què）杀了石厚。对此，孔子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可见“大义灭亲”重于“父子相隐”；“忠”大于“孝”，“君”重于“亲”；鼓吹“孝亲”是为了“忠君”；鼓吹“子为父隐”是为了“臣为君隐”。“臣为君隐”重于“子为父隐”，此乃“大义灭亲”之谓也。《论语·述而·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它不仅说明孔子的为“尊者隐”，而且还张扬着孔子的流氓气。孔子是一个专给权势者捧臭脚者，是一个勾结权势，霸气十足，“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

　　 

　　四、             巧言令色，一张赖皮脸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9·2》）

　　这是孔子对达巷党人讽刺他“学名虽高，实则秕糠”的自我解嘲。“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可真应了其“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之志！对此，孔子出，樊迟也可曰：“小人哉，孔丘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富贵而至矣，焉用执鞭？”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3·15》）

　　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其完全不知太庙之礼的表现，否则何必“每事问”，而不像通常所表现得自己很博学的样子呢？诸如，《论语·乡党·10·1》：“其（孔子）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当他听到有人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他不当面辩驳，而是在其背后说：这就“是礼也。”这纯粹是孔子的自我解嘲和辩解。有些对其捧臭脚者，说什么“‘入太庙，每事问’，这是入太庙的规矩，是孔子的知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乱套了！若在太庙中，“每事问”者“知礼”，那么何者不“知礼”？不“知礼”者当何？笔者谓：孔老夫子！“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2·17》）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论语·宪问·14·32》）

　　孔子是个十足的佞人，不但善于察言观色，看风施舵，还有一张巧言善辩的利口，和一副装腔作势黑厚的面孔。当有人说他“佞”时，孔子说为“佞”不是他的善长、喜好而是他的痼疾！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论语·八佾·3·18》）

　　孔子一生对统治者卑躬屈膝、献媚取宠、奴颜媚骨。然而，孔子对他人对其“谄君”斥责则以“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作为自我解嘲，真可谓巧言令色，欲盖弥彰；脸皮黑厚，毫无血色。“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既然“谄上”有理，何需辩解？辩解何用？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嬴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孔某与其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墨子·非儒下》）

　　上文中的“孔某”就是“孔子”，孔子的“行”、“礼”中只有虚伪而无诚实，“事君尽礼”也就是“事君尽”“虚伪”。在此，我们所看到在君王面前的孔子不是一副忠实的奴才像，而是一副虚伪的奴才像。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6·28》）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7·24》）

　　对于孔子见南子一事，［西汉］桑弘羊曰：“《礼》：‘男女授受不亲，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出，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盐铁论·论儒》）孔子在卫期间，曾走南子“后门”，非礼不轨，并企图通过她影响卫灵公以谋取官禄。由此看来，现中国的“走后门”之风渊源流长，至少起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孔子一方面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走“女子”的“后门”；一方面说“男女授受不亲”，另一方面认为权贵妻妾成群，社会娼妓充斥而不为过。孔子对南子卑躬屈膝，受到弟子的质问，他做贼心虚，以发誓赌咒，加以否定，正是欲盖弥彰。《论衡·问孔》：“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卫灵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说，谓孔子淫乱也。孔子解之曰：‘我所为鄙陋者，天厌杀我！’至诚自誓，不负子路也。问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厌杀之，可引以誓；子路闻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为天所厌者也，曰天厌之，子路肯信乎？行事，雷击杀人，水火烧溺人，墙屋压填人。如曰雷击杀我，水火烧溺我，墙屋压填我，子路颇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祸，以自誓于子路，子路安肯晓解而信之？行事，适有卧厌不悟者，谓此为天所厌邪？案诸卧厌不悟者，未皆为鄙陋也。子路入道虽浅，犹知事之实。事非实，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称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长短，不在操行善恶也。成事，颜渊早死，孔子谓之命短。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未］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虽浅，闻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实。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厌之’，独不为子路言‘夫子惟命未当死，天安得厌杀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厌之，终不见信。不见信，则孔子自解，终不解也。《尚书》曰：‘毋曰丹朱敖，惟漫游是好。’谓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时，辛、壬、癸、甲，开呱呱而泣，予弗子。’陈己行事以往推来，以见卜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厌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为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厌之，是与俗人解嫌引天祝诅，何以异乎？”由此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