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原文十篇
道德经原文篇1
关键词:中原儒商 和谐文化 价值内涵
引言
以河南为主体、延及周边的中原一带,地处黄河中下游,地理位置优越,土地肥沃,古时驿道众多,漕运发达,商贸云集,是中华古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原儒商。他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从这里起步、发家,集聚了众多的商业人家,并自然形成了浓郁的中原商业文化。虽时过境迁,但他们充满智慧的儒商文化依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比如有殷商王亥、郑人弦高、郑相子产、儒商子贡、洛阳白圭、商业理论家计然、秦相吕不韦、商圣范蠡、汉代桑弘羊、卜式、师史、清代康应魁等,他们从商亦儒或政商合一,他们身份特殊,在这些中原儒商的身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在长期的儒家文化与商业发展、转化及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深具地域性、政治性、商业性和人文性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这是中原儿女以自己特有的地域历史文化及商业生活实践中逐渐成长而积累形成的结果。
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内涵主要源于中原特有的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和儒家思想之“和”的文化优势,造就了中原儒商内在和谐意识的商业道德模式和经营伦理意识,并主动建构了中原儒商特有的和谐文化价值内涵,深深滋养和培育了中原儒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其和谐文化释义主要得益于中原传统儒家内在的文化道德本源,有明显的地域优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原儒商受儒家传统“中和”文化影响较深,其从商行为及道德信念均能体现中原儒商的和谐文化特色,且在中原地域经商起家或从事商业活动的为政商人。如有“义救郑国”的弦高、“服牛为民利”的王亥、郑国执政者子产等,他们从商治生以和为贵,以和济争,倡导和气生财,“和合” 致天下,这些众多且具有儒性商业气质的中原儒商自然就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原儒商和谐文化。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一:政商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来经商治生,他们具有亦官亦商或政商合一的鲜明特性,他们倡导“为政以德”,国家重商,主张仁制爱民、礼制爱国、法制爱社会,并力求三者协调统一,以达到政商和谐之目的。尤其是中原儒商“仁者爱人”,经商处事皆为仁人,讲仁德,为富且仁,不取不义之才,经邦济世,这对于构建一个政治和谐的人类社会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先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义从商,以商救国,体现了商人的政治智慧和富有远见的政治视野。弦高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想方设法智退秦军。他清楚地认识到郑国只有在政治和谐、安定的大环境下,才能安心经商,以致国富民强,因此,弦高被尊称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从此郑国有了良好的重商传统,颇受后人称道。汉代的牧羊商人卜式深受其影响,在汉代边患四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的境况下,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向汉武帝上书,愿意拿出巨额钱财支援国家,以渡难关。而当时汉代大多有钱人都想尽各种办法争相隐瞒家产,以逃税免灾,而卜式的行为却以国家为重,此乃从商之大义。弦高与卜式以政从商的义举,强化和提升了中原儒商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和商业德性。
中原儒商注重以礼义教化民众,以达到社会的政治和谐。他们大多有较高的儒家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重礼明德,教化人心,赢得人心,来维系社会和谐,终至长治久安。同时,中原儒商亦讲究以法制民,以法治国,再配以“为政以德”,对实现和谐社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人性化意义重大。清代的洛阳巩义“康百万”庄园,是农、官、商三位一体的儒商代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都体现了康氏家族的先辈们对其子孙后代进行教化的道德理念:做人做事不但要修心养性,相互尊重;更要真诚以对,简朴大体;尤其是在从商活动中,要礼义为先,以天下为己任。康家最有名的商业家训——留余,就蕴涵着上要对得起天,不负国家;下对得起地,不负百姓,这集中体现中原儒商“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的政商理念,也是康氏家族政治智慧和商业伦理文化的高度凝结,如此,他们才能游走于官场与商场、政治和商业之间,真正实现政治和商业和谐的完美契合。还有商圣范蠡也是政商合一的典范,他作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著名政治家,兼具商人,强调用经济治国,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以提高国民收入,最终富民强兵。他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富好行其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他一方面忠国爱民,有社会担当意识,另一方面又仗义疏财、施惠乡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真正实现了政治与商人的双向完美过渡;商业奇才吕不韦也以长远的政治眼光,善于运用长线投资,以“奇货可居”的经商理念来投资政治,从而大获成功,成为千古的商业奇才。这种可贵的商业道义是儒商德性文化影响下的政商亲和、和合的现实体现,是国家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人商业理想的巧妙融合和整体功效,在现实的商业经济活动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优势,当前为了中原经济的崛起应大力倡导。
中原儒商主要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应具有儒家道德伦理的政治价值取向,其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利益的最优化应同时兼顾,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的实现。按照中原儒商此种商业道德价值的取向来看,仁义和谐的商业之德是维护社会群体和谐,极力发挥社会群体和谐力量的根本保证,这些价值取向必然要求从商的人们要把社会群体的至高利益置于其个人的私利之上,着重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要服从于社会群体的大我之公,就自然引出了商业的“大我之道义”。中原儒商一贯宣传和主张经商要拥有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义后利的市场和谐之德,这是中原儒商倡导政商和谐思想所追求的至高“商道”,也正是在这种高尚的和谐价值思想的指导下,中原大地才涌现出无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致力经商、为国为民、死而后已的优秀儒商和诸多可歌可泣的商业故事,彰显了中原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发达和谐进取、大公无私的商业品性。像上文提到的“富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三散家财”的范蠡,还有汉代“愿输家财半助边”的卜式,唐代“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宋清,尤其是近代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自觉地把自己的从商治生与民族强盛、国家振兴、政治和谐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些都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中政商和谐的完美诠释,值得称道。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二:经济和谐
中原儒商讲究信义,以和济争,和气生财,他们不但修身以德,治家创业,更主要在于博世济民,强国理政,共同搭建传统商业经济和德性伦理的双重和谐价值目标,这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诚信天下、富国强政的主要实现路径。《中庸》曰:“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下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大道唯“诚”,“诚”是一种人内心的真实表达,也是对人类价值的充分肯定,是人类道德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论语·学而》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可见,“信”是儒家思想德性品质的源泉与核心,信以待人,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一种基本德性,也是商业活动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诚信是要求人们要忠实于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平和的心态经商处事,不骄不躁,真实表达自己在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最终以和济争,和气生财,。诚信更多的是一种信念和力量,不管是做人处事,还是从事商业活动,都充分展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流露真情,不虚伪,不矫揉造作,这是一种高贵的姿态,也是现实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商业经济的大环境才会更加优越,经济活动才会健康有序发展,最终出现经济和谐的良好局面。在商圣范蠡19年的从商生涯中,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白手起家,他唯一利用的就是诚信。范蠡常常往返于燕、齐两国进行异地贸易,他认为诚信是商人最高尚的美德,比较善于经营诚信,以诚信立人,再加上其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好商机,最终大获成功,司马迁曾把范蠡的事迹列入史书,成为中原儒商写入历史的第一人,令人敬佩不已。
中原儒商经济和谐的价值内涵也体现在“信于义”上。儒家常常强调“君子喻于义”,重义是儒家思想的道德境界,“义”是儒家之道义,更多注重的是社会的道德责任意识。商业经济的本质要求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商人追逐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超越了自身所承受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那就成了所谓的“奸商”,那就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甚至会危及正常的社会和谐。由此,中原儒商特别强调经商一定要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坚守诚信为本,贵和尚礼,公平互赢,全力打造以义生利的和谐经营理念。范蠡在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的时候,由于其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能很快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从而可以迅速地积累财富,最终甚至“富可敌国”;但是他淡泊名利,把钱财看的很轻,为人做事总是义字当头,时常仗义疏财,泽恩乡邻,富行其义,被当地百姓称为“活财神”。儒商子贡亦是如此,他一边师从孔子,勤奋研习儒学;另一边他积极从商致富,但他“富而不骄”,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他曾无私地资助孔子及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也曾用巨资赎回做奴隶的鲁国人,而不图任何赎金。孔子去世后,他仍秉承老师的道义感化,博济广施,诚信待人,诚信交易,最终他义利双赢,名满天下。在中原儒商的思想文化中,“诚”、“信”、“义”被视为做人处事、从商治生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诉求标准,并能进行传统文化价值的现实转换,具体转化为多种多样的、内涵丰富的市场道德规范和经济行为准则,最终达到市场经济和谐之目的,这为当前构建和谐的中原经济及中原经济的崛起提供有力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支撑。
中原儒商之德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商业意识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理论,而是一种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行为,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启示。中原儒商所积极倡导的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和谐市场经济之德,是传统中原儒商价值模式的创新阐释和德性发挥,应该被视为商业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宋学的代表程颢和朱熹曾高度看重商业的义利之和,二人认为利是人之常情所欲,是合理的,是商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现;而义是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是天下从商之公理,这是商业活动中道德本体存在的价值内涵;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要舍利而取义,主张见利而思义,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把义作为商业经营过程中应自觉遵守的至高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折射到真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公私关系,是和谐统一的,这种经济和谐的思想价值具有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我们在现实经济的实际操作中应严格遵守,不能随意撼动和践踏这种商业之德。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三:文化和谐
中原儒商大多是文化商人,以文从商,智以从商,诚信经营,贵和尚中,追求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是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至高境界。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从商理财的思想基础,商业经济的繁荣和昌盛离不开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价值先导,二者相互优化补充,共同建构当前中原市场经济和中原儒商德性文化相互契合的最佳形态。中原儒商极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崇德尚中,仁义和谐,团结协作,构建“仁政”的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管理模式。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的大爱精神,孟子注重“仁者无敌”的儒家风范,在中原儒商的眼里,具有仁德的文化商人也是无敌于天下的。像范蠡就是一位善于运用文化和谐思想经营商业的古代商人,他不但善于智以生财,他还乐于仁行天下,散财施惠百姓,人们在惊叹他超人的经济智慧时,更多是敬仰他的德商风范。范蠡晚年定居陶邑,人称“陶朱公”,他经商积极探寻市场规律,爱动脑筋,眼光锐利,但他更注意的是以德立商,乐善好施,以一颗仁爱之心,竭力帮助他人,赈灾济世,他提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促使当地百姓以养鱼很快致富,彻底摆脱贫困,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并受到齐王赏识,以至后来,他商途通达,名扬四海。在现代激烈的商业活动中,貌似范蠡那样主张“仁行天下”的儒性文化商人是大有人在的,例如华人首富李嘉诚、领带大王曾宪梓、商业领袖张瑞敏等众多的知名文化商人。
中原儒商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文化思想,积极推行并践行“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儒家“人和”文化的思想对商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是商业文化的推行者;商业经济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主要利益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而中原儒商“人和”的文化思想更多倾向于商人之间内在的心理和谐,要求从商治生要“和为贵”,要以和济争,要求商人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注意“温良恭俭让”,使买卖双方能相互通融,能共赢互利,使儒性文化的“和合”思想与商业经济的利益和谐能相互同构契合,共同建构和谐的中原经济是大有裨益的。如儒商子贡,是典型的儒性文化商人,早年拜孔子为师,并深得孔教真传和儒学精华,他秉承儒家“人和”文化的经营理念,主张“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再加上其理财经商的卓越天赋,造就了其儒商始祖的地位。子贡奠定了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在他的传记中,对孔门弟子中说的最多的一个就是子贡,这源于他勤奋努力,文化涵养深厚,关心政治,心系百姓疾苦,极力追求中原儒商文化和谐的至高境界。
儒商文化的和谐思想是中原儒商经济行为的德性基础,是中原儒商伦理道德的终极追求,是个体商人内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群体道德价值在商业经济行为中和谐文化价值的现实体现,这是儒商文化的内在自我超越;而在现实商业活动中的中原儒商,其自身的商业德性完善和价值实现则是一种外在的自我超越,也正是在这条内在和外在的超越之路上,中原儒商把商业道义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旨归归结为商业经济文化的“和合”思想,这种思想博大精深,价值深厚,影响深远,像后来的明代商人沈万三、一代晋商乔致庸、首善之商叶澄衷等都是儒性文化商人的代表。
中原儒商和谐文化价值内涵之四:道德和谐(情感和谐)
儒家的道德意识主要有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皆以修身为本,涉及到儒家的情感价值及理性的精神行为,由个人内在的身心和谐上升到外在的天人合德的社会和谐,这为中原儒商提供了丰厚的道德情感价值,这种道德情感价值是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过程中对自己、他人、社会三者的和谐文化关照。中原儒商有浓厚的商业道德情感意识,长期“以德经商”,注重身心健康和谐,以立德修身起家,强调自强奋进,勤俭宜家,群己立众,勇往直前,在其内心身处有强大的和谐劳动风范,他们为政、从商、处事皆有善心,更具善德,存心养性,积善成德,铸就了商业德性经济的儒商典范。仁爱善良是中原儒商文化的道德核心,以仁爱精神从商治生是中原儒商的传统,儒商白圭,称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为“仁术”,他认为作为儒性的文化商人应“本心仁厚”,应严守仁义天理来为人处事,经商做人,他特别强调“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治生之术”,不一味地与他人争利;同时,他还提出善于经商之人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变法”那样勇于决断,用治国胸怀来经营商业,获取成功。比如当代儒商陈嘉庚先生、霍英东先生,就十分看重商人否有仁爱善良之心,皆以仁服众,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为大众百姓所赞扬。
中原儒商的道德和谐倾向于商人个体自我情感的价值满足和社会道德价值的现实抒发,这种和谐的商业情感之德,只有在实际的商业实践中才能发挥它的现实功用。情感和谐的商业之德要求商人内在要内化于心,外在要施惠于人,在商业的经济行为中,要极力促进商人经济思想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内在和谐统一,逐步形成中原儒商“尊德重行”的经商传统。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价值标准,“义”能“正人”,能合理地教化民众,真正的做到“欲而不贪”。中原儒商就秉承这样的道德和谐思想,主张待人接物,和合谦让,以义生利,以人情道义和社会责任为重,这是中原儒商内在道德情感和谐与外在社会和谐的价值统一。
“陶朱公”范蠡为人、为政、为商皆以仁义厚道之心待人处事,入仕能协和安邦,出仕能经商致富,他富行仁义,仗义疏财,他对中原儒商和谐的德性文化与外在的商业经济进行了圆融,终于成就了千年的商业奇才。近代实业家张骞称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在他身上散发着儒家道德文化与商业经济意识相融合的“儒商伦理”精神,这对于培育中原新儒商和促进当前中原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予以倡导。从中原儒商“以德从商”的传统习惯来看,文化商人兼具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属性,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仁义待人、谦和礼让、欲而不贪、勤奋自强,从而广交天下商友,这种和谐的道德情感意识也是当代中原新儒商的本质要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现代新型企业更应该传承和发扬这种“富而仁、利而义”德性的商业精神,并重塑自己的企业精神,为中原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中原儒商和谐文化的内在主体精髓主要体现在讲仁义、重德性、明商道、济世利众、以报国家等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四位一体的和谐特性。这些和谐文化的特质与核心是中原儒商在长期外在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原儒商处理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精神的总和。这些宝贵的商业文化遗产是古代从商治生的中原商业人家历经千年商业实践而积淀的历史产物,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支撑。
参考文献:
1.唐凯麟,张怀承.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道德经原文篇2
【关键词】新闻道德 新闻报道
一、新闻职业道德失范内涵及表现
(一)新闻职业道德失范涵义
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职业道德是职业道德的一种形式,新闻职业道德与一般的职业道德一样,也是调节职业道德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也同样要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但是由于新闻职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性,所以新闻职业道德又具有很明显的特殊性。
新闻职业道德失范。新闻职业道德失范是指新闻职业内部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业内的道德关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因而导致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不断发生,整个职业处于道德混乱、无序的状态。它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道德的变化,是摧毁新闻旧道德秩序建立新道德秩序的内在力量。当社会稳定,新闻职业道德普遍具有效力时,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就不明显;当社会进入到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出现重大转变,新的新闻职业道德又不可能很快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新闻职业道德失范明显暴露出来。
(二)当前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
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最近几年,新闻炒作越来越厉害,新闻敲诈和勒索事件不断增多,隐性采访带来的侵权事件也大量出现。在新闻职业道德失范形式增多的同时,道德失范的程度也开始加剧,主要表现为个人道德失范开始向集体道德失范演变。概括起来讲,新闻道德失范现象主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人员的行为和新闻作品两个方面。新闻媒体人员的行为表现出的道德失范现象指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工作人员在采编、报道、制作等新闻活动中出现的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道德失范现象,新闻作品反映出的道德失范现象指新闻作品不合乎人们的道德观念,有害于人们精神健康的现象;任何一种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就表现为不同的道德失范形式。因此,研究整个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必须要以联系、综合、归纳的方法看问题,从总体进行把握。但是,要分析具体的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就必须按角度不同进行划分,以突出道德失范不同现象的类属特性。
二、新闻职业道德失范原因及消极后果
(一)新闻职业道德失范产生原因
新闻职业外部环境层面。任何职业都不能脱离时代,不能离开现有的社会环境,新闻职业也不能例外。社会环境对新闻职业道德有着直接的影响。之所以当前我国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发生,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状况有着明显的关系。经济利益是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直接因素。国内经济的发展促使新闻媒体市场化,新闻媒体市场化必然导致新闻职业道德的新变化。新闻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会导致原有的新闻道德观念裂变,新闻媒体过分的逐利行为,必然造成对社会责任的忽视,继而出现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新闻职业内部制度。新闻职业外部环境必然影响新闻职业道德状况,而新闻制度却是从内部制约新闻职业道德的客观因素。监督制度不完善也是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重要原因。新闻媒体的一个基本职能是对国家社会各方面进行舆论监督,但是,新闻媒体自身也需要社会的舆论监督。没有社会的监督,新闻职业就很容易出现道德失范现象。从新闻媒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新闻媒体明显地具有行政功能的性质,对媒体的监督基本上以政府的行政监督为主。因此,缺乏有效的新闻监督制度是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新闻职业道德失范消极后果
国家社会角度。新闻职业道德失范严重扰乱社会道德秩序,助长社会不良风气,对不健康的思想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斓的作用。社会信息化程度越高,人们对传播新闻信息的新闻职业依赖程度就越深,受到媒体的影响就越深刻。倘若媒体不考虑新闻的负面影响,传播大量不健康的新闻,必然对广大受众造成精神伤害,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更大。新闻媒体的行为也会对社会风气起到导向作用,一旦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必然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新闻受众角度。新闻职业道德失范会侵犯公众的基本权利,对新闻受众造成经济上或精神上的伤害。新闻职业道德失范一方面会严重阻碍公众对新闻信息的获知权、言论自由权,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另一方面会对公众造成经济或精神上的伤害。例如,虚假新闻一般都是媒体为了某种私利弄虚作假无中生有或者夸大成绩掩盖过失出现的。由于虚假新闻的存在,公众无法通过新闻渠道获取事实真相,就导致公众的舆论监督权利成了空话。
三、新闻职业道德失范治理原则及策略
(一)治理新闻职业失范适用道德原则
公正原则。公正在新闻传播领域同样也被视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即新闻公正。新闻公正就是新闻界内所体现出来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交换。新闻公正有对内公正和对外公正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即新闻界在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两个向度上体现出的正义。在所有的新闻道德原则中,新闻公正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其他道德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它是新闻工作的必然要求;责任原则。现阶段,我国的新闻媒体要担负起真实、公正报道新闻、满足公民知情权的社会责任,尊重公民人格尊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传承公共文化,维护社会利益,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除此之外,还应当承担提高社会的文化、科技水平和道德素质,开辟公民公开、有序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渠道,积极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调整、改革等多种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是责无旁贷的。
道德经原文篇3
论文摘要:和何在断的历史条件下,从予遭德以时代性与现代性,以断遭德为基点,重断忍考教育的遭德体系与遭德定位,是本文的一点尝试。
道德是人类的行为准则之一。几千年来,人类以道德作为自己无形的“灯塔”,规范着自己的言行,摆渡着人类这艘巨大的航船,使之驶向“善”的彼岸。尤其在我国,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国道德教育,更是内容宏富,博大精深。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却打破了这平静的一切,使道德为改革付出了悲剧性的代价。在这种形势下,建构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稳固的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无疑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现代道德教育内容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中国社会在发展,世界也在变化,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也应与时俱进,转变传统的思维视角,给其注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其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道德教育应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1.1道德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一致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众多领域与国际接轨,导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出现了多义性、多变性和多元化.进而使道德价值观念同样出现了多义性、多变性和多元化,这种文化在世界观的多元化过程中同样得到印证。面对多义性、多变性和多元化趋势,世界观与道德价值观也在寻找适合的基点。当代道德教育内容要求从培养公民对道德观念的习惯到践行某些道德规范,最终使得达到思考自主性,以便实现自我控制和精神化的自由。这就是说,世界观业己成为当代道德教育内容的核心,并渗人到道德价值观念、道德原则和规范等其他品质,使之成为道德教育内容一个统一的整体。
1 .2素质综合化倾向
未来的社会,一个人在德育方面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与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内容不仅对个人的道德心理品质、政治思想品质等产生影响,而且会对个人求知、能力等方面产生影响。换言之道德因素将溶合到个人的综合素质中。世界各国德育实践表明,现代德育内容必须既重视道德知识,又重视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既重视道德认识能力,又重视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就被烙上了素质综合化的倾向。它不仅包括掌握基础知识、技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还包括具备一定的理解社会生活能力,如认识能力、批判能力、社交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等。
2现代道德教育内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构建是以中国道德教育内容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规律为经线,以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新发展为纬线.同时借鉴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来实现的。现代中国道德教育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2.1贴近中国国情的原则
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我国处在社会主义还不发达的发展阶段。这种国情告诉我们,从社会形态上讲,我国现阶段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因而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而从社会发展水平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我们必须客观地面对现实而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作为服务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道德教育内容的新体系的现代构建,必须贴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这一原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新体系时既要坚持道德内容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又要充分兼顾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必然还存在着价值多元这一基本倾向。因此,构建道德教育内容的新体系要坚持以一元价值为主,多元价值为辅的有机统一。
2.2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原则
中国道德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应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育内容的论述,为新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道德教育内容的新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为新体系的构建确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新体系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2.3坚持创新的原则
当今世界,高科技飞速发展,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日期,社会的经济墓础和上层建筑许多方面都在进行着改革。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乃至于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大变化。毋庸讳言,每一位中国人都会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座标,市场经济的大潮呼唤着更加开放、更加进步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行。因而,构建道德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必须坚持创新原则,才能为培养和激励社会成员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而发挥其德育的教化功能。
3现代道德教育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道德教育的内容固然重要,但如何是这些内容在实践中顺利的实施,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也应注意:
3.1德育内容必须系统化
要根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特点和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整体规划学校德育的完整体系,使各教育阶段整体衔接、协调呼应,做到德育目标分层递进。德育内容循序渐进,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各教育阶段自成体系、德育工作脱节、德育的目标倒挂、德育内容及方式方法简单重复和脱离实际的现象,充分发挥德育系统的整体功能。
建立德育与其他教育互渗、真善美统一的“大德育观”。从教书育人的教育功能出发看,没有无教育的教学,没有无德育的教育,也没有不是德育教师的纯粹的教学人员。事实上,一方面大量的德育内容蕴藏在各学科之中,体现着各具特色个性的德育内容。
3.2德育队伍要全员化
在教育化社会,社会的非教育组织或机构被赋予了教育职能,“教育己成为所有人的事情”。它涉及到全体公民,公民们今后都是学校施行的教育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再仅仅是被动的享受者。因此,构建全员育人观是社会化教育的现实要求.它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德育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用自己的言行来反映德育的要求,从而使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道德问题时,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指导,在各种场合感受到、验证到的都是一致的价值规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加协调保障的环境网络。
3.3德育过程姗终身化
道德经原文篇4
[关键词]德育原理学科问题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基础
“德育原理”或称“德育学”、“德育学原理”,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从建国到1985年,我们没有德育原理的学术著作和教材,更多的是对领袖人物言论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对政策的注解。因此,从我国德育研究历史的事实来判断,我们对德育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一个问题领域来进行的,而不是从学科理论体系建立本身进行探讨。1989年,胡守菜教授主编的第一本《德育原理》教材出版.开启了对德育学科问题进行探索之路。德育原理(或称德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科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是什么性质的学科,这是学科研究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我国最初的几本著作和教材初步回答了该问题,可存在许多分歧和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从出版的著作和教材来看,学科问题的研究仍十分有限。
一、关于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问题
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和研究的最基本条件。在《矛盾论》中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可见,“德育原理”要真正成为一门学科,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但对该问题学术界至今未有一致的认识。
胡守菜认为:“德育原理就是研究德育的本质,德育在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德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德育的目标、内容、过程以及如何实施德育等问题。简言之,德育原理也就是研究德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
华中师范大学等六院校编写的《德育学》认为:“德育学是研究德育规律的科学。”又说:“德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应当全面研究德育规律,既要研究思想教育规律、政治教育规律,又要研究道德教育规律,不能有所偏废。……德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德育规律。也包括品德形成规律。”
胡厚福认为:“德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德育一般问题或德育问题一般。包括普通中小学德育一般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德育学原理研究的是整个德育领域中最一般的问题,德育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问题,是最基本的德育理论问题”。
赵瑞祥认为:“德育学是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德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刘秋梅认为:“学科德育论是研究学校德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研究的是学校中培养学生思想品德的规律和方法的教育理论,属教育学科范畴。”
刘惊铎认为:“德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反映德育的特殊的矛盾性,即通过德育现象的广泛深入的研究,提示德育过程内在的、固有的、本质的联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换言之。德育学就是研究德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
冯文全同志认为,德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德育规律,不是德育现象,也不是德育问题,而是“学校范围和条件下的德育理论与实践(包括实践中产生的德育经验与德育思想)”。
夏国英认为:“学校德育学,是一门研究学校条件下之德育工作及其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在学校条件下的德育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验与思想。”
综合上述各种观点,关于“德育原理”(或德育学)的研究对象共有五种说法:一是德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现象及其规律;二是德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规律;三是德育问题;四是德育理论与实践中的经验和思想;五是德育实践及德育经验与思想。
笔者认同“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德育的一般问题,但我们首先要对研究对象的规定性进行认识。所谓规定性就是指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使该事物异于其他事物而同于同类事物的特性。我们认为对“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德育原理”研究对象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研究对象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背后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理论背景。德育现象包罗万象,而首先进入人们研究视域的是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看。“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对德育现象中的众多问题的一种选择。只有被选定的问题,才能成为这时的研究对象。所以,把“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德育问题较为妥当。当然,这里的德育问题,应该是德育现象和德育实践中面临的最一般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应能对德育实践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可见,任何研究对象的确立,既是问题的客观存在所致,又是主体对客体的选择,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有当德育问题在人的尺度中成为“存在”,与思维主体建立联系,才能为人们感知和研究。因此,“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对象化了的客观存在,是主观与客观的整合。
(二)“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问题事实与问题价值的统一
德育问题是主观化了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德育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教育理论主体并非是绝对自在地探求真理。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因素、非理性干预、文化传统的惯性,构成了其不可回避之网。”德育问题本身的道德属性,以及众多外在社会因素的介入,必然使德育研究成为一种价值性的研究;而研究者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带着自己先有的价值观念。在众多德育现象中,何者具有研究价值,哪一种德育问题适合进入自己的研究视域。均涉及到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问题。研究者在确定研究课题之后又会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进行研究,从而实质上赋予了德育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问题事实与问题价值的统一。
(三)“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统一
德育问题按照其解决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这类问题出现较早,经过前人研究已经得以解决,但是部分问题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又有其新的含义。此类问题兼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色彩,研究时应在透视历史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现实研究视野。例如,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现代化问题、传统德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就属这类问题。第二类是以前有所研究,但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此类问题在当时产生的条件下属于时代问题。但是由于其特殊意义和价值而转变成了永恒问题,这种问题带着历史表征走进了新的现实,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整合。此时讨论的“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问题就是此类问题.前人有所研究,但不够完善,时代的发展赋予德育研究新的内容,就需要重新审视研究对象问题。第三类是新的时代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这类问题前所未有,时代特征非常鲜明。例如,多元文化对道德教育的冲击问题、网络发展与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问题等。由此可见,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要有效整合历史与现实两个时间跨度。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要以史为鉴,以现实为着眼点对德育原理的研究对象进行解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德育原理”(德育学)是以客观存在的德育现象为基础,研究德育的一般问题的科学。当然,通过对德育一般问题的研究和揭示,可以发现规律。这是隐藏的功能,是学科发展之根本目的。但德育规律并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是学习和研究德育原理目的之所在.不能把研究目的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仅限于学校德育原理的研究,因此,这里的德育原理研究对象也就是学校教育中最一般的德育问题。
二、关于“德育原理”的学科性质
“德育原理”学科性质具有复杂性,这是因为德育问题是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问题。由于“德育原理”这门学科首先是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的。对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对“德育原理”学科性质的解读。教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这是我国教育学界多数人的看法:也有人认为教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还有人认为。教育学的性质是指教育学这种知识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主要由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决定,尤其研究方法对教育学的性质影响重大,以此分析得出体悟、总结赋予教育学经验性质。反思批判赋予教育学哲学性质,实证、实验赋予教育学科学性质,价值沉思赋予教育学文化性质;等等。石中英教授认为,“教育学在本质上是一类价值科学、主观性科学、文化科学”。还有许多人认为,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应用学科,同时还是一门专业思想教育学科。陈桂生教授对这种“三栖学科”现象进行分析,说出了对教育学的“厚望”和“薄待”的反差现象。
教育学学科性质的纷争对于我们思考德育原理的学科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少数学者在著作和教材中涉及到“德育原理”的学科性质问题,但一般没有充分展开论证。刘秋梅同志认为:“学校德育论是一门具有鲜明政治思想性的社会科学,其次,学校德育论又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以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学科。”赵瑞祥认为:“学校德育学是党性很强的一门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科学,是一门涉及多种科学知识的综合性科学,是一门以理服人的应用科学。”我们认为,“德育原理”的学科性质首先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因为德育首先关照是人的道德养成问题,是研究如何使人至善的学问。其次,“德育原理”又是一门理论研究为主兼有应用性质的学科。“德育原理”主要研究德育活动中最一般的德育问题,研究德育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以及揭示人的道德发展成长规律,这些属于理论的、思辨的研究;同时,“德育原理”还要阐明如何运用原理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从这方面看,又具有一定的实践性质。这也是理论研究服务实践的本性所决定的。最后,“德育原理”还是一门多学科关照下的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德育问题不仅是“德育原理”研究的对象,道德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法学、品德心理学等等学科也都研究此问题,相关理论研究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使得“德育原理”的学科性质具有综合性。这也是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趋势在德育学科发展中的具体反映。
三、关于“德育原理”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的支撑。特别是当代。科学发展呈现出分化与综合的趋势,整体发展以综合为主要特征。“德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就应该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否则,这门学科的产生是没有理由的,其发展也是没有根基的。从目前我国出版的“德育原理”(或德育学)著作和教材中来看,关于德育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在众多著作中,对德育成为学科(或科学),论证其理论基础的并不多。鲁洁、王逢贤两位教授主编的《德育新论》,对德育的理论基础进行论述,主要从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方面阐述。对该问题有较充分研究的著作是戚万学教授的《现代道德教育专题研究》一书,该书用三章的篇幅论证了德育的道德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和社会学基础。其他书籍很少系统研究此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德育原理学科建设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我们认为,确定学科的理论基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学科产生具有奠基作用的学科知识.是学科存在和发展必要的知识;二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学科知识:三是对发展学科知识具有创新力的方法论知识。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德育原理”的学科理论基础应包括以下几门学科的知识。
(一)哲学知识(含道德哲学)和心理学知识
著名道德教育专家柯尔伯格说:“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是探讨道德教育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德心理学研究道德发展‘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则考虑道德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要为道德教育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就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这两种探讨结合起来。”可见,哲学知识有助于德育学科从世界观、方法论知识来建构知识体系:心理学阐明人的品德发展过程和规律,对于建构科学的德育策略有重大影响。
(二)社会知识和文化学知识
道德不仅是个体现象,也是社会现象,道德教育更是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所以研究“德育原理”就要借助于社会学的知识,特别是职业道德、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伦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有放在社会学知识的背景下,才有意义,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服务社会、解放人类。
而道德现象又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德育原理”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就要考虑民族文化传统对道德教育的影响。中国文化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至上的文化,中国的道德教育有着优良的传统。今天的德育要继承部分的文化传统,所以“德育原理”要以文化学为基础。
(三)教育学知识
德育活动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当然要依托教育学的知识。“教育学”作为“德育原理”的“母学科”,“教育学”是德育研究的基本学科。
四、关于建构“德育原理”学科理论体系的思考
建构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确立学科的逻辑起点,其次是思考这门学科成立的依据。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认为,“德育原理”是使人成为人的科学,是使人认同和理解社会道德规范、践行社会道德规范、使人臻于至善的一门学问。因此,其出发点就是教育对象----人。以此为出发点构建的“德育原理”的知识内容其逻辑体系是这样的:
1.教育对象为什么要接受德育;
2.教育对象能否接受德育;
3.德育原理成为科学的理论基础;
4.德育思想的历史经验(中外);
5.德育学科的产生及学科问题;
6.什么是德育(德育本质);
7.为什么德育(德育目的);
8.德育载体(德育内容与德育课程);
9.谁对谁实施德育(德育主体与德育对象);
10.怎样进行德育(包括德育过程、德育模式、德育方法、德育组织形式、德育途径和手段、德育环境、德育艺术和德育管理等内容);
11.德育结果怎样(德育评价);
12.新中国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道德经原文篇5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道德是由两个道德层面组成的,即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拙的个人本位和休现人类博大精神关怀的进德层面。二者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对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个人之间在多种选择和竞争的环境中由价格机制引导而自愿进行的契约式产权交换。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它是由所有权、经营权、价值规律、分配制度、企业组织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等所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有与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要求相互协调的社会道德的参与,来作为评价和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道德体系中,应该包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的两个道德层面,即从属于市场机制的、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和体现人类的博大精神关怀的道德层面。二者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其矛盾运动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功利主义原则为荃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
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的道德层面是市场经济社会道德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市场经济社会进取的动力因素,并形成平等和正义的市场交易原则。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产权必须明晰,市场主体之间必须自由交换,自由契约,自我负责,打破各种超经济强制,在法律上建立个人所有权和个人行动自由,在道德上鼓励以个人奋斗进取来争取个人幸福。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封建农奴制解体后,劳动力和劳动产品有了自由出卖权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是对权力—强制型经济的否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伴随这个过程,形成了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思想。从文艺复兴对感性个人主义的肯定,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建立,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构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体系,提出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等一系列新型政治理念。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家们又构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新秩序,他们从趋乐避苦、自爱自保等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了道德的功利原则、利己原则和博爱原则,认为道德原则同其他一切观念和原则一样,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产生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以此为基础提出道德的本质和核心是利己主义,人类的博爱是以合理利己为出发点的。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说:“功利论一开始就带有公益论的性质”利己主义在当时“也是一个大胆公开的进步。
功利主义个人本位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市场竞争机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打破特权垄断,提供平等机遇,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要求人们必须自由和自愿,而功利主义只认利益不认特权,简化并摆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树立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正义观念。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本来就源于最初的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交往中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功利主义看来,合理利己便是正义,与商业活动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是相一致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功利目的而付出劳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利己主义的正义原则。第三,功利主义注重物质利益原则,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从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邓小平同志讲:“不重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功利主义的个人本位在体现其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1,趋利性。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与天然尊长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任何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分化性。财富和贫困的积累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功利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3、腐化性。财富的膨胀、金钱的积累会导致生活的腐化、道德的败坏,而功利主义所追求的个人幸福是没有道德限定的。4,无序扩张性。功利主义个人本位主张一切以个人的自身利益为中心,在一定条件下会使人们不安守本分,造成劳动的行业秩序和劳动等级秩序的破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以人类博大的精神关怀为核心的道德层面
道德经原文篇6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本;文化差异;翻译补偿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得以传播。语言是不同文化进行交流的工具,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文学作品隐含着所处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阅读典籍,是了解中国深层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注意文化要素的处理,典籍翻译更需如此。它由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国到另一国,从古代到现代,时间、空间上跨越很大,不同语言间的文化、思维差异更加明显,文化概念的空缺情况更为突出,在文化层面的翻译损失更为严重。为此,我们必须采用必要的补偿策略,有效弥补翻译中的文化损失,使译出的译文既不失中国文化的本真,又具备较强的可读性。
二、文化层面的翻译损失及翻译补偿
(一)中国典籍的语言与文化
中国典籍文化作为文化的集合体,Tylor(1871:3)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1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和习惯”。中国典籍多由古代汉语写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2色和文化内涵。译者在创作时,语言形式上用词生动典雅,特别注重音韵结合,常使用双声、叠韵、叠字及双关等修辞手段,多采用对偶句,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语言内容上,内容广博,涵盖天文地理且富含哲理。
(二)《道德经》及其英译本简介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之作,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关于宇宙万物哲理观念的精华总结,其语言凝练简洁、意义丰富、哲理深厚,内容涵盖天文地理、世间万物百态。直至今日,《道德经》>成为西方世界除了《圣经》以外流传最广的外文著作。《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光从译本的数量就能看出,据相关统计,其英译本种类有百余种(文军罗张,2012:1)。笔者在对其多种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优秀译文为避免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译、错译,译者通常使用翻译补偿策略来弥补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缺失,以求最大程度忠实原文,保留古汉语所特有的语言风格,达到更好的传达原作文化信息的效果。
三、《道德经》英译中文化层面的翻译补偿策略
《道德经》英译本在处理文化损失上使用翻译补偿策略,以下笔者将结合具体译例,借以探讨不同翻译补偿手段对于弥补文化层面损失的功能与效果。
(一)整合补偿
整合补偿是把译文补偿内容和原文内容有机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不加任何补偿标记,其特点就是不暴露补偿的痕迹(夏廷德,2009:2)。以《道德经》第十二章两种译本为例:
原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汪榕培译文:Too much color blinds the eye;
Too much music deafens the ear;
Too much taste dulls the palate.
注:本章是老子关于提倡节俭、返璞归真思想的论述,表现出老子对当时社会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抵触。笔者在对比几种译本后发现,很多译本对“五”直译成“five”,这显然是不妥的,在古汉语中,数词“五”并不是实数,而是虚指,指代“缤纷的色彩和变换的音响”。而汪榕培把“五色”翻译为“too much color”,是具有补偿性质的翻译。同时,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原文中六字相对,铿锵有力,汪榕培译本中注重了译文与原文形式的统一,结构上更贴近原文,再现了典籍文本古朴、典雅的语言风格。
(二)分立补偿
分立补偿即把内容加上标记,或与原文内容分别放置,以便向目的语读者明示补偿内容(夏廷德,2009:2)。此处以《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林语堂译本为例:
原文: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
林语堂译本:He who is to be made to dwindle (in Power),
Must first be caused to expand.
He who is to be weakened
Must first be made strong.
He who is to be laid low
Must first be exalted to power.
注:本章是老子关于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阐述,选取的这六句被广泛地引入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高明的斗争方略和统治权术。《道德经》于旧时书生而言烂熟于心,于当代青年也是耳熟能详,歙与张、弱与强、废与兴,一一对应,我们能够从这三组词的涵义并根据老子思想,了解到此处借自然界的辩证法比喻社会现象,反应事物的两重性和矛盾转化辩证关系,同时不难从中领悟其中暗含的斗争方略和统治权术。译者考虑到西方读者需要,把文中补偿“(inpower)”单独以括号的形式增补在句子之后,引导读者更好的把这对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同斗争方略相结合,使文化信息更为清晰。此处应用了分立补偿,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需求,较好的传达了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
(三)原位补偿
原位补偿属于对位补偿,就是在目的语中,保持补偿内容的位置和原文对应成分的相对位置不变(夏廷德,2009:2)。以《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为例:
原文: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Waley译文:
Therefore the Sage behaves like the holder of the left-hand tally,
Who stays where he is and does not go round making claims on people.
For he who has the "power" of Tao is the Grand Almoner;
He who has not the "power" is the Grand Perquisitor
注:本章是老子社会政治理念的集中反映之一,阐述用“无为”、“平和”等原则治理国家的道理。这四句话意思是“圣人虽持有借据的存根,但是并不向人索还欠债。有德的人,就像持有借据的人那样宽裕从容;无德的人,则像掌管税收的人那样苛取擅利。文中“司契”是指“持有借据的人”,“司彻”是指“掌管税收的人”,根据上下文我们可知,文中这里持有借据的是不责于人的圣人,在英语中“almoner”是指“施赈人员”,“施赈人员”的“慈善、宽容而富有爱心”的形象与文中“圣人”吻合,此处若直译成“creditor”,只能保留“债主”的身份,而破坏了文中司契宽裕从容的形象,文中用“almoner”替代了文中的“司契”的形象,这个是带有补偿性质的替换。
四、结语
以上译例无不表明,在典籍英译中,译者如能恰如其分地运用翻译补偿策略可准确有效地表达原文思想,再现和创造原文的音韵美和形式美,准确的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蒋坚松(2001:11)所言“中国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文化意蕴等方面都有不同于现代作品的特点。如果说一般的翻译要沟通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受众,那么古籍作品的翻译则要跨时间去沟通。”可见,翻译典籍难度系数高,为减少或弥补文化损失,我们不仅要准确表达原文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更要准确把握其文化内涵,同时又要避免误用或滥用补偿策略,否则可导致误译或错译,非但不能准确表达原文思想及文化内涵,还可能导致文化传播的失败。因此,使用翻译补偿策略应从原文深层意义出发,注重挖掘原作的文化内涵,在忠实于原文旨意的前提下,考虑原文风格,对其进行有效的翻译补偿,这样才能在“信”的统领下使翻译补偿策略运用在典籍英译中发挥最大优势。
参考文献:
道德经原文篇7
论文提要: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道德和道德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社会的发展是各方面协调发展,人们对道德的诉求日愈强烈。道德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道德教育。本文讨论的是在众多道德理论中,不道德行为的来源和涂尔干道德理论对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和实践所具有的启发和意义。
道德对我们社会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发展,道德的约束功能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他们的道德理论,并启发和影响了后世道德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的鼻祖——孔子也具有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理论,强调道德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伴随道德理论的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也不断发展。现代社会日愈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越进步,越是需要更完善的道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社会的正常稳定发展。
一、不道德行为的来源及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
20世纪前后,先后出现了涂尔干的道德价值内化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阿德勒的个体心理观、皮亚杰的认知结构取向、马丁·霍夫曼的异情和社会认知理论、科尔伯格普遍适用的多等级形式的道德发展的优势范式等道德教育理论。在此,针对不道德行为的来源,涂尔干的理论及基于这一理论发展和扩展的理论对我国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一)不道德行为的来源。“道德是基于道德原则的操作系统。因此,有道德的是与行为中正确操行的原则相关联,行为是与已经接受的、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善良的或正义的原则相一致的”。不道德行为正是违反了这一原则的行为。一旦认识到了不道德行为的来源,我们就能更好地区分道德和不道德行为,并且可以进一步避免不道德行为。R.D.米卢利用分类法使不道德概念化,认为不道德行为的三种来源是:不良偏好(或价值观)、缺乏对他人利益的关心、缺乏理性的自我控制。按照这三种来源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的不道德行为。
不良偏好(或价值观)是不道德行为的第一种来源,它包含了持有不道德原则或者是由于偏好导致的超出道德原则的行为两种类型。前者是持有错误的道德原则,认为其行为是道德上要求的或者是道德所允许的;后者则是行为者已经意识到他所做的是错的,但他更加喜欢某种目标的达成而放弃不做错事的原则。
超道德和道德冷漠构成了第二种不道德行为的来源——缺乏对他人利益的关心。超道德是指行为者没有关于争议行为的道德原则,即他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也不认为是对的。道德冷漠是指由于拔高了欲求的目标,而做了道德上不好的事,并且行为者完全没有被行为的错误所打动。
第三种不道德行为的来源是缺乏理性的自我控制,他包括道德疏忽和道德缺点两种类型。道德疏忽是指行为者不能防止情绪和欲望歪曲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持有道德原则的行为者不知道他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并因此认为其行为是正确的。道德缺点指行为者愿意避免做错事,但其行为的欲望要比避免做错事更强烈。这有点类似于由于偏好导致的不道德行为,但这里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
(二)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涂尔干认为,道德教育的实质是社会教育,其目标是培养社会人。道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研究:一是我们试图去发现和理解它;二是在特定的时代,我们去评价它。在道德价值观内化的过程中有三种基本成分:第一是权威和纪律精神;第二是对社会团体的情感;第三是自主性和自我决策。涂尔干在论述道德规范(纪律)的特征时认为,“道德规范被赋予了特殊的权威,正因为这些规范令行禁止,人们必须服从它们”。权威和纪律的结合对人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作用,纪律对被教育者灌输了行为习惯、规范和规则的功能,将儿童整合到稳定的、发展的社会现实的节奏中。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目标,它调节着儿童最初的自我中心主义。
对团体的情感说明了人的道德生活应该超越个体达到社会道德生活的层次。“我们必须区分道德两个同样真实的方面:1、由大量规范构成的客观道德,它形成了群体道德;2、每个人的个人良知构成这种道德的主观形式”。“我们精神生活的全部本质都源自于社会。集体理性和非个人理性非常醒目地把科学的构成及其过程称为一种社会性的事物,我们的个人理性也具有同样的价值”。个体道德价值的实现是在于其从事的社会活动,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虽然存在差异,但是现实中这种差异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在道德一致性前提下的区别,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这并不影响个体和群体道德的一致。
自主性和自我决策层次接近康德的理论,要求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理解那些围绕道德决策的行为规则,把个体和社会的要求结合起来达到一致。但同时,涂尔干强调,可求性和义务是道德的两个特征,两者同样重要,不仅要理解道德规范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还要认识到这些义务和责任的可求性,即认识到道德要求与现实结合的可能性。因此,教育者不仅要反复灌输行为的习惯,还要灌输对社会现实的正确理解。
二、我国道德教育环境现状
从古至今,道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中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在我国,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是依靠政治制度来维持的,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治环境获得了巨大进步,社会对道德的呼吁不断提高。当前我们面对的道德问题主要有:道德认同感弱化、道德评价标准混乱、道德反叛。
改革开放使人们从计划经济跨入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发展,时至今日,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多元化,还有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合理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培养和突出自己的个性。但是,在任何一个年龄段,我国道德教育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过来的那一套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过分强调共性,而剥夺了个人发展机会,不具有主体针对性的道德及道德教育模式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多少改进。
以涂尔干的理论来说,在当前这个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和共性的道德标准或原则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发生了冲突。旧的道德不再适合这个时代,却仍然起着作用,新的道德还处在探寻成长阶段。个人和社会的道德原则不能相互认同,发生着斗争。这就形成了我国现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集体之间相互的道德认同感不强。而且,随着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知识结构水平差异的扩大,道德认同的鸿沟也在拉大。
基于和道德认同感弱化同样的原因,不同群体持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他们评价行为的标准也就不同,他们的价值观也就不同。社会的利益群体如此之多,以至于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是“多元的”。因此,按照不道德行为的来源来看,道德认同的弱化、价值观的不统一和道德标准的混乱造成了人们的不良偏好、道德冷漠、超道德、道德疏忽和道德缺点这几类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产生道德反叛,明知是不合道德的却要去做的行为。
在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道德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所实行的那种以政治制度为保障,过分强调服从,不注重个体思想和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发展的道德教育体制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合社会整体的发展。现今,探索和建立新的道德教育体系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社会话题。
三、对道德教育的几点思考
涂尔干、杜威、柯尔伯格、迈克尔·斯克里文等都把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作为重要的教育任务。我们的道德教育首先要明确的是:道德教育是以个体和社会价值观培养为核心的,塑造的是能适应社会、时代的社会人,我们所实施的道德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性的教育。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构建包容的社会价值观。这里的“包容”指的是一个能把各个社会群体价值判断的主流价值观容纳、协调,让大家达到一个对社会共识的认同。这就需要我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使得利益分配机制能够得到各方面的认同。毕竟马克思早已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套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公平的、至少是机会均等的分配机制。让人们认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能够接受自己所处的环境、地位,重要的是认识到自身价值的实现在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意识到社会流动性的可能。这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抑制和抵消当前的“仇富心理”、“破罐破摔”等消极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当然,有了统一的价值观,还需要发挥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利用舆论、社会评价、法律等手段来保证价值观的指导作用。价值观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顺利进行下一步的道德教育。
(二)理解社会道德是道德教育的重点。如前所述,涂尔干认为道德规范具有一种强制性,同时人们还要认识到,规范保障了自身的利益,也就是规范对人具有吸引力,这样的规范才能发挥其作用。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儿童时期可以是灌输的,但更要注重理解,强调认知的道德发展意义、重视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涂尔干、杜威等所倡导的“无灌输的道德教育”,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应是一种“开放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不是以封闭、禁锢学生的思想为目的,而是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特别是独立和批评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为目的。学生的道德观念是经过理智的思考而自由选择来的;第二,它应是一种“发展性”的道德教育,亦即这种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学生能够理解和愿意接受的,道德教育必须服从学生道德发展的规律,服从学生的批评性思维;第三,它应该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理智活动或实践获得道德的成熟。
同时,行为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具有吸引力,我们要结合后果分析来强化人们对道德规范的理解。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对道德规范的强制力和吸引力作出说明,还要对行为结果进行分析,加强对道德规范的理解。当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和认同了道德,那么道德对人才具有约束力。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他们才能够进一步进行道德内化。从而,我们的社会可以避免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我们的道德教育也应该以对价值观和道德认知、理解为核心,才是卓有成效的。
参考文献:
道德经原文篇8
要】 主义伦理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具有特点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首先推动着经济伦理的演进,在新的经济关系基础上生发起来的新经济伦理精神,成为当代伦理精神新的生长点。本文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从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入手,以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伦理核心与原则、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从而达到宏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以促进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
【关 键 词】 市场经济
道德
伦理精神
法理精神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缺少社会精神上的支持,很难想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明进展能够历史的发生。”1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进步的道德,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现实相适应的道德,但其前提是此经济管事适应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二是超越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但反映现实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的道德。“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
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及伦理精神的内涵出发,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源于现实经济基础,又包含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的社会利益创造精神,是个体奋斗目标与人性主体精神的结合,同时又民族发展的需要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精神的有机结合。3
道德失范的本质及原因
在我国当前,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那是谁之过呢?是市场经带来的吗?回答是否定的。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加强,冲破和摆脱了一些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人们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也出现了道德规范的失序,如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以及黄赌毒沉渣泛起等社会丑恶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必须透过的本质作实事求是懂得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断链”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问题,笔者以为其本质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即道德演变的链条出现断裂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说商品经济)的转变,是一次战略性的转变,不可能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市场规则法制不健全,成了道德的漏洞。
二、两种伦理道德的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伦理精神体系。但他是一种的伦理道德体系,即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4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必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为此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可能不受其牵制。
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伦理思想也传入我国,“拜金主义”尤为突出,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于是,在我们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中,认为“洋月亮都是圆的”。
三、权力的失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是一种契约经济,是公平的。然而在我国权力资本化,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权钱交易屡禁不止。笔者认为其内在诱因是官商一体化。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也有其缺陷。“黄金原则”导致很多人的功利价值取向萌发、加深,促使人们不折手段谋取“暗利”。这就需要我们辨证的看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出现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尤其突出的是,在西方一度流行而今衰落的“价值中立”思想,在我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它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这在我们的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一种价值倾向。为此江泽民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6这应该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始终坚持的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做到价值取向多元化和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结合。具体体现如下:
(一)道德层次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积极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在区分道德层次性是要有最底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应该说是一个阶梯体系,我们不应该片面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辨证的看问题。
(二)坚持“三个代表”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评价一种道德的现象丑恶时,不仅要看他是否“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 “为我所用”相结合。我们应当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二、市场伦理精神的核心和原则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是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伦理精神深化认识的一个基本点与关键。
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在我国是一致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干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为人民服务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所必然提出来的道德要求,是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核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其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提倡为人民服务就必然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它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即社会利益的至上性,又强调发挥个人活动的重要性;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强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既强调个人的所为要受集体的约束,又强调尽量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尊重个体的尊严,发展个性,实现个体价值与主题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经济是道德经济,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原则是根本的原则,在其下还有其他的原则,诸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平和效率原则等等。在时下,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原则、合理利己主义原则、利己不害人原则的先后提出,否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否定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其实质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从集体主义原则“转轨”到其他原则上去。
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与法理精神
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民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江泽民2001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不懈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缺一,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7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虽然起重要的基础作用,但这种调节方式或功能不是唯一的,还要辅之以法律的调节和道德的调节。“法律是什么呢?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8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它主要通过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保护合法行为,保证经济活动的规范化和有序化。所以,法律调节具有强制性,是具有很重要的一种硬调节。
相对而言的道德调节是一种软调节。其作用主要的表现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进行匡正和矫治,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价值上援助,形成经济运行和道德运作的双向约束和激励的良性机制,使市场经济具有道德的价值导向。
总之,我们应当全面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在道德中,我们应当强调遵守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我们要把重要的道德规范,尽量的纳入我们的法律只2中,纳入我们的管理体制之中,融入群众的各种守则、公约之中。
当然,本文探讨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目的不仅仅在 于上的深化、创新,应包括我们实际生活中运用。一方面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使人们自觉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从而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带来得社会后果进行价值评判和价值导向,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此,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但它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社会个体的认同、接受、内化,渗透到个体的事业追求当中,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注
释】
1、刘伟、梁钧平,《冲突与和谐的结合·与伦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P2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434。
3、余金花,《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伦》,2001年第5期,P4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驾御出版社,1995年版,P134。
5、6、7转载罗国杰,《建设与主义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2001年第4期。
8、《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P146。
【书目】
1、《罗国杰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锐生、程广云,《经济伦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道德经原文篇9
“百行以德为首”,道德是人所有的品行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当前,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会计领域出现了会计造假,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会计行为人道德意识淡薄、道德意志薄弱,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不良现象。由于会计活动及其活动结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不仅影响了会计执业者的声誉,也严重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产生了重大干扰。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从教育的层面看,教育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忽视是一个重要诱因。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并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作为当前我国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之一。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教育的角度,对会计人员或未来会计从业者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进行反思,是加强会计伦理道德规范建设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会计伦理失范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通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却日益成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不吻合的一种不和谐现象。可以说,重塑道德伦理规范对于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会计领域,从业人员对会计伦理的理解程度总体不高,会计从业人员对自己的职业信心不足,会计造假现象严重,会计人员缺乏独立性,一部分人对会计造假现象麻木、认同,缺乏会计职业道德意识。
这种现象是社会道德失范问题在会计领域的突出反映。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渐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炫耀性消费、即时性消费、奢侈品消费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人逐渐呈现出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认为的“单面人”的特征,只知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主动创造。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简单地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一切向钱看”的经济,进而出现了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社会道德败坏和沦丧的不良现象。社会道德和文化息息相关,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反映出当代中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有断层,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一些好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和继承。很长时间以来,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偏激否定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文化基础,导致人与人关系冷漠、民族虚无主义泛滥。可以说,社会领域出现社会道德责任感下降、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现象,不仅仅是人们的精神空虚,更是缺乏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引领。从这个层面看,会计伦理失范的原因,最重要和关键的就是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寻伦理道德命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会计伦理教育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从身体上、心灵上关注着人与人的价值,还理智地关注着人与自然及社会,并以道德伦理的形式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道德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正是这一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和优良的民族传统。如张立文认为:“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合包涵差异与和生,存相与式能、冲突与融合、汰劣与择优、烦恼与和乐等五大义蕴,进而指出和合人文精神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等五大原理应成为21世纪人类最大原理和最高价值。”
传统文化是我国重要的会计环境,在会计伦理的建设过程中照搬西方模式而回避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经典的伦理文化,对于会计职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如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仁义、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公而忘私等等,都被运用到会计职业,理应成为会计从业人员的高尚品质和自觉追求。
如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儒家要求人们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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