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一个54个民族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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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两国关系可以用“风云变幻、大起大落”这样的词来形容。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70 年代后期双方进入非正常化状态，以至于在边境地区兵戎相见。1991 年中越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后经过近20年发展，2008年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遗憾的是，2009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要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向其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方案，激化了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引发一系列的冲突，使得两国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越南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说起越南，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越南共产党、胡志明主席、中越“同志加兄弟”关系、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等事件；但另一方面令中国人感到陌生或者纠结的是，越南这样的同志加兄弟近年来为什么屡屡与中国发生边境与南海上的冲突呢？为什么中国在越企业会受到前段时间那样令人惊异的冲击呢？

　　中国人的这种感觉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核心在于我们对越南的认知与理解还存在某些偏颇。本文拟通过自己的体验与研究，对越南的民族与文化、社会政治和中越关系进行一个大致的展现，以加强读者对越南的认知与理解。

　　越南的民族与文化

　　越南位于印支半岛东岸的狭长地带，国土面积近33万平方公里，是南中国海重要的沿岸国家，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在陆地上，越南与中国的广西和云南接壤。越南北部无论地形地貌还是民族构成与广西都极为相似，都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越南的下龙湾被称为“海上桂林”，只不过一个是山在海上，一个是水在山中。越南北部山区广布溶洞，其风景可与广西媲美。中越边界区域内生活着多个跨界民族，如苗、瑶、哈尼、布依、拉祜、傣等，甚至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也与中国的京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当我从南宁出发，经过友谊关到达越南首都河内的这一路上，基本上没有“出国”的感觉，所感到的仅仅是文字上的变化。作为中国的北方人，我既听不懂广西话，也听不懂越南话，因而感知不到语言上的不同。

　　之所以说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因为它占了越南8878万（2012年）总人口的86%，其余14%的人口为其他少数民族，共有53个。在这些少数民族中，只有岱依族、傣族、芒族、华族、侬族人口超过50万，其他民族的人口都不足这个数。不过，如中国一样，越南少数民族虽然人数有限，但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和西部靠近中、老、柬边境的边远山区。而京族以及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如高棉族、占族和部分华族，则居住在平原地区。

　　基于这样的民族结构，越南的主体文化当然就是京族文化。好在，越南各族群间既没有人种上的差异，也几乎不存在族群规模上的宗教差异。这一点与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国家不同。如在马来西亚，它的三大族群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既有种族差异，也有宗教差异，更有成熟语言上的差异。所以，虽然越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及其所引起的其他问题相对而言并不严重。只是在个别地方，由于各种因素交织仍存在有民族分离运动，如北部的赫蒙（苗）族争取建立“苗共和国”的独立运动；中部西原地区少数民族的“德伽自治国”运动和南部高棉人的“下高棉”独立运动。其中，西原地区的民族问题最为突出。

　　整个印支地区基本上处在佛教圈的核心，越南也不例外。无论是居于主体地位的京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宗教形态主要是佛教。然而，有趣的是，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与印支地区的主流派别小乘佛教一致，而京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则属于大乘佛教派别，与中国的佛教主流一致。所以，中国游客到越南拜访佛教宝刹时，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其建筑风格与文化符号颇似中国的寺庙。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越南佛教更多地源自中国的北传教派，尤其受中国禅宗和净土宗的影响深远。佛教本身属于出世性宗教，况且其两大派别间教义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所以，佛教徒与其他教徒间、佛教徒自身之间基本上不会因为宗教因素产生冲突。

　　由于越南在19世纪中后期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其现代文化中就融入了许多法兰西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民众的世俗生活中，也体现在宗教生活中。虽然越南的天主教早在16世纪后期已经由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传教士传入，但在17世纪以后，法国传教士逐渐垄断了在越南的传教权。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天主教势力迅速扩大。因此，在今天的越南，天主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当然，法国文化对越南南部的影响强于对北部的影响。对此，到过胡志明市和河内的旅行者可能会有深刻的体会。相较首都河内，南部的胡志明市更具法兰西风情。

　　当然，法国对越南的塑造远远无法与中国对越南的影响相比拟。在中越2000多年的交往史中，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深刻地影响着越南文化。它不仅涉及宗教信仰，而且涉及文化最基本的符号文字，同时还有典章制度、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仪式庆典等。中国的这种建构作用不足为奇，因为从秦到“五代十国”这千余年间，现代越南的中北部都是中国的郡县，史家称这一时期为越南史上的“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自公元968年起，越南虽然自主建国，但仍与中国历代王朝保持“藩属”关系，直到1884年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现在越南使用的文字已经拉丁化了，然而它与汉语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汉字的使用并没有完全禁绝。越南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要张贴对联，书写的还是汉字。其实，汉字的官方文字地位到殖民时代才终结，无论古代文献还是历史建筑，处处都有汉字的身影。河内有文庙，这是儒家文化南传的象征。我们到越南社会科学院访问，研究人员告知他们的全称是“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听后，心里顿觉五味杂陈。另外，越南的重要传统节日也和中国一样。被看作是越南女性传统服装的“奥黛”，据说是中国旗袍本地化后的产物。不过，其命运与中国的旗袍一样，穿着的人群与场合越来越有限了。越南有些学校把白色的“奥黛”作为校服来用，颇具创意。

　　越南的文字创新有西方传教士和法国殖民者的因素，但主要还是越南人自身的努力。不仅如此，越南民间还创立了新的宗教，如高台教与和好教。高台教又称为“三期普渡大道”，创立于1926年，发源地在南越的西宁，传播范围也主要集中于其所处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该教无论教义或建筑都是杂揉了中西文化和越南本土文化的产物。在高台教内，有三教、五道的说法。所谓三教是指佛教、圣教和仙教；五道则是指人道（孔子）、神道（姜太公）、圣道（耶稣）、仙道（老子）和佛道（释迦牟尼）。此外还有印度教湿婆、梵天和毗湿奴诸神以及许多东西方神像。高台教的目的是统一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建立一个全人类共同的宗教，目前其信众据称有300～600万人之多。高台教庙宇的建筑既有两座类似哥特式教堂的高大的尖塔，同时又具有明显的中国建筑传统风格，同样强烈地体现着东西杂揉的特点。和好教因1939年创立于越南南部安江省的和好村而得名。它通常被视为佛教的一支，他们的教徒也自称是“和好佛教”，应属于改革的新兴净土宗教派，只是其中包含一些儒教传统观念而已。其信徒多为农民，规模达百万之众。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党和政府一方面尊重民众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在2000年颁布了《新时期宗教工作问题》和相关的法规，对宗教集会、资金、慈善活动、对外交往、土地管理以及封职和培训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为防止外国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搞颠覆活动，越南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外国驻越非政府组织活动规定》，加强了对某些西方宗教组织活动的管控。

　　对于少数民族，越南政府制定了促进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总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越南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努力消除贫困，提高其生活水平；注意保护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如语言文字等。在越南53个少数民族中，26个有自己的文字。越南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由于越南社会长期战乱，整体发展水平有限，有些政策推行的效果还不那么明显。

　　

　　越南的华人

　　越南的华人被称为华族，目前约有100万人，人口数量在少数民族中居第四位。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华人多数（90%）生活在越南南部，以胡志明市最多，达50余万人。这里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闽粤地区，他们对越南南部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越南南部6省，富甲全越，而其中的4省为华人所开。华人在越南定居后，大都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当然，在农业、渔业、运输业中也有华人的身影。从工商业的经营中，华人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根据1953年的统计，越南当时的工商户为10万余家，其中华商为2万5千余家，占23.36%；在西贡（胡志明市）和堤岸地区，华商则占了工商业总户数的62.4%。华商中以中小商业者为主，也有不少巨贾富商。

　　与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越南华人的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意识较强。在1975年之前，南越华人社会虽然受到南越政府的压制，但基本上保留着自己的教育体系（学校）、社会交往体系（社团、庙宇）和文化传播体系（报纸）。

　　然而在1975年越南统一后，华人开始处于不幸的境地。在激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工商业遭到没收（价值30多亿美元），社团被取消，学校和报纸被关闭。不仅如此，由于1978年4月越南把中国定为“最直接和危险的敌人”，华人成为“消除隐患”的对象而遭到大规模地驱逐。到80年代初，共有约50万华人被迫离开越南，他们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接回祖国，一部分流落他国，更惨的是有数万华人葬身大海。那些留在越南的华人，有些被赶到所谓“新经济区”，或迁至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但多数仍在城市依靠小手工业、小商业勉强度日。这种状况一直到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前都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1991年，越共七大确立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导入市场机制的经济发展道路，再加上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使得越南华人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1992年2月越南政府还专门召开了华人工作会议，一方面承认华人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研讨如何充分发挥华人的作用，提高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另外，1993年越南政府颁布了鼓励越侨回国投资的“29号决定”，吸引主要是华人的越侨返回越南发展。在这样的政策下，越南华人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同时，华人文化生活也日益活跃。为响应政府“在学好越文的基础上学好华语”的号召，越南华人恢复或新开办了一些华文学校或华语培训中心。但是，这此学校数量还不是很多，如在胡志明市共有43所，而且学校层次较低，基本处于小学阶段。更为重要的是，目前越南还没有完全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至于华文报纸，胡志明市只有《西贡解放日报》一份。倒是那些宗乡社团还比较活跃，经常举办传统文化活动。

　　华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政治地位会同步提高。越南从基层到中央都有比例不等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岱依、侬、孟、赫蒙、埃地、嘉莱、叶坚族人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但华人进入越南各级党政机构的人士还比较少，即使有，级别职位也较低，且多是非关键岗位。

　　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排华运动，现在的越南华人仍心有余悸。我们在对某些华人进行相关访问时，他们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不是不谈这件事，而是避而不见我们。从上述看出，这次排华有越南内部的因素，也有中越关系恶化的因素。其实，2014年5月发生的越南打砸中国企业事件，也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上反华事件，它与近期中越在南海上频发的冲突有关。

　　

　　越南的政治制度

　　中越两国之所以可以称作“同志”，就在于越南与中国一样，都是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执政。只不过中国还有8个民主党派，越南则除越南共产党外，没有其他政党参与政治生活。

　　越南的政治制度，无论是党政关系，还是机构设置与中国都基本一样，只是有个别机构的名称不同而已。近年来，越南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对党内选举方式进行改革，实行差额选举。越共在九大上提出推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制度。这个制度在越共十大上得以实施。越共总书记和中央委员都通过差额选举产生。在选举前，还会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和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在省委书记和省级领导干部的选举中，要求必须存在10%的差额率。到十一大时，又要求越共全国省市级的党委至少有10%进行直选。

　　其次，差额直接选举国会代表。越南从1993年第十届国会选举起即开始一人一票按选区直接差额选举国会代表。本届国会共500名代表，但在2011年选举时候选人就达827名。其中，约90%的候选人来自越共，其余则是无党派独立候选人。为提高国会代表的功效，越南增加了专职代表的数额，使其达到四分之一的比例。

　　第三，越南国会和越共的质询制度。越南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从2002年开始，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而且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同时，这种质询制度在越共中央全会上也予以推行，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

　　第四，信任投票制度。2012 年 11 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对由国会和人民议会推选或批准的领导人投信任票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越南国会和各级人民议会将根据各级政府官员履行职责的表现、权限执行、政治素质、道德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表现，对同级官员进行信任票表决。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将请其主动辞职或由上级免除其职务。2013 年 6 月 10 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五次会议对包括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副总理、各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等在内的 47 名政府最高级官员进行投票表决，并公布了各位领导得票情况。

　　第五，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从2013年2月1日起，越南《防止和反对贪污腐败法》（修正案）开始生效。该法规定越南干部和公职人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虽然越南的政改政策陆续出台，但仍没有刹住官员腐败之风。2013年透明国际所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显示，越南排在第116位，与以往相比有所好转，不过还是不那么令人乐观。

　　

　　中越关系

　　中越两国关系可以用“风云变幻、大起大落”这样的词来形容。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70 年代后期双方进入非正常化状态，以至于在边境地区兵戎相见。1991 年中越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后经过近20年发展，中越在2008年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惜，2009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要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向其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方案，激化了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使得两国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越关系非正常化问题，由于它太过复杂，而且已经是事过境迁，这里就不再具体讨论了。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认知上的误解以及国际冷战环境等，共同造成了这个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越双方都在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特别强调不再把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重要依据。这是冷战的教训，更是中苏、中越交恶的教训。所以，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双方无论在陆路边界划分、北部湾划界还是在经济等各领域的合作上，基本上抛却了所谓的“同志”这个面纱，寸土不让。与宗教信仰类似，意识形态具有不可调和性，不可能像物质利益那样多分一点儿，少分一点无伤大雅，因此容易引发冲突。

　　但愿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南海沿岸国家能有奇思妙想，找到各方面都满意的和平解决方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朝鲜 、英 六种文字出版用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创办于一九五七年国家级新闻月刊权威报道中国民族的中国民族 杂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民族团结杂志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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