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播大闹机场带来的伦理思考

　　日前，一家直播平台的女主播刘某因为迟到导致误机，随后与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机场工作人员报警求助后，女主播一直向粉丝“直播”自己未动手打人，并哭诉被工作人员“欺负”，当时共有17万观众观看了直播。警察赶到后，查看监控证实是女主播脚踹工作人员，并用包打人。据了解，女主播被依法拘留5日。    

　　据目击者称，当时“刘某的态度很嚣张”，大声喊着“你们不认识我吗”。这真是一个奇葩心理，你只是一个主播，别人为什么要认识你？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只是一道素质题，这样的主播太没有素质。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做主播的年代，并没有哪一个平台，对于主播的素质提出限制条件，有些主播甚至通过没素质没道德来赢得关注。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更深刻的感受。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都要正视直播日益成为表达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有资料显示，2016年是中国的网络直播元年，这一年，直播平台从年初的80多家，火箭式地飙升到了年底的300多家。与此相伴生的直播乱象，也日益滥觞。    

　　人们对直播很熟悉，其实又很陌生，在很多问题上还缺少深入研究。比如说直播心理问题，如同一个人到了群体中会发生心理变化一样，一个人进入直播或者成为主播之后，会不会产生独特而有共性的心理行为？一些隐藏在心中，平时可能没有机会显现的心理，会不会外放出来？比如这个大闹机场的直播，其优越心理的产生，以及围绕手机镜头而发生的心理变化，就十分值得研究。这算不算一种因为直播而发生的心理变形？

　　再比如直播边际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前几年，因为公共领域普遍安装监控摄像头，产生了“满城尽是摄像头”的公共讨论。从安全角度考虑，安装摄像头的效用是十分明显的，但谁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隐私权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公众之所以选择接受摄像头，更多是因为公共安全的理由更加充分，在万般无奈中接受了可能的权利侵害。    

　　现在直播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满城尽是摄像头”，对个人隐私权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从形式上讲，目前的直播有两种，一种是坐在直播间，主播进行“一个人的表演”；还有一种是来到公共场所，主播拿着手机进行大众直播。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以后公众出门，随时有可能闯入别人的镜头，成为别人的风景，被别人拿来直播。就像这位大闹机场的主播，那些“闯”入手机的人，包括机场工作人员，有没有拒绝直播的权利？这算不算一种权利侵犯？    

　　众所周知，现在直播领域充满着浓浓的商业气息，很多主播都是冲着商业利益而选择开播的。法律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可这一切碰到直播，在无形中被消解。任何一个主播都可以拿出手机，对于属意的对象进行直播，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谓是被动地参与了主播，甚至被别人“当猴子看”。直播平台说起来有着各种把控，但对此并无任何限制。这里，难道就不存在肖像权问题，就可以无视个人隐私吗？    

　　女主播大闹机场不只是没素质，还可能涉及没边界。面对一个直播时代的到来，很有必要探讨以边界为代表的直播伦理问题。像这位大闹机场的女主播，无论是喜欢的还是不爽的，都掏出手机进行直播，并且对着粉丝进行表演，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在注重权利的今天，应该没有人甘心成为别人眼中的猴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