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式的暴力：何种暴力才能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

　　9·11事件爆发后的现场废墟。

　　9·11事件是西方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个分水岭，此后暴力、战争、道德、历史及文化身份等因素愈加受到重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有学者指出，“国际舞台上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导致政治暴力重新引起学界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理论家也纷纷走出书斋，开始高度介入政治潮流，积极探讨伦理学在当代政治中的作用。“当国际恐怖主义幽灵发出信号、双子世贸大楼的人们由于大火而四处奔逃时，思想家的这一转型就显得很有意义。” 鉴于暴力日益受到重视，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齐泽克不少著述都曾涉及暴力，而尤以2008年出版的专著《暴力》最为集中。本文将对此重点分析。

　　一谈到暴力，典型的认识是它是恐怖的、与各种罪恶相联系，必须加以谴责，但齐泽克指出，这只是诸多暴力当中最明显的一种——主观暴力，问题实际上复杂得多，除主观暴力外，还有隐藏着的符号暴力和体系性暴力等客观暴力，他认为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它们使我们对暴力做出一致性的反应。由于这层隐含关系，对暴力的一概反对就意味着与体系性暴力的同谋。齐泽克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体系性暴力，并主张通过神性暴力和“什么都不做”的暴力来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在他看来，这两种暴力是正当的、解放性的，可服务于他近年倡导的全球解放的普遍政治学。

　　一、主观暴力与客观暴力

　　齐泽克并未纠缠于“何谓暴力”“暴力有哪些表现”等问题，而是展开了更为复杂的思考和讨论。《暴力》“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提供了关于暴力的辩证性的拓扑学，把暴力置于一个三位一体的框架中，分为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人们一谈到暴力，通常就立即与杀人犯、恐怖主义者和暴徒等联系起来，把最明显的主观暴力误认为暴力的全部内容。齐泽克则明确提出，应该抵制此类恐怖暴力的诱惑，放弃把暴力简单等同于恐怖性的普遍看法。他努力使人们认清这一看法背后的因素，追问是什么在操控我们，使我们对暴力产生共同反应。很显然客观暴力才是他观察与思考的重心所在。

　　齐泽克开宗明义提出讨论的起点或准则，“我们应学习后退一步，摆脱直接可见的、由明确的行为者展现出的‘主观’暴力的迷人诱惑。我们需要感知那种引起主观暴力爆发的背景轮廓。退一步可辨识另一种暴力、支撑我们对暴力加以抵制并宣扬宽容态度的暴力”。 在他看来，认为暴力都应该受到谴责，是未加思考和反思的一种定势或成见。因为媒体总在宣扬暴力的恐怖和破坏性，在此类信息的狂轰滥炸之下，热爱和平的人们感同身受，认为暴力是非人道、不宽容的，与民主原则水火不容。

　　但真相并非如此，“依据齐泽克提供的理论框架，读者会认清采用了如何严苛的标准看待暴力，并如何支持客观暴力这一我们日常经验的先决条件的”。用他本人的说法，“当媒体不断用遍地开花的‘人道危机’轰炸我们时，需要始终牢记，任何一个报道出来的具体危机，都永远是复杂斗争的产物。比起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因素，真正的人道主义考虑在此扮演的不过是次要角色”。把暴力等同于非人道，未免武断，认为必须立即制止它发生，就意味着“已受到虚假的紧迫性的胁迫”。所以重要的是破除上述误解。

　　齐泽克对反暴力的鼓吹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极幼稚或犬儒式的。在列举了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和国际纠纷等司空见惯的暴力之后，他明确指出这些都是主观暴力。所谓主观暴力，是“由某个非常明确的行为人展现出来的……并表现为对事物‘正常’的平静状态的扰乱”。它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它本身容易识别，如抢劫行为和战争等一望即知；第二是其行为人也易于辨别，如正在施暴的恶棍或恐怖分子等。所以主观暴力只不过是最明显的一种，还有更多隐藏的不易被辨别的客观暴力，如语言等符号性实践中隐含的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等。暴力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偶然的扰乱，还内在于社会体系之中。

　　客观暴力是主观暴力隐含的对应物，它更隐晦狡猾，无孔不入。各种歧视行为和煽动仇恨的演说等都是其具体表现。这样，“我们在媒体中司空见惯的暴力大爆发，就成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罪行引发的一个后果”。齐泽克力图揭示自由民主态度和社会制度在暴力方面其实是共谋的。他提出一种不同解读，引导读者把注意力从表面现象移开，放弃对暴力的盲目批判，“完全谴责暴力、斥之为‘坏’的是一种登峰造极的意识形态操作，是一种共谋性地使社会性暴力的基础形式隐形化的蒙蔽”。他引导读者对内在真相进行思考与反思，追问是哪些制度或体制原因催生了暴力现象。换言之，他企图提供一种新的观察和思考方式，使人们认识到隐形的暴力，使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

　　反对种族歧视。

　　极致的暴力看起来是中性的，不带任何暴力色彩，但它充当了判断暴力的标准，“最高暴力不再被体验为暴力，因为它决定了视域本身的‘具体色彩’，正是在该视域中某物被体验为暴力”。这一悖论表明，决定事物是否暴力的正是最高状态的暴力。“当我们认为某件事是暴力行为，我们依据‘正常的’非暴力情形的预设标准来衡量它，最高形式的暴力其实就是强加这一标准的过程，依据该标准某些事件显现为‘暴力’。”为了使人们从固定看法中摆脱出来，揭示出普遍误解，需重新“确立一个思考方向，用‘斜视’的方式审视主观暴力的状况，辨别出在表面平和的日常生活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隐性的社会暴力模式”。要对暴力进行再审视，撇开一般性的认识，发掘它不为人知或易被忽略的面相。如《暴力》的副标题所示，进行六个侧面的反思。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目标，必须“改变我们据以陈述观点的主体位置”，转换视角，放弃对暴力一味反对等简单化的理解，进行辩证分析，探究引发盲目反暴力行为的原因，使维持中立的、非暴力框架的暴力自身被昭示出来。

　　内在于社会系统中的客观暴力分为符号暴力和体系暴力两个类型。所谓符号暴力，是指在语言等符号性事物中的一种基础性的暴力形式，如种族主义言辞，或更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在意义世界中的强加作用等。符号暴力是语言中固有的，渗透在我们的话语和交际实践之中。它不仅包括言语习惯中不断再生产的支配关系，还涉及“一种更基本的暴力形式，它从属于语言本身，从属于意义世界的某种强制力”。人类任何交际行为都涉及意义交换，也就必然包含暴力因素，“话语本身即‘权威性的’。每个符号秩序都建立在某种‘暴力的’伦理-政治性的抉择之上”。

　　话语以暴力强加为基础，在承认和运用之前，必须先对该话语表示认可，这也就解释了在拉康的四种话语中为何主人话语是奠基性的。“每一种具体的、‘真实存在的’话语空间最终都基于主人能指的暴力强加之上，而主人能指在严格意义上说是‘非理性的’：它不能进一步立基在理性之中。”简单地说，最初在对某一事物符号化时，把它命名为“A”就意味着不能同时命名为“B”或者“C”，所以只要命名成功，就必然靠一定程度的强制力来实现，由它认定这一命名并把其他选项排除在外。这样，符号化过程即可被视为一个“非理性的”暴力强加的过程。

　　语言的暴力性远不止这些，齐泽克还阐发了另一种表现形式：对事物属性的强力扭曲。“语言简化了所指称的事物，把它削减成单一特性。它肢解该事物，毁坏其有机统一性，将部分和属性视为自主性的。它把事物塞入一个外在于其自身的意义场域中。”语词即对事物的戕害，符号指称致使事物死亡。以黄金为例，它原本只是自然界矿物质中的一种，与其他金属同列。然而“一旦称之为‘黄金’，我们暴力地将一种金属从其自然特性中抽离，并把它与我们追求财富、权势和心灵纯洁等梦想拴在一起，此类梦想无论如何都与‘黄金’的直接实体毫无关系”。“黄金”这一语词彻底改变了黄金本身，使之与人类的其他追求联系起来。称之为“黄金”时，其自然属性被粗暴地剥离，转而被赋予权力、财富和心灵纯洁等符号意义。作为金属的意义被抽空，只剩下人为的意义，所以说对它的命名导致其死亡。“齐泽克表明，对某一物体的命名并不能理解成关于其属性的断言或者该名称所特指的性质。”这与庄子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以及“得意忘言”等观点异曲同工。语言是有限度的，与所指并不对应，它还具有杀伤力，能扭曲事物原本的属性，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由于会说话比动物更具暴力性。

　　客观暴力是“内在于事物‘正常’状态中的暴力。它是无形的，但它支撑我们用以感知某种与之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一零层面的标准。因此，体系性暴力就类似物理学中臭名昭著的‘暗物质’，成了所有显在的主观暴力的对应物”。之后齐泽克又提到，“把某种做法看成暴力行为，我们的标准是一种预先假定的‘正常’的非暴力状态，最高形式的暴力正是把某事件视为‘暴力的’的这一标准的强加”。暴力并非在本体论意义上给定的，不是某些行为中的固有物，而是处在特定语境或意识形态所建构的社会象征框架之中的。

　　要对客观暴力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就不能单纯附和或补充对主观暴力的批判，而要以相反的路径，揭示出上述关切实际上是如何有助于支撑客观暴力这一隐含的暴力形式的。当下主流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无不把重心放在主观暴力方面，典型的做法是对施暴者严加批判，对受害者表示同情，而齐泽克则独辟蹊径，指出这只是浅层理解，更重要的是把暴力丰富的层次和复杂的功能揭示出来。与主流派别“大力倡导移情式想象的教化功能” 相反，他告诫人们应该拒斥反对主观暴力的意识形态引导。“我潜在的前提是，直接面对暴力时存在某种固有的神秘化现象，即，对暴力行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将冷酷无情地成为阻碍我们思考的诱饵。” 在他看来，认识暴力必须从新的角度展开真正的思考与剖析。

　　二、体系性暴力批判

　　体系性暴力是齐泽克批判的主要目标。它与经济和政治紧密相关，是“我们经济和政治等系统平滑运行时经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很显然这是一种隐藏的、常被忽视的压制性力量，既处于一种基础层面，又常是分散性的，对社会行为形成有效的强力约束。当今资本主义的投机行为即为一个典型例证，它是非个人化的，“这个自我繁殖的怪兽在追寻其路径时使一切对人类和环境的关切逐渐瓦解”，但由于意识形态的蒙蔽，资本投机又被当成中立化的正常运行的社会现实。对于经济与政治的顺畅运行与其灾难性后果之间的联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批判性实践才能使之现出真面目。

　　以美国的生产和社会关系为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就会发现，其繁荣富足背后的不公正现实，在内部它持续盘剥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国际层面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剥削和压迫。因此从根本上说，针对美国的暴力事件，如冲向美军士兵的人肉炸弹与9·11恐怖袭击无不起因于上述非正义现实。养尊处优的美国上层人士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这么仇恨我们？”也就显得特别幼稚。他们体验的只是经济政治的正常运行，未认清自己的优裕处境与世界上很多人的悲惨现状之间的隐含联系。只看到针对自己的暴力，无视美国压迫他国的客观暴力。其实他们在谴责别人暴力的同时，自己正是助长体系性暴力的一分子。齐泽克认为此类伪善行为正是维持资本主义体系性暴力的表现。“在一个体量巨大的超我勒索中，发达国家用援助、贷款等方式‘帮助’落后国家，以回避关键问题，回避它们在造成落后国家悲惨现状方面所扮演的共谋角色和连带责任。”

　　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等慈善家，动辄捐巨资给艾滋病患儿、无力受教育者、非洲的饥饿儿童等，受到世人的尊敬和赞赏，但在齐泽克看来，这只不过是把钞票从左手传到右手而已，因为正是他们一手造成了当下惊人的贫富差异，他们努力消除的正是自己金融投机行为的后果。齐泽克嘲讽他们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想用金钱摆脱罪恶，抵消追逐利润时的冷酷无情，中和资本全球化的负面结果。齐泽克指出，资本主义的动力自身并不邪恶，那些既从中获利又试图从其毁灭性后果中全身而退的人才是邪恶的。

　　他点出此类“帮助”的真相所在：“不论真诚还是伪善，它都是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终点，必然严格源于经济立场，因为它延迟了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它重新建立了平衡，以将财富赋予需求者的再分配方式避免跌入一个致命的陷阱中：报复的毁灭逻辑以及强制性的国家强制实施的财富再分配只能以广泛的不幸而告终。甚至可以再加一条，它避免了另一种需耗费极大来重建平衡并获取荣耀的方式：战争。”

　　2005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市受强飓风袭击的民宅。

　　2005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市遭受强飓风袭击。齐泽克揭露了灾后“种族主义幻想”的巨大破坏性。他为左翼政治学杂志In These Times撰文写道：“我们都记得公共秩序瓦解、黑人暴力的爆发、强奸和劫掠之类报道。但调查表明，绝大多数此类所谓的暴力放纵并没有发生：未经证实的谣言被媒体当成事实报道。

　　例如，新奥尔良警察局长9月3日就市会议中心的状况对《纽约时报》说，‘一些游客在那里散步，这些人一看到他们就视为猎物，当街殴打并强奸他们。’仅一周后此公受访时就承认自己的惊人言论并非事实：‘官方文件中没有任何关于谋杀的记录，没有一例强奸和性骚扰的官方报告’。” 警察局长前后矛盾的陈述有力地证实，黑人暴力的大爆发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是某些白人想象出来的“事实”。

　　齐泽克以《被假定为劫掠和奸淫的主体》为题，一针见血地点出其种族主义本质：黑人一旦被预先假定为有抢劫和强奸的犯罪倾向，即使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也洗脱不了污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种族主义的逻辑是，黑人无论怎么做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骨子里就有犯罪倾向。警察局长所以对媒体公然撒谎，正因为他早已认定黑人具有暴力天性，一有机会就原形毕露，干些罪恶勾当。灾后一片废墟正提供了想象“暴行”的条件。从这一事例可见，与显在的主观暴力相比，这种无形的暴力更具伤害性。在今日，各种暴力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越是如此，做出同情受害者等情绪反应时越需小心谨慎，以避免无意义的抵制行为。

　　齐泽克尖刻地嘲讽道：“假如努力控制新奥尔良式爆发时，法律和秩序力量发现对手是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本性——由资本主义动力制造出来的个人竞争、无情的自我维护逻辑，一种比任何飓风和地震都更暴力、更危险的‘本性’，那又将怎样？”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冷酷本性才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谴责黑人莫须有的暴行完全错失了问题的关键。他戏仿了康德关于崇高的定义：在康德那里，自然力的爆发是精神高于自然的反面证据，无论凶猛的大自然多么狂暴，都无法触动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新奥尔良灾难则是一个类似的崇高例证：无论飓风的漩涡中心如何狂暴，都无法破坏资本主义动力的漩涡中心。

　　因此，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恐怖分子之间并非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是两种野蛮之间的冲突。问题不是如何选择其一而是对两者都要拒绝。齐泽克尖锐地指出：“正是资本自我驱动的形而上舞蹈在操控整个表演，它是导致真实生活发展和灾难发生的关键所在。在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基础的体系性暴力，它比所有直接的、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暴力更加诡异：再也无法把它归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和他们‘邪恶’的意图，它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系统的又莫可名状的暴力。” 这种暴力尽管是无形的、但它轻易就能造成千百万人死亡。如16世纪的墨西哥与18世纪的刚果所示，资本全球扩张带来的灾难并不亚于残忍嗜血的杀戮。

　　令人悲哀的是，西方学术界大都无视这种客观暴力的存在，受意识形态蛊惑，认不清与资本的同谋关系，他们忘记了西方人从对第三世界的盘剥中获益的事实，仿佛自己与那里遭受的苦难全然无关。真正的左翼必须彻底放弃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支撑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采取行动消除体系性暴力以达成全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齐泽克的理论视野中，进步的政治变革只有在把世界视为一个矛盾整体时才是可能的。他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体系性暴力的种种毁坏性结果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仔细辨别该过程所揭示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能拆解一切意义而且适应性极强，使得它既十分强大又必定带来灾难性的危险。它造成了一个“无世界的”社会空间和“无调的世界”，这是其主要的危险之一，“尽管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并且造成了整个世界，但它支撑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的’意识形态星丛，剥夺了大多数人对一切意义的认知图绘。

　　资本主义是首个使意义离散化的社会经济秩序：在意义层面它并非全球性的（不存在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没有专属‘资本主义的文明’，准确地说，全球化的基本教训是资本主义能适应一切，从基督教、印度教到佛教文明，从西方到东方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维度只能在无意义的真理（truth-without-meaning）层面形成，以作为全球市场机制的‘真实’”。生活在这一秩序中的人们，由于意义指引和政治判断力的缺失，把握不了方向，容易跌入唯我论的陷阱。如2005年巴黎西郊骚乱那样，诉诸“零-层面的抗议、没有任何诉求的暴力”，单纯为了宣泄愤怒或表达受挫感而爆发出来，毁坏汽车、焚烧商店和银行，甚至与警察正面冲突，但这只是其内心病态欲望的表达，而并非目标清晰的政治行动。

　　《暴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杜绝未来的社会灾难必须对社会基础结构进行革命性的变革。齐泽克的批判实践认为，资本主义表面是一个为了彼此利益而和平交换的网络，而实际上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侵害和压迫。如批评家鲁尼格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化已依赖一种令人刺痛的冲动发展……一旦中学男生停止暴力，整个文化帝国和自由市场就会崩溃……如同离不开合作一样，我们独特的文明也同样依赖冲突和灭绝”。

　　2005年法国巴黎恐怖骚乱事件。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在经济相对富足的被包括者与被排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基础性的裂缝，传达出一种内在的紧张：阶级分化正日益加剧，富裕者与无产者正被不可见的围墙隔离。如今在约旦河西岸、欧盟外围和美墨边境，这种围墙随处可见，欧盟甚至计划建立边界警卫队以阻止新移民涌入，民粹主义新右翼势力的兴起也可视为树立新围墙冲动的表现。

　　“在此，我们几乎忍不住要复兴旧式马克思主义的‘物与物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之间的‘人道主义’对立：在广受赞扬的、被全球资本主义打开的自由流通中，自由流通的只是‘物’（商品），而‘人’的流动则日益受到控制。我们当下面对的并非未完成的‘全球化’计划，而是真实的‘全球化之辩证法’：人的分隔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这种发达国家的新种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比旧式种族主义更加残忍：它暗含的正当化理由不再是自然主义的（发达的西方‘天然的’优越性），也不再源自文化主义（我们西方人也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而是厚颜无耻的经济唯我主义。根本的隔离乃是经济相对富有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的隔离。”

　　如何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割裂局面？怎样才是解决之道？“唯一的解决方式是推倒真正的围墙，要推倒的不是移民局那道墙，而是社会经济之墙：变革社会，使人们不必因绝望而逃离自己的世界。” 齐泽克坦陈自己讨厌暴力，但“要点在于社会革命需要暴力”。改革是在既定秩序之内的变迁，而革命则意味着基本规则的改变。为了实现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他主张诉诸真正的暴力。这与他倡导的解放政治学联系起来。

　　三、解放性的暴力之一：神性暴力

　　真正的暴力并不必然涉及体力或武力。根据齐泽克的定义，真正的暴力指的是彻底改变社会现实坐标和转换社会关系的行为，但为了达成目标，革命恐怖既是无法避免又是不可或缺的。在当今世界，占支配地位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而齐泽克最擅长对这一世界体系造成的破坏进行诊断。他猛烈攻击这一全球秩序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还援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肮脏现实的经典描述，“资本疯狂的、自我加强式的流通，它单性繁殖的唯我论发展路径，在当今对期货的元-反身式投机中达到了极点”。所以必须用一场解放所有传统范畴的革命，用革命的暴力彻底颠覆既存秩序，以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齐泽克强调“真实”（Real）概念，希望借此明确当今霸权意识形态的非连续性并打断符号性的现实。“齐泽克试图揭示出此类遭遇真实的实践所蕴含的解放潜能，迫使读者直面与资本主义体系性暴力之间的共谋关系。”真实所倚助的正是“神性暴力”。这一概念借自德国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在《暴力批判》 一文中，本雅明区分了两种暴力，实施并维持法律的神话暴力和打破国家暴力循环的神性暴力。

　　齐泽克对两者进行了阐发：“如果说神话暴力是立法的，神性暴力则是毁灭律法的；前者确立疆界，后者无情地摧毁疆界。神话暴力带来罪与罚，神性暴力则带来救赎。前者是恐吓，后者是打击，前者血腥，后者杀人不见血。……因为血是纯粹生命的象征。合法暴力的终结……源自纯粹自然生命的罪愆，它报应无辜的不幸生命，以‘救赎’纯粹生命的罪愆。它无疑可洗脱有罪者的罪名，但并非由于其罪恶，而只是违法。就纯粹生命而言，律法的统治不再有效。神话暴力是一种出于自身目的统治纯粹生命的血腥权力，神性暴力则是为了生命目的而统治生命的纯净权力。前者要求牺牲，后者则接受牺牲。”

　　齐泽克提醒我们，神性暴力虽然旨在摧毁律法和疆界，但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借上帝之名而施行的恐怖主义并无任何关系。其次，神性暴力不是“实施国家权力的手段”，而是位于人民手中。如果国家用恐怖手段提前清空人民的神性暴力，就是对神性暴力的偏离。第三，与神话暴力服务于建立律法和社会秩序相反，神性暴力清除旧世界的碎屑，它“不服务于任何手段”。

　　俄国十月革命。

　　就历史而言，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呈现的正是神性暴力。“神性暴力不是复仇行动，也不达成具体的政治目的，而是一种极端的暴力行动，它搅扰社会秩序的肌理，运用恐怖手段实现其政治意图。”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它激进地拒斥以往的社会准则和习惯，无疑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齐泽克援引了罗伯斯庇尔反驳别人对革命恐怖的指责，“停止在我面前摇晃暴君的血袍，否则我将相信你们想用铁链统治罗马”。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纳粹则与神性暴力无关，因为它只是虚假的激进，并不敢对社会基本制度做任何动摇。“纳粹还不够激进，它不敢扰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基本结构，这也解释了它为何会把主要矛头对准犹太人这一假想出的外部敌人……希特勒缺乏真正改变事物的‘勇气’，他全部行为都只是被动行为，即，他带来的结果是对现状的维持，其角色是保持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的巨大幽灵。”同样的道理，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决裂也需要神性暴力。

　　当然齐泽克承认，暴力行为失控时常发生，并非什么怪事，然而，“做出真正暴力的行动、将一种暴力地扰乱社会生活之基本坐标的行动付诸实践却尤为困难”。 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例，它不是对过去的真正否定，只是暴力毁灭性的大爆发，是一种无能的失常行为。所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涉及“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强加的全部生活-形式的永远解体”，它是彻底推翻旧制度的政治行为，也因此比中国的文革激进得多。

　　四、解放性的暴力之二：“什么都不做”的暴力

　　齐泽克曾针对抵抗政治的局限性，提出巴特比政治学。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左翼主流的新学说。他认为抵抗政治倡导的具体而微的对抗只是表面激进，其实是无效的，原因是此类抵抗是由资本主义自身启动的，“所有形式的抵抗都通过确保人们参与其中……帮助体系进行再生产”。因此，抵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适得其反，会沦为权力的同谋。借用齐泽克式的俏皮话，就是“抵抗意味着投降”（他2007年冬发表于《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于是他推出一种相反的理论方式：减法的政治或巴特比政治学，立基于梅尔维尔笔下的人物——“什么都不做”（I prefer not to）的巴特比，主张从抵抗中彻底退却。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退却，而是为了进行更基础性的抵抗先从直接对抗中撤出，它蕴含真正的暴力，比抵抗政治还要根本。

　　齐泽克指出，依据量子力学理论，“达成‘无’比实现‘有’付出的代价更大。做一个简单类比，社会性的‘空无’（系统的停滞状态，它在不变之中纯粹的再生产）‘比得到某一事物（某种改变）代价更大’，它需要巨大能量才能实现。因此，引起系统变革的第一步就是撤回所有活动，什么都不做”。举例来说，总统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无任何媒体到场，其震惊性效果远远超出记者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的情况。因为它体现的不仅是两种势力（政府与批评它的记者）之间的对抗，而且包含着更令政府恐慌的内容：媒体缺席在某种意义上挑战甚至取消了政府存在的合法性。

　　这可与政治选举中弃权票的功能相媲美，齐泽克的论证显得别开生面：投弃权票绝非只是表明已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真正发生的是，通过放弃投票人们实际上取消了政府——不只是在推翻某个既存政府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而是更加激进。为何政府会对选民弃权如此恐慌？因为它被迫面对这一事实，它的存在、它对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其臣民接纳、即便是以拒绝的形式接纳时才是可能的。弃权行为比政治内否定和投不信任票走得更远，它所否定的是整个决策框架”。这一论断是反直觉的，乍看之下会觉得荒诞，但思考之后不得不承认它发人深省。媒体不到场、选民弃权与巴特比“什么都不做”行为一样，均非表面意义的后退，而是内含可怕的、中止现存社会关系的力量，这是一种激进的、正面的开创性力量，能够给现实带来根本性变革。

　　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 1967年-使美国停止越战杀戮的名作。

　　齐泽克对这种革命性的暴力孜孜以求，因为正是它可与资本母体中隐含的系统暴力展开有力的对抗。他明确指出：“如果说暴力可指称对基本社会关系的根本撼动，那么不管听起来多疯狂多没品位，我还是要说，那些屠杀数百万生灵的历史恶魔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暴力程度还不够。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最暴力的行动。”或者用他新著中的话来说，“实际上，一个人要达致纯粹的‘无’，首先必须已经是某种东西”。 这也就解释了巴特比何以蕴含巨大的突破力量。

　　媒体缺席、投弃权票和巴特比政治学均与精神病的“剔除/弃绝”（Verwerfung）行为有内在相通之处。在精神分析学中，“剔除”是一种比“压抑”（Verdr鋘gung）更激进的行为。“受压抑者在知性上已被主体接纳，因为它已被命名同时又被否定，只是因为主体拒绝承认它，拒绝承认受压抑者中的自己。与之不同的是，剔除直截了当地将此项目从象征系统中清除。”“压抑”尽管是某种拒认和拒绝，但始终局限在象征之中，相比之下，剔除则完全撇清了与象征的关系，更加激进和彻底。如果进行类比，抵抗政治学就如同压抑行为，而巴特比政治学则属于剔除之列。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推出巴特比政治学基于如下清醒的认识：抵抗政治之类的理论方式非但无效，反而会使资本主义要素得以加强。那么选择另一种相反的路向，从抵抗中抽身而退，像巴特比那样彻底退却更为可行。如巴迪欧所言，“与帮助创造使已被帝国认可的既存事物变得可见的那些正式方法相比，什么都不做反而好得多”。既然抵抗意味着与权力共谋，那不如后退一步，放弃这一无效的行为。用齐泽克直白的表述来说，“什么都不做，比参与那些最终使系统运行得更为顺畅的地方化行动（诸如为大量新主体提供空间的行动）更好”。

　　但遗憾的是，当今大行其道的正是抵抗政治学，学者们无时无刻不在介入，忙于进行“多样性的、地方性的抵抗实践”，积极参与各式各样其实毫无意义的讨论，一厢情愿地认为在对世界进行批判性参与，很少仔细思考此类理论方式能否奏效，更做不到退后一步，从各种对抗中摆脱出来。他们所忽视的是，当权者在对手虚假的批判性参与和真正的无动于衷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原因是所有那些参与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甚至是由他们所推动的，其统治地位自然不可能受到任何动摇；相比之下，真正的沉默或无动于衷反倒令他们无从捉摸，更令他们感到不安和恐慌。在此情况下，巴特比式的拒绝就可视为齐泽克意义上的行动，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行动，它强有力地让我们直面当代民主制的空洞”。

　　因此，巴特比政治学尽管是“减法的”（subtractive），但清晰地体现出齐泽克超越抵抗政治暴力陷阱的理论意图。与“做些什么”相比，“什么都不做”更为根本、属于更高层次的暴力行动，而且与齐泽克再政治化或重建政治性本体的目标相一致。他旨在为真正的抵抗或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颠覆奠定理论基础。

　　结 语

　　齐泽克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洞见，对破除偏见不无裨益。在人们习惯接受媒体对暴力的渲染时，他提醒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消除思维惯性，仔细辨别各种暴力类型尤其是体系性暴力，思考如何为实现全新的社会关系而努力奋斗。齐泽克对暴力的讨论，除了实现普遍性主体的哲学诉求外，更重要的是反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目标，他主张诉诸正当性的暴力，以政治行动对现实秩序进行整体性再安排。他努力探究的是暴力在实现普遍主义以及在全球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相关理论探讨都是围绕这一主轴展开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暴力在何种情况下能够被正当化？如果暴力合法，限定它的边界又在哪里？和平主义或类似主张在什么条件下显得合适？这些或许均非新问题，但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会限定我们思考暴力的理论框架。

　　本文发表于2015年第九期《学术月刊》，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