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英珊散文集:放逐点梅人
放逐点梅人
放逐点梅人题记
我为这本集子定名《放逐点梅人》,完全是因了“金瓶情结”,一种纪念,一种幽怨,一种苍凉,一种孤傲。我对《金瓶梅》的基础研究,也只是择其最基础的两项:一是“精华情节的研究”,辨识穿珠,诠释文本的核心价值及中国人性长篇小说之鼻祖的地位——没有《金瓶梅》精血基因的长篇小说,经受不住历史的遴选,任你著作等身金牌加冕,大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二是 “审丑美学的研究”,探索小说文本对“人类人性美学”完成的一次伟大的启蒙或者说是奠基-— 人性的本质是制欲,美学的本质是审丑。然而中国官场对金瓶精华情节的展现都容不得,是何其愚昧腐败、荒唐可悲!自然会对人性制欲和美学审丑视为天外来客之言,隔隔不能入耳,岂不知这个当代的物化世界,正是鲜鲜活活的《金瓶梅》。我的被全社会的愚昧所冷漠,被将乱世称作盛世的时代所不解,被虚伪虚假的狂嚣世风所席卷,被荒诞的政客所迫害,也必是空前的。
《金瓶梅》之后,《》贵族式地走向理想主义,给我们留下了至今难觅遇的人物,《金瓶梅》中燃烧着人性恶欲的人物却能熙攘眼前,当世尽有。常在丑中不知其丑或无奈其丑,恰是与拒绝《金瓶梅》的启蒙有关。人类至今驾驭不了自己的人性恶欲,审丑被轻视或敌视,恶欲披着越来越华丽的霓纱,科学又常被绑架去为恶欲开路。膨胀人欲,实际成了人类生存的唯一理由。人类便成了世上万物最危险的灾祸之源。我不是拿《金瓶梅》来恐吓世人,愚昧的人其实并不怕人类的整体灭绝。大概不少人会笑话我对一部“淫书”一往情深,白耗去数十年岁月,抱着那点“委屈”没完没了的耿耿于怀。非也。我们喊了几十年“救星”,喊出来的却是灾星。谁能启蒙并拯救我们的灵魂?只待明白时才惊呼一声——《金瓶梅》!我为这启蒙和明白做基石埋在地下,是骄傲自豪的。但我必须在乱世放大自己的微弱的声音,让人知道这基石的存在,基石在何处。让后人把这基石垒得更高,看得更明白:《金瓶梅》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是人性恶欲疯狂膨胀、信仰破灭、道德沦丧的大写真,预示了最封建独裁的一个现代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读者也许因这“题记”而去先见识编在最后的那篇文章。那是我的一口文气,托着这集里四十五篇拙文。也许先知我文气,更能理解那一堆“文叶”色脉的气息。散文随笔应该是灵魂的碎片,究竟凝聚着什么?读者心中自有数。
孔雀窗花
母亲带着鲁西北的春光来到北京,做儿子的恨不能陪她看遍所有的名胜古迹。我从小就知道她酷爱花鸟,便抽空陪她先去北京动物园游览。我母亲是长辈们常夸的“巧手媳妇”。除了胜任粗重的农活、家务,惯熟精细的针线和绣花描样以外,还擅常剪精美的窗花。得她总是不顾农活和家务之苦,在夜里借一盏如豆的油灯,含笑挥剪。即使在农村并不富足的年代里,她仍把一丝欢乐嵌在许多家的窗棂上。……
来到孔雀们的身边了。母亲再不忍迈动她的脚步。在北方见孔雀实在是难,在鲁西北平原上,连听听孔雀这名字都觉得新鲜。于是,我们扑下心来,等待这位鸟类的仙姑袒露一次华美的锦屏。在对灿烂翎光的期待中,母亲向我述说村里新盖了多少房;集市上有多么热闹;水湾里添了多少鸭,养了多少鱼;家乡的禾稼多么油绿,桃林多么粉红,枣林多么碧青,孩童的脸蛋多么讨人喜欢,说话间,白孔雀和蓝孔雀先后开屏了。华亮的“锦扇”抖着彩斑,如雪似绢的翎羽,似乎使日光都暗淡了。母亲看得如醉如痴,好像她在数点着每一根炫目的羽毛,并把它们华丽的色彩印在脑子里。一会儿,孔雀像落霞一样收拢了它的彩翎。母亲执意再等一次孔雀开屛,終未成,只好悻悻地离开。
吃过晚饭 ,母亲就高兴地让小孙女找来剪子和红纸, 在灯下剪孔雀窗花。剪烁烁,纸熠熠,屑纷纷如红雪,从她指缝里飘出来。我突然想起,十九岁入伍时,母亲曾为我赶着剪了五六十幅窗花。我把它们恭敬地夹在大像册里,题名为“春满人间”。至今有二十年了。逢到想母亲念家乡时,就拿出来翻几遍。待我取来这部窗花集,母亲手上的孔雀窗花也将完成。她高兴地端相一阵剪成的窗花,说道:“眼和手都不是当年了,难剪出那个姿色来。这幅也不留给你,俺秋后贴到老家的窗棂上。”话是这么说,等我把锦屏大开、栩栩如生的孔雀窗花接来细看时,呵,毫不失当年的精神丰采。母亲见我喜欢,又说:“富足了,就想美。秋后糊窗户,我就给四邻五舍剪这式窗花贴。” 母亲一定要保存这幅在北京剪成的窗花,她有她的念相,母子连心。就这样,她把北京的孔雀带回故乡去了。
深秋的一个月夜,我站在金黄的大沙漠上,观看运载火箭试验。我看到太空银河上突然增加了一颗新星,倏忽变大,眨眼耀出一团白光,继尔抖落出五彩缤纷的斑点。一颗瑪瑙般艳红的火球,从飞溅的光斑中腾跃而出,刹那间,银河上像有一只美丽的孔雀撑开了它巨大的彩屏。这即是火箭头体分离时的高空奇观。我不禁暗暗惊叫:这不是孔雀窗花么!祖国的夜空是巨大的天窗,美丽的孔雀窗花贴在深蓝的窗纸上。
想到窗花,母亲的脸庞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此时,她也许正在故乡的灯下,巧手剪着孔雀窗花,望着已经贴好了孔雀的窗子,指缝里又飘出彤红的雪花来;窗外,挂着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和金黄的玉米棰子,远处还有一湾清水,砖铺的屋顶,银白的棉花地,还有从小青年的笛子里流出来的蜜一样的旋律……这一切又好像都系在孔雀屏上。我欣赏、迷醉着祖国天窗上的孔雀窗花,眼角上不知不觉地滚出了泪珠,沿鼻翼流进嘴角。都说泪是咸的,可我分明觉得它甜。祖国的孔雀窗花是人民的双手剪出来的,在这天窗外,系着科学家的幻想的浩瀚而辉煌的宇宙之谜。我恋着祖国,想着母亲,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天上地下都映着孔雀,孔雀连孔雀,竟结成了一个极品孔雀屏!
泰 斗
新疆人民对艾青有特殊的感情,这不仅因为他早被智利大诗人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的泰斗”,他的诗始終与普通百姓共鸣 ;更重要的是,新疆曾是他长达十六年的流放地。他以那凝重的沉思和百折不挠的意志,竖起了一座诗的火山,炽烈的岩浆終於在七十年代末喷发出来,变成了彩色的晶体——《归来的歌》。归来时辉映泰斗之光,沐浴了华夏诗国。新疆也因艾青的再度崛起和放歌,更具吸引世界的魅力。天山昆仑间,情思脉脉的心,自然是百倍渴望关于“诗坛泰斗”的消息。
艾青本人就是一首朴实、深沉、悲壮的诗,不借助华丽的外壳和乔装表演,不依靠吹捧却能震撼亿万心灵的诗。
艾青从石河子返归首都,眼疾未癒 ,便重拜北国江南的热土 ,所到之处,撒遍诗的火种。他当时与夫人客居“北纬饭店”,这里是新疆的绵延吗?葱绿的地毯像浓缩的草原,他的言谈是一丛一丛刺玫瑰。前年十一月中旬,艾青搬回了五十年代住过的青灰色小院,八方的诗讯云集在这里,各地诗人的诗集纷纷涌进门来,挤出了甜甜的汁水,又发酵了他对土地的深沉的爱,眼里常充满泪水,升腾着创作的欲望。“丰收胡同21号”,立即成了中国的诗核。国内蔓延着“艾青热”,到处在发表、转载他的诗,他有一丝忧虑,泡甜的心渗进淡淡的涩苦……
去年元月,艾青应邀由夫人高瑛陪同,率代表团去新加坡参加为时八天的“国际华文文艺营”盛会。“花园岛国”席卷起了“艾青旋风”,到处赢得掌声,他肃穆地注视着一切,绝不夸夸其谈,简短得不能再短的话,也常常是自嘲,然而诗的节奏和内涵自在其中。他的诗在新加坡有许多版本,他的诗让国外朋友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春节前夕,艾青回到了他青灰色的小院,“艾青旋风”却仍在新加坡席卷。
未及恢复途中劳顿,他又在幽静的书房里,细心地校勘花山文艺出版社寄来的《域外集》清样,并亲自接待一批一批来访者(自然包括身带大草原和马奶酒气息的“新疆故乡人”),再把这些客人一一送至大门外道别。艾青平等待客,不分职务和才华的高低,没有媚颜,也无傲漫。他的心向所有的来客袒露,面对他的真诚,会对自己的“防人之心不可无”感到内疚。这期间,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向他约稿,或请他题词,大都被他婉言谢绝。但当《乌鲁木齐晚报》创刊请他的墨宝,他即欣然命笔。
柳芽萌绿的季节,艾青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四项文学奖的评奖工作。他的诗集《归来的歌》是形象思维的真话金声。写诗五十载,他第一次得奖,也具有艾青的性格特色:幽默加讽刺。新华社记者问他高兴不高兴,他答了三个字:“我高兴。”他以写诗为正业,坐牢写诗成名,因诗流放,坎坷半世纪,始終不渝;时至暮年,仍高风亮节,坚忍不拔,诗的锐气愈不可挡。
艾青在获奖之后,应花城出版社所约 ,由夫人高瑛协助编 《艾青短诗选》。高瑛是一位情操高尚的贤内助,数十年来分担着艾青肩上的灾难,把自己的才气滋润在艾青的名字上。
《归来的歌》也是艾青唱给新疆的歌。不提新疆,难以认识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是真正的大名赫赫者,其赫赫也在于他是首都十足的市民。这位普通市民嘱笔者代言,祝愿《乌鲁木齐晚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多唱健康明快的赞歌。
艾青与神剑
享有世界声誉的老诗人艾青,人品诗品堪称瑰宝,有无以数计的崇拜者。我很少仰视人,却真心仰视艾青。与艾老的交往,我写过《泰斗》、《橘红与苍绿》、《复活了的华夏雨化石》三篇短文。同居京城,实在说不清是何因由,近几年来竟未去晤艾老一面,想来疚愧怅然,便有了写此小札的冲动。
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是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群众性的文化团体,艾青作为文学顾问,参加了成立大会,与我手拉手走进会场。感谢摄影师拍下一帧照片,近十年来一直放在我书房的案头,每当仰视他愉悦的面容,便想起三件往事。
首届中国神剑美术摄影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我陪艾老参观预展。那日有许多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名人皆被记者群的照像机灿光亮闪所簇拥。艾老则悄然躲于侧厅,汇在普通人中,怡然地欣赏作品。甘于寂寞便没有被埋没冷落的痛苦,愈重的愈沉在底下。在中厅(兼作休息室)的一幅油画前,艾老突然向我问道:“我可以抽一支烟吗?”我仰视着他——松苗面对苍松——心中突地一震:他的语气,分明是一名严守纪律的战士在向首长请示!这句问话并非所有的名人都能说出口的。这需要人格的力量。我望着已是烟雾缭绕的中厅答道:“可以的。您是抽烟,他们是吐烟。”他报我一个幽默的微笑,才取出香烟来。热闹的题词仪式进入尾声了,艾老終于被请到案前,铺纸运笔写了一首四美诗:“科学是美的,工业是美的,最可爱的人心灵是美的,让我们祖国开遍美的花 。”这幅字因布局显得空荡,日后又重题过,内容却变了。记得我前去取墨宝时,艾老的夫人当着我的面将原题销毁。而今原题的手迹仅留下一张照片存在我手中,无疑是唯一的珍品了。
我组织《神剑》创刊号的作品时,拟定辟一个短诗专栏,定名“诗星群”,请艾老题写栏名,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墨宝,装了满满一个大信袋 ,我展来看时,不尽喜上眉梢:艾老题写了一大批“诗星群”供我选用,真是墨宝的群星啊。那时,名人题词正开始流行以字讨价,所谓“润笔费”,不少书界“名流”自珍笔墨,架子摆得老大,定要名利双收才行。艾老送给我们的是一颗心,这颗心何止价值连城!可惜,题字只在《神剑》昙花一现,便再未开放。这是不可原谅的憾事,《神剑》若有魂,是一悟便愧的。
听说艾老要迁居北京站附近的旧宅,我代表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文学部帮老人搬家。当我从车上接过那尊艾青铜像抱在怀中,圣洁的光环便一圈圈自眼前荡开,我的步履异常沉重起来。有谁还能遇到这种幸运:双臂拥抱着艾青!然而,艾老是真人,他眼里的艾青铜像则是轻的。在休息室里,他瞅一眼尚未归位的铜像,幽默中含着自嘲,低声向我说:“将他放在床底下,要不放进厕所里。”我哑然。心想:老人许是认为,诗人的诗活着,铜像是无意义的;诗人长逝,他(她)的诗即成雕像。是啊,艾老的人品与诗是铜质可以等量、可以塑得起来么?……
这便是艾青与神剑的来往——大诗人与群众文化的血肉联系。写出来给艾老以笑慰,也稀释我多年没与老人晤面的内疚。匆匆急就于玉葫芦斋。
雪 唱
刚刚吃过午饭,铅灰色的天空便落下几朵雪花儿,小院里的孩子们都高兴地嚷着:“下雪喽——”仰着小脸张着小口接那雪花儿。 没想到这雪倾刻间就下得茫茫苍苍,鹅毛般的雪片旋转而降,北京的小院眨眼变得一片银白。
这雪确实美。毛绒绒的雪片飘飘悠悠,多像我的故乡鲁西北平原的棉絮呀!于是我想起了我的娘。六十年代末,我探亲回到家乡已是晚饭以后了,雪也是这般下着。近十年不见娘,她竟变得如此苍老,年近半百,头发已灰白了,在昏暗的灯下正忙着活计。我第一眼就看到那灯影里的两朵泪花扑簌簌落将下来。吃了晚饭,她不停地唠叨家常,手里仍忙着活计,从那捡来的冻棉桃里撕出花絮来。她要用这些花絮,为我做一床棉被,尽管我在外边有军被。临走前,我要她到城里住一段,她摇着头说:“穷家难舍,离开土炕睡不实成哩。”她抹着泪花送我到村头大路,久久地站着。我走出很远了 ,娘,她已变成一个不动的黑点,在白皑皑的雪原上……
这雪确实美。是剪碎的白云?是锤扁的星星?油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觉得我的家乡是洁白闪光的。在我的心灵里,雪与母爱相融。今日这样大的雪,怎不使我怀念娘亲。说也真巧,院中的雪雾里,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我的老乡来访。他满怀喜悦地叙述家乡棉花连年丰收、家家富足的消息。娘托他带来一束责任田的棉花,用红头绳扎得紧紧的,包在透明塑料纸里,那棉花瓣像一只只雪白的小鸭子。在纷纷扬扬的雪天,我把花瓶里的塑料花取出来,放上娘赠的这束雪白的棉花。我觉得娘在鲁西北的家乡笑了。
娘啊,您的爱都是伴着雪花给儿子留下的。我爱雪。
说话的艺术
与人交往是要说话的,张口出语便见人品的光彩。我常常因听了别人的说话而快活振奋或忧郁不安。人之说话,面临三种对像:一是至爱至亲,知根知底,说话随便,偶有放肆,说者无心,听者也不较真儿,很少引出麻烦;二是一般亲朋好友,因对这些人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说话便很讲究面子,谈吐加倍小心,生怕丢了尊严,很注意委婉、诙谐、幽默、柔绵的语言艺术;三是素不相识者,与其说话是因为不说不行,大凡公交车上的吵骂,都是不相识者所为,满嘴秽语实在是对高楼大厦花花世界的嘲讽。
自己有时与第三种人说话,常有不愉快发生,语言也便“艺术”不起来。比如在街上骑自行车,偶然不慎碰了旁人一下,一声“对不起”尚未出口,对方已喷出秽语,“眼长腚沟子里,瞎啦!”闻听此言,怒火冲冠,本来是准备道歉的我,怒腾腾中一耿脖子,不屑一顾便走。对方还会追过一句话来:“不是人!前边有个坑,骑进去摔死算啦。”我便暗问:到底谁不是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有个美好的心境,说话不污染社会,讲理用洁净的语言。大千世界,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缘分,谁都有求人的时候。今日相互吵斗,明日可能同桌共餐。为人者,要学会为自己留有余地,留下尊严。俗话说“和气生财”。灵界是充满因果报应的。佛家主张悟道和积德行善,我以为灵动而信息生,意念是信号,同样左右着人的命运。一个满嘴秽语的人,伤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她)自己,别人因你的秽语而为你注入不祥的意念和信息,你必自食其秽果。
说话的艺术产生于高质的人品素养。说话是让对方接受的,言激烈而不刺人、火热而不灼人、冰冷而不僵人、柔媚而不惑人为大益。出言能令人悟、令人醒、令人愉、令人喜为大境界。修炼自己谈话的艺术,实在是自我智商和财富的积累。“语”是商品,凡人常常以为说话不值钱,其实不然,世界上的任何成功都少不了“语”的穿织,“语”是高尚的媒介,“语”的纯净度是人格广告。市场经济的活跃繁荣,科学技术的日薪月异,都毕竟带有人格的色彩,最終取决于人格的力量。
对于相识的知者,你的说话你的“语”,应警惕失去矩度,“走火入魔”;对于相识却不相知者,你的说话你的“语”应力戒诱发虚伪、油滑、浮躁;对于既不相识更不相知者,你的说话你的“语”,应是歉恭、和善、宽容。
说话的艺术进入高境界,能导致人与人在和气中竞争。众所周知,语言的污染加重着社会的危机。一般的说教及僵化的與论,都会产生秽语病患的“抗药性”,最好的良药莫过于“出语向善”四个字。为人者,把这四个字悟透了,与国与己大吉大利。
蝉壳难消
而今军人的穿衣是较随便的,节假日换成便服,男士们大紫大红地穿也不为过。女士们更可以去大领风骚,描眉画眼点唇,项链耳环手镯,释放你的美,尽兴由之。“文革”之前,这可皆属“资产阶级情调”,会被常人深恶痛绝的。
我刚提了军官时,来不及彻底更装,只发了一套四个口袋的干部服,已经是“官”了,仍须与战士服替换着穿,就觉得是半个官似的,大煞了小官的风景。那时又恰恰派我进京,到总政电影处审评全部库存影片。当这个穿两式军服的兵,挺别扭的,满心不舒服。我就用一件战士上衣,与老干部换了一件军官服,算是对自我价值失衡的弥补。穿到身上又觉得像做贼一般。到底还是有人反映,说我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虚荣心”。要去首都,25岁的青年军官腕上竟无手表,又是一件大煞小官风景的事。手下仅存60元 ,向战友借20元,合起来买了一块天津五一牌三防表。有人又说了 ,“刚提了干部,就忘了艰朴,追求资产阶级享受”。
那时追求一星美,施展一点个性,完善自我包装,张扬一下自我价值,实在是难,那一顶顶帽子,争相给你戴,箍着你。于是心里便压抑,忍痛把“自我”绞碎。社会思想的单调,社会色彩的单调,被认作是卓越的时代,最好的时代。闭锁的社会结构,必然盛行闭锁的观念。特定时代,导向的與论是相当威慑人的,单以精神力量支撑社会大厦的时代,是海市蜃楼的时代。
现在我们是进步了,不被那么多无形的鞭子和绳子追随不舍了。然而人们心底,依然在怕着什么。蝉脱了壳,那个壳的影子最难消逝。中国人寻找自由,觅求自我,释放个性,曾误了艰难的孵化期,并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是多少人的生命鲜血换来了观念的有限更新。现在的一些人只知搞钱,在精神社会突变为金钱社会的商潮里,贪吃恋喝,梦昧享乐,视欢愉和丰足是上帝赐予,挥霍也便理直气壮。似乎高楼大厦、八方振兴、歌舞升平,是天经地义到来的。被金钱搞得麻木、惶惑,生在福中不知福,长在蜜罐里仍觉苦。钱诱得人眼冒火星,孳生嫉恨,心惊胆战,鼠目寸光,只图实惠,嗤笑理想。一个如此心态的民族,失去的将是宝贵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深涵一种对社会的清醒达观地批判。近半个世纪来,我们几乎是在年年月月的“伟大”、“繁荣”、“正确”中度过来的,然而冷峻的历史传给我们的回音,却是一连串的“失误”和天灾人祸。这个历史的情结你不反思,它就有可能为“艾滋”病毒潜伏起来,危及的将是后人。没有一个人能料定那病毒反应是何等的痛苦。我们每一个当代人,都不能被理不清的历史绊住今天的脚步,然而历史是不可忘记的,更不能人为地抽掉一段历史禁封起来。
我在不断地解剖自己的历史。我现在仍苦思那件事:我是一位军官,我就应该穿军官服,穿战士服是错的。手表是买的,不是偷的抢的,袒荡戴之,干涉者是错的。毫无忌束地指控人的穿戴,是反人性的。时代一变,“错”的全对了。所以在当代对于个人的事、个人的利益和荣辱,不必太认真。需要真正、迟早断明是非的,也只能靠历史。
蝈笼斋记
京华古都,在色彩斑驳的历史烟云里,究竟有多少名人志士的书房,恐怕无人能回答得上来。单就作家而言,许多煌煌著作,有不少是从书房里走向社会的。而以倡导乡土文学著称的小说家刘绍棠的书房在哪儿呢?
其实,他多年来并没有书房。要说真正称得起书房的,是去年刚刚在小院西侧修起的一间平顶砖房,然而也小得可怜,实用面积不过七平米,三壁红砖,一壁门窗,光线倒是充足的。
我想请他写一篇序文。于是,冒着风寒到刘绍棠的书房里。因事前没顾上联系,竟不知前几日他突然生病,又不听医生和亲属劝说,不去住院。他说受不了医院的“束缚”,住进医院,等于把时间交给了医生,还是他的书房里自由空气多。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编杂志,编“大众文学丛书”,赶写长篇小说。……我的天,撑着虚弱的病体,他仍揽着一大堆活!我有些迟疑起来。提起序文,他却率直地说:“我能写。”
过了几天,他通知我取序文,赶到他的书房时,已是高朋满座了。我接过他的《诗盲之序》,序中他把自已的书房称作“蝈笼斋”。序文之美妙含趣自不必说,更打动我心的是这“蝈笼斋”。
我仔细打量这“蝈笼斋”,当门一个烤火炉, 临窗一张旧写字台,配一把旧藤椅,贴南墙并排两个书厨,北墙立一书架,靠西墙的一对沙发,几乎塞满了所有留下的空间,弹丸之地已是难以立足了。写字台上,电话机、书刊、层层叠叠的文稿,主人似面对一片文稿的“丘陵地”。这间书房简直像个点心盒子,绍棠自称为“笼”而不称“鸟笼”,偏谓之“蝈笼”,不能不使我想到他心仪的文学事业以及他的乡土情怀。
“蝈笼斋”给人的印象是拥挤而杂乱无章的。刘绍棠头顶着高梁花步入文坛,满身泥土味,乡土风,为自己的书房命名,自是农人的情致。拥挤不堪的“蝈笼斋”,使我想到农村的麦场秋垛,城镇的农贸市场……。绍棠笔耕的田地上,似乎永远在收割,“蝈笼斋”在告诉来访者,它和它的主人 ,一年中总是处在收获季节。无尽的田野浓缩在这弹丸地,委实惹人振奋、喜悦。
在农村的田野上,夏秋的青纱帐里,蝈蝈的歌唱声最响亮。牠把麦穗谷粒唱得金黄,把芝麻花唱得节节高,把大豆唱得裂荚,把棉桃唱得裂嘴笑……农民说:所有歌星的大赛,比不上蝈蝈们不思荣誉的吟唱。牠们在太阳下,在农民的汗光里,召唤着丰收,呐喊着希望。农民爱牠们,把牠们从田间请进家院,编织小笼,居于“透明的音乐厅”,让这醉心的乐声,响在饭桌旁,缭绕在睡梦中。
刘绍棠把自己比作田野上的蝈蝈是无疑了。他做为一只被农民欢喜的“蝈蝈”是当之无愧的,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荣享。
文人为自己的书房命名纯属“内政”,但让人议论是难免的。“蝈笼斋”也许被叽为土气不雅,毫无书卷气;但刘绍棠和农村,几十年来“有一种母子连心的感情”,我敢说,在北京的许多作家中,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作家乐于把自己的书房称为“蝈笼斋”的。
阳界的鬼
妻没见阴间的鬼,我却明眼见到阳界的鬼了。
三年前的五月初,妻做妇科检查,见B超报告单的“卵巢CA”字后划着问号,自己就断定是得癌无疑了。她出奇地镇定,让我帮她收拾东西,送她立即去住院。我的心里布着浓云,饭到口咽不下,她仍大口大口进餐,沉沉的目光里饱含了对癌的轻蔑。她说:“我要抢时间,没有好体质,等于兵将无刀枪,打不胜这一仗。”我深知她的禀性,在闯阴间的鬼门之前,这非是豪言壮语。住进条件较好的空军医院,很快确诊为癌症,制订了手术方案。妇科主任外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肿瘤专家刘长江教授做主刀,救我妻一命。这位名扬京门的教授,却未能恪守预定的时间,在六月三日下午驾临手术室。电话催,派车接,竟托延了整整六个小时。妻插着尿管煎熬在病房,一直等到晚六时,大教授才匆忙进了手术室。妻被推进手术时还向我挥手笑道:“别紧张 ,会顺利的。”我与亲友在手术室门前候着,心在半空里悬着,思维也僵滞了。一个多小时后,妻便被推了出来。那位姗姗来迟的专家刘长江大教授,对我直言道:“太遗憾了,太晚了,世界水平的医生也拿不下这个手术,我要给她做,今晚必死在手术台上。”他,就是他,宣判了我妻的死刑!除“活检”动了点刀剪,实际是做了个开合术。我的魂魄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泪汩汩地向肚里流,心崩碎,肝胆炸,双脚如踩云絮。亲朋长叹息。实情是向妻绝对保密的。她醒过来后,虽然痛苦,脸上却溢出愉悦:“我感觉挺好,瘤子摘掉就没事了。”她显然看出我的沉默和隐痛,用话安慰我,我的心就战慄:“你静心养病,手术很成功,没事的。”我到病房的凉台上藏着把泪倾泻出来,脑际撩过万千世相,尽是妻的好处……
第二天我才知道,妻的主治医生毛海梅女士是落了泪的。她以为手术虽有一定难度,但完全可以做,她不同意那专家的判决。手术完了,要请教授夜餐,妻的主治医生没去陪。刘长江吃了请(自然是患者的钱——也是血),取了患者的几百元手术费,完成了他的交易,扬长而去。这位“赚”家!我猛生了强烈的愤怒:这个道貌岸然的屠夫,一个手术奸商!医院里立即请协和医院妇科专家会诊,约定两次化疗后,再行第二次手术。世上的骗子有千万,我最恨造假药和医德沦丧,这无异于喝人血食人肉。我真想打官司告他,可也有说法: 他只是持一种看法,会把这种看法推到“学术”问题上去,手术刀下没闹出人命,吃不了官司。可是,我多么想审判他的灵魂啊!
妻拆了线,便全身心迎接化疗,还说刀口长得好。我的心又痛:还要在这刀口上再划上一刀呀。她被蒙着,这苦滋味由我独自承受着。据说肿瘤触刀后会长得贼快,我心头压着一块巨石,就怕妻因病势而失去第二次手术的机会。亲朋送来一份份钱,言不明说,实是人之将死前的“寿礼”,这是很令人动心又翻心的事。妻对癌的征战,其刚毅乐观的心境,举国少见。
当以后她知道了这节阳界鬼的事,便对我说:“我会坐在那鬼面前笑一场的。”
五百天化疗
妻行根治手术后,要每月进行一次大剂量冲击式化疗,每化疗过一次,须全力以赴升白血球,增补病体营养。每日喝两支阿胶浆口服液,对升白血球效力甚微,输成分血又怕不干净。我便自制“阿胶膏”:将阿胶碎块用黄酒泡软,和入黑芝麻、大枣肉(切碎)、核桃仁(擀碎)、冰糖,蒸成膏状。早晚服用,对升白血球有奇效。妻竟然食欲大振,吃清炖牛肉,吃烤鸭,吃炸蝎,吃朝鲜冷面,喝鲫鱼汤、黑米粥……,似乎对什么吃的都贪馋。
朋友送来电视机,她便以银屏而知天下事;朋友找来书报杂志,她便读了再去编排“口头文学”;不看电视不读书报,便独自玩一副扑克牌,不玩扑克,就到大病房里与病友神侃逗乐,病房里有她便喜气洋洋,仿佛这些“蓝条子服”不是在住院,而是在“大世界”看哈哈镜。每月的中旬,是妻精神、体质最好的“季节”,面色有了红光,欢笑有了金属声。好“季节”当然不会长,新一轮化疗一上,她又被打趴,即成苍白的纸人。病人終归是病人,在两次化疗的缓冲带,妻自然不是时时刻刻地欢笑,有时腰剧痛,我为他换硬板铺,帮她翻身起卧,端屎倒尿,按摩脚心;有时大便秘结用手给她一点一点向外扣……。就这样,我在一条木连椅上过夜,陪了妻整整五百天。
每月过了“黄金季节”,妻便从内心开始战慄,那化疗是着实令心灵恐惧的。然而,真上了化疗,吊针插入静脉血管,妻便如上了战场,枪一响,心就坦然了。如此的生活内容,相似的情节,日复日,月复月,酷似战场,一个个战斗过去,集成战役的胜利。
我们把家远远地扔在亚运村,妻在病床上仍惦着家中衣食住行的四季变化,惦着儿子的婚恋女儿的高考。然心有余而力不及了 。那年在一家的大震荡中,大忧虑中,大悲苦中,儿子定了婚,女儿考入清华大学。妻的心里注进莫大欢欣,她说如今明星这么多,为何没有“道德明星”?她若是个电视台,定要推出一个毛海梅来!是的,主治医毛海梅无疑是我们家族感情天空里最亮的明星,她能照耀我们一辈子。
妻得了解放,那心之欢畅,如鸟出笼。她真想向全国发布一条忠告:成年女士们,别忘了每年做两次“B超”啊!
妞 妞
听说老朋友的女儿女婿从新加坡带回一位洋妞,银发红琉璃眼,紫鼻黛唇,既美又娇,很懂礼教,对人不分种族、性别,皆视为亲朋,颇有些国际主义精神,是位消融国界的天使。这真把我诱惑得坐立不安,立即从十四层楼降到十二层,叩响了老朋友的门铃。
门铃一奏轻歌,门里突发哗朗的吠声,比当代歌星们的绝唱还要动听百倍。老友开门,我踏进脚去,那小犬便直起身子,后腿为脚,前腿为臂,并起拳来,颤着双耳,响着脖铃,摇着银尾,闪着赤眼,耸着紫鼻,张合黛唇,向我打拱作揖。这无疑是新驾临的“国际友人”了。我俯视这位洋妞,禁不住笑出声来。听到我的笑,这妞便伏身吻我的脚背,然后昂起头,用红琉璃眼送我一道道“秋波”。这种迎客仪式演毕,又动听地唱了两声花腔高音,乖乖退到沙发角里,甜甜地打量着来客。到了老友家,这宠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犬比人可爱,越宠越可爱;人不能宠,越宠越不可爱。当今养犬养猫又养猴,养蛇养猪又养鼠,反证出人情的萎缩,世态炎凉的巨变。
我明知故问老友:“听说府上添了一位洋妞 ,嫂夫人醋不醋?”老友指了指银毛小犬:“醋牠? 牠就是妞妞,粗话说一只小母狗。” 我便笑。老友一言“妞妞”,那宠物便娇着入了他的怀。老友告诉我,他与老伴退了休,有数的至亲里,有漂洋出国的,有捞钱下海的,家里少宾客,冷清寂寞,便寻事吵架斗气。这妞妞每每就在他们中间叫个不停,轮番吻他们的脚,哄了男人再哄女人,他们就笑了……。说罢,老友落下两行泪来。
这真是寂寞的泪。这时我才辨出,“音响” 里正转着程砚秋的磁带,那柔沉婉转的声腔,聚着一种古典的壮美,沉沉的,浓浓的。老友只得醉在京剧里陪伴国粹?再看电视银屏,黑着哑着。老友道:“新闻全是会,电视剧青一色宫庭帝王,爱你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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