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与流亡日本后的处境
第一节 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日本观
甲午一战,一向以万邦宗主、天朝上国而自居的清帝国,竟败给了“蕞尔三岛”的小国日本,此事件使中国朝野上下均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面前,中国的知识界,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东洋。随着对日本关注的深入,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存的思想忽焉勃兴,一种借途日本、学习西洋的途径,被普遍提倡。这种主张不仅表现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思想中,就连清廷的一些高级官僚如张之洞等也持相同观点。他们之所以持这种主张,主要是认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成功地学习了西方,中国如欲学习西方,不如直接效法日本,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易于模仿。效法日本,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些人的提倡下,使中国在对外国文化思想受容的取向上,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一种以日本为中介来摄取西洋文化的所谓“东学”应运而生。
梁启超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在这种新思想输入运动中,梁启超又是其中之执牛耳者。他留亡日本时,以其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为宣传阵地,执其如椽巨笔,向国内介绍新思想。当时,这些杂志,“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2]。它们对中国的近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这些文章的素材,多取自日本人的著作,或翻译的日文西籍。台湾学者张朋园氏称之为“日文西知”[3]。正由于梁启超是以日本为媒介来接受西洋文化的,因此在其长达十数年的受容过程中,日本,这个岛国的文化,必然在他的思想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所以厘清明治中后期的日本文化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将成为研究梁启超以及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前究竟对日本有何种程度的了解,这些了解又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换言之,戊戌变法时期的“东学”之来源及梁启超对其态度的问题,学界中论文不多,本节试从此方面作一些分析。
梁启超获取日本方面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的著作《日本变政记》和《日本书目志》均对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曾多次提到,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开设过一门课叫《万国政治沿革得失》,那时,他把《日本变政记》作为授课内容[4]。梁启超在写《变法通议》时,与其师持相同之论,提倡效法明治维新,与此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另一部书《日本书目志》给梁启超的影响更深远,此书最初由上海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梓行。书中大约收集了日本明治二十年(1887)左右的日本书籍7100多册。康有为在其弟子欧矩甲和长女同薇等人协助下,将其分为生理、理学、宗教、图史,政治、法律、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学、文字语言、美术、小说、兵书等十五门类。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氏认为:这样庞大数目的日本书籍,康有为不可能全部过目,但如从按语上来分析,康有为曾读过其中相当一部分,这点,是毫无疑问的[5]。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曾经在《时务报》上发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介绍他老师的这部书和通过日本译著来学习西洋的好处。不单如此,梁启超通过读《日本书目志》,还知道了许多日本名著与译著,如平田东助和平塚定二郎合译的德国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的《国家论》,中江笃介所译的法国阿尔夫来特·扶伊埃(梁启超译为阿勿雷脱)的《理学沿革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lfred Fouil ée),中村正直所译英国斯迈尔斯的《西国立志编》(Smiles Samuel, Self-Help,1859),小野梓的《国宪泛论》,伊东已代治的《法律命令论·命令编》,穗积陈重的《法典论》,阪谷芳郎所译意大利人科莎的《经济学史讲义》(Luigi Cossa, Guide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1880)等。当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固然不可能全部读过这些书,但是书经康有为撰写过提要,无疑会给梁启超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重新拿起这些书仔细阅读,并将其思想融入自己的文章中,从而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点,笔者将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逐步讨论到。由此可见,梁启超通过《日本书目志》以及在万木草堂中的耳濡目染,自然会得到很多有关日本的知识。
此外,梁启超于日本方面的知识,亦来源于甲午战争前后他所接触的翻译书。
此期间他有两次大量接触翻译书籍的机会,其一是他在结婚后南归途中,其二是他为强学会书记员之时。
关于第一次是在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这年,20岁的梁启超已在康有为的门下学习了一年多。是年春二月,梁启超入京会试,顺便完婚。虽未中,但在南归的途中,接触到江南制造局和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所辑的《格致汇编》等书。梁启勋在其《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着此事:
二十岁壬辰,正月二十,先王父见背。春闱乃李苾园为总裁,欲通一关节,伯兄却之,是年夏,偕伯嫂李夫人南归,乡居一年有奇。斯时于国学书籍之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格致汇编》等书。[6]
当时梁启超所购西籍,其中能有多少日本方面的知识,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他后来所写的《西学书目表》及《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章中找到线索,关于这点,我们将留在后边叙述。光绪十八年壬辰除夕,梁启超在给其同年汪康年的信中说:“启超半载以来,读书山中。”[7]山中所读之书,理应包括其新购置的翻译西籍,可以说,这一年应为梁启超自修西籍(亦包括日本方面的知识)之始。
梁启超第二次大量接触翻译书,是在他为强学会书记员时。强学会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强学会除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人士之外,还得到了当时的官僚层的支持,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言:
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立钧、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各捐五千金,乃至宋庆、聂士成咸捐数千金。[8]
此外一些英美人士亦予以支持,据《自编年谱》:
时英人李提摩太亦来会,中国士夫与西人通,自会始也。英美公使愿大助西书及图器,规模日广。[9]
翻译西籍以及和英美人士的接触,自然会使梁启超的西方和日本知识有所增长。据李提摩太的回忆录载,梁启超在此时一度成为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10]。张朋园氏认为:(梁启超)“很受李氏器重,彼此两年间的交往,任公耳濡目染,自必得闻一些西方的常识,及李氏翻译麦肯西(Robert Mackenzie)的泰西新史览要(Nineteenth Centry—A History),任公从旁参与中文意见,无意中亦接受了若干西方的政治历史见识。”[11]但是强学会成立不到三个月,即为清政府所忌,会遭查禁,梁启超以强学会书记员之身份,得“居会所数月”,而“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他“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12]。据梁启超说,当时中国所译之书可分为两类,其一类为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数年之间,成者百种”。其二为西洋教会同文馆所译西籍,“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13]。这些翻译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因为“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之书“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惟西政各籍,译者廖廖[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14]
那么在这样的翻译西籍中,究竟有多少日本方面的知识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梁启超所著的《西学书目表》中找出线索。
据《西学书目表序例》,梁启超写《西学书目表》的目的乃是为了回答其弟子陈高第、梁作霖以及其弟梁启勋问其应读西书,及其读法先后之序而作。梁启超当时乃为表四卷,札记一卷[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并未收入《西学书目表》一文,笔者一时找寻不见,故现在所凭借的是日本学者增田涉氏的《中国文学史研究ー〈文学革命〉と前夜の人々ー》中的附卷。从其附卷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把当时他所见到的翻译西书分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史志、官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游记、杂志、格致一般、西洋人议论之书、类别不能分之书等各类。除去通商以前已在《四库全书》中著录、丛书中有刻本者,以及最近方译未及印者和已经散佚之书外,《西学书目表》中所录入书共达352种。梁启超对这些书大部分可能涉猎过,有些书他还加以评论。他看了广学会出版、李提摩太著的《列国变通兴盛记》后评论说:“列国变通兴盛记其名甚动人,然书中惟记俄罗斯日本二篇足观,其它则亡国之余,而以为兴盛,于名太不顺矣。”[16]他在看过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后,用西方历史和中国对照,鼓吹变法:“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史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勃然而兴矣。”[17]
他在读过李提摩太的《八星之一总论》后,反驳中国人口过密说,主张采用“西国农学新法经营”农业。“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18]
由此可见,梁启超确是认真地读过这些书的。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一些日本方面的书籍,则更容易引起其重视。其中《史志门》中有广学会出版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与蔡尔康合著的《中东战纪本末》,其内容记载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况。《学制门》中广学会出版林乐知著的《文学兴国策》一书(上下二卷一册),是由明治初年的日本驻美公使森有礼,以及如耶鲁大学校长、阿曼斯特大学校长、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以及其他13名美国教育界知名人士的书信编辑而成的。森有礼为了振兴日本,曾就日本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向他们请教,并把他们的回信编成书,书名为Education in Japan,明治六年在纽约出版,此书由林乐知翻译,任廷旭笔述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次年出版。此书和甲午战争的实录《中东战纪本末》为姐妹篇,是一组试图以甲午战败为契机,对中国进行教育,从而促进变法的书籍[19]。梁启超自然会从这些书籍中得到不少日本方面的知识。此外在中国人的著书中,还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傅云龙的《日本图经》,姚文栋的《日本志》,姚文林的《日本地理兵要》,顾厚锟的《日本政变考》等。当时梁启超正是根据这些书籍,对日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第三,梁启超日本方面的知识来源还来自黄遵宪及在《时务报》工作的日本朋友。
梁启超初交黄遵宪,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黄遵宪49岁,已历任过日、英、美各国参赞官,周游海外20余年,其年总署拟以黄遵宪为出使英国大臣,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以其任新加坡总领事时,曾与抗辩,因中以蜚语,使不得行,是月十九日以道员带卿衔授出使德国大臣[20]。后虽不果行,但黄遵宪的才能早为当时士大夫所推重。据徐子静《保荐人材折》言,遵宪是“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的人物[21]。当时,他对日本已有很深的研究。其于光绪四五年间,即已着手《日本国志》的写作[22]。书成后,一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送李少荃,一送张香涛,一自存[23]。梁启超在看了他的《日本国志》后,对其书大加赞赏,并恨见其书太晚: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日本所以强,赖黄子也。又葱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今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24]
虽然5年后,梁启超在日本重新回忆起他当时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的情况时认为,当时实在是“无于据明史以言中国之时局”[25],但那已是梁启超到日本多年以后的事了。戊戌前的梁启超还是认为“据此可以书知东瀛新国之情状”[26]。后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写《西学书目表》时,将黄遵宪之《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列为必读之书。湖南时务学堂中之分月课程表,无论涉猎书与专精书,均须读《日本国志》[27],可见梁启超当时对此书的重视。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黄遵宪因强学会为御史杨崇伊劾,遭清政府查禁,便倡议续其余绪,共振维新实业,筹划另创新报。三月,他写信召梁启超到上海,共创《时务报》[28]。七月初一日(8月9日)《时务报》开,馆址设在上海四马路石路。据《时务报》中《本馆办事诸君名氏表》所载,当时总理为钱塘汪康年,撰述为新会梁启超,英文翻译为桐乡张坤德,法文翻译为宛平郭家骥,日文翻译为东京古城贞吉,理事(管理印书兼银钱事物)为番禺万黄春芳。其中日文翻译古城贞吉,字坦堂,1866年生于日本熊本市,从6岁起即入竹添进一郎的汉学塾研修汉学,19岁上京,入第一高等学校,因病中途退学,以后以自学方式继续深研汉学,入东京《日日新闻》社,旋赴任上海,结识汪康年,为《时务报》日本翻译。《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各家小传》,称其在《时务报》中“始终其事”,《时务报》中所译日本《民友报》《读卖新报》《日本新报》《东京日日报》《国民新报》等翻译文章,多出自其手。梁启超识古城贞吉,是在他为《时务报》主笔期间,他和古城贞吉的关系,现存资料不多,但从一些零星的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斑。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正月初十,康有为到桂林,住在风洞,与唐景菘、岑春煊商议开圣学会。当时,康有为曾连函梁启超,商议在广西开设学校、译书、办报、筑路等事,梁启超在给其师的回信中,提到古城贞吉,他说:
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皆有馆地领厚薪,安能就桂中之聘,然则其势是必觅之于日本。日本维新三十年中,读中国书者几绝(华人疑倭人通汉文甚易者,非也。倭人正以汉文之难通故,创伊吕波等代之。伊吕波行,通汉文者希矣。)其有一二,则皆守旧之徒,视新学如仇敌,必不肯翻我欲翻之书。此是古城所述情形,如此则觅之日本亦不易也。[29]
从梁启超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对待汉学的态度,确是来自古城贞吉。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与古城也比较熟悉,在日常的交往中,梁启超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日本方面的知识。
日本人除古城贞吉外,藤田丰八也极有可能和梁启超有过交往。藤田丰八,号剑峰,生于明治三年,死于昭和四年(1870~1929),长于梁启超3岁,阿波人,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著名东洋史家。毕业于日本帝大汉文科,是东京骏河台东亚学院之创始人,后创办刊物《江湖文学》。明治三十年(1897)与古城贞吉同为罗振玉、蒋黼所创办《农学报》日文翻译。仅光绪二十三年一年就发表文章12篇。《农学报》中《东报选译》多出其手。他与汪康年交情不错,汪康年曾聘其为上海东文学社之教习。此时梁启超正在上海主持《时务报》,与罗振玉等有过交往,曾为《农学报》写过序,并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为《农学报》第二册所载英国人康发达的《蚕务条陈》一文写过序。在此期间,藤田丰八正把日本人松永伍作所著《桑蚕实验说》逐章翻译在《农学报》上,梁启超或出于对养蚕学之兴趣,或出于古城贞吉等介绍,都极有认识藤田之可能,而通过藤田,或藤田的翻译文章,深化对日本的了解。
此外,当时《时务报》中有所谓《东文译编》一栏。其中从《日本新报》《东京日日报》《大阪朝日报》《东京经济杂志》《读卖新报》《地球杂志》《太阳》等日本报纸杂志上翻译过来大量的文章,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笔政的同时,也从这些翻译文章中汲取营养,使其对日本的了解逐步深化。
日本杂志《日本》及编辑之一佐藤宏经常寄送《日本》及《日本人》等报纸杂志给《时务报》馆和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用以联络感情[30],通过这些途径,也使梁启超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
如此看来,梁启超的“东学”之来源有三:其一来自他的老师康有为;其二来自他的朋友黄遵宪和其他的日本朋友;其三则靠自己的努力自修而成。既然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已经对日本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他对日本的态度又如何呢?上文已经说过,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日本的骤然兴盛,已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关注,但中国多数士大夫,尚未能彻底觉悟,多持“夷夏之论”,以为“中国政教之美,世无其匹,历史上唯有用夏变夷,未有用夷变夏者也。采用夷法、则非圣人之道、非圣则为不道、变法则为不孝”[31]。
梁启超认为应首先反驳这种理论,他指出当此万国并立之时,当时的区分华夷、尊己卑人之说毫无理论根据,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应当根据本国的行为,或被称为夷狄,或被称为中国。他在为徐勤《春秋中国夷狄辩》作的序中说:“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而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叩其所自出,则曰:‘是实春秋之义。’”但是,为什么越“攘夷”而夷患日益烈呢?梁启超认为,这些人是不懂得春秋三世之义。他说: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麤觕,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视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以变夷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夷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诸夏也?且春秋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32]
梁启超指出,“中国”与“夷狄”因“三世”不同,只有治之先后的区别,而没有视之爱憎的差异。春秋时所谓的“夷狄”与后世的“夷狄”也有不同,春秋时判断其是否为“夷狄”的标准是根据其政俗和其行事,后世判断其是否为“夷狄”的标准是根据其地域与种族。按梁启超的理论,保守势力所谓的攘夷之论实际上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如果要说“攘”,则应当攘那些不符合“中国”之行的政治风俗及其不符合世界大势的行事。他进一步指出:
夫晋郑邾卫,中原之名国也,鲁者尤春秋所托焉,以明王法者也,而其为夷狄,又何以称焉?董子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泌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大哉言乎。然则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是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痛乎哉,传之言也。曰: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33]
依梁启超的理论,“中国”与“夷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据本国的行为而发生变化,只要有夷狄之行的国家,虽然为“中国”,也会成为“夷狄”;而那些无夷狄之行的国家,虽然为“夷狄”,也会因彬然君子之行,而变为“中国”。所谓攘夷,是攘那些有夷狄之行者,不论这些行发生在中国或国外。这样,梁启超根据春秋之义,把区别夷夏的标准从强调民族与地域方面,转换到强调政俗与行事的方面。他在《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中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
泰西自西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续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同之域。……有礼义者谓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以与西国相处,即使高城深池、坚革多粟,亦不过如猛虎之遇猎人,犹无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闻不容有此等人也。[34]
梁启超认为,泰西各国自希腊、罗马以来即重视法律之学,以法律规定君民上下之权限,限制暴君专制,所以使世界日趋文明,而中国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依然是一种野蛮的政体。在此万国竞争的时代,自称是“中国”而实际属于“夷狄”之行的国家是不能见容于国际社会的。
梁启超利用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反驳了保守势力的攘夷理论,同时提出了“中国亦新夷狄也”的观点。指出值此千邦并列、万国荟萃世局中,清政府如不纡尊降贵,革故鼎新,那么此三等野番之国将不容许存在乎天地之间也。从而成为其变法理论的张本。
由于梁启超具有这种想法,使他对西洋列国乃至日本一直无甚恶感,在他未到西洋和日本以前,对那里更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说:“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35]他企慕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崇拜明治时的维新志士。他认为明治维新开始之时,“不过起于数藩士之议论”,随后则“一夫倡,百夫和,一夫死,百夫继”,以致使维新声浪遍于全国,至“安政庆应之间,日本举国甚嚣尘上矣”[36]。他在读过冈千仞的《尊攘纪事》和蒲生重章的《伟人传》后,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志士们的言论丰采,一一像在耳目。他认为当时日本不仅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青川八郎、牟田尚平、中山忠爱、平野国臣、真木保臣、小河一敏等一批声名赫赫、建功立业的志士,“乃至僧而亦侠,医而亦侠,妇女而亦侠”。在他的眼里,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举国不论老弱妇孺,都是维新志士。他这样描写道:
日本荆、聂肩比,朱、郭斗量,攘夷之刀,纵横于腰间,脱藩之绔,络绎于足下。呜乎,何其盛欤!龙蛇起陆,惊前劫之杀机,燕雀处堂,哀尸居之余气,书其微者,而显者可以概矣。[37]
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日本民族具有这种豪侠之气。他分析道:
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划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盖为永静之国者,千年于兹矣。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动,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后之论者,悼诸君所志之未成,而不知其所成盖已多矣。我国自广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马关,一耻再耻,一殆再殆,而积薪厝火,鼾声彻外,万牛回首,邱山不移。呜呼,岂外加之力犹未大耶?抑内体之所以受力者,有所不任也。[38]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样面对西洋的侵略,在国耻面前,日本“机捩一动,万弩齐鸣”,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而中国却“一耻再耻,一殆再殆”,至今还是“万牛回首,邱山不移”的麻痹状态。看着邻国的昌盛,对照自己政府的腐败,梁启超发出了“抚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的叹息。
这里,他心目中的日本,虽然面积只是区区三岛,但已丝毫无“东夷”的意思,而是使“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视”的“豪杰之国”[39]。
后来,梁启超在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说:
(日本)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挢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40]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仰慕之情,正是由于变法维新使日本由“古之弹丸”而变成“今之雄国”[41]。他希望中国人学习日本,特别是日本人的侠义精神,鼓励中国人效法明治维新,而不仅仅认为它是“小夷”。他认为,中国只要变法图强,也会像日本那样转弱为强。梁启超受的是中国传统式教育,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虚心地学习邻国的经验,在他的身上,看不到那种自高自大的华夷意识,反而表现出虚心学习邻国所长的宽广胸怀。戊戌变法时,他继承了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并用它来解释华夷理论,并把其发挥得更加精彩。从他的言论中,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追求救国救民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变化。
日本既然在梁启超的眼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通过日本来师法西方,自是义无反顾之事。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中极力宣传这种方法的好处,他说: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42]
当时梁启超深受其师的影响,他主张通过日本书来学习日本,了解西洋,并引为借鉴,以变法图强。他在读过其师的《日本书目志》后,抑制不住激昂的感情,他写道:
启超既卒业,乃正告天下曰:译书之亟亟,南海先生言之既详矣。梁启超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籍,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精研,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维新之书,借观于寇雠,而悚励其新政,以保我二万万里之疆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43]
他希望上至帝后、公卿、人士,下至商贾、工人、农夫,均读日本翻译之书,那么,康有为的“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的日本模式的变法蓝图就会很快实现,中国即会免受瓜分之祸,转弱为强。应当指出,梁启超的这种通过翻译日本书来了解西方,同时效法明治维新的想法虽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却表现出了他的爱国感情,同时也展示出当时一代知识分子虚心学习外国所长的胸怀。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条件使他更不得不利用日本这块中介地来学习西方。他著《论学日本文之益》,大声疾呼: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益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夫兵学、艺学等专门之学非舍弃百学而习之,不能名家。即学成矣,而于国民之全部,无甚大益,故习之者稀,而风气难开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人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以饷我同人,然待译而读之缓而少,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劝我国人之学日本文也。[44]
其师还仅仅是提倡译日本书,他却认为“译而读之缓而少”,索性学日本文,这样就会“速而多”。他到日本后,与罗孝高互相研索,著《和文汉读法》,使学者利用此可以粗读日本书[45]。而他自己,也走上了一条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道路:
通语言文字而不读其书,则不过一鹦鹉耳,我中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此非特由其中学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学亦有未足者耶?直至通商数十年后之今日,而此事尚不得不有待于读东籍之人,是中国之不幸也,然犹有东籍以为之前驱,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干前此治西学者之蛊,是又不幸中幸也。[46]
梁启超为了变法维新,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学,而他自己也恰恰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所以他所介绍的“西学”,也不可能不受“东学”的影响,蒙上一层日本的色彩。
第二节 流亡日本谋救皇上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政府的援助下逃上了停在大沽的日舰大岛号。其师康有为也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逃到了香港,随后康有为也被日本政府接到了日本[47]。但是仅隔3个多月,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逐出了国门,日本态度转变如此急剧,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以致有人说日本民族乃是一个“以义始而以利终的民族”[48]。康有为被驱逐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康、梁到日本后的这短短几个月中,这岛国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初到日本的梁启超又受到了些什么影响?本节试从这几方面作些探讨。
梁启超去日本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救出光绪帝,以完成其变法的事业。梁启超逃到大岛舰上之后,立即便给伊藤博文上了一书,请其“与英美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书中依靠日、英两国的意思十分明确:
寡君现在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以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启超等明知他邦干预内政,非本邦之福,然日暮途远,不得不倒行逆施。彼女后及满洲党执国权则亡也,诸邦群起干预内政亦亡也,其为亡一也。宁藉日本、英、美之维持,不甘为露西亚之奴隶,敢披沥心腹,陈于执事,惟衷而察之。[49]
此书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1898年9月27日),也就是他逃上大岛舰的第二天。当时,大岛舰还停泊在中国的大沽口上,在大岛舰上,梁启超又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直到八月十八日(10月3日)大岛舰才接到日本总理兼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令其立即起航,将梁启超等载送到日本军港吴港的命令[50]。当大岛舰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时,梁启超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百感交集,一行热泪,不禁潸然落下。他想着被囚的国君,生死不明的师友,破碎的祖国河山,再也抑制不住悲郁愤激的感情,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三十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继形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51]
这首长诗,气势磅礴,金声玉振,以一泻千里的气概,抒发着他强烈的爱国情怀,表达出他的志气和抱负。在他看来,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在君恩友仇两未报的情况下,自己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他要效法中国古代申包胥赴秦乞师、援楚复国的故事,赴日本乞师,救出光绪帝,完成未竟的维新事业。他认为,日本自古称为东方君子之国,与我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在沙俄的扩张前面,和中国有患难与共的利害关系,倘若中国一旦被侵,日本也会像覆巢之下的卵一样,难以保全。所以,日本帮助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就像30年前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一样,需要维新志士前仆后继,用鲜血换取,所以他发誓要像日本的月照和尚、西乡隆盛、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佐九间象山、吉田松阴等维新志士那样,不顾抛头颅洒热血,为祖国的维新事业,而建功立业。
从这首长诗看,梁启超是怀着“欲作秦廷七日哭”的心情前赴日本的,他当时是想说服日本政府,借用日本政府的力量,来帮助光绪帝复权,从而达到他变法图强的目的。但是,他的这种愿望是否能够实现,主要还是要取决日本的执政府与日本社会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在此不得不兼述一下当时执政的大隈内阁的情况。
大隈内阁是以自由、进步两党合并而成的宪政党为基础而成立的。自由、进步两党都是明治初期自由民权派的后裔,是属于和政府藩阀相对立的民党范围。甲午战争时,民党曾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政府与政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开始意识到不能无视议会和政党来推行政治,于是,政府开始与民党靠近。1895年11月22日,自由党宣布与伊藤内阁互相提携,接着,在1896年9月18日,松方正义与以大隈重信为首的进步党联合组成内阁,史称“松隈内阁”。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第三次伊藤内阁成立时,伊藤开始时试图与大隈相互提携,但大隈除了要求自己担任内务大臣之外,还要求伊藤给予进步党3个阁臣的位置。结果,交涉破裂。伊藤无法,又去找板垣退助,板垣虽在以前曾支持过伊藤,但在此次总选举前也向伊藤提出了内务大臣位置的要求,当然,此要求也为伊藤所拒。
按甲午战后的经验来说,若缺乏政党的支持,政府很难驾驭议会,这已是十分明了的事实。幸运的是自由党当时并没有和伊藤内阁作战的勇气,于是由伊东已代治从中撮合,自由党与伊藤言归于好,表示与当局“朝野和衷”共渡难关。但是,总选举揭晓,自由党获得胜利,成为日本第一大党。于是旧案重提,自由党强烈要求板垣入阁。在这种情况下,内阁意见开始分裂,极端讨厌自由党的藏相井上馨,对板垣入内阁问题持断然拒绝的态度。伊藤考虑再三,认为战后在处理财政问题上井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于是,取消了与自由党相互提携的计划,内阁以超然之姿,君临议会。伊藤这样做,其结果是十分清楚的,自由、进步两党联合起来,否决了政府最重要的增税法案,六月,议会被解散,伊藤内阁宣告解散[52]。
以上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民党在和藩阀政府的斗争中,变得愈来愈强大,使得藩阀政府不能无视民党的存在。但是,当时由于民党自身内部的矛盾,以及藩阀政府对民党实行分化利用政策,以致在两派的斗争中,藩阀政府依然占有优势。自由、进步两党与当局断绝关系之后,两党联合的意识更加强烈,他们认识到,对已往之事,应尽释前嫌,言归于好,携手合作,共同掌握国家的政权。就这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六月二十一日,两党各自召开临时大会,通过协议,宣布解党,并于翌日结成新党,是为宪政党。六月三十日,以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为首领的宪政党重新组阁,这便是大隈内阁,史称“隈板内阁”,这样政权便由藩阀政府手里转到民党手里。由于大隈内阁是由自由、进步两民党支持而成,而两党的政治纲领都是“对内要打倒藩阀政府,树立民主政治,对外期待朝鲜、中国能早日解脱封建的政治体制,成为近代民主国家”[53]。所以,这种政治主张自然成为大隈内阁的政治纲领,而在外交上,大隈主张“日英同盟”和“中国保全论”[54]。在他看来,中国开化最早,圣贤豪杰,代出不穷,其国民绝非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与俄国统治下的西伯利亚人可比,若想征服中国而长期统御之,乃至难之事……只是因清国政府之腐败,才使近世政纲废弛,绝不能因其政府而抹杀其人民。因此,他认为,必须先提高日本国民的素质,进而诱导同文同种的中国国民,使之与日本同化,在其天生强健的身体内,注入掌握世界文明智慧,鼓吹其义勇奉公之精神,则庶几可奏中国开导保全之效也[55]。当然,大隈所谓的“中国开导保全”自有其他目的,此属另外一个问题,但若光就其政治主张来看,他非常期待中国的维新事业能够成功,所以他同情中国之维新派乃顺理成章之事。特别是中国维新派所提出的学习西方文明,以及联英日拒强俄等主张更会与其产生共鸣。因此,大隈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维新派持支持态度。基于以上的理由,政变发生后,他即多次对清朝的总理衙门和庆亲王提出忠告,积极营救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被救往日本,就是出于他的命令。当时,日本的报纸上报道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其文云:“我政府遵守世界之通义,期待极温和的,循序渐进的,逐步成功的改革,并且我政府遵守人道之大义,尽全力解救将被清廷处以极刑的改革者。”[56]由此可见,从当时日本执政内阁的情况来看,形势显然对康、梁有利。
梁启超到日本后是由东亚会接待的,所以,在这里不得不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东亚会的情况。东亚会属于大隈系,它成立于明治三十年(1897)春,由进步党系人在日本桥偕乐园组织而成的,陆实、三宅雄二郎、犬养毅、池边吉太郎、平冈浩太郎、江藤新作、安藤俊明、香川悦次、井上雅二、埴原正直、小幡酉吉、原口闻一、村井启太郎、佐藤宏等都是该会会员[57]。东亚会因与明治三十年成立的同文会其纲领基本相同,加之犬养毅、陆实、池边吉太郎等同时兼任两会的会员,所以,同年十一月二日在芝公园红叶馆举行大会,合二会为一会,即为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会长是近卫笃麿,其会纲领共四条:
一、保全中国。
二、助成中国与朝鲜的改革。
三、期成研究中国及朝鲜时事之实行。
四、唤起国论。[58]
其会长近卫笃麿更是大力提倡“日清同盟”论,他说:
东洋者,东洋之东洋也,处理东洋之问题,固属东洋人之责任,夫清国之国势,虽大为衰落,其弊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民族,若直能启发利导之,则偕其携手从事保全东洋之事,敢曰非难事也。[59]
先是,政变发生后,东亚会的江藤新作、池边吉太郎、陆实、三宅雄二郎等人即在万世俱乐部内集会,发起了营救康、梁的活动。会议决议由安藤俊明、村井启太郎、佐藤宏为代表,上书大隈重信,要求日本政府出面,阻止清政府迫害梁启超、康广仁等维新志士。随后,他们又访问了鸠山和夫外务次官,对其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60]。
可见,东亚会也对中国的维新派持支持态度。由于该会此种背景,所以在梁启超来日后,该会即自然担负起照顾梁启超的责任。
梁启超乘着大岛舰,于十月十六日抵达日本吴港[61]。二十日下午到达日本东京,当天下榻于麹町区平川町四丁目三番地三桥常吉的旅馆里,当时东京的警视总监西山志澄为防止意外,特派警察严加警戒[62]。梁启超在三桥常吉旅馆中休息了两天,二十二日,梁启超、王韶(王照)以及梁启超的仆人张顺在东亚同文会干事中西正树的陪同下,来到牛込区市谷加贺町一丁目二番地的住所。这所房子据说属于柏原文太郎,柏原是文部大臣犬养毅的左右手,是东亚同文会的创始人之一。
先是,还在梁启超未到东京之前,犬养毅曾把照顾梁启超的事托付给他。柏原得知梁启超到达东京的消息后,即派中西正树去迎接,并把梁启超安排在自己的房子里,但可能是嫌房子过于狭小,当天又把梁启超等安排到同区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的高桥琢也的房子[63]。据日本学者坂出祥伸考证,此处房子是柏原文太郎的另一处住所[64]。当天,当地的华侨和梁启超的同志林北泉、徐勤、罗孝高、毕永年等前来看望梁启超,日本政府及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前来拜访。据警视总监西山志澄给大隈的报告中载:梁启超自搬到鹤卷町新居后即闭门谢客,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的日本友人前来,以文部大臣犬养毅为首,鸠山和夫外务次官、高田早苗、中西正树、大内畅三、高桥桥三郎、吉田俊雄、西乡吉义、平山某(周)、小林某(?)等日本人士均来拜访[65]。
梁启超自政变以来,一直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前文已提过,他在搭上大岛舰的翌日(9月27日),即与王照一同给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发去一封信[66],要求救助光绪皇帝和谭嗣同等其他维新志士。此信虽没有回音,但他并不气馁。到日本后,他立即开始运动,于10月26日给当时的日本的总理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上了一封长书[67]。
作为给日本政府的求救信,梁启超的这封信说得十分透彻。他先指出政变之原因是帝、后两党之争,帝党之主张在联英日以效法明治维新,后党在联沙俄以求保护。其次比较了中日的条件以说明改革之困难,最后又论述了中国改革失败与否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合情合理,的确很有说服力。日本自三国干涉还辽以来,国内仇俄情绪十分高涨,在外交政策上,主张与中国亲善提携,联合英国以钳制沙俄,因此对中国的维新派表示同情。戊戌政变后无论是伊藤或大隈,均在营救维新派事情上尽了极大的努力。伊藤除营救梁启超出险外,还对黄遵宪和张荫桓等其他维新派加以营救[68]。大隈也曾数次致电日本驻清公使林权助,要他去总理衙门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使缓和对维新派的处罚[69]。伊藤与大隈的种种行动,也给梁启超等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日本政府十分同情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他们只要对日本政治家晓以利害,自然会得到他们的帮助,从而达到他营救光绪帝继续变法的目的。但是,同情和营救维新派,并不能说明日本政府就会依照康、梁的意见对清政府加以干涉,从而进一步做出营救光绪帝的行动。日本政府是否能依照梁启超的意见,而采取救光绪帝的行动,还要根据日本国家利益来作出判断,并不是梁启超的一番说辞所能奏效的[70],而且,即使是作为总理兼外务大臣的大隈,其权力也有一定的限制。但初到日本的梁启超对这些还缺乏了解,他还经常用中国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事情,当时,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国家”“政府”“朝廷”等概念还比较模糊[71]。而对这些概念的进一步了解,则是在他“稍能读东文”受日本书籍影响以后的事情了。
梁启超到达日本数日后,其师康有为一行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也于10月25日抵达日本神户,随后前往东京,平山周等前往新桥车站相迎。并于10月28日下午1时18分,在弟子梁铁君、康同照、李唐、梁炜、桑湖南(叶湘南?)、何易一等陪同下,搬到鹤卷町四十番地梁启超的寓所[72]。政变之前,师弟北京分别,彼此生死不知,这次东京再次聚首,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康有为特为这所房子起名曰“明夷阁”,取《汉书》“贤者居明夷之世,知时而伤”之意[73],以表达他不为暂时遭受的艰难挫折所屈服,决心以不忍之心拯救时艰的愿望。就在他们师弟聚首东京,准备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营救光绪帝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康有为到日本后的第四天,即10月29日,以大隈为总裁的宪政党分裂了。前文已介绍过,宪政党是由进步、自由两党联合而成的,大隈的民党内阁也正建立在两党联合的基础之上,但是,自大隈内阁一开始执政,危机就已经伏下了。危机之一是来自藩阀政府方面。当大隈组阁时,公爵山县有朋便在军部大臣由谁指定的问题上发表意见,说为了避免陆、海军大臣由总理大臣选择的形式,陆、海军大臣的任命应由天皇的敕命决定。当时,天皇即下诏曰:“陆、海军两大臣之选叙。朕自裁之,勿以为念。”这样一来,山县的心腹,陆军大臣桂太郎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便被留任,进入大隈的新内阁,从而为民党内阁留下了隐患[74]。危机的另一方面是宪政党内部自由、进步两派之间的对立,大隈内阁中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由以下人员构成:
总理兼外务大臣 大隈重信(进步党)
内务大臣 板垣退助(自由党)
大藏大臣 松田正久(自由党)
司法大臣 大东义彻(进步党)
文部大臣 尾崎行雄(进步党)
农商务大臣 大石正巳(进步党)
邮信大臣 林有造(自由党)
从阁臣的席位上来看,进步党占有四席,自由党只占三席。自由党本来是由九州、土佐、关东三大势力所组成。但自由党中三派所占的议席并不平均,与土佐派的板垣退助和林有造、九州派的松田正久相比,关东派没有位置。当时身为日本驻美国大使的自由党关东派领袖星亨得到宪政党组阁的消息后,不待政府许可,擅自归国,向大隈要求大隈兼任的外务大臣的席位。此事为大隈所严拒。于是两派斗争立起,当然,这种事情对藩阀派来说是再高兴不过了。
此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也对进步党十分不利,这就是文部大臣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说事件”。进步党的尾崎曾在帝国教育会中发表演说,对日本当时盛行的拜金主义加以批判。其实他不过是拿美国做比喻,用即使像在美国那样拜金主义盛行的国家,无论哪位总统,归根结底还是穷人的事实来攻击日本的拜金主义,从而反过来批评当时教员改善待遇的要求。但是由于他在演说中打了共和主义的比方,当时引起舆论界大哗,此事立刻被躲在一旁等待机会的陆相桂太郎抓住辫子,他说:“即使是假定,说日本将成为共和主义也是一派胡言。”自由党也认为,这是扩张势力的机会,于是对进步党展开了攻击,尾崎被迫引咎辞职。此事对藩阀派来说,同样是再高兴不过了。事实像藩阀派预想的那样,阁臣位置之争,终于使宪政党分裂了。自由党派于10月29日临时召开协议会议,并以此代替党大会,决定宪政党解党,同时组成了只含自由党派的宪政党,几乎与此同时,芝山内的宪政党本部为自由党三多摩壮士占领,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政变”。此“政变”的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自由党关东派领袖星亨[75]。当时的东京城内情景,我们可以从日本《东北新闻》的《杀气满全都》一文中窥见一斑:
政界之形势急转直下,东京市内几乎无处不见暴徒横行,尤其是进步派的壮士以内幸町十三州会为其总部,每人手中携带棍棒洋杖,相机而动。自由派壮士对其防备毫不懈怠,其大本营宪政党总部戒备森严,为加强警戒,又在各处配置了宪兵和警察,局势极为不稳,人人自有不安其堵之概。盖两派壮士同欲争夺其意所属之宪政党总部。若将自由、进步两派之争比为细川、山名之东西割据,其总部应有当年相国寺之观,于是,该总部一时为进步派壮士所占领,而倏忽又复归于自由党之手也。[76]
可见当时大隈内阁已是风云变色,天翻地覆了,自己阁臣的位置尚且不保,哪里还顾得上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海外逐臣呢!而这一切日本政海翻云覆雨斗争的来龙去脉,又岂是刚刚踏上日本国土六天的梁启超所能梦及的?自由、进步两党分裂的翌日,梁启超还以新党某君的名义,上书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此书曾载日本《东邦会报》,书中除了寒暄套语不同外,内容基本与上大隈重信书相同,当然,大隈内阁此时正值多事之秋,无暇他顾,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也就是在自由党发动政变的当日,板垣等自由党派阁僚纷纷提出辞呈,大隈曾一时有过进步党单独组阁的梦想,但随即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只好宣布内阁倒台。就这样,日本第一个民党内阁,自1898年6月30日成立以来,到同年11月7日为止,只经过短短的4个月又8天,就在内外夹击下破产了。由于隈板内阁执政时间短暂,所以被称为“短命”内阁[77]。于是,政权又从民党手中转到藩阀政府手中。积极救助康、梁的大隈内阁的倒台,对梁启超的依靠日本政府救助光绪帝的计划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自此他的“欲作秦廷七日之哭”的想法,变得越发不可能了。
接替大隈的是山县有朋第二次内阁,这是站在大军备扩张政策最前列的内阁。为了扩充军备,山县内阁实行了地租增收,严密了镇压劳动运动的法网,制定了治安警察法。此外,更允许军部介入政治,接着,山县内阁又依次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限定陆、海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中将)等政策,为日本以后急速地走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铺设了轨道。
山县内阁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可并不那么感兴趣,不但如此,陆军方面还认为,日本政府帮助康、梁,对中国当局没好感,从而影响亲华政策[78]。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也可以从张之洞致总署的电报中看出端倪:
昨奉密寄,拿康有为、梁启超、王照及附和邪说,显为党羽之人,自当钦遵密缉。查康、梁、王并未在中国。前于未奉廷寄之先,十月十七日(12月19日),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来鄂,之洞当与详言康学种种邪僻悖乱。中东两国现在极敦和好,诸事联络,而康党得罪中国朝廷,闻现逃至贵国。东洋距中国太近,必至造言煽惑,句串我内地奸民,变乱是非,滋生事端。若贵国容留,于中东交谊,大有不便,以后岂敢深信,倘能交出或驱逐,方显中东亲好实据。小田切云:日本政府及该总领事并不以康为然,惟彼既逃往,西例不能不加容纳,若中国明行文索取及驱逐,该国势难照办,转多窒碍。该总领事为中东大局起见,当即密电政府商之,必可令其去东。[79]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所说并非推脱之词,当时,山县内阁已准备派人劝康有为离开日本,而康有为与梁启超似乎并未觉察到这点,他们还希望利用日本的力量,来达到救光绪帝的目的[80]。而也就是在此同时,日本领事已将日本政府的意图转告了张之洞,而张之洞又将这一消息报告总署:
小田切十月二十四日(12月7日)接该国外部大臣青木密电,令其转告之洞,其文云:康党所为本国政府无所不知。伊等现自来寓,本国政府并无屁护伊等之意,惟因万国公法有例,不便强令伊等去国,若强令出洋,日本被背法之名,而取群国之笑,然即承推嘱,本国政府自应相机设法,令伊等去国等语。当令人密问小田切,何法令其去东?小田切云:令人讽伊自去赴美国,日本政府助以川资。问其日期,小田切云:难定。近或一两礼拜,远亦不过两月。此语已十数日,当已办有端倪。[81]
小田切所言并非虚言,果然,一星期后,日本外务省的翻译官楢原陈政[82]背着大隈派于12月16日以私人的身份访问梁启超[83],力劝康有为离开日本。对于这种举动,梁启超大为不解,他写信给柏原文太郎,询问此事的原因:
昨日,梁钺公来横滨,传足下之言,为之释然,唯今日楢原亦来力劝速行,且举贵国政府限金玉均八小时出境之例相告,度其意贵国政府似有难以处置之事情,弟深虑右例是否实行,心实为不安所驱,隈伯、犬君及足下诸君子深厚之待遇,弟等不堪感激,唯若贵政府实不能容弟等,则不能不见机而作,康先生游欧美,弟等留此地为最初之意思,弟等抱东亚联合之志,然而被阻,至不得籍手,是乃一大憾事,前日遇品川子爵,同子相待殷勤,想山县侯亦必能容弟等,然今观此始末,此中之疑团实不可解,敢质之足下与犬君,望足下去外务省,察其实情,弟等好决定行止。[84]
梁启超来日本后,受到大隈派热情的接待,日本的一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人士,慕其才名,也经常拜访他和他的老师。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谈论中日联合共抗西洋之事。由于当时受日本方面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与日本互相联合以抵抗西洋列强并非不可能之事,以致他在他的《清议报》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的主张[85]。而正当他为联合日本营救光绪帝多方奔走之时,楢原陈政的突然拜访,对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楢原陈政与梁启超的一次会面似乎并没有达到目的。据当时日本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给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书,12月18日,他又赶到大同学校去找梁启超,恰巧梁启超不在,他又找到横滨居留地一百六十一番地的林北泉询问梁启超的下落。林北泉是大同学校协理,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往东京梁启超寓所向梁启超报告。此时楢原陈政也赶到梁启超寓所。于是,楢原即说明来意:现今日本帝国各大臣已经变更,不能充分保护清国之亡命者,住在帝国版图之内甚为危险,所以,及早出发去美国方为得策,若旅费等不足可给三千日元,假如还嫌不足,需要多少,尽可商量云云。梁启超听到后,不禁大怒,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端茶送客。此后楢原再三访问,梁启超则闭门不见[86]。
但是,梁启超闭门不见,并不等于事情结束。对于楢原的不断来访,梁启超似乎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12月20日午后7时30分,梁启超不得已又在寓所中接见楢原。楢原告诉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访问中国时,李鸿章曾对伊藤说过,日本保护清国的亡命者,将会在外交上产生不愉快之事。所以日本政府最近可能会有驱逐亡命者的命令,因此最好在命令下达之前往美国或者英国,旅费由楢原提供。并说日本政府对朝鲜亡命者朴永孝(1861~1939)一行也将驱逐云云[87]。其言语中已露出威逼之意。和上次一样,梁启超断然拒绝了他的劝告。
楢原并不罢休,他于20日和22日两日又连续写信给梁启超进行威逼,其20日之信云:
梁先生大人览:
现经面商,除此实无便计,寄身异域,他人操权,见机而作,想在高鉴之中矣,危机已逼,晏然安之,洵为非策,仆已辱知友,敢为尽言,若徒稽留以贻悔,仆亦不能再为力也,阁下谅之,即颂
日安
陈政顿首 20日晚[88]
此信无异是逐客令,22日的信甚至连轮船的日期都为对方想好了,其云:
据报,念八有船,由神户开往香港,想阁下决计由是南游为妙,徒为稽留,无益于事,不过贻悔而已,不知已接康君确信否,幸为速报。
即颂
日安
陈政顿首 22日[89]
对于楢原陈政的种种举动,当时确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为不解,康有为也写信给柏原文太郎询问此事,现节录其中一节:
楢原既为外务官,何以有此举耶,甚可怪诧,彼云仆等在此有碍贵国之邦交,然孙文久在此于邦交有碍乎,究竟仆等之去,与楢原有如何之利,不烦日日奔走经营,又其费百千金,真怪事也。[90]
当时驱逐康、梁之事虽是日本政府方面的意思,但按国际公法,政府不能出面行动,因此由楢原陈政以个人的名义秘密地行事,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不知其中奥秘,所以楢原这种举动在康、梁看来就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了。
以上只是山县内阁的态度,那么曾经营救过梁启超出险的伊藤博文此时的态度又如何呢?先是,戊戌政变时,当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时,伊藤曾向日本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表示了他的态度:“这是件好事啊!救他,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一切由我来照顾,梁君是中国珍贵的国魂啊!”[91]
事后,李鸿章以为康有为已逃往日本,他曾向伊藤要求将康有为引渡回国,跟随伊藤访问中国的大岗育造记下了这段对话:
傅相问伊藤曰:“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侯曰:“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92]
几句话将李鸿章顶了回去。由此可见,当时伊藤对营救中国维新派的态度有多么坚决。
但是,自从康有为和梁启超来到日本后,伊藤对他们的看法开始发生了变化。日本外务省1898年11月30日的秘密报告中说:“伊藤侯已看穿康有为乃是年少气盛,轻率短虑而不足以托大事之人,因而开始对其采取敷衍的态度。”[93]并且,在公开场合中,伊藤也开始批评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12月10日,在宪政党的招待宴上,他谈到了中国的变法运动:
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划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94]
康有为、梁启超的保护人之一伊藤博文是这种态度,那么,他们的另一个保护人,下野的大隈对他们的看法又如何呢?据日本外务省的秘密报告来看,大隈虽对康、梁表示同情,但却对康有为的接连失败,既不能致力于国内政治,而又不能抑制其名利心之事表示遗憾[95]。
在野的保护人持这种态度,康、梁的结局也就很清楚了。
日本政府既然有了迫使康有为出境的想法,所以不论是梁启超闭门不见,还是严词拒绝,此事终不会结束。楢原陈政的威逼劝说没有效果,日本政府又通过梁启超的保护者进步党派的人士来说服梁启超。据12月28日犬养毅致柏原文太郎的信来看,先是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将使康有为等离开日本之事委托伊藤博文,而伊藤博文又将此事交给犬养毅,而犬养毅无法,只好采用折中的办法,即给康有为配置翻译并赞助旅费7000日元,使其去别国,而让梁启超与王照继续留在日本[96]。当日犬养毅又把他的想法写信报告给大隈重信[97]。柏原文太郎可能向康有为和梁启超透露了犬养毅的意思,面对山县内阁暗中的压力,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大概觉得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到日本的目的,原是“欲作秦廷七日哭”以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帮助他们解救光绪皇帝的。但是到达日本不久,他们寄以希望的大隈内阁倒台了,这事使他们失去了依靠。如上所述,新上台的山县内阁对康、梁十分冷淡,不仅如此,而且康有为也开始对山县持不信任态度[98]。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说动日本当局的计划,由康有为赴英、美等国寻求帮助。
除去上述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另一种来自社会方面的压力。
这就是日本一些人士不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不单如此,日本的一些报纸甚至批评“中国变法过于急激,致误大事”[99]。并且,一些报章也对康、梁等人物肆加褒贬:
清国亡命者康有为无以死殉事之决心,其于此次政变前已得知消息,但不与其同志相议,而率先由北京逃出,在其同党中评价不高。
梁启超乃康之弟子,虽尚年轻,但其改革之意见甚有条理,在对处此次政变的态度上,尚有并不卑下之好评。
又,无怪乎王照为礼部主事,此次来日之亡命者中,以此人气品最高。王照离开北京之前,其同志虽频劝其避难逃亡,但其挂念皇帝之安危,从容不迫,大有臣子为王事而死之意。劝说王照并非易事,最后乃至强行拉扯,才使其渐渐离开京城。[100]
在国内时,康有为与梁启超一向把日本视为自己变法的样本,没想到刚一踏上这块国土,却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令他们扫兴的意见,心理的滋味可想而知。这种意见,并不仅仅限于报章,连他们视为楷模的明治维新功臣也认为戊戌变法是一种轻率之举。当康有为携梁启超拜访日本海军之祖胜海舟时,胜海舟曾告诫康有为不要为世界上外形之文明所幻惑,而搞急剧的变革。康有为听后勃然大怒,踢翻座椅,率梁启超拂袖而去,胜海舟送至大门,说:“望公等再仔细玩味予今日之言。”可见他们来到日本后,在变法问题上,与当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人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101]。在日本照顾康有为、梁启超等生活的东亚同文会副会长近卫笃麿更是对急剧变法持反对意见,11月12日,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给近卫写信,希望日本“仗义赴难”,“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102],但12日近卫会见康有为时,他则把明治维新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的仓促施行作了一番对比,而劝康有为实行渐进的改革。这无疑是不赞成救光绪帝[103]。对于这些说法,梁启超当然不能赞同,他曾在致子爵品川弥二郎的信中,用日本吉田松阴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其信云:
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急激误大事者,然仆又闻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自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敞邦数千年之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未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104]
此番堂堂正正的议论虽能为自己辩解,但是,来自日本社会上的这些压力,无疑为其“欲作秦延七日哭”的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康、梁不得不放弃依靠日本政府以救出光绪帝的幻想,而另作打算。
打算之一,即是和英国政府取得联系,以取得支持。据《日本外务省记录》中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给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书载,1月24日下午5点8分,康有为携梁启超、康同照来横滨拜访英国人柏丽斯·福特,可惜未能见到,三人在横滨宿了一夜,次日(25日)晨8时,康同照与康有为、梁启超告别,乘英国轮船前往香港[105]。从报告中所载的康、梁等行动来看,因求助于日本政府的计划已成泡影,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方向,而转求于英国政府,他们此次来横滨找柏丽斯·福特,就是想通过英国有势力者来运动英国政府,帮助推翻西后政权,扶助光绪皇帝,以达到他们变法图强的目的。
打算之二,是依靠大隈等进步党的力量,办好大同学校,为维新事业培养力量。大隈内阁虽然倒台,但是在日本还有一定影响,所以康、梁在依靠其救不成光绪帝时,使他支持办学校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康、梁到日本后,即积极着手进行大同学校的建设工作,并争取大隈派的支持,让犬养毅担任了大同学校的校长。先是,康、梁亡命日本以前,横滨即已开办了一所大同学校,它是由横滨华商邝汝磐、冯镜如发起创办的,聘康有为门人徐勤为校长。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丙申冬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中山,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盖兴中会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中山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邝持中山介绍函至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106]
康、梁亡命日本后,康有为对孙中山避而不见[107]。梁启超则曾多次前往大同学校与林北泉、冯镜如等商议[108],所谈内容已不可知,大概与筹办《清议报》与大同学校校委员会选举有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月19日夜,大同学校举行选举,自总理以下全部为康有为一派[109],自此大同学校之领导权全部由康、梁派所掌握。在选举之前,1月14日,康有为在柏原文太郎的陪同下亲访大隈重信[110]。会谈之内容已不可知,如以此后一系列事情来分析,大概是希望大隈派能对大同学校有所支持。3月18日,横滨大同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兼庆祝犬养毅就任大同学校校长,与会者有梁启超、全校教职员及当地华侨百余名,日本方面则以大隈为首,还有犬养毅、高田早苗、望月小太郎、大石鲭吉、中西正树、宫岛大八、宫岛寅吉、柏原文太郎等。日方人士从东京乘火车于上午ll时40分赶到横滨,大同学校职员前往迎接,相见毕,先由犬养毅率大同学校教职员参拜孔子像,次由大隈率同来之人参拜孔子像,随后在众人的陪同下,大隈等参观校园。参观完毕,众人来到操场,由犬养毅发表就职演说,大意是:
他极赞成侨居日本国诸君在日本设立学校,教育子弟以谋清国文明之举,对众人委以其校长大任,深感荣幸,他说他原奉孔子之教,孔夫子之教者,以“仁”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理义”为经万世而不敢渝之真理。清国是古来文明之国,目下之所以劣于欧洲,是由于背离了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若改变正了这种态度,则毫无疑问会成为堂堂文明之国。而欲导其入文明之途,则视其教育如何等。[111]
可见,犬养毅的意思是,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违背了先圣之道,而要改变此种状态,还要先恢复先圣之教,从教育人做起。
会后,众人又移坐于中华会馆,由大隈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也提到了孔子之教:
今日横滨诸缙绅及有力诸君请余所最亲爱之良友犬养君为大同学校校长,余亦受诸君之邀请得预兹盛会,何幸如之。尤可喜者,因此得瞻仰孔子圣像,高山景仰,愈增钦慕。犹记四十年前,余在乡校修学,其时校中规模,亦与此略同,校中亦奉祀孔子,余当时年仅十余岁,日夕瞻礼,距今已数十寒暑矣。今复谒圣,颇增感想,余历游欧美,遍观各国,察其盛衰之故,见其国民勤奋勇进者无不强;其国民偷安守旧者无不弱。因念我东方支那日本两国当三十年前,风气未开,专守旧学,因此日渐积弱,致远落西人之后。我日本同人知其根由,急速变通,故文明亦以颇进。夫我两邦同被孔子之教,孔子之教有体有用,以三纲五常为体,以利用厚生为用,其义本属周备,但降及后世,失其本意,于利用厚生之学,阙而不讲,非孔子之意也。今日之要,惟当勤奋勇进,共厉于实学,如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政治学、经济学(即理财学——原注)等,一一习之,以增进国民之智慧,助国家之文明,追孔子之本旨,是余所厚望也。[112]
在大隈看来,中国和日本之所以远落后于西洋,除偷安守旧之外,乃是因近世失去孔子之教本意,于孔子利用厚生之学阙而不讲。所以,若想使国家进入文明之域,就必须追孔子之本旨。大隈认为,孔子之教“其义本属周备”,地理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等实学,乃属于孔子之教里利用厚生部分,它与孔子之教的另一部分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并行而不悖,缺一而不可。西洋之学问,与孔子之教,并无扞格,摄取西洋文明只是补足孔子之教的利用厚生部分。大隈这种看法与康、梁的变法理论有极大的不同。众所周知,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基本的思想取向是“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113]。在他那里,中学和西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立,所以他要“变”。而大隈则不然,在大隈眼里,东洋与西洋的学问并不存在对立,西洋学问对日本的传统学问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张,日本只需对其吸收以补自身的不足,自可以进入文明之域,因此大隈基本思想取向是“摄取”而不是扬弃。明治期间,此种思想取向也反映在其他的日本启蒙思想家身上,因此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未出现过重大的动荡,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中国的模式。
犬养毅与大隈的演讲,并未具体涉及清朝的改革等问题,只是用日本的经验来反证中国背离孔子之教,并强调教育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们的这种主张,对当时一心想救出光绪帝,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梁启超来说,无疑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说犬养毅和大隈等人对梁启超后来的思想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也并非牵强之谈。
康有为与梁启超做完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以后,在救光绪帝的事上,于日本方面似乎已无事可做,康有为不得不踏上新的旅途,去欧美等国寻求援助。1899年2月22日,康有为在日本人中西重太郎等人的护卫下乘和泉丸出发了[114]。而梁启超则留下来,以《清议报》为阵地,开始了他的宣传工作。从他踏上日本国土到其师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短短的四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在他登上大岛舰时,他是怀着君恩友仇两未报的心情赴日本“欲作秦廷七日哭”的。谁知在他到后不久,执政的进步党与自由党便分裂,随之他所寄予希望的大隈内阁也倒台,遂使他们失去了救光绪帝的凭借。新上台的山县内阁不但对他们十分冷淡,甚至在清政府的要求下迫使其师离开日本。尤其令梁启超感到不愉快的事,是在他和其师以之为维新样板的日本,一些人士对他和其师所领导的戊戌变法竟不以为然,他和其师认为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日本的一些人士却认为是急激误事。对这些意见,梁启超虽认为不能苟同,并予以驳斥,但不能不在其心中引起震动。他在到日本后所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将他的老师比作先时人物,他说:“先时人物者,实过渡人物也,其精神专注于前途,以故其举动或失于急激,其方略或不适用,常有不能为讳者。”[115]梁启超到日本后能这样地评价他的老师,不能不说是受到日本方面的影响。尽管梁启超在初到日本的日子里遇到很多挫折,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他办《清议报》斥后保皇,为光绪帝复权做好宣传工作,同时借助日本进步党的力量,加强大同学校建设,为维新事业培养新生力量。而其师则离开日本,赴欧美寻求新的帮助,继续其帮助光绪帝复权的活动。
在此后的日子里,梁启超又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组织了一次试图以武装营救光绪皇帝的行动,这就是著名的自立军之役,为此事梁启超倾注了全部精力,奔走于南洋、上海和日本等地,积极向海外华侨募饷。可惜因起义多次延期,事机泄露而失败,梁启超的好友和学生多人惨遭杀害。这次失败对梁启超的打击实在太大,曾一度使他一蹶不振,心灰意冷。但他在痛定思痛之余,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并不能仅依靠一个光绪皇帝,而应该走自下而上的道路,从教育人民做起。于是,他在日本的土地上,通过日本人的著作和译著,摄取西方学说,开始了他的新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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