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导演们：坐等拐点之外，复工复建从何处着手

　　文/一树

　　2020开年的疫情，对刚从“寒冬”中恢复些许的影视行业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突然袭击。影片下档，剧组停摆，项目中止，一场疫情让本该热闹的新春佳节陷入了停滞。

　　2月10日，停工两周的横店影视城发布通知，将从2月13日起，逐步恢复影视城内的拍摄工作，但剧组想要复工，先要提申请，还得经过层层审批。行业的齿轮何时能重新转动，仍旧是个未知数。

　　“抗疫”成为了如今大多数从业者生活工作的中心。疫情之下，电话会议，远程商讨，成为了大部分导演“开工”后的现状。

　　只是，剧本商讨会动辄二三十人，现有的科技手段能不能实现线上的“头脑风暴”，也还很难说。刚回京的《明月照我心》的导演李阳，便面临着这个问题。“不说以后，就现在‘怎么开会’这件事，就还没决定好。”

　　在宜昌的导演龚朝晖，通过邮件与编剧团队进行剧本修改；导演林楠也经常会在漫长的电话会议中花掉一整个下午。

　　1月20号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导演傅东育时时“牵挂”着已经驻扎在外景地的美术团队，通过电话和视频，在一小方屏幕上，反复地考量着新戏的取景。

　　“这和面对面交流真的不一样。”傅东育道，“而且很多外景地，我也需要自己去再确认和选择一次。”

　　生活，工作，创作，交流……疫情的影响渗入方方面面，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心态到制度规范，都是让人措手不及的考验。在第一个“14天”的关键阶段过去后，我们与几位导演，聊了聊他们的“抗疫”经历。

　　李阳：未来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

　　但事情还是要做的

　　2月11日凌晨，李阳和家人一起，从泰国回到了北京。

　　虽然初衷是去度假，但刚到泰国不久，国内便传来了疫情爆发的新闻。李阳有位演员朋友，亲戚是武汉的医生，看见其在朋友圈里的求助，李阳加入了为武汉医生筹集物资的行列中。

　　她加入了一个有500人的群，群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彼此互不相识，都各自通过自己的渠道购买医疗物资，在群里集中信息，运送到武汉，或者在群里发起募捐。

　　“医疗物资很难找。”李阳道，“商家手里没有存货，还会买到假的。”据李阳介绍，民间募集的物资送到医院前，会有一个专门的，十分复杂的鉴定，有时他们筹集了很多东西，却不符合要求。

　　这让李阳感觉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你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开始想着尽力去做，到后来，就都变成了不要给大家添麻烦的心态。”

　　这种“渺小”的感觉跟随着她直到回国。回到她熟悉的行业，开始推进手头的工作，李阳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

　　2003年“SARS”时期，李阳还在空政电视艺术中心，对她个人来说，当年的感受远没有如今强烈。“疫情的影响肯定还会有，会越来越多，也会出现你现在预想不到的情况。”

　　李阳

　　比如，演员的档期。在拍剧的停工，必然导致演员档期会出现延迟，如何处理合同上约定的档期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如果有几部戏都跟同一位演员合作，一部剧的延迟必然影响到下一部。可以说，整个行业里每一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蝴蝶扇动的那只翅膀。

　　当过制作人的李阳，总会习惯性地去预想未来会出现的每一种状况，“我很不愿意我的工作状态是一个坐等的状况。”李阳道，“未来要面临的问题怎么可能不想，我们只是内心希望，影响越小越好。”

　　但对于个体的影视创作者来说，事情似乎已经超出了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李阳看来，影视行业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将从业者团结起来的机制。或许有些类似美国的工会和学会，能够让从业者在面对突发的事件时，具有可以抵御的能力。

　　“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李阳笑道，“我也有这个希望。”

　　在2月7日，李阳的公司收到了来自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的一份紧急通知，让各家公司统计疫情发生以来的损失情况，包括项目支出的成本，受影响的项目数量，停机的、预开机的数量，都可以填写在附件的表格中。

　　“我们还挺幸运，处在剧本筹备期，业务上相对还好。”李阳道。

　　目前，相关机构是否会有动作还不明确，李阳也已经做好了自我调整的准备。比如进行项目的开发、将可以前置的工作提前完成，以缩短项目整体的筹备期。也可以将本来要分阶段进行的工作，改为一个阶段批量完成，进行储备。

　　“对不可预知的东西，人总是恐慌的。但就算在这种心理状况下，事情也还是要做。一切也总有结束的一天。”李阳道。

　　龚朝晖：你不能说这个事情好，但也有收获

　　期待着一场盛大的团圆饭， 前不久才结束了《心灵法医》宣传工作的导演龚朝晖从北京踏上了回湖北宜昌老家的旅程。然而，几乎在突然之间，湖北封省，宜昌的道路也接连封闭。至今，龚朝晖一直和自己90岁的老父亲在一起。“老爷子现在在家写回忆录，然后每天，都在督促我要按时睡觉。”

　　龚朝晖

　　和父亲几十天来的朝夕相处，是龚朝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过的体验。两代人的生活习惯总会有不一样，有时儿子不愿让父亲管，有时父亲看不惯儿子。换做平常，两人可以分开住，但如今连门都不能出，父子之间便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身在疫情最严重的区域，龚朝晖的这个年过得并不算轻松，亲戚们为了团圆都回了武汉，如今，各家每天都会电话联系，互通情况。

　　为了拍摄《挺住，武汉》的公益短片，龚朝晖专门开车去了一趟江边，用手机拍摄了一段自己唱歌的视频。那是葛洲坝建成以后，长江流经宜昌，形成的一片水面平缓的地方。在当年龚朝晖准备到北京求学之前，一群宜昌的年轻人，便是在这里留下了对于人生和未来的无限畅想。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看着眼前从儿时起就十分熟悉的景象，也让他产生了新的感触。在通话中，这位导演回忆起了许多年轻时的往事。比如他16岁时曾经工作过的陶瓷厂，虽然已经倒闭，但父亲却在家里找出了他当年制作的作品；比如好久没练的吉他，以及年轻的时候想当一个音乐人的愿望。

　　还有父亲书柜上原来他偷着看的《水浒传》，看不太懂的《红楼梦》，母亲生前爱看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莎士比亚》。

　　甚至是宜昌的方言，也让龚朝晖听出了新的韵律。 “尤其离家远了，再回头听有的时候都像听外地的口音，从里面能产生旋律。”

　　生活的点滴在缓慢的节奏中，被不断地放大，而对于一个影视创作者来说，这些都是素材的积累。

　　除了对过去的回溯，当下的生活更是如此。如今，龚朝晖所在的区域统一规定，两天可以出一次门，购买生活用品。而在楼下守门的，是一个四川的小伙子。小伙子的妻子是宜昌的环卫工人，过年无休，他便一直留在宜昌，随即被招募来做看门的人。

　　对于龚朝晖来说，他试图从一个更积极的方面来看待如今身处的环境。“你不能说这个事情好，但是从让人安静下来这个角度看，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林楠：减少一些毫无诚意的生产数量

　　我觉得不是件坏事

　　在元宵节当天，导演林楠在朋友圈发了一段小文：“哪怕只有最后的一丝微光，亦心无挂碍，无有恐惧。待春暖花开，见山河依旧，见爱也依旧。祝上元安康，心有阳光。”

　　疫情造成了项目的停止和延期，这却似乎并没有让林楠太焦虑，反而，曾经那种言必称“项目”，生活里全是“项目”的状态，并不是他喜欢的。

　　“没有生活哪有作品。“林楠道。

　　一下子多出来许多时间，除了陪伴家人，读书，看电影，读剧本，捐款捐物以外，林楠开始认真地给自己桌上的小摆件拍照，然后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这些照片或是一盘水仙绿意盎然；或是光影交错中，安放的一个木刻小葫芦。

　　与大环境中普遍的慌乱相比，林楠反而像是在寻找一种从容，无论是对于自己正在进行的项目，还是放眼于整个行业。

　　“最大的影响不是产量。减少一些毫无诚意的生产数量我觉得不是坏事。”林楠道，“反正那些片子观众也没机会看到。反而是内容，应该会有一些变动。”

　　比如基层的工作人员，医院里剪了短发的95后护士，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片段屡屡让林楠控制不住自己，潸然泪下。而这些人物和新闻故事，对于未来的影视作品来说，会是十分丰富的选材。

　　“之前几年影视作品中有分量的现实题材相对少，而且多聚集在生活琐事中。但现在这些让人泪目，让人坚强，让人充满希望的故事，会在之后的影视作品中表现很多。”他强调道，“起码，我要做这样的故事。”

　　林楠

　　林楠是乐观的。“有人说这次疫情让影视寒冬变得更寒，不寒哪能是冬？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能淡然面对四季的才是茁壮的生命。影视如是，疫情也如是。总会春回大地。”

　　傅东育：比平常人更诚实地去面对灾难

　　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原定2月下旬要在云南开机拍摄新戏的傅东育，要比处在剧本筹备期的同行们更为忙碌。不知何时才能带着团队到拍摄地与前期部队汇合的急切，也时不时流露在他的话语之中。

　　“现在也只能等。”傅东育道，“这是个你无力控制，也改变不了的事情。”

　　然而，与许多导演一样，傅东育同样也将这次疫情，视作一个行业的冷静期。“寒冬当中又出现这一遭，的确会有一批公司要死掉。但你稍微积极一点看，是不是能活着的，趁这个时间，它的准备期也能更长一点。”

　　傅东育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一个沉淀的机会，对作品和行业氛围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而一个大的灾难过去之后，也往往是优秀文艺作品出现的时期。

　　正如在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普遍认为，1438年开始肆虐的黑死病，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欧洲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的进程，让这一时代延续了三个世纪，创作出了无数传世之作。

　　同样，2020年开春的这一场祸事，早已不仅是关于治疗病症的问题，更多地在牵动着社会的情绪和思维。在物质的基本满足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追求在管理体制、道德观念、社会价值上，达到更高的标准。

　　“人性的光芒，人性的丑陋，可写的有多少！”傅东育表示。“你每天现在看到这些消息，你能有多少创作，只要你有心。“

　　思考，傅东育将其视为艺术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感。不光是在疫情过后欢呼雀跃。“如果那么简单粗暴，那真的太廉价了，我们所有人付出的代价，也都太廉价了。”

　　2007年，傅东育执导过一部医疗剧《医者仁心》。当时，这部剧作更多在讨论医疗制度，以及医学生们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站在今天的环境去看当年这部剧，傅东育的心理活动已然完全不同。

　　他设想了一下，经历过疫情，如果让他再做一部医疗剧，他会如何去把握。“我觉得这不仅仅是疾病的问题了，也不仅是我们把病魔看的有多严重。其实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身为人的所有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可以有这样的作品，而且需要这样的作品。”

　　与疫情同时，《寄生虫》获得四项奥斯卡的新闻也产生了一波不小的震荡。有网友在微博上列出了二十余条疫情期间出现的画面，并评论道，“哪一条拍出来，想必都不比《寄生虫》要差。”

　　傅东育依然不愿意以一种类比的方式，来判断疫情能否成为中国版《寄生虫》的素材，或者在中国目前的审查环境里，是不是能允许《寄生虫》的出现。在他看来，《寄生虫》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胜利，而这一点，本来就是中国影人的传统之一。

　　创作者对今天的批判，大多都是出自于对明天的热爱。因此，当社会需要听到批判的声音时，艺术的创作也应当被给予更大的表达和讨论空间。

　　但一切的批判都应当建立在“诚实”这一基础上。“我们看到太多虚假的东西，这个最要命。”傅东育道，“对于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讲，更需要比平常人更诚实地去面对灾难。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或许，疫情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正是能让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意识到影视创作这个领域，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行业”。

　　正如傅东育所说，“我在这里可以有不一样的思考，它的美丽，它的可爱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