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独居老人，密接者无人发病……病毒是怎么找上她的？

　　70岁，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本地，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跟踪了一位曾是“无接触史”的上海患者，从确诊到被确认感染源的全过程。

　　“无接触史”的她被确诊了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当然，外界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年龄，甚至不知她是男是女，只知道她是确诊300多例中的“1”。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她是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10多天的追查，还一无所获。

　　“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指感染源和感染途径尚不明确。相比于确诊病例的数字，这个数字的增加更令疾控人员警惕。数字的攀升，可能提示着社区传播的开始。日本已经出现多例找不到感染源和感染途径的病例。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1号楼工作。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认为，流调的更大作用是通过病例流行病学分析，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如果说医生是在减存量，疾控部门的人们，则是在控增量。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更前端的战场。

　　线索屡屡中断

　　S形曲线，提示“阳性”。若是一条平直的线条，则为“阴性”。

　　2月5日，实验室的电脑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显示出S形的曲线。她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实验操作随着这个结果的确认，中山西路1380号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病例名单库中关于桂芳的那一栏，被标记成为“PCR阳性”。

　　传染病防控就像筑坝，坝筑得及时、坚固，才能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减轻下游医疗救治的压力，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这样形容。而预防疾病传播和流行最高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流行病学调查。

　　“战队”由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人员组成。3个梯队，700余人，分为流调小组、疾控小组、密切接触者管理小组，已累计对2500名疑似病例进行了流调，9500多例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摸管理。流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病例基本信息、发病诊疗和报告情况、相关活动情况、可疑暴露史情况、实验室检测情况等。

　　大多数案例的“来龙去脉”经过流调，都是清晰明了的。而送到市级层面“专案组”待“破案”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桂芳的案子，现场工作组多次组织人员研判，联合区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工作者反复分析，但线索却屡屡中断。最后该案子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郑杨的手里。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桂芳应该是和善、爱干净的知识分子模样。至少，从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调查信息可以这么判断。

　　她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串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这是流调组的经验。“一图胜千言！信息扑面而来时，一定要有思路，脑袋要保持清醒。” 潘浩在会上大声强调。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我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杨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后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杨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划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在这个下午，他打了4个多小时的电话，从5点到9点半，访问了4位被调查对象。

　　问，反复地问，一定要到现场去问，看上去低效，却是流调的精华。潘浩认为，流调考验的是询问者的思想，需要逻辑思辨，需要通盘考虑，这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狡猾”，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这个需要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对手，喉头有些哑。

　　“你让我遇到再多的SARS病例，都能够及时识别出。但这个病毒实在是不按套路出牌……”某天夜晚11点，潘浩在电话里这样疲惫地感叹。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搭档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组，也叫追踪办。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本市至今为止的335例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接，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

　　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的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有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当大众已经越来越习惯听惊奇的流调破案故事，政府部门也在力图更多地提供这样的故事，但孙晓冬希望公众能理解，短时间内所谓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

　　“有时候，流调过程其实就是在专业基础上的一种逻辑思辨。不管思辨的程度和关系如何，都必须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联防联控，才能把问题基本搞清楚。并通过病例流调分析，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最终为政府决策调整提供重要依据。“孙晓冬说。

　　病患出院了，他们却不能放松

　　连日的阳光，已令人恍惚间觉得，生活已经回归正常；2月21日0-24时，全国18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0。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而在她出院之后，孔德川们却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令人头疼的消息不时传来，短短几日，全国有5处监狱相继发生感染，505人确诊；中央的会议也指出：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

　　此次抗疫之后，他希望人们能够提高“防”的意识。

　　不过，也有不少积极的信号。此次疾控中心接到了不少小区、企业自发打来的电话，咨询制定的防控方案是否科学有效。

　　他最大的感受是——全民战。“新冠的防控工作，其实就是一个专业防控和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孙晓冬发现，从新冠防控的组织架构上看，国务院成立了联防联控机制，各地也都是联防联控机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次的联防联控机制体现了公共卫生的理念——我们要把一个传染病控制好，单靠卫生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SARS过后，人们认识到了疾控中心的作用和地位，这一次，他相信人们也意识到全社会、全人群参与的重要性。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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