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数码劳工：不仅有富士康工人，还有我们“低头族”

　　【编者按】

　　经作者允许，本文改写自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一文，原文发表于《社会》杂志2014年第4期。

　　邱林川：传播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8月26日，一篇题为《北大军训动员会惊现“低头族”》的图片集在网络传播并引发热议，虽然事情前因尚不清楚，然而参加讨论的人们，如果扪心自问的话，哪个又不是“低头族”大军的一员呢？

　　这种“低头族”其实是一种新时代的奴隶。时过境迁，当初跨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也许消失了，但是一种新的剥削和奴役制度又产生了。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当年的大西洋，它是资本的场域，是剥削劳工的场域。

　　在全球数字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新时代的奴隶不仅包括富士康等电子制造业工人，也包括使用电子产品不能自拔的“低头族”——我们。有人名之为“i奴”：这个“i”来自iPhone、iPad这些品牌商标，它特别指向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新科技手段。8月25日，北京大学2015年学生军训团进行消防演练及体验活动时，低头玩手机的照片引发讨论。 CFP 图

　　富士康的数码劳工

　　技术进步带来了许多新的事物，这些不同于以往的科技产品总是容易让我们产生某种错觉，以为一切都改头换面了。正如齐泽克所说：“不少人为了把握当今时代的新特性，就去创造新名词，比如‘后现代社会’‘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新词不断出现，造词的人却无法掌握新时代的真正脉络。唯有对旧时代亘古不变的东西进行分析，我们才能领悟新时代之新。”

　　从旧时代至今亘古不变的东西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剥削和异化。在17世纪，这一现象被表述为“人类货物”（human cargo）；在现在富士康工人们的口中，则叫做“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牲口”。二者本质都是一样的，剥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

　　17世纪的奴隶制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它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组织，“大西洋三角贸易”是其最为臭名昭著的运作机制。在具体的贩卖、奴役奴隶的过程中，当然有许多不同，比如当年的奴隶在运送途中要长时间佩戴枷锁，在劳动过程中随时会遭到鞭打，而且没有工资。富士康工人从外表看是自由的，他们还有工资；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在企业内部，却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就是工厂、宿舍和防跳网。

　　17世纪的工厂和富士康的工厂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位置非常相似。17世纪的工厂是贩卖奴隶的中转站，它们分布在西非各大河流的入海口附近，当年的奴隶主要从内陆抓来，少时几个、多时几十个，沿河道押送到工厂集中关押，然后成批卖给欧洲奴隶贩子。而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不也是小批量劳工从内陆集中到沿海口岸，然后其劳动力再从这里进入世界体系的中转站吗？

　　西非“监狱工厂”中的生活条件和富士康的工人宿舍也是非常类似。西非工厂里生活条件恶劣，人口密度高，且西非地处热带，许多人被关在不通风的房里，臭气熏天。2006年，记者在龙华富士康宿舍，就见到三层高的上中下铺，大如仓库的一间宿舍可住700多人，没空调，通风差，到夏天“脚臭味汗臭味简直呛人”。富士康只在天花板上装有几部小风扇，风只能吹到上铺，无法吹到下面。深圳气候湿热，加上工人们从事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400年前的“监狱工厂”恐怕相差无几。

　　防跳网在现代企业条件下非常罕见。2010年富士康N连跳之后，资方为防止工人自杀，在很短时间里架设了百万平方米的防跳网。不管宿舍楼顶还是厂房四周都被围了起来。如此“天罗地网”在中国和全球制造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因为工业革命以降，劳动者的人身自由一般被视为现代劳工组织中理所应当的东西，工厂有问题，工人可选择自由离开，不必自杀，更不必一个接一个走上绝路。

　　富士康工人宿舍的防跳网

　　这不禁让人想到17世纪奴隶船上的防跳网，用来防止奴隶跳船自杀。平日奴隶被关在货舱里，但为了保证奴隶健康，他们会被定期赶到甲板上“跳舞”。这时，许多绝望的奴隶会趁机跳船投海。为保证奴隶贸易的利润，船长命令白人水手制造“防跳网”把整艘船全罩起来，令奴隶无法跳船，从而保护他们的资产，即黑奴的生命。可见，防跳网并非劳工保护措施，而是资产保护措施。所以，富士康中的防跳网也是一样，工人们看起来并没有被戴上枷锁、丧失人身自由，但是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异化为资产，他们的身体被控制。

　　边玩边打工的“数字玩奴”

　　除了电子设备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同样身为数字劳工的还有使用着各种数码产品和应用的我们。资本的触手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空闲时间也被纳入了那些高科技巨头公司的圈地运动之中。地铁中、睡觉前、甚至马桶上，我们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可能在进行着无酬的数字劳动。

　　这种数字劳动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生产内容。这种方式广泛地应用于微博、微信等网络自媒体平台，大量用户因为兴趣、爱好主动生产信息和内容，为网络公司创造着丰厚的利益。

　　如何鼓励用户持续不断地主动生产和消费内容呢？这需要一种“瘾性机制”。17世纪，这种令人上瘾的东西是蔗糖。蔗糖原本价格昂贵，但奴隶参与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后，生产力大增，蔗糖因此价格下降，变成平民食物。世界各国不产甘蔗的欧洲反倒消费最多，比如英国在19世纪末，人均年消费蔗糖量居然达到100磅，也就是平均每人每3天吃掉近一斤白糖。烟草、兰姆酒、咖啡、巧克力的流行，都是瘾性消费盛行的表现。

　　这些令人上瘾的东西，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稳定需求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们让消费者感觉良好，以至于无力去抗争和改变。正如甜食吃惯了之后很难接受不放糖的原味食物，对消费者而言，会上瘾的东西让人们无法拒绝那些过瘾的东西。糖吃多了可能会发胖，刷微博、打游戏上瘾也会让人不想从网络世界中离开。看到有未读消息的红点就一定要戳开，说了“晚安”却迟迟不能下线，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实际已经被瘾性消费剥夺了。

　　貌似自由的瘾性消费似乎比黑奴贸易中奴隶的处境更文明，但其实异曲同工，都是把自由人变成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单向度的人”。消费者在瘾性消费中也丧失了部分自由和人性，成为了在宽泛意义上的另类奴隶。没有我们在公关和广告趋势下的不断消费，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廉价劳工从事生产。所以说，生产和消费缺一不可，二者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17世纪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奴隶的劳动力和土地，而21世纪的生产要素是电子产品和“玩工”们的时间。通过UGC，在娱乐的同时，用户的喜好、位置、个人信息、行为习惯都被网络公司记录了下来，成为和广告商谈判的筹码，成为谋取利润的工具。在“大数据”的神话背后，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和对用户的物化、商品化。

　　然而，手机、网络用户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被异化的现实，因为在网络上的购物、社交和娱乐是这么的享受，就像《美丽新世界》中的唆麻一样教人欲罢不能。可是，无论是工人或玩工，其身体都受到控制，前者是在生产线上长时间站立下班后精疲力竭，后者是整天刷微博刷到手指抽筋，整天上网以致腰椎劳损甚至猝死。因为就算非物质劳工，也需要控制身体。我们手指在屏幕上反复上下滑动的姿态，和当年奴隶们不停地挥动胳膊砍甘蔗异曲同工。

　　新时代的废奴运动：网络化抵抗

　　两种i奴被剥削的共同后果，就是社会性减弱，变为原子化的个体。富士康的原子化宿舍体制就是一例，它让不同生产线、来自不同地方、不同班次的工人住一起，令同宿舍工人形同陌路。因为这样方便管理，但却无视人的社会性。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玩工身上，因为整天宅在网上缺乏面对面社交，加之网上的社会关系在资本逻辑下重组，社交媒体的首要功能变成是赚钱而不是社交，结果是玩工也日趋原子化。

　　为了打破现状，抵抗的力量也必须联合起来。2010年富士康悲剧就导致全国，包括港台地区乃至国际社会都发生了网络化抵抗。网民在论坛和博客里表达义愤，也有各种文艺作品，如交响乐、纪录片，更重要的是工人诗歌、曲目、戏剧等的出现，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两岸三地富士康调研组”的建立。《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的发布直接影响富士康和苹果的国际形象，同时不断促进企业、政府和工会改善工人劳动状况。

　　除两岸劳工团体网络化，环保团体也加入进来，它们有一般劳工研究者不具备的科学调研能力和国际联系，所以大幅度扩展了网络化抵抗的范围，有效增强了对富士康特别是对苹果的压力。

　　公益组织间的联合、网民跨域连接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工人自己的团结和行动。2011年起，越来越多富士康的普通工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用户生成内容，且常用多媒体，如照片、视频等，在社交网络中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状况、记录工厂中的暴力事件。这种工人自己拍摄的多媒体内容，引发各地工友和全社会关注，这就促成了新的社会网络，它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生成内容，而是工人生成内 容，因为制造信息的主体不再是被资本定义的消费者，而是有了集体劳工意识的工人。

　　在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中，草根文化在这里碰撞，与来自不同职业、地区、性别和种族的工人的生成内容一起磨合成新的社会公共性基础。网络于是成为不同意见自下而上汇聚起来的通道，在此基础上生成数字网络行动，即不仅有意见和讨论，还有网上和网下的集体行动，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瑞士绿色和平组织创制出非常具有冲击力的系列宣传画

　　觉醒，才能改变

　　iSlave，这种新时代的奴隶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隐蔽性。在几乎人人都能用上iPhone手机，在草根与精英都能在微博上共同狂欢的时代，很少有人质疑现实的合理性。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阶级差别的平等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当手机、电脑这些曾经昂贵的“身份符号”不再专属某个阶级的时候，当员工和老板都用得上同样的手机、看同样的新闻、挎同样牌子的包，这种相似并不表示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有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给予了各种人同样的需要和满足。

　　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隶状态的觉悟，但是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生活安逸舒适的世界，人们还为什么要花心思动脑筋思考呢？当技术为人们带来满足的时候，当免于匮乏的自由成为自由的全部内容时，一切质疑技术的声音都会遭到反驳，一切超越现实的替代选择都会被认为是“乌托邦”。但是，奴役状态不是由奴隶生活得是否幸福决定的，一个奴隶也可以有选择主人的自由，也可以生活得很幸福。

　　有奴隶制就有废奴运动，新科技也为我们捍卫自己的人性和尊严提供了可能。i奴也好，21世纪奴隶制也罢，听起来可能有些令人不舒服，但其主旨不过如此。有觉醒，才有反抗的可能。

　　当年的废奴运动从17世纪延续到21世纪，用了200多年，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彻底告别21世纪奴隶制的那一天。但无论如何，只有尽早开始如此想象，才能更早对它进行摸索改进并付诸实践。当“低头”不再是社交的常态，当人们能从使人上瘾的数字劳动中觉醒，当科技能成为人类解放的手段而不是奴役我们生命时光的工具，人类社会才能进入一个更公正的、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时代。(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