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筹试点收取3%服务费，大病众筹平台路在何方？

　　

　　作者：薛飞

　　编辑：黎宇琳

　　前一段时间，水滴筹试点收取服务费的消息引起关注。

　　从2022年1月开始。水滴筹在个别城市试点对单个筹款项目收取3%的服务费。加上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0.6%的渠道手续费，于筹款用户而言，共须付出3.6%的费用。

　　有评论质疑：爱心捐款还要交“手续费”？

　　这让人联想起之前关于公益慈善“零成本”、“零管理费”新闻引发的风波。当然，轻松筹、水滴筹背后都是商业注册性质的公司，和公益慈善机构不能一概而论。

　　非营利学界一贯认为，大病众筹业务属于个人求助，筹款是指向特定的个人，公益慈善的收益群体则是不特定的个人，所以大病众筹平台在学界往往不被公益慈善项目；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社会公众的朴素认知里，大病众筹就是公益慈善。

　　其实，无论是公益慈善，还是个人求助，大病众筹平台是否收费不重要，能否可持续发展帮助那些需要这类平台救命的人最重要。

　　我们不妨先回望一下大病众筹的发展史。

　　1、大病众筹简史

　　互联网和大病筹款的交集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在1997年，如今的微博用户@花总就曾与其他网友一起通过BBS捐助了福建龙岩一位被查出肿瘤的贫困女孩，那时银行转账还没开通。

　　2011年，为了对抗大病，张马丁先生创立了旨在解决癌症医疗费的民间互助组织抗癌公社：加入需要观察审核；组织成员一人患病，会得到其他成员每个人的援助，援助款直达患者本人。

　　2012年，新浪公益频道成立，此时的大病互联网求助筹款，常见的形式主要有四类：通过腾讯公益上筹款项目，通过新浪公益上筹款项目，通过施乐会平台上筹款项目（不是乐施会），在互联网平台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并附上私人银行卡号筹款。彼时互联网没那么发达，移动支付没那么便捷，公益慈善事业的规模也远不如现在，但具备积极意义的大病筹款案例和如今相比可能只多不少，印象中比较典型的如“白雪可乐”、“基督徒马克”。

　　2013年至2015年，开始有更多的志愿者帮大病求助者对接公益慈善公募机构，并上到互联网平台筹款。以腾讯乐捐为例：个人发布筹款项目－公募基金会认领－核实情况－签订协议－发布到公众平台开始筹款－通过社交关系网络、媒体报道（如有）、平台推送（如有）传播筹款－钱由基金会监管发放并负责开具捐款票据和公布后续的项目进展，管理费按照基金会的不同，从0到5%都有。

　　其时因缺乏媒体渠道以及互联网平台推送资源，项目上线后，大多求助者仅能得到来自自己及亲友社交关系网络的捐款。

　　2012年前后，众筹平台兴起，海外比较知名的众筹平台如Kickstarter，国内以此为方向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也层出不穷，众筹项目也五花八门。

　　2014年，轻松筹创立，当时的轻松筹和其他创业中的众筹平台没太大区别，直至2015年名为“拯救创业攻城狮！”的项目发布，自此大病众筹模式出现。

　　一开始，用户在轻松筹大病众筹，平台会收取2%的手续费，这其中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手续费用及平台运营费用。筹款流程：个人发布筹款项目－提交材料－轻松筹审核项目上线－通过社交关系网络传播筹款－钱进轻松筹－拨付。

　　2016年，沈鹏离开了拥有地推铁军的美团，开始创业，其公司最初筹备的是水滴互助，随后水滴筹上线。“首创0服务费模式”、“不盈利”（非营利）、“筹多少取多少”的相关宣传也慢慢铺开。

　　可以说，是水滴筹的出现，让商业大病众筹平台从“收费”转向了“不收费”。

　　随后，轻松筹也宣布对个人大病求助实行0手续费，但第三方支付平台渠道手续费由用户承担，额度为筹款额度的千分之六。

　　水滴筹连这千分之六都不收，由平台垫付。

　　事实上，不止水滴筹和轻松筹，在2016年到2018年间，爱心筹、帮帮爱心筹、细雨筹、悟空筹等多家大病众筹平台先后出现。但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陆续有部分大病众筹平台停止运营，甚至还出现过筹款平台卷款跑路的事情。

　　大病众筹平台，曾有一段非常激烈的生存竞争。

　　2019年6月，水滴筹线下服务团队“志愿者”改名为“筹款顾问”。

　　2019年末，地推扫楼丑闻被曝光，有媒体曝光仅水滴筹的地推人员就高达1.6万人，工作实行末位淘汰制，要求每人每月最低35单。

　　2020年1月起，水滴筹不再承担千分之六的渠道手续费。

　　2022年1月，水滴筹开始对单个筹款项目收取3%的服务费，在“个别城市试点”，上限不超过5000元。

　　2、总要有人负担成本

　　大病众筹平台收费并不难理解，运营大病众筹平台需要成本。抛开第三方支付平台千分之六的渠道手续费不谈，有报道显示在2017年之前，大病众筹项目的平均审核成本是200元，之后降至60元。

　　若涉及营销，这笔费用更高，以水滴筹公司为例：2019年，水滴的销售及市场推广费用为10.57亿元；2020年这个数字是21.31亿元；而到了2021年第三季度，销售和营销费用同比增长24.3%，单季度的费用就达到7.81亿元。这还没谈企业账户资金流动可能涉及的税费——这些成本由谁来承担？

　　海外非营利机构、知名众筹平台GoFoundMe的经验：在2017年之前机构对所有募资总额抽取5%的“平台费”，在2017年之后机构收入由用户打赏、每笔2.9%的支付处理费用和来自机构的募资活动抽成组成。国内相关公益慈善机构的经验也可以参考：翻翻腾讯公益、新浪公益上的大病筹款项目，相关机构往往会从筹款中收取不超过10%的费用，大多大病筹款项目收费都在2%-5%，少数机构会免除这部分费用。

　　关于运营成本，就国内大病众筹平台而言：轻松筹开创大病众筹模式后，相关机构可以依托手续费维持运营；在水滴筹出现后，头部机构拿到风险投资，开始以烧钱的方式探索更大胆互联网保险业务等盈利模式——未来呢？或者说如今国内的大病众筹平台及背后的机构还有没有未来？

　　爱心捐款还要收“手续费”，听上去不太近人情，但平台若真运营不下去了，对谁有利，是谁的损失？

　　有数据显示，大病众筹平台上默认设定30天期满提款项目中，仅有7％成功筹集目标金额。成功率如此之低，但数以百万计的人患病家庭还是愿意到轻松筹、水滴筹等平台上发起救助。

　　2013年，因病致贫返贫达到1256万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数的42.4%，2015年占比提高到44.1%，涉及近2000万人。2016年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553万户，涉及734万人。2018年底，中国还有1660万贫困农村人口。

　　2019年，经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葛均泊团队测算，我国每年大病患者约占总人口的0.3%，年人均医疗费用为9.8万元。而年医疗费用20万元以上的极重病人初步测算为十万分之三。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自付比例越高，乡村百姓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经过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灰色支出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从以上数据来看，再想想总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论述、国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及优质医疗资源分布，大病筹款无疑有着很大的需求，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需求都是大量存在的。

　　收费有助于维持大病众筹平台的可持续运营，那为什么国内的大病众筹平台会出现0服务费，甚至还出现补贴用户千分之六渠道手续费的情况？

　　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的商业模式总结下来就一句话：获得流量，把流量变现——大病众筹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流量入口，在一次演讲中沈鹏曾讲过，水滴筹每个捐款用户的平均获客成本只有3毛钱。

　　也就是说，即便水滴筹垫付了所有的手续费，从“获客”的角度而言依然是便宜的。

　　但我们都知道，大病众筹平台不同于其他互联网业务，一定程度上事关很多人的生死，并不能单纯视为一个“获客”的工具。

　　3、大病众筹天然有公益属性

　　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筹款的大病求助者，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的出现给了他们一次求生自救的机会，让他们相对更高效地通过各自关系网络筹集治疗费用，同时规避私人账户筹款进度、上限不可见、不可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大病众筹平台是有公益属性的工具。

　　许多专家都认为，非营利机构，也许是更适合大病众筹平台及背后机构的发展方向。

　　但是，为什么大病求助者不去找公益慈善机构？

　　依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研究，这些机构多集中于广东省、北京市、江苏、上海、浙江等地。且不说这些公益机构多集中在省会城市，大病求助者有多少知道这些机构的存在？又有多少能顺利找到他们开展求助？通过公益慈善机构求助所产生的成本大病求助者是否承担的起，又是否真能得到有效救助？

　　曾有人问就大病救助领域、大病众筹平台出现的这些问题，公益慈善行业有哪些思考——此时此刻此事，就大病求助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公益慈善行业思考能起到多大作用？公益慈善行业和政府部门、资本相比，对于社会、民生、公序良俗的作用及影响力有多大？

　　至于公益慈善行业自身：自吴花燕事件曝光后，相关机构或项目，真的足够遵守相关伦理规范、法律法规，确实在真心有效帮扶服务对象么？相关机构真的足够多、足够下沉，可以有效支持到急需支持的大病求助者了么？行业自身真的成长到可以发挥足够作用广泛覆盖、有力协调社会资源去帮扶救助弱势群体中的大病求助者了么？

　　受限于体量规模、影响力、专业程度、政策环境、行业发展程度，如今的公益慈善行业很难承担得起到水滴筹、轻松筹的作用。

　　2019年地推扫楼丑闻曝光后，水滴筹创始人兼CEO沈鹏在微博上发布公开信《水滴筹欢迎大众的监督，希望重新赢得信任》，并表示“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先不谈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真把大病众筹平台交给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接得住么？

　　无论是经营能力，还是风险承担能力，公益组织都接不住这样的“雷”。

　　公益组织接不住，商业公司又往往急功近利，大病众筹平台路在何方？

　　4、应探索“公司支持、社会参与、政府监督”的新模式

　　大病众筹平台今日之境况，一是因为国家经济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医保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二是因为国内公益慈善力量有待进一步发展，正在与死神抢时间的大病求助者等不起；三是因为大病众筹平台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发挥社交关系网络的作用放大普罗大众的信任与善良。

　　倘若能及早约束规范引导资本、互联网公司在大病救助相关事项上的行为，更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资本、互联网公司与政府部门及社会力量的合作，探索“公司支持、社会参与、政府监督”的新模式，也许弱势群体的大病求助会是另一番场景。

　　事实上，轻松筹等大病众筹平台已经在探索这样的新模式，如“存心善堂”、怀化志愿者协会“轻松筹微爱互助站”就是很好案例。

　　存心善堂是潮汕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之一，在民间信仰的驱动下，其使命感、组织的稳定性和公众参与的志愿性都很强，是一个扎根当地的慈善组织。早在2016年，存心善堂和轻松筹合作发起“存心筹”，并在官网开设“在线求助”专栏。这改变了以往面对面求助或由义工主动寻找弱势群体的工作模式，求助者被迫“主动”地、无尊严地在陌生的互联网世界展示各种细节以获取更多帮助。存心善堂的捐赠总收入在2016~2017年间，从2600余万元攀升至4700余万元。其中最大增幅来自存心筹。

　　在存心善堂的模式里，慈善机构是开展大病众筹业务的主体，轻松筹平台提供了互联网技术支持，两者相得益彰。

　　怀化志愿者协会“轻松筹微爱互助站”也与存心善堂的模式的模式相似，但其模式中加入了另一个核心的相关方——医院。

　　2018年7月，全国首家轻松筹微爱互助站在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成立。轻松筹阳光链提供平台及技术，为大病贫困患者提供公益服务支持。同时，怀化志愿者协会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轻松筹微爱互助在大病救助项目中，增加了志愿者走访核实、组织认证环节，将贫困患者资金使用情况定期反馈给捐赠人。

　　截至2021年1月，轻松筹微爱互助站已与怀化市20余家医院合作建立了大病救助站，累计帮助5328名大病患者筹集善款1.079亿元。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平台的规模效应，与民间公益机构对理念的坚守，以及体制内部门的协调、监督并不冲突。尽管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具体的模式需要多方探索，但至少在理论上，“1+1+1＞3”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结语：

　　大病众筹平台曾经是收费的，后来免费，如今又要收费——若方式方法额度合理合法合规，大病众筹平台是否收费，就不是个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大病众筹平台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直接关系到弱势群体中大病求助者的生死以及其家庭的完整和幸福，甚至还影响到社会基层的稳定。

　　求助者使用大病众筹平台所依赖的，也是众多公益慈善机构需要依靠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善良与信任。各种丑闻的曝光，大病众筹的负面印象流转积累于社会中，对社会信任是一个巨大的透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极力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参考资料

　　楼爷丨关于“网络互助平台项目”的一些思考

　　农民、工人和中产，那些被疾病掏空的家庭

　　中国大病救助需求与资源对接的信息“突围战”正式打响

　　社会引领 | 基金会已成为我国大病救助的重要力量

　　社创智库轻松筹、水滴筹、爱心筹——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求助微谈

　　那些挣扎在“贫困-疾病”泥沼中的贫困户们｜马各庄田野

　　热点观察｜叶千山：大病救助的社会乱象与政策推进

　　水滴启示录：社会价值嵌入商业创新充满挑战，但这值得冒险

　　大病筹款平台信任危机：“恶性”商业竞争与无力自救的患者

　　水滴筹试点收取3%服务费，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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