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县当年的小洋人，大家还记得吧？

　　小洋人

　　文/朱祥

　　头戴棕色毛线帽，上身穿前胸和后尾都开叉的上衣，下身穿自己用开水加热的搪瓷缸子烫得笔挺的裤子，脚穿补了几个补丁的棉鞋，手里拿着四根长长的竹制毛衣针子，不停地织着搭在肩上的毛线裤。

　　这就是儿时的我对他的最初印象，一个洋里洋气，显得十分另类的中年人。

　　小城是落后的，落后的还有人的思想。在这个街道宽不足五米、两旁保留着传统店铺模式、路面由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他是难得的一道让人走过去都止不住要回头再看一眼的风景。

　　“小洋人，小洋人……”每天，当一群群孩子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跟在他的身后这么喊他的时候，他大都不声不响地低头不理，只顾打着他的毛衣，偶尔被孩子们喊急了，也会说一声：“去一边去，谁家的孩子，这么讨人厌！”说着自己也笑了，又只顾打他的毛衣，再也不理孩子们了。

　　在小城里，夏天，能穿上塑料凉鞋的人太少了，偶尔来一个，会坐在他的煤炉旁，脱下凉鞋，让他用在煤炉堂里烧红的烙铁焊接断了的鞋袢；冬天，能穿上袜子的人也太少了，穿袜子的人也同样会坐下来让他用针补上脚后跟和脚趾处的破洞。价钱自然很低，也不可能高，二分、三分、五分、一毛都行，任由你“赏”。

　　小洋人的印象渐渐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清晰了。小洋人其实是有名字的，叫张华。听人说，小洋人不简单呢，能歌善舞，原本就是上海一家歌舞团的青年演员。在一次中朝文艺友好交流的日子里，朝鲜一家歌舞团到上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演出，在这次合作中，年轻且英俊的小洋人与这家歌舞团的一名女演员相爱了，而且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虽然“中朝友谊万古长青”，但是女演员要想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小洋人要想到朝鲜去，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为爱冲昏头脑的这对年轻人便使了个“暗渡陈仓”之计：小洋人藏入了女演员的大手提箱内，外面上了把大锁，由女演员带着来到边境线上。可是，在出关时被边检查了出来，小洋人当即被定为叛国罪，后又被遣送到我们这个在当时算作最偏僻的小城服刑。服刑期满了，无家可归的小洋人，就留在了小城，住在本就拥挤不堪的小街屋檐下，靠着帮人家补补袜子、打打毛衣为生。

　　改革开放后，坐落在小城东关外的师范学校恢复了招生，在音乐教师极缺的情况下，学校把他聘请去做了一名代课教师。他那优美的歌声、流线的形体、纤细的指头、娴熟的钢琴演奏技法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再次见到小洋人时，是在我初中就读的学校里。他到我们学校去办事，被师生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场面不亚于现在的“追星”。他坐在办公室里，弹奏着学校唯有的一架风琴，他那纤细的五指天生就是为钢琴而生的，优美的琴声吸引着里里外外的每一个人。他也看了看在场学生的手，分别评价了每个学生手指的特点：哪些学生适合弹琴，哪些学生不适合弹琴。他那俊美的体态，清秀的气质，多年后还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小洋人死了，死在一个寒冷的夜里，据说还是第二天学生找他上课敲门时发现的，毕竟他一直孤身一人，至死都是，不知他是否还在守着那名朝鲜恋人，抑或有别的什么原因。他死得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只是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给同事，给领导，给学生，给那个可能早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朝鲜恋人，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好在他的葬礼不孤单，有好多懂事的学生忙里忙外地为他料理。

　　死时的小洋人，刚好过完他第五十个生日。（201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