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捆送进急诊室的病人,做这个决定太难了!
这个决定我们说起来很容易,但真的要做出时却又万般为难了。
就像我们看着别人呻吟嚎叫总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真要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却又要撕心裂肺了。
因为除了理解和同情之外,我们并不能真正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或许要比这对兄妹更加的犹豫、纠结、心痛了。
而,我可以预言的却是,这一天我们早晚会要去面对,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文|多巴胺
图|《急诊室的故事》
“你们怎么决定?”急诊抢救室门外我盯着这对兄妹,态度严肃,言语利索,甚至有些强迫而急切地想从家属口中得到答案。
无论这个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也无论这个答案对病人有利还是无利。
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答案:救还是不救?
病人的女儿红着眼睛一直在哭,病人的儿子一脸茫然犹豫不决。
而身穿着白大褂的我,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急不安。
因为我知道抢救室内的病人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家属们来考虑了,他已经危在旦夕。
等不了家属的回答,我转身离开,离开之前我丢下一句话:“如果你们没有明确的意见,我就默认要按照最积极的方案来,我不管你有没有钱,也不管病人痛苦不痛苦,我只要保证病人的生命安全。”
“好,好,你先按照你的方案来吧。”病人的儿子只留给我这么一句话便再也不言语了。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糊涂了。
病人危在旦夕,负责抢救的医生却还在征求家属的意见;家属一时间拿不定决定,医生为什么不能留一定的时间给家属考虑,而非要不近人情的逼迫家属在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定?
说实话,就连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腹诽:为什么一生病不能专心致志看病,却要考虑一些疾病之外的东西?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着这样的疑问,就请继续关注阅读下去吧。
深夜一点钟,病人被家属用轮椅推进了急诊室。
坐在轮椅上的病人被家属用一根绳子捆绑着,又用着一个毛绒毯子包裹着。
第一眼看见时,我甚至被吓了一跳,如果不是分诊护士告诉我被包裹着的是一位病人的话,我甚至还以为他们推着的是一件什么物品呢。
“怎么回事?”我赶紧回道。
只见患者儿子一边解开绳子一边回答道:“突然发烧了,在家里量体温快40度了。”
原来是一位发热的老年病人,可既然如此高热,又为何用毛绒毯子全身覆盖着呢?
“快把毯子拿开,高热40度,还不赶紧散热....”我扯掉了这条毯子。
毯子被掀开后,我看见了病人,正在气喘吁吁的病人更加让我大吃一惊。
不仅是因为病人已经意识模糊,更是因为病人异常消瘦,而且从病人的头皮上散发着一股股异味。
“这人看着快不行了,赶紧抬进抢救室里!”来不及分说,便将病人送进急诊抢救室里,从经验上来看,此刻的病人分明已经呈现为濒死状态。
“以前有什么病吗?”在搬运病人的时候我抓紧时间询问病情。
病人的儿子说:“肺癌,但我们一直在吃靶向药。”
听见肺癌两个字后,我心中便大致明白了一些。
原来这是一位肺癌晚期且发热的病人,病人正在经历着绝大多数肺癌病人临终前的状态。
“指脉氧多少?心率多少?呼吸多少?血压多少?”
连上心电监护后,我迫不及待再次为病人监测了生命体征。
心电监护立刻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报警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仅能维持在60%左右的经皮指脉氧,这不仅意味着病人严重呼吸衰竭,更意味着病人完全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病人为何会这样?
事实上,多数肺癌晚期病人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状况,也是导致多数肺癌病人去世的直接原因之一。那就是,病人会因为肺癌肺内转移、肺部感染、大量难以咳出的痰液、越来越多的胸腔积液等原因而影响呼吸功能。
这个时候,我所关心的,也是第一时间需要解决的并不是体温,而是呼吸。
“这个情况要插管,不然风险太大了。”我一边为病人扣上了呼吸面罩,一边让同事准备着气管插管所需物品,一边对家属解释了现在的情况。
病人危在旦夕,插管事在必行。
但是,家属却犹豫了,儿子说:“有这么严重了?”
“是的,不插就会死亡。”急迫的形势让我顾及不了家属的心理能不能接受死亡两个字的冲击,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病人的问题,也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家属知道病人真实的病情。
然而,病人的儿子却迟疑了。
“医生,你先等一会,我要和我妹妹商量一下。”
“我等不了你多久,耽搁了的话,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这话虽然直白,却也是在病人危在旦夕之时最有效的语言了。
“没事,没事,我知道了。”这位不到五十岁的儿子拿起了电话走了出去。
使用了一会面罩之后,搭班护士又为病人吸痰。
从病人口腔之内吸出了源源不断的黄脓痰,一块接着一块,甚至要将吸引器堵塞了。
即使吸出了大量的痰液,又用了高流量的呼吸面罩,我手下这位瘦骨嶙峋的肺癌晚期病人依旧只能维持在80%左右的指脉氧指数,而动脉血压分析中更是有着许许多多的危及值。
五分钟过去了,病人的儿子还在打电话。
我必须要知道他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打开抢救室大门,只见他还在打着电话。
一位佝偻着腰,两鬓斑白的老太太却拉住了我:“怎么样,怎么样.....”
说着颤抖的话,不由自主蹦着双脚,老太太甚至开始带着哭腔了:“你救救他,救救他。”
不用说,这位老太太一定是病人的老伴了。
“正在救,正在救,老人家你先坐一会,有消息我们告诉你。”招呼护工师傅将老人扶在了急诊抢救室门口的长凳上,我向病人的儿子大声喊道:“怎么说?”
几米之外的他却只是朝着我摇了摇手,并没有回答,而是继续打着给妹妹的电话。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病人病情危机,还不及时抢救,为什么非要听家属的意见?”
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毕竟在疾病面前,医生才是最具发言权的,家属的话仅能作为参考。
但是,有些实现的情况却也是不得不考虑在内的,尤其是面临着一些经济和人伦的问题时。
我曾经不止一次遇见过下面这样的情况,病人危重,没有家属或者暂时联系不上家属,积极抢救后,家属甚至有些病人不仅不会感谢,甚至会埋怨:“谁让你们抢救的,我求着你们抢救了嘛,你们抢救不收费嘛?”
我也曾遇见过这样的情况:“明明知道要人财两空,你们还要抢救,还要让病人受罪,你们就是为了赚钱,就是没有医德。我们不懂,你们医生还不懂吗?你让病人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能保证治好吗?”
这些都是血与泪的经验,都是由一条条生命总结出来的现实状况。
这样的肺癌晚期病人往往都会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积极抢救的话,或许可以保一时的心跳呼吸,终究要面临死亡;如果不积极抢救的话,病人却要在眼前一点点的被病魔吞噬掉生命,这又违背救死扶伤的初心。
没有医务人员不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从死神手中逃脱,没有人在面对这样的矛盾现状时能够让病人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尊严。
但是,纵有一腔热血,在现实面前却也不得不让人多一分冰冷。
甚至有难以作决定的家属会这样问:“医生,如果是你的家人,你会怎么办?”
我通常不会直接回答,不是因为我不高兴,更不是因为我无法回答。
相反我有我的答案,但我也绝不会告诉提问者:“治或不治,救或不救,插管或者不插管。”
因为每一个病人的病情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每一个人对现实打击的接受能力也不是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我首要负责的便是自己病人的生命和尊严,其次才应该是他人的顾及或想法。
又过去了五分钟,病人的女儿也赶到了医院。
兄妹两人还在商量着病人下一步的抢救治疗方案,他们的母亲依旧坐在抢救室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着消息。
面罩帮助呼吸下的病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虽然病人被送进医院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却在家中和来医院的途中耽误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确诊肺癌47个月之后,他就要离开了。
病人的女儿哭红了眼睛,言语之间透露着丝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状况:“我们不是好好的吗,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吗,现在就这么严重了?”
病人的儿子没有你说话,病人的老伴站在女儿身后焦急的听着我们的谈话。
“确诊肺癌已经47个月,明确全身转移也已经超过16个月,能撑到现在已经算很好了。就算一直在治疗,也只不过是在减少痛苦和延缓生命,总会有这么一天的。”
病人的儿子试探着问:“能不插吗?”
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便问答了,现在却又要再次强调:“不插也可以,就是人会死;插也可以,就是给病人一个机会,尽量拖一段时间。”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病人,家属们都会做出下面三种选择的一种:一是不考虑经济压力,不顾及患者有没有尊严,全力抢救,一切按照流程来,自己能够接受人财两空的结果。二是放弃一切积极有创抢救措施,要么立刻带回家,要么最终在抢救室里闭上眼睛。三是接受在急诊抢救室范围内的抢救所措,却拒绝进一步住院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的治疗,拖上几天后,要么回家,要么等待殡仪馆来人。
如果再不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的话,病人便真的要在呼吸窘迫之中越发严重了。
我没有时间可以留给家属们考虑了:“要么插,要么不插,你们要是没有明确不插的意见,我就要按照最积极的方案来了,我能考虑的就是病人暂时的生命安全,你们的想法我就顾及不到了。”
此刻距离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已经过去了近20分钟,每一分钟都是生死考验。
病人的儿子对自己的妈妈说:“不要让他受罪了,就这样昏迷了,不知不觉走了更好。”
哭红了眼睛的妹妹除了点头之外,再也没有说一个字出来。
反倒是焦急不安的老太太给了最后的决定:“听我儿子安排吧。”
兄妹两人最终做出了选择:尽量吸痰,然后回家。
在被送进急诊室一个小时后,这位被捆在轮椅上覆盖了毛绒毯子的病人又被送回了家。
儿子找来了车,女儿搀扶着妈妈,走在这人世间的土地上。
对于身为急诊医生见惯生死的我来说,这一幕只不过是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寻常一幕罢了。
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那个决定却是太难、太痛了。
生活中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这种痛的选择,人的一生中也没有谁能够逃避开这样的事实。
或许,我们应该早一点去正视生死,更应该去思考一下生命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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