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与《四十九日·祭》有什么不同？

　　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名字起得十分古怪，一点也不商业，但的确饱含寓意。四十九日指的是南京沦陷后日军屠城六周，再加上故事发生前的一个星期，正好是四十九日，而七七四十九天在中国传统中，也是人去世后灵魂得以超度的节点;祭，祭奠亡者。其实《四十九日·祭》就是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版，大家都知道，之前张艺谋曾将这个故事搬上过大银幕。和张艺谋电影版不同的是，《四》拥有更长的篇幅，也拍得更加细致。如果说张艺谋表现的是一群人，那么《四》演绎的则是一座城池。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史上一段耻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战争期间的疯狂兽性，因此这起事件自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批判色彩和反思精神，这也是这个题材即便被重复多次，依然会不断地被写成小说、拍成影视、做成纪录片的原因。

　　不过值得注意是，虽然很多文艺工作者对“大屠杀”都有话要说，但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点和表现能力不一，侧重点也不一样。早期的同题材影视，更多是为了体现“战争残酷”和“日军凶残”，从而让大家不能忘却历史，谨记国难，警示后人，奋勇前进;到了陆川的《南京！南京！》，则试图融入一些日本人的视角，通过他们的观察以及自裁来体现战争对人的精神改造，也就是说“罪魁祸首”不是人而是事，影影绰绰提醒大家要“反战”而不是“反日本人”（事实证明这样的观点并不为大多普通中国观众所接受）;到了严歌苓手里，则着重于“奉献”。士兵为百姓奉献，父亲为女儿奉献，妓女为女学生奉献，等等，她想告诉世人，在这起事件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人类的恶，同样也要看到人类的爱，奉献就是爱，而爱不分高低贵贱。

　　在保留“奉献”的内核下，张艺谋侧重于“十三钗”的思想转变，这群伟大的女人有着不堪的过往，或者说有着“不干净的身体”（我本人并不认同），却在最危急的时刻，展现出了世界上最纯洁的心灵。《四》当然也表现这些，但并不限于，一座城池的沦陷过程是导演张黎想要用镜头记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孟书娟拿着黑白相机行进在枪林弹雨和死人堆里不断按下快门的场景。与此同时，《四》几乎将故事中的重要人物都放大了。玉墨与孟樊明的感情交易、军官戴涛的革命爱情、浦生的成长、法比的蜕变……战争让人脱胎换骨，虽然代价太过惨痛。

　　整个故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主人公从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约翰·米勒换成了张嘉译扮演的法比。从美国酒鬼变成了中国混子，两个人物身上虽然有着极为相似的联系，比如都是伪神父，都没有信仰，都爱财爱酒如命，都油腔滑调、狡黠自私、胆小怕事，但因为国籍身份的不同，两人最终的走向也并不相同。单说后者。法比是个被神父收养的孤儿，他的人生观跟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有点类似。接着战争来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了，因为他是中国人，无法逃避，只能主动求变去争取生存空间，并被激发出了天性里的善良和正义感，从而逐渐变成了一名有勇有谋的英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可能没有这场战争，法比依旧是个整天走街串巷、饮酒作乐、四处借高利贷的中国小市民，但历史没有可能，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在那场战争中，最底层中国百姓的觉醒。

　　剧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赵玉墨，秦淮烟花之地藏玉楼的头牌，同样是“觉醒”和“奉献”的代表人物。她的故事一目了然，无需赘述，我比较关心的是宋佳的表现。众所周知，张黎的电视剧一定是宋佳演女一号，但我个人认为这得看角色，比如这次宋佳就明显有些疲态。玉墨作为一名青楼女子，风尘味不足，年纪也偏大，悲情有余，韵味不足，比较单面。玉墨正是因为她处于“卑贱”的身份却做出“高尚”的事情而产生的人物内部戏剧张力，而宋佳版的玉墨更像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故事的深刻性瞬间就丧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