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映射出的重要文化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陈旭光

　　不是刘慈欣和郭帆创造了《流浪地球》，而是当下中国观众、中国情怀、中国梦想创造了《流浪地球》。

　　2019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成为现象级电影，颇有“孤片盖全唐”之势，并再次打破中国电影口碑票房不一致的魔咒，收获票房/口碑的双赢。

　　毫无疑问，该电影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生产的格局，引发了“中国硬科幻电影元年”的说法，在中国电影类型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在作为新民俗的春节档，掀起了一个全民观看、热议的浪潮。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比其他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电影，人民深层倾向的反映”——而这基于两个最基本的理由——第一，电影不是个人的产品；第二，电影必须适应大量的观众的愿望。

　　因此，与前年《战狼2》相似、也与在此之前以刘慈欣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艺的崛起一样，《流浪地球》实际上有着更为微妙的文化症候和更为复杂的文化“多元决定”性。《流浪地球》出版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又在中国经济崛起的2019年被拍成电影，这十一年为中国科幻文学兴起和科幻电影起步提供了时代背景。

　　科幻电影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某种“他者”。如果说这种文化缺失源于中国电影的“想象力”缺失，那么今天科幻大片终于不期而至则亦非侥幸偶然。这是时代、文化、科学精神、中国梦、青年文化等多元因素综合而成的，是文明转型、科幻想象力、电影工业体系及其技术水平、能力、综合实力、国力合力形成的一个结果。《流浪地球》强有力地证明了电影及相关热议成为了绕不过去的文化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流浪地球》也成为当下国人无意识梦幻的表达。因为，幻想片是对我们潜意识的表达，并且正是这类影片特别易于表现我们所压抑或压制的东西，也即我们的无意识领域和梦的世界。与此同时，幻想片亦如其他类型片一样，转喻性地承担着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神话表述者的功能。

　　《流浪地球》受到的追捧，表征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观众在性格、思维、科学理性精神等方面的新变。年轻人的思维、想象已经走出了以往的思维模式，走出了奠定国人文化性格的先师孔夫子式的坚执于现世、世俗、感性、经验的一面。青年人有了更多超验性的情怀，有了更大的想象力空间。换一句话说，时至今日，“忧天”的“杞人”，“逐日”的“夸父”，向往“彼岸世界”“超验世界”的人多起来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不再是“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式的经验主义人生态度。这些新人，无疑是《流浪地球》以及未来科幻电影的主力受众。

　　不用说，一部《流浪地球》汇聚了具有表征时代热点的话题，是中国梦的隐喻性、转喻性表达。特别是电影体现的那种把地球推离太阳系、带着地球流浪、堪比“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民族精神，以及某种隐约可见的家庭伦理叙事构架，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暗合了全球化时代和谐共处互惠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智慧，西方媒体在评论时最看重的也是这创意的“非好莱坞化”，他们感觉到了中国进军科幻电影领域的决心，而支撑这一行为的是中国在全球其他领域竞争中收获的累累硕果。

　　德国有谚语，“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对于《流浪地球》同样适用——不是刘慈欣和郭帆创造了《流浪地球》，而是当下中国观众、中国情怀、中国梦想创造了《流浪地球》。

　　当然，《流浪地球》并非完美无缺，依然存在细节不完善、人物性格略单薄等问题，但这并没不影响其获得现象级的成功，这与观众对中国第一部硬科幻大片的新鲜、好奇、宽容，以及被电影中的中国元素所激发的民族热情、中国梦、民族主义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另外，这部电影除了基本结构、创意理念十分“中国化”外，在情节模式、人物关系、灾难场景搭建等方面，实际上还是非常“好莱坞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被好莱坞科幻大片、灾难大片培养的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的观众，创造了《流浪地球》的火爆。（陈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