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基因编辑婴儿只是个伦理意外 ｜ 焦点分析

　　时至今日，中国以外的首例CRISPR人体试验尚未开始。 目前为止，基因编辑的技术水平无法保证编辑的成功率，甚至很可能在修改自己的目标基因时，不小心“误伤”（击中）了其他基因，若该基因极其重要，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一天之内，南科大副教授贺建奎遭遇了这辈子，也可能是中国生物科技界最跌宕起伏的一天。风暴从他宣布全球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诞生开始。11月26日，该新闻事件在几个小时内发酵：实验者贺建奎在一批人的簇拥下走上神坛，冠之以“基因编辑之父”；又被另一批一榔头砸向地狱，“他应该去坐牢。”一位基因编辑行业的科研人员向36氪表示。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体试验：在人体上进行胚胎编辑，而且该胚胎本身并没有疾病。36氪采访到一位三甲医院伦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一项申请是如何得以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的，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愿意集体冒这个风险的。”

　　深圳市卫计委26日晚间回应称，经查，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相关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这一机构未按要求进行备案。

　　目前，中国整个生物医学界已经给此项试验定了基调：作为全球首例人体胚胎编辑试验，人们视其为无法直视的耻辱。更极端一点的想法是，可能将会有一批机构前来中国进行“想做而不被允许做”的人体试验。

　　昔日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的那句话，“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甚至被改编成了“21世纪是生物学的试剂。”

　　在更多的证据被披露前，此文将暂且不谈试验实施的医院是否属于莆田系，贺建奎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让我们聊聊基因编辑可被合法使用的领域，以及目前这项技术的发展阶段。

　　早在2015年，中山大学的黄军教授团队曾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人类胚胎上做编辑 —— 但是，其使用的胚胎为不可能发育为成熟个体的三元核合子，而且实验到第14天，胚胎就被销毁了。

　　CRISPR/Cas9技术目前已经相对成熟，人类的先天性疾病中，诸如地中海贫血、镰状红细胞贫血确实只需要改变寥寥几个基因便可以被彻底治愈。因而，切忌由于这个事件而一棍子打死基因编辑技术。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基因编辑这项技术必须被用来治病救人。或是针对有先天性疾病群体；或有后期患有恶性肿瘤的群体。若以“非治疗”为目的的手段，在健康的胚胎基础上改变基因，“预防”疾病，则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伦理所接受的。

　　历史上有太多科学家“想做”而不敢做。背后的道理很简单，若人的基因被改变，就和X战警中生物体的强化技术一般，被基因编辑的人将“战无不胜”，对各类疾病免疫。这不该是基因编辑技术应该涉足的领域。

　　目前，36氪了解到国内基因编辑的公司主要关注“难治愈疾病”，而非胚胎编辑。以启函生物、美格生物、克睿基因和安诺柏德为代表的基因编辑公司在中国至少有几十家。

　　基因编辑目前可分为两大类：

　　1）若先天缺失某类基因，通过基因编辑为其补足该基因，此为基因治疗；

　　2）将体内细胞取出来，编辑后再放回人体——此项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受基因编辑的一方患有难治愈疾病，基因编辑的目的是消灭疾病；或患有先天性疾病的一方需要基因编辑得以继续生存，那么改变其基因缺陷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镰刀型贫血症患者，该患者的红细胞缺氧时将会变成镰刀形（正常的是圆盘形），进而失去输氧的功能，红血球会因此破裂造成严重贫血，严重情况下引起病人死亡。而基因编辑可通过编辑干细胞，使其恢复正常功能。

　　再举一个在医学界广为传播的案例：5岁的时候，美国女孩Emily被诊断出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情两度复发，生命岌岌可危。医生无计可施之际，建议她参与CAR-T临床试验。科学家们从Emily体内抽血提取出她的白细胞，在体外进行改造后使其成为CAR-T细胞，然后再输回体内，使其有能力识别和攻击癌细胞。刚开始治疗的时候，情况并不尽如人意，Emily因为CAR-T细胞疯狂攻击癌细胞的同时开始了连续的高烧，而且戴上了呼吸机。

　　但奇迹还是出现了，如今Emily已经健康成长到13岁。

　　回到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何会有父母允许自己的孩子参与这样的试验？

　　据外媒报道，贺建奎开展的“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受试患者们，是通过艾滋病感染者互助组织“白桦林”联系的。该组织于2011年5月成立，是目前中国中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父母改变下一代人的需求和科研人员做实验的需求对接上了。

　　受限于艾滋病的科普教育，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正渐渐变得可控。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4月针对2537名美国成年人的一项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支持对未出生婴儿进行基因编辑，认为为了降低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基因编辑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

　　然而，在此次事件中，该父亲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母亲则是健康的。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提到，若母亲在孕期注意防护措施，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诞下的婴儿100%是健康的。甚至，即便母亲是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下，基于现在有效的母婴阻断技术，孩子99%不会被感染艾滋病毒。

　　换句话说，符合此类条件的夫妻诞下的婴儿根本无需进行基因编辑。但现实是，参与此次试验的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婴儿并未编辑成功，这个孩子不但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却承担了一样的风险。

　　生物医学界广泛讨论的核心在于基因编辑的“脱靶”问题。

　　目前为止，基因编辑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保证编辑的成功率，甚至很可能在修改自己的目标基因时，不小心“误伤”（击中）了其他基因，若该基因极其重要，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健康的新生儿甚至可能因为这项实验，被严重伤害乃至死亡。

　　没有人清楚这背后的风险。但“脱靶”的可能性，业内却有统一的共识：概率极高。一名科研人员甚至告诉36氪，“没有击中靶标才是常见概率。‘基因编辑成功’虽然很容易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式证明基因被成功改变了，但遗憾的是，是否脱靶仍然是未解之谜。”

　　实验中的孩子很可能一生都背负着脱靶的风险。甚至，由于实验过程开始于基因编辑受精卵，这个孩子所携带的潜在脱靶风险将遗传给后代。

　　退一万步讲，即便两个孩子都被基因编辑成功，但按照张林琦主任的说法，“由于艾滋病毒的高变性，还有其它的受体可以使用，CCR5基因敲除，也无法完全阻断艾滋病毒感染。”

　　因而，贺建奎的试验结果严谨的说法为：此项公开的人体试验中，通过基因编辑的手段可能降低了艾滋病的发生率，而对艾滋病的真正免疫距离甚远。

　　如此看来，此项试验确实没有任何值得赞美之处，但其对整个基因编辑行业所带来的“副作用”则绵长深远。除了潜在的污名化该项技术的可能，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制度亟需修改，以及需要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机构自建伦理委员会等。

　　据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花费近两年时间来解决联邦机构等部门的要求，其中包括尽可能减小患者风险的种种安全检查，时至今日，中国以外的首例CRISPR人体试验尚未开始。

　　文 yan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