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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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

　　思想的范例

　　韦清琦   李家銮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献引用格式：

　　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02):111-120+150.

　　作者简介：

　　韦清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批评，性别研究;

　　第一作者邮箱:njwqq@yeah.net;

　　李家銮，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生态批评，气候小说。

　　摘    要：

　　本文评述了几位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的批评实践,尤其注重挖掘她们对性别、种族、阶级、族群、宗教、年龄和精神等要素的交叠化观照。研究指出,生态女性主义在揭露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压迫的同时,引入了原属社会学领域的交叠性理论,以印证生态女性主义在更宽泛意义上对压迫系统或统治逻辑的批判。不仅如此,本文将自然、动物等非人类"他者"引入交叠理论考察范围,并据此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交叠性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节点。

　　      1．引言

　　当金伯勒·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于1989年提出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时，她主要立足法学与社会学，研究交叉的社会身份及与之相关的压迫、统治或歧视制度。简单说来，交叠性是这样一种概念框架，它的出现是用于识别和描述身份的不同方面发生“冲突”时的情形。构成总体的身份的部分可以是性别、种族、阶级、族群、性取向、宗教、年龄、精神或身体残疾等等。与之相应的是，权力对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不公正对待，也基于一个多维度的基础，并且这些压迫维度相互关联，构建出一套具有交叠性的压迫系统，诚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凯塞·查韦斯(Cesar Chavez)所言:“在一个残损的人居世界里，所有的问题都是融合的”(Williams,2012:73)。德国学者温克(Gabriele Winker)等人在美国理论基础上更细化出交叠性的三种形态:反范畴(anticategorial)、范畴内(intracategorial)及范畴间(intercategorial)。从这一细分本身就可以看出，交叠性是对范畴本身(如性别、种族等)的模糊甚至解构，三者均强调“所有研究方法背后的隐含假定”，并倡导“一种多层面交叠方法，容纳在表征、身份及结构层面上容纳差异化和不均等”(Winker&Degele,2011:52-53)。即使在学术生活之外，交叠性也是一种有益的入思方式，诚如贝茜·沃森(Beccy Watson)所言，交叠式思考“提醒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好投身于纷繁复杂、常常是一团乱麻的日常生活语境”(Watson,2019:62-69)。几乎每个人都体验着屈从感，而转身在另一个层面就有可能成为让他者屈从的统治者，而交叠性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自省与多维度看待世界的途径。 

　　这一理论虽然迟至1989年才提出，但与之前从六十年代风起云涌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前的自由主义左派运动息息相关，如六、七十年代的反种族女性主义运动中就产生了“修正式女性主义理论”(revisionist feminist theory)，开始注重问题的交叉性。研究环境主义与六十年代左派运动的学者伍德豪斯也认为:旧左派关注单一的阶级问题，而新左派则具有多重性(pluralist)，因而从“与旧左派犀利的阶级关系论调的对比而言，新左派是个混杂性(motley)事件”(Woodhouse,2009:56)。不过伍德豪斯之所以没有给新左派一个明确的褒义词，是因为他认为新左派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厚此薄彼、不平等对待的做法，而且没有联系性地看待诸般社会问题，尤其是忽视了环境恶化与人类内部危机之间的关联。伍德豪斯举例说，美国进步学生运动的最重要期刊《新左派印象》(New Left Notes)在早期极少关注环境问题:“整个60年代，《新左派印象》报道了种族关系、城市贫困、越战;后期开始涉及黑人权利、反文化、美帝国主义及激进女性主义，但直至1970年4月首个‘地球日’，都对环境问题或正在崛起的环境运动置若罔闻”(Woodhouse,2009:60)。 

　　因此，交叠性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虽然离不开自由主义左派走向多重关怀的总体语境，但其做出的重大突破是找到了包括自然环境恶化在内的人类所有危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分而治之。孤岛式的思维方式也注定无法成功。交叠性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提醒政策与法规的制定者在试图关怀被边缘化的群体时，不能忽视其身份所受压迫的多重性，因为交叠性结构中可见两个极:交叠性的受压迫者，和交叠性的压迫者。例如，一位来自劳工阶层的黑人同性恋女性，其身份中的任一维度都不应被孤立地看待，她所遭受的苦难是资产阶级、白人、异性恋者、男性等掌握话语权力各方共谋的结果。对于女性主义者，则应致力于理解性别、种族、阶级如何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女性的总体命运。而交叠性理论中应用于文学、文化批评时也具有很高的阐释价值。温克认为:“我们将交叠性理解为滋生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如权力关系结构)、符号表征及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体系，这些互动着眼于语境，立足于问题，而且与社会实情密不可分”(Winker&Degele,2011:54)。其中“符号表征”指明了交叠性在文学文本这一特殊的符号系统中的应用价值，例如在进行人物形象分析时，交叠化视角撬动并拓展了批评的社会学维度并呼应了身份政治理论。当一个身处美国主流社会的华裔女子遭遇歧视时，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哪个或哪些在作祟?交叠性理论提示说，从已知的熟悉的理论出发进行推演是不够的，批评家始终应该向未知的因素敞开并进行归纳。因此，交叠性阅读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 

　　“任何研究都必须接受意外，因为任何一种范畴都有可能相关或不相关———不过也要有能力探知相关度与对应程度。结构性范畴的有限数量与身份及表征范畴的无限数量的结合，便将自身重构为演绎性(理论指引)与归纳性(接受意外)的程序性方法。理论指引的处理过程能够使我们辨明无名的(因为他们被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如此，不用讨论)的地位，例如“男性”、“异性恋”、“非残疾”或“白种”。(Winker&Degele,2011:57) 

　　交叠式视角清晰地展示出，文学人物形象不存在扁平个体，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的交叠与集成，这实际上增加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维度、意趣，而且与生活靠贴得更为真实、紧密。 

　　不过，早期的交叠性研究主要以“性别”、“种族”、“阶级”这三个关键词为核心领域，并未涉及到看似在社会活动范围以外的生态问题，但这与其说是一种缺憾，不如说给日后的研究留出了空间，因为交叠性的思维方式本身鼓励了身份范畴在理论上的无限性:“没有什么确定途径来宣称一种真正的交叠性”，因为我们总是“缺乏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测断，具有特定语境性的复杂情况可以得到完整地阐释”。也正因为如此，“交叠性仍然会持续进化，就像所有意义非凡的女性主义思潮那样”(Watson,2019:62-69)。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自一开始就与女性主义与族裔研究密不可分，有助于两者拓开发展口径并相互裨益。正是这种始终处于有待完善的性质使得交叠性理论保持了自省和发展潜力，它作为一种开放式体系，在本质上向更多的因素敞开，而笔者认为，更早兴起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通过把传统社会学范畴之外的动物、环境等生态因素融入了交叠性成分集合中，从而对交叠性理论进行修正和刷新。 

　　在很多学者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最鲜明的口号“自然是个女性主义话题”(Nature is a feminist issue)。不但提示了该理论的“环境”与“女性”的关键词，而且通过其交叠性来揭示交叠接口的增容，从而包容进人类社会内部与自然环境中所有的“他者”1。当然生态女性主义最有力的贡献仍在于，它向人们提示，相互交叠的压迫结构中，人对自然的统治不容忽视，构成了交叠性压迫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因而我们也据此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是交叠性女性主义(intersectional feminism)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典范意义的节点。生态女性主义实际上在从批评实践中告诉我们一个最大的交叠模式便是人与人的问题与人与自然的问题的交叠，正如我们可以能够很容易分别在交叠理论的描述与美国自然写作中找到，且并置这两句高度相似的言说: 

　　“没有人是自由的，直到我们所有人都是自由的”(Watson,2019:63)。 

　　“地球上没有地方是健康的，直到所有地方都是健康的”(Berry,1990:197)。 

　　      2．沃伦与霍克斯:“统治的逻辑”下的黑人女性与自然

　　交叠性有助于理解为何讨论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时，不应强调本质主义的“先天性”，因为身份的交叠性，几乎是一种普适的存在，我们可以列出男性与自然，黑人与自然等不同维度的交叠，只是在很多群体之中，这种交叠被遗忘或忽视了。交叠性理论使用“统治的母体”(matrix of domination)一语来提醒人们，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总是身陷统治之网，而并非是一种点对点的单性结构。这一统治的网络便是“母体”，它“包含了统治的相互扣接的系统，譬如基于性别与社会阶级之上的、相互交错但又彼此区分的压迫类型”(Rogers&Lott,1997:497)。一个人对于性别的体验，根本无法脱离开其阶级、性取向、年龄、种族等其他层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起到了缓和作用，比如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或许在性别歧视上受到较轻的伤害;而有的则正相反，例如男性黑人的特权却可能因贫困和种族歧视而受到贬抑。 

　　因此，身处其中的个体，身份始终都是“统治的母体”的投射;人们不但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两面性，而且大多更容易看到自己的被压迫性(oppression)而看不到自身的压迫性(oppressiveness)。这往往会给某一特定的权利运动带来实践层面的复杂性，而交叠性概念的提出，能够帮助人们离析、评判出因身份的交叠而引起的压迫与被压迫并存的局面，以及如何突破这一困局。换言之，“被压迫群体的斗争不但要打破把他们与特权阶层分离开来的边界，也同时要打破自身内部的特权与非特权所构建的边界”(Rogers&Lott,1997:497)。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作出卓越贡献的凯伦·沃伦(Karen Warren)则重点强调了相互交叠的各种屈从群体之间的普遍联系，并提炼出话语主导阶层利用所谓的意识问题来进行道德评判和推理，沃伦称之为“统治的逻辑”(the logic of domination):(1)人类具备有意识地和深刻地、以自决的方式改变其生活境遇的能力，而植物和石头没有。(2)具备有意识地和深刻地、以自决的方式改变其生活境遇的能力者在道德上高于无此能力者。因此。(3)人在道德上高于植物和石头。(4)对于任何一组X和Y，若X在道德上高于Y，则X统治Y就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5)人类使植物和石头屈从于己就有道德上的合理性(Warren,2000:49)。 

　　沃伦指出，即便不论在环境哲学上意识是否能决定道德的争议，也推导不出统治的合理性，反倒是应该对自然负有更多的责任。沃伦接着对统治的逻辑进行交叠性的分析，因为对于不同类型组合的X对Y统治结构，诸X之间通过联系合作而进行强化，共同统治诸Y，尤其是使得这样的统治，至少在西方，带上了浓厚的父权制色彩:“所有这些联系产生于父权制的概念框架之中，进而使得女性的屈从合法化”(Warren,2000:50)。 

　　沃伦还使用百衲被(quilt)这一隐喻来解释生态女性主义对于交叠身份的整合:“一床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的百衲被，是由不同的‘布块’拼起来的，由处于特定社会的、历史的和物质语境中的缝制人做出来的”。沃伦在这里关注的是统治者体系的相互交织、交叉，使得殖民统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对自然的征服在同一个体系中得到了相互庇护。而作为所有正能量集合的百衲被，不能容许，譬如说，一个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女性主义者，或反生态的民权活动家:“任何明知的、着意的或有意识的自然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的想法———它们都强化或支撑着‘统治的各种主义(isms of domination)’———都不能留在百衲被上”(Warren,2000:67)。 

　　作为对沃伦思想的典型诠释，黑人女作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及女性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贝尔·霍克斯(Bell Hooks，原名Gloria Watkins)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我们从交叠性的视角能够看到生态女性主义在整个妇女、生态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必然性。 

　　贝尔·霍克斯在其旗帜性论文《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里指出，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的西方，她作为一位黑人女性主义妇女，经常被问及，自己的黑人和女性身份哪个更为重要，而这提问本身的预设暗示了在获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解决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的问题是有主次先后之分的，因而是相互角逐甚至对立的。这样一种预设植根于“非此即彼的竞争性思维模式”，因而当一个人成为女性主义者时，就意味着她/他不再是别的身份。于是反种族歧视与反性别歧视则被视为彼此竞争、都想取得首要地位的运动。贝尔·霍克斯对此持反对态度。她认为，“必须透彻地理解种族、阶级和性别等错综复杂的交叠关系，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女性主义的现实状况”(Bhattacharya,2012:81-82)。霍克斯据此指出了黑人民权运动中的缺失:男性领袖们把自由定义为作为拥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参与到美国文化中，而并不对文化所建构的现存价值体系进行质问，例如并不对该体系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他们甚至要求黑人妇女处于从属的位置，来配合、支持黑人男性为争取种族平等而发起的斗争。当压迫与被压迫的交叠性特征被无视的时候，即使是争取单一维度权利的斗争，也很难走向胜利，因而霍克斯毫不讳言地在其名篇《俺就不是女人么》(Ain’t I a Woman)说:“原本这么一场为全体黑人反抗种族压迫、获取自由的斗争，却演变为旨在建立黑人父权制度的运动”(Hooks,1982:5)。 

　　一个人、一个群体的交叠性身份，告诫其不能幻想单靠从一种压迫中解脱出来，就可以获取完整的自由，甚至这种告诫还包括，被压迫的身份并不能保证自身就不能在其他方面实施压迫，早期的黑人男性以及白人女性在争取各自的权利时，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交叠性对于运动获取真正成功所赋予的意义。因此，霍克斯郑重地呼吁道:“终结种族主义的斗争与终结性别歧视的斗争是天然交错的，将其分开便是否认我们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即种族和性别都是人类身份不可改变的方面”(Hooks,1982:13)。 

　　霍克斯越来越意识到，虽然自己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但“只有同时审视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政治面貌，才能彻底理解黑人女性的体验以及我们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关系”(Hooks,1982:13)。在此，霍克斯与她所推崇的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妇女主义(Womanism)是相互呼应的。但饶有意味的是，霍克斯的交叠性意识使她的视野能够继续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实则也是一个并不难推演的议题:假如种族和性别都是人类身份不可改变的方面，终结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的斗争不可分割，那么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同样不能独善其身。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等人编辑的生态文学选集《文学与环境》(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收录了贝尔·霍克斯的作品《触摸土地》(“Touching the Earth”)，该文的核心思想便是来自土地的黑人只有重新拥抱土地才能获得解放自身的力量。作者认为，黑人的传统文化一向是热爱土地的，即使在“新世界”的严酷生活中，南方黑奴的土地意识始终没有中断。然而反倒在南北战争结束，黑奴获得理论上的自由并大量北迁时，当他们被城市隔断了与乡村的连结，同时种族歧视仍无处不在时，便产生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和灵与肉的疏离，使得黑人更容易将白人至上论内化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Hooks,1999:172)。我们看到正如《俺怎就不是女人了》中对种族与性别问题的交叠式批评，霍克斯在这里把黑人文化身份与其自然体验交叠在了一起进行了观照。 

　　霍克斯因而呼吁从南方乡村迁徙到北方工业城市的黑人常常要回到南方去寻根，以寻求精神上的滋养。正因为如此，黑人为获得自我医治而进行的斗争和生态运动之间的关联便不应被忽视。作者提出这样的批评:“如今许多黑人同胞已忘却了我们和谐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他们看不出支持生态运动的价值，或者把生态学和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看成是水火不容的。重新回忆起我们那些懂得如何看待土地、自然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将决定我们看待自身的水平，黑人必须要重新寻回这样的精神遗产———把我们的福泽与土地的福泽联系在一起”(Hooks,1999:173)。霍克斯的呼唤应和了艾丽丝·沃克对黑人南方作家的要求:“对土地的深切同情、超越邪恶认知的对人性的笃信、以及对公正的永远的热爱”(Walker,2011:22)。霍克斯和沃克实际上都在提醒很多自诩为争取权利的人群，交叠性地思考问题的不可或缺性:生态的、种族的、性别的交叠而成(这一片交融在一起的光影还可以更加繁复)的身份价值———不容切分开来单独去争取，否则也必然不能成功，这不啻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正解和活力的源泉。 

　　      3．凯德华斯与亚当斯:“缺席指涉”下的动物与女性

　　从生态女性主义及生态批评衍生出的分支、所谓“批判性动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CAS))以及“女性主义动物研究”(feminist animal studies(FAS))正日益成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与压迫根源的重要切入点，也体现出交叠性思想的有效运用。 

　　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批判并非新鲜事物，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于1975年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矛头直指“物种歧视”(speciesism)，谴责其将对有感知的生命的剥削和压迫合法化。辛格的理论基础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他辩称我们应该考虑动物的利益，限制对其伤害并将其福利最大化。汤姆·雷根(Tom Regan)则更进一步指出，在关怀动物的利益时不能以是否对人类有用为标准，而应视之为“生活的主体”，因而有自己的权利。简而言之，辛格与雷根的论争就在于福利与权利之辩。虽然辛格和雷根早期为动物的呐喊声仍然影响深远，但CAS和FAS把批评的目光扩展到了人类压迫的总体图景，从而获得了更丰硕的成果。这从埃里卡·凯德华斯(Erika Cudworth)与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Adams)的研究实例中可见一斑。 

　　对于动物权利运动，凯德华斯在肯定其开创性成绩的同时指出，辛格等人“没有关注人类内部各种形式的压迫，与深陷囹圄的动物所遭受的剥削之间的重叠”(Cudworth,2015:41)，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此则予以了“交叠化”(intersectionalized)观察，其结论就是“正是各种系统的交叠使得统治的结构得以巩固和强化”(Cudworth,2005:100)以及“社会权力的系统性关系深刻地影响着非人类动物的生活”(Cudworth,2015:42)。凯德华斯将这些交叠化权力组合冠以“人统制”(anthroparchy)之名，指出“父权制、人统制、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其他现存的和正在兴起的社会统治制度，都存在于‘超复杂统治母体’之中”(Cudworth,2005:161)，并明确表示，“我自己的研究拟运用交叠性理论作为CAS框架，来理解人类对非人类动物的统治”(Cudworth,2015:43)。 

　　凯德华斯的研究范式代表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非常典型的交叠性特征，在此，“生态”与“女性”作为关键词，已经不再停留于字面意义，而是延异为一种转喻。换句话说，生态女性主义的交叠性特征使得它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能力，在对待动物解放的议题上便是明证。她认为人类内部的杀戮行为与人类对动物的屠宰是相互强化的，并在伦理上相互开脱，例如对某一人群的“种族主义动物化”(racialized animalization):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称犹太人为鼠虱之辈，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中图西人被当做了蟑螂。种族主义动物化一方面在向人们提示屠杀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将非人类动物推往了更深的渊薮。但总体来看，人类社会内部的弱势群体与动物被置于了交叠化的权力网络之中，因此凯德华斯在阐释人与动物的共同命运时指出:“人类与某物种的联系反映出某种特定而独有的表征，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被与人类内部的统治及驱除形式共同建构起来的”(Cudworth,2015:52)。 

　　卡罗尔·亚当斯是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她在1990年出版了《肉的性别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一书，其中引入了缺席指涉(absent referent)的概念，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用交叠化的方法阐释了人类屠宰动物与压迫女性的共同统治逻辑，指出了被“肉”化的动物与被物化的女性之遭遇的相似性。在人类中心主义剥削利用动物的语境中，“肉”指涉的是被加工过的肉质食品，使得活体动物“肉”的原本指涉变成了缺席的;同理，在男权制文化压迫女性的语境中，女性则被父权制从男性的需要的角度加以物化，她们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体“人”的原有指涉也被迫缺席。借用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中的指涉(referent)与缺席指涉(absent referent)的概念，亚当斯非常巧妙地将女性与动物的命运交叠化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压迫二者的元凶，即父权制与人类中心主义，也自然应该被交叠化地视为同一种统治，正如亚当斯所指出，“性别暴力与食肉行为，看似不同形式的暴力行为，实则在‘缺席指涉’中存在交叠之处(Adams,1990:68)。” 

　　在西方文化中，食肉行为深深植根于其基督教传统，上帝就对人类统治、屠宰动物的行为进行过明确的规定与认可:“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可作为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有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辛格，1999:223)。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也被类似地消费，她们被否认了具备完整人格的个人的原有指涉意义，她们的价值存在于满足男性需要的过程中。女性满足男性需要的能力往往体现在性与生育两个方面，它们原本是女性天然的属性与正当的需求，但是在男权社会中它们被社会化了，女性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 

　　亚当斯通过交叠化的视角，运用缺席指涉的符号学逻辑，将人类中心主义对于动物的屠宰与父权制对于女性的压迫结合起来，这自然也就将生态主义(此处即素食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为生态女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合也预示了身份所遭受的其他压迫维度，比如种族、阶级、性倾向等，也是可以类似交叠起来的，进而从哲学根本上对诸多种压迫进行反拨。 

　　      4．加德:从语境到内容的交叠研究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2001年在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阵地《希帕提亚:女权主义哲学》(Hypatia: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上发表长篇论文“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的研究工具:探讨梅卡人捕鲸诉求中的伦理语境及内容”(“Tools for aCross-Cultural Feminist Ethics:Exploring Ethical Contexts and Contents in the Makah WhaleHunt”)。这是一次极为精彩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实际上提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全维度性，加德在看待文本或社会文化现象时，视角是交叠式的，视野是全景式的。那么她在参与一场激烈的论战中，如何体现生态女性主义一以贯之的关怀草根群体的立场，又不失理性与情感交融、语境与内容交叠的批评策略的，这值得我们深思。加德的研究对象，直接源自北美原住民的一次请愿活动，间接的是参与各方的不同立场。她首先从中进行来细致地条分理析。 

　　梅卡部落是生活中北美西部华盛顿州一带的印第安人族群。从上世纪末开始，梅卡人不断地请愿要求恢复猎捕灰鲸，以重塑文化身份并振兴部落经济，并于1997年获得了限量捕鲸的许可。但同时这不出所料也引发了多方热议。加德对于反对者身份进行了分类:反捕鲸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团体、反种族主义的白人，从中暗示出，这个颇具争议的事件，并非只是简单的“正方”和“反方”，而是一个众声喧哗、需要对其中的参与话语进行仔细辨析的论战台。 

　　加德更进一步发现，参与争鸣的多方各执一词，虽然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来进行推演，从而获得了某种伦理立场，但是这一立场预设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文化本质主义二元论，即不存在两可的选择。持生态女性主义立场的加德指出，不应将这些不同的视角视为相互竞争的，而应采用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包容所有这些关系层面，审视伦理语境与伦理内容之间的这些错综关系。这其中，具有高度交叠性的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能够成为理想的批评工具，并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地分析时，避免本质主义的简单处理。 

　　加德的交叠式讨论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当我们不把某个具体的问题的语境和内容孤立分开，而是交汇在一起时，往往就能够揭示出论辩某方因为忽视了交叠而陷自己于悖论之中。在此可以列举两条: 

　　第一，当动物权利保护者、环保人士在谴责梅卡人对灰鲸的宰杀及带给它们的痛苦时，“这些抗议者是否一视同仁地反对所有形式的捕鱼和猎杀呢，亦或其抗议也是分等级的，鲸就能比鳟鱼获得更多的关怀呢?”(Gaard,2001:9-10)环保人士在道德上的可疑之处在于，该伦理问题(是否捕杀灰鲸)的内容经不起与其语境(人类主导文化的非素食性)的交叠。 

　　第二，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文化捕鲸”(cultural whaling)成为梅卡人诉求的最强原由时，加德注意到了其部族文化内部的分层及其在交叠过程中产生的疑问。这往往也最容易为人忽视。北美原住民群体内部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文化捕鲸”，或者说狩猎文化，是否能代表印第安文化的复兴，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在梅卡人内部，加德发现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捕鲸习俗主要是男性精英阶层所为，另一方面该部落又在当下极力压制持异议的女性长老的声音，正是她们反对重操捕鲸旧业。捕鲸文化仅仅代表梅卡精英的、上层的、男性祖先的习俗，但这场运动将之等同于其整体民族文化身份。也就是说，一个梅卡贵族男子在进行捕鲸请愿、“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有着性别压迫者和阶级压迫者的交叠性身份。 

　　加德的这一研究路径很符合温克所描述的“范畴内”交叠方法，关注的是“在微观层面上对单一维度的交叠重构”(Winker&Degele,2011:52)。一个文化内部的纷繁差异，经常由于均质化而被抹平。因此加德提醒道，“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跨文化协商理念与价值时，力求规避性别本质论，她们都强调在思考性别问题时，将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性”(Gaard,2001:16)。为此，加德认为，应该依据双重分析的立场行事，需要某种策略的灵活性:我们能够与原住民及其他反种族主义者并肩作战，捍卫原住民条约权利和主权，既要能表达对传统文化习俗中的压迫性特征的反对，同时又不重蹈殖民主义的旧辙:“生态女性主义者努力成为有色人种的反种族主义盟友，成为女性的跨文化女性主义盟友，成为非人类动物的反物种歧视盟友，因而对于梅卡捕鲸情境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析途径，就会同时考虑伦理问题的语境与内容，为跨文化对话寻求一种包容性的论坛，追寻并支持跨越文化边界的女性主义者的引领”(Gaard,2001:18)。 

　　      5．结语

　　面对交叠性视野下强弱势群体中不同类型的利益层面出现失衡，或说是权利盲点的情况下，加德一再强调整体性地、兼顾各个层面地看待伦理内容与语境，要同时注视处于边缘文化地带的各种类型群体。交叠性现象本身的存在，其实也证明了弱势群体其实也一直在追求身份多样化的自由度及其所遭受的多样化的阻断。交叠性的理念提醒我们透视性、延展性、非二元性地看待任何一个主体的身份。实际上其他学者，尤其是生态批评学者，也用不同的概念表达了相似的见解。综上所述，生态女性主义不但是对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阵地的双向扩充，更提供了一种“交叠性视角”，这一交叠性不断地提示我们，生态女性主义对自然与女性的叠加式观照只是一个批评起点、一种类型指征及一种思考方法:交叠式批评邀请我们将一种待考察的身份、价值、群体置于多维之网中(李松龄，2019:1-9)。如美国最新出版的女性主义专著《娱乐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走向第四波》中的专章“交叠性思维”所解说的:“交叠性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视镜，用以观照纷繁多样的社会关系轴线，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和阐述多种社会不平等现象”(Watson,2019:60)。 

　　从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为何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为何如此关注环境问题，为何环境主义作家大多是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左翼知识分子，且这一思想传统甚至存在于具有政治、生命、艺术等多重敏感性的左翼作家中。笔者相信，从人的身份复杂构成研究一路延伸至非人类自然的交叠性阐释，才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力量的真正源泉。笔者因而主张将种族、性别、阶级、生态正义问题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全面地、相互联系性地进行观照，形成整体主义左翼的文本阅读立场，对左翼思想的关注与挖掘，应当成为高校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期刊介绍

　　  《外语与外语教学》是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报，南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社科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根据期刊定位，常设栏目有：“专题”“语言研究”“外语教学研究”“二语习得及应用”“翻译研究”。其中“专题”栏目是编辑部组织并策划的具有学术前瞻性、引领性、突出中国本土问题研究的主题栏目。

　　   《外语与外语教学》坚持内容质量为唯一标准，秉承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从不以作者单位、职称、地位、是否有高级别资助项目作为录用稿件的标准，刊发有学术水准、从国际前沿研究和本土需要和问题出发的有思想、有情怀、有品质的学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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