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谷路 ——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1）

　　原标题：隐谷路 ——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1）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美]罗伯特·科尔克 著

　　黄琪译

　　献给朱迪和乔恩

　　和家人相处的时间长短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忍耐力。

　　——安·泰勒

　　推荐与赞誉

　　从当代科学的眼光来看，精神分裂症是遗传的易感素质与个体成长过程中各种不良经历磨合的结果。然而，要找到帮助患者解脱“心魔”的路径并消除疾病带给患者的各种折磨，从正常人的角度艰难地去感悟和理解患者那种“疯狂”的感受，有时比努力寻找致病基因更有意义。《隐谷路》对一个高发精神分裂症家庭经历的细致描述也许就是这样的一剂良药，我相信它在这方面能达到的效果会远远超出了解这种疾病本身。

　　李凌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教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我在儿童医院的工作中接触过与《隐谷路》中故事类似的家庭，但这本书揭示的苦难比我既往了解到的还要深重许多倍。人类的幸福有上限，但苦难深渊的下限深不可测，永远有更惨烈的痛苦让人目不忍视。但直视这样的痛苦是征服它们的必要前提，感谢那些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去直面和征服这些苦难的科学家和医生。那些不幸罹患如此隐疾的人不应该是被社会隔绝、被人类抛弃的怪物，而是亟待拯救的正在忍受大不幸的人。中信出版集团敢于引进这样的作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为很多读者会本能地回避苦难，希望这本书能够为让社会减少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带来助益。

　　李清晨外科医生、科普作家，《心外传奇》作者

　　精神分裂症是人类现代医学史上第一种被发现与遗传因素有关的脑疾病。这本书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也是人类社会对遗传与基因爱恨交加的世纪。从一开始对基因的无比崇拜，到纳粹灭亡后所有人都对导致疾病的遗传因素讳莫如深，现代医学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隐谷路》提供了一份研究精神分裂症的绝佳资料——一个被疾病困扰的大家族的故事。在逐渐解开精神分裂症神秘面纱的同时，医生也发现了各种药物，可以逐渐减轻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痛苦。人类也许暂时还无法治愈精神分裂症，但无数医生和科学家的孜孜探索终将使人类摆脱精神疾病的困扰。

　　仇子龙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一项杰出的病例研究，一部调查报道的力作。

　　西尔维娅·娜萨《美丽心灵：纳什传》作者普利策奖、美国书评人协会奖获得者

　　一部叙事新闻的杰作，也是对同理心的研究。作者罗伯特·科尔克以饱含同情的笔触讲述了加尔文一家的故事，同时也追踪了医学界在诊治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科学进展。

　　《纽约时报》

　　科尔克讲述加尔文一家故事的笔触既饱含同情，又让人不寒而栗……他是一名调查记者，也是一名人性角落的探索者，利用这些技巧逐一记录了这个家庭14个成员的人生。

　　《华盛顿邮报》

　　《隐谷路》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心世界，还讲述了这种疾病对患者家庭成员的折磨……科尔克拥有伟大小说家级的写作技巧，他的文字使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比鲜活。

　　《华尔街日报》

　　在局外人看来，加尔文一家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一个完美的美国家庭，但事实上，这个家庭却饱受暴力和精神疾病的折磨……《隐谷路》同时也有医学探索的元素，讲述了科学家们研究这个家族的基因，试图解开精神分裂症这种令人深感困惑的疾病之谜的故事。尽管加尔文一家遭受了无比的痛苦和创伤，但在科尔克饱含同情的笔触下，他们的故事仍然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

　　《时代》周刊

　　科尔克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和一流的调查记者……这本令人难忘的著作必将会增加大众对精神分裂症这种可怕疾病的了解。

　　《泰晤士报》

　　必将成为非虚构叙事写作的经典之作。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

　　推荐序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极其孤独而脆弱的群体。抑郁焦虑患者在确诊后可能会得到来自亲友的嘘寒问暖、关心体谅，自闭症儿童会被父母当作“折翼的天使”悉心呵护，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遭遇则可能大为不同。这种反差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的后期尤其明显：由于缺乏对自身疾病状态的认识，他们常常会被非自愿地送进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继而被社会慢慢疏离。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往往是无法被人理解但又极其渴望被理解的，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丰富到会将他们困住，丰富到会变成一堵阻止他们与他人交流的高墙。在尚有自知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言语中流露出一些内心世界的信息，但因为疾病的影响往往会被他人所忽视；或者，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常人，因而不敢与其他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分享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常见症状是阴性症状，主要表现为情感冷漠、活动减少、离群独处、生活懒散、对他人和未来的关心极少——这往往更突显出他们“异于常人”。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当代社会，一听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家也常常表现出退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不怪任何人，只是因为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识还太少。

　　在众多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容易被人错认为是“疯子”。虽然这体现了大众的错误认知和某些偏见，但这种错误的认知和偏见也确实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症状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是幻听，他们会声称自己总是听到某种声音，会说这些声音给了他们某种指示，让他们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或许显得不可理喻，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的。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常见症状是妄想，最常见的妄想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嫉妒妄想、非血统妄想等。比如，患者相信自己正在被人追杀，他们必须要躲起来或者去攻击追杀他的人；或者相信自己正在受到他人的排挤，他人的正常交流会被患者认为是在对他进行诋毁的交头接耳；再如《隐谷路》中描绘的加尔文一家患病的大儿子，他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而非父母亲生。有些患者会意识到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但也有很多患者没有这种自知力。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没有自知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从而越发使人坚信他们是“疯子”，坚信他们有极大的危险性。

　　近些年来，我们国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在逐步提升，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度和理解度也在逐渐提高。人们认识到抑郁症患者不是单纯的情绪低落，认识到焦虑、抑郁病人悲观厌世的念头万万不可忽视，也认识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所表现出的反常和偏激不是患者本身的错。总之，单从抑郁焦虑等常见精神疾病来讲，人们的认识不再如以前那般片面和偏激。然而，这种“理解”和“包容”在遇到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时难免又变成了“恐惧”，也正是这种恐惧使人们很难以包容的态度去接纳这个群体。虽然有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间有攻击他人或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没有或少有这样的攻击性行为的。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患者表现出的大多数攻击性行为都是言语上的攻击，并且在经过科学和系统的治疗后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举个例子，当提到一个精神正常的犯罪者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真的是他吗？他为什么这么做？”，而当被告知一个犯罪者事实上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则是“难怪是他”，这就是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偏见和“妖魔化”。我们当然应该对患者的暴力攻击行为加以提防，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简单地给精神分裂症患者贴上“暴力危险”的标签。

　　《隐谷路》中提到，加尔文家族患病的几个兄弟在发病前都表现出了高于常人的某种天赋或者能力，有的冰球打得极棒，有的钢琴弹得极好。事实上，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智力都是正常的，有些患者甚至智力超群。数学家约翰·纳什人生跌宕，30岁时就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数学家之一的他，却在刚刚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职位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会一身婴儿打扮出现在隆重的新年晚会上，会在麻省理工学院坐满教授的办公室里宣称自己正在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人们对他的态度从追捧变成了躲避。因为自身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偏见，这样一位学术之星差一点就被学术界遗忘了。不过在自身的不懈钻研以及亲友的理解和支持下，纳什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正了名——他们绝不是于社会无益的人，更不应被视作家庭的拖累和羞耻，他们不同于常人，但绝不是异类。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于患者自身还是于其家庭而言，精神分裂症确实是一种折磨，所以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工作者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探索这一疾病的致病因素和临床治疗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研究变得更加容易了，研究者们如今比以往更容易找到精神分裂症个体的某个风险基因。但这些发现也往往只是冰山一角，科学界认识、理解精神分裂症的道路仍将百般曲折。除了先天遗传，后天的成长环境也被认为至关重要。有些携带精神分裂症风险基因的个体并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错综复杂的致病因素也是阻碍科学界尽快理解这一疾病的重要原因。与发现致病因素同样重要的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书中提到“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这一事实触目惊心。在过去，因为对这种疾病没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和耐心，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往往简单粗暴。值得欣慰的是，医学的发展使现在有了科学、系统的治疗方案，但如何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回归社会仍然是一个难题。通过《隐谷路》，我们呼吁大众正视这个群体，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和鼓励。我们感谢加尔文家族以及其他有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数据，感谢作者如此客观地将这些故事整理成文，感谢为了攻克精神分裂症一直在不懈努力的科学家们，感谢悉心关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精神分裂症不再是社会的隐痛。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

　　序言

　　1972年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一对兄妹从家中厨房通往露台的门里走出来，一起来到后院。两人有些古怪。唐纳德·加尔文（Donald Galvin）27岁，双眼深陷，头发剃得精光，下巴上的胡子邋里邋遢，像是从《圣经》里走出来的人物。玛丽·加尔文（Mary Galvin）7岁，只有唐纳德一半高，长着淡得发白的金色头发和塌鼻子。

　　加尔文一家住在樵夫谷，那里是一片广阔的森林和农场，位于科罗拉多州中部，依偎在险峻的小山丘和砂岩平顶山之间。他们家的院子散发出松木香甜的气味，带着泥土的清新。灯草雀和蓝松鸦在露台附近的石头花园周围飞来飞去。家里的宠物，一只叫作阿瑟尔（Atholl）的苍鹰，待在他们的父亲多年前搭的鹰舍里，站岗放哨。小姑娘走在前面，兄妹两人从鹰舍边经过，爬上一座小山。他俩对脚下长满地衣的石头路再熟悉不过了。

　　加尔文一家总共有12个孩子，除了老大唐纳德和老幺玛丽，还有10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总爱开玩笑说，这么多孩子，足够组个橄榄球队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尽可能找理由离唐纳德远远的：那几个年纪还没到搬出去住的孩子会去打冰球、棒球，或者橄榄球；家里的另一个女孩，年纪跟玛丽最近的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要么跟邻居家的斯卡克姐妹在一块儿，要么就在路那边的肖普托夫家。二年级的玛丽放学后没处可去，只能待在家里，况且除了唐纳德也没人照顾她。

　　唐纳德身上所有的事都让玛丽弄不明白，无论是他的光头还是他的衣服。所谓的衣服其实只是一条红棕色的床单，唐纳德把它披在身上，仿佛一个修道士。有时候，他会拿弟弟们玩的塑料弓箭给衣服加点装饰。无论什么天气，唐纳德都穿成这样在家附近几英里几英里地走，走上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他一般会沿着这条名叫“隐谷路”的土路走下去，经过樵夫谷的修道院和乳牛场，顺着路肩走上公路的分隔带。他常在父亲工作过的美国空军学院前面停下来，这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假装不认识他。快到家时，唐纳德会看着本地小学操场上玩耍的孩子，把身子挺得笔直，用爱尔兰人的欢快语调，拖着音，宣布自己是这里新来的老师，直到学校的校长叫他走开。每当这种时候，二年级的玛丽总是为这个世界如此狭小而难过万分，大家都知道，她是唐纳德的妹妹。

　　玛丽的母亲对这种情况则已经司空见惯，一笑了之，不会大惊小怪。与其补救，不如承认自己对此束手无策。她不知道家里到底怎么回事，更不懂如何阻止这一切。玛丽除了暗自难过，别无他法，只能也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她注意到父母现在密切监视着所有孩子的危险信号：彼得（Peter）生性叛逆，布莱恩（Brian）毒瘾缠身，理查德（Richard）被学校开除，吉姆（Jim）打架生事，而迈克尔（Michael）则干脆离家出走了。玛丽知道，抱怨、哭泣，或者流露出任何情感，都会让人觉得她也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其实在玛丽看来，穿着床单的唐纳德已经比其他时候要好得多了。有时放学回家，玛丽会发现唐纳德正做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事。比如把家具一件接着一件全搬到后院，或者向鱼缸里倒盐，毒死所有的鱼。有时候在浴室里，唐纳德会把吃下的药都吐出来：三氟拉嗪、氯丙嗪、氟哌啶醇、氟奋乃静、苯海索。有时候，他则会一丝不挂地安静地坐在客厅中间。而另一些时候，母亲则不得不把警察叫来，制止唐纳德和兄弟之间的冲突。

　　然而大多数时候，唐纳德都沉浸在宗教事务中。他向别人解释说，圣依格那修赋予了他某种“精神修炼和信仰”。几乎每一个白天，以及大多数的夜晚，他都会花大量时间高声诵读《使徒信经》和《主祷文》，以及他自己想出的一长串祷词，他称之为《神父圣职》，里面的逻辑只有他自个儿明白：

　　献给至高无上的上帝、本笃会、耶稣会士、圣心圣职、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圣母玛丽、纯洁的玛丽、神父奉献会、梅一家人、黑衣修士、圣灵、修道院的方济会修士、唯一神圣的宇宙、使徒式、苦修派……

　　在玛丽看来，这些祷词就像水龙头，滴滴答答没个完。“别说了！”可玛丽的尖叫从来没办法阻止唐纳德的诵读，他只是稍稍停下吸口气，然后继续。玛丽觉得唐纳德的行为像是对整个家庭的控诉，主要是针对他们的父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很崇拜父亲，加尔文家其他孩子也是如此，甚至包括生病之前的唐纳德。玛丽甚至有些嫉妒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入家中。通过整天拼命工作，父亲获得了对自己活动的掌控权，她能想象那种享受感。拼命就能跳脱出去。

　　最令玛丽受不了的，是唐纳德对她与众不同的态度。这倒不是说他凶狠，实际上他对玛丽很和善，甚至温柔。玛丽的全名是玛丽·克莉丝汀（Mary Christine），因此唐纳德常常称呼玛丽为“圣洁的处女，耶稣的母亲”。“我才不是！”玛丽非常讨厌这个称呼，她的其他哥哥也常常用这个称呼寻她开心，相比之下，唐纳德这样说的时候却是一本正经，热切又毕恭毕敬。但这只会让玛丽更为恼火。唐纳德把玛丽作为他祷告的崇高对象，仿佛在邀请玛丽进入他的世界，而这却是玛丽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玛丽最终想到了一个对付唐纳德的办法，就是直接抒发自己的怒火。玛丽发泄的计划，其灵感来自她母亲有时在电视上看的魔幻史诗电影。她对唐纳德说：“我们去山上吧！”他同意了，对于“圣母”他总是有求必应。玛丽提议去山上搭个秋千，“我们带上绳子吧”。唐纳德照做了。到达山顶后，玛丽挑了一棵树，一棵高高的松树，说想把唐纳德绑在树上。唐纳德也同意了，还把绳子递给了她。

　　就算玛丽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要像电影里烧死异教徒那样，把唐纳德绑在树桩上烧死，大概他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唐纳德紧贴着树干，沉浸在自言自语中，玛丽则拿绳子绕着树，一圈接着一圈，直到确认他无法挣脱为止。唐纳德依旧没有反抗。

　　玛丽告诉自己，如果唐纳德突然不见了，也没人会想他，更不会有人怀疑是她做了什么。她抱来一堆树枝，作为柴火丢到他的赤脚边。

　　唐纳德准备好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抗拒自己心中的“圣母”。他现在安静、平和，耐心地等待着。

　　他崇拜她。

　　其实玛丽那天并不算太当真，她没带火柴，也就没法点火。更重要的是，她跟她哥哥不同。她是理智的，她的思想扎根在现实世界里，或者至少她需要证明这一点，不仅向她的母亲，也向自己证明这一点。

　　玛丽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她把唐纳德丢在山上，让他一个人在蝇虫和白头翁花的围绕中独自祷告。玛丽终于可以长时间一个人待着了，但这也不会太久，因为唐纳德最终还是下山回家了。

　　想起这些过去，玛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和玛格丽特会觉得这些往事好笑，”她说，“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也觉得如此。”

　　往事如烟。那一天整整45年后，2017年冬日一个清冷的下午，这个曾经名叫玛丽·加尔文的妇女在科罗拉多泉市的松尖园护理院门口走下车，去看望那个她曾幻想着要活活烧死的哥哥。50多岁的她，眼睛还像小时候那样碧蓝，不过如今的她有了另一个名字：琳赛（Lindsay）。成年离家后，玛丽想要跟过去一刀两断，于是她改了名字，寻求一个崭新的开始。

　　琳赛如今的家在科罗拉多州特柳莱德镇外，距离护理院6小时车程。她自己开了一家策划企业活动的公司。跟父亲一样，她拼命工作，在家和丹佛之间来回奔波。琳赛揽到的大部分活动都分布在这条路线上，还有些在科罗拉多泉市市内。这样她就可以在工作之余，兼顾唐纳德和家里其他人。她的丈夫，里克（Rick），在特柳莱德镇的滑雪训练学校当教练。里克与琳赛育有两个孩子，一个在上高中，另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如今见到琳赛的人，很难看穿她一贯挂在脸上的笑容，看见那沉稳自信背后的自制。多年的历练使她哪怕在极糟糕的情况下，也能巧妙地假装一切如常。但她偶尔会冒出一两句尖刻的言论，透露出平静表面下正涌动着的忧郁而无法改变的暗流。

　　唐纳德正在一楼的休息室等她。他随意地套着一件皱巴巴的牛津纺衬衫，衣角露在裤子外面，下身是一条齐膝的棉短裤。这个最年长的哥哥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两鬓斑白，下巴中间有条美人凹，眉毛浓密黝黑，看起来别扭又显眼。要是他的声音不这么轻柔，步态不这么僵硬，倒可以去演警匪片。“从他走路的步子中还能看出一点氯丙嗪留下的后遗症。”护理院的经理克丽丝·普拉多告诉琳赛。唐纳德现在服用的是氯氮平，这是精神病治疗中最后的选择，效果极佳，伴随的风险也极高。这些极端的副作用包括心肌炎、白细胞数量降低，甚至癫痫。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

　　唐纳德看见了妹妹，他站起身，抬脚就要往外走。因为平时琳赛来访时，都会带他出去看望其他家人。琳赛笑吟吟地说，今天不出去。她这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他身体怎么样，还要跟他的医生谈谈。唐纳德也干笑一下，坐了回去。除了琳赛，没有其他家人到这儿来看过他。

　　琳赛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理解自己的童年。而从各个方面而言，这项工程仍在继续。事到如今，她已然明白，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尽管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但仍然在这一疾病的门口打转。人们或许可以列出一个症状清单——幻觉、妄想、幻听、类似昏迷的神志不清，以及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无法理解最基本的语言修辞，乃至用精神病学家的话来说“联想松弛”和“思维瓦解”。但医生们仍然难以解释，是什么导致唐纳德时而兴致勃勃，甚至安然自足，时而又沮丧不安，让琳赛驾车带他到普韦布洛的州立精神病医院去。在过去的50年里，唐纳德经常说想要住在那里，而事实上也不得不如此。每次逛超市的时候，唐纳德总要买两瓶万能牌衣物洗涤液，并兴高采烈地表示：“这是最好的沐浴液！”50年后，唐纳德依旧会背诵那些宗教祷文：“本笃会、耶稣会士、圣心圣职……”多年来，他始终坚信自己是章鱼的后代。为什么这样？对于这些，琳赛只能自行揣测。

　　或许这才是精神分裂症最可怕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他脑部疾病，比如自闭症或者阿尔茨海默病，往往会削弱和消磨一个人最具有辨识性的个性特征。相比之下，精神分裂症导致病人过于情绪化，使病人的个性更为突出。而此时，病人根本无法觉察自己的激烈表现。对于病人的亲朋来说，这种疾病是难于理性地去面对的，而这会引来恐惧。精神分裂病人对家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感情的转移上，仿佛家庭的重心永远地倾向了病人。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家庭内部的秩序也会彻底发生改变。

　　但加尔文一家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在12个孩子中，唐纳德只是第一个出现明显症状的。在他之后，另外5个弟弟也无声无息地“垮掉”了。

　　彼得，家中最小的儿子，叛逆、狂躁、好斗，多年来拒绝一切帮助。

　　马修（Matthew），擅长制陶，一会儿认为自己是保罗·麦卡特尼，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情绪可以左右天气。

　　约瑟夫（Joseph），家里性情最温和的孩子，痛苦地觉察到兄弟们的病态，但自己也难逃这一宿命。他的耳畔时常响起虚幻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吉姆，特立独行的次子，与唐纳德长期不和，一直欺凌家中最没有反抗能力的成员，尤其是他的两个妹妹玛丽和玛格丽特。

　　还有布莱恩，完美的布莱恩，家里的明星，把自己的恐惧深藏心中，直到一次莫名其妙的爆发，永远地改变了所有家人的人生。

　　加尔文家12个孩子的出生贯穿了整个婴儿潮时期。最大的唐纳德生于1945年，最小的玛丽生于1965年。他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是属于美国的时代。他们的父母“咪咪”（Mimi）和“多恩”（Don）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人于大萧条时期相识，二战期间结婚，冷战时期生子。那些年，咪咪和多恩身上似乎具备着他们那一代人所有的美好品质：富有冒险精神、勤奋、责任感强、乐观。对于最后一点，最好的例证就是他们的12个孩子，最小的几个还是违抗医生的建议生下来的，这样的人绝对是乐观主义者。随着家庭的不断壮大，咪咪和多恩见证了整个反文化运动的开端和结束。从某种角度来说，加尔文一家也为这种文化做出了“贡献”：对他们的病例研究成了人类疑难杂症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在加尔文家六个男孩开始发病的年代，人们对精神分裂症并不了解，层出不穷的理论彼此相悖，这使他们的一切从此完全被对病因的探寻所笼罩。他们经历了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电休克治疗的年代，经历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论战的年代，大海捞针般地寻找过这种疾病的遗传标记物，也听说过关于病因的多种深刻见解。唐纳德、吉姆、布莱恩、约瑟夫、马修和彼得，每个人的发病特点各不相同，遭受的痛苦也都不一样，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治疗手段。他们每个人都接受过各式各样的诊疗，催生过很多有关精神分裂症本质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常常彼此冲突。其中的一些理论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非常残酷，因为他们常常要承受指责，好像是他们的言行导致孩子患了精神疾病似的。这整个家庭遭受的苦难也是一部朦胧的精神分裂症科学史，一部几十年来追溯精神分裂症病因和本质的历史。

　　在很多方面，家中没有患精神病的其他孩子跟他们的兄弟一样，也受到了影响。在有着12个孩子的家庭里想要与众不同就很不容易，但在这个家中，成员间的互动与别的家庭都不一样，出现精神问题是家庭生活的常态，一切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对于玛丽和玛格丽特，还有其他兄弟约翰、理查德、迈克尔和马克（Mark）来说，身为加尔文家的一员意味着要么自己变成疯子，要么看着家人变成疯子。他们在一种永不消逝的精神病氛围中长大。他们即使没有陷入妄想、幻觉或偏执——比如相信房子正受到袭击，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来搜查，或者有魔鬼藏在床下面——也会觉得内心深处有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在蠢蠢欲动。他们会想，还有多久就会轮到自己？

　　作为最小的孩子，玛丽的经历最糟，处境也最危险，受到来自挚爱亲朋的伤害也最直接。儿时，玛丽希望自己能变成别人。成年后的她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远走他乡，改名换姓，告别过去。她原本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而此刻，琳赛却在松尖园护理院里，为这个自己曾经畏惧的哥哥操心：了解他是否需要做心脏检查，该填的表是否都填了，医生是否给予了他足够的关注。她也在为其他患病但还活着的哥哥做着同样的事。探望期间，唐纳德在大厅里溜达，她还时时留意着他的行动，担心他无法照顾自己。她希望他一切都好好的。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她还是爱他的。这份爱怎么可能变呢？

　　这种一个家庭多人患病的情况出现的概率似乎很难估计，像加尔文一家这样长久维系完整的就更是如此了。精神分裂症的准确遗传模式还未被摸清，但只要发病，这些模式就如同洞穴墙壁上跳跃的影子那样不证自明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专家们已经发现，精神分裂症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是遗传。但矛盾的是，精神分裂症似乎并不是通过父母直接遗传给孩子的。精神病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都认为，一定存在破解这种疾病的密码，只是这种密码目前尚未被发现。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数量极少，几乎从来没有专家遇到过同父同母的六兄弟共同患病的情况，六兄弟处于相同的遗传谱系中，这让专家们得以切入精神分裂的遗传过程中一探究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专家们就开始研究加尔文一家，以求找到理解精神分裂症的关键。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以及多家大型制药公司分析了加尔文家的遗传物质。同所有其他受试对象一样，他们的参与也都是保密的。在经过近40年的研究后，加尔文一家对理解精神分裂症所做出的贡献如今已经明晰可见。他们的遗传物质样本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疾病的基石。通过分析这家人的DNA，并将其与普通人群的基因样本进行比较，专家们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预测，甚至预防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进展。

　　直到最近，加尔文一家才意识到他们的情况会给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带来帮助与希望。加尔文一家的故事始于咪咪和多恩，他们的人生起初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自信，之后却在悲剧、混乱和绝望中分崩离析。相比之下，从他们身上获得的科学成果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小部分。

　　对于琳赛和她的姐姐以及十个哥哥来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如果将他们的童年比作哈哈镜中的美国梦，那后来的事就如同哈哈镜碎裂后的残影。

　　故事中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他们还在调查自己童年的谜，同时也尝试着复原父母美梦的碎片，重塑新的梦境。

　　这还是一个努力重新发现自己兄弟身上的人性的故事，尽管他们被大多数人视为毫无价值的废物。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坏事发生后，一家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苦难的本质。

　　加尔文一家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父母

　　“多恩”（Don）

　　唐纳德·威廉·加尔文（Donald William Galvin）

　　1924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市皇后区

　　2003年1月7日去世

　　“咪咪”（Mimi）

　　玛格丽特·肯尼恩·布莱尼·加尔文（Margaret Kenyon Blayney Galvin）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2017年7月17日去世

　　子女

　　唐纳德·肯尼恩·加尔文（Donald Kenyon Galvin）

　　1945年7月21日出生于纽约市皇后区

　　与吉恩（Jean）结婚（已离婚）

　　“吉姆”（Jim）

　　詹姆斯·格里高利·加尔文（James Gregory Galvin）

　　1947年6月21日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与凯西（Kathy）结婚（已离婚），两人育有1个孩子

　　2001年3月2日去世

　　约翰·克拉克·加尔文（John Clark Galvin）

　　1949年12月2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

　　与南茜（Nancy）结婚，两人育有2个孩子

　　布莱恩·威廉·加尔文（Brian William Galvin）

　　1951年8月26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1973年9月7日去世

　　“迈克尔”（Michael）

　　罗伯特·迈克尔·加尔文（Robert Michael Galvin）

　　1953年6月6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与阿黛尔（Adele）结婚（已离婚），两人育有2个孩子

　　与贝琪（Becky）结婚

　　理查德·克拉克·加尔文（Richard Clark Galvin）

　　1954年11月15日出生于纽约州西点

　　与凯希（Kathy）结婚（已离婚），两人育有1个孩子

　　与蕾妮（Renée）结婚

　　“乔”（Joe）

　　约瑟夫·伯纳德·加尔文（Joseph Bernard Galvin）

　　1956年8月2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市

　　2009年12月7日去世

　　马克·安德鲁·加尔文（Mark Andrew Galvin）

　　1957年8月20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市

　　与乔安妮（Joanne）结婚（已离婚）

　　与莉莎（Lisa）结婚，两人育有3个孩子

　　“马特”（Matt）

　　马修·艾伦·加尔文（Matthew Allen Galvin）

　　1958年12月17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彼得·尤金·加尔文（Peter Eugene Galvin）

　　1960年11月15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加尔文·约翰逊（Margaret Elizabeth Galvin Johnson）

　　1962年2月25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与克里斯（Chris）结婚（已离婚）

　　与怀利·约翰逊（Wylie Johnson）结婚；两人育有2个女儿，艾丽（Ellie）和萨莉（Sally）

　　“琳赛”（Lindsay）

　　玛丽·克莉丝汀·加尔文·劳奇（Mary Christine Galvin Rauch）

　　1965年10月5日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与里克·劳奇（Rick Rauch）结婚，两人育有2个孩子，杰克（Jack）和凯特（Kate）

　　第一部分

　　第1章

　　1951年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泉市

　　有时，咪咪·加尔文会在又做了一件她从没想过会做的事情时停歇下来喘口气，思量起自己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因为她为了爱情，不管不顾地放弃上大学，在战争期间早早地结了婚，还是因为哪怕接二连三地怀孕，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生个不停，多恩也打算接着生，抑或是因为她突然搬到西部，对这里的环境完全不熟悉？这个纽约富贵家庭出身、教养良好的得克萨斯女孩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一手抓着活鸟，一手拿着针线，想要把鸟的眼睑缝起来，而这仅是她不同寻常经历中的一页。

　　一天夜里，咪咪突然被一种不同寻常的叫声惊醒，丈夫多恩和儿子们仍在酣睡。之前就有人警告过刚搬来泉市的加尔文一家，当地有郊狼和美洲狮出没，但这叫声不一样，音调很高，听得人心里发毛。第二天早上，咪咪在离家不远处的棉白杨树林边看见一小撮散落的羽毛。多恩提议把羽毛带给他新认识的朋友鲍勃·斯特伯勒看看。鲍勃是一位动物学家，在加尔文一家附近的科罗拉多学院教书。

　　斯特伯勒博士的家跟他们在纽约见过的其他住宅都不一样：既是住房，也是仓库，里面饲养着很多爬行动物，主要是蛇。一条食鱼蝮没被关起来，盘在一把木头椅子的椅背上。多恩和咪咪把3个儿子也带来了，他们分别6岁、4岁和2岁。看到一个孩子冲到蛇跟前，咪咪尖叫起来。

　　“怎么？”斯特伯勒笑着说，“怕蛇咬你的孩子吗？”

　　凭着多年训练鹰隼的经验，这位动物学家轻松地鉴定出那撮羽毛的主人。多恩和咪咪此前对驯鹰一无所知，勉强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听着斯特伯勒滔滔不绝地讲解：中世纪时期，只有伯爵头衔以上的人才有资格饲养游隼；科罗拉多这片地区曾经是草原隼的主要栖息地，后者是前者的近亲，漂亮而尊贵。咪咪和多恩不由得听入了迷，好像走进了一个缓缓铺开的神秘世界。他们的新朋友把驯鹰描述得有点邪乎，说这种古老的娱乐方式如今只有很少人在偷偷玩。鲍勃和他的朋友正在训练的鹰跟过去成吉思汗、匈奴王阿提拉、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亨利八世饲养的是同一类，训练方法也一样。

　　或许，多恩和咪咪要是在50年前就搬到科罗拉多泉市就好了。当时，这里是很多人的向往之地，马歇尔·菲尔德、奥斯卡·王尔德、亨利·沃德·比彻都曾到此领略美国西部的自然风光。这里有以探险家泽布伦·派克的名字命名的14 000英尺高的派克峰，不过泽布伦自己却没有成功登顶过。这里有众神花园，巍然屹立着如同复活节岛石像那样的巨大砂石岩层，像是大自然无心的摆设。还有曼尼托泉，美国富裕的上层阶级曾往来其间，体验着当时最时尚的伪科学疗法。多恩和咪咪搬来时已是1951年的冬天，当地的上等社会那时早已褪去光鲜，科罗拉多泉市也已经变回那个旱灾肆虐的闭塞小城——在地图上只有针尖大小，甚至在这里举办的国际童子军大会的规模都比整个小城大。

　　驯鹰这么一个象征着贵族王权的光荣传统，在多恩和咪咪心中引起了一阵激荡，唤醒了他们对历史文化和体面的崇拜。他们不可救药地沦陷了。不过，加入驯鹰俱乐部是需要时间的。除了斯特伯勒博士，没有其他人愿意跟加尔文夫妇聊驯鹰的事。当时传统的观鸟组织对鹰还不感兴趣，驯鹰属于一门独特的学问。

　　咪咪一点儿也想不起细节了，不过多恩想办法弄到一本关于驯鹰的书《巴兹-纳马-伊·纳西里：波斯猎鹰论》，过去几十年里，这本书被从波斯语翻译成了英语。咪咪和多恩研究了这本书，用铁丝网做了一个拱顶，安在一个呼啦圈大小的圆形框架上，完成了他们的第一个捕鸟笼。按照书中的指导，他们在捕鸟笼中放了几只死鸽子作为诱饵，上面连着鱼线。鱼线的一头吊在铁丝网上，另一头系有活结，用来捕捉上钩的鸟。

　　第一个光顾的是一只红尾隼，它带着整个捕鸟笼飞了，但他们的英国雪达犬跟在后面追，把它拉了下来。这是咪咪第一次亲手抓到一只野鸟。

　　毫无经验的咪咪抓着这只野鸟去找斯特伯勒博士。“喔，干得漂亮，”他说，“你得把它的眼睑缝起来。”

　　斯特伯勒解释说，当隼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直冲云霄时，眼睑起着保护的作用。要想像亨利八世的驯鹰师那样训练鹰隼的话，就得把它们的眼睑暂时缝起来。失去了视觉之后，隼就不得不依赖于驯鹰师的声音和触碰了。斯特伯勒提醒咪咪，别缝得太紧，也别缝得太松，而且千万不能扎到隼的眼睛。咪咪现在怎么做起了这种以前想也不会想的事情？

　　她虽然很害怕，但不至于无从下手。咪咪从母亲那儿学到了缝纫的手艺，后者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做过裁缝，甚至开了家服装店。咪咪尽可能小心地将红尾隼的眼睑缝起来，然后在长长的线头上打了个结，掖在鸟头后面的羽毛里，不让隼挠到。

　　斯特伯勒称赞了咪咪的手工。“现在，”他说，“要让它在你们的拳头上待满48小时。”

　　咪咪怔住了。多恩是个新闻发布官，他怎么能手腕上立着一只瞎眼的隼，在恩特空军基地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呢？而她自己要做家务，还要照顾3个小男孩，这怎么行呢？

　　于是夫妻俩分了工，咪咪负责白天，多恩负责夜晚。在基地值夜班的时候，多恩会把鸟拴在他值班室的椅子上。不过有一次，一位高级军官走进来，导致隼“奋翼”（bate）——驯鹰术语，指的是鹰惊慌地飞走——起来，机密文件被扇得到处都是。之后，多恩就在基地里出名了。

　　经过艰苦的48小时，咪咪和多恩成功驯服了这只隼。他们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仿佛充满野性的大自然向他们展开了怀抱，也臣服在他们的面前了。驯服这种鸟非常残忍，很消耗体力。但只要坚持下来，投入精力并训练有方，就会收到无与伦比的回报。

　　他们经常想，这跟抚养一个孩子没两样。

　　咪咪娘家姓布莱尼，小时候，她常常坐在家里的三角钢琴边，听外婆弹奏肖邦和莫扎特的乐曲。有些夜晚，外婆会拉起小提琴，姨妈跟着音乐跳起吉卜赛舞蹈，身后的壁炉响起“噼噼啪啪”的伴奏。咪咪看得眼睛都不眨。家里的留声机大多数时候都是坏的，家里的唱片——跟厚盘子一样，上面刻有凹纹，不像黑胶唱片，更像是轮毂盖——里全是咪咪渴望听到的歌曲。要是没其他人在场，这个不到5岁，有着深色头发的女孩会在留声机上搁一张唱片，搭下唱针，用手指拨转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听唱片上的两段歌剧。

　　

　　咪咪，摄于20世纪30年代

　　咪咪的外公霍华德·普尔曼·肯尼恩（Howard Pullman Kenyon）是一位土木工程师，早年成立了一家公司，为5个州清理河道，并沿着密西西比河修建防洪堤，后者一直发展得很顺利。咪咪的妈妈，威廉明娜（Wilhelmina）——大家都叫她比莉（Billy）——在达拉斯市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时，老师问她：“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她会腼腆地回答：“他是挖沟渠的。”在“咆哮的20年代”，肯尼恩家族发展得非常兴旺，在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市附近的瓜达卢佩河口拥有自己的小岛。霍华德在岛上挖了一个湖，在里面养鲈鱼。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家人都住在休斯敦市卡罗琳大道一座气派的旧宅中。私家车道上停着两辆皮尔斯——箭牌豪华汽车，家里的5个子女每到成年，家里就会增加一辆皮尔斯——箭，逐渐形成了一支车队。

　　咪咪是听着肯尼恩家族的故事长大的。长大后，她常常把这些故事当作守也守不住的秘密，讲给朋友、邻居和遇到的人听。肯尼恩家将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座房子卖给了霍华德·休斯的父母……霍华德·休斯本人是咪咪母亲在理查德森学校的同班同学，他来上学是为了给自己的上层阶级身份镀金……肯尼恩外公非常着迷于采矿，曾经跑到墨西哥的大山里寻找金子，被潘丘·比利亚短暂地囚禁过。肯尼恩外公深谙当地环境，令这位墨西哥革命家钦佩不已，两人很快成了朋友。也许因为心底隐隐的不安，也可能单单是因为头脑过于活跃，咪咪常常提起这些事，来表明自己的地位和家世。它们可以提醒她自己出身优越，让她感觉好过点。

　　咪咪的母亲比莉找到了一位符合肯尼恩家标准的如意郎君。约翰·布莱尼（John Blayney）是个26岁的棉花商，他的父亲是一位周游世界的学者，也是银行家和慈善家奥托·卡恩的信托顾问。两人门当户对，他们的婚姻很受众人看好。比莉生了两个孩子：1924年生下咪咪，两年半后生了她的妹妹贝蒂（Betty）。1929年年初，比莉和约翰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原来，咪咪的父亲并不是方方面面都无可指摘，他让比莉染上了淋病。

　　肯尼恩外公带着一把来复枪去找他的女婿，火速帮女儿办好了离婚手续。比莉和女儿搬回了休斯敦。比莉感到非常无助，几近绝望。一个怒气难平的离婚女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咪咪5岁，贝蒂3岁——根本没有办法在肯尼恩家的社交圈生活。日子似乎一筹莫展，但几个月后，比莉爱上了一位来自纽约的画家。

　　本·斯柯尼克（Ben Skolnick）当时要去加利福尼亚创作一幅壁画，正好经过休斯敦。本的品位不俗，从小在一个很有艺术造诣的家庭中长大。他在休斯敦受人关注，不仅仅因为他的营生手段，也因为他是犹太人。比莉的父母约本在市区外见面，生怕其他人看见。不过当本求婚时，比莉的母亲还是欣然希望女儿答应。不管比莉的家人对本·斯柯尼克个人或对犹太人有什么看法，他们都明白，这是比莉最好的选择。

　　1929年夏天，肯尼恩外公驾车载着比莉和两个外孙女去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岛，从那里乘船顺着墨西哥湾向东，在新奥尔良登上冠达航运公司的大型邮轮来到纽约。未来的斯柯尼克太太和女儿们受邀与船长同席，她们要表现出完美的进餐礼仪，包括进餐后使用洗指碗。咪咪动不动就晕船，稍微舒服点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待在船上的感觉。她不止一次地想，人生中还有什么事能比坐船更难受。

　　新组合的家庭很快就遇到了种种问题。股票市场崩盘后，本找不到绘制壁画的工作了。比莉凭着自己良好的教养和对上等布料的鉴赏力，在梅西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很快在曼哈顿的时装街区开了一家服装店，给家里带来一点稳定的收入。比莉打理店里时，本和他的家人在皇后区贝勒罗斯大街的小房子里照顾女儿们。房子在纽约市的边缘，差不多挨着长岛。

　　咪咪渐渐爱上了纽约。她和妹妹会带着午餐袋，花5美分乘公交车和地铁，从遥远的皇后区坐到曼哈顿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穿过中央公园，经过克里奥帕特拉方尖碑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在天黑前赶回家。“振兴公共事业”的新政使咪咪可以在球场和高中的礼堂里欣赏戏剧。学校组织的活动让她第一次参观了水族馆和天文馆。她第一次看的芭蕾舞剧是莱奥尼德·马辛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演出。咪咪永远不会忘记那两个大老远从俄罗斯跑来跳舞的12岁小女孩，仿佛她们是专程来为她演出的一样。同咪咪最初了解的留声机、三角钢琴、乡村俱乐部和休斯敦女性青少年联盟组成的世界相比，她更加热爱现在这个全新的世界。“我喜欢在纽约长大，”她会说，“住在这里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以后的人生中，每当不如意，咪咪就会回想纽约梦幻般的童年和休斯敦的辉煌家族史，来掩盖眼前的愁云惨雾。大萧条时期，肯尼恩外公遭遇不顺，解聘了家中服务多年的仆人，却仍好心地允许他们免费继续住在自己的宅子里……有一次，咪咪和妈妈在去得克萨斯州的火车上碰到了查理·卓别林，有机会跟在电影中扮演他孩子的小孩们（这些小孩都是捣蛋鬼）一起玩……30年代时，咪咪的妈妈比莉曾陪肯尼恩外公回过一次墨西哥，在那里跟弗里达·卡罗一起喝过酒……

　　

　　高中时代的咪咪和多恩

　　跟咪咪有关的那些故事，也有些是她不愿提及的。比如本·斯柯尼克非常喜欢喝酒；比如亲生父亲约翰·布莱尼在她生命中的消失，这让她伤痛不已；比如她一直渴望自己的人生能安稳、有保障，并且精彩。

　　1937年，咪咪遇到了一个能给她带来这种生活的男人，或者说男孩。那一年，多恩·加尔文14岁，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也是一头深色的头发。咪咪比他小一岁，学习用功，也爱玩笑。他们参加同一个游泳比赛，哨子还没吹，她就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多恩被派去把她领回来。这次相识后，多恩开始约咪咪出去玩。这是第一次有人约她。她答应了。

　　多恩是个很正经的男孩，爱读书，即将上大学。这些都很让咪咪动心。他还有那种典型美国式的健康与帅气：突出的长下巴，大背头，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偶像明星。多恩不算外向，但人们似乎都愿意听他说话。他的声音比话语更吸引人，他那情歌王子般的好嗓音，说起话来仿佛在唱歌，音色性感而迷人。后来，多恩的儿子约翰回忆说，多恩可以完全用他的嗓音“调动别人的情绪”。

　　比莉对这个男孩却不以为然。其中多少有点势利的原因。加尔文一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圣公会的肯尼恩家族来说相当于异类，就像当初比莉遇到本的犹太家庭一样。多恩的父亲是一家造纸公司的效率专家，母亲是名教师。但在咪咪的妈妈看来，这只能算是普通家庭。

　　事实上，两家互相都有点瞧不上对方。多恩的妈妈注意到，在两个年轻人的交往中，咪咪是占主动的那一方，这是不是说明以后她最小的儿子会受制于咪咪？因此，两家人老拿“你们俩年纪都太小”的借口来搪塞他们。

　　但对于才十五六岁的咪咪和多恩来说，两人相信彼此是天生一对，没有什么可以动摇这一点，尽管他们兴趣各异——多恩喜欢棒球，是道奇队的拥趸，而咪咪喜欢看芭蕾表演。咪咪说服多恩带她去看《彼得鲁什卡》，主演是和乔治·巴兰钦一同离开苏联的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多恩看得如痴如醉，回到家被兄弟们揶揄了好几天。那年夏天，比莉带咪咪出门旅行，表面上是去看望肯尼恩外公，实际上是要咪咪离开多恩一阵子。但这不管用：咪咪和多恩一直保持通信。咪咪一回家，多恩就带她去看《绿野仙踪》，回家时两人一路边唱边跳。那年秋天，他们一起去舞会，看学校的篮球赛，参加集会和周五晚上的篝火晚会。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驾车去长岛南岸的雪松海滩参加海滨野餐。

　　慢慢地，家人的态度缓和了。多恩快毕业时，他的父母邀请咪咪和她全家来吃饭。加尔文家住的房子比咪咪家漂亮，属于荷兰殖民地复兴时期的风格，客厅非常大，铺着厚厚的深红色东方地毯。比莉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从那以后，多恩成了咪咪家的座上宾，周五晚上常来玩拼字游戏。去多恩家拜访时，咪咪也会和多恩还有他的两个哥哥玩闹。乔治和克拉克像多恩一样长相英俊。有次咪咪和多恩相约去修道院博物馆，多恩的妈妈没再干涉。咪咪还为多恩写了一篇关于修道院博物馆挂毯的校报文章。多恩的妈妈看到咪咪在帮她儿子进步，也开始觉得她不错。

　　两小无猜的感情也不都是轻松的。每个周末，多恩要作为SKD联谊会的跳舞高手主持舞会。咪咪每周都挖空心思缝制新裙子，坚决不让别人跟多恩一起跳舞。但和牙买加高中校报所谓的“高年级校草”交往，是必然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要让保守又害羞的多恩·加尔文先生聊聊让他心动的女生，只会遭到他的拒绝。

　　除了相貌英俊，多恩身上还有一种洒脱不羁的自信，这种特质让人难以抗拒，也让人有点难以企及。在他的一生中，这种隐秘的特质都会对他有利。从一开始，就好像咪咪是专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所有人一样。

　　咪咪喜欢多恩的进取心，不过她心里更愿意他离家近一些。高中毕业后，多恩告诉咪咪，他想进入美国国务院，想周游世界。1941年秋，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个月，多恩入读了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一年后，为了离多恩近一些，咪咪去了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胡德学院。没过多久，战争就波及他们了。

　　1942年，在乔治敦大学上大二的多恩入伍海军陆战队，成为一名预备役士兵。第二年，海军派他去宾夕法尼亚州的维拉诺瓦，接受为期8个月的机械工程训练。课程结束前，学员们获得了去前线的捷径：如果愿意去，可以直接调到海军，保证进入候补军官学校，多恩接受了。1944年3月15日，他被调到新泽西州的阿斯伯里帕克，接受候补海军军官的基本训练，然后去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多等待任务。11月，多恩接到命令，他将担任全新的攻击运输舰“格兰维尔号”的登陆艇驾驶员，被部署到南太平洋。多恩要上战场了。

　　出发前几周，圣诞节前不久，多恩从科罗纳多给咪咪打了长途电话，问她能否过去看他。比莉答应了咪咪的请求。一到科罗纳多，咪咪就和多恩驾车去蒂华纳登记结了婚。回科罗纳多的行程成了他们短暂的蜜月，之后便是挥泪道别。在回家的路上途经得克萨斯州时，咪咪看望了肯尼恩家族的亲戚，其间她经历了第一次晨吐。

　　两人闪电般的结婚突然变得非常合理：因为在咪咪去加州看多恩的几周前，多恩曾最后一次来过纽约，咪咪在这期间就怀孕了。

　　多恩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两人在蒂华纳登记结婚非常不满。在“格兰维尔号”出发前，多恩又请了几天假，长途跋涉地赶回来。1944年12月30日，多恩和咪咪在皇后区贝勒罗斯大街的圣格里高利大教堂再次宣誓结婚。第二天，多恩把他海军信息表上“至亲”一栏里的“父母”改成了“唐纳德·加尔文太太”。

　　随后的几个月里，新娘不停地呕吐。咪咪12次怀孕都经历了长时间并且无法抑制的呕吐。1945年5月，多恩的船抵达了日本海域，其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正值高潮。多恩的职责是用登陆艇将士兵从军舰运到岸上。通过广播，咪咪时刻关注着有关“格兰维尔号”的消息，当听到东京广播电台宣布多恩的船被击毁时，她差点当场崩溃。虽然后来证实这是虚假报道，但战况确实是九死一生。

　　多恩的船停靠在冲绳岛附近，他们两边的船都被“神风特攻队”炸沉了。多恩花了很长时间把死去的战友拖出水面。他后来从来没有对咪咪提起过他在战役中的这些所见所为。不过他活了下来。1945年7月21日，在美国投下结束战争的那两枚炸弹两周前，多恩在“格兰维尔号”上收到了来自西联公司的电报：是个男孩。

　　第2章

　　1903年德国，德累斯顿市

　　可以想象，精神方面偏执、有重度妄想症的人所提供的个人记述，会被专家细致地剖析、解读，但一般人读来肯定是很费劲的。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成长于19世纪中期的德国，他的父亲莫里茨·施瑞伯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育儿专家，经常拿自己的孩子作为自己的第一批实验对象。孩提时期的保罗和他的哥哥曾经历过冷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使用过“施瑞伯直支架”——一种用木头和绷带做的装置，用来矫正孩子的坐姿。尽管有这样的童年，长大后的施瑞伯仍然很有出息，先是当了律师，然后又做了法官。他顺利地娶妻生子，除了40多岁的时候有过短暂的抑郁外，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很完美。可就在51岁的时候，他整个人突然垮了。1894年，施瑞伯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错乱”，接下来的9年都在德累斯顿附近的索嫩斯坦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那里是德国第一家为精神病患者建立的公立医院。

　　在精神病院度过的那些岁月构成了《我的精神病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一书的写作背景。这本著作首次写到了当时被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神秘疾病，这种病在几年后被重新命名为“精神分裂症”。《我的精神病回忆录》出版于1903年，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成为有关精神分裂症讨论的重要参考资料。加尔文家的6个男孩生病时，现代精神病学对他们的诊断和治疗都受到了施瑞伯病例相关理论的影响。施瑞伯本人倒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真实经历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他写回忆录主要是为了请求出院，从书中多处可以看出，他似乎是在向同一位读者倾诉，这位读者就是要求他住院的医生保罗·埃米尔·弗莱西格（Paul Emil Flechsig）。书的开头是一封写给弗莱西格医生的公开信，施瑞伯在信中为可能冒犯到弗莱西格表达了歉意。施瑞伯只想搞清楚一件小事：过去的9年中，弗莱西格是不是一直在往他的脑子里传输秘密信息？

　　施瑞伯用200多页文字描述了他遭遇到的各种古怪经历，其中第一个就是与主治医生之间的宇宙心灵感应——“即使遥遥相隔，你还是对我的神经系统施加了影响”。这部分可能已经算是逻辑最清晰的部分了。用一种或许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方式，施瑞伯充满激情地写到自己看到天空中有两个太阳，其中一个无论他去哪里都跟着他。他使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文字，花了很多页解释某种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隐秘的“神经语言”。他写到，很多人的灵魂使用这种神经语言向他传递重要的信息：金星上“发洪水”了，太阳系“失联”了，仙后座的星体要“整合成一个独立的恒星”了。

　　在这方面，施瑞伯和加尔文家的长子唐纳德有很多共同之处。多年后，隐谷路家中的唐纳德常常会在7岁的玛丽面前诵读《神父圣职》。施瑞伯和唐纳德一样，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只是身体方面的，也是精神方面的。施瑞伯、唐纳德，以及加尔文家的其他男孩都没有用好奇而客观的态度隔开一段距离来审视自己的妄想，而是置身其中，时而兴奋，时而震惊，时而恐惧，时而绝望，这些情绪有时也会同期而至。

　　施瑞伯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便竭力拉上别人一起来体验。他可以一会儿狂喜不止，转瞬间又变得极为脆弱。在回忆录中，施瑞伯指责他的医生弗莱西格利用神经语言对自己实施“灵魂谋杀”。（施瑞伯解释说，灵魂非常脆弱，好比“棉絮或蛛网”，是“一个大球或一大包什么东西”。）接着出现了“强奸”事件。“我因为生病，”施瑞伯写道，“而与上帝发生了特殊的关系。”他说这种关系最初有点像圣灵感孕，“我长了女性生殖器，不过没发育好，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人类生命最初的胎动……也就是说，受精成功了”。施瑞伯说，他的性别转变了，他怀孕了。虽然获得了上帝的恩典，但他觉得自己遭到了侵犯。上帝“就算不是教唆者”，也是弗莱西格医生的共犯，他们合谋把他“变成了淫妇”。很多时候，施瑞伯的世界满是紧张和恐怖。

　　施瑞伯有一个宏伟的理想。他回忆说：“我的目标，仅仅是要增进宗教这个重要领域对真理的掌握。”结果并非如此。施瑞伯写的书倒是对争议渐长的新兴的精神病学更有价值。

　　起初，在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之前，精神失常被认为是一种灵魂疾病，病人需要被关押、流放，或者进行驱邪。犹太教和基督教认为，灵魂不同于肉体，是人的本质，既可以与上帝对话，也可能着魔。《圣经》中描绘的第一个疯人是扫罗王，上帝的圣灵离弃他后，他受到恶灵的控制，发了疯。在中世纪的法国，圣女贞德能听到撒旦邪恶的话语，在贞德死后，这种声音又被描述成来自一位先知。可见在那时，对精神失常的定义也是游移不定的。

　　对于细心研究的人来说，不难发现精神失常频发于家族内部。最常见的是王室成员。15世纪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起先表现得非常偏执，后来变得沉默寡言，最后得了妄想症。他的疾病导致了玫瑰战争，成为权力之争的托词。亨利六世的精神病并非毫无渊源，他的外公法国国王查理六世也患有同样的疾病，查理的母亲波旁的让娜，以及查理的舅舅、外公和曾外公也是同样的情况。直到施瑞伯的年代，科学家和医生才开始从生物学层面考量精神失常。1896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使用“早发性痴呆”来表明这种疾病发病较早，不同于老年性痴呆。克雷佩林认为早发性痴呆是某种“毒素”引起的，或者与脑部出现的“某种未知损伤相关”。12年后，瑞士精神病学家厄根·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创造了“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来描述“早发性痴呆”的大部分相同症状。布洛伊勒也怀疑这种疾病具有生理方面的致病因素。

　　布洛伊勒之所以选择这个新词，是因为它的拉丁语词根“schizo”隐含有精神官能急剧分裂的意思。这个名字引发了不少麻烦。从那之后，大量流行文化，从电影《惊魂记》到《心魔劫》，再到《三面夏娃》，都将精神分裂症与人格分裂的概念混为一谈。两者其实相去甚远。布洛伊勒想要描述的是病人的外部生活和内心世界之间的撕裂——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精神分裂症不等于多重人格，而是在自身与意识之间筑起一面高墙，两者开始只是存在些许间隔，之后则完全断离，病人不再能出入一般人理解的现实世界。

　　无论精神病学家如何看待这种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它的确切本质仍然极难把握。起初，似乎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可以遗传，但在一些独立发病的个人病例上——包括施瑞伯的情况——这就解释不通了。这一关键问题让好几代理论家、治疗专家、生物学家，以及后来的遗传学家绞尽了脑汁。要是搞不清楚它源自何处，我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呢？

　　施瑞伯的回忆录出版8年后，1911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终于破解了其中的谜团。施瑞伯书中的内容令弗洛伊德兴奋不已。弗洛伊德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理论家，被推崇为心智运作机制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以前他对施瑞伯这样的妄想型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兴趣。在作为精神科执业医师时，弗洛伊德曾见过这样的病人，但他从未认为他们值得躺到精神分析专家的沙发上。他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意味着无药可治——病人太过自恋，无法投入到与精神分析医师的有效互动，或“移情”中。

　　但弗洛伊德的门生、瑞士治疗专家卡尔·荣格寄给他这本书，并恳求他阅读。这本回忆录最终改变了弗洛伊德的观念。通过阅读，弗洛伊德不必离开自己的扶手椅，就能近距离了解到一个精神病患者脑中的所有想法。这本书证实了弗洛伊德之前对潜意识机制的理解。弗洛伊德写信对荣格表达感谢，称这本回忆录是“某种天启”。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示施瑞伯本人“具有当精神病学教授和精神病院院长的潜质”。

　　1911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关于一例妄想症（妄想痴呆）患者自述的精神分析笔记》一书。（同年，施瑞伯在他母亲去世后再次入住精神病院，之后也不幸离世。）基于施瑞伯的回忆录，弗洛伊德这时确信精神妄想近乎白日梦——病因同常见的神经官能症一样，也可以用分析神经衰弱的方法来解释。弗洛伊德写道，他发现的那些出现在梦中的象征意象和隐喻（这些发现让他名声大噪），全都清楚明白地出现在了施瑞伯的回忆录中。弗洛伊德认为，施瑞伯的性别转变和圣灵感孕是出于对阉割的恐惧。他总结说，施瑞伯对治疗自己的精神病医生弗莱西格的依恋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别忘了，施瑞伯的父亲就是一位医生，”弗洛伊德写道，文字中满含着胜利的骄傲感，“他（施瑞伯）身上出现的荒唐行为就像是对他父亲医术的一种讽刺。”

　　荣格却对弗洛伊德的话感到非常困惑。1911年3月，荣格在瑞士伯戈尔茨利的家中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手稿，并立刻给他的导师写信，说他认为弗洛伊德的书“十分有趣”“写得很好”，但自己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两人观点分歧的核心是妄想型精神病的本质：精神分裂症是与生俱来的脑部疾病，还是在生活中遭受的损伤？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精神病学家不同，他确信这种疾病完全是“心因性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产物，并认为这很可能与患者在童年成长期的经历和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性方面的经历）有关。荣格坚持的观点则更为保守，他认为精神分裂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器质性、生理性的疾病，而且很有可能可以在家族中遗传。

　　师生两人就这个问题断断续续争论了很多年。对于荣格来说，这件事是最后一根稻草。他告诉弗洛伊德，不是所有问题都与性有关——人患精神病有时也会因为其他原因，可能是生来就有的毛病。“我认为，力比多这个概念……需要增加遗传因素方面的解释。”荣格写道。

　　荣格在几封信中一再表达相同的论点。弗洛伊德对此却无动于衷，这让荣格非常愤怒。1912年，荣格怒不可遏，对弗洛伊德展开了人身攻击。“你把学生当病人般对待的方式愚蠢至极，”荣格写道，“你调教出来的要么是唯命是从的儿子，要么是目中无人的狗崽……而你则扮演着高高在上的父亲。”

　　同年晚些时候，在纽约市福特汉姆大学的一群观众面前，荣格公开表示反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并特别针对施瑞伯的病例，猛烈抨击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荣格表示，精神分裂症“不能仅仅用缺乏性欲来解释”。

　　荣格知道弗洛伊德会把他的话当作异端邪说。“他错得很离谱，”荣格后来反思说，“因为他根本没有摸清精神分裂症的实质。”弗洛伊德和荣格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对精神失常本质的认识不同。两位早期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伟大友谊结束了，而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起因和实质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一个世纪后，据估计，精神分裂症影响着全世界约1%的人口——全世界8 200万人，包括300多万美国人。按某一种标准算，美国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占据了全美所有精神病医院床位的三分之一。按另一种标准算，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中，每年约有40%的人完全没有得到治疗。每20例病患中就有1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今学术界有数百篇关于施瑞伯病例的论文，其观点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点都大相径庭，每一篇都围绕着施瑞伯和这种痛苦的疾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后结构主义之父”雅克·拉康认为，施瑞伯的问题来源于他无法成为自己母亲渴望的阴茎而引发的沮丧心理。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和反文化偶像米歇尔·福柯将施瑞伯看作殉道者，认为他是社会力量企图摧毁个人精神的牺牲品。直到今天，施瑞伯的回忆录仍然是绝佳的解读对象，施瑞伯本人也因为无法自我辩解成了理想的精神病人。同时，施瑞伯病例引出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核心问题——先天还是后天？——也成为理解这种疾病的必要一环。

　　加尔文一家生来便注定会陷入这样的争论。加尔文家的男孩们成年时，这个领域正在像细胞分裂那样不断扩张，有人说这是生化问题，有人说是神经问题，有人说是遗传问题，还有人说是环境、病毒或者细菌问题，仅过去了一个世纪，就冒出了数百种理论。“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有非常多的理论解释。”多伦多的精神病学史家爱德华·肖特曾说。一直以来，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真相，无论是发病的原因还是缓解的方法，都尚未被揭示，仍然被囚禁于病人自身的世界里。

　　试图从生物学层面理解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学专家都渴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或者实验，以彻底解答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如果出现一个家庭，家庭成员中有很多像施瑞伯这样的病人，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谱系，情况会怎样呢？有稳定的样本和足够的发病量，在这个家庭中的某些人，甚至所有人身上，会不会找到显而易见的特征？

　　比如像多恩和咪咪·加尔文拥有12个孩子这样的家庭？

　　第3章

　　刚结婚那几年，咪咪爱开玩笑说，她丈夫每次回家待到让她怀孕就又要出门。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唐纳德·肯尼恩·加尔文，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几天后接受了洗礼。唐纳德的出世没有给咪咪造成一点痛苦，也是咪咪12次分娩中唯一接受麻醉的一次。婴儿和母亲住的小公寓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森林山，靠近著名的森林山网球俱乐部，周围非常宁静。整整6个月，咪咪都和小唐纳德单独待在一起，听着来自南太平洋的新闻报道，挂念着孩子的父亲何时能回家。

　　圣诞节刚过，多恩就回到纽约同家人团聚了，并执行一项为期几个月的短期任务，在新泽西州的卡尼镇担任一家造船厂的安全专员。随后他在华盛顿待了3个月，在乔治敦大学完成他的本科学业。之后，1947年夏天，就在咪咪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吉姆几周后，多恩去了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的海军总政学院，这次他把咪咪和两个孩子带在了身边。一年后，他又被调派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首先在美国海军的“亚当斯号”驱逐舰上服役，之后又被调派到“朱诺号”巡洋舰上，往返于纽约与巴拿马、特立尼达、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之间，其间咪咪和孩子们独自留在家里，一待就是几周。

　　战后，咪咪一直对他们的生活怀有完全不同的憧憬。她希望丈夫能像她两个叔叔和爷爷托马斯·林赛·布莱尼那样，去法学院上学。咪咪很崇拜爷爷，尽管她爸爸已经不跟她们一家往来了。咪咪想住在纽约，那里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可以和叔叔婶婶待在一起，同表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咪咪自己被剥夺了这样的童年，因为她小时候被迫离开了得克萨斯。

　　多恩也有此意，至少表现得如此。但他也有梦想。他用魅惑的声音做梦般地解释说，海军对他来说只是跳板——他想让海军资助他上法学院，最好还能资助他真正爱好的政治学。不过多恩在这方面失算了。虽然指挥官给他的评价和推荐都是出自真心的溢美之词，但他每次申请研究生课程时都遭到了拒绝。似乎总有某个后台强大的人，国会议员的儿子或参议员的侄子什么的，把机会夺走了。

　　多恩出海时，咪咪在诺福克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海军发的钱很少，一周约35美元，有时在邮寄过程中还会丢失，她常常依靠邻居的帮助才能负担日用品和食品的费用。多恩在港口执行任务时，情况则不同。他是一名海军上尉，年轻英俊，拥有乔治敦大学的学位，掌握多门语言，深谙国际关系，给人印象非常好。在“朱诺号”上，他不仅是随舰秘书，也是一位屡战屡胜的国际象棋大师。工作之外，多恩经常陪舰长打网球。他和咪咪同诺福克的武装部队参谋学院的要员关系不错，并且因为会调“铁幕”鸡尾酒知名，这是一种用伏特加和野格酒调制的烈酒，价格还很便宜。多恩处事圆滑，又带有一股学术气质，颇得很多海军将官的好感——至少给一位碰巧搭乘“朱诺号”去巴拿马的将军夫人印象不错。

　　战舰上虽没有多少隐私可言，倒也暂时相安无事。一旦回到岸上，秘密就不那么好保守了。那位军官夫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一位朋友恰巧认识多恩·加尔文的太太。咪咪听说了“朱诺号”上的风流韵事，感到自己海军上尉夫人身份仅有的一点风光也很快磨灭了。咪咪本来就非常依赖多恩，现在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儿子，她非常清楚，相比多恩对她的依恋，她需要多恩的地方更多。

　　多恩想申请一项法律课程，作为交换，他需要再为海军效力6年，但申请遭到了拒绝。他要求调到巴拿马、古巴或者大西洋防区——只要有海军法律课程的地方都行，也没有被获准。

　　咪咪再次怀孕了，孕吐仍然非常厉害。1949年末，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约翰在诺福克降生。这次多恩不在他们身边，他在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市接受为期4个月的军官集训。咪咪和儿子们留在诺福克，多恩则总在外工作，被调遣来调遣去。这时，多恩接到消息说，“朱诺号”要把母港迁到西海岸的普吉湾，那里离即将爆发战争的朝鲜半岛更近。

　　咪咪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多恩必须离开海军。1950年1月23日，多恩在递交的辞呈中把辞职理由归结于自己的家庭问题。“缺乏良好的家庭生活让我必须辞去工作，”多恩写道，“留在海军将会剥夺我的妻子和3个儿子正常的家庭生活。”多恩也对他的申请多次遭到拒绝感到恼火——海军军方一直都在忽视他的潜力。他也不在意法学院了。他写道：“只有主动愿意，或者有人帮助树立信心时，人们才会有动力去做一件事。我在海军没有感受到什么动力。”

　　咪咪如释重负。她在偏僻陌生小镇的漫长流放终于要结束了。他们计划回到纽约，多恩在布朗克斯区的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夫妻俩将重新过上咪咪一直想要的生活。他们要在莱维顿镇买一栋房子，那里是长岛的新飞地，造有大量价格低廉的房子，驾车去城里也方便。他们看中了一座适合小唐纳德、吉姆和约翰的大房子，再生几个孩子也都住得下。

　　咪咪不知道的是，多恩也咨询了自己的哥哥克拉克，克拉克最近成了美国空军的一名军官。跟海军不同，空军发展得还不成熟，仍有些新鲜感。飞行员那时还没有蓝色制服，仍跟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样，穿着战时遗留的“粉粉绿绿”的卡其布军装。空军当时急缺人——多恩听说，如果他去了，可以立马当上军官。

　　1950年11月27日，在离开海军10个月后，多恩加入了空军，成了一名空军中尉。咪咪难以相信多恩就这么轻易地违背了之前美好生活的诺言：美国正在把部队运往朝鲜半岛，难道他又想回去？为什么他总是与她步调不一致，总是将他们的生活置之度外，总是不替她考虑呢？

　　多恩对咪咪进行了一番苦心劝说。克拉克有天带他去参观长岛的米切尔空军基地，那里是美国空军总部所在地。多恩问克拉克，他去布朗克斯区学法律或是去长岛接受训练，对于咪咪来说真的有什么不同吗？他们都还在莱维顿呀。何况，多恩还有梦想呢。美国正在引领全世界筑建未来。刚刚打败了法西斯的美国航空部队的战机会在他和咪咪的屋前屋后飞来飞去。难道他只能在写字楼里把文件一塞，每天晚上赶5：07的火车回家吗？为什么他不去当一位专家，有朝一日分析国际事务，连总统也要听他的意见呢？

　　咪咪和多恩在一栋房子上付了不菲的定金。快要入住时，空军突然宣布，新的总部要迁到科罗拉多州中部地区。这次多恩也跟咪咪一样吃惊。转移总部的计划早就在华盛顿秘密商议过了，只是之前没人知道。

　　震惊之余，他们拿回了房子的定金。1951年1月24日，多恩到科罗拉多泉市的恩特空军基地报到。情人节那天咪咪带着孩子也一起搬了过来。

　　***

　　咪咪发现，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是石头——连绵不绝、深深浅浅的红色岩石分布在冰川碾平的广阔草原上，平地表面堆叠着大片岩层，如同舞台布景，令人望而生畏。这里有曼尼托泉疗养院，据说这儿的矿泉水具有神奇的疗愈功能。这片山区19世纪出现过淘金热，在科罗拉多州的地图上有了一席之地。咪咪被美景环绕，却无心欣赏。

　　他们来到这里时，小镇已经过了鼎盛时期。咪咪和孩子们到达时，正逢一场旱灾。水的供应甚至已经到了配给的地步。以前，咪咪的妈妈在纽约的房子周围种着绿草繁花，可现在，目之所及，一片褐黄。这里没有芭蕾舞演出、没有艺术、没有文化——跟咪咪童年时梦想的生活一点不沾边。多恩本以为自己找的房子在科罗拉多泉市的闹市区，结果那里只是一条寂静的街道，叫作尘洞街。房子跟之前他们在莱维顿选的那座完全不同，这是一幢由谷仓改建的老屋，楼梯的木板弯曲变形，让人丧气。

　　咪咪闷闷不乐，哭了好几天。她说，房子像垃圾场，镇子也在偏远的乡下。他怎么把她拐到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

　　但多恩毕竟是她的丈夫。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他们还打算多生几个——多恩是天主教徒——无论在哪里生活，她要干的活儿不会少。咪咪决定过得开心点。这里的鸟倒是很有意思，有灯草雀、灰头领雀和北美白眉山雀。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棉白杨树，咪咪仔细观察了这里的褐色土壤，发现还是有野花生长的。她决定开辟一座花园。

　　尘洞街的新邻居以为咪咪是那种研究大部头的读书人，猜测她知晓大不列颠每一个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可以对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如数家珍。他们很快从咪咪那里听到肯尼恩外公、潘丘·比利亚、霍华德·休斯和她自己在纽约的闲闻逸事。虽然丈夫收入不高，但咪咪也拐弯抹角地暗示这份工作不寻常。咪咪从小跟母亲学会了鉴赏上等布料，要是在二手商店淘到一件羊绒衫，她也会炫耀半天。她加入了当地的唱诗班，还组织了一个业余歌剧团。歌剧团刚开始不愿意演出她最爱的莫扎特的歌剧，她暗自嘲笑莫扎特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不过后来她如愿以偿，按照传统标准为《游吟诗人》和《蝴蝶夫人》挑选了演员。

　　很快，咪咪喜欢上了周围的美景。曾经陌生的植被和地理环境，如今就像纽约中央公园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玻璃后的景象，真实地跃然眼前。她还跟多恩一起发现了驯鹰的乐趣。训练这种野生鸟类，就像建立新家园一样，需要大量的智慧去驾驭野蛮和未知。

　　咪咪和多恩发现，驯鹰不仅仅是布陷阱，还需要不断投入精力，保持控制力，直到鹰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般的情结，不再希望展翅翱翔，而是更喜欢黏着主人，接受饲养。他们先戴着防护手套，让那只瞎眼的隼在手上站了两周，之后在隼身上系了一根100英尺并且轻如钓丝的细绳进行训练。他们鼓励隼飞得越远越好，然后从皮袋里取出肉抛到空中，让隼学会俯冲接食。他们俩非常乐意观看隼俯冲的过程，那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0英里。

　　驯化野生鹰隼的方法环环相扣。咪咪和多恩发现，遵照驯鹰方法，会收获一只规矩、听话、得体的鸟。咪咪在家里也孜孜不倦地训练隼，有时候在驯鹰方面花的钱比花在孩子们身上的还要多。车库的架子上都是鹰隼用的皮革头套，车库最终成了鹰舍。有邻居去卫生局举报了他们，幸好多恩平时把鹰舍打扫得很干净，没有引起麻烦。咪咪买了一套廉价的水彩画工具，画起了鹰隼。他们俩把自己的新爱好教给儿子。长子唐纳德到上小学的年纪时便开始自己逮鸟，抓到了他的第一只鸟——一只雌雀鹰。奥斯汀崖海拔6 600英尺，过去有家肺结核疗养院，将来那里会建起一座大学。在周围观鸟时，他们发现树洞里有一只雀鹰。因为它的叫声很像“叽—哩—”，咪咪给它取名“叽哩—叽哩”（Killy-Killy）。这只雀鹰完全由唐纳德来训练。有一次，它抓到了一只蚱蜢，飞到门上，准备把蚱蜢当冰激凌甜筒一点点啄掉。唐纳德站在下面，耐心地呼唤：“叽哩过来！叽哩过来！”在屋子里时，唐纳德会让叽哩自由活动，叽哩撅起尾巴拉屎，他们也都不去管它。

　　两个大孩子，唐纳德和吉姆，开始上学了。老三约翰还在蹒跚学步，老四布莱恩和老五迈克尔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降生。这些孩子小时候吃的是母乳，但咪咪认识的大部分妈妈都不太愿意母乳喂养。刚开始，咪咪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扛下所有事，感觉非常好——用不着奶妈和保姆。咪咪想，自己才是教导孩子的最佳人选，哪里还需要其他人？孩子们大一点，她还能教他们唱歌剧、画画、观察有趣的鸟和奇怪的昆虫、辨认野外的蘑菇。科罗拉多泉市有几个孩子认识带红色斑点的鹅膏菌？

　　孩子一个接一个得了腮腺炎、麻疹和水痘。每生一个孩子，就会多一个人去博取咪咪的关注，消耗她的时间。但即使在生了5个儿子后，多恩和咪咪也没有想过不再生了。两家的亲戚总不停问：生这么多孩子干什么？毕竟，咪咪追求的精致生活——文化、艺术、社会地位——和填饱这么多张嘴，是很难兼得的。不过咪咪觉得如果得不到前者，得到后者也甘心。生很多孩子，和做一个游刃有余的母亲，是两码事。

　　咪咪渴望拥有一个大家庭，不全是因为什么雄心壮志，她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孩子能满足她过去不曾预期的需求。从小，咪咪就学会掩盖人生中的痛苦与失意：失去父亲；被迫离开休斯敦；丈夫长期不在身边。即便她不承认，这些伤痛也已悄然生根发芽。然而，生育这么多孩子让咪咪焕然一新了——至少咪咪不再惦记过去，人生的主题变了，缺失被填补了。以前，她总觉得自己遭到抛弃了，而现在她可以亲自创造出能陪伴自己的人。

　　多恩的母亲玛丽·加尔文则在皇后区的家中愤愤不平，刻薄地表示生这么多孩子都是咪咪的精心安排——现在咪咪操控着多恩的人生，是家中的一把手，让家里的非天主教徒多过了天主教徒，而她能通过不断怀孕简单直接地赢得地位之争。

　　咪咪对此不置可否。她只说，孩子们让多恩感到幸福。

　　多恩不像一个军人，倒更像一个学者。咪咪对他感到又爱又气。他既想拥有满屋的孩子，又想拥有清净有序的精神生活。无论咪咪把家里收拾得多么井井有条，他总能找到理由不回家。

　　作为恩特空军基地的情报官员，多恩深知冷战军事工作的机密性。“如非必要，不要多说一个字”，他常常这么说，那一套顾左右而言他的辞令显得好像大家心照不宣似的。咪咪也确实不知道多少事，多恩对咪咪掏的心窝子顶多是跟他交接的将军看上去不是很聪明。多恩虽然工作做得不赖，但在空军基地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丹佛建立夏季白宫时，是多恩为总统撰写的情报汇总，但这种级别的军事工作也没让多恩觉得有意思，这使他更决意去读个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鹰最初是多恩和咪咪两个人一起驯的，但后来情况变了。多恩把更多时间扑在了外面，跟当地的驯鹰人一起诱鸟，咪咪则在家无休无止地照顾孩子。关系的疏离或许不算新鲜，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相处可能就是这种模式。从两人认识的第一天起，多恩的生活就有那么点不接地气，而咪咪会耐心地等他，做事脚踏实地。多恩跟他的鸟儿相处得很好，它们在哪儿飞，什么时候回来，都由他做主。咪咪发现多恩就像一只鹰，而自己很不情愿地也成了驯鹰人：要驯服多恩，劝他回家，并且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已经完全驯服他了。

　　咪咪找了些事打发时间，特意让自己和多恩走得更近些。她以前向多恩的家人许诺过，于是花了几年时间改信天主教。和丈夫信奉同样的宗教让一家人更像一家人，这又攻克了一座大山，所以即使改宗她也乐意。咪咪和导师罗伯特·弗洛登斯坦神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弗洛登斯坦是当地的牧师，在鸡尾酒会上给咪咪传授了耶稣变容、贞女生子等概念。他是咪咪欣赏的那种牧师：他管自己叫弗莱迪，家里有点钱，也不怕展现家世，驾驶起自己的敞篷车速度飞快，停车时惊得房子周围鸟雀四散。弗莱迪会给孩子们变戏法、讲故事。他会跟咪咪和多恩聊书籍、艺术和音乐，让他们感到在异乡没有那么格格不入。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来丹佛时，他带咪咪和多恩一起去看了演出。弗莱迪很快变得像他们家的家庭成员一样，只要他想摆脱圣玛丽教区的上司，他就可以随时上加尔文家来。“噢，基普先生又对我发火了，”他会说，“我能跟你们一起吃早餐吗？”咪咪从不拒绝。

　　对于这段友谊，咪咪的母亲表达了合理的怀疑。在开着自己的斯蒂庞克来西部并住上一段时间后，比莉开始对咪咪管理家庭的方方面面评头论足。而弗莱迪是她最常提起的话题。比莉会说，嫁给一个天主教徒也就算了，干吗还老让一个牧师在家里晃来晃去？但在咪咪看来，弗莱迪的到来是她改信天主教最令人开心的惊喜了。她觉得离多恩更近了，自己可以引领起全家的精神生活，在改宗这种孤独的新体验中，她甚至感到一丝亲切和乐趣。

　　比莉感到受不了，因此回去了。母亲的判断现在对咪咪的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咪咪生的孩子比她妈多，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随着孩子越生越多，咪咪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不再是多年前那个怨妇。加尔文一家未来还会多次搬家：1954至1955年间，空军基地迁到了魁北克，之后他们在加州北部的汉密尔顿空军基地住了3年。1958年，他们带着8个儿子回到科罗拉多泉市。1954年生了理查德，1956年生了乔，1957年生了马克。

　　在家时，多恩是一副老好人的形象。他平日沉默寡言，只有每天天亮的时候会喊：起床！起床！手举起来，出列，排好队！把地板楼梯前前后后都扫干净，6点准时到餐厅吃饭！其他时候，都是咪咪打理一切——她不会轻声细语，而是疾言厉色，不容懈怠。她像个雄赳赳的战士一样迎接着每个庸常的清晨、中午和夜晚。

　　所有的孩子都要穿运动服和乐福鞋，都要系着领带去参加主日弥撒。

　　军队和教堂给他们准备了两套规矩：美国式的规矩和上帝的规矩。

　　咪咪把控着孩子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她认为不能有一丝马虎。她有很多教育孩子的格言：“人之美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内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早晨，每个孩子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铺桌子、准备午饭、烤吐司、清扫灰尘、擦厨房的地板、清理桌子、洗晾衣服。每周的任务都会调整。孩子们还要去上速读课。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出去观鸟或采蘑菇。客厅里没有《读者文摘》或《家庭妇女》杂志，只有《史密森尼》和《国家地理》杂志。邻居家的孩子来加尔文家画画时，也知道自己不会听到表扬，只会听到自己做错的地方被分析得清清楚楚。“她想让每个人都做到完美。”加尔文家的一位老朋友回忆说。

　　咪咪当时不知道，她这样的脾气最后会害了自己。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学已经开始研究像她这样的母亲了。美国精神病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使用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样的女性——“精神分裂症妈妈”（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第4章

　　1948年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

　　栗居精神病院成立于1910年，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的乡下，是一栋朴素的四层砖房。这里曾经是旅馆，四周绿树环绕。在最初的25年里，有很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主要是休养和作业疗法。医院的创始人住楼下，病人住楼上。人们对这里评价不高，不过情况在1935年发生了改变，医院新来了一位治疗专家，名叫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Frieda Fromm-Reichmann）。

　　弗洛姆-赖克曼是犹太难民，刚从战争阴云笼罩的德国逃到美国。她虽然身形矮小，但做事雷厉风行，才过40岁的她在战前就已是一位自信的精神治疗医生了。不可否认，她带来的理念非常新颖。同栗居精神病院的老古董们不同，弗洛姆-赖克曼属于新一派的分析师，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想要在病人身上做大胆的尝试。没多久，弗洛姆-赖克曼创造的奇迹就流传开了。

　　有一次，赖克曼试图跟一个年轻人交谈，却遭到他的攻击。她每天晚上都守在他门口为他祈福，守了3个月，终于被他请进了屋里。

　　有个男病人在接受她的治疗期间，好多个星期都一言不发。但有一天，他在赖克曼要落座的地方铺了张报纸。他对赖克曼说的第一句话是，不想让她把裙子弄脏。

　　有一个女病人曾一边向她扔石头一边叫喊：“上帝诅咒你的灵魂下地狱！”几个月后，弗洛姆-赖克曼对那个女病人说，她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这样对她自己没什么好处。“干吗不消停消停？”女病人便消停下来了。

　　这样的医生完美得难以置信？或许是吧。在弗洛姆-赖克曼看来，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愈的，她认为持相反观点的人只是对病人不够关心。加尔文一家没见过她。但她改变了当时美国所有对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看法，这可以说既是进步，也是灾难。

　　弗洛姆-赖克曼来美国时，精神病学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流方法并没有效果，也很不人道。精神病院里满是受试对象，他们被迫服用可卡因、含锰药物和蓖麻油，被迫注射动物血液和松节油，被迫吸入二氧化碳或高浓度的氧气（这是所谓的“气体疗法”）。20世纪30年代，治疗方法是胰岛素休克疗法：病人被注射胰岛素，从而进入短暂的昏迷状态。这种方法的理论认为，只要每天进行一次，精神病症状就可能慢慢减弱。后来有了额叶切除术，将病人的额叶神经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