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民族史】芬兰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上）

　　作者 @namesake

　　驱逐了驻扎在芬兰的忠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军队后，芬兰再次处于瑞典的统治之下。瑞典也再次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矗立于欧洲北方。但是此时的瑞典国内动荡，为了战胜克里斯蒂安二世，古斯塔夫·瓦萨花了重金才拿到德国城市——吕贝克的支持；数年的战争，也使得国库空虚。此时，许多贵族对于瓦萨王朝的态度还是捉摸不透的。为了解决严重的财务危机与王权衰落，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决定进行宗教改革。这场宗教改革方便了瑞典政府①回收教会掌控的土地和教会拥有的免于纳税的权利的剥夺，使得教会的势力被严重削弱，而王权集团则从教会夺得的土地与财富来支持瑞典政府的改革，以期将瑞典已有的政府的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古斯塔夫·瓦萨在宗教改革期间，于1634年颁布了政府组织法，建立了瑞典第一个由官吏和文职人员组成的、常设的中央政府。其中规定，瑞典政府下设五个部，分别主管司法、财政、军事、外交、国王的文书五个方面，同时还确定了瑞典议会将被视为一个国家体制中的立法机构②。

　　而在此之前，1343年的土地法就已经强调过了国家政务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③，所以推行新政，使古斯塔夫·瓦萨收回教会土地、城堡与财富的这些措施，有利于瑞典国王对抗国家政务会所代表的贵族集团并加强王权集团的力量。推行新教所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在1544年，瑞典将“选举君主制”改为“世袭君主制”④。因此，不难看出对其他势力的打压使得瑞典国王的权力在那一时期变得很大。而王权的崛起，避免了内部纷争带来的隐患，使瑞典政府在战时更为稳定，效率更高。

　　瑞典对政府系统的改革，也使得芬兰地区的管理更加高效，因为瑞典政府在芬兰的行政体系是与和在瑞典本土的管理体系完全一致的。我们确实不可以忽略包括维堡司令在内的少数自主权相当大的职位，但这毕竟还是少数。同时，古斯塔夫·瓦萨还特意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芬兰事务的机构来就芬兰问题进行准备工作。这些举动无疑使得芬兰行政体系变得更加高效和廉洁。因为确定了各个官职间严谨的职责和权力，细致的规定了各个省之间的分界线，钻权力和法律的空子变得越来越难⑤。

　　古斯塔夫·瓦萨对教会的改革同样的提高了神职人员的标准。大卫·科尔比认为宗教改革极大的提升了芬兰的教育水平⑥。在芬兰，教会一直负责着民众的教育与精神需求⑦，当时大多数人能接受到的教育就只有每个教区都会开设的教会学校。所以对教会神职人员的标准的提高，直接导致的了识字人群的增加，与基督教在芬兰的进一步推行。芬兰语圣经的出版不仅促进了芬兰民众皈依基督教，同时也推动了芬兰语在本国的流通。17世纪到18世纪，教会逐步展开了对芬兰北部地区，包括拉普兰人在内的传教工作⑧，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无疑更有利于芬兰的稳定。

　　自瑞典十字军征服芬兰之后，芬兰和瑞典便一直与诺夫哥罗德以及后续的莫斯科大公国、沙皇俄国发生冲突。历史学家库斯吉宁认为：在常年的战斗中，为了抵抗斯拉夫人，芬兰人——尤其是在芬兰的精英阶级——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而自成一体的“民族”理念。1556年，古斯塔夫·瓦萨的三个儿子之一的约翰（即后来的约翰三世）获得了芬兰的的大部分，并将其获得的领土在之前的“芬兰公爵”“东方领土的统治”等基础上，再次整合，作为一个公国（芬兰公国）而设立。他在图尔库新设立的高级法庭、组建的公国代表议会以及芬兰狮的形象都可以说明，芬兰已经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越来越有别于他们的宗主瑞典。种种的这些措施也为芬兰的民族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石⑨。同时，在宗教改革期间新修建开课的图尔库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们，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与瑞典人的不同并表现出自己对芬兰的热爱⑩。

　　“……从历史上看，这个观点（指瑞典人没有轻易产生战争的思想）是错误的?，历史上的瑞典相当频繁地参与战争。古斯塔夫二世于卡尔十二在位期间，作为瑞典的属国，芬兰也被裹挟进了逐鹿欧洲的战争中。而在被称为“Great Wrath”和“Long Wrath”的战乱期间，芬兰人也饱受其害。连年的战火中，芬兰人逐渐产生了对瑞典的不满。这为后世芬兰的分离主义与“安亚拉密谋”的存在，提供了土壤。

　　作者注：

　　①??更准确来说是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为首的王权集团，需要注意的是瑞典国王在当时也是受限制的。这是因为早在1319年马格努斯·埃里克松上位时，他就已经明确了国王与瑞典政府之间应当承担的义务，但我们暂时不在这里展开。

　　②? 详细可见《The Early Vasas: A History of Sweden 1523-1611》（Michael Roberts著）。

　　③?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务会权势强大时，甚至处死过王位竞争者。因此国家政务会实际上对于王权也是一种威胁。

　　④? 详见《瑞典的宗教改革与瑞典绝对君主制的初步形成》（许二斌、刘俊豪著）。

　　⑤??详细可见《The Early Vasas: A History of Sweden 1523-1611》，但是廉洁问题也和宗教问题一样，花费了许久才逐步展现出成效。1596年年末与1597年2月，在波迪尼亚南部和北部均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两场被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棍棒战争”（Club War），其爆发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官吏们强取豪夺的行为不断激化且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详细内容可见《芬兰史/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⑥??原文：“新教领导人建立了高标准的礼拜仪式和修道要求，并时常表达他们对教徒远远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沮丧和不满……确实改善了牧师们的质量和对他们的培训，教徒理解路德宗基本教义得到提高……教堂逐渐解雇不识字的神甫甚至开始建造特别的教室，在这样的教室里神甫教授当地孩子基本的读，写。”（《芬兰史/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大卫·科尔比）。但是约翰·亨·伍里宁则有着并不一致的意见，他指出：“由于宗教改革的结果，学校在一定时间内也受到了损失……准备担任牧师职务的学生，尽管愚昧无知，教养很差，仍然得到委用；许多酒鬼，违法乱纪、触犯教规的荒浮浪荡的人，还有更坏的，都被任命为牧师。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芬兰教士水平之低，相当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宗教改革不仅在教会本身的内部、而且也在以前由教会创办和管理的学校里造成了分裂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无可争议的”（《芬兰史/A history of Finland》）不过不管如何，在教会的分裂问题逐步解决后，宗教改革还是很明显的就起到了促进神职人员素质的提高。而且伍里宁也指出，芬兰第一所大学，图尔库大学是在宗教改革期间建立的，而在此之前，芬兰是没有大学的。

　　⑦??详可见：李海龙先生的《大学为何兴起于西方》，原文：“在世俗与宗教的相互作用中，社会的伦理和交往规范逐步建立起来，基督教利用教会的法律來扩展自己的影响力，更利用知识来组织起欧洲复兴的方式。如果说10世纪之前的欧洲教育还零散地分布在修道院学校和部分主教学校的话，那么到了11世纪，教会权力的加强也意味着其有了更多用于支持教育的资源。”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中要求凡属基督教领域的大教堂皆应设立文法讲座，并且要求每一位大主教去任哲学和宗教法律讲座。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 1227--1241）的教令集中指示每一座教区教堂组织学校，传授基本教育；最近研究显示这类以致力宗教教育为主的教区附属学校，普遍存在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正是有了欧洲的复兴和智力资源的集中，基督教才能在不分国界的范围内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杜先锋博士的《基督宗教传播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也提到了宗教对我国落后地区带来的较为先进的理念。

　　⑧??瑞典语与拉丁语也在芬兰流通，尤其是瑞典语，不过语言问题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有了令双方都较为满意的解决办法。语言问题一直是芬兰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很重视的问题，但我们并不在此展开叙述。

　　⑨? 可见：《芬兰史/A concices history of Finland》（大卫·科尔比著）和《芬兰史/A History of Finland》（约翰·亨·伍里宁著），以及《The Early Vasas: A History of Sweden 1523-1611》（Michael Roberts著）。

　　⑩??这一时期，图尔库大学的精英们在芬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五卷本的《芬兰诗歌研究》的编纂者：亨利克·加布里埃尔·波尔坦，就是图尔库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丹尼尔·贾斯勒纽斯，这位来自图尔库大学的硕士则有着《图尔库的今昔》与《芬兰的防务》。相关，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 见于《决胜波罗的海：瑞典帝国的百年战史,1611-1721》（亨利克·O·伦德/Henrik O.Lunde著，汪枫译）。

　　校对 / 排版：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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