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解》中发掘非洲社会的共情危机

　　《瓦解》中从共情抑制、共情匮乏和共情腐蚀三个方面描写了前殖民时期以及殖民初期非洲社会的共情危机，揭示了共情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非洲传统文化过度重视男性气概、父权和神权，忽视对共情力的培养，部落内部产生分化。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情境力量刺激下的共情腐蚀进一步恶化了非洲社会的共情环境，最终导致传统社会走向瓦解。阿契贝强调了共情力在非洲社会伦理建设中的重要性。

　　该小说自发表以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研究者主要从文化研究、口述传统、叙事技巧、语言特色、后殖民视角、女性主义等方面对该小说进行了深入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Meyers认为《瓦解》颂扬了传统非洲文化的精神活力，表达了对传统非洲社会瓦解的哀伤。Hoegberg认为阿契贝在该小说中并没有回避非洲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的弱点和缺陷。Kunreuther从武力暴力、司法暴力和叙事暴力等方面分析了阿契贝小说中的反殖民书写。Wolfe指出在民族解放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小说中女性的地位和声音遭到有意削弱。国内研究者对该小说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成果产生于阿契贝获得2007年国际布克奖之后。朱峰认为奥贡喀沃沦为家乡土地上的流浪者，是殖民主义给非洲个人和部族带来的悲剧；姚峰认为《瓦解》代表着非洲小民族文学从“独裁”空间逃逸的游牧政治；秦鹏分析了《瓦解》中阿契贝的“中间”文化观；杜志卿和徐雅欣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角度，审视了小说中非洲民族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庞好农和卢肖乔揭示了《瓦解》中的悬念、反讽和插叙等艺术特色。以上研究成果为进一步解读《瓦解》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该作品的解读还不多见.

　　事实上，《瓦解》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再现了非洲土著居民与西方殖民者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关注了非洲传统社会内部的矛盾性演变，刻画了社会转型期的人性演绎，探讨了与社会裂变相伴随的共情危机。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认为“共情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觉，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觉”。共情与同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强调人的情感感知力，与他人持有相同情感，包含但不限于怜悯之情；后者是指对遭遇灾难和不幸的人产生怜悯。共情的外延更广，失去共情力的人，很难产生同情心。在一个缺乏对共情力的重视和培养的社会，人性之恶往往肆意滋生，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尊严遭到肆意践踏和破坏，文明的裂隙随之产生。阿契贝借助小说《瓦解》，集中展现了内外力作用下人类共情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之恶和文化崩溃。因此，本文将从伊博部落文化的共情抑制，敌意想象中的共情匮乏和情景力量下的共情腐蚀来探究共情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内在关联，揭示伊博族人在新旧文化碰撞中的社会伦理和价值取向。

　　二伊博部落文化的共情抑制

　　共情包含双向性，一方面是由己及人，推测别人的感受和想法，另一方面是由人及己，进行自我觉知，这构成了一条共情回路。具有共情障碍的人通常是由于共情回路出了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无法正确预测别人的感受或反应。影响共情回路的因素除了生物学和心理学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约束、信仰、服从等社会因素。《瓦解》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伊博族村庄——乌姆奥菲亚，这里的人们实行一夫多妻制，信奉多神论，靠祖先神灵和长老维持秩序，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小说也呈现出伊博文化中存在的暴力倾向，“人们的信仰与具体行为不一致，具有盲目性、冲动性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缺陷”。阿契贝从男子气概、父权和神权等三个方面批判了非洲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共情回路的破坏。男子气概指的是一系列与男性性别相关的性格行为特征，包括勇气、独立、领导力等。传统伊博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在与恶劣自然条件的长期斗争中，以暴力、血性、勇猛为简化特征的男子气概受到推崇。摔跤、战争和劳动是彰显伊博族男子气概的重要形式。伊博社会通过激励和惩罚两种措施来强化人们对男子气概的认可。主人公奥贡喀沃是个勇敢的摔跤手，18岁时打败了远近闻名、保持七年冠军记录的阿玛林兹，获得部落人们的赞赏。除此以外，奥贡喀沃白手起家，战功显赫，38岁就成为部落九个领袖之一。奥贡喀沃的父亲乌诺卡则相反。乌诺卡贫困懒惰，难以养家糊口，只能靠借债维持生活，没有胆量参加战争，害怕见到流血牺牲。他没有任何部落头衔，遭到人们的公开嘲笑。正反两种方向的文化规训在奥贡喀沃的心中留下对失败和软弱的深度恐惧。在伊博文化中，没有头衔的男人被称为阿巴拉，意思是“女人”，具有相当的侮辱性。少年奥贡喀沃内化了这种价值观，片面地追求社会的认可，同时极力贬低自己的父亲，“他憎恨父亲所喜爱的一切”。父亲得了鼓胀病，按照习俗只能被扔在“邪恶森林”里独自煎熬至死，奥贡喀沃不仅没有报以同情，甚至在父亲死后多年仍以此事为耻。奥贡喀沃不仅对待自己的父亲如此，对没有成就的其他族人也同样严厉苛责，公开羞辱不如他的族人。他用拳打脚踢的粗暴方式来规训行为懒散、性格软弱的儿子诺伊，导致12岁的儿子整天闷闷不乐。奥贡喀沃把男子气概与成功等同起来，有无男子气概成为他判断男人价值的唯一标准；他对男子气概的弘扬走向了违背人性的程度。他在对个人成就的追逐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漠视他人的感受，走上了唯我独尊的道路。

　　伊博族男人在追求社会认可的同时，在家庭中也要求占据主导地位。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非洲社会中，女性生存空间狭窄，缺乏话语权，命运往往掌握在丈夫或者父亲手中。奥贡喀沃有三个妻子，她们除了养育各自的孩子外，要轮流给丈夫做饭。奥贡喀沃对待妻子如同对待物品，因一件小事就会大打出手。在和平周，他的第三任妻子奥鞠枸因在外面编头发回家晚了，没有按时做晚饭，奥贡喀沃不惜违反当地习俗规定，狠狠地打了她。在新木薯节期间，第二任妻子艾珂薇菲采摘院子里的香蕉树叶包裹食物，奥贡喀沃夸大其词，以香蕉树就要死了为由，打了妻子一顿。随后，他拿出猎枪准备出门打猎，听到妻子小声嘀咕：“这枪从来就没有打响过”，于是愤怒地举起枪杆，对准妻子，扣动了扳机。幸亏妻子及时躲闪，才得以幸存。部落定期召开长老会议，调解纠纷，女性没有资格为自己辩护，哪怕是审理有关女性切身利益的案件。一个丈夫常年殴打妻子，导致她屡次流产。娘家人忍无可忍，把女儿带回去保护起来，丈夫要求退回彩礼，由此引起纷争。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女家的兄弟代替她讲述事情经过，结果仍然是女人回到丈夫家中。在非洲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长期低下，被物化为男性的财富。她们婚前是父亲的财产，婚后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小说中，欧比瑞卡的女儿择偶不是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由双方家庭的男性亲属坐在一起就彩礼讨价还价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花重金娶妻的丈夫通常认为控制妻子、贬低妻子或打骂妻子是正常行为，难以与妻子产生心心相印的共情关系。非洲传统信仰中存在着一些抑制共情的元素。伊博人认为世间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灵魂和主宰，如地母、山洞神、蛇神等。他们在生活中对待诸神恭恭敬敬，听从神的命令。但是，人在神面前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最低等的人为贱民。“贱民本人及后代都要被献祭给神，他们不能结婚，更不能与自由人通婚，住在村子外面的流放地里，不得理发，不得洗头，不得参与自由人的集会，更不能进入自由人的家中，没有资格获得部落头衔，死后被其他贱民埋葬在‘邪恶森林’”。贱民的命运堪比奴隶，他们被剥夺了生命的尊严，失去了基本人权。贱民被部落视为多余人，而自由人与他们的交往，也是不被允许的。再者，落后的科学认知与盲目的神祗崇拜相结合迫使伊博人对患有某些疾病的人产生偏见，难以对其产生共情。任何人患有传染性疾病，如麻风病、天花、疟疾等，一经发现就会被禁止呆在家中，而是被转移到“邪恶森林”里，任由其受疾病折磨而死。他们死后也得不到安葬，因为他们患的是“邪恶之病”，埋葬他们是对地母的亵渎。此外，伊博人认为双胞胎是由某种疾病导致的，是不吉利的象征，因此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常常被强行装进土罐，抛弃到“邪恶森林”中。伊博人的信仰含有压迫性和神秘性的成分，人们不能看到神灵的真面目或直接与之对话，而是常常怀着恐惧之情，担心受到神的惩罚。奥贡喀沃的女儿埃仁玛深夜被山神的祭司契埃罗带去山洞，奥贡喀沃夫妇即使担心，也不能陪10岁的女儿同去。父母与女儿的共情关系被山神的威慑力所切断，亲人之间的情感让位于对祖先和神祗的服从。总之，在崇尚男子气概、父权和神祗信仰的文化规训下，伊博人对一事无成的男人、女人和病人等弱势群体的共情被强行切断了。人们极力压制自己的正常情感，以获得传统社会的认可。认同文化和风俗，参与共同的经验、活动会给人以安全感和从属感，但是这样会导致人们心灵的自我异化，激发起被压迫者强烈的生存欲望。该小说表明以奥贡喀沃为代表的伊博传统社会内部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共情这一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被严重遮蔽和隐匿。

　　三敌意想象中的共情匮乏

　　敌意想象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在系统力量的蛊惑或驱使下，贬低、丑化、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把他们视为敌人，予以无情打击，甚至杀死，其行为是人性之恶的直接表现形式。共情匮乏是指对陌生人、敌人和他者情感态度的感知或反应远远低于在亲人、朋友、同胞之间产生的情感强度和深度，甚至可能达到零度共情的状态。“共情匮乏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被彻底忽视。不仅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压根就不知道别人也有自己的角度”。敌意想象中的共情匮乏往往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由此犯下的恶行会打着正义的幌子，对想象中的敌人进行迫害、打击乃至消灭。阿契贝在小说中描绘了白人殖民者对非洲进行殖民入侵和宗教渗透的过程，敌意想象和共情匮乏导致的矛盾升级。因此，笔者拟从形象贬损、轻视愚弄和救世主心态等方面来探讨小说中所揭示的共情匮乏与社会瓦解之间的相互关系。

　　形象贬损是指故意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形象进行污名化处理的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切断与对方的情感联系，为进一步的伤害做舆论准备。阿契贝在《瓦解》中讽刺了非洲人对白人的形象贬损。白人的相貌与非洲人差异很大，白肤色在非洲人看来是不正常的，犹如白化病患者。一个迷路的白人骑自行车到了阿巴姆村，第一个见到他的村民飞快地跑开了，胆子较大的村民走近他，好奇地触摸他，白人站在原地点头致意。在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陌生人时，伊博族的祭司借神谕断言：“这是个怪人，他会破坏部落，传播灾难。他们是蝗虫，这个人是前来探风的排头兵，其他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于是，在神谕的诱导之下，阿巴姆村民杀死了白人，把他的自行车绑在“神树”上。不久，三个白人带领一批手持武器的士兵前来报复，血洗了整个村子，连湖水都被染红了。伊博人在盲目冲动中杀死了白人，招致全村人的杀身之祸。随后，白人在村镇上建立了监狱、法院等暴力机构。违反白人法律的人都会被关押在监狱里进行劳动改造，伊博犯人经常把穿着灰色短裤的白人官员称为“灰屁股”，并编出污蔑性的歌谣进行言语攻击，结果遭到白人更狠毒的惩罚。然而，他们对白人的排斥只存在于语言层面，不过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已。实际上，在白人的鼓动和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伊博人加入基督教，将子女送入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对白人的形象贬损式共情匮乏反向推进了部落底层民众与基督教的关系。较早改信基督教的人就是那些在部落生活中不受重视的边缘人，如没有头衔的弱者，饱受心灵创伤的贱民，生双胞胎而被家族排挤的女人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部落社会的神祗信仰和精神霸权。

　　白人殖民者在到达非洲后，潜意识里认为非洲是落后的、未经开化的、需要拯救的文明荒原。他们建立学校，传播宗教，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救世主姿态自居。正如陈榕所说，“将不同的文化现象进行逻辑排列，打上高低不同的标签，这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象征”。第一批到达姆班达村的传教士直截了当地告诉村民应该改信上帝，上帝才是唯一真正的神。白人认为非洲传统信仰中的神都是假的，不过是一些木头和石块，并且威胁村民，那些邪恶的人和盲目信仰木头和石块的异教徒在死后将要被扔进火堆，相信上帝的人才可得永生。“伟大的上帝派我们来让你们远离邪恶的生活方式和假神崇拜，如果你们投奔于他，就会在死后得到拯救”。白人牧师詹姆士·史密斯将这种傲慢的救世主心态发展为捍卫上帝子民的优越性心理。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代表光明和进步；非洲人是黑暗之子，代表愚昧和邪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信基督教，只有完全摆脱了传统习俗的非洲人才值得被上帝拯救。他对村民的无知表示愤怒，认为自己的布道是在贫瘠的岩石地里播种，因此坚决要纯净教堂，抵制残余的异端思想。他的激进政策引发了村子里的基督徒与传统神祗信仰者的激烈对抗。在一年一度的地母祭祀仪式上，基督徒艾诺克贸然揭下了代表祖先神灵的面具，受到冒犯的部落长老带领众人将基督教堂夷为平地。因此，救世主心态暗含着白人对非洲人的贬低和敌意，在这种心态的阴影下，白人和非洲人不能平等地沟通，更难以产生共情。两种宗教信仰的矛盾导致基督徒与异教徒最终分道扬镳，加速了伊博社会的瓦解与分化。总之，在《瓦解》中认知差异引起的敌意想象，使得伊博人和早期白人殖民者无法产生有效对话，他们之间的共情匮乏难以避免。白人自以为是文明的使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教化”非洲“蛮荒”。受侮辱的非洲人面对外来入侵，首选的反抗方式是武力斗争，他们一方面贬低白人，排斥着白人的政治、经济统治和文化渗透，另一方面也在斗争交往中意识到本土文化自身的矛盾性。于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文化环节最脆弱地位的人成为首批接纳白人文化的群体，由此引起的社会裂变在不知不觉中产生，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白人与伊博人的共情匮乏与部落内部对底层人民的共情匮乏产生共振，共同消解了非洲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

　　四情境力量下的共情腐蚀

　　情境是个性和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人的言行举止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津巴多所言，情境“通过酬赏及规范功能，对行为者的角色和地位赋予意义和认同”。情境力量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面的情境力量激发人的积极潜能，使人的行为朝着有益于自身，有益于社会的方向发展；负面的情境力量引诱出人性恶的一面，导致人性异化，激发恶劣行为，造成“害群之马”的产生。共情腐蚀是人性恶的表现，指的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完全聚焦于自我，把他人当作物品，忽略了他人的主观体验、想法和感受。处于负面情境力量中的个人在憎恨感、复仇欲等激烈情感的支配下对他人造成伤害或者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人达到自我目的，都可以视为共情腐蚀。在《瓦解》中，阿契贝通过三对关系——父子关系、白人殖民者与非洲部落的关系、部落首领与村民的关系——产生的张力，分别呈现了恐惧、复仇和羞辱的情境力量对共情力的破坏，以及共情腐蚀所带来的心灵毁灭与社会崩溃。父子关系是家庭亲情情境中最为密切和最为深情的关系之一，但在小说《瓦解》中呈现的父子关系却因涉及恶性事件的恐惧心理而异化。奥贡喀沃的父亲乌诺卡一生贫困潦倒，遭到部落神灵的呵斥和村民的嘲笑，死后受到部落习俗的抛弃。幼年饱受生活艰难的奥贡喀沃埋怨父亲的懦弱无能，内心深处极度憎恶父亲的软弱特质，恐惧自己会重蹈父亲的覆辙。“他的一生都被恐惧支配，恐惧失败恐惧羸弱。……这不是外在的，而是根植于内心”。为了表现与父亲的不同，他故意表现出勇猛甚至残暴的一面。他不怕流血战争，甚至当众用自己砍下的敌人头颅骨当酒碗。他认为情感是弱势者的象征，唯一合适的情绪就是发怒，他暴力训斥儿子诺伊，力图培养诺伊的坚强品格。当乌姆奥菲亚村的一名女性被姆百诺人杀害后，愤怒的村民派奥贡喀沃前去谈判，十五岁的男孩伊柯美弗纳作为人质被奥贡喀沃带回，暂时寄养在自己家中。伊柯美弗纳在奥贡喀沃家中生活了三年，不但与诺伊成了好友，也对这个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认为奥贡喀沃就是他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山洞神传来口谕，要求杀掉伊柯美弗纳作为祭品。奥贡喀沃听从了神的指令，将无意中听到这个消息而痛哭流涕的诺伊狠狠地打了一顿，并以回家的名义哄骗伊柯美弗纳及时上路。奥贡喀沃和武士们跟随伊柯美弗纳走出村外，突然，他听到一个武士抽出砍刀，随后伊柯美弗纳惊恐地喊叫：“爸爸，他们要杀我”！此种情境之下，奥贡喀沃内心对“怯弱”的恐惧被瞬间点燃，他举起砍刀阔步向前，亲手杀死了这个喊他“爸爸”的孩子。奥贡喀沃，作为恐惧的受害者，用令人惊悚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的“知行统一”，可是他并没有赢得家人和朋友的尊重。儿子诺伊自此以后离他远远的，称“他[奥贡喀沃——笔者注]不是我的父亲”。朋友欧比瑞卡也说“我要是你，我就绝不出门”。情境力量激发了奥贡喀沃的恐惧心理，腐蚀了奥贡喀沃对亲人的共情能力，让曾经因战功赫赫而声名远扬的奥贡喀沃变成了无情恶魔，奥贡喀沃所代表的以成就为导向、以暴力为标尺的传统男性价值观也因此遭到质疑。

　　人是情境力量的产物，同时也是情境的创造者。共情腐蚀使一个人对别人的感受麻木不仁，共情腐蚀的社会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由此导致的崩溃是由内向外的。《瓦解》集中围绕着主人公奥贡喀沃的命运展开，再现了恐惧、复仇与羞辱为主要特征的情景力量带来的共情腐蚀，生动而又有深度地挖掘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共情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内在关联。恐惧带来的共情腐蚀使亲情异化、父子反目，伴随对白人复仇的情境力量而来的是部落社会内部的争端与道德的失落，最终不堪羞辱的非洲部落领袖选择以自戕结束自己的命运，象征着看似坚不可摧的非洲传统文化将随之逝去。

　　结语

　　阿契贝在小说《瓦解》中生动再现了19世纪末非洲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社会历史状况，描绘了在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冲击下，非洲传统部落社会的旧秩序日渐土崩瓦解的情形。非洲传统文化中的共情抑制与殖民主义入侵带来的共情匮乏，以及在情境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共情腐蚀，共同组成了一幅非洲社会的人性生态景观。共情是社会和谐文明的表征，共情危机意味着伦理裂缝和社会动荡。阿契贝以共情为主线，聚焦于社会动荡时期人性的挖掘，揭示了共情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