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类别十篇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1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2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解构与重构；使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13-03-10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yzc10033。

　　[作者简介]孙克，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济南 250000）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时代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已引发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人类学者们已经在这个研究中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学术力量。人类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重以“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诠释和重构文化，在对“他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中实现文化反思和自我发现。[1]（8）人类学——特别是作为人类学主体的文化人类学，应该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学科起点。正如著名学者童恩正先生所说，文化人类学“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落、各国家、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籍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8-9）。这就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性和学术使命，尤其令我们认知到该学科对于“非遗”保护研究的学科功能和科学价值。

　　一、发掘：“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

　　“非遗”研究的认知起点在哪里？应该是发掘，即发掘并弄清“非遗”的存在现状和其基本生存样态。通过对“非遗”这最珍贵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可以让民众、社会乃至市场充分认知它的传承及现状，针对“非遗”达成多维价值上的共识。

　　首先，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来说，田野调查是“非遗”保护和发掘的基本方法。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区域的文化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非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大多散落在民间，相对于官方文化所代表的大传统主流文化，其自身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却只能属于小传统文化；加之中国传统社会“重道不重器”，大多数“非遗”项目在史料中并无记载或者语焉不详，只能通过田野调查进行研究。田野调查是“非遗”学者进行“非遗”研究的首要的任务，也是当前“非遗”保护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深入特定的文化空间，与“非遗”传人和群体进行交流，并亲身感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和文化生境，才能感受和了解到蕴藏在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记录下这些用鲜活生命铸成的文化史诗。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学者加入到“非遗”的保护中来。上述人类学等学科一向强调实地考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避开喧嚣与浮躁，形成了严谨踏实的治学风气，可以担负“非遗”调查发掘的重任。

　　其次，坚持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是发掘整理“非遗”过程中的基本理念。文化整体观是人类学最基本的学科理念与方法。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存在的特定自然生境和社会生境，同一生境的人们共同创造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文化和生存样式；同时，民族、文化及其生境还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系统。[3]（24）因此，在对“非遗”——特别是某一“非遗”项目进行调查发掘时，不应将其与自然和文化生境割裂开来，而应该把它与特定生境的文化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当然，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就观察视野而言，并非指具体的研究对象；“非遗”的研究应该是“以小见大”，而不是满足于对所有遗产项目的粗浅认知。

　　再次，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一直坚持的原则和品质，其最大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眼光” [4]（8），避免用僵化的甚至偏见的本民族文化标准评判其他文化样式的存在。这在“非遗”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对不同于自身文化的“他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审慎的、开放的、有原则的，这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非遗”作为一定民族或区域的存在形态，“他者”大多对其存在着认知障碍，如果不能秉持文化无优劣高下的客观价值理念，就很容易在调查发掘中对某些“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有所忽视，甚至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乃至腐朽的文化遗存。人类学对不同文化形态和样式的“一视同仁”，正好可以纠正“非遗”调查发掘中类似这样的偏颇之处。

　　二、解构：“非遗”文化及其生态系统解读

　　在对“非遗”系统调查、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学者的下一个课题便是如何对“非遗”进行文化解构。广义地说，这种文化解构是对“非遗”自身及其所在生态系统的深层剖析，是对“非遗”为何存在、如何存在，和它所传承区域的自然，以及人们的生活、经济、习俗、信仰、艺术等诸方面进行剥茧抽丝般的解读，并透彻地分析它与一定区域的自然和文化结构的内在联系。这种文化解构强调的是对“非遗”自身文化基因及其传统生存样式的全面审视，其关注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仅限于）对“非遗”与自然和文化生态、“非遗”与区域生产生活、“非遗”与宗教（包括民间信仰）、“非遗”与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审视和剖析，进而明晰特定“非遗”项目所蕴含的核心文化因子。

　　首先，我们需要解构“非遗”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文化形态总是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这在剧烈的文化进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也是以朱利安·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者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每一种形态和样式的文化都有其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社会原因，并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构成具有某种相互依存和观照的关系，不同文化事项的互相支撑和关联构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结构网。“非遗”作为一定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样式，其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所处自然和文化生境高度契合的。

　　其次，“非遗”总是与一定区域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人类的发展是以物质的生产为前提的，“非遗”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产物，与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区域的经济类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传承几百甚至上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上看是与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相辅相成的，担负着农耕文明形态及其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们的基本需求和祈盼。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项“非遗”的探究，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条件，否则就很难理解它的根源和所存在的价值。

　　再次，“非遗”与宗教（特别是民间信仰）、艺术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要理解和领悟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存在，必然不能脱离宗教和信仰，“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 [5]（132）。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遗存，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或多或少打上了民间信仰的烙印，并尤其表现在传统节日、习俗仪式、表演艺术、文学和美术等项目中。人类虽贵为万物之灵，但在探究和追逐内心欲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困境和磨难，因而在各种文化现象中赋予信仰的意义，以求得实现内心的自我慰藉。另外，作为一种非物质的文化存在形式，“非遗”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蕴藏着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判断和美学追求，这在几乎所有的“非遗”类型文化遗存中都得到了印证。无论民间文学、传统美术、曲艺杂技还是手工技艺，甚至在仪式习俗、文化空间等近乎所有类别的“非遗”事项中，都渗透着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当然，这种美以及艺术性也许透出些许朴拙，不同于“大传统”中精英文化美学的雅致和精细；但正是这种更具原生态特性的美，才构成了样式丰富的真实生活中的艺术体验，“艺术的原始形态，较之旧美学的研究对象——现代文明社会的艺术，也许更能揭示艺术的奥秘” [6]（13）。

　　最后，对“非遗”的文化解构，要明确在具体“非遗”事项中蕴含的核心的文化因子，或者说一项“非遗”成就其自身不可摒弃的基本文化要素。文化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看似简单，却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和不为外人所知的文化构成。这就需要去伪存真，从根本上解析某种“非遗”文化事项的文化基因，使之成为客观反映一定区域民众经济、文化、社会、艺术、信仰等方面的综合性“标准样本”，避免在肤浅认知基础上的“伪民俗”对民族传统文化空间的占领。[7]（3）

　　三、重构：“非遗”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通

　　对“非遗”的文化发掘和解构，是“非遗”保护阶梯的前两个层级，也是“非遗”学者使命的肇始。文化人类学重视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传统，但不限于单纯的文化认知与记录，而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特别是从社会、经济、风俗、心理等方面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剖析，以求发现隐蔽在表象之内的规律和事项，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和路径。对“非遗”的文化解构，是以“非遗”如何实现其在现代社会的演进和变迁为导向的，是基于保持“非遗”原真性的发展和创新。对于现代社会条件下对“非遗”的重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探究：

　　首先，是对“非遗”重构的基本态度以及对重构困难的认知。无论对“非遗”的发掘或是解构，都是基于对现存事项的客观认知。这两个过程往往是令人愉悦甚至享受的，在对“非遗”文化发掘和解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感知“非遗”文化的精致和优雅，重温人类文化走过的进程和普通民众的生命书写。特别是在比较、分析和解构自身已有的文化认知与异域文化的过程中，能够领悟文化的微妙和经历不曾有过的文化体验，参悟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生境之间的协调、适应和变迁，这是其他学科学者所不曾享有的。然而，发掘和解构了“非遗”文化后，我们面临的更为重大的课题，或者说必然的思考取向，就是如何实现“非遗”文化的重构。

　　一定程度上说，重构是“非遗”研究的归宿，因为转型的中国和一体化的世界已经不允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孤芳自赏”和“独善其身”了。曾几何时，“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和区域文化变迁的自然结果，遵循着自身的生存发展和文化规律，当时的文化生态处于良性的互动与运行，异域文化——特别是西方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是微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正是在相对“原生态”的自然和文化生境中，千百年来“非遗”虽有外在表象和符号的细微变化，但文化的根基没有动摇过，文化的核心基因没有根本改变，“非遗”在与社会其他文化和制度事项中和谐共处，在维系中发展变迁。而当今社会的状况却让曾经的美好变为理想的“文化乌托邦”。为此，我们必须面临“非遗”的文化重构，求得在其文化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寄托着文化追溯和生命理想的“文化突围”。

　　当然，“非遗”的文化重构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这种苦痛是不可选择的，是不容选择的。这种重构是对人类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拯救，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维系。文化重构以时代要求为导向，甚至以市场为导向，不能囿于传统社会的生境和状态——因为一切已经改变并且还会有更大的改变。“以不变应万变”的乐观只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具有前瞻的探索和追寻才是我们应有的信念和品格。文化重构是艰难的，艰难在于不仅要有对“非遗”传统的真切认知，也需要对所谓现代文化的时代审视；既要聆听“非遗”传递的文化内核，又要迎合已经被西方文化占领的民族文化受众，甚至还需要对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技术层面的全面领悟和系统支撑。不难想象这将是怎样艰难的过程。痛苦在于对“非遗”内在文化的重构有时是要以被迫放弃某些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样式为代价的，有时这种符号化的表达已经被我们认同，成为一种文化情感的寄托和归宿。

　　其次，是对“非遗”文化重构的底线的共识，或者说是对“非遗”不可抛弃的内在核心文化基因的价值判断。“非遗”蕴含的本真的核心文化因子是不能抛弃的，否则它将不会再成为其自身。人类学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形态下，基于对符号的理解和控制，所有的文化知识甚至物品都可以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也使“非遗”的文化重构成为可能。[8]（6）无论是哪种类别的“非遗”项目，或者某个具体的“非遗”事项，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技艺、行为或其他样式的符号形式所展示开来的，并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创新，历久弥新。文化总是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变迁，符号也难免有变异和更迭，但其所展示的内在文化基因却是持久而富含生命力的，这也正是一个民族或区域文化历经沧桑而保持其自身本真性的原因。正如无论穿着唐装还是西服，中国人依然为中国人，其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会因为外在符号的变换而遗失。符号作为文化的表象，应该服务于其所要展示的文化及其基因，而不应背离或者异化；文化基因的内核则可以通过不同的符号来实现其真知的表达。或言之，符号只是表达的外在方式，不应僵化地固守文化的表象而放弃内在文化真谛的追寻。当今社会形形的“伪民俗”，从符号和外在表象看似乎是合乎文化规范的，甚至比本真的文化样式和形态更加符合规范，但它却是抽空了人类情感诉求的文化空壳，沦为赚取眼球和片面经济利益的“文化异类”。

　　再次，“非遗”的文化重构，要以其现时代的功能实现为导向。人类学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社会中每一文化要素都有其特定功能，其产生的目的在于满足该社会的某种欲求。[2]（23）“非遗”的文化重构是实现文化话语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过程。这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现今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既是历史的‘遗产’、‘传统’，也是当下的‘创造’、‘发明’”。[9]（78）这种话语对接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或嫁接，而是在辩证审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双重维度下进行的思维的探索和文化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种最基本的理论预设：一方面，对包括“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能止于“接受”。承认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形态下的价值和意义，并非要把传统文化视为给定的东西来被动接受，[8]（193）而应该是在维护“非遗”本真性、遵循其核心文化因子基础上的传承和创新。另一方面，不能把“非遗”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对接简单纳入“经济——技术”现代化层面的狭隘思维通道。西方话语体系已经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充分占据，但提及经济和科技的现代进程时，人们已经习惯不假思索的认同这种基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立场，这在文化层面特别是对待“非遗”传统文化层面是致命的。中国“非遗”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话语对接，应秉承文化的自我肯定、自我认知或者说文化自觉的思维和态度的文化准则，而不是迎合西方的话语体系。

　　最后，谈“非遗”的文化重构，不能回避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一项应用性、时代性极强的课题，其实质是挖掘文化客体的文化基因，进而赋予文化客体适应生境变化的新的时代价值，令其成为社会——特别是市场所能接受的文化产品的系统和过程。文化产业介入“非遗”，则是实现民族文化之魂的产业演绎。这项工作对于文化人类学者来说也是应有之义，因为“从文化人类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这门学科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从母胎里带上了应用的痕迹” [2]（215）。对于什么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有学者坦言是人才，而非资源，认为文化产业是“无中生有”的创意形态。[10]（27）我们对此不予否认，因为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没有人才，文化产业，甚至“非遗”保护都无从谈起；但也不应忘记，民族文化才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根，对“非遗”的挖掘、整理、解构和重构是“非遗”学者乃至每一个文化学者的应尽义务和使命。或言之，对“非遗”的人文关怀，是文化产业的应有之义。当然，对于文化产业的介入，应该遵循前文所论述过的“非遗”重构的文化底线，因为底线的突破只能意味着“非遗”的异化和消亡。

　　四、“非遗”学者的群体与使命

　　“非遗”学者的共同体由哪些人组成？我们认同人类学对“非遗”研究的主体作用，不排斥和否认其他学科对“非遗”研究的介入和学术努力；我们认同“非遗”学者是一个学科综合性的复合型群体而并非单一学科的更新和替换。多年来，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化学、艺术学、旅游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相关学者，已经为“非遗”研究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完善的“非遗”研究学科群，推动了“非遗”研究的进程，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深刻的思考总是令人兴奋的，特别是就“非遗”学者而言。对“非遗”的人文关怀与对其时代命运的追寻与探讨，是“非遗”学者社会良心的最好体现。人类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关注人类发展和社会命运——特别是人类文化命运的应用科学，理应且有能力肩负起“非遗”重构的重任，越来越多人类学者对“非遗”研究的关注和探寻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巨大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已经无法安守自身的文化传统，放弃了历史传承和内心的宁静，陷入狂热的物质崇拜和盲目追求时，正需要一批依然坚守民族文化底线，寻求民族文化自觉并固执追寻内心呼声的群体。“非遗”学者正是这坚守着的中流砥柱。当然，我们不期盼也不鼓励“非遗”学者成为脱离现实的“隐者”，“非遗”学者也不应该成为独守净土的清贫的孤独者。他们应该是积极入世的民族和区域文化的守护者与激情的传播呐喊者。特别是人类学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实用性，更适用于当今剧烈变迁的文化需要。

　　“非遗”作为一种公共性或准公共性的文化形态或产品，既传承人的文化遗存，也是民族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精神诉求和情感寄托。“非遗”学者作为社会公共文化的介入者、研究者、传播者，是对文化最具反思和前瞻性的社会群体，也是最能摆脱工具理性而客观审视非遗、关心“非遗”命运和民族文化命运的共同体，而这也正是“非遗”学者的使命所在。

　　“非遗”研究不是讨巧和应景的权宜之计，也没有任何捷径，而是基于艰难实践的文化认知进行整理分析并不断前瞻创新的内心追寻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总结、提升与创新的过程”，“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就是不断把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对象符号化、意义化的过程”。[11]（11）如果说“非遗”的传承主体是生活在特定文化生境中的“非遗”项目传承人，那么“非遗”保护则应该是以学术界为主体的社会广泛人群和组织作为承担者的。其中，“非遗”学者由于自身的知识群体特性和公共价值取向，理所当然的成为“非遗”保护的主要甚至核心承担者。

　　对“非遗”理论的系统建构亦是“非遗”学者的使命。“非遗”研究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作为实践性的学科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实践的丰硕掩盖了理论构建的缺失，“非遗”研究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更是如此。“非遗”学者应该充分重视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在文献参考、田野调查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揭示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具体的事物表象总结、归纳，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认知体系。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带动文化生产生活的创新，如此，“非遗”学者才能真正成为“非遗”文化传承创新的智囊，而不仅是“非遗”文化表象的忠实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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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4

　　对于许多中外文化论者来说，传统是一个笼统而含混的概念，常被理解为同现在相对、而又对现在起作用的文化上的过去。给传统加上文化的限定词后，传统便有了概指文化上的过去的外延。也许，这种用综合的方法、以概括性面目出现的对传统一词的解说，不但无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并阐明传统所蕴涵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也会由此增加对其含义的误解。

　　不消说，传统是文化学的结构性内容。它可以指卡西尔所说的一些文化符号，也可以是历史学家所注目研究的对象，可能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学范围内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宗教艺术之类的描述形态。它的确具有某些综合的特征，所以人们常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领域中觅寻其迹，对它作出什么解释，并进而对它怀着什么期待。由于文化一定要借助综合才能建立起观照人类自身的结构框架，致使文化与传统有了一条相互连接的纽带。说到传统便不得不提起文化；提到文化，又不得不强调传统。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些明显的区别：传统不等于文化，传统只是文化的一个参照点，例如反传统不等于反文化。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在于，在我们中国，特别是现代，对于那些持十分激烈的态度去反传统的人来说，反传统几乎成了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义语。反对旧文化的人们把传统与旧文化等量齐观，其眼中的传统也似乎与旧文化如影随形。人们由此反传统而反对旧文化自有其正当的理由和价值。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看待另外一些对反传统颇持异议的人们对前者的批评和责难，以及两派人士之间的争论时，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反传统持异议的人们所要维护的传统，也几乎是传统文化的同义语，维护传统也即维护传统文化。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令人费解，它是那样怪怪奇奇。所谓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人眼中不啻牢狱、镣链和鸩毒，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被视为乐土、花园和灵丹妙药。这些是历次文化热中出现的或把传统当作替罪羊，或把传统当作护身符的混乱现象。

　　产生这种混乱现象的原因至少在技术上根源于运用文化综合的方法，都把传统当作一个浑然一体的笼统概念而产生的偏差。对此，我们应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考察，拨开传统这一概念在人们面前出现的迷蒙不清的模糊影象，以期探明传统究竟为何物。

　　a、什么叫传统

　　为了理解并区别传统一词的内涵和界线，我们试图从几个方面入手揭示它的多重意义。

　　1、时间意义

　　传统首先呈现一个时间意义，我们可以据时间的界限对传统加以诠释。

　　时间意义上的传统是指能影响现在人类生活的文明成果。这里，传统具有几方面的时态属性。在“文明成品”一端，它是过去式，是过去人类所已创获的文明果实。在“能影响现在人类生活”一端，它是进行式，因为它现时地影响人类的生活。而把过去式的文明成品同进行式的作用连在一起的，则是其完成式意义。这三者，构成了传统在时间意义上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人类过去的文明成品促使现在人类展开某种活动。现在的人类如果没有一个过去的背景，如果没有可供继承的文明成品，则自身不免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可能丧失生存的条件，就会一无所有，赤身，两手空空，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阶段，没有进步的可能。故传统的过去式时态属性所蕴涵的意义表明，文明成品是现在人类活动的必要动力本源。进一步，传统的过去式文明成品摄动、作用于现在人类的生活，则传统获得了它的进行式意义。现在人类在传统的背景下生活，这种生活受到过去文明的影响，则传统对于现在人类是正在发生作用的文明成品，它便具有进行式时态属性的意义。这一时态属性意味着如果文明成品不对现在人类生活产生作用，则不能被认作传统，而只是与现在不相涉的东西，仅属于过去，不能“传”，没有“统”，没有继承的现实性，也就不能称作传统。与传统的进行式意义紧密相关，过去的文明成品又能对现在产生影响，则表明文明成品的作用不限于过去，这个文明成品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施放着动力，从而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传统的完成式时态意义。

　　这样，传统的时间意义有过去式、现在式和完成式三种时态界线，而又互相关联形成一个能同时发生作用的整体。不能对此三者的任何一端加以割弃，否则便使传统丧失时间的意义，而没有这种时间意义的东西不能视为传统。

　　2、价值意义

　　价值是一个社会学的指标，它指某种观念和行为对人类的生活有益又有用。传统的价值意义也就指文明成品对人类现在的生活有益又有用。对人类生活没有益处和效用的东西不是传统。

　　那么，究竟何种文明成品对人类有益又有用呢？应当依据什么标准对文明成品加以判定呢？我认为，这适宜采用文化的标准去判定哪些文明成品属于传统的范围，哪些是传统范围以外的东西。这是因为传统是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范畴，两者因而具有共同适用的标准。

　　文化的价值标准产生于文化学开创的时期，那是自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之间，继地理大发现后殖民扩张的时期。这时期人类学的发展促成了文化学的建立，人类有可能用文化的眼光去检视、评价自身存在的质量，这就出现了文化的价值标准。（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有关文化内容诸界说的检查”）联系维克多·埃尔在《文化概念》中“人民从原来的为权贵的意志或专横服务的工具变成了历史的创造者和研究对象。文明（或文化）的功业超越了纯政治现象和军事行为”的论述来看，可知文化的价值含义由几个相关因素组成：人类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增强认识自然、同自然斗争的能力；接受教育和教化；有文学艺术的修养；人民从奴仆进化为历史的主人。结合其它文化定义的有关体育、道德、文雅、礼貌等内涵看，则文化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全面地提高人、完善人、实现人。

　　这些是乐观主义的价值指向，是理性的精神气质，是人类自由的思想投射，都符合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状态。个体的人的素质的提高引发了对整体人类的期待和关怀，人类由此去探寻一个共同的位置，这就产生了上述文化含义。

　　文化有了这样的价值意义，诠释传统也就必须按照文化的价值标准去展开认知、理解和识别的过程。

　　如所周知，文明成品是一个大范围的包容概念，它指所有已知的人类文明史上人类的活动和这种活动所创造的成果。这种复合体式的活动和成果，不管它们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都不可能全部继承，而只能继承其中的一部分。而所能继承的那部分文明成品，也不一定符合人类文化的价值要求。于是，传统就是指特定的一些符合人类的文化价值要求的那个范围内的文明成品。

　　采取这样态度去看待传统，我们就有了一个方向，就有了一个座标。文明成品繁富纷纭，其善善恶恶、精粗美丑、假假真真，鱼龙混杂，樊然淆乱。人类可能在目不暇接之中恍惚迷蒙，看不清、认不准哪些东西是传统，哪些东西是非传统，以致在继承、发扬传统的时候迷失方向，把非传统的东西当作传统。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非传统的东西不合人类理性，不合人类的自由，不合人类进取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合人类的目的性要求。它可能把引向错误的迷狂，引向奴役（自由之反对）的境地，引向保守堕落的悲观主义。但是，当采取了一个座标，明确了价值方向，人类就能从纷纭混杂的文明成品中择别、认取那些符合人类目的性价值的部分，以之作为传统，以之作为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使自己可得日益接近自由完美的幸福之境。

　　简言之，现在的人类面临一大堆纷杂淆乱的文明成品，必须运用一个价值尺度去规范它，从中认取属于传统之物，才可能在通往未来的航程中获致积极的力量和掌握正确的方向。

　　集真假善恶美丑精粗与一体的文明成品包罗万象，传统和非传统交错纷杂其中。但是，我们有了一个价值的标尺去检视它，那传统和非传统之间就呈现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就能很容易认明哪些东西是传统，哪些东西不是传统。

　　既然传统的价值意义是于人类有益又有用，那么凡是属于对人类有益又有用的文明成品就是传统，反之乃是非传统。这就意味着传统仅仅属于那些能给现在人类带来幸福、自由和使之能够在合于理性及乐观主义的前景状态下生活的文明成品。除此之外的文明成品，不能称为传统，而叫非传统。传统好比浴缸里的孩子，非传统则是脏水。孩子是有益又有用的，必须保育、珍视；脏水无用又无益必须倒掉，毫无保留之价值。我们采取这样的视角去审视文明成品，将能有效地认取真正的传统，防止误认非传统为传统的弊害。

　　例如，对于象女人缠脚、下跪打板子、抽鸦片烟、焚书坑儒、箝制言论、帝王专制、大一统这类文明成品，不管其历史多么悠久，不管其怎样地影响人类的生活，经传统具有的价值尺度一检验，就得知它们不是传统，而是非传统。对于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废八股而兴学校、普及教育、讲究卫生和防治疾病、提倡科学和民主等，无论其历史多么短暂，无论其是否已经实现，我们也就可以至为利便地认取为传统。这正如德国人民不会把希特勒的法西斯、集中营、毒气室认作自己的传统一样，美国人民也不会把三K党、南方庄园奴隶制看作传统，因而他们也不至于把歌德的《浮士德》、爱因斯坦的思想、废奴运动和“五月花号宣言”看作非传统。

　　这样，我们对传统的范围的界定就比通常的看法要小些。传统不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物。传统仅是对人类有用有益有价值的精华。所谓糟粕乃是非传统。

　　这是一个方便，不但是一个工具性的方便，还是一种价值的方便。

　　文明成品给后人以影响常常表现为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的合成作用。后人——现在人类所应继承发扬的应当是传统，而不是非传统。如果传统真的是精华和糟粕的混合物，那么当后人所领受的糟粕被人说成是古已有之、理当照旧的“传统”时，后人岂不是应该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吗？这样的情况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不乏其例。北洋军阀时期，统治者为了专制的私利，先后掀起了“尊孔读经”和“复古”的逆流，把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等糟粕，伪装成精华，以古圣先贤的道统旗帜吓唬蒙骗世人，却把倡扬科学和民主的人们视为洪水猛兽，斥为非圣无法、数典忘祖。近年以来，一度销声匿迹的旧时代遗物又沉渣泛起，甚至泛滥成灾，什么超凡功法，什么玉房养生，什么宗法迷信，什么狂嫖烂赌，……真是牛鬼蛇神，花样百出。有人把这些认做“国粹”，认做“传统”。相反，真正的传统、人类真正的价值所在，却被那些糟粕所掩盖，无以弘扬，无以发展光大，显得沉沦不振，缺乏活力和生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由于把传统和非传统混为一谈，抹杀传统的价值意义，致使糟粕——非传统——没有人类的合理价值屏障的防卫而闯入传统的殿堂，确系一个明显的原因。

　　要之，文化的价值赋予人类认取传统的价值标准；采取这样的标准从文明成品中择取传统，剔除非传统，既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免受非传统的干扰、合于人类的普遍价值规范，也能使我们的思维更清晰些，增强战胜非传统因素的勇气和信心。

　　3、发展意义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传统伴随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他就在不停息地发展自己的传统，使之更加丰富、完整和充实，不仅扩大了数量，也提高了质量。

　　不消说，在人类诞生之初，传统还显得幼稚和单薄，在很多方面还显得不尽完备。但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价值，传统的内涵一定能够满足早期人类进入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使人类拥有生存和进步的动力源。以华夏族早期的历史看，地下的文化遗存和古代神话传说显示的文明成品即具有这样的特征。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火的运用，陶器制品，骨针和骨制刮削器等，尽管其形制和功用相当粗陋简单，但已投射出先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伟大精神。上古神话传说，象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神农尝百草、伏羲演八卦、仓颉造字、大禹平治水土、奚仲造车、王亥服牛乘马、仪狄为旨酒、黄帝战蚩尤等等，无不表现我们祖先刚健强壮、充满活力的伟大襟抱。凭借祖先的这份珍贵的遗产，后来的中国人才在华夏的土地上培育了参天的文明大树。人类早期的传统形成之后，后人不但应当继承，守之勿失，而且应当弘扬光大以发展之。发展既是传统延续、扩大的功能形态，也是它的生命前景的必要动力。未来的历史、社会愈益丰富多采，人类面临的生活也愈益复杂多变。传统要延续，人类要适应新的生活，都需要发展。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发展是大自然，是人类历史，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日新月异，面貌常新，发展给人类和传统带来挑战、机会及选择，也赋予新生活以动力。而凝固、僵化、保守是发展的死敌，它们会扼杀人类的传统于摇篮，至少可能使之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举例来说，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既对玛雅文明的发现感到欣喜，又对它的突然消亡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玛雅文化遗存表明，它的文明程度是相当高的。其水利灌溉、建筑、绘画、音乐、冶金、工艺制造、天象观测和历法在当时的美洲大陆是无与伦比的。它又为什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变得仅存遗迹了呢？据有的学者推测，玛雅文明的迅速衰落是由于玛雅人内部的仇杀，部落间的战争和屠戮，造成人口急遽减少所致。我们也可以用有关传统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有可能，玛雅人在其文明的繁荣阶段，同时存在促进生产和工艺技术的发展及内部纷争诉诸无休止的战争、杀戮两大文明成品。前者合于人类活动的价值，可视为传统；后者越过了人类活动的价值界限叫做非传统。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玛雅人没有能够更新、发展他们处理内部冲突的规范或习惯。——事实上成长和繁荣时期的玛雅人定然拥有一套比较合理的方式解决自己内部冲突的律法，不然他们就无以进化到那种比较高的文明境界。这样的传统因素没有得以发展，合理的人类传统停滞了，无以抵御非传统力量的危害，玛雅人连同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悲剧式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玛雅人及其文明的命运并不是特例。汤因比曾做过精确的统计，认为人类已有二十二种文明从地球上消失了。推而言之，既然是“文明”，那就一定存在人类得以生存，并一度拥有文而明之的传统因素作为条件。它们最后不幸成为地下遗物的原因，一定在于固有的适合人类生存演化的传统没有发展，因而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人类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传统的价值因素不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得到扩充与增强、完善，势必在文明的进路上半途而废。

　　传统的发展形态是渐进和突变过程的统一。

　　渐进是一个较长时间内合于传统的价值意义的文明成果在数量上的累积和增加，突变则是短时间内质量上的创新、提高和数量上的迅速增多。石器时代经历了几百万年的缓慢演化，是为渐进。锄农业在一、两千年的历史中出现稳恒的状态，也是渐进。而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和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转折时期，社会历史呈现突飞猛进的面貌，是为突变。工业革命后，随着大机器的出现，交通发达，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几百年的历史日新月异，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革命，可称为空前的突变。

　　渐进使传统得以延续，突变则使传统更新。渐进是传统的延长，突变是传统的丰富和扩大。渐进是传统发展的传递器，突变是传统发展的直接形式。

　　渐进和突变对传统的发展都是必要的。没有渐进传统的发展可能中断。传统渐进的发展保证人类合理的价值形态能够代代相传，不致中止和沦丧，使人类有可能在固有的基础上发展为突变。没有突变，陈陈相因，传统不能发展，无以产生新质，会逐渐丧失活力，变成僵死、凝固、停滞的东西。传统的突变保证人类合理的价值更形丰富多采，更形充实刚健，以面貌常新的姿态创造、适应新的生活。突变并不是对固有传统或渐进过程中的合理因素的抛弃，也不是一种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它只是原有传统在内容和质量上的迅速发展和拓张。古代星占术可得发展为现代天文学，驿递可得发展为邮电通讯和信息高速公路，钱庄可得发展为银行金融业，民本思想可得发展为现代民主制度，子产不毁乡校可得发展为言论自由等等，传统的突变增加、扩大、深化和充实人类原有的价值。

　　依照时间的一维性，任何人类的活动转瞬即成过去。只要这些活动及其成品符合人类普遍价值，就可视为传统。所以不能把时间上先后之差异作为传统成立之标尺。人们固然可因大禹治水年代久远而作传统看，而不能因改革开放起步不久而不作传统对待。文明成品只要它能对后人产生影响并具有人类合理价值，即构成传统。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致力于政治民主、社会改良、经济繁荣、思想革新的事业，即可看作一部发展传统、更新传统的历史。

　　因此，传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板块，也不是顺着时间的推移而层层叠加的积淀。传统因渐进和突变而存在，而发展。

　　4、作为种子的意义

　　传统由前人所创造、所积累，又必经后人认取，才得以延续、传递。没有后人的认取，传统可能停滞，可能失去生存的效能。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犹如一颗有再生能力，又包含遗传密码的种子。

　　种子的再生和遗传密码的再现，必具备一系列条件。这就象一粒自然的种子的发芽、生根、成长的过程一样，需要一定的土壤、气候、肥料、水分和适当的培养。在种子的意义上，传统要实现对后人的影响，也需要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才有再生和再现的可能。

　　我们已知，传统凝结着人类普遍的价值意义。象真善美、自由、理性乐观主义这类价值，在传统的范围内，是人类一些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意愿要变成现实，传统要转化为现在人类的活动，并不是一件仅凭主观意志就能实现的事情。传统要延续，传统要发展，可能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遭到扼杀。

　　华夏族的祖先在文明的初创阶段，充满了发扬蹈厉，开物成务的刚健精神，为什么到近代变得死气沉沉了呢？孟子倡言“民为贵，君为轻”及“诛一夫纣”的民本思想，为什么在后世罕见同情，竟遭朱明王朝的无情删削了呢？指南针的发明，可给人类带来扩大交通的利便，为什么在旧时竟被用做观龙脉、相吉宅的罗盘了呢？其中的原因就包含作为种子意义的传统在其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转换机制问题。

　　原来，传统所具有的价值表现为一定的文明成品，这种文明的前景要根据它与其它非传统的文明成品的力量比较而定。也就是说，传统是一种力量，非传统是另外一种力量。两种力量在历史过程中并存，呈现相互之间强弱消长进退的关系，此强彼弱，此消彼长。同时，后人对传统的认取也要受到非传统力量的牵制。例如，增加知识，开启民智是一种传统的力量，而愚民政策乃是一种非传统力量，如果后者的力量大于前者，则启蒙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这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过程。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可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书有幸没被烧绝，儒也有人幸存民间，汉兴以后，儒、书可以复振。但假如秦始皇真的万寿无疆或传之万世了，则儒、书的命运不堪设想。（这是打比方，并不指儒、书即是传统）

　　这一现象中存在四种力量形态：①传统；②非传统；③现实的认取传统；④现实的否定认取传统。几种力量形态交错作用，常使类似的问题复杂化，也使历次文化热出现一些屡不获解的话题，如现代化的目标为什么难以实现之类。但我们只要采取分析的方法把问题分解为几个方面或几种形态，一一作寻根究底的研究，就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从而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对症下药，作不同的处理。

　　按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些纠结不清的谜团化为两类问题看待。一类是文化上的传统和非传统问题，另一类是现实的认取传统和现实的否定认取传统问题。在动态的力量转换关系上，前一类问题表现为一些观念、意识、思想、风俗习惯等文明成品，后一类主要表现为一种现实的活动。换言之，传统和非传统的前景和命运取决于现实的认取和否定之间的活动结果。启蒙和愚昧分属传统和非传统。认取启蒙和承袭愚昧分别是两种不同的现实活动。而现实活动在形态上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学术、舆论等方面。无论人体启蒙还是承袭愚昧都必须诉诸现实的活动才能见出胜负强弱消长的态势。这就是说，文化上的问题必须通过现实的活动才能得到解决，反之则无解决的可能性。现实的问题需借现实的活动解决之，运用文化的方法于事无补。因为文化的方法只关涉价值的认同和认异，即使人们认识到愚昧肯定是非传统，但只要一进入启蒙的领域，那就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就得在上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开展活动，同否定启蒙的现实力量发生关系。其成败利钝，当然就同认取和否定的两种力量的对比状态紧密关联。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避免因于传统的价值难以得到发扬而产生传统和文化究竟行不行，或“断裂”、“停顿”了的误会。

　　以上几点构成了传统一词的完整意义框架，为辨别什么是非传统提供了依据。

　　b、因袭和陈迹

　　非传统与传统相对，其确指是因袭和陈迹。如果把文明成品分成三大板块，则因袭和陈迹就是除传统之外的两大板块。所谓非传统，也就由因袭和陈迹这两大板块组成。

　　下面对因袭和陈迹作简单分析。

　　因袭在价值上同传统呈反背状态，这是不难区分和识别的。我们可以把文明成品中凡是不符合人类价值的部分都看作因袭。但是，因袭作为文明成品是一个比较大的包容物，时常在文明成品的范围内与传统混杂，为人类失别其真相增添了困难，使人们看不清孰为传统，孰为因袭，以致有时误把因袭当成了传统。

　　那么因袭究竟为何物呢？

　　因袭与传统有相同的时态，即过去式、进行式、完成式三时态。因袭作为较大的文明成品包容物，不但可指一些简单的文明现象，如男尊女卑、掠卖人口、、宗教裁判、不卫生习惯等，也可指其它较复杂的三纲五常、国民劣根性、大一统、思想专制等文明现象，而且可指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等历史存在物。这些违背人类普遍价值的文明成品在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还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影响现实人类的活动。这些是因袭三时态的动力表现。

　　因袭的动力表现对各地域民族的作用不尽相同。有的地域民族承受的因袭负担要轻些，有的要重些；有的仅受少数几方面的负担，有的则要承受几乎是全部政治社会制度以至意识形态的重负。例如近代中国就面临着民族压迫、政治专制、社会政治化、思想束缚等因袭势力的多方面影响。

　　因袭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因为人类在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以前，不可能自觉地、有目的地为卸掉自己肩上的重压而斗争，因袭势力可能利用人们的愚昧和盲目而肆虐、扩张，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其罪孽。特别在因袭表现为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其作用更为显著。代表因袭的政治势力，一方面是历史中各类因袭力量的聚合，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政治本身的强制、威慑之力，维护和强化自身的存在，致力压制和消除来自反因袭力量的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因袭势力渗入并宰制社会的各个方面，给各种文明成品投下浓重的因袭迷雾，从而掩盖了传统的成分。其后果十分严重。它使人们走不出因袭的圈子，使人们看到的文明成品都带上了因袭的阴影，以致人们在认取自己的传统时，错误地把因袭看成了传统。近代以来有些怀着急切的救世愿望的人们，以为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贫穷落后难以改变，社会改革多灾多难等等，都是传统出了问题，误以为传统不行了而诉诸“反传统”。其实，这是把传统当作替罪羊，而没有发现是因袭这条祸根在作怪。

　　同因袭相比，陈迹的含义要简单些。陈迹只有过去式的意义。也就是说，陈迹指文明成品中那些不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的纯粹过去的部分。

　　具体而言，陈迹是传统和因袭中已经丧失活力的那部分文明成品。

　　传统文化的类别篇5

　　当前，在文化创意产业中，随处可见以振兴本土传统文化为名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传统民族文化成了一种吸引眼球的华丽包装。另一方面，我们的视觉环境中充斥着大量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图形图像，这种西方视觉信息的富裕也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本土的视觉文化匮乏。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探索和实践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文化创意产业中内容创意的重要资源，在产业发展和本土品牌打造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培养艺术设计领域实用人才的高等职业院校，担负着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责任。面向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职业人，“应从‘全球化——本土化’的双视角出发，放眼世界，合理采纳和运用世界文化和文明财富，立足本土，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从视觉信息的认识、理解和应用三个方面培养视觉素养；也就是说，这些能力决定了他们在本土文化传统语境下，对于借助‘图’传达的视觉信息和视觉文化，能看懂什么，看懂多少，如何运用”[1]。一般而言，视觉素养是指“可以获得的理解和创造视觉信息的能力”[2]以及“视觉信息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课程是高职教育的核心载体，也是培养艺术设计类高职生视觉素养的重要途径。 

　　一、课程的类别 

　　“从基础到应用，把专业课程划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4]的“三段式”结构，仍然是当前国内高职艺术设计专业课程类的呈现状态。而“以工作过程为依据选择课程内容，组织课程结构，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根本原则。打破现有的‘三段式’结构，从艺术设计类专业工作过程分析开始，以完成一项完整的工作任务为主要目标，结合各年级学生现有及应达到的目标，可以将课程分为三个类别[5]”。 

　　第一类是在技能传授基础上的任务驱动课程。主要是通过将本地文化融入课程内容，使学生达到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学习艺术设计类专业的相关技术，对该资源做风格化方面的创新。 

　　第二类是以项目为主的综合实践课程。这类课程一般开设在高年级阶段，主要通过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开展校内教学。课程在既定主题的安排下，将校外委托项目、教师研究课题等与专业相关的内容纳入课程，并且将实际项目的时间进度、技术标准、提交产品等作为课程考核的规范。区别于第一类以技术传授为基础的任务驱动课程，此类课程注重对实际项目的整体性把握和创造性完成。 

　　第三类是“假期课堂”。它是利用假期集中时间开展的一种灵活的设计实践活动。这类课程以校内工作室和校外实训基地为主要场所，所展开的教学活动包括企业项目参与、校际假期交流课程的开展、国际交流课程的开展等鼓励打破专业限制，多方面、多角度实现的体验设计实践。 

　　二、课程内容的选择、组织与实施 

　　“对本地文化发展的研究和探索是对生活在这一区域内人的自我文化身份的认识，将其作为课程资源引入高职艺术设计类课程，可以使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关联性都有所提高，并构建属于个人的丰富的经验世界”[6]。结合上述课程分类，本文作者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提出了本地传统文化作为教学资源的三种存在形式，并形成了一种课程内容组织方法。 

　　其一，以造型设计基本元素为主的存在形式。本地传统文化类别中拥有丰富的、且独具艺术风格和高视觉辨识度的视觉元素，如陕西皮影中的人物形象与人物运动方式、苏州桃花坞年画中的色彩配置与形象设计等，无论形象被直接应用还是被归纳提取，都较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掌握。 

　　其二，以故事为主的存在形式。针对以叙事为主的专业课程，如动画设计、影视广告设计等，本地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故事可以经由资源转换运用在课程内容中。这类设计主要通过讲述一个故事，向观众传达设计者的观念和意图。传统文化中丰富且广为流传的故事资源正是当代动画及影视广告设计课程内容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如200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麋鹿王》即改编自《山海经》原创故事，加上源自中国古代神话的‘麋鹿’形象，使《麋鹿王》一经推出就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 

　　第三，以行为为主的存在形式。提出从行为方式上分析和提炼本地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应用在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初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本土化问题上，中国“著名导演特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他的理解，‘最初，我们对民族形式问题理解很浅，以为在背景上采用一些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或者在拟人化的动物身上加一个中国式的肚兜，在服装上加几块传统的装饰图案就是民族风格了，还要在人物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动作姿态以及语言上都力求具有中国民族的特点’”[6]。二是，随着当前互动媒体技术的发展，将本地传统文化引入课程，必须从行为和活动方式上研究一些非物质传统文化，如民俗活动中的特殊活动、传统游戏中的活动等，并将这些行为方式转换到交互设计中，促进传统行为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结合，进而设计出符合现代人行为习惯的交互设计产品。 

　　从课程内容的组织方法上，依据艺术设计类工作过程的特征，并借鉴计算机软件工程中软件开发的一种模型，即迭代式模型，对课程内容进行新的组织和架构。通过螺旋型的一个项目的完成，实现第一个迭代，并在之后的课程中，通过每一个完整工作任务的完成，实现学生能力的提高和人才培养的目标。

　　根据如上所述的课程类别，在实际教学中，无论使用哪一种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都需要要求学生通过影像、图片、文字等资料形式，对设计或制作对象的造型特点、历史文化背景、造型结构、装饰风格、色彩搭配等进行研究。在获取资料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实地调研、博物馆参观、图书或音像资料搜集、网络搜索等方法。 

　　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主要作为一种背景资料的形式存在于以技术、技能传授为主的课程，视觉素养的培养着重在视觉信息的识别和理解能力，即解决所见到的“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在课程设计与实施过程中拓宽“课堂”概念，不仅将当代社会生活中丰富的视觉信息引入课堂，更要鼓励和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走出校园，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通过运用自身观察力、视觉辨别与理解能力去体认周围真实多彩的传统文化，以此深入认识和理解自己所表现的对象。 

　　另外，一些以设计和再创造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对引入其中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不是简单的利用新手段进行表现，更多的是需要从这些资源中抽象或提炼出一些元素。这其中包含着视觉视角下的设计和交流能力的培养。教学实践者可以从此类传统文化资源中提取色彩、形式、材料、肌理、结构、图式等多种元素，组织成设计资源，通过元素的结构与重构，指导学生对设计主题进行多方面的设计尝试。我校教师“以秦淮灯彩展览馆主题项目为引领，将秦淮灯彩图形设计、秦淮灯彩标志设计、秦淮灯彩展示设计、秦淮灯彩宣传包装设计总和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训课程教学”[7]，这一系列设计就在对“秦淮灯彩”这一主题的应用上涵盖了多种元素的分析、提取和应用。 

　　三、实施效果 

　　1. 基于课程的艺术设计类高职生本土视觉素养培养效果问卷设计说明 

　　本次调查以开展课程实验的三个自然班级为调查对象，专业方向包括视觉传达设计、游戏艺术设计和影视动画（虚拟现实设计）。共发出问卷88份，有效回收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4%。被调查者中男生33名，占43.4%；女生43名，占56.6%。所有学生均为二年级学生。在内容设计上，主要考察学生是否通过课程文化的学习提高了视觉信息的认知、理解能力以及视觉表达能力。 

　　2. 数据分析 

　　①直接纳入课堂的传统文化资源再认度较高 

　　在对直接纳入课堂的传统文化再回忆的调查中，有45位学生可以回忆起课上所涉传统文化的名称及基本内容，占总数的72%。由此可见，将传统文化直接引入课堂，可促进学生们对此视觉信息资源的识别和再认。 

　　②对直接纳入课堂的传统文化资源的认识和理解类别不足 

　　对回忆出课上所授传统文化内容的学生进行进一步调查发现，36.8%和27.6%的学生可以对所授资源的内容从建筑造型特征和图形特征两个方面实现进一步理解和认识，而对资源中色彩特征、工艺造型和叙述故事的理解和认识分别只占到13.2%、15.8%和5.3%。可见，学生们从造型设计基本元素出发对传统视觉信息的认识理解类别不够全面。 

　　③普遍掌握2-3中视觉信息的创造技术 

　　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由于目前均为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普遍掌握的视觉信息创造工具包括photoshop、3ds Max、Illustrator。因专业方向不同，视觉传达专业学生一般掌握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工具，游戏艺术设计和影视动画（虚拟现实方向）学生掌握第一种和第二种工具。学生们对上述工具均有1年左右的使用经验，掌握程度良好。 

　　④要有针对性地教授在设计实践中使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 

　　在对学生传统文化资源使用情况调查时发现，五分之二左右的学生能将图形、配色、布景结构运用到作业中，另有23%的学生会选择资源中的故事用在作业中。在使用传统文化资源的方法方面，近五分之四的学生选择按照“资料中的某些部分”和“根据资料，进行改编”来做，其中14.5%的学生选择“根据自己对资料的理解，重新做设计”。 

　　⑤个性化视觉表达意愿强烈，但自我探索实践较少，对作品风格的认识不足 

　　调查中发现，学生们的个性化视觉表达意愿强烈，60.9%的学生表示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个性，没有一位学生在此调查栏目中选择“无所谓”或“不希望”。但在对课余时间个人设计实践探索的调查中，90.5%的学生表示，课后有1到2次的设计实践，没有一位同学有过3次以上的自我设计实践。在对作品风格的认识方面更表现得五花八门。学生对作品可能呈现的风格的认识处于极其个人化的感性认识阶段。 

　　结论 

　　本项目以培养高职生本土视觉素养的课程设计将现行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将本地传统文化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程，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