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不好弄了，这么大的片这点票房？

　　文

　　甘琳

　　现在的国内观众，谁的面子都不给了。

　　成龙的《龙马精神》票房仅收2.1亿，周润发的《别叫我赌神》强势登陆端午档期，也只有4071万票房收官。刘青云、古天乐和郭富城强强联手的《扫毒3》，公映一周才冲破2亿票房，这让近年来稍有起色的新香港警匪IP，更难辩前景。

　　

　　《扫毒3》

　　《扫毒3》结尾枪林弹雨的毒寨包围战，郭富城手持重型AK，对着刘青云大喊「我是警察」，本该是「扫毒十年，最强一战」的抒情段落，没想到，只等到影厅观众哄堂大笑的讽刺。

　　在这一刻，被香港影坛发扬光大的警匪—卧底类型，不仅没有完成爆炸性的脱胎换骨创新，还自毁性地消耗了此前《寒战》《拆弹专家》等系列积攒的好口碑。

　　香港警匪片，俨然已经一条道走到黑，成了一门不得不做，但又不知该如何去做的生意。

　　

　　《寒战》

　　警匪片是香港类型片的中流砥柱，向来都是票房保证。先警后匪，正邪对立，双雄二元对立的结构下，天然有着执法者和犯法者的戏剧身份冲突。

　　《扫毒》系列还叠加了主角身份的临界冲突，在铁三角的兄弟情谊里安插进无间卧底的元素，一切火爆到底，不需要逻辑的突突突震撼枪战场面，都是为或并肩作战，或反目成仇的兄弟情服务。

　　第一部里从警察黑化成毒贩的张家辉，除了贡献「你挑的嘛，偶像」的金句，也是整个《扫毒》系列里最点题的戏眼。

　　明明亲勤勤恳恳什么错事也没做，却承受着最悲情的结果。好不容易在变性人爱慕者的帮助下捡回一条命，却依旧反复深陷在被兄弟二选一抛弃的情绪中，绸缪多年，回到香港第一件事，还是找兄弟对峙。

　　

　　《扫毒》

　　第二部里从反派阵营里跳出来甘当「义警」的刘德华，是邱礼涛从陈木胜手里接过《扫毒》系列后最成功的设计。

　　刘德华表面上是正经金融商人、慈善大使，实则凌驾于法律之上，用不干净的钱暗地雇佣杀手杀毒贩。他痛恨吸毒和贩毒的所有人，致力于用更残忍的手段，让他们死于非命。

　　如此嚣张绝望的私刑裁决者，几近把警察衬托成无所作为的废物工具，这在合拍警匪片中实属少见。

　　在公事公办的商业电影中，邱礼涛最擅长偷偷藏植自己的个人趣味和时代脉络。此前小成本的《的士判官》《伊波拉病毒》是用cult元素承载社会问题，那《扫毒2》里把汽车开进中环地铁的飞车对决，则是在升级的商业大手笔下，展示他对无政府主义、私刑裁决等社会问题下的昭昭野心。

　　

　　《扫毒2》

　　当然，邱礼涛的电影也永远充满问题，充满缺点。有佳句而无佳片的局部刺痛，是他最明显的风格。

　　《扫毒2》无一例外把所有女性角色都写死，所有她们的惨烈牺牲，都被设计成男性角色性格巨变的原因。

　　这种偷懒却好用的仇女设计，也沿用到了《扫毒3》里，杨采钰饰演的金三角女孩，先是和郭富城来了一段生拉硬拽的情感戏码，最后又突然被炸得尸骨不留，这才终于让郭富城发疯似地在毒寨开启了对毒贩狂轰乱炸的复仇行动。

　　警匪片中蜻蜓点水的男女情感关系，说来也不会让观众太下头，观众最不买账的，是《扫毒3》已经把ip里灵活巧用的「兄弟情」和「打击毒品」的亮点设计，做成了「用尽即弃」的敷衍程度，最后只得用干巴巴的重型AK和F16飞机的狂轰乱炸凑数。

　　

　　不断用闪回和插叙介绍古天乐和郭富城都是卧底的剧情，就像把观众当成了必须要耳提面命督导才能读懂剧情的傻子。

　　励志要「在上流社会干最下流事」的刘青云，竟然才是最大的傻子，因为只有他一人还蒙在鼓里，居然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出自己的兄弟郭富城是香港警察。

　　唯一贯穿《扫毒》系列的古天乐，更是在第三部彻底沦为展现兄弟情符号的工具人，前两部还会用误会、伦理抉择二选一的事件来制造和升华三兄弟嫌隙的矛盾冲突，这一部所有兄弟情谊都是无来由的简单粗暴——兄弟不问出处，救过我的都是我的人。

　　

　　针砭时弊揭露毒品销售的犯罪链条，可追溯到1976年萧芳芳执导的《跳灰》，时任警司的陈欣健作为编剧，为影片加入了许多警务工作真实细节，用纪录片的直呈了当时香港毒品泛滥和治安混乱的局面，也成为此后写实警匪片的一大标杆作品。

　　《扫毒》是商业大制作，前两部依托香港和泰国的人文地理空间，不必硬抠写实逻辑，更注重承袭的警匪传统是毒品交易火并的惊险剧情。第三部邱礼涛有意对毒品犯罪深入刻画，把故事搬到了无国之境的金三角，虽然展现了诸多冰毒制作细节，但 猎奇式窥探多于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

　　

　　唯一值得细品的是泰缅边境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景象与香港都市上空绽开的烟花的平行剪辑。来来去去的难民、外籍人，都只把香港当成没有愿景只有当下的中转站，但维多利亚港浪漫烟花的灿烂瞬间，仍然是这片土地上功利和实用主义市民的美好寄托。

　　2014年大年初二，亚视重播的1990年烟花汇演，竟比其他电台的直播节目收视还高，足以说明烟花之于香港，是最纯正的太平盛世象征。

　　在影像和记忆中无限搁置又无限复活的烟花，可以是港人对旧时光的慨叹，也可以是他们接纳新时代的希冀。简而言之，这也是香港电影人的在经济和政治的变迁下的实用之选——钱在哪，故事就往哪流。

　　

　　早年台湾和东南亚市场的跨境合作，无论是以合作融资、合作制作还是仅仅提供援助和发行市场，对香港电影产业来说并不新鲜。在区域配额限制下如何合理利用和绕过贸易壁垒，建立更大的分销网络和更差异化的视觉美学，是香港电影产业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去攻克的难题。

　　情怀，可以体会，但不可以永恒。

　　火爆枪战+灰色卧底的大尺度剧情展现，老牌导演+知名演员+稳定内地投资的成熟工业组合，让香港警匪片在当下仍然是内地创作环境不可取代的片种，但这并不代表内地自身发展出来的警匪片会一直空白。

　　《烈日灼心》《暴裂无声》等黑色犯罪题材下的警匪对峙，「警」的线索虽不做过度撼动，「匪」的刻画显然已经走到了很多香港警匪片之前。

　　

　　《暴裂无声》

　　多年后，我们不会记得郭富城大喊「我是警察」的正义尴尬场面，但一定记得《PTU》里的警官任达华对着小混混狂扇几百下巴掌的冷峻战栗。

　　无论是「匪」是「警」，都可以有多元、包容的香港议题价值体现，影片的故事、情节和感情都只能为主角服务，而不是为枪战场景铺垫。

　　借用邱礼涛在岭南大学的博士论文金句，「历史总是以更狡猾的方式，让过去为现在铺陈」，在海山变幻的历史经验里，港片如能坚持承袭活水创新的热烈，才能真正守住更狡猾和更善变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