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 ｜金钱的肆虐与宗法传统的贬值——论《金瓶梅》对宗法传统的悖逆

　　（一）对封建政治的冲击

　　由于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进入文明社会的，在跨入文明时代时没有对氏族制进行彻底清算，这便为后来统治者利用氏族制并将其发展为宗法制提供

　　了可能。

　　在中国繁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政体，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构之上的。

　　虽然中国封建王朝经历了无数次的递擅演变，祚讫运移，江山更替，但这种以宗法制为基础、官僚制为框架、君权至上为核心的专制政权的模式切代代承

　　袭，终不变却。

　　皇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皇权治下的各级政权机构，则直接服务于皇权并代替朝廷行使政权职能。

　　尽管不同的封建政权机构有等级之分，封建官吏的品位有高低之别，但服务于皇权的宗旨却是根本相同的。

　　作为已趋末路的明代专制政权，被朱元璋不争气的子孙们弄得支离破碎，在中国历史上呈现着特有的腐朽没落性。 统治者在日薄西山的残局中消磨已经为

　　时不多的时光，抓住最后的时日纵情享乐，恣意搜刮。

　　世宗当政，“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1]

　　他崇仙拜道，祈求长生。朝中官员往往投其所好，靠献青词致贵。道士们则大多通过祈雨、治病等手段，利用世宗求仙心切、祈求长生的心理，博得世宗的

　　宠爱，窃取各种官职，邵元节、陶仲文的先后致贵就是明证。

　　大量的祷祀活动，道士的祸害朝政，加剧了经济的拮据与政治的腐败。这种情况到了神宗时代，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循牵制，宴处深宫，纲纪

　　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致使朝政“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2]。

　　“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

　　自嘉靖以来，商业、手工业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整个社会经商蔚成风气，“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4]，海外贸易空前发达。

　　随着商品的发达，都市繁荣，尤其是白银的大量输入和普遍使用，更刺激了封建统治者贪婪的欲望。

　　神宗朱翊钧贪财好货成癖，生活糜烂之极。他深居简出，不理朝政，“以金钱珠玉为命脉”，醉心于“括取币帛”。由于无休止的浑霍，致使朝廷财政入不

　　敷出，经济日渐枯竭，这时他们便把攫取的目标转向了新兴的商业阶层。

　　与当时的采矿、冶炼、酿造、丝织等业相比，贩运倒卖成为极普遍的商业牟利捷径。“淮阳人户，多弃业逃徙，以兴贩为业。”[5]

　　一种新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在东南沿海城镇应运而生，“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6]

　　在这种商业大潮中孕育出了一大批富商大贾，“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7]，新安富户“藏镪有至百万者”[8]，“万历盛时，资本

　　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余五百万。”[9]

　　作为16世纪的中国商人，虽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仍受制于强大的封建政权，要想谋求自身的发展，要圆迅速致富、获取暴利之梦，还必须有封

　　建政权这把保护伞，而封建统治阶级正迫切需要经济上的资助。

　　双向选择，各取所需，商人阶层便乘虚而入，操纵着手中的金钱，跻身官场，表现出对封建政权的极大亵渎，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金瓶梅》便直接反映了这种新的时代气息。

　　多有论者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投靠封建势力的商人形象。这种论点未免失之肤浅。

　　这一形象的深层底蕴，则是西门庆用金钱敲开封建政体的大门，用金钱向封建阶级索取牟利的通行证，以便满足其更贪婪的欲壑，体现着封建政权不得不向

　　商人妥协的深刻意蕴。

　　透过小说的具体描写，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在封建政体下的为所欲为，对封建政权的亵渎不恭，客观上对它起着破坏作用。

　　早在西门庆尚未介入官场、还是清河县的一个生药铺老板时，他的金钱 已经支配着官府，换取了生意场上经营的极大便利。

　　为报李瓶儿招赘蒋竹山开生药铺抢自己生意之恨，他指使鲁华、张胜无中生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讹诈蒋竹山拖欠债务，对蒋大打出手，并到山东提刑所打

　　点，结果便使蒋竹山被“痛责三十大板，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并强迫蒋赔出鲁华讹诈的三十两银子(第十九回)。

　　他为了奸占宋蕙莲，并报来旺儿醉中谤讪之恨，用“白米一百石”便买得夏提刑将来旺儿递解徐州，逼得宋蕙莲自缢(第二十六回)。而他在搞定官府的过程

　　中，首先是把目标放在统治政权的中枢机构。

　　当时朝廷的情况是宠奸邪，佞臣当道，“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第一回）。 帝王的所用非人，权贵的肆虐乱政，使西门庆觉得有机可乘。

　　他先与陈家结亲，高攀上朝中提督杨戬； 后杨戬倒台，在要被治罪的亲党名单中有西门庆的名字，但西门庆的五百两白银，终于使当朝右相、资政殿大

　　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笔下的“西门庆”变成了“贾庆”，西门庆得以逍遥法外，依旧作恶。

　　这样，一宗由朝廷直接受理的特大案件，终于在一介商人的金钱面前流产。 封建法律的尊严，皇权的神圣，统统遭到了金钱的嘲弄。

　　众所周知，西门庆为寻到新的保护伞，曾两次派人到东京给蔡京上寿送礼，就连蔡京的管家翟谦也得到了西门庆赠送的美女。

　　在这场交易中他确实破费了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从中捞到的却是远远几倍于这个数目，况且又给他的巧取豪夺打开了方便之门——蔡京将山东理刑所的大

　　印交给他，使他可以肆意搜刮。

　　六黄太尉为惩治女婿王三官及一伙帮闲，嘱通朱太尉批行东平府，着落清河县拿人。李桂姐魂惊魄落，躲祸西门之宅，这次西门庆只用了二十两银子便买得

　　个万事俱无。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怎能得出西门庆投靠封建阶级的结论？相反，我们说商人依恃金钱在封建社会横行无忌，甚至反悖于封建政治，这大概不会是持之无

　　故。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16世纪中叶金钱的威力，看到了金钱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支配力量，更看到了金钱对封建政治的无情嘲弄。

　　总之，西门庆与官府的勾结，完全是出于自己商业经营的需要，享乐的需要，牟利的需要。而官商一旦结合，便成为一股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也许正表

　　现了这种新兴阶层的二重性。

　　中国宗法政权世代衍续，血缘、嫡庶成为决定皇室选择继嗣者的唯一准绳。至于各级官僚，除了世袭、军功外，举业取士成了隋唐以后封建机构补充官吏的

　　重要途径。

　　前者，自然免不了维护皇权的先辈功勋的遗传基因；后者，自幼受业，接受儒教，受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儒学的长久淘洗，也必然会使今日的举业士子、明日

　　的封建官吏思想上局囿于皇权的束缚。

　　但到了明代，景泰元年（1450）开纳粟入监之例，“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10]，可以说金钱开辟了充官为吏的新途径。

　　商人阶层本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就与封建阶级格格不入，以身为官后更会加剧这种矛盾。并且，这种靠金钱爬上去的官商，远比靠传统途径进入仕途的官吏，

　　具有开拓性和统摄力。

　　《金瓶梅》中描写了众多的官员。诸如授为秘书省正字的新科状元蔡一泉，先朝宰相安惇之弟、新科进士安忱，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工部黄主事，山东巡抚

　　都御史侯蒙以及布政、参政、廉访使、采访使、提学、守御、府官、州官，等等。

　　这些封建官僚大多与区区清河县之提刑官西门庆结交来往，从他那里得到金银财帛的馈赠。这种交易的另一面，则是这些官吏给西门庆在官场上横行、经济

　　上掠夺大开方便之门。

　　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结交蔡、宋二御史，摆筵花去上千两银子，二御史临走，他又以金银器皿相赠，西门庆提出让蔡御史来日早掣淮盐三万引，结果蔡御

　　史一口答应，使西门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盐一个月，赚得成倍的利润。

　　更重要的，则是西门庆身价的提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西门庆对上下尊卑等级制的衰读和僭越。无怪乎光绪年间文龙在第四十九回评论道：

　　此一回斥西门庆屈体求荣，窃不谓然。此宋乔年之大耻，非西门庆之耻也。一个御史之尊，一省巡抚之贵，轻骑减从，枉顾千兵（户）之家，既赴其酒

　　筵，复收其礼物。

　　……斯真下流不堪，并应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耻莫大焉。西门庆一破落户而忝列提刑，其势位悬绝，纵跪拜过礼，亦其分也，周守备等尚在街前伺

　　候。谓之曰荣可也，亦何为屈体乎？

　　至若献妓于小蔡，究与献姬妾不同，而又非其所交之银、桂也。其视状元为何等人物乎？乃御史公果感情不尽也，斯文扫地矣。宋、蔡二御史，屈体丢

　　人，西门庆沾光不少矣。[11]

　　小说第六十五回，又写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情节。

　　宋御史等借西门府结豪筵请钦差六黄太尉，山东全省的官员都出入于小小清河县的西门府第，在那里颠倒奉承。这便使西门庆身价百倍。

　　正如应伯爵所说：今日“虽然赔几两银子，到明日休说朝廷一位钦差殿前大太尉来咱家坐一坐，自这山东一省官员，并巡抚、巡按，人马散级，也与咱门户

　　添许多光辉，压好些仗气”，“咱山东一省也响出名去了。”

　　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封建大厦支柱的各级宫员，在西门庆这个握有巨额钱财的新兴商人面前，再也不能昂起高贵的头颅，他们在金钱面前已失去

　　了传统的威仪，有时甚至是甘愿作西门庆的鹰犬。

　　作者描写这些事件的深层底蕴，恐怕正是要表现金钱、商人对宗法政治的巨大冲击。

　　（二）对传统“秩序”、伦理观念的挑战

　　伦理观念，即人与人相处、调节人际关系的各种道德准则。它固然是民族意识的积淀，有着时代的承继性，但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道德标准，往往被效力

　　于专制政洽的儒士们赋予鲜明的政治内容。

　　忠、孝、节、烈、仁、义、礼、智、信等系统的道德意识，正是滋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土壤，经历代儒士们逐渐完善并被统治者纳入封建意识形态之

　　轨道，用来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无形桎梏。

　　这种以儒家思想为正宗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封闭的小农经济一样，有其特有的稳定性。

　　反映在文化思想领域，从孔丘的以“仁”释“礼”，孟轲的“性善”论，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程朱的“天理人欲”观，无不是要人们安于现状，服

　　从于尊卑贵贱的安排。

　　因此，伦理道德就成了封建政治的精祝支柱，而被历来的统治阶级尊奉，并作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圭臬。

　　在明代朱家王朝的统治者，封建沦理意识、道德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在程朱理学猖獗的时代氛围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它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了客观外在世界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人们思想领域所带来的新的因子。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使紧闭的小农经济结构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而活跃的商人阶层在文化思想领域却有着迥异传统伦理观念的道德评判标准。

　　当然，它有时可能表现为一种道德的蜕化堕落，但历史的发展正验证了社会的进步往往以旧的习以为常的道德伦理的倒退为其代价。

　　同时，基于这种新的形势，封建士子们也不得不对传统伦理进行认真的反思。

　　明代文学，尤其是明代小说，固然仍在延续着传统思想所规定了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但大多数作品则能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秩序”、

　　伦理道德的思考，表现着传统道德链条上的某种脱节，有时甚至表现出与传统的悖离、对传统的挑战。

　　可以说，《金瓶梅》是反映这种新变化的典型的载体。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显示自己的神圣，往往将这种“神圣”物化，或制订出某种“秩序”“规矩”，作为这种神圣的象征，并将其纳入统治政策的范畴

　　而禁止常人越界。

　　与卤簿仪仗的既寓武备吓唬人民又壮观赡以表庄严相同，统治阶级的各级官吏的服饰妆带也因品位的不同而有着千差万别的种种规定，而对普通百姓的服饰

　　穿戴，历来也有严格的限制，我们从历代正史中《與服志》所罗列的繁琐规定就可见一斑，服饰也就成为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实际上也是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组成部分，目的无非是维护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

　　从《明史·與服》的记载来看，皇帝、后妃、皇太子、亲王、公主、文官、武官、命妇、内外管亲属、内使、侍仪、士庶、乐工、军隶、外蕃、僧道等等不同

　　的阶层，其服制都有不同的规定，作用在于使“人物相丽，贵贱有章”[12]， 穿戴的不同使人“贵贱有别，望而知之”[13]。不遵从这种“秩序”“规矩”，便

　　是“越制”，被视为大逆不道。

　　然而，到了明代中叶，新的经济因素滋生带来了社会观念的转变，这种定制早已被人们弃如敝履。

　　当时的豪门地主“僭王者之居，富室拟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14]，富商大贾更是“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毂，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

　　侯埒也”[15]，整个社会“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16]。

　　即使“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的乡村，“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

　　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17]。

　　对于这种“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8]的现实，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有记载并大发感慨：

　　……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人出，莫不首戴珠箍，身披文绣，

　　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 19]

　　作为封建意识相当浓厚的沈德符，当然找不到这种僭越礼制现象出现的根源，面对身份极为低贱的女性满身珠光宝气招摇过市，而路人不以为奇、熟视无睹

　　的现实，只能发出“天地间大灾孽”的感喟了。

　　在《金瓶梅》中，这种僭越礼制的现实得到了深刻的表现。

　　所谓“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20]，“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非其人不得服其服”[21]的传统秩序，在金钱的冲击下已

　　荡然无存。

　　作为山东理刑所千户的五品官西门庆，竟然罩着二品以上大官才有资格穿的青缎五彩飞鱼蟒衣，无怪乎应伯爵看后“谑了一跳”(第七十三回)。

　　西门庆的妻妾们，如吴月娘、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或着大红袄，或衣大红袍，而大红恰恰是《大明律例》《大明会典》中明载的只有命妇才有资格穿

　　着、而禁止一般平民穿着的颜色。

　　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称晚明社会“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裹衣不华”的情况，在西门庆妻妾的穿戴上就可以得到验证。

　　小说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给正妻吴月娘裁的衣服是“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和“麒麟补子袄儿”，第四十三回吴月娘会见乔五太太时穿的衣服“大红五彩

　　遍地锦百兽朝麒麟段子通袖袍儿”，而这种麒麟纹样的服装，是《明史》中所载的只有公侯及驸马才能穿着的[22]。

　　更何况，明代法律对商人十分苛刻，洪武“十四年（1381），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

　　纱。”[23]

　　西门庆之所以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越制”，固然由于其穷奢极侈的生活追求，但更重要的，根源还在于他有巨额的金钱作依恃。这在客观上无疑是对封建礼

　　教的反动，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亵渎。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风俗礼仪、世情习尚、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可以通过一个典型的家庭来进行透视。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变化，尤其能通过商业暴发户这个在当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阶层体现出来。

　　娶妻纳妾，本来是封建社会法律赋予男人们的权利，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深意，但《金瓶梅》所反映的蓄妾事件，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思想底蕴。

　　在小说里，除了死去的陈氏和卓丢儿外，所写到的西门庆的妻妾共有六人，她们是：正妻吴月娘，妾妇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而西门

　　庆的这种作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 法律规定：

　　“亲王妾媵，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额妾四人，长子及将军额妾三人，中尉额妾二人。

　　世子、郡王选婚之后，年二十五岁，嫡配无出，……于良家女内选取二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二妾，至三十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选

　　足四妾。

　　长子及将军中尉选婚之后，年三十岁，嫡配无出，照例具奏，选取一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一妾，至三十五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

　　长子、将军取足三妾，中尉取足二妾。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24]

　　对于违反定例的，要鞭笞四十，严厉惩处。但我们阅读《金瓶梅》发现，西门庆在娶妻纳妾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法律允许不允许的问题，换句话说，他对朝

　　廷的律令原本就置若罔闻。

　　在西门庆的家中，封建的价值观念已失去了它以往所具有的神圣性、权威性。作为根植于小生产经济土壤的暴发户西门庆，固然不能不带有它所脱胎的母体

　　的因子，但在总体上却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封建传统的情状。

　　对于这种变化，清代光绪年间文龙在《金瓶梅》第四十六回评语中有这样的感叹：

　　西门庆家中规矩礼节，总带暴发户气象。递酒平常下跪，出门归去磕头；嫡庶姐妹相称，舅嫂妹夫回避;娼妇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财东伙计相悬，女婿

　　家奴无别；花家亦称大舅，孟家仍有姑娘；潘家居然姥姥，冯家自是妈妈。

　　市井之气未除，岂当时之习俗如是乎？至于此回，出门玩是坐轿，回家又要步行；同送娼妓回家，直欲妇女嫖院；婢子邻家吃酒，官人门首开筵；上房即可

　　谈经，大门何妨问卜。不解此皆是何规矩礼节也。

　　封建传统礼制之相形失色，不是很明显的吗？

　　在封建时代，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广大妇女。她们没有做人的资格，更没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力。贞操观念，从一而终，更成为束缚妇女身心的绳索。

　　然而，这种观念在明代中叶的市民社会却发生了质的变异。

　　《金瓶梅》第十八回写到，当孟玉楼在吴月娘面前说李瓶儿“男子汉死了没多少时儿，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使不得”时，月娘说道：“如今年程，论的什么

　　使的使不的。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

　　这足见贞节观念在当时时代条件下的褪色。明代的长篇小说、话本、拟话本以及戏曲、散曲、民歌等，无不表现着这种变异。

　　与其他作品不同，《金瓶梅》表现的是贞操观念在金钱面前的畸变。在这里，金钱巳冲破封建观念的堤防，贞节已被金钱的铜臭所熏染。

　　被西门庆征服的潘金莲、王六儿、责四嫂、如意儿、宋蕙莲等女子，固然有其淫荡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西门庆的金钱财富对她们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诱

　　惑力。

　　她们每次向西门庆献身，几乎都包含着贞操与金钱的交易，就连皮条客、马泊六，在每一次的牵头撮合时，也往往以金钱相游说。

　　如薛嫂儿对杨姑娘和孟玉楼介绍西门庆时就特意强调他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在县前开着个大生药铺.又放官吏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第七

　　回)。

　　甚至在“世代替缨”的王招宣府林太太面前，文嫂也以西门庆的财富相标榜(第六十九回)，难怪作者一再发出“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的感

　　喟。

　　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不难看出金钱对纲常名教、忠孝节烈观念的巨大冲击。

　　隋唐以后科举制的开设，使知识分子将中举做官视为荣宗耀祖的终身事业。金榜题名，荣华即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

　　玉”是也。

　　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既可以凭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世人对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刮目相看。

　　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描写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朝思暮盼，要嫁给一个从事举业的士子；胡屠户就因为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而换了一副嘴脸。可见举子

　　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吸引众多的士绅阶级抛弃举业，步入商海，如当时“吴中搢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25]，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

　　基陈留认舅》中写到老尚书将工商业与士子列于同等地位，教儿子从事工商活动。

　　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士首商末的思维定式，到了此时已大打折扣。

　　《金瓶梅》以颇具深味的情节，反映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小说第七回作者，作者围绕富商寡妇孟玉楼的改嫁问题，安排了张四与孟玉楼的一段对

　　话。

　　按照传统观念，张四保举的大街坊尚推宫的儿子尚举人，远比作为生药铺主的西门庆条件优越，同时正室夫人与第三房小老婆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尊卑贵贱的

　　差别。

　　然而，当事人孟玉楼却恰恰选中了后者。 可见，传统的功名、门第、妻尊妾卑等观念巳失去了它以往那种对人心的统摄力。

　　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异，价值取向的更新，只能滋生于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商品经济发达的土壤。

　　《金瓶梅》反映出了这种生活深层心理的变异，足见作者洞察力的深邃。

　　（三）对宋明理学的客观反动

　　《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胆、全面、露骨地描写人欲的长篇巨制。小说中从官场到市井，构成了一个欲海横流的世界。

　　主人公西门庆以及围绕他趋迎奉承的妻妾、奴仆、帮闲、三姑六婆所组成的形象群体，无不是各种欲念的化身。

　　在这幅画面上，西门庆的追求是金钱、利润、女色，以及物质生活的穷奢极侈。他大治亭台楼榭，以至于来自京师的蔡状元都惊诧不已，发出“诚乃胜蓬瀛

　　也”的感叹。

　　他生活上有专司厨灶的侍妾，平日享用的是山珍海味，酒筵几乎无日无之，并有侑酒的歌儿舞女。

　　他追求金钱利润更是不择手段，包括贪赃枉法，包揽词讼，贱买贵卖，放高利贷，结交官府偷税漏税，甚至谋财害命，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吞并别人的财

　　产，等等。

　　他生活中最糜烂的要算是对女色的无休止的追求，除了一妻五妾之外，他还几乎奸污了家中所有的丫鬟、女仆，并且包占妓女，奸通林太太。

　　此外，男仆书童也屡次遭受他的蹂躏。而他自有自己骇人听闻的逻辑：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波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他认为钱可通神，依恃金钱肆无忌惮，任意妄为。而他事实上也正是用金钱买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一切。

　　小说除了描写西门庆难填的欲壑、贪婪的追求和奢华糜烂的享受外，还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周围一切人的享乐生活，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普遍

　　心态。

　　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享乐、奢华，追求金钱成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准则。明王八韩道国的老婆卖身趋奉西门庆，在伙同西门庆处理杀人犯苗青一案中得到一百

　　两赃银，她就“白日不闲，一夜没的睡，计较着要打头面，治簪环，唤裁缝来裁衣服，从新抽银丝?髻”(第四十八回)等等。

　　西门庆的把兄弟常时节穷得连窝儿都没有，老婆孩子饿肚子，受房主的催逼，挨老婆的吵骂，靠应伯爵说情，在西门庆那里接到十二两银子，他就立马上街

　　为老婆置办青绢绿绸（第五十六回）。

　　帮闲的趋奉是为了钱，伙计的帮忙是为了钱，女子的献身是为了钱，三姑六婆的诵经念忏、拉皮条是为了钱……总之，是金钱主宰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社会的

　　各种丑恶面孔，都在这个欲海横流的世界里暴露无遗。

　　历代的儒家先哲们，都非常重视人格的道德完善，而将人的自然欲望、物质生活欲望看作妨碍道德完善的大敌。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6]，

　　“君子谋道不谋食”[27]，孟子谈“养心莫善于寡欲”[28]，董仲舒则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9]。

　　这种对人的道德要求，到了宋儒二程、朱熹那里，则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理学家们将“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侈谈“存天理，去人欲”，其实质

　　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

　　明代统治者更是看重理学的辅政作用，颁布《性理大全》，敕撰《四书大全》，以“八股”取士，规定“五经”“四书”为科考内容，以朱熹传注为准则，

　　扼杀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以维护其政权稳固。难怪明初学者有“国朝以理学开国”之说。

　　然而，随着明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不仅统治政权出现严重危机，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危机。

　　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解释新的社会问题已是捉襟见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统治阶级尊奉的程朱理学的深度怀疑。王阳明“心学”即是在批评程朱客观唯

　　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当然，王阳明哲学与程朱理学在“存理灭欲”的本质方面没有什么差异，其目的与程朱一样，要使封建统治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宗法政治、君主专制在新

　　的形势面前合理化、神圣化，他与程朱一样扮演了牧师的角色，但他提出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致良知”诸说，在客观上无疑起着打破思想界僵化局

　　面，反对旧权威、旧教条的积极作用。

　　这种对人本位的大胆倡导，直接启发着后来以李卓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诞生。李赞肯定人的“自然之性”，公然张扬“人欲”。

　　这种惊世骇俗的主张，毫无疑问，反映着时代的特点，和当时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工商业者追求金钱物质、自由发展的经济要

　　求在哲学领域的折射。

　　与这种进步的哲学思潮紧密呼应，明中叶文坛空前活跃。文人们分坫设坛，各执己说。“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成为文学创作中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抒写人欲，在内容上表现出与程朱理学相悖弃的作品大量涌现，并且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代表着明代文学的实绩。

　　民歌、散曲中所刻意表现的男欢女爱，“三言”“二拍”中所着重体现的商人的致富、冒险精神，《牡丹亭》等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欲”与“天理”的对

　　抗，无不标帜着人性的觉醒，反映着时代的风貌。

　　《金瓶梅》当然受着这种大文化背景的制约，但它与其他作品的不同，则是重点表现了商品经济发展、金钱横行给社会带来的恶和丑。作者是将社会的畸变

　　摄入了自己的视野光圈。

　　歌颂光明、表现理想的作品固然值得褒扬，鞭挞丑恶、揭露黑暗的作品同样应予以肯定。

　　我们绝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分别给予它们在文学史上应该享有的地位。因为它们毕竟都呈现着时代的风貌，体现出历史的共性。

　　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切实的制约机制，导致了金钱的肆虐，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人欲的横流，这当然是一种罪恶。

　　然而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

　　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也正是这种恶，动摇着千古宗法意识形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强权政治。

　　只不过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商品经济未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去获取它应有的发展，摧毁封建社会的根基，最后反而被强大的封建经济所湮没。

　　这是中国十六世纪商人的悲剧，是横行一时、曾一度表现出强大野性和征服力的商品经济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张进德<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