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伦理与城市文明的本源（工程文化美学课程修读）

　　1.建筑：存在之家

　　18世纪法国的建筑理论家罗杰埃（M·A·Laugier）在《论建筑》中说到：“野蛮人，用树叶搭起的蔽护物种，还不懂得如何在潮湿的环境中保护自己。他匍匐进入附近的洞穴，惊奇地发现洞穴里是干燥的，他开始为自己的发现欢欣。但不久。黑暗和污秽的空气又包围了他，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他离开了，…”[1]野蛮人，恐怕不会那么惊奇于洞穴的干燥并欢欣鼓舞吧？因为，在野蛮人的前身如类人猿们早已生活在洞穴中了，野蛮人曾经有过悠久的穴居时代。

　　黑暗、潮湿以及污秽的空气应该是人类先祖们选择洞穴时需要避免的，但安全、隐蔽则是更加重要的因素。还有，空气的污秽应该比不上粪便的肮脏吧。在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考古中，发现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灰烬层中含有各种动物的骨骼。如果猿人不能够忍受在所食动物遗骸的一片狼藉之中躺卧，相信他们自然也不会躺卧在自己的粪水之中。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一定时间内如繁育期或持续寒冷期内，在洞穴中的持续逗留，以至相当长期的如家族的定居般生活，除了安全隐蔽、遮风避雨外，洁净干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动物对排泄物的关注，一是为了安全即生存本能，如标记自己的领地和掩蔽自己的行踪，这在洞穴或巢穴中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二是因为只有洁净的生活环境才是安定持久、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必然引起聚居动物对排泄地点的关注。如同鸟儿将粪便排泄到巢外，某些野兽将粪便排泄到特定地方一样，洁净及排泄物的去向是许多动物固定巢穴后的本能要求。当人类进入文明门槛后，长期面对腌臜情境是不可接受的，去腌臜是人成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无论建筑是从洞穴还是巢穴起源，归根结底应该是人类聚居和寻求庇护的需要。考虑到对居所洁净的要求，如果说在聚居中产生了人类精神需要安顿的追求[2]，那么反过来说，引发人类精神不安的东西，到底可归为哪些感觉或心理知觉需要安顿呢？对于生物个体来说，所有引发不安的外在因素均为由远抵近的，分别以视觉和触觉所感受到的为主要危险。因此，人类需要安顿的精神追求，在生理和心理上，分别为基于视觉感觉和触觉感觉而引发的心理知觉。

　　人眼的视距依赖眼睛的视力和视知觉，虽然其可视范围近在睫毛、远在天边，但分辨远方物体细节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自古以来，人类就渴望着拥有“千里眼”的能力。所以，除了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外，人类还力图“看到”超出视野范围之外的事物，这种能力在知觉上就是超视距的感知能力。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向上的、远在的，眼望深邃星空的[3]视知觉，是引发人类建立时空观的超视距的想象力和精神追求。

　　与此相关，人体的触觉依赖肢体手足的感觉能力，其近则有肌肤指尖的察微知著的细腻和敏锐，远则有可感知数十米范围内的温度、气流和振动。千百年来，虽然不知有多少人能够修炼得体天格物？但人类还是力图“触到”超出触觉域范围之外的事物，这种能力在知觉上就是超触觉的感知能力。这是一种由远及近的、向下的、贴近的，寻找洁净家园的触知觉，是引发人类建立生命观的超触觉的想象力和精神追求。当然，介乎其间的知觉还有听觉、嗅觉、味觉等。统合起来，这应该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观的生物学基础和知觉的本源。

　　“天、人”观念的起源应是源自“神、人”观念。远古人类因敬“神”而崇“天”，遂“天”成为“人”的最高的外在力量。这里的“人”，是指人的身体性命，后来才发展成为“天、人、地”的观念，其中“地”既包含着大地也包含着生命，而中间的“人”为人心、人的心性。细致探讨“天、人”观的内部结构，按由上至下的顺序，可以分为“天、神、人心、人、地”五个层次。其中的“人”为生物层面的意义，“人心”则为精神层面的意义。

　　《周易》有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代表了人类心性分别向天上、地下两个方向的延展。由“人”出发下达于“地”的方向，因人类身体之间以及和土地万物之间的生生不息的密切接触，有感于大地母亲的生机活力、包容厚德，实际上即为倚靠着脚踏大地的超触觉知觉和想象力，成就了人类的德性、人伦的心性——善之仁性，即人文关怀。而由“神”出发上达于“天”的方向，因人类对于上天的恐惧、好奇、求知和梦幻般的追求，凭借着仰望星空的超视觉知觉和想象力，成就了人类的哲思、艺术、创造的心性——美之诗性，即艺术观照。

　　人性之本为真，向善为仁，向美为诗，其最高层次的追求就是神性。所以，“天、神、人心、人、地”的五层观念结构，可详解为：“上天、神（性情）、人心（包含向上的诗性和向下的仁性）、人（性命）、大地”。人类精神追求的“天（天、性情）”、“人（性命、地）”这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人类脚踏大地和仰望星空的精神起源与情感内涵，由此不仅成为人类建筑文明和建筑文化的重要本源，也可以说奠定了人类精神文明的根基。

　　建筑，一个庇护之所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并具有了精神意义，在于家及其建筑，甚至仅仅是简陋的窝棚，使人具有了确定性的归属感，一个“存在的立足点”（海德格尔）[4]，一方面是在大地上并能够仰望星空的“诗性”存在，一方面是在生命躁动和流转中能够安顿下来的“仁性”存在，通过逐步记忆、积聚、固化下来而永存的存在。

　　因此，建筑的属性应包括物质与精神这二个层面的内涵。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正如杨新民先生所言：“在原始时代，建筑的本质是居住。原始建筑的根本特性，只能体现在居住文化亦即家文化中。……作为‘家’，它不仅容纳着人的躯体，还容纳着人的情感。”[5]这个情感，极为丰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伟大情怀：天人之间即人神之间的诗性情怀，人地之间即生命之间的仁性情怀，包含着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并直指人的内心。所以，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念，指的是天与生命，即宇宙与人生，而人心居于其间，天人合一不是混合于一体，而是合于一心，合于人类的诗性与仁性之心，合于“诗意地栖居”在天地之间的建筑精神。

　　2.建筑精神：超知觉的时空情怀

　　建筑表现了人类什么精神呢？是神圣性、宗教精神，还是世俗精神、浪漫精神（黑格尔）[6]，还是为了摆脱对黑暗、死亡、神秘的恐惧？是创造的快乐，还是意境的创造？[7]相比于其它人造物，如工具、器皿等各种各样的用品和艺术品等，建筑应该是人类模拟自然环境并柔和了自我想象力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天人合一空间环境的、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创造物。

　　往大了说，建筑是模拟创造了一个小宇宙，往小了说是搭建创造了一个母腹般的小巢穴。诚如上述，它是人类在大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使人具有了确定性的归属感的“存在的立足点”，一方面是在大地上并能够仰望星空的一个可具体感知的所在，由此抽象的宇宙变成了实在的可视知觉的世界；一方面是在生命躁动流转中一个能够安顿下来的、能够感触到洁净温暖的具体所在，是为生命和情感、灵魂、精神创造的一个栖居场所。它是物质的、理性的，具有生活功能的，也是精神的、感性的，具有艺术审美功能的文化产品。[8]在精神层面，一方面它是宇宙的缩影，即把需要超视距想象的远在的变化中的宇宙，变成可视觉化的、可安全感知的、永恒的投射物，一个具有天地时空情怀的所在，一个宇宙的替代品；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生命的缩影，即把需要超触觉想象的近在的变化中的复杂环境，变成可触摸化的、可安全感知和亲切接触的、永恒的投射物，一个具有人伦生命情怀的所在，一个巢穴的替代品。从此，“家”成为人们能够以亲近之情脚踏大地，又能够以敬畏之心仰望星空的“诗意的栖居”。因而，建筑的精神象征必然是超知觉天人合一的，而且即使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也都是天人合一的，只不过在中西之间，在上天与生命之间各有侧重而已，但缺一不可。

　　3.建筑伦理：心性之道

　　如果说建筑是人类存在精神之象征，那么天人合一的观念就不完全是惟有中国才有的文化及其哲学观念，不过中华文明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实践，并给予了深刻的文化建构与哲学阐述，从而形成了东方文明的特质。

　　建筑伦理的最早的表征，根据考古资料，如从古人类遗址中原始建筑的布局看，秩序和等级应该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围绕着祭祀中心、部落议事中心还是首领中心，多以一定规则排列，代表了人类初民开始定居后的建筑观念。[9]最初的能够做出分类排序的文化因素可能有许多，但至少应该包括需要敬畏的祭祀对象和需要关注的生命对象。在这里需要说明，建筑精神、文化和伦理的产生及其发展，不是某个家庭或某个独特的、孤立的建筑所能够实现的，一定是由足够多的家庭建筑组合成为一个部落的时候，经过相当长期的孕育才逐渐显现、成型，并逐渐地固化传承下来。

　　因敬畏和崇拜的对象及文化背景的差异，正如许多学者分析的那样，东方农耕文明和西方海洋文明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和建筑材料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其分别所孕育出的建筑观念从此有了显著区别。同样在仰望星空，海洋生活更加关注星座的位置与图像变化，以此确定自身的方位，所以西方人看到了星光中的天象和显圣的上帝。农耕生活则更加关注星辰的起落与周期更替，以此确定节气时令，因此东方人看到了星光运行的天道和退向历史深处的祖先。

　　西方向着充满神秘力量的天象的膜拜，编织起周密的天神体系，走向上帝崇拜，走向天伦和宗教纪念建筑，建筑精神显现为一个个可测量的独立的“实体空间”及伦理体系，代表着通天的阶梯、宇宙的中心和结构，以上帝精神为核心的建筑空间，呈现出立体的、向上天做空间延展的宗教秩序，表现为尊天敬神和讲究身心统摄于神灵，给人带来灵魂救赎、精神愉悦和超越生命的神圣感，从此神学解释了一切，通过与天神合一而产生指向内心的自我反省。通过人性的相对弱化和神性的特别强化，神不再依赖而且日益脱离了世俗、物质的羁绊，以至于纯粹的精神建筑，如纪念柱和神庙、教堂等宗教建筑日渐发达起来，并以“神国一体”的方式影响和决定了后来西方建筑与城市形态。[10]

　　东方则向着掌握天道的上天的膜拜，编织起悠远绵续的先祖体系，转向祖先崇拜，走向人伦和礼制居住建筑。建筑精神显现为一系列可排序的相互关联的“实体时间”及伦理体系，以祖宗神灵为核心的建筑空间，呈现出平面的、横向的，并且向深处做时间延展的升堂入室的礼制秩序，表现为敬天法祖和讲究尊卑有序，给人带来尽孝尽忠、精神满足和生命绵延不绝的使命感，通过与祖先的合一、血脉的认同而产生指向人际的等级、顺从、中庸、和谐，固守源远流长的正统血脉和历史观照下的顺天承运。家族的聚集、血脉的传承、对祖先的安顿、神化与世俗化不可分离，如此讲究风水、礼制，包括阴宅阳宅建筑的观念逐步风行起来，并以“家国一体”的方式影响和决定了后来东方建筑与城市的基本形态。

　　正因为东西方之间在人类精神追求方面的这些差异，对生命现象的关注也发展为不同的特点。特别是东方建筑，无论对逝去的先人还是对活着的生命，都分为不同的类型和等级，讲究敬忌、谱牒、昭穆之制和血脉承续，讲究父尊子卑、长幼之序、男女之别和亲疏远近。“礼”不仅仅是礼制建筑的根本，也是渗透到几乎所有建筑中的规范，仁性成为中国建筑精神与文化的最紧实的内核。而西方敬畏神启力量，凸显在上帝神灵面前的自我身心的洗礼和灵魂的净化，以斋戒、忏悔、赎罪、修行等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诗性特质更加凸显。东方则注重在祖先神灵面前，讲究环境、身体以及祭献物品的洁净，以祭奠、供奉、斋醮、祈福禳灾、积德行善求得佑护和果报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4.城市文明的本源

　　4.1神性：建中

　　大规模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致使人类文明的发展由聚落的量变发生了向城市文明的演变。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之外，在文化方面决定城市精神的根本因素，一是神性，二是人性，即本文所阐明的“天、人”观。

　　“神”产生于何时？或人类何时认识到“神”呢？据说神创造了人类，但人类只有通过语言才可以认识到神，所以神的产生应该在人类的语言产生之后。也有人会说是神教会了人类语言，从而使人成为人。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语言的产生和传播应该在人类社会形成之时，决不是某个人与神之间，或某些少数人之间的事。没有一定范围的交流传播，尤其是在相对陌生些的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就没有语言。亲密的熟人之间、隐秘的人神之间很多情况下不用语言也可以交流，但在不同的家庭、部落之间，在大规模的集体采集和复杂的狩猎行动中，在不那么亲密的人员之间的交流是不能够没有语言的。一个达到足够规模的人群，其数量刚好超过了人们相互之间记忆和辨识能力的时候，或者说人际间的交流具有了相当复杂性，出现了相对陌生感的人群所构成的部落、或有着一定联系的若干部落就成为一个社会，一个需要语言且促进语言发生的社会。人类语言应该是在人类大规模群聚活动过程中成型的，而神明的产生自然在语言产生之后，祂也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

　　“沟通天地，知向神冥”，这是古代文明的至高至大的神圣事业。通天塔，金字塔，以及层出不穷的祭坛、神柱、神庙，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11]亦为是。据说，“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位于天地中心的圣树。“建木”的得名和初民的“建中”之制有关。初民于居处之地必立木杆旗帜以号众，这种木杆旗帜在甲骨文中被称为“中”，是通天之所在，而其中的“众”自是人类群聚之后的概念。

　　如果说家是建筑的精神本源，那么人类的聚居和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化的祭坛则是城市精神的本源，是早期大型聚落和城市的原始起点。那些从古到今一直为人类所敬仰的伟大神明与城市文明有着共同起源。想象一下，产生在人类初期聚落中的各个草莽神明们，相当长时期内无甚名气。后来，就像当代的农民进城一样，他们向着早期的中心部落汇聚。经过逐级的聚集和融合，开始产生了大型聚落和脱离人类居所的单一的神殿，并且逐渐地显现为沟通天地的“建木”，以至于高悬天空的星座。神灵定居下来并逐步成长为号令一方的伟大神明，并将他们的影响力重新整合，辐射到四面八方。

　　4.2仁性：行无邪

　　神性，伴随着人类的语言、宗教、文化、艺术和政治的发展，依托着建筑愈益张扬，教化作用愈益炫耀和辉煌，逐步成为人类聚落和城市文明的显现的主导力量。而人性，在大地上感受亲密接触、温暖关怀的规矩和法则，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扩大和生活起居的讲究、生理心理的相互调适而渐渐细腻敏感的超触觉，依托着各种“基础设施”如行走坐卧、洒扫庭除、清洁沐浴、遮蔽丑陋、定点排泄方面的避讳与禁忌，发挥着规矩养成作用，逐步成为人类聚落和城市文明的隐含的基础力量——市政文化的滥觞。身体的沐浴、环境的清洁，可以洗刷罪恶和邪恶。秽物可以驱邪，那么身体上沾染的那些应该被洗刷的，居所周围应该被清理的腌臜之物，自然就带着邪恶，应予以生理和心理上的排斥。如果说神性引导和决定着建筑的精神面貌，那么人性则引导和决定着人类聚落和城市的精神面貌。人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就是冲洗腌臜的历史，所以城市也要“清洗”，身体的洗浴、居所的冲洗、城市的清洁应该是城市文明形成的的三大“洗礼”。

　　为了某种信仰，为了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禳凶解厄，为了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掩饰尴尬，为了安抚万物之灵，为了维护各项仪式仪轨的庄严和效力，几乎在各个文明和社会中都存在着很多的禁忌和巫术。远古时代由于神圣、不洁观念、图腾崇拜、灵物崇拜、鬼神崇拜而带来的恐惧感，吉凶祸福观念带来的忧患意识，其反映在心理上都凝聚为一个“忌”字。虽然，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千百年来，禁忌和避讳总是在被淡化和打破的过程中，但“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12]的礼节、礼俗，以及诸多禁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历史悠久、无处不在。伴随城市规模的扩大，与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紧密相关的空间紧张、拥挤、危险、威胁、陌生、疏离、窥探、骚扰、污秽、噪音、振动等等，一如现代大城市的城市病，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原始般的宁静、洁净、亲切、熟悉、宽松、散漫等状态，总在日益困扰着人们，尤其工业化以来则完全处于急剧恶化之中。这种邪恶般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也使整个城市处于极度的尴尬烦躁之中。

　　4.3诗性：思无邪

　　天国是人类的伟大梦想。不知道天上的神仙们啜饮甘露后是否撒尿？腌臜粪便如何处理？如果天国没有厕所，人类千百万年中费尽心机地向神祭献的牺牲真是毫无用处，甚至大错特错地打错了算盘。神明居住的地方不仅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水和空气，因为祂们不吃不喝，也不需要呼吸，否则呼出的废气将成为累赘。是否神明们连血液都没有，我们无法追寻下去了。似乎合理的推测，既然神明的舍利是圣物，神明的排泄物自然也是神物，而绝不是腌臜之物。

　　但对于人类，只有去腌臜，经受身体、居所、城市的三大“洗礼”，将使人成为具有人性之人，成为上帝之子的出发点，成为脱离动物界、获得人类尊严的第一步。这一步很是漫长，而第二步则更艰难，我们还必须去尴尬。去腌臜，只是让人们光溜溜地在站在大地之上，去尴尬，则能够使人们惬意地站在天地间，将使人成为具有仁性之人。仁者，民胞物与，即承认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有内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权利。

　　孙中山《国民应以人格救国》说：“古人所谓天人一体，依进化的道理推测起来，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既成人形，当从人形更进化而入于神圣。是故欲造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步到了极点。”何谓神性？无忧无虑。故去焦虑，将使人成为具有神性之人。如曾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泰然欣然，神已矣。这就是神仙般的生活吧。我们既不甘堕落，我们又不能够仙去，那我们就必须遵循着天地间的天伦与人伦合一之“仁道”和“诗道”，在天地之间寻找“诗意的栖居”吧。仁性与诗性就像人类心性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仁者，行无邪，诗者，思无邪。诗性，就是人类追寻神性的状态，就是人、神之间的仁者和诗者，在大地之上泰然地存在着，体悟着人性的温暖，就是在天空之下欣然地思考着真理的澄明，沐浴着神性的光辉。

　　5．结语

　　“在文字语言广泛使用以前，人们是靠器物来沟通心灵、传递思想情感的”，[13]如同青铜器物和青铜文化，建筑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也应该是不完全依靠文字语言的，更多的是通过视觉、触觉等知觉进行交流。凭借着超触觉感觉、一个亲切的“仁性”的知觉，凭借着超视觉感觉、一个敏锐的“诗性”的知觉，人类得以在建筑及其聚合起来的城市中，能够脚踏大地、眼望星空，实现与神明及祖先心灵的沟通，实现贴近天地的理解和天人合一的交融。建筑与城市的至高人性，就是让人们能够“诗意地栖居”着，享受着人伦之暖、天伦之乐。

　　 

　　   本文系北京哲学社科规划研究基地委托项目阶段成果，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成果。

　　[1]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6页。

　　[2]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3]同上,第5页。

　　[4]同上.第9页。

　　[5]同上,第7页。

　　[6]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7]同上，第19页。

　　[8]同上，第21页。

　　[9]古人类遗址。

　　[10]朱文一.空间符号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7月.

　　[11]《淮南子·坠形训》。

　　[12]《礼记·曲礼上》。

　　[13]张子中《商代青铜文化与身体直接感觉》，《求是学刊》199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