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朝活人祭祀甚至王族食人真的是一种常态吗？

　　具体参见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这篇文字所述有多少真实性？是否仅仅是作者的一种假设？

　　人祭是存在的，而且很普遍，从卜辞中便可以看出，《合集》30448有这样一条卜辞：四羊、四豕、五羌亥。再见《合集》22152：又伐五羗王亥。这两条卜辞都是卜问用五个羌人祭祀王亥，即对王亥进行人祭。这一类的卜辞证据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至于吃人，唯一的证据是殷墟发掘的甗中有着煮过的人头，但其目的是祭祀还是吃人，不得而知，并且由于将其掩埋，应该是为了祭祀，因此关于商朝是否有吃人的习俗，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

　　先上结论：反对作者和高票的推测，人牲是给鬼神吃的，不是给活人吃的。食人风俗在原始人群中广泛盛行，但进入农业社会后就不是常态了；活人祭祀在商朝中期最鼎盛，此后逐渐减少但偶尔还能发现。另外要注意人殉和人牲不同，人牲是鬼神的食物，人殉是鬼神的侍从，这里我们讨论的都是人牲。

　　话说过去曾长期把本文作者和硕帝搞混，因为发现这篇文章和姨学有个共同点，就是往往在华丽的词藻中混入苍白的结论，其中就包括这篇文章最吸引眼球的"商人是食人族”。不过后来才知道，此李硕非彼李硕，硕帝是写不出这种文章的。

　　然后我们再看硕帝，哦不，李硕这篇文章中骇人听闻论断的部分：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作者自己只说“很有可能”，其实就没有把话说死；同样高票也只说“给人特别不好的暗示”，说得其实都比较含糊。那么作者提供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是否能够推出他这“很有可能”的说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牵强的。至少据我所知，在学界没有人这样提到过，那么对于这种新颖观点，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分析。

　　1、关于作者提供的文献证据。作者自己在后文引用了“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说法，但是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又认可这种“天下之恶”。其实“脯鬼侯”出自《吕氏春秋》、“脯鄂侯”出自《战国策》，都是战国说法；“烹伯邑考”出自《帝王世纪》，更是晚至西晋的说法了（评论区指出汉简《六韬》已提到食伯邑考）。这些材料可靠性都是存在问题的，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过是一种罕用的刑罚，类似刘邦醢彭越分赐诸侯，和食人的风俗有什么关系呢？

　　2、作者认为祭品在死人吃后是留给活人分享的。在后代乃至现在，祭品确实可以给后人分食的，因为祭品的“灵魂”已经被祖先鬼神享用了。但不意味着商人也是这样。最简单的逻辑，如果商人的祭品都被吃了，那今天就只能发现散碎的骨头。吃完剩下的骨头难道不应该当垃圾扔了？还要拼回骨架放入人牲坑？诚然很多骨架不完整，甚至有切割痕迹，或者只剩一个头颅，但只能认为他们生前被切割肢体或被斩首。不要说人牲，就连发现的很多牺牲也是完整的。

　　（图为奠基人牲，拍摄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妇好墓）

　　3、关于人牲的处理方法，姚孝遂先生在《商代的俘虏》一文中对其分类过，有全牲（俎）、击杀（弹）、砍头（伐）、烧死（尞）、投水（沈）、剖开身体（卯）、取出内脏（副）等等。由此也可以看出，某些杀祭方式如“尞”“沈”肯定和吃没有关系，因为肉体都已经付之水火了。而且除了祭祀人牲外，还有一种奠基人牲。奠基人牲是把人牲杀死直接埋入房基下，也有埋入牺牲的，都是杀死后埋入躯体，难道用吃剩的骨头祭祀地神？

　　（图为执戈人殉，拍摄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4、高票提供的是头颅放置在青铜器中的图片，这当然也不能说明头颅是给活人食用的，否则怎么会连带铜器一起埋葬呢？砍头主要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剥去头皮、用头盖骨制作饮器，这种和人牲关系不大；另一种是齐颈砍下不剥皮，这种才是作为祭品的“猎头”。殷墟王陵区公共祭祀场中，在六七百个人牲坑中就有部分人头坑，大多是十坑一排、每坑头骨十具，人头坑也是在祭祀区中，明显都是用来祭祀的“猎头”，而不可能是祭祀吃完又把头骨扔祭祀坑的。

　　（图为人头坑，拍摄于殷墟王陵遗址）

　　5、商代用人祭祀的风俗明显呈现一个减少的趋势，根据姚孝遂先生对有关甲骨的统计，殷墟早期（武丁时期）用人牲计数者有5418人、不计数有247次；中期（祖庚到文丁）用人牲计数者有1950人、不计数有189次；晚期（帝乙到帝辛）用人牲计数者有75人、不计数有29次。这说明商朝还是不断舍弃这种陋俗的，其实到西周也没完全放弃了人牲。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宝鸡茹家庄1号墓、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93号墓、河南新郑唐户村3号墓都有人牲的发现。

　　6、后世某些落后地区确有吃人习俗，如《墨子》记载“楚之南有啖人之国，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非洲、东南亚直至近世仍有这种风俗，但是作为这种“人牲”的一般只是长子而非敌人。一般认为是由于长子血统不清洁；也有认为长子可能是仇人投胎，杀掉他有利于弟弟的成长，这是一种“厌胜巫术”的表现。至于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也会在战乱年代“易子而食”，或偶有极度变态者有此爱好，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商人大规模食俘的证据。

　　7、食人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风俗，主要还是上古食物缺乏所致，其实在农业产生就不是常态了。关于食器盛人头牲的现象，也可以从食器盛畜牲的现象找到旁证。正如黄展岳先生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提到：在远古的蒙昧时代，人们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生存，人们什么肉食都吃，不但吃野兽，同时也吃自己的同胞，甚至吃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到了新石器时代，已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生活资料有了比较可靠的来源，并开始过定居生活，食人之风才逐渐消失。但古老的食人生活仍保留在人们的憧憬中。这时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不断发生，获取财富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人们又没有可能养活大量的俘虏以供役使，于是，大量俘虏被杀来用作祭祀的牺牲。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根据亲自搜集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在其代表作《古代社会》（1877年）一书中曾多次论述过食人之风与俘虏命运的关系。马克思据此“关于俘虏的处理的三个时期”，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附录被“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恩格斯说这种现象是“仅仅当作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而保存着”。殷墓中经常发现整狗、整马、整猪、整鸡、整鱼，或狗头、羊头、猪头、牛头，或牛腿、羊腿、马腿、猪腿、鸡腿。除一部分整狗、整马应属殉牲外，显然都属于祭牲。祭牲有的是煮熟后盛于铜陶器皿中，或宰杀后生置于铜陶器皿上，或放墓主棺木前头，或放墓主棺前二层台上，或放椁顶上，或埋填土中。

　　最后要说的是，作者的文笔确实不错，全文都看过了，有享受史诗大片的感觉。但是像“商人很可能是食人族”之类论断，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臆测之词。孔子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对商的礼仪制度其实很大程度是继承。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后人给商纣泼了不少脏水（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那么更应该客观理性去研习商代史，而不是相信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凭空把这个文化灿烂的朝代妖魔化。

　　硕帝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错误，比如对于周字的解释，可以看看赵老师的这篇反驳：

　　趙瑾昀：关于「周」字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周」字甲骨文是否从用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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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之前把引文和我说的话都仔细看完，别没看完就直接云，求求了！！！】

　　【此文也不是发在期刊杂志的正规学术论文，肯定包含带有个人色彩的遣词造句】

　　结论：反对商人有在祭祀时就吃人的大规模食人习俗。反对所谓王族吃人是常态。但认同在特殊情况，比如饥荒时因为饥饿而吃人。

　　——————2021.10.31更新——————

　　大无语事件。。

　　码掉了头像和id，但我很确定号主是原问题中文章的作者先生，这是他六月份和我私信的内容，并且对我说的观点表示了大概的认同（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这是作者先生八月份的新作。

　　不过这位先生之前也表达了认为商人吃人不是常态的观点：

　　以及，关于后岗葬坑，争议很大，甚至学术界已经很大程度上不把后冈看做祭祀坑。

　　如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

　　

　　岳洪彬《谈谈商代考古学研究中的“泛祭祀倾向”》：

　　

　　就。。挺不知所措的_(:зゝ∠)_

　　【以下原回答】

　　本来没有很想答这个问题， @林屋公子 先生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且有理有据了。就是没想到2021年了还有人觉得商朝真的全员食人花，还能在一个问题下面拿高赞。这里我就不说其他了，免得有用户对号入座。

　　首先有人说“卯”、“伐”这些都是加工肉制品的操作，这就比较离谱，首先商朝人会不会“伐”一个脑袋之后抱着这头颅就啃呢？商是一个发展出王权礼制，又有充分烹饪能力的王朝，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他们不会如此。再有，人祭中处理人牲的操作还有燎、焚（烧死）、沈（沉水）等等操作，绝不能说这也是在处理人肉吧？

　　其次，还有人说，商人和西方人一样贩卖奴隶，而西方人贩卖活的，有劳动价值的奴隶，商人是贩卖人肉。我：？？？

　　来看一组卜辞：……买刍……羉…… 《殷墟甲骨拾遗》65

　　这里的刍就指的是一种奴隶，且是专司畜牧的奴隶。从下面这条卜辞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癸丑卜，争，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有梦。甲寅允有来艰，左告曰：又逸刍十人又二。 《合集》137 正《甲骨文合集》137正《甲骨文合集》138商代甲骨文中可見到逃亡的奴隸有兩種身份———臣、刍，大部分臣和刍的種族可能爲羌人，逃 亡 過 的 記 載 祇 有 臣，没有妾的原因可能是説到臣就包含妾，或妾爲女 性不便逃亡。臣妾屬於商王朝 社 會 中 的 最 底 層，没 有 個 人 自 由，也 隨時可能成爲 祭 祀 或 殉 葬 的 人 牲，命 運 悲 慘，所 以 一 旦有機會，便 會 逃 亡，這是不足爲奇的。[1]

　　这些被买卖却又能够自行逃亡的必然是地位低贱的奴隶，而如我另一个回答里所说，这些“刍人”绝没有被加工成人肉贩卖。因为不需要考古常识，只要是活人都知道人肉是不能自己逃逸的。

　　再有，《周灭商与华夏新生》这篇文章里所谓的“醢鬼侯”就是将鬼侯作为人牲献祭，学界就基本没有人这样认为。林屋公子先生说的很对，如果醢鬼侯是献祭鬼侯，那刘邦是否献祭了彭越呢？显然这是一种刑法而非祭祀，历代史书中也从未有人将其与祭祀相联系。倒是学界曾有人将“赐醢”与盟誓联系起来，比如：此句王逸释为∶"纣醢梅伯，以赐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语于上天也。"虽没有错，但只是简单地解释了字面意思，没能说明其中的真实内涵。《天问》中多次提到俎醢的问题，如"梅伯受醢，箕子详狂"。而商纣赐西伯兹醢的目的却很少有人探究，我们认为，这一点可以从马王堆帛书《黄帝书·正乱》篇得到启示∶?（黄帝在战胜蚩尤后）腐其骨肉，投之苦醢，使天下之。上帝以禁。帝曰∶毋乏吾禁，毋留（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止（乏）禁，留（流）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不生不死，悫为地。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视（示）后人。《黄帝书·五正》篇则明确说战胜蚩尤后"（黄）帝箸之明（盟），明（盟）曰∶'反义逆 时，其刑视蚩尤'"。《释名》∶"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可知古人赐"醢"的目的，除了威慑，便是意图结盟。商王纣也正是如此。《吕氏春秋·行论》篇的记载提供了一些线索∶"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叛），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所载可与《天问》对照，"礼诸侯"是商纣借"醢"盟誓，"恐其畔（叛）"是他对文王最大的担忧，因为此时文王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在做出"臣不敢不事君"的保证后才得到赦免。?与此可以参证的是上 引的周原甲骨，尤其是 H11∶1、H11∶82、H11∶84、H11∶112 四片。兹引徐中舒先生对其中三片的释文及论述如下∶?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祇成唐，将御服二女（母）。其彝盟牡三豚三，西又正。?……此言文王在文武帝乙宗，祠祭成唐及其两个配偶，杀牲为盟，在殷王祖先神明监临下与周大臣同吃血酒，共效忠诚。……?彝文武宗。贞，王翌日乙酉其拜再冉，丙戌武豐（缺）裂卯（缺）佐王。?文王在周民族中举起周方伯族，也要与西正同饮血酒，同心同德，保卫周邦，效忠殷王。徐先生总结说∶"以上四例，充分说明文王时代周之事殷，处处都要通过盟誓之言，作为周不叛殷的保证。"⑤甚确。这正与《天问》记载若合符节。?作为殷商方国联盟中的一员，在没有足够实力与殷王朝抗争时，文王被迫与商纣盟誓。他之所以"上告"天帝，因为商代固定的盟誓对象便是天帝，由天帝对盟誓仪式予以监督。"亲就上帝罚"，则是指文王受帝命翦商。这种说法文献屡有记载，如《诗经·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股，诞受厥命。"[2]

　　虽然尚有争议，但说献祭鬼侯、鄂侯，不单考究古籍无此说法，连今人的论著中亦无。不免过于脑补。而考古是很忌讳脑补的。

　　下一个问题，商代确实存在有制作人骨的制骨作坊，例如殷商 制骨用料 主要 取材于 动 物骨 骼 , 这 些 动 物骨 骼包括 牛 、羊 、 猪 、 鹿 、 象 、马等 。 其 牛 骨 数量最 大。 殷 商 时期 用人 骨制 器 的现象是 有的在紫荆山北商 代房基 北边 的一个窖穴内发现了骨器和骨料 100 多块。经 过鉴 定。其中有 人骨, 约占全部骨料的半数以上。[3]

　　但紫荆山商代遗址属于早商，据我所知晚商的殷墟制骨作坊里已经没有人骨作为材料出现了。退一万步说，即便制骨作坊里存在用人骨做器皿的情况，也不能证明商人有大规模食人行为。商代骨笄（拍摄于殷墟博物馆）

　　再下一个问题，关于殷墟出土的带人头青铜甗。

　　比较完整的那只青铜甗出土于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大墓，墓主系商大贵族，【真的不是妇好，也不是三联甗啊喂！三联甗根本没有从其中发现什么蒸煮遗存】墓中器物铭文为

　　根据发掘报告，这应当是墓主人生前的称谓。“亚”代表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即其家族应得到过“亚”这一职位，打不出来的第二字是其私名，第三字是其族名。[4]

　　其中带人头的那只青铜甗长这个样子：带人头青铜甗（拍摄于殷墟博物馆）

　　不是，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会因为出土了这个东西而断定商人是食人族？这青铜甗的出土不正好证明了商人用人祭但不食人吗？我们假设商人是食人族，那么会不会有人吃完一顿饭连锅都不要了？显然不会，总不能吃一顿饭换一口锅。而对于这颗头颅的检测，也并没有得出过曾被食用的结论。这很明显是在祭祀时蒸煮以飨鬼神后随即埋入墓葬的，绝不是食人的体现。（这里非常赞同林屋公子先生说的，后世有将祭品分食的做法不代表商代已有之，无论从考古证据还是文献都不能证实商人食人之说。商代的祭礼至今也没能完整复原，当懂王也不是这么当的）

　　事实上现在殷墟墓葬的发掘已经非常多了，如果商人真的食人完全可以从对于尸骨的检测中得出，但显然没有。现在证明商人是一个农耕国家，兼重狩猎与畜牧，主要是食物也是谷物，辅以牛羊肉等肉类，而绝非什么人肉。通过对殷墟中小墓居民口腔疾患的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当时人们生活中可能是以黍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谷物为主要食物来源。此外，人工拔牙风俗在殷墟中小墓居民中的发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殷墟居民构成的多元，当时的“大邑商”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古代都城，不仅人员往来频繁而且复杂多元。[5]通过对墓葬中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考古学家可以了解到古人食物结构方面的很多信息。偃师商城3座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表明墓主生前以C4，类食物为主食，殷墟遗址 30余座墓葬及其他遗迹中出土的人骨表明墓主同样以C4，类食物为主食，仅发现1例可能以C3，类食物为主食。山东前掌大墓地的时代为商末周初，从经检测的49 个人骨样本来看，当时人们的主食以粟类为主，稻类和麦类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分析结果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说明粟、黍等 C4。作物从商代前期到后期都在作物类食材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肉食类食材按其来源可以分为驯养类和捕获类。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商代驯养的家畜和家禽种类繁多，主要有马、牛（黄牛、水牛）、羊、猪、狗、鸡、鹅、鸭等，其中的绝大多数，包括禽蛋等都被商人列入“食谱”。有学者对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动物骨骼的分布进行过专题研究，发现居址中以牛、羊、鸡为多 ；祭祀场所以马、牛、羊为多，猪偶见 ；墓葬中以狗最见。动物骨骼在居址中的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肉食的基本结构，牛、羊、猪等大中型动物主要供贵族食用，台西遗址发现的墓葬规模一般较小，墓主多为低级贵族或平民，表明低级贵族的肉食以狗、鸡等小型动物为主，偶尔可以分享到羊、猪等肉食。身份和等级更低的人群所能获得的可能主要是兔、鼠、鱼、淡水贝壳类等肉食，一般可以在村落附近的山林河湖中捕获。[6]

　　其实按照常理来说，食人是容易生病的，如果商人存在大规模食人习俗的话，真的能作为一个王朝存活数百年吗？我不太擅长生物学，也并非人类分子学专业，这点我只能存疑。但只以常理揣测，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补充一个问题，如果认为商人的人祭就是食人的话，那么各种受商文化影响的其他方国也都应该食人？比如受商影响很重的东南夷人的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祭祀遗址 ，学者考证江苏铜山湾一带在商代应是大彭国，项羽都彭城，而楚文化受商文化影响很深是共识，那么是否这里的祭祀遗址也可以说是食人的？在丘湾遗址的商代上层，发现了青铜刀和青铜凿。此青铜刀形制与洹北武官村大墓出土的铜刀（或称削）基本属于同一类型，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标志此时大彭已进入青铜时代，当与商王国大体上同处于奴隶制阶段。因而商王国奴隶主阶级大量用奴隶作为祭祀的"牺牲"，在大彭也必然有所反映。丘湾被用于祭社的二十二名奴隶和十二具狗骨的头都朝着社——四块大石，这种风俗也与商王国奴隶主阶级用奴隶作牺牲的风俗很相同。?[7]

　　欺负我们东夷没有粉吗（大雾）

　　真要扯食人怎么也得扒拉出《 续 汉书 · 郡 国志三 》注引张 华《 博物 记 》谓“ 次睢有大 丛 社 , 民谓 之食 人 社 。 ”

　　这句话吧？然并卵，这句话从来都被视为是人祭现象在后代的遗存导致的形容。况且食人的是社神而非人，这还是东夷，也不是商。

　　写这么多，最后用杨升南先生关于人牲的论述结尾好了。对献祭于神抵的人牲的用途,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给祖先吃的。这种思想未必合于商人的意识。象甲骨卜辞和考古发掘中所呈现出的如此大量地、不断地将人杀死送给祖先神灵去吃,若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吃人的习惯是难于理解的。但是,在古文献中和商代的考古发掘中,皆未发现商人吃人的记载和遗迹。综上所述,商代统治阶级大量杀人以祭祖先神灵,其原因不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容纳不了多余的劳动力,以人献祭的用途也不是送给祖先神灵作人肉宴席。[8]

　　相关阅读：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宣传夏商周是奴隶制？

　　————————2021.3.23——————

　　（新增答案看得太快乐了，可是现在要出门，占个坑回来写更新∠( ? 」∠)＿）

　　23:07开始更新

　　看这个问题居然也发现了 @一念永恒 先生的回答，惊叹的同时感到奇怪，这位先生是不是没看到我在上面相关阅读那个问题里对他的第二次回应，不然怎么没有回复我？想想好像也不对，既然先生自己说是不请自来，也许是看到我更新后贴的这个问题下面的几个高赞回答了，那还是没有回复我，更觉得奇怪。算了不想了，还是据商人是否食人这个问题再说几句吧。

　　1.既然这位先生认为高赞的 @林屋公子 的回答让他啼笑皆非，干嘛不直接艾特人家，现在用了“啼笑皆非”这样的词语却不让人家知道，至少我个人看来这不是学术讨论的态度。

　　2.说周人篡改了商人历史，完全没证据的话，学界有人认可吗？如果有证据麻烦贴出来。

　　3.又是“历史学界对食人是默认的”，我在自己另一个回答里曾回应一念永恒先生，向他请教这观点是哪位学者说的，他没有回复我。按照一念永恒先生所说，学者既认为周人篡改历史，又认为商人食人，我想了想，好像也只有本题里所问的那位李硕先生。不知道一念永恒先生认识的学者是否是《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作者李硕。然后我好奇之下特意问了考古系的老师（因为我自己是文学系的，这位老师是拜托学姐帮我引荐的）。截图为证吧：

　　（老师这里似乎隐晦地批评了我不够学术专业，然而我好委屈啊呜呜呜）

　　4.“少女是人牲的上品”这是什么新型性别歧视嘛？难道男的不配？事实上是：191个祭祀坑发掘资料,经鉴定证实,武丁时期的人牲,大多是被砍去头颅的男性青壮年,少数为接近成年的男性少年,未发现女性。[9]

　　注意，是这位先生自己提到了司母戊鼎，我才讲武丁时期。事实上后期确实存在很多女性和儿童人祭，但和司母戊鼎绝非同一时期的。所谓少女云云，的确能够吸引到旁观者的同情心理，但这样说的话，难道无辜被祭祀的男性不值得同情？而此说想必依据的是1046大墓那只带人头青铜甗，帝乙帝辛时期的大墓赖给武丁时期的司母戊鼎真的好吗？

　　5.100万这个数据咱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争议了。甲骨文确实存世不多，但首先先商、早商、中商和晚商后期人祭都没有像武丁时期那样多，这从一次人祭的数量也能得出来。用武丁时期人祭的数目推算整个商朝人祭的状况的非常不合理的。

　　6.刘兴林先生的《论商代农业的发展》不知道他看没看完，因为人家最后的结论是：宋镇豪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商末人口780万的数据，也就是说，每亩61.28斤的产出水平养活了780万人。又据韩铁铮先生推测，中国古代月口粮标准在40-60斤之间，平均50斤;吴慧先生据《国礼·地官·廪人》的记载，求得周代月口粮标准是∶大米 36-72斤，平均54斤。口粮标准与人的年龄、性别、职业关系密切，在阶级差别异常明显的商周时代，地位的高下也严重影响着口粮的多寡。在商代，畜产品还不能在百姓（包括奴隶）饮食中有所体?现，要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满足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命要求，人均40 斤左右的月口粮标准是很低的。尽管统治阶层有肉可食，但他们的人均月占有粮食肯定超过40斤。若再加上酿酒等用粮，商代人均月占有粮食也会超过40斤。我们姑取45斤为商代每人每月耗粮数（这个数字应该说是相当保守的），那么要养活780万人，就需一年用粮∶780×45×12=421200万斤，在一年一熟制的商代，要产出这么多的粮食，需要耕种土地∶421200÷61.28≈6873.37万亩，这就是商代晚期一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台人均占有耕地6873.37÷780≈8.81亩。同粮食亩产一样，种植面积、垦田情况也反映了农业发展的实际水平，尤其在古代，亩产的不足通常由土地增辟的数量来弥补，开垦农田就成为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垦田情况也常被作为考定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甲骨卜辞反映，商代对农田开垦相当重视②，我们推测的数字也说明，商代农田开垦的成绩也是相当惊人的。?我们从探讨商代畜牧业、渔业等行业人手，强调了商代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农业社会中，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似乎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以往把农业、畜牧业、渔业等孤立研究的结果，在事实上模糊了对农业主体和基础地位的认识，一旦这种认识得到端正和坚信，商代社会的发展就可大致归因农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的繁荣、军队的庞大、战争的频繁、城市的崛起和酿酒业的兴盛无不是折射商代农业发展的一面镜子。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尽量避免使用""发达"一词。商代创造了亩产61.28 斤的好成绩，这需要我们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去理解。就是这样一个亩产水平养育了商代全社会的人，支撑了商代社会的大发展。今天我们向世人昭示∶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我们的上述推论同样会令世人惊讶∶商代用61.28斤的亩产水平养活了780多万人口，开垦了6873.73万亩以上的土地，使人均面积近 9 亩。[10]

　　截取数据却不看人家的结论，欺负专业学者不上知乎吗（大雾

　　关于饮食农业的论著，还可以举出：商代时期的郑州地区作为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如此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目前仅有商代早期偃师商城遗址(n=3)(张雪莲等, 2003)、商代中期小双桥遗址(n=51)(王宁等, 2015; Wang等, 2017; 李宏飞和王宁, 2018)和商代晚期南洼遗址(n=6)(Zhang等, 2020)先民 的C、N稳定同位素值公布, 学界对于这一阶段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等相关信息的认识仍显薄弱. 目前仅有的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 中原地区商代先民仍然以C4类(粟黍)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夏代到商代时期中原地区目前已经公布稳定同位 素测试数据的考古遗址有12处, 共计384例先民个体. 由表3可知, 仅有4例个体以C3类为主, 有14例个体为 C3类/C4类混合, 剩余336例个体以C4类为主, 表明中原 地区虽然出现了C3类农作物(稻谷、小麦和大豆)的信号, 但这一时期C4类农作物(粟黍)始终占有绝对主要地位, 与植物浮选所显示的多品种农作物并存的现象不尽相同, 很多遗址先民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并没有呈现出“五谷丰登”的特点.12处夏商遗址中出现C3信号个体的遗址有5处, 其中包括中原地区的3处遗址, 分别是二里头遗址、小双桥遗址和殷墟遗址. 结合考古背景可知, 这3处遗址均属当时都城级别, 或许暗示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在当时主要存在于高规格等级的遗址中, 推测其作为当时一种非常先进和复杂的农业制度, 可能具有一定的推广难度,同时也体现了中原地区农业发展的先进性。[11]

　　7.不清楚晚清史，晚清史也不能用来讨论商代史。中间三千年不能凭空消失。还有，学术讨论现在可以用网友自己写的东西了吗？那以后我也可以拿我自己写的东西当依据。

　　8.关于“助”：何谓助? 孟子答曰: “助者籍也。”朱熹注曰: “籍，借也。”郑玄 《考工记·匠人》辨析助贡之异同说: “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谷; 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可见，所谓助，也就是劳役地租。助与贡都行什一之税: “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 耕七十亩，以七亩助公家。”但是，贡是定租制，不论年景如何，税额不变; 助是分租制，税额随年景丰歉而变化。所以，孟子援引龙子的话说: “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12]

　　不想多说啥了。

　　9.武丁伐鬼方征调了四十六万男性，这个数据堪比《史记》中说“纣发兵七十万人”了。

　　首先，甲骨文不会骗人。

　　其次，据宋镇豪先生统计，殷墟在武丁年代只有七万人上下。[13]

　　10.商代祭礼根本没有被完整复原，怎么就是“毫无疑问的事”？还有，一念永恒先生是否看过《尚书·微子》？里面有句话这么说：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臣民竟然偷盗祭祀天地神灵的牺牲和祭器，把它们藏起来，或是饲养，或是吃掉，都没有罪。

　　所以我是否可以得出一样笃定的结论：商人不吃祭祀用的食物，因为原本吃了是有罪的。帝辛不爱祭祀又允许人民吃祭祀用的食物，所以帝辛才被商人旧贵族厌恶？

　　我没有说过这样笃定的结论，因为商代祭礼根本没有被完整复原，就是这么回事。

　　11.“捆好的妙龄少女扔进去，你看到会愤怒，商人则是欢呼，少女越痛苦，商人越开心。”我一个汉言专业+写小说的都不敢这么写，这想象力我要是用在论文上会被老师打得我妈都不认识我的。

　　12.关于“卯”、“伐”是不是“肉制品加工流水线”我上文已经写了，不再复制一遍了。还是那句话，非要认为成了肉制品的刍人能够自己逃跑我也没办法。

　　13.《平津侯主父列传》讲述两位主角，平津侯与主父偃，这俩人都是西汉年间的名人，学了这么久《史记》，也对西汉史稍有了解，如果说“五鼎烹”就是食人的话，那项羽要烹杀刘邦之父，周夷王烹杀齐哀公，这都是食人吧。

　　14.牧野之战为什么失败得很快，难道那时奴隶有这么大作用力？难道商代的基本单位不是“众人”了？难道有商一国的国家兴亡能系于奴隶之身？这个我不多说了，详情参见我这几个回答吧：怎样看待纣王被疯狂洗白？牧野之战真的像孟子说的那样吗 近乎兵不血刃？

　　再补充一点，“一念永恒”先生认为“纣王没人性，他只是没钱了而已”，那么：殷墟第四期人口众多，其数量超出殷墟第一至三期的人口数量总和，是殷墟人口大繁荣时期，尤其殷墟各族邑内发现的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以及作为陪葬的车马坑，时代几乎均属于殷墟第四期，这证明殷墟第四期的高级贵族人数远高于殷墟前三期。还有，殷墟各族邑发现的建筑基址，殷墟第四期所占比例最大，尤其各族邑发现的大规模的四合院式建筑（群），大多数属于殷墟第四期。再有，到第四期时，殷墟各族邑间的“空白地带”几乎消失，殷墟都邑布局完成了从点到面的整体格局。另外，殷墟第四期时青铜器发生的重大变革，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所以，我们依据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古材料，不仅看不出殷墟第四期文化面貌的衰落趋势，反而看到的是殷墟在这一时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邑。至于商朝被周人灭国，原因很复杂，并非是因为国力衰败所致。[14]

　　我也没钱，我也想当这样的一国的君王，可以吗(*?ω< )

　　————————2021.3.24————————

　　看出来了，我的艾特毫无卵用。不知道是真的收不到艾特还是视而不见。算了，相信各位用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最后就再说一句，既然尼安德特人吃人可以检测出来，那商人也能。为什么没人说呢？因为人家的确不吃。把灾荒年间和五胡乱华这种乱世和商朝整体作为对比真的科学吗？军队吃人的前提是军粮不够。

　　真是服了。再补充点资料吧。

　　关于原始社会确实有食人风气，但到后来就只是人牲而非食人：原始社会末期，食人风气演变为人牺。?早在原始社会中期终结的时期，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发明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由依赖天然食物的时代进到了生产食物的时代，在支配自然力量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到原始社会晚期，生产力的提高，食物生产状况的进一步好转，使食人现象——无论是出于食物缺少原因的还是出于宗教信仰原因的食人——都接近于消失。这时，整个社会的生产仍然只能勉强供给生存的需要。因此，对待俘虏的办法就是简单地一律处死。同时，过去时代的吃人故事保留在原始人的回忆中。他们怀念祖先，崇拜祖先，以为祖先的灵魂仍然需要过在世的生活，仍然需要食物。他们用蔬菜、牛羊供奉祖先，特别注重把人肉作为最好的食物供奉祖宗享受。类似地，他们用人肉供奉各种各样的神灵。"人是神灵的最受欢迎的牺牲者.。"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祈求祖先和各种神灵的欢心，祈求保佑，以免各种自然力的压迫。这样，杀俘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产生了人牺，即杀人祭祀。世界各民族的上古史上，几乎都可以找出这类记载或传说。云南西盟佤族许多氏族都供奉共同的祖先阿依俄，人头是祭祀的最高的牺牲品，每家鬼灶塘里都供奉着一种装过人头的麻布袋，视为圣物。司欧布是佤族供奉的司谷物生长的女神，猎取人头祭祀这个神是佤族人的大事。每到春种和秋收前夕，他们便把人头隆重地捧到田里，举行祭祀，然后才开始收种。古代墨西哥阿兹克特人把特斯卡特利波卡视为万能的、主管部落战争和狩猎之神的最高神灵，视为一个残酷的、经常用饥荒和瘟疫惩罚人们而要求得到无数活人牺牲的神灵。其用牲的规模很大，根据保守的估计，墨西哥城每年就有牺牲 2500人。这种天堂中的食人，同人世间的食人何其相似!不过是罩上了一层宗教外壳而已。原始人把人肉奉献给神灵享受，虚幻的宗教追求采取了食人肉的现实形式，这种宗教仪式只能来自于世间曾经有过的食人实践。杀祭风俗的存在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了早期原始人类中以人为食风气的存在。?到了奴隶社会，生产有了剩余，战俘不再被杀，而被留下来充作奴隶。原始社会的杀祭风气继续流传下来，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维系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奴隶主阶级不时杀死奴隶，用作祭祀的牺牲。原始时代早期食人风气的痕迹，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之上，又添上了浓厚的阶级压迫的色彩。祭祀祖先用牺牲，出征讨伐用牺牲，修筑王陵、宫室，同样大批用牲。中国奴隶社会的杀祭，在商代达到了高潮。仅就甲骨文资料而言，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记录人祭有确切数字的甲骨共 1350片，卜辞1992条，祭用人数达 13052 人。实际杀人之多，更可想而知。[15]

　　又如：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原始宗教遗址发现的人骨架，应是当年祭原始农神或土地神的遗存;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第16号墓墓坑外有幼儿骨架数具，应是当年用来奉献墓主的童牲。推测当时偶而进行人祭，很可能是忍痛以亲人生命献祭。参考国外考古发现，人祭的起源可能要更早一些。由于早在原始群时期，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人，为了生存，不仅捕食其它动物，还吞吃过人肉，既然最初的人曾吃过人肉，原始人相信神也要吃人肉，于是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人们就用人牲敬奉神和祖先。在我国奴隶社会初中期，古老的人祭习俗与阶级压迫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整套极其繁洞的以烧死和砍头为主要处死方式的人祭仪式，前者用于官殿宗庙，后者用于陵墓，并给人祭习俗增添了新的阶级内容，一是奴隶主维护对奴隶群众的血腥统治，故意 进 行 大 屠杀，制造恐怖气氛;二是当时我国奴隶制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限制，大多数战俘不能变成生产奴隶。上述商代晚期的两个社会现象，在九百多年后的滇池一带均有所表现，只是规模和程度甚小。?西周初，受商人影响，人祭 有 一定 规模。西 周中晚 期，重大祀典用人牲签量减少。?春秋时期，奴隶社会没落，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献俘祭社（或庙）虽流行，但常遭到非议。《左传》记载人祭有三条，如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郁文公，用都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杜预注∶……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牲主要限 于敌方首领。?[16]

　　关于猎首：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原地区流行在作战中以人头计功领赏之风，猎头迷信习俗衰微。但在汉初，处于西南一隅基本封闭的奴隶制滇国仍保持着猎首习俗。值得注意的是，在滇国有关人祭、猎首文物中，受害人都是辫发者。如果说商代晚期商王朝主要征伐对象是羌人，那末，汉初滇国主要出征对象是昆明、惹人，在作战中，猎首以及掠夺战俘回来充当人牲。汉武帝设立益州郡后，在中原先进的封建文化影响下，滇池地区很快就基本废除了人祭和猎首习俗。?最后谈一下，国内外民族学提供了大量近现代后进民族的猎首情况，使我们对猎首产生原因、社会背景等有进一步了解。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印度尼西亚伊里安岛的阿斯玛特人认为，猎首能夺得被猎者生前所有的力量。当自己子侄举行成年礼时，他们就拿出平时珍藏的 猎 获 头骨，试图用这法宝使子侄能增添力量;印度东北的奥那加人随身携带以往猎来的头盖骨，试图用别人的灵魂来保护自己;印度梅加拉亚邦的加罗人猎首祭已故的亲人，他们认为，被猎首者会变成已故亲人的仆人。献祭以后，还把猎获头颅作为荣耀纪念物挂在屋后。一个人猎头越多，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也就越受人尊敬。马来西亚卡达山人也以猎首多为光荣，并把猎获的人头作为传家宝，东南 亚 加 里曼丹岛（婆罗洲）的达押克人中间流行一个故事，某次出征，蛙"引导"他们，如 带 回 猎 首，村寨丰收在望，经"试 验"，果 然 如 此，于是盛行猎首;18世纪初以前，我国台湾高山族有猎首习俗，清《台湾府志·番社风俗》记载;"其俗尚杀人，以为勇武。所屠人头，挖去皮肉，煮去脂膏，涂以金色，祭其祖先，男女老少围而歌之。祭毕，获首者携归其家，置头骨架上，以示威严，"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云南西盟佤族也有此俗，在每年农作物种植的三、四、五月 间，举 行 猎 头、接头、祭头和送头等一系列的公共祭祀活动，他们认为，只有用猎获的人头祭祀，才能粮食丰登，村寨平安。由此看来，流行该习俗的人们相信，头颅内有精灵，猎首能强迫被猎者的精灵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氏族、村寨等服务，他们把猎得的头颅当作法宝、护身符、传家宝;并认为，头颅是神（或祖先）喜爱的最高级供品，用它献祭，一定能换得神（或祖先）的保佑。[16]

　　承认人祭≠食人有没有这么难？人祭习俗确实常常被认为由食人的经历发展而来，但进入夏商之后就是飨鬼神而不是供人食了。这里不单指其他认为商人食人的答主，也想问问评论区的一些用户。

　　还有，再说一遍，不是不能检测食人，是根据考古检测证明了商人的食物清单里比重最大的是谷物，贵族则肉食比重比平民更大，甚至通过骨胶原检测连是不是经常吃鱼都能检测出来。不要告诉我说这叫技术还不支持好吧？

　　再有，真的不是说祖先食人的论文发不出来：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远古先民对于人头骨特殊的处理方式。我们把对人头骨这种独特的处理现象谓之人头崇拜。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就对人类自己的头颅有着极其深厚的理念与独特的处理方式。早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期，北京人就有敲骨吸髓的"食人习俗"，在山顶洞人中发现有因战争而被害致死的头骨。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考古学家对此种现象提出了讨论，魏敦瑞先生认为是将人杀害后只取人头积存在洞里的一种埋葬意识。自从人类进入新石器仰韶文化时代以后，先民对人头骨的处理方式呈现了多样化和普遍化的特点。[17]

　　难道北京人不是祖先？

　　而且，醢（脯）鬼侯、醢梅伯等等，真的不能作为大规模祭祀食人的论据。比如：在中国古代,也有因憎恨某人而将其肉食之。但这种“食人”有时仅仅是表达一种的愤怒心情,并不一定真的要将所憎恨之人的肉食用。但也真有将仇人之肉啖之以泄愤者,有时仇恨导致的食人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在殷商时期,纣王惩罚了敢于向他进谏的九候,将其处死后,纣王将九候的肉刹碎后瞭干,并用盐腌制。“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楚汉战争时,项羽俘获刘邦父亲后,表示要将刘邦的父亲烹而食之,在项伯的劝阻下,刘邦的父亲免于一死。“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王莽因改制失败而遭到全国反对,王莽死后,其尸体遭到长安居民分而食之。“传莽首诣更始,悬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隋朝时期,斛斯政追随杨玄感反叛隋炀帝,在被隋炀帝活捉之后,斛斯政被隋场帝处死,隋炀帝并令百官食其肉。“十一月,丙申,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侯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隋书》同样也记载了同样的内容。隋炀帝命令百官食用斛斯政之肉,即是对斛斯政背叛自己的惩罚,也是考验百官是否对其忠心的举措。因仇恨食人的行为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均有发生。在战争时期,相比于史料中记载的“求生性食人”,仇恨食人的发生次数明显少于“求生性食人”,但有时求生性食人”与因仇恨导致的食人行为同时发生。从汉代到清代,这种食人行为均有发生。但在战争时期,尤其是因军队缺乏粮食之时,因饥饿和仇恨而导致的食人行为,便会频繁发生。即战争加剧了饥饿,而饥饿加剧了仇恨。当被食之人是因反对现政权而被处死,然后他的尸体便会被仇恨他的人所食用,或者由统治者逼迫其他人将其肉食之。后一种方式,既可达到通过食人泄愤的目的,也能考验其他人对自己是否忠诚。在清代,相比于汉唐时期,那样的将有谋逆行为的严重罪犯处死,并逼迫其他人食用其肉的做法开始明显减少。但民间社会开始流行一种说法,即服用公开处死之囚犯的血,可以治愈某种疾病。这种行为又在文学作品中,被這染成“人血馒头”。[18]

　　怎么现在正规学者的判断都不能相信了吗？

　　还有，我觉得我有必要再引用一下杨升南先生的那段话：对献祭于神抵的人牲的用途,有一种意见认为是给祖先吃的。这种思想未必合于商人的意识。象甲骨卜辞和考古发掘中所呈现出的如此大量地、不断地将人杀死送给祖先神灵去吃,若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吃人的习惯是难于理解的。但是,在古文献中和商代的考古发掘中,皆未发现商人吃人的记载和遗迹。

　　不说了，不相信这位真正的考古学者说的话而去自行臆断，那确实没办法。

　　-----------2021.3.26资料更新-------------

　　1.关于学界对夏朝的存在与否的观点：何为夏文化。在商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这在国内的史学界一般是得到认可的（当然，在国外，情况还不太一样）。但是哪些遗迹，遗存、遗址亦即哪些考古学文化是夏朝的夏族人留下来的?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丁山、翦伯赞等学者都曾提出过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初，范文澜、赵光贤、吴恩裕等学者提出了"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末，李学勤、石兴邦、安志敏等学者提出了"洛达庙类型"文化即后来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洛达庙是河南郑州的一个地名，二里头是河南偃师的一个地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每每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地名作为该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所谓"洛达庙类型"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它是介于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1977年考古学者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掘出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遗址，由于这座城堡遗址所处的时代和地望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相近，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为此， 夏薰先生 1977 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这是我国学术界首次在考古发掘现场讨论夏文化的一次盛会。在这次会上以及会后的 80 年代初，学者们以文献为线索，结合考古资料， 对何为夏文化形成了以下几种意见∶?（1）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夏文化（郑光）?（2）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 安金槐、李仰松）（3）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 赵芝荃、方酉生）（4）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为夏文化（吴汝祚、李伯谦）（5）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 殷玮璋）（6）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孙华、田昌五）（7）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为夏文化（邹衡）（8）山东龙山文化为夏文化（程德祺、杜在忠）?其后，随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一系列的重大发现，也有人主张晋南的陶寺文化为夏文化（王克林、刘起纡），还有人主张豫东濮阳至鲁西一带的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为夏初的都邑遗址（沈长云），总之，在有关何为夏文化的问题上，不下有十种意见。?在以上十种意见中，有三种意见人数最多，争论的最为持久，也最为激烈，一派是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为夏文化的说法;另一派是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的说法，还有一派是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的说法。这后两派又可合并成大同小异的一大派与第一派相争论。[19]

　　事实上对于夏的争论只是存在于“如何定义夏民族”、“夏文化分期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哪一阶段的夏王都”和“目前发现的早期王朝遗迹是否能称之为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即便在当时没有称为“夏”，也绝非说夏这个早期王朝没有存在的证据。

　　2.关于殷墟亚长墓葬遗体的碳十三测定及饮食结构分析：1.δ1℃分析 从所得数据结果看，殷墟M54中9个人骨样品的δ3℃值均处于-7‰到-8.4‰的范围，显然这些人均以C4类植物为主食，而且C4，类植物的比例高达90%上下，这一情况与过去我们对殷墟出土人骨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回。C4类植物在我国北方地区较早出现的农作物主要是粟或黍，殷墟居民以此作为主食，同当时中原地区的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等有关。在殷墟卜辞中多有商王要求臣民种黍的记载，卜辞内容也显示，在商代常见的农作物粟、黍、麦、稻中，以黍为多。?若对人骨样品各个体做进一步的考察和比较，可以发现，墓主人与殉人或牲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图一）。墓主人（MZ）的δ13C值为-8.4‰，相应的C4，类植物比例在?89%上下。8个殉人或牲人δ13C值的分布区间从-6.5‰到-7.9%，平均值为-7.3±0.4%‰（n=8），相应的C4类植物比例为98%上下。由此可见，殉人或牲人的食物结构中， C4类植物的比例要高于墓主人约9%。这一结果，与我们此前所分析的前掌大墓地、西坡墓地高等级墓葬与低等级墓葬的墓主人之间，以及墓主人与殉人之间主食结构的相对关系比较一致，即墓葬等级较高或者有殉人的墓葬中，墓主人食物中C4类植物的比例一般低于低等级墓葬的墓主或殉人。这也显示出，较高等级人群与较低等级人群相比，在主食结构上更加多样化。M54墓主人的食物结构中C3类植物相对较多，C3类植物除了属于粮食作物的麦、稻，一般还包括瓜果蔬菜等。由此推测，较高等级的人群还可能食用较多的水果或蔬菜等。在M54椁室北端发现10件带盖小陶叠，其中部分可能即盛有果羹类食品。?所讨论的人骨个体食物中的肉食来源，结合δ13C分析结果来看，应主要为家畜类。据殷墟卜辞记载，饲养马、牛、羊、猪、狗、鸡在殷墟时期均较普遍。殷墟发现的墓葬和祭祀坑中也常出土用于祭祀的马、牛、羊、狗、猪等家畜，表明此时的家畜饲养规模较大，这为当时殷墟居民提供了稳定的肉类食物来源。由图三可见，人骨样品δ15N与δ13分析值之间大致呈负相关趋势，但其中δ15N值明显较高者，其δ13C的绝对值仍明显较低，由此看，所食用的家畜主要还应以C4类植物为主食，圈养程度较高，这应是所讨论人骨个体的主要肉食来源。至于鱼类，在殷墟遗址中也发现了各类鱼骨，如青鱼、草鱼、鲤鱼等，另外还有河蚌、蛤、田螺等水生动物遗存，表明鱼蚌类也应是当时人们食物的组成部分。?肉食一向被认为是食物中的佳肴，古代祭祀时陈放贡品的案上以及鼎、簋等器物中，各类家畜应该是常见之物;西周至春秋时期又有祭祀用大牢、少牢的说法，即祭祀中使用猪、牛、羊或猪、羊的不同种类家畜组合。在M54南侧二层台内，发现了完整的牛腿骨和羊腿骨，椁室西北角的大圆鼎内也有动物骨骼，这些都应该是用于祭祀的家?畜。上述情况，与高等级人群的δ15N分析值较高是相对应的。由δ13C分析结果来看， M54墓主人摄入的植物类食物种类较丰富，包括麦、稻、粟、黍等主食以及疏菜、瓜果等，所食用的肉和鱼类食物也应多于其他个体。

　　看过国家宝藏的也应该知道亚长吧？陪葬的钺比妇好还多的那位，怎么也是商的顶级贵族了，然而人家吃的也是家畜、鱼类和谷物，再加点水果蔬菜罢了。

　　再看墓中的人殉和人牲：该墓葬的牲人分布于南侧二层台内和墓坑填土中。南侧二层台内距墓口深5.75米处发现三个牲人头骨，偏西部的XZ9为25～30岁的女性，头正面向上；中部的XZ10为20～25岁的男性，头侧面向西；偏东部的XZ11为40岁左右的女性，面向下。墓坑填土中发现两个牲人头骨，东北壁下3.2米深处的XZ2年龄为2～3岁，性别不详；距东壁1.1、距南壁2.28、深1米处的XZ1为25岁的女性。从相对较低的δ15N分析值来看，这两名牲人似乎与生活在最底层的奴隶群体相关。但考虑到虽然两者的δ15N分析值均较低，但相互之间还存在1‰以上的差别，认定为俘虏的身份应该更加合理。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奴隶，毕竟δ15N值为7.9‰的牲人其营养级较之食草动物的级别高不了多少。墓坑填土内的两名牲人有如此高的δ15N分析值，身份低下的奴隶难以与之对应，如果考虑是殷人在同周边方国征战中获取的战俘，似乎更有道理。这两名牲人的δ15N分析值相对较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羌”。殷墟卜辞中，涉及较多被称为“羌”的俘虏，祭祀活动中杀戮羌人俘虏的人数也较多。据考证，“羌”大致位于殷人势力范围的西北，是从事牧羊的人群。作为比较典型的畜牧人群，食物中的肉类相对会较多，所以其样品的δ15N分析值会较高。我们此前对一些相关的典型遗址进行过分析。例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属于具备畜牧特征的四坝文化，其地域、时代以及出土器物特征，均与文献记载的“羌” 比较一致。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该遗址样品的δ15N分析值在12‰上下，较之殷墟M54墓坑填土内的牲人有些差别；δ13C分析平均值为-12.48‰[36]，相应的C4类植物比例为58%，C3类植物比例为42%，较之M54的牲人有较大差别。另外，可供比较的还有年代上与殷墟更为接近、属羌人创造的卡约文化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遗址人骨分析结果。该遗址人骨样品的δ15N分析值，与所讨论的M54牲人之间有一定差别，但δ13C分析值差别更为明显，也显示出与火烧沟类似的特点，即C3类植物所占比重明显较大。而近年来还有学者对于甘青地区多处相 关遗址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从前面分析看，殷墟M54墓坑填土内的牲人，与羌人之间在食物结构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别。有关羌人的食物特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目前的证据看，由食物状况考察殷墟M54这两名牲人的身份和来源，推定为一般旱作农业区域生活环境较好的人更为合理。 依据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对殷墟用牲制度、俘虏利用情况加以研究，显示殷墟早 期用牲相对较多，时代越晚，用牲越少。1976年发掘的100多个祭祀坑，按照一次祭祀的用牲人数进行统计，较早期明显多于较晚期。殷墟卜辞中关于用牲的次数记载，也是早期远远超过晚期。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提高，剩余产品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