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读懂故宫的四重历史

　　转自：上观新闻

　　

　　历经六百余年风雨沧桑的紫禁城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是全世界瞩目的中国符号。

　　对紫禁城的认识，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

　　紫禁城是说不尽，也是写不完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里，以整体史的视角将紫禁城置于大历史、大文化的格局中，将建筑、文物与宫廷历史文化有机联系起来，书写了一部体现紫禁城完整内涵的整体史。

　　《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郑欣淼 著漓江出版社、故宫出版社

　　故宫不只是一个藏宝之所

　　上书房：有关紫禁城的书籍一直层出不穷，或谈文物，或讲建筑，或话宫史，从各个角度解读这座历史文化宝库。您的这本新书则是以整体史的视角书写紫禁城。如何理解“整体”的含义？

　　郑欣淼：紫禁城是明清时代的皇宫,是一个曾经令人敬畏又充满神秘意味的名称。严格说来，这个名称大约是明朝立国百年后才有的，此前的它被称为“皇城”。古代皇宫是禁地，又有紫微垣为天帝所居的神话，皇帝自称是上天的儿子，那么与紫微垣相对应，天子的宫殿就称为紫禁城。紫禁城现在叫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这是辛亥革命结束两千年帝制后人们对这一昔日九重宫阙的称呼。

　　故宫作为一个巨大的稀世之珍，囊括了诸多古建筑、可移动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故宫古建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壳”，故宫也不只是一个“藏宝”之所，故宫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建筑，都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的存在，其中蕴藏着生动的人物和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宫廷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场景与长卷。也就是说，故宫文化具有整体性。

　　2003年，我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提出了“故宫学”，其核心在于——故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整体，它的建筑、文物与宫廷历史文化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将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能开拓人们对单体文物研究的思路，防止孤立地看待文物以及文物研究的碎片化，这也正是“故宫学”的精要所在。

　　上书房：为什么说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

　　郑欣淼：这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认识。

　　从空间来看，故宫的千门万户、各种文物，以及宫殿与文物藏品背后曾经的人和事、种种秘辛内幕、宫廷的文化生活，是一个鲜活的统一体。很显然，离开了宫阙往事，没有了附着其中的历史内涵，那些宫廷旧藏的意义和价值势必受到影响。而要保护完整的故宫，不只是72万平方米以内的紫禁城，还要保护与它有密切关系的一些明清皇家建筑，以及它的保护区、缓冲区。

　　从时间来看，紫禁城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沧桑，不仅见证了作为明清时代国家中枢491年的历史烟云，记录了成立近百年的故宫博物院的辉煌历程，同时也凝聚着中国3000多年宫殿史、2000多年帝制史的丰富内涵。

　　我们之所以要认识紫禁城（故宫）的整体史，就是为了认识故宫这一伟大遗产价值的整体性，或者说完整性。

　　太和殿侧影

　　上书房：听说您写这本书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作为“故宫学”的倡导者和权威专家之一，这本书的写作与研究对您来说有哪些难点？

　　郑欣淼：我曾经写过不少有关“故宫学”的专业文章，在这本新书中，我尝试了散文化的笔法，希望通过对“故宫学”观点较为通俗的表达，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故宫学”，用整体的眼光看待故宫。

　　写这本书最大的难点在于从千头万绪中厘清研究的思路，尽可能简明、清晰地梳理出600余年紫禁城的整体史。经过综合考察与反复斟酌，我最终是从四个方面来解读紫禁城的：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建设史、紫禁城作为朝廷的政治史、紫禁城作为宫廷的生活史、紫禁城作为故宫的博物院史。每方面分设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有若干节，有人，有故事，有文物。我将人、事、物结合在一起，力图呈现一个生动、立体、传承变化着的紫禁城。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学习与补课。在研究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比如在明代宫廷物质文化方面，对于明代帝王的衣冠、精美的日用器物的解读，我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定陵》发掘报告的成果。读者在书中还能读到一些比较新的关于故宫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于清宫造办处的制作网研究，其中3件乾隆款画珐琅器物是由法国制作的，就是采用了2020年《故宫博物院院刊》上一篇文章的考证成果。

　　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一些独家的图片，比如大家都知道故宫里的道教殿堂钦安殿，但清代宫廷重要的道教活动场所玄穹宝殿就较少为人所知，我们特意请摄影师拍摄了玄穹宝殿的内景，可谓难得一见。

　　玄穹宝殿内景（部分）

　　不能只看到清宫而忽略明宫

　　上书房：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作为中国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它的营造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如何在15世纪欧亚历史变迁的大格局下看待当时的紫禁城？

　　郑欣淼：紫禁城的营建及其功能运转，与当时的中国在世界史尤其是在欧亚史的地位紧密相关。明王朝建立时，正值欧洲中世纪的后期，中国拥有上亿的人口，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及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明朝政府为安抚周边国家建立了以协和万邦为核心的朝贡体系。

　　15世纪明帝国的相对开放和强盛以及明成祖朱棣的开拓精神，是紫禁城营建不可忽视的背景和条件。北京在当时欧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明成祖为了实现“君主华夷”“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早在登基之初就下决心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永乐元年，他昭告天下，以北平为北京，设北京行部以掌地方，加强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这是北京这个名称首次在历史上出现。

　　永乐四年（1406）紫禁城开始营造，历经14年建成，1421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是中国历代都城东移北上的终点，它直接影响了明朝的历史，也对此后的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书房：您在书中说，“整体史的紫禁城不能只有清朝而没有明朝”，而现代人似乎对明代紫禁城的了解远不如清朝，明代的紫禁城和我们现在熟悉的故宫有哪些不同？

　　郑欣淼：由于清朝离我们现在比较近，清宫留下的遗存又相对较多，很多人似乎认为故宫主要就是清故宫。事实上，紫禁城在世界文化遗产中被称作“明清故宫”，明宫留下的遗存也不少，明清之间的联系不应该被无视或者割断。

　　明代紫禁城是中国历代宫殿建筑之集大成者，是最符合“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五门三朝”等儒家礼制要求的实例，其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伦理思想，如皇权至上；美学思想，如壮丽重威、平衡对称。同时，这座巨大的宫殿还确立了北京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城市中轴线。后来的清朝几乎直接沿用了明代的紫禁城。人们现在看到的午门、神武门、中和殿、保和殿、钦安殿、南薰殿等建筑仍基本为明初的原建或明代重建。

　　大家熟悉的故宫三大殿在明代最初被称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作为紫禁城的主体建筑，三大殿的建筑形式保留了很多古制，前三殿南面开有三门，正门是面阔九间、重檐歇山顶的奉天门（今太和门），这里是明代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

　　顺治帝在紫禁城登基后，把三大殿名称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与保和殿。除了三大殿，紫禁城还有不少带“和”字的宫、殿、门、轩，主要有元和殿、体和殿、永和宫、体顺堂（同和殿）、顾和轩、协和门、熙和门（雍和门）等。这些建筑物的名字大都是清代重新命名的。古代把“和”视作一种理想的境界。三大殿是皇权神圣的象征，强调“和”，是紫禁城当时的新主人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的宣示，即希望以“和”为准则，达到最理想的统治境界。

　　此外，明代紫禁城最南面的承天门在清代被改名为“天安门”，以显示清王朝与前朝的不同。为了与“天安门”相呼应，顺治九年又对原明代的北安门进行修缮，并更名为“地安门”。

　　明成化帝《岁朝佳兆图》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除了建筑之外，如今的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哪些明代宫廷的重要文化遗存？

　　郑欣淼：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明代绘画7488件，明代书法3005件，明代尺牍10422件。不过，这些数字尚不确切，因为还有部分未标明年份的藏品也有可能是明代的。

　　很多人对清朝皇帝比如雍正、乾隆收藏或创作的字画有所了解，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宪宗朱见深、明思宗朱由检等人留下的御笔书画，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从部分作品中甚至还可以看出明显的政治目的。比如宣德皇帝的《武侯高卧图》《莲浦松荫图》《寿星图》《三阳开泰图》《瓜鼠图》，成化皇帝的《五德将雏图》《一团和气图》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从个别的题跋中还可看出当时的君臣关系，如《寿星图》题有“御笔戏写寿星图，赐少保太子少傅兼户部尚书夏原吉”，《武侯高卧图》上题有“宣德戊申御笔戏写，赐平江伯陈瑄”。

　　作为明代帝后政治活动与生活的空间，除了建筑遗存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相当多的实物遗存。比如一批反映明代皇家典制的文物，最重要的有用于太庙祭祀的玉谥册，除了崇祯帝外，几乎所有明代皇帝从太祖直到熹宗是完整的一套。此外，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大量反映明代宫廷生活衣食住行的各方面文物。

　　太和殿内景

　　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连

　　上书房：20世纪的故宫也是紫禁城整体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是如何站在20世纪中国变迁史的角度认识紫禁城的？

　　郑欣淼：站在20世纪中国变迁史的角度看紫禁城，也就是站在20世纪中国人命运的角度看紫禁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而紫禁城的变化与发展就是这段动荡历史的一个缩影。

　　紫禁城在20世纪初最重要的变化，就是1925年由皇宫变为博物馆，它的功能由政治转向了文化，准确地说是公共文化。从此，故宫博物院被赋予了传续中华民族文化和维系中华文明血脉的新内涵。

　　故宫博物院接收掌管了末代皇帝溥仪留在“内廷”的全部物品，这些物品不仅有艺术品，即传统的古物珍玩，还有反映宫廷典章制度以及日常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的物品，以及图书典籍、明清档案等。清宫物品的查点工作从1924年12月开始，直至1930年才基本结束。

　　上书房：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人们对于故宫价值的认识，经历过几次大的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郑欣淼：第一次是1928年围绕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议案的争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使清宫旧藏的身份、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旧藏成了人民共享的文化财产，但紫禁城曾是皇宫，在一些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的宗旨是否一致？

　　经亨颐是一位民主革命者和教育家，但他当时对故宫博物院及清宫旧藏的认识是片面的，他视故宫为前清“逆产”，是逆产就要拍卖处理，同时他对博物馆性质与作用的认识也是偏颇的。

　　当时，为了保留故宫博物院，故宫人向社会散发传单，将建院经过、建院的必要性陈述于国人面前。对经亨颐最有力的批驳，是由李宗侗起草的一篇呈文，呈文对故宫的价值特别是其世界价值做了至今看来仍然十分深刻的论述：“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还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 岂宜更加摧残？”

　　第二次争论是围绕故宫文物的南迁开始的。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哗然，形成了反对和支持两种声音，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大敌当前，政府首先应保护土地和人民，现在政府却如此重视故宫古物，是因为故宫古物是古董，值钱，才要搬迁。

　　而更多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认为，故宫文物不是一般的古物、古董，而是国宝，是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价值是不可用币值衡量的。面对敌人入侵，这些文物若留在原地不动，必有受毁损的危险。

　　1938年，文物南迁北路途中竹排载文物卡车过河的情形

　　上书房：故宫文物的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中华文化在动荡岁月的缩影。

　　郑欣淼：的确。从1933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文物精品为防日军劫毁，迁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11月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至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时延10年，地迤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这批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终得完整保存。

　　故宫文物最初南迁上海，存储达4年之久，后分三路西迁，辗转多次，终于各自安存于三地：南路文物密藏于安顺华严洞6年，中路文物妥存于安谷7年，北路文物安藏于峨眉7年。这批文物曾多次险遭灭顶之灾，又屡屡化险为夷，如果没有政府，特别是的支持，要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不可能的。老百姓相信“古物有灵”，认为故宫文物是“国家的福命”，可见他们是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一起的，在其中倾注了深沉的民族感情。

　　抗日战争中，故宫文物的南迁具有保护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而经过抗日烽火洗礼的故宫文物与我们民族共患难，又赋予其特殊的价值。

　　倦勤斋内的通景画与戏台

　　1600多把钥匙，如数家珍

　　上书房：几年前的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很多观众了解了一批默默无闻的大国工匠。除了文物修复者，您在书中还写到了哪些您所熟悉的平凡而不可或缺的故宫人？

　　郑欣淼：在故宫博物院开放区的每个宫殿里，都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被称为“站殿”。他们站在各个殿里，担负守护之责，冬天受冻、夏天受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调且非常辛苦，真的很了不起。

　　管钥匙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大事。故宫的门多，钥匙也多，一共有1600多把，每把钥匙还配有两把备用钥匙。故宫的门锁是各式各样的，有明代的，也有清代造办处制作的。最大的一把铜镀金锁有一尺来长、两斤来重，配着一尺长的镀金钥匙，像这样的钥匙有好几把，用红布包着，捆成一捆。

　　故宫的钥匙房设在神武门东边的一个小屋，屋内一米高、两米长的柜台上，放着登记簿和钥匙单。4个大保险柜里有几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面上贴着钥匙的名称，密密麻麻的，酷似中药店的草药柜。工作人员对这1600多把钥匙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只要同仁说需要哪里的钥匙，话音刚落，钥匙就会准确无误地摆在他面前。每天来来往往领、还钥匙的人不断，夜间还设有值班人员。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数十载从无差错，这就是故宫人的精神。

　　上书房：作为故宫博物院曾经的掌门人，您对“故宫精神”有哪些独特的感受与理解？

　　郑欣淼：我是2002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2005年正值建院80周年，在当时的回顾总结中我们认识到，80年历程使故宫博物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理念、品格与气质，可以将这些归纳为“故宫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故宫事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后来，通过多次认真的讨论，故宫博物院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精神内涵核心的共识。故宫精神是故宫博物院的精神，是故宫人的精神，它是数代故宫人在创造业绩过程中的积累和结晶。

　　清代的金天球仪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在世界范围内，有不少知名的博物馆都是从皇宫演变而来的。故宫博物院与这些博物馆相比，最独特之处是什么？

　　郑欣淼：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西班牙马德里的皇宫博物馆等，都是从皇宫演变而来。它们有的是在原皇宫开办的博物馆，其藏品是逐渐搜集丰富的，例如卢浮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有的则是以原宫廷收藏为主建立的博物馆，例如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

　　故宫文物是中国历代皇室收藏的延续与仅存的硕果，以宏富的古代器物、图书典籍、档案文献以及壮伟无比的紫禁城宫殿，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成就和代表。故宫博物院的180余万件（套）文物藏品，品类丰富，体系完备，共有25大类，又可分为243个细类，反映了宫廷文物遗存的丰富多彩。如此丰富多样的文物收藏，是故宫博物院与其他世界皇宫博物馆的重大区别。

　　更重要的是，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博物馆都不具备的。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己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的，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是那些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的后裔。而其他的古老文明数千年前就相继干涸了，这些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这些国家文物的西方博物馆所展现的文明历史是中断了的，而不是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