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例6篇

　　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文1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着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着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部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着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 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文2

　　关键词：神话传说 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

　　金龙峒位于广西与越南的交界地域，这里群山绵延起伏，是中越边境的前沿，也是守护西南内陆和北部湾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金龙峒是历史上对现在第六区霜蒙、武联、金龙、光满、侵笔、民建六个乡的总称。金龙峒的民族据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人口调查登记表记载，主要有傣人、苗人、壮人，其中以傣人最多。一八八七年，金龙峒地区正式划归中国。金龙峒子秦汉以来属地已无从考证。一九四九年六月广西通志馆油印本广西通志地理篇国界云：“金龙唐羁縻州，属安南都督护府，见唐书地志。”根据文献记载和当地居民提供的文契来看，傣人祖先从越南迁来已有一百三十年左右的历史，在金龙峒地区定居至少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经过长久历史的基奠，金龙峒地区出现了很多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神话传说。在这些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包含了很多内容：世界的起源、风俗的流传、何为善恶、万物生息等等。这些传说是傣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尤其是解释了很多独特的民俗现象。在收集、阅读这些传说故事时，出现了很多汉族文化里的人物元素，值得我们思考研究。

　　一、以地域为界限的民族间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通常来说，跨文化传播可以以地域为界限，例如中美间跨文化文化传播。此类传播以地域、人种为界，文化形态差别巨大。以金龙峒地区作为跨文化传播的考察对象，是对国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关注。未跨出国界，在国内研究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少数民族的了解，稳定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1.汉傣两族关系的演变

　　在2012年12月份下乡考察中发现，傣人、侬人的男性现在都改穿汉装，基本与汉族无异。上年纪的傣人妇女和风景区年轻傣人妇女穿本民族服装，大部分妇女穿汉装。只有在当地节日时穿民族服装较多。汉族、傣族、壮族从衣着上来看基本看不出差异。而在过去金龙峒地区未划分到中国之时，这里是没有汉族居住的，更不用说汉装。傣人和汉族的关系是在金龙峒划入中国之后才逐渐开始的。划归中国后，广西地区的官员都是朝廷政府指派的汉族官僚，傣人称之为“汉官”。清朝时期，统治阶级认为傣人、侬人都是未开化蛮人，需要压制，因此汉族官僚又称“弹压官”，与当地百姓的关系十分紧张。到了民国，在金龙设立了特别区，除了加重税收和兵役之外，还强制傣人改变生活习俗，企图汉化傣人。在解放前后，汉傣两族关系仍旧有间隙，傣人“宁愿把女留在家里死去，不愿把女嫁到街上（特指汉人）”。解放之后，汉傣两族关系逐渐缓和，虽然现在傣人的婚嫁还是以本民族间或少数民族间为主，但是汉族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却越来越和谐，没有民族矛盾出现。

　　2.金龙峒傣族与越南傣族

　　广义的傣人分布十分广泛，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区域：东北部（越南东京与中国）的土人，西北部（上缅甸与上老挝）的掸人，东南部（下老挝与暹罗属老挝）的老挝人，以及西南部（暹罗）之暹罗人。在金龙未划归中国以前，本地的居民同越南边境的傣人同属一个民族，关系紧密。回归中国后，金龙傣人与越南傣人关系仍然不变，只是政治地域划分有差异。在边境地区，中越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唱山歌的方式进行。双方经常举办民间赛歌会，官方也会有山歌剧团来展演，文艺交流十分频繁。经济上，在各个关口有很多中国人开设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有越南人到中国这边做工，价格很便宜，或者做一些小买卖。2013年5月份，走访位于边界的一个傣人跨国婚姻村落。据村民讲述，该村落基本上一半以上人家的媳妇都是越南嫁来的。媳妇回娘家，只要翻过一座山腰就能进到越南去。尽管政治、地理的界限分明，但金龙傣人同越南傣人的关系却仍旧紧密，不可分割。

　　二、金龙峒地区传说与汉族神话传说的比较

　　1.早期金龙峒地区神话传说

　　金龙峒地处中越交界，是多民族聚居之地。2012年12月25日在金龙地区走访过程中，当地民族文化研究员农瑞群讲了很多关于当地流传的故事传说以及他的亲身经历。经过总结，主要有下述内容：“鸡鬼”的故事，具有“神体”的老法师，“鬼出龙州”的说法，有关灵魂轮回的解说，道公、巫医、仙的法事等等。这些传说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对自然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2.神话传说中的汉族元素

　　汉傣两族的和谐关系也只有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从一些传说之中，仍可以看到汉族文化的影子。由于时间和人员的限制，本文所收集的故事传说并不是最齐全的。从已经收集的资料梳理，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外族元素出现的形式主要有：一、故事角色的名称借用；二、故事主要内容；三、讲述傣人与汉人的关系；四、故事叙述框架的相似性。

　　首先，经霜蒙乡弄晶屯农尚仁口述，记录一则关于“继母狠心”的故事：

　　从前有一人名阿舜，不幸母亲早故，父亲便去了继母。继母心狠，常常想害死阿舜。有一次继母请木工做了一个谷仓，叫阿舜到空谷仓里看守老鼠，阿舜听从她的吩咐，于是走下谷仓去。继母便把谷仓防火来烧，四周熊熊大火，阿舜生命危急，大呼救命。天神文职，马上响雷下大雨，火势立刻熄灭，救活了阿舜。……其实继母始终没法害死他。后来尧皇生了两个漂亮的姑娘，把一个嫁给阿舜为妻。后来尧便让位给舜，舜即位称皇。他做皇帝后，想到天神救活了他，因此做了十天的差（祭祀天神），以报天神之恩。

　　该故事主要揭示的道理是邪不压正，与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观念是一致的。在故事的结尾出现了“尧皇”这一称呼。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三皇五帝我们都耳熟能详。故事的主角“阿舜”其实是三皇五帝里的舜皇。

　　另一则故事根据霜蒙乡板烟屯马仕龙口述“顺治是哥哥万历是妹妹”：

　　顺治是中国皇帝，万历是越南皇帝，顺治和万历是同胞兄妹。在顺治初期，越南大乱，顺治皇帝便派遣他的妹妹到越南治理，叫做万历皇。……万历也把自己头发剪光，改装成男人。……当顺治写明十年归国的令旨传到越南是，有一个大臣就把“十”字加上一笔，改成“千”字，……因此万历皇帝就永远不能归回中国了。

　　其内容完整地讲述两位中国皇族的故事。万历是明朝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顺治则指的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虽然故事情节严重荒诞，但是可以推测，可能明朝时期，金龙地区已被纳入中国管辖。而清朝立国之后，由于此地偏远封闭因此误传亦未可知。

　　第三则故事是根据根据金龙乡板烟屯马宝臣口述“鸡啼天晓”：

　　古代有一次大洪水，平原山谷都被淹没了。但雨水仍然不停的下着，洪水继续上涨。这时候，天下万物都被淹死了，只有鸡和鸭没有死（鸡飞到山顶上，鸭浮在水面）。……这只公鸡便大叫了三天三夜，大雨停止了，太阳也上升，把雨水慢慢的晒干。因此每当晚上鸡啼后不久即天亮，人才起身工作，同时今天鸭子不能够自己孵蛋，也是这个缘故。

　　故事中关于“大洪水”的描述与圣经中淹没世界的洪水极为相像。

　　第四则传说是霜蒙乡板池屯李克令口述的“常相”的故事。描述了当地傣人同审母官（译音——朝廷官吏）的斗智斗勇。故事中也出现了“观音婆”的说法。“观音婆”指的是当地巫术中的仙婆，这里借用了佛教的说法。

　　三、金龙峒地区传说与汉族神话传说的比较

　　金龙地区的神话传说具有明显不同于汉族神话传说的特点。

　　一是其没有建立独立的神仙体系；在两次下乡走访中，笔者发现当地居民的宗教是以“天琴”为名的巫术。在这个巫术体系之中又有“道”、“仙”、“佛”等多种说法，这些名称之间关系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文著作，也没有完整统一的教规。

　　二是没有统一的称呼。在讲述同一则或者相似性很强的故事时，不同的讲述者所用的关于故事内容中出现的角色，称呼并不完全相同（其原因可能是多元民族认同）。

　　三是其传说中有关巫蛊之术的内容比较多。据当地居民农瑞群讲述的“巫医”的故事，就是关于一个有名的巫师，其患者喝掉念过经咒的清水治好了他的神经衰弱的事。

　　金龙地区神话传说与汉族神话传说中也有相似之处。一是在故事主角遭遇挫折或者罹难之际，会有仙神的指引和帮助；二是有相似的故事框架——都弘扬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说法；三是根据当地的特色，解释一些以前不能科学解释的现象，例如公鸡为何会在天亮啼鸣。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七册），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主编.

　　[2]广西古代汉族文化对壮族的影响，陈金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01。

　　[3]梁祝传说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与变异，过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4]蓝鸿恩搜集整理. 神弓宝剑 [ M ] . 北京： 中国 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5.

　　[5]过伟. 南方民族文化探幽 [ M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6]于玲.古代鄂西土家族和汉族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7]揭开汉族文化研究之冰山一角——读《客家祖先崇拜文化》一书，田夫，西部时报，2005.

　　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文3

　　摘 要： 流传于朝鲜平壤的民间故事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说。这些传说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平壤地区的古代将领。在流传过程中，这些传说对历史人物的事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虚构和加工，其中涉及卵生神话母题、对英雄人物的美化等，还包含将历史人物的事迹移植到传说故事中的情况。这些人物传说丰富了平壤民间故事的内容和题材，体现了古代平壤人民对爱国英雄的热爱。

　　关键词： 平壤 民间故事 人物传说

　　朝鲜平壤地区流传着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包括记录名将事迹、普通人反抗斗争的人物传说，记录地理事物命名、名胜古迹由来的风物传说，以及记录风俗习惯由来的风俗传说，等等。这些故事的时间跨越了朝鲜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仅从有史可考的民间故事来看，包括三国时期、高丽时期、李朝时期。

　　朝鲜外文出版社于1988年将流传于平壤地区的众多民间故事进行搜集整理，汇集成《平壤民间故事》一书。在这些民间故事中，有史可考的人物传说在其中占据重要部分。例如《傻子温达》的故事和《鹿足夫人》故事中关于乙支文德的叙述都可以在《三国史记》等历史著作中找到它们的人物原型。同时，对历史事件的移植也可以在平壤民间故事中窥见一斑。

　　一、乙支文德故事的神奇诞生母题及其早年传说

　　乙支文德是高句丽“萨水大捷”中的首要将领，因而乙支文德成为朝鲜半岛最重要的英雄人物之一，从高丽王朝至今都受到历代政权及普通民众的崇拜。高丽时期金富轼等编撰的正史《三国史记》将乙支文德的传记放置在名将金庾信的传记之后，可见乙支文德在高丽时期即成为官方所颂扬的最重要的民族英雄之一。平壤民间故事中对乙支文德有详细的记述。在这样的人物传说中，乙支文德作为英雄人物，其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一定的神圣性。

　　对乙支文德的叙述见于平壤民间故事《鹿足夫人和她的两个儿子》：“传说石多山下的积善谷有一位好心的妇人，有一天她锄草回来，看见很多很多鸟在一起孵一个大卵。于是便把那卵带回家来，从卵里生出来的就是乙支文德将军。”[1]62这具有典型卵生神话的特征，其“神奇诞生”母题显示了乙支文德的诞生异于凡人。@样神异的诞生“具有了异于凡人的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英雄的神圣性，同时也就预示着他们会创造出神奇的伟业”[2]。这种神奇的诞生符合朝鲜人民对于乙支文德民族英雄崇拜的心理，也为乙支文德以后的英雄伟业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即乙支文德之所以取得萨水大捷的胜利，其原因之一就是其神奇的诞生。

　　然而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能够对乙支文德的诞生进行如此神奇的描述，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乙支文德史料本身的匮乏。作为最早记述乙支文德的史料，《三国史记》对于乙支文德的出身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乙支文德，未详其世系。资沉鸷有智数，兼解属文。”[3]443这一段叙述既未明确叙述乙支文德的家世，又未提及乙支文德的早年经历，接下来便立即叙述隋炀帝下诏征高句丽及乙支文德诈降之事。史料的匮乏给民间文学的创造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因而产生了乙支文德的卵生神话及乙支文德是怎样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故事。

　　在民间故事的叙述中，乙支文德经历了一段具有民间故事特征的“拜师学艺”成长经历。民间故事中的乙支文德拜到“学问渊博、精通兵法”的隐士宇敬先生之门下学艺。宇敬先生之妻鹿足夫人在这一阶段也给了乙支文德很多帮助。鹿足夫人的形象也具有典型的神话色彩，她“双足生得有些异常，很像鹿蹄”[1]60。正是因为这样神奇的诞生和异人的传授，才使得乙支文德最终成为“资沉鸷有智数，兼解属文”的文武双全的英雄形象。这样文武双全的英雄显然是民间故事中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而乙支文德故事的神奇诞生母题和他早年拜师学艺的传说有力地弥补了史料对乙支文德家世、早年记载的不足，使得乙支文德成为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为其日后在萨水大捷中的功绩提供一定的合理性。

　　二、温达故事对英雄形象的美化和对故事情节的丰富

　　“傻瓜温达”的故事见于《三国史记》，主人公温达是高句丽平冈王时人，为侍奉母亲而乞食，被世人视为“傻瓜”。平冈王因女儿哭泣，吓唬女儿日后将嫁给傻瓜温达。公主成年后因记得父亲的话欲嫁给温达而被父亲逐出。于是公主便嫁到温达家中，教温达买马参与狩猎。在公主的教导下，温达成为一代名将，在辽东战役中立下大功。主人公温达的卑微出身与公主的高贵出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他们的结合在门第观念森严的古代朝鲜打破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阶级壁垒。这是温达故事在民间流传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极大地满足了大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或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4]。

　　温达的传记在《三国史记》中本身就存在浓重的民间传说色彩，因而韩国学者朴ブ踩衔《三国史记》对于温达的记述是“故事、历史和汉文学合一的资料”[5]。即便《三国史记》对温达的记述带有很明显的民间传说色彩，但温达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中并不满足于既有史料的记载。这种民间流传的再创造最明显的一点是对主人公温达形象的美化。《三国史记》记载温达“容貌龙钟可笑”[3]460，但丑陋的容貌显然不符合民间对于完美英雄的印象，也不符合民间对温达与公主结合这一故事情节的理解。因而民间故事对温达的形象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美化，使温达成了一个具有英俊相貌的美男子，又在史料之外增加了温达异于常人的魁伟形象，“他生得膀大腰圆，身高八尺有余，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背起柴来抵得上好几个人”。“财主们便骂他：‘别看他相貌堂堂，可生就的一副贱骨头……’”[1]45《三国史记》记述的温达故事可以看作是蠢人故事的一种变体。但民间故事的流传使得蠢人逐渐成了英雄。民间对于温达形象的美化使得温达作为一位民间故事中的英雄，拥有了更加符合英雄的外貌特点。

　　这样英俊的外貌使得原本愚笨丑陋可笑的“傻温达”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这就与温达的“愚笨可笑”传到王宫的故事情节产生一定的矛盾。因而民间故事又对温达的形象做出了一些增添。例如增添了官员出行，路人纷纷避让，而温达直挺挺地站着，受到衙役的责打而一声不吭的情节。这就使得温达的愚笨形象在受到削弱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弥补。同时也增加了温达不畏权贵的英雄气概，使温达形象更符合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

　　《三史记》对于温达成长为名将的叙述也有明显的漏洞。《三国史记》中记载公主下嫁温达以后，公主指导温达买马。温达按照妻子的要求努力养马，在狩猎中的良好表现得到了平冈王的注意。然而《三国史记》对于温达的武艺并没有叙述，也缺乏温达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叙述。温达从一个受人耻笑的“傻瓜”成长为一代名将的过程，《三国史记》都没有做出合理的叙述，使得故事情节突兀，也使得温达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削弱。在民间故事的流传中，为了使温达的英雄形象更丰满，故事情节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丰富。与乙支文德故事相类似，温达故事也增加了“拜师学艺”这一具有民间故事特征的情节。故事里的温达去找公主“事先打听好的一位武艺高超、学识渊博的道人，拜他为师”。“整整三年，温达起早贪黑，练武习文”[1]51。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中也增加了温达因愚笨而更加努力练武习文的情节。这些情节的增加把温达从一个愚笨可笑的人合情合理而循序渐进地变成一位英雄。这样的叙述既填补了史料记载中的漏洞，更符合民间故事中英雄成长故事的模式。同时，“练武习文”情节的增加使得温达更符合民间“文武双全”的完美英雄的形象特点。

　　三、铁锤将军故事对史料的移植

　　铁锤将军故事是在平壤地区流传较广的一则民间故事，至今仍在朝鲜半岛为群众所津津乐道。在朝鲜的民间故事中，流传有诸多版本的手执铁锤抗击侵略的高句丽将军形象。这一故事也被改编为动画片，在2015年于朝鲜上映。朝鲜于2015年推出手机游戏《少年将军》，其中游戏主人公的名字就是“铁锤”，可见铁锤将军故事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之大。

　　铁锤将军的主要故事情节如下：高句丽时期的平壤青年铁锤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与恋人凤仙约定习武三年以后相见。但在铁锤走后，凤仙被官员强纳为妾。铁锤拜名师习武后，出山救得凤仙，之后投身军伍，在高句丽与外国的战争中建立功勋，而后隐居于大城山。铁锤将军晚年，在外敌入侵之时执锤大呼，使得敌人胆寒，纷纷败逃。

　　这则民间故事融入民间故事中的爱情因素，具有英雄成长故事的典型情节――“拜师学艺”。“拜师学艺”的情节与乙支文德故事、温达故事在民间的流传过程中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可以看作是平壤民间故事中英雄成长故事的一个典型模式。铁锤将军其人不见于《三国史记》，考察《三国史记》中将领传记，也不见有手执铁锤的高句丽将领。但考察铁锤将军故事的情节，可以看出这则民间故事在情节上对《三国史记》传记内容的移植。

　　《三国史记?素那列传》记录新罗将领素那的事迹。素那在与H的作战过程中有如下记录：“素那奋刃向贼，大呼曰：‘尔等知新罗有沈那之子素那乎？固不畏死以图生，欲斗者曷不来耶？’遂愤怒突贼，贼不敢迫。”[3]470《素那列传》中又有记述百济人对沈那、素那父子的恐惧：“百济人指沈那曰新罗飞将，因相谓曰：‘沈那尚生。’莫近白城。”[3]470

　　在铁锤将军故事中，铁锤将军晚年执锤大呼，吓退敌军的故事情节与《素那列传》的故事情节几乎完全一致，即铁锤将军执锤大呼：“今天我要叫你们尝尝大高句丽老将铁锤的厉害！”敌军闻此迅速败退，称：“高句丽的铁锤将军还活着！”[1]108《三国史记》作为一部正史，在朝鲜半岛流传极为广泛，因此被平壤地区的群众广泛接受。铁锤将军故事作为流传于平壤地区的民间故事，带有明显的平壤地方特色，诸如铁锤将军隐居于大城山，等等。在铁锤将军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为丰富故事情节，突出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三国史记》中其他地区的史料被移植到铁锤将军故事中。在移植过程中，新罗将领素那的事迹就与平壤地区的铁锤将军故事相结合，被逐渐本土化，由一个新罗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叙述高句丽时期平壤人抗击外敌的民间故事。

　　四、结语

　　平壤民间故事中的历史人物传说讲述了一系列朝鲜古代英雄的事迹，这些英雄故事大多取材于历史文献，但由于历史文献叙述的简略，民间故事又对历史文献中的情节进行了一系列补充。这些补充的内容多数涉及史料语焉不详的英雄成长过程。在叙述英雄成长过程中，平壤民间故事中的历史人物传说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拜师学艺的故事情节为英雄从普通人成长为英勇的将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成长中成为文武双全的人则使得民间故事中的英雄更符合民间印象中的完美英雄形象。

　　对英雄形象的美化也是这些历史人物传说的民间再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史料中面貌丑陋的英雄在民间故事中成了美男子，这是民间对英雄外在形象的要求；有的英雄在史料中并无记载其文化水平，但民间故事将其塑造成文武双全的英雄，这也是历史人物传说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对英雄形象的美化。平壤民间故事作为平壤地区的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将其他地区的历史人物事迹与本地区民间故事相结合，从而塑造出属于本地区的英雄人物，这是平壤民间故事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文化相融合的一个特征。

　　总而言之，平壤民间故事中的历史人物传说主要表现平壤地区古代将领的英雄事迹，这些故事发展了史料中将领的事迹，对平壤地区古代将领形象进行了美化。其中也存在将其他地区将领事迹移植到本地区英雄故事中的情况。这些故事从内容及流传发展的过程来看，都体现了古代平壤人民对爱国将领的热爱之情。

　　参考文献：

　　[1][朝]平壤民间故事[M].平壤：外文出版社，1988：62，60，45，51，108.

　　[2]刘雪玉.东北满族英雄故事母题探析[J].文化遗产，2014（2）：66.

　　[3][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M].京城府：朝鲜史学会，1941：443，460，470.

　　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文4

　　近代蒙古社会文化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安于一隅的塞外蒙古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及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心性结构、精神气质和情感模式。而这种社会审美文化的变迁过程在体现民风民意最为直接的蒙古族文学价值取向变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笔者曾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中的立项课题《内蒙古近代农耕化与蒙古族文化变迁研究》中，分别以近代蒙古族书面文学、民间文学和抒情文学为例论证了近代蒙古族社会、文化、文学之间变迁互动的过程。篇幅所限，本文仅选择该课题成果的部分内容，以近代蒙古族民间文学说唱艺术的繁荣现象为切入点，通过解析其审美意识的变迁实据，论证了内蒙古近代农耕化的社会文化效应，解读了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文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代之前，蒙古族说唱文学以散韵结合的英雄史诗为主。自十三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蒙古英雄史诗虽然经历了发展期和消亡期，但仍有《格斯尔》、《江格尔》等数十部长、短篇史诗作品存留传唱至今。这些作品以夸张的手法记载草原人类蒙昧初开时的原始记忆，形成散文式“说”与韵文式“唱”交叉搭配的固定模式。直到19世纪，蒙古族说唱文学的传统内容增添了崭新的构成元素———本子故事。从审美意识而论，蒙古族历史悠久的民间说唱艺术与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交融产生的说唱文学新形式———本子故事一改以往英雄史诗“尚虚幻，贵夸张”的传统风格，整体呈现出“由虚向实”、“贵神向重人”转变的新趋势。

　　“本子故事”是指蒙古族艺人口头说唱的故事，是蒙古地区自古盛行的胡尔齐故事的一种，属于民间文学范畴。传统胡尔齐故事的内容来源于蒙古族古老而丰富的英雄史诗（包括莽古斯故事）。自十九世纪上半叶起，在蒙汉文化交汇广、交融深的卓索图盟等东南蒙古地区开始流行说唱本子故事，其后逐渐普及到内蒙古全境和外蒙古广阔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本子故事的盛行不仅活跃和丰富了蒙古民众的文化生活，更是刺激和带动了蒙古族文人书生参与故事本子的翻译或创作。由此，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本子故事和属于书面文学范畴的故事本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近代蒙古文学领域掀起一股由民间艺人———文人作者———听众群体（读者）三方有机互动的民间文学小高潮。对于近代蒙古族本子故事的兴起渊源，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在其《书本故事与口头文学的联系》中曾有论到：“从18世纪到20世纪，在现今中国的辽宁省和内蒙古一带显然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口头叙事文学。当地将这种广泛流传的说书文学称之为“本生乌力格尔”，即“书面故事”。这种文学以翻译过来的汉文小说题材为内容。它是两种不同传统的奇妙结合：一种是源于汉族口头说书的远东章回小说传统；另一种是高度发展的纯属于蒙古人的史诗传统。拉着胡琴的说书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翻译过来的作品进行改编，突出描述草原蒙古人所喜爱的骏马和骑士，极力采用传统的史诗手法和民族曲调。这样，久而久之，两种原本不大相同的文化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终于结合在一起了。”笔者认为，近代蒙古本子故事的繁荣盛行不仅仅是“汉族口头说书传统与蒙古人的史诗传统相互结合”的文学现象，更是蒙古文学、文化的传统积淀、族群生存、生活的现实语境以及民族文化选择、吸收的机动能力相互交融的立体体现。

　　首先从文化传统而论，本子故事的繁荣继承并注解了蒙古书面文学与民间口传文学之间历史悠久的亲缘关系。我们面对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与史笔相传，风骨相继的蒙古族书面文学之间经纬纵横的复杂关系时，仍可从文化学的视域梳理出贯穿其始终的主干血脉。从肇端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复兴于17世纪的《黄金史》和《蒙古源流》直到突起于19世纪的《青史演义》，纵观整个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史络，笔者从创作与接受两个角度简括其传统特色为“创作态度上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通不排异，史学与文学互融不排斥；审美意识上雅俗不对立，贵贱不对峙，没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泾渭分明的门槛隔阂”。因此说，继承和发扬蒙古族文学、文化传统特点的近代蒙古族说唱文学由艺人负责说唱本子故事，由文人担当创作故事脚本的良性互动模式既保障了说唱文学的娱乐性，也提高了说唱文学的艺术性，从而为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交互发展的蒙古文学史开创了一个双赢的良好局面。

　　其次，从族群的生存语境而论，本子故事的繁荣迎合并体现了近代蒙古族在多元社会中的跨文化生存现实。众所周知，清朝初期时“严禁蒙汉相互容留、杂居，甚至要蒙古部落内所有的汉人、汉人村内所有蒙民各将彼此附近的地亩照数调换，分别集中居住，不许混杂。”〔1〕但是，事实证明，清廷的禁令从未能制止汉族移民为生计糊口而奔向塞外的脚步。直到19世纪初叶，蒙古民众沉醉于新兴的本子故事时，其中夹杂的大量汉语音译词汇并未成为他们欣赏理解的障碍。可见，此时，蒙汉杂居已成规模，蒙古人接受汉文化影响已成风气。当世代农耕的汉族文化开始染指游牧蒙古人世代安居的朔漠草原，并与其博弈彼此的文化话语权之时，新兴的本子故事在满足蒙古听众的娱乐需求之余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使命。本子故事的兴盛一方面推动了更多说唱艺人的涌现，另一方面促进了蒙古族文人从事故事本子新作的创作或去翻译和改写讲史演义类、英雄传奇类和公安类小说等适合说唱的汉族文学作品。我们用影响理论解析近代蒙古族文学发展史略，可清晰地梳理出从译作到仿作再到创作的三个较为完整的发展环节。从模仿汉文小说译本到创作中原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本子故事的兴盛环节恰恰完成的是从翻译汉文小说向创作以本民族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独立小说过渡的重要中介任务，其在蒙古文学史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贡献实不可没。再次，从民族文化的选择能力而论，本子故事的繁荣展示并证明了蒙古文化对异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能力。创作者们的创作态度以蒙古族固有审美情趣为宗，不仅迎合了当时对内地历史文化有兴趣而缺乏深层沟通的蒙古族读者的实际欣赏水平，更是衬托出创作者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注重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思维定式和创作能动性。

　　本子故事最早兴起的漠南蒙古地区靠近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流传分布三大中心之一的扎鲁特———科尔沁史诗带，其传统文化底蕴非常雄厚。这一地区蒙汉杂居的生存环境、京师屏藩的地理位置，具备了能够与内地频繁交流互动的天然优势，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到了近代，来自汉文化圈的新的审美意趣在蒙古族民众的精神文化领域广泛地渗透扩展。以说唱中原内地故事为主要吸引手段的本子故事即是伴随着漠南蒙古蒙汉交杂，移垦加剧，农耕日甚的社会变迁进程悄然升起，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遍及内蒙古全境以及漠北的外蒙古地区。但是，我们从深受蒙古人喜爱的本子故事中仍可捕捉到他们注重民族传统审美理想的文化选择。当时，本子故事的来源渠道可分为二：其一，汉文小说的蒙古文译本及改写本，如《封神演义》、《水浒传》等；其二，产生于蒙古地区的以描写中原内地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寒风传》、《说唐五传》等。这些作品无论是说唐、讲汉还是言宋，都是以保家卫国，英雄征战的故事为主。这种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审美取向和欣赏趣味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蒙古族历史悠久的英雄史诗传统。即使是蒙古文人创作的故事本子新作虽然标以内地战事为题，但是，究其本源则是作者从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出发，仿照汉文“说唐”故事，借鉴和择选清代流传的各类汉文讲史演义和公案类小说的细节，经过艺术虚构创作出来的。譬如，“说唐五传”之一的《苦喜传》中，作者开篇介绍唐朝紫辉皇帝“力敌万夫”的描述显然属于蒙古化之笔。蒙古族自古重骑射、部落首领需要以武功服众。即使是撰者生活的清代，蒙古贵族多勤于骑射，致力由军功晋升。因此，本子故事中出现“力敌万夫”的唐朝皇帝，反映出作者是在遵循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本族的审美标准进行创作的事实。这些故事本子新作中频频出现与汉族文化传统不相符合的结构方式和情节描写，一方面是作者对中原汉文化尚缺乏深刻了解所致，但另一方面则证实了这些作品依托蒙古族英雄史诗传统，尊重本民族文化特质的事实。本子故事粗线条的叙述方式、重复情节的处理手法以及对英雄的崇拜和以征战为主线的题材，无不表露出英雄史诗的痕迹。这些渗透着蒙古文学传统和文化底蕴，融合语言魅力和情节引力于一身的本子故事不仅仅是近代蒙古民众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更是民族文化在多元语境中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活力的动态体现。

　　“说唐五传”是最受近代蒙古民众欢迎的说唱本子故事。据传，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瑞应寺喇嘛恩和特古斯创作了这些本子故事新作。所谓“说唐五传”包括《苦喜传》六十回、《全家福》六十回、《尚尧传》九十回，《偰僻传》一百二十回，《羌胡传》一百九十九回。这些作品的主要材料来源于清代中原地区盛行的小说和评书《说唐前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以及《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和《隋唐演义》等诸多历史演义小说和公案小说。这些深受蒙古民众喜爱的本子故事和故事本子“那既庞大而又简洁清晰的结构和脉络，那庄重、严肃、不事诙谐的故事内容和叙述方式，那对英雄的崇敬和以国家、群体利益为重的精神，包括那些一再出现的充满神秘感的斗法情节，以及同一主题经过反复结构故事而不断深化，从而形成小说群落形态，都深深印记着蒙古英雄史诗的胎记。”〔2〕但是，与蒙古族传统的英雄史诗相比较，近代新兴起的“五传”等本子故事则在艺术审美上明显呈现出“由虚向实”，“去神化、贵人事”的新取向，清晰昭示着近代蒙古族社会的变迁烙印。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大型的民间文学样式，英雄史诗不同于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属于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聪明与智慧的结晶。从最初产生到广泛流传，从不断加工到长期保存始终与全民族的集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用本民族的眼光审视和解读周围的世界，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把自己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道德观念和风俗人情烙印在史诗的字里行间，体现着本民族特有的激情和理想。史诗所赞美的英雄人物都是“民族精神的十足的代表，他们往往通过自己的个性来表现出民族的全部的充沛力量，它的实质精神的全部诗意。”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就是这样一部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诗篇。主人公江格尔身上集中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机智勇猛、强悍粗犷、不畏、疾恶如仇等最优秀的品质。他智勇双全，神力过人，心胸坦荡，知人善任。为了消灭落后的分裂势力，实现各部族的统一，为了消除外来的侵略战争的隐患，保卫家乡的安全，捍卫本不足人民的利益，他团结了六千又十二名“个个像神仙一样的勇士”，南征北战，除暴安良；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先后征服了七十个可汗的领地，创建了拥有五百万居民的“像天堂一样幸福吉祥的宝木巴联盟，实现了蒙古族人民千百年渴望并为之奋斗的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江格尔成为促进统一的英雄象征，犹如文中的唱词所言：“在东方的七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美好的梦想；在西方的十二个国家，江格尔是人民崇高的希望。”但是，我们从史诗大胆瑰丽的想象和天马行空的描写中也不难发现其神话与历史相结合，幻想与现实相交融的艺术特色。史诗的内容往往天人不分，人神相交，英雄的业绩与神力的夸张扭结在一起。英雄史诗《格斯尔》中，主人公格斯尔就是为了“降服妖魔，救护生灵，使善良百姓都过上太平安宁的生活”，接受观音菩萨和白梵天王的派遣，降临人间的。他既是母体血肉之胎所生，从事着放牧、揉皮子、挖野菜、掏地鼠等极其普通的劳动生产，过着常人一样的生活。但是，作为天神的儿子，格斯尔又具备了凡人无法比拟的神奇本领。当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便会唱歌说话、告知自己的身世和未来的神通，一岁捕杀魔鸦，二岁治死恶魔，三岁杀鼹鼠精，四岁镇压七妖，五岁施展分身术、障眼法放出毒蜂和虻虫俘获五百商人，十四岁独闯龙宫逼婚，十五岁起便开始了驰骋疆场保卫家乡的征战生涯。成人后的格斯尔更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上达天国招呼天神，下入地府役使鬼怪，真可谓为所欲为，无所不能。这些荒诞不经、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上天入地、瑰丽宏伟的战争场面使得史诗中的英雄人物神化幻化，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奇色彩。但是，当我们把比较的目光投向近代同样以英雄保家卫国为主题的“五传”等本子故事时会发现传统英雄史诗“贵夸张，尚虚幻“的审美取向渐趋淡化的倾向。

　　“五传”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唐朝兴衰故事。其中，外事战争征伐和朝廷内部争斗内容占了绝大篇幅。可以说，保卫社稷和反抗侵略是贯串这五部系列作品的主脉络。综观故事全文，唐朝先后与匈奴、吐蕃、突厥界利汗、北燕、南越、东辽、西辽、羌胡、契僻等众多国家交战。这些战事都是因对方挑起事端，侵犯唐朝引起。“五传”以唐朝反抗侵略的胜利保障了正义战胜邪恶的艺术效果。作者通过不遗余力地歌颂正面英雄不屈不挠，誓死捍卫国家的奋斗精神，更加突出了作品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中心思想。“五传”塑造了程公叶、程四海、程忠乃、秦人杰、秦龙、秦孙表、罗舒玉、罗孟、罗雄、罗强、尉迟嵩勋、尉迟显德、尉迟芳、徐云、徐西里、薛嵩、薛邯等一大批以保卫大唐社稷，反抗外敌侵略为己任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作为唐朝反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不贪财、不恋色，不求享乐，一心只为唐朝社稷的安危殚精竭虑。他们也像清代蒙古王公贵族一样，承袭着从祖辈传下来的爵位，世世代代供奉于朝廷。在“五传”跨越百年的宏伟叙事中，这些英雄人物一代承接一代地为保卫大唐江山，反抗敌国的侵略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但是，他们既没有传统英雄史诗《格斯尔》、《江格尔》中主人公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神通，也不像史诗英雄不死不灭，永恒战斗的神奇。“五传”的主人公都是凡人俗子。他们人生有限，生命无常，所致力的事业也处于不断的循环反复之中。

　　他们超越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家族存在方式。五传之一的《苦喜传》中，秦琼的九世孙秦龙年仅十一岁便挂帅出征匈奴国。其父镇国公秦人杰虽然心怀担忧，但更多的则是后继有人的由衷欣慰。作为长辈的秦人杰在送别酒席上挥泪告诫这些少年英雄们：“看你们六个人的举止，日后必能成为国家柱石般的良臣，你们要努力向前，莫要像我们这些愚钝的父辈们，有所闪失。”可鉴，英雄们自小从父辈那里接受了要为国家尽忠尽力的传统教育，确立了努力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终身效力社稷的人生目标。近代蒙古族学者罗布桑却丹在其著《蒙古风俗鉴》中记载蒙古族在喜庆宴席上，年长者在接受晚辈敬酒时，会祝福他们“要孝敬父母，要忠于额真诺谚，要把力量先给国家。”我们从“五传”中与蒙古族的礼仪习俗如出一辙的情节描写中着实感受到蒙古族崇尚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传统文化烙印。而且，究本溯源，正是得力于这些不怕死、乐于献身国家的英雄及其信奉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五传”能够在蒙古地区广受喜爱，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五传”重实在，不事虚幻乖张的笔锋与其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五传”的作者生存生活的时代已不是古代的部落社会，而是统一的多民族清朝。蒙古族自隶属清朝，被分旗而治，使得反映部族战争为要的古老英雄史诗日渐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保卫统一王朝的“五传”一类本子故事和故事本子新作。在清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蒙古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长达二百余年里，军政合一的各旗蒙古骑兵一直是清廷借以震慑全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王牌劲旅。“五传”作者以古谕今，视唐朝为当下清廷之象征。在其笔下，进犯唐朝的外敌中有些原本是唐朝属国如羌胡国、西夏国等，还有一些则是唐朝委派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如铁松海的燕国等。因此，我们说唐朝反击这些与其说是入侵者更像是背叛者的胜利战争不仅是作品对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正义之举的肯定，更像是创作者献给清王朝实现和维护中国统一大举的一首颂歌并不为过。“五传”等本子故事的兴起恰逢近代中国外侮日甚，内患迭起的动荡时期。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清王朝腐朽统治造成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得中国作为古代文明大国的光辉形象从清代前朝逐渐暗淡，到了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利，最终导致这“天朝大国”沦为受他人强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刨的对象。在近代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世居朔漠的蒙古族也做出了重大牺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廷多次从内蒙古各旗征调蒙古骑兵，派往前线抵抗外强。仅在1860年的保卫天津大沽和京城八里桥战役中就有数千蒙古骑兵阵亡。

　　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文5

　　断壁难忆万园之园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部偏东,占地350公顷,其中水面120公顷,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等三园组成。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建园,园内建有楼台殿阁、亭榭轩馆140余处,是一个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皇家园林,有“万园之园”之盛誉。

　　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以后,这座历经151年,集当时全国物力、财力和无数精工巧匠的技艺修建起来的皇家园林成为一片废墟,致使后人再也无法欣赏到它的美景。

　　不过,关于圆明园的故事仍旧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如《九孔桥》、《南屏晚钟井》、《方外观》、《巧匠样式雷》等故事,讲述了古代劳动者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修建圆明园;《和盗宝》、《嘉庆遇刺》、《道光演戏》、《慈禧重修圆明园》等,反映清朝宫廷内部争权夺利,朝廷腐败无能;而《白鸽子传奇》、《冯婉贞智杀洋鬼子》、《神枪李茂斗洋人》等,则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英法联军。

　　圆明园传说具有题材广泛、数量较多、语言通俗、情节曲折、寓意深刻等特点。虽然每篇故事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虚构与夸张,但却因其传奇性、趣味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娱乐性,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即便今人无法再睹万园之园的全貌,也还是愿从故事里寻觅几分遗失美好。

　　离宫御苑数颐和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郊,占地290公顷,其中水面约占215公顷,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园内现有各种古建筑3000余间,有著名的“六十景”景观,是全国现存古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园林。

　　颐和园建成后,慈禧几乎每年有十一个月都住在园内。她在园内接见巨僚、处理政务、举行典仪,因而园林的性质已经改变为离宫御苑,成了与紫禁城相联系着的政治中心。

　　其实,颐和园的传说故事主要产生于清朝乾隆和光绪年间,在民间口头流传,内容与园林交相辉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它的内容主要包括:表现劳动人民运用聪明才智兴建清漪园和重建颐和园的传说,如《南湖岛的来历》、《佛香阁的包花柱》、《宝云阁里的铜椅子》、《仁寿殿的大圆宝镜》、《长廊的故事》、《石舫的故事》、《西堤六桥的传说》、《玉带桥的来历》等等。当然,表现帝王宫廷生活的传说中,还是关于乾隆和慈禧的居多,许多故事背景都与历史相关,情节曲折生动,极富传奇色彩。如《乾隆难工匠》、《“中华第一车”趣闻》、《光绪题金匾》、《慈禧看戏》、《谭叫天饮恨德和园》、《排云门前放生》等,皆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游香山听数不胜数的故事

　　香山位于北京西郊,是著名的“三山五园”之一。“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是从康熙朝至乾隆朝陆续修建起来的。

　　关于香山的得名,一说因最高峰的钟乳石,其形似香炉,称为香炉山,简称香山;一说得名自古时香山的杏花,花开时其香味使得此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香山”。香山包括静宜园、碧云寺、卧佛寺、樱桃沟等景区,“燕京八景”中的“西山晴雪”也在此地。这里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文化气息浓郁,这一带的山川、河流、寺院、植物都有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自金代始,香山一带就有皇家园林出现,以后它便成为历代帝王经常涉足的地方。于是产生了金、明和清代帝王在香山巡游私访、登高赏景的趣闻轶事,如金章宗、永乐皇帝、康熙、乾隆、慈禧等,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相关的故事。这里还流传着曹雪芹写《红楼梦》、救济邻居、为穷人打抱不平的故事,杨六郎、穆桂英等在香山行踪的传说,以及有关花木兰、十三妹等的故事,八仙、七仙女、济公的传说等等。另外,因香山脚下有八骑兵营建锐营,所以关于满族人生活的故事也较多。此外,还有机智人物的故事和佛教文化的传说。这样看来,香山真可谓是一座“传说”之山了。

　　听故事品历久弥新的传说

　　关于民间传说的故事范文6

　　[关键词] 《白蛇传》；民间文化渊源；《白蛇传说》；商业操作策略

　　《白蛇传》是民间蛇妻故事的一种。中国民间关于蛇妻的故事类型萌生较早，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才逐渐定型。蛇妻故事类型有差不多的故事要素：蛇精幻化成一个十分美貌的女子，与民间社会中的一个男子产生情感。进而演化出一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AT分类法将蛇妻故事列为411型。”[1]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搜集的蛇妻故事有7篇，其中大多数都是明清以来的蛇精故事。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这一故事类型共20余篇。考察这些蛇妻故事，可以根据蛇妻形象的善恶及性格特征，把蛇妻故事分为“蛇妖妻型”与“蛇贤妻型”。在蛇妖妻型故事中，蛇妖变幻成的美女，其心术不正。她以美色为手段对青年男子实施引诱，最终达到对青年男子进行迫害的目的。这类故事中的蛇妻是阴毒、残忍、诡谲、骇人的妖魔精怪。而在蛇贤妻型故事中，蛇贤妻不仅容貌秀美端庄，而且性格温良贤淑，明理多情。她与青年男子产生了真挚的情感，并且誓死捍卫这份爱情。但她们大多没有完美的结局。蛇贤妻或被丈夫无意窥见自己丑陋的原形而导致感情破裂，或被所谓有道高人用法术制服。最后造成她们爱情婚姻的不幸结局。蛇贤妻因此也成为一个受人同情、怜悯的对象主体。在蛇贤妻故事中，最受大众关注的是以白娘子为代表的蛇仙形象。明代冯梦龙根据民间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加工写定《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见《警世通言》卷二十八）。“叙写杭州临安府青年许宣，清明时在西湖遇上白娘子，相互爱慕，感情日深。许因收下白所盗县库的一锭雪花银而被发配至苏州。白寻找而来，遂结为夫妻，但许一直不知道妻子是蛇精。一日，一道人称白是妖怪，前去捉拿，由于法力不济，落荒而逃。四月初八，许穿上妻子给的新衣去看佛会，竟被官府缉拿，改配镇江。从此，许对妻子多有怀疑。后来，在法海的唆使下，他用钵盂罩在白的头上，使其现出原形，最终被法海装入钵盂内，将其镇压在雷峰寺前所砌的七层宝塔下。”[2]《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问世，标志着白蛇传故事的正式形成。其主要人物与基本的故事情节，无不与后世流传的这一故事相吻合。有关白蛇传故事的其他异文，还有江苏的《白蛇的传说》、四川的《白龙洞》和《白娘娘下山》等。形成了以苏杭和白蛇修炼的峨眉山为中心的两个传说圈。蛇妻故事的两个类型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相续。在演化过程中，以白蛇传故事为代表的蛇贤妻故事发展为蛇妻故事的主流。

　　蛇妻的原型可上溯到人首蛇身的女娲。女娲是古中国最伟大的母神。作为女娲的后裔，蛇妻形象在历史的演变中，竟成为诡谲阴毒的妖精。这一身份的改变，无疑正体现了男权文化体制之下，人们对女性的态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红颜祸水”的观念早就成为社会评判女性时一贯的思维定式。历代的先贤曾对此做了总结：“自古女娲，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犹及其子孙，虽迟速不同，未有无祸者也。”[3]382这一总结被后人奉为“万世龟鉴”。与此同时，男权体制社会为了将男性确立为人的文化规范，故意把女人塑造为“异己”或敌视的对象。蛇精作为异类并伴随自古以来“淫莫如蛇”的观念，正好契合了说教者的意志，蛇妻形象就此成为、祸害的同义词。女子无才便是德，而美丽的女子无异于妖魅，是千万要刻意提防的。蛇妖妻，成为男权社会想象的妖孽，是女性被男性话语妖魔化后的产物。它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又爱又怕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蛇妖妻型故事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歪曲与敌视的观念，那么。蛇贤妻型故事则是历史现实中女性命运的生动写照。在蛇贤妻故事中，“蛇”所代表的不是阴狠、残酷的动物本性，而是低微、卑贱的女性身份。当这一身份特征被公开之后，绝大多数的蛇妻遭驱逐、背叛、迫害甚至惩治。蛇贤妻在男权文化体制下，由于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其自身价值自然受到忽视。丈夫的动摇、疑虑必然造就她们的悲剧命运，这与漫长封建社会女子的生命情景是完全一致的。男权社会赋予男人休妻的特权。女人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没有任何地位可言，随时都有被休弃的可能。蛇妻被驱逐与女子被休都表达出相同的意义本质：女人不容于社会并被是非颠倒地加以施害者（蛇妖妻）的罪名。刘守华在评价《夷坚志》中的蛇贤妻故事时写道：“女主人公虽是由白蛇精幻化而成的女子，却美丽贤淑，同自己钟爱的丈夫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丝毫没有祸害他人的罪恶行经和企图。她们或因自己不慎，丑陋形体被人窥视，或由于得道者的无端加害，最后只得离开人世，人们对其悲惨的命运不能不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惋惜。”[3]383总之，在蛇妻故事中，可以看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卑微可怜的身份地位以及男权观念对女性形象的扭曲与异化。

　　魔幻爱情电影《白蛇传说》是根据民间故事《白蛇传》的情节单元改编的一部时代商业影片，它于2011年9月29日在全国上映。影片由巨力影视出品，亚洲著名制片人崔宝珠监制，香港名导程小东执导。而李连杰、黄圣依、林峰、阿Sa、文章、姜武、徐若瑄、杨千嬅、罗家英、林雪等12位明星的联袂出演，可说是构成了相当强大、豪华的演出阵容。作为一部当下拍摄的商业影片，票房价值与娱乐消费显然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所以，电影《白蛇传说》在借鉴民间故事《白蛇传》情节单元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迎合时代市场需求的商业策略操作。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一吻定情的情节处理方式

　　影片《白蛇传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焦点，白蛇救失足掉在山中湖里的许仙，而与许仙有了一个深深的吻。影片把这一吻，作为一个情节枢纽，反复循环回顾，进而辐射延伸出整个的故事。白蛇固然因为与许仙“两唇相接，彼此真气流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而对许仙念念不忘，动了凡心。许仙也因为“这一吻，救了我的命，也要了我的命”，“只因为你的一个吻，我相信万世的轮回，只为了那一瞬间，一瞬间让我尝尽了甜蜜与幸福。从今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守护在你身边，让你幸福一辈子”。从此，许仙对白蛇所幻化成的素素姑娘心有所属、情根深重。影片的中心意图非常明显，要让人蛇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在爱的名义下轰轰烈烈展开。因此，一定要赋予素素与许仙一份沧海桑田、地老天荒的浪漫爱情。这种一吻定情的情节处理方式，明显是影片在当下语境中的一种商业操作策略。

　　当代都市社会，在狂欢化的镜像中，一切都呈现出另类的繁荣与萎靡，新潮与颓废。物欲化、世俗化的情感浪潮肆虐横行。关于爱情的歌谣在天空飘荡，“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感情也再买不回来，爱情不是你想卖想买就能买，让我挣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然而，在随处有人谈情说爱的当下语境中，人的精神日益困顿，心灵日益疲惫。人们越来越麻木迷惘，逐渐失去了感受爱、追求爱的能力，甚至已经不再相信爱情。影片《白蛇传说》正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状，企图通过素素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向世人宣告爱情存在的可能。进而呼唤人们将爱情进行到底。但是，仅仅因为一个吻而产生的浪漫爱情，是所谓的真爱吗？这不能不让人心存疑惑。如果说，一吻定情，确实迎合了当下人们的爱情习惯，非常符合这个世俗、商业时代的爱情心理逻辑。但同时，一吻定情，也反证了这个时代爱情表达方式的滑稽与浮躁。在这样的爱情模式中，要让人们去吸取爱的能量，显然同样有着镜花水月的虚幻与浮华。

　　二、嬉皮油滑的语言风格

　　为了减轻当代社会的各种压力，人们开始尝试用一种嬉皮与油滑的姿态来面对一切。在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态度中，许多严肃、崇高的意义被消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也许，一切缘于那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风暴。尽管不能类比《大话西游》的经典，《白蛇传说》中的语言风格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嬉皮中透着油滑，油滑中传出通俗，通俗中隐含着世俗，世俗中消解着意义。电影中的对白，却道出了当代社会部分群体语言表达的精髓。“捉妖的专家”与“没有面子的妖专家”的身份辨别，是否影射着当代社会鱼目混杂的有关“专家”的讨论与界定。面对作为蛇妖的素素一本正经地请教‘人间夫妻的关系与情感’这个问题，许仙生动地回答：“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升官发财死老婆，梦中也会笑呵呵”，这一答案解构的不仅仅只是那个老实的、书生气的民间许仙形象？俗世红尘中的男女婚姻情感关系，无疑也得到一种反讽似的呈现。“年轻人就应该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做金山寺的住持大师。”“你太有眼光，太有智慧了，你这样的朋友我交定了。”“我们就这样一直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只要快乐，爱就没有错。”“能忍啊，看着看着看惯了，你还蛮好看的。”……当耳畔一次次回响起这样的对白，一种时下流行的穿越概念扑面而至，大银幕上的那些所谓的人、妖、和尚、菩萨，似乎只是穿着怪异服饰的一群当代青年在耍油贫嘴。《白蛇传说》嬉皮油滑的语言风格，正昭示出这个时代神马都是浮云的精神内核。

　　三、神幻离奇的特技效果

　　当代电影中的特技处理，已经成为影片的一大卖点。制片方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现代科技手段来为影片造势宣传。《白蛇传说》同样如此，电影中的特技效果，确实也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强烈震撼。神肖形似的精怪造型，迷离空灵的仙界妖景，跳跃神奇的魔影幻术，宏大激壮的斗法场面……其中，白蛇、青蛇的人面蛇身造型，应该说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在花丛树影中穿梭游荡的两条美女蛇，颠覆了人们对蛇妖丑陋形体的想象，还原给人们一种优雅、美丽的蛇妖形象。而水漫金山的斗勇斗法，更是让观众在声、光、电、色彩等元素所共同构成的画面中，体验到了现代特技效果的神幻离奇、瑰丽壮阔，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参考文献]

　　[1]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5.

　　[2] 祈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卷中[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550.